知识流动视角下动态能力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的实证研究

随着当前网络经济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开展协同合作已成为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组织竞争优势不只源于组织内部资源运作，更在于与其它组织间的协同运作能力。同时，知识已取代自然资源、物质生产等资源要素，成为组织参与外部竞争的核心要素，组织拥有的稀缺、有价值的“知识资源”是其创新能力及竞争优势获取的基础性条件。作为典型的跨组织协同创新，产学研协同创新带来的知识经济效益已获得广泛认可。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三方核心主体在中介组织及其它辅助机构的配合下，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以知识共享和创造为目的，以协同互动为途径，为实现重大科技创新共同联合开发而形成的一种契约安排。从知识跨越产学研各组织边界不断循环流动过程看，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各方创新主体通过知识获取、转移、运用与反馈等促进知识共享、转移和创造，发挥知识“外部性”和“溢出效应”，进而形成知识优势的过程[1]；其本质是在各主体知识能力相互耦合的基础上，通过各主体知识互动提升知识创造能力的过程[2]。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的不断整合与互动可以形成强大的协同效应[3]。姚艳虹等[4]将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划分为知识共享、知识创造、知识转移3个阶段；Farah等[5]认为，产学研间的横向联系是促进产学研知识流动的构成要素。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目的是成果创新，但成果创新需要知识的不断更新与创造，在知识更新的基础上，知识获取、储存、整合和新知识创造过程呈现出非线性、联盟化特征，使整个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知识流动网络体系[6-7]。本文借鉴涂振洲等(2013)、吴悦等[8]的研究成果，将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基于各创新主体知识行为协同程度分为不同知识流动阶段，即知识共享、知识创造和知识优势形成3个递进演化阶段，并将动态能力引入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研究体系，探索知识在企业和大学(或科研机构)两类异质性知识组织间流动过程中，动态能力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的影响，挖掘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运行的某种源动力，并借助实证手段验证动态能力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理论模式的逻辑性与有效性，打开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中知识共享—知识创造—知识优势形成的“黑箱”。

1 动态能力理论概述与引入

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KM)理论认为，知识作为组织核心能力的反映，是组织获取知识优势的根本性来源[9]。一直以来，围绕组织竞争优势来源问题，学术界与管理者们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许多学者尝试运用传统能力理论进行解释，但传统能力理论提出的核心能力抑或是独特能力都无法解释外部动态环境给组织带来的适应性影响。Teece等[10]提出动态能力概念，应用动态发展观建立一种新能力理论，用以解释新经济形势下组织与外界环境相适应以维持竞争优势等迫切问题。关于动态能力的概念，最初Pierce等[11]将之界定为“组织应对外界环境进行整合与资源配置的能力”；之后，Zollo等[12]进行了补充，认为动态能力更应该是一种基于组织惯例，能够适应高复杂度环境并进行精密化、可重复活动的能力；随后，Kathleen等[13]重点考察了动态能力运用特征，认为动态能力更应该注重资源整合与分离两个方面，其是资源整合与释放能力的集中体现。随着学者们对动态能力概念的不断拓展，2007年，Teece[14]进一步深化了动态能力的内涵，将其归结为3种主要能力：一是察觉机会和威胁的能力；二是利用机会并学习的能力；三是整合与重构内外部资源以维持竞争力的能力。

关于动态能力与组织竞争优势关系的研究，以往国外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直接影响关系，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二者间关系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起初，对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间关系产生质疑的学者是Wei[15]，其实证研究表明二者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直接关系，但却存在明显的间接关系；Williamson[16]也支持这一观点，并提出一些中介作用变量。相似研究还有Zott[17]认为，动态能力需要通过改变资源组合、优化组织流程影响组织竞争优势；Bowman等[18]认为，动态能力只是具有VRIN属性的资源直接带来经济租金的一个中间环节。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动态能力与组织竞争优势不存在相关性。如Zahra等[19]认为，动态能力与组织成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更不会对组织竞争产生优势；Helfat等[20]认为，动态能力只是对资源配置具有一定的影响，而资源配置不一定创造了VRIN资源，也不一定带来组织价值提升，更不一定产生竞争优势。而支持动态能力的理论观点普遍认为，组织动态能力会克服外界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进而提升组织竞争优势。

随着当前技术经济的高速发展，开展协同化合作已成为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组织竞争优势不单表现在组织内部资源运作方面，更表现在与其它组织间协同运作等方面。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实知识的集合，组织动态能力本质上就是改变的能力，而改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能力背后的知识不再能够适应环境变化，能力改变过程就是组织追寻新知识、创造新知识的过程。产学研协同创新作为开放式协同创新模式，技术与知识创新协同效应产生的经济效益已被各国共同认可。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利于知识积累，其本质就是知识增值过程，该过程为整个国家创新系统提供了核心原动力[21]。因此，作为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各类创新主体，应在技术创新和知识创造系统性、复杂性不断增强的竞争环境下进行知识创造活动，获取高于市场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拥有获取优势资源的核心能力，这也是竞争优势最根本的来源[22]。

由此，笔者认为，组织拥有的稀缺、有价值的知识资源是其知识创造能力及知识优势获取的最基础性条件，而应对环境变化的动态能力则是组织获取知识优势的重要动力来源。知识优势一般被界定为基于知识的竞争优势[23]，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优势是指知识流动过程中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相对于其它知识创新网络表现出来的竞争优势。那么，动态能力是否与知识资源及其在跨组织流动形成的协同创新联合体间存在某种关联？这种关联能否强化各知识创新主体在变动环境中保持市场知识优势能力？对此，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2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2.1 知识共享、知识创造与知识优势形成

本文借鉴涂振洲等(2013)、吴悦等(2016)的研究成果，将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界定为知识共享、知识创造和知识优势形成3个递进演化阶段。知识共享本质上是主体之间交互学习的过程[24]，各主体在交互学习过程中吸纳其它主体已有的知识，通过相互协同合作创造出新知识，因此知识共享是知识创造的前提。知识共享阶段侧重于消除知识流动障碍，促进知识有效转移。知识创造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价值转化与形成阶段。知识创造以知识共享为基础和依托，在创新价值观驱动下完成知识形态转化，最终形成各种新知识，知识创造是知识共享的目的。知识优势体现为知识的有效流动，最终能够实现知识创造并提升知识能力，是知识流动自组织演化过程最终形成协同效应最本质的外部体现。知识优势形成过程实质上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网络中知识存量、知识流量不断积累与优化、网络核心能力不断提升、最终获取网络外部竞争优势的过程。此外，知识流动过程的非间断性与耦合性导致知识优势形成必然受知识共享与知识创造过程中各类知识行为的制约及影响。

目前，从知识流动视角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优势尚属空白，但从知识流动视角对其它组织(或联盟)知识优势(或竞争优势、竞争能力和创新绩效等)的研究可为本文提供参考。Das等(2000)研究发现在战略联盟中，联盟企业合作共享R&D成果有利于缩减产品成本、降低市场风险，这种合作关系会加强组织间知识共享，尤其是实现隐性知识整合协同效应，提高组织知识优势；Jennifer(2003)的研究表明，企业通过与竞争对手共享对方知识比未采取这种战略的企业获取了更高的创新收益；张省等(2012)从知识获取——知识共享——知识创造过程视角，研究动态能力对知识链知识优势的影响，通过对203份调查问卷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理论假设；东风(2013)将知识流动划分为3个阶段，即知识获取、知识转移共享、知识应用，分别对创新投入、创新转化及创新产出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深入探讨了知识流动效率问题；陈伟等(2014)通过对117家集群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集群企业核心竞争力受企业间知识整合与共享效率的影响；李其玮等(2017)对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知识优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知识吸收、知识转移与知识利用等过程因素对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知识优势具有显著影响。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共享显著正向影响知识优势形成。

H2：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创造显著正向影响知识优势形成。

H3：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共享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创造。

2.2 动态能力与知识共享、知识创造和知识优势形成

目前，将动态能力引入产学研联盟这种由异质类主体构成的组织间的研究较少。Lambe等(2002)通过实证分析指出，联盟主体动态能力培育有助于联盟获取异质性资源，进而提升联盟绩效；Rothaermel等(2007)认为，构建适应的动态能力并非只是中小企业经常会做的事，实力强大的大企业也会将构建动态能力视为重要工作内容，并且一般通过联盟组建、外部收购等形式获取重要新技术，以建立与新兴技术发展形势相适应的强大动态能力；付向梅等(2015)将知识螺旋、动态能力引入产学研联盟结构资本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中，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动态能力在产学研联盟结构资本与创新绩效间起调节作用；王欣(2016)引用动态能力理论探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的知识转移，发现主体动态能力会对知识转移产生影响。根据Teece、Zollo等学者对动态能力的定义，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创新主体动态能力就是主体成员根据协同创新内外部环境变化，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中共享的知识资源进行整合、重构及学习的能力。

产学研协同创新要求产学研各主体之间达到较高的协同化水平，通过一次次的协同合作，注重知识学习及经验积累，提高自身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以增强面对环境风险的适应性与灵活性。较高的动态能力能够增强产学研各主体面对协同创新环境与协同创新需求变化时的资源获取及整合能力。在当今复杂的开放式创新环境下，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知识创新主体都需要加强环境适应与学习能力，提高市场判断、资源整合、沟通协调等动态能力，以保证对外界环境作出比竞争对手更加迅速的变革，从而提高综合竞争能力。从知识资源观视角分析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发现，有价值的知识是主体各项能力形成的基础，动态能力作为主体的一项重要能力，需要主体之间不断开展知识创新活动以积累更多有价值的知识。主体动态能力与主体间知识流动间必然存在密切的联系，动态能力包含的环境适应能力及知识整合、重构与学习能力，能够促进主体间知识不断更新与匹配，优化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因此，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产学研各创新主体面临外界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动态能力能确保知识在各主体间顺畅流转，促进知识共享，并在知识不断优化重组中形成知识创造，产生创新成果，最后形成知识优势。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动态能力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共享。

H5：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动态能力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创造。

H6：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动态能力显著正向影响知识优势形成。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设计

本文变量包括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共享与知识创造、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优势及动态能力，这些变量均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为让上述指标具有统计操作性，本文在借鉴现有文献对其概念界定及成熟量表的基础上，结合产学研协同创新特征和实地调研，为每个变量设计系列题项，旨在通过这些测量题项分析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优势这一潜变量，很难利用单一指标进行全面、准确地刻画和测度，同时，由于知识优势是无形的，且很难进行客观量化，因此目前还没有较成熟的测量方式。本文借鉴李其玮等[25]对知识优势来源的划分，将知识优势划分为专有性优势、成本优势、产出优势3个方面，借鉴Tayyab等[26]、Song等[27]、Norman等[28]、张省等[29]、罗琳等(2017)的文献研究成果，共设计6个可直接观测的题项。成熟的知识共享量表很多，本文主要借鉴并修订Hooff等[30]、Chok等[31]、Zarraga等[32]的量表，从知识转移和知识吸收两个潜变量测量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共享。对知识创造这一潜变量的测量，本文主要借鉴Becerra-Fernandez等[33]、Rademakers[34]、Thornhill[35]、罗琳等(2017)的量表，从社会化、外部化、联合化、内部化4个方面设计8个题项。在动态能力量表开发上，主要借鉴Teece等[36]、Lawson等[37]、贺小刚等[38]、焦豪等[39]、Danneels[40]、简兆权等[41]的文献研究成果，题项设计主要从产学研协同创新主体机会感知能力、学习能力及整合能力3个维度进行测量，共设计9个可直接观测的题项。各变量测量题项归纳如表1所示。

3.2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本文主要通过发放李克特五分量表式调查问卷收集样本数据，研究动态能力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的影响，调查对象包括参与过产学研合作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金融组织、咨询机构及政府部门等，采用多种问卷发放方式，具体调查对象主要包括3类：一是四川大学MBA教育中心职务为管理职位及以上学员；二是四川省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中知识密集型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科研管理人员；三是通过网络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向相关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单位相关人员随机发放问卷。本文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问卷290份，有效问卷23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67.14%，调研样本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3.3 信度与效度检验

首先，运用SPSS 22.0对模型中所有变量作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见表3。从中可见，各变量间不存在超过0.5的强相关影响，因此可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和效度是任何测量工具不可缺少的条件。信度(Reliability)是经过多次测验测量所得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程度，较高信度证明测量误差较小[42]。效度(Vaidity)是指测量分数的准确性，简单来说是指测量工具能够准确无误地测量出潜在特质的程度。本文借助SPSS 22.0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整体样本Cronbach's α值为0.914，超过了以基础研究为目的的信度系数0.80的标准，由此认为样本数据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测量结果稳定可靠。KMO值为0.903，远大于可进行因子分析的最低标准0.5，同时p=0.000，小于0.001，也支持因子分析。本文通过对测度变量进行旋转正交因子分析发现，各题项因子载荷均在0.6以上，且累计解释方差百分比为70%以上，说明本文各指标具备较好的建构效度。

4 SEM模型构建与分析

4.1 SEM模型构建

SEM模型通常采用路径图表示，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构成。在上文构建的动态能力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设定的SEM初始模型经过AMOS路径验证，标准化后模型运行结果如图2所示。

由于在预调研和因子分析后，已将负荷较低的测量项去除再进行模型验证，因此除知识转移与知识吸收两项对知识共享变量负荷较低外，其它变量均达到显著性水平。经过AMOS24.0运行后，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其中，表4为模型整体拟合效果，可以看出，CMIN(χ2)/df卡方值与自由度比值为2.654，一般小于3，说明拟合度较好；PGFI节俭调整指数为0.785，大于0.5，说明模型简约程度较好；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为0.053，其值越小越好，一般小于0.08；其它GFI、AGFI、NFI、IFI、TLI、CFI值均大于0.9，说明模型拟合较好。通过这些参数看，本文模型与实证数据拟合程度较好。因此，本研究采用这一模型分析动态能力、知识共享与知识创造间关系及其对知识优势的影响，结果见表5。

注:***表示p=0.000 0，C.R.大于1.96时，p<0.05；C.R大于2.58时，p<0.01；C.R大于3.29时，p<0.001

4.2 SEM模型分析

从模型检验结果和路径图可以看出，动态能力对知识共享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标准路径系数=0.622，C.R.= 5.698)，临界值远大于参考标准值1.96，路径系数P值在0.005水平上都具有显著性，表明主体动态能力越强，知识共享效果越好，假设H4成立。动态能力对知识创造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标准路径系数=0.575，C.R.= 5.552)，临界值远大于参考标准值1.96，路径系数P值在0.005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表明主体动态能力增强会促进主体创新能力提升，进而创造更多新知识，假设H5成立。动态能力与知识优势标准路径系数为0.232，而P=0.007，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表明动态能力对知识优势形成并不具备明显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主体动态能力强弱更多通过优化主体成员行为而提升主体创新绩效，进而间接影响知识优势形成，因此未对知识优势形成产生显著直接影响，假设H6不成立。知识共享对知识优势形成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标准路径系数=0.463，C.R.= 4.192)，临界值远大于参考标准值1.96，路径系数P值在0.005水平上均具有显著性，表明知识共享效果越好，越容易形成知识优势，假设H1成立。知识创造对知识优势形成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标准路径系数=0.837，C.R.=10.848)，临界值远大于参考标准值1.96，路径系数P值在0.005水平上均具有显著性，表明知识创造对知识优势形成存在非常显著的影响，也进一步论证了知识创造是知识优势形成的直接来源，即只有新知识被创造出来，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组织或联盟知识优势并维持已有知识优势，假设H2成立。知识共享对知识创造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标准路径系数=0.676，C.R.= 5.684)，临界值远大于参考标准值1.96，路径系数P值在0.005水平上均具有显著性，表明知识共享效果越好，越容易进行新知识创造，也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对“知识共享是知识创造的前提，知识创造以知识共享为基础和依托”的理论论述，假设H3成立。综上所述，动态能力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假设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5 结果讨论

目前，世界各地开展的包括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各种服务机构甚至政府部门在内的各类开放式联合创新，无不以“知识”这种专有性核心资源作为互相传递的“介质”，所有商业信息、技术专利甚至日常沟通交流，也以知识内化形式在不同经济组织之间相互流通与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实质上就成为一种知识流动过程，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是知识在不同流动阶段突出表现的两种行为模式，知识流动的目的是在知识共享的基础上创造有价值的新知识，进而增强或维持组织知识优势，最终获取竞争优势。那么，在整个知识流动过程中，最本质的动力来源是什么？知识流动过程中的一系列知识交互行为是如何产生并最终形成知识优势的？近年来，一些学者从动态能力角度解释这一现象，认为组织知识优势形成与组织动态能力建立和发展密不可分，两者围绕组织一系列知识创造活动线性开展，最终，组织动态能力得到培育，知识优势也得以形成[43]。还有学者认为，知识从一开始流动到最终形成知识优势，整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动态能力培育发展过程[44]。本文将动态能力引入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研究体系，探索动态能力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的影响，挖掘这种过程运行的源动力。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动态能力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具有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动态能力显著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知识共享与知识创造行为。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中，知识共享、知识创造、知识优势三者间存在显著因果关系，知识共享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创造和知识优势形成，而知识创造又显著正向影响知识优势形成。单从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过程分析，产学研各方主体之所以结成协同创新联盟，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最大程度地共享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属性的知识，优化各创新主体知识资源，使各主体知识能够被各方快速获取、学习和吸收，相对于单个创新主体而言，获取外部关键、有价值和稀缺的知识资源及学习吸收这种资源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动态能力。因为动态能力强调根据外部机会与威胁不断调整自身行为适应能力与学习能力，而知识共享就是一种知识学习过程。在知识创造过程中，产学研间的知识创造是各主体适应环境变化对共享知识资源进行创造性开发利用的过程，即在知识共享基础上对新旧知识进行整合与重构以实现知识增值利用的过程，动态能力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整合或重构内外部资源和能力[36]。可以看出，知识创造过程本质上也是一种动态能力的体现，这也可以解释本研究提出的动态能力对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假设。因此，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主体动态能力越强，知识共享效果越好，知识创造效率越高。

(2)动态能力并不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优势形成产生显著直接影响。动态能力虽然不能直接促成知识优势形成，但可通过知识共享与知识创造对知识优势形成产生间接影响。本结论中，动态能力对知识优势形成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但影响不大，两者间需要一定的转化条件，这也佐证了目前一些学者认为动态能力并不能直接带来绩效改观或产生竞争优势的结论，两者之间还需要通过中介变量作用[17，19]，而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可作为这种传导中介。知识共享与知识创造对知识优势形成具有显著直接影响，而感知(sensing)、学习(learning)、整合(integrating)、重构(reconfiguring)资源的能力是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模式，其通过提升主体动态能力、优化主体间知识共享与创造行为，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优势，这也是动态能力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的作用机制。因此，动态能力是知识优势形成的源动力。

6 结语

本文将动态能力引入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研究体系，构建动态能力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理论模型，通过对235个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知识流动过程中，知识共享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创造和知识优势形成，而知识创造又显著正向影响知识优势形成；在动态能力的影响下，动态能力对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对知识优势形成并不具备显著影响。根据研究结论发现：知识共享、知识创造、知识优势形成三者之间存在显著因果关系；动态能力通过作用于创新主体间的知识共享与知识创造行为而间接影响知识优势形成，动态能力是知识优势形成的源动力。

然而，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未能针对产学研各创新主体各自拥有的动态能力进行区分研究。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各类创新组织因承担的职责功能与创新目标存在差异，面临外界环境变化时会表现出不同的环境适应能力与调整能力，本文并没有对企业动态能力与大学(或科研机构)动态能力影响协同创新过程进行区别探讨，由于不同主体动态能力产生的影响机理与结果可能大不相同，因此开展主体动态能力区分研究可成为后续深入探讨的方向。

[1] 涂振洲,顾新.基于知识流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3，31(9)：1381-1390.

[2] 李成龙，吴瑞岩.基于知识视角的产学研耦合互动创新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28(21)：22-25.

[3] 芮明杰，邓少军.产业网络环境下企业跨组织知识整合的内在机理[J].当代财经，2009(1)：69-75.

[4] 姚艳虹，周惠平.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知识创造系统动力学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4)：110-117.

[5] FARAH P，HANSD E，YANIASI H.Knowledge flow in the academia - industry collaboration or supply chain linkage? case study of the automotive industries in the Jababeka cluster[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2(52)：62-71.

[6] 周竺，黄瑞华.产学研合作中的知识产权冲突及协调[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4，16(1)：90-94.

[7] PEKKARINEN S，HARMAAKORPI V.Building regional innovation networks：the definition of an age business core process in a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J].Regional Studies，2006，40(4)：401-413.

[8] 吴悦，张莉，顾新，等.知识流动视角下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的协同作用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4)：128-136.

[9] ALAVI M，LEIDNER D E.Review：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s：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research issues[J].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Quarterly，2001，1(10)：107-136.

[10] TEECE J，PISANO G，SHUEN A.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7)：509-533.

[11] PIERCE L，TEECE J.The behavioral，evolutionary，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ies of the firm：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M].London:London Press，1997.

[12] ZOLLO M，WINTER G.From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to dynamic capabilities：a working paper of the Reginald H[M].Jones Center，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99.

[13] KATHLEEN M E，JEFFREY A M.Dynamic capabilities：what are the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21(10/11)：1105-1121.

[14] TEECE J.Explicating dynamic capabilities：the nature and micro foundations of(sustainable)enterprise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7，28(13)：1319-1150.

[15] WEI SHEN.The dynamics of the CEO-board relationship：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J].Academy Management Review，2003，28(3)：466-475.

[16] WILLIAMSON E.Strategy research：governance and competence perspectiv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9，20(12)：1087-1108.

[17] ZOTT C.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infraindustry differential firm performance：insights from a simulation stud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3，24(2)：97-125.

[18] BOWMAN C，AMBROSINI V.How the resource-based and the dynamic capability views of the firm inform corporate-level strategy[J].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3，14(4)：289-303.

[19] ZAHRA S，SAPIENZA H，DAVIDSON P.Entrepreneurship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a review，model and research agenda[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6，43(4)：917-955.

[20] HELFAT C E，FINKELSTEIN S，et al.Dynamic capabilities：understanding strategic change in organizations[M].London：Blackwell，2007：80-122.

[21] GERYBADZE A，HOMMEL U，REINERS H W，et al.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rowth[M].Springer，2010.

[22] DORORTHY LEONARD-BARTON.Core capabilities and core rigidities：a paradox in manag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2，13：111-125.

[23] 鲁迪·拉各斯，丹·霍尔特休斯.知识优势——新经济时代市场制胜之道[M].吕巍，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24] 陈劲.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学习模式[J].科研管理，1994，15(2)：31-34.

[25] 李其玮，顾新，赵长轶.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知识优势的内涵、来源与形成[J].科学管理研究，2016，34(5)：53-56.

[26] TAYYAB MAQSOOD，DEREK WALKER，ANDREW FINEGAN.Extending the "knowledge advantage"：creating learning chains[J].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2007，14(2)：123-141.

[27] SONG M，THIEMEJ.The yole of suppliers in market intelligence gathering for radical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9，26(1)：43-57.

[28] NORMAN D A，VERGANTIR.Incremental and radical innovation：design research vs.technology and meaning change[J].Design Issues，2014，30(1)：78-96.

[29] 张省，顾新，张江甫.基于动态能力的知识链知识优势形成：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2，35(11)：34-38.

[30] VAN DEN HOOFFB，DERIDDER J A.Knowledge sharing in context：the influence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communication climate and CMC use on knowledge sharing[J].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4，8(6)：117-130.

[31] CHOK R，LEE J.Firm characteristics and MNC's intra-network knowledge sharing[J].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04，21(3)：435-455.

[32] ZARRAGA C，BONACHEJ.Assessing the team environment for knowledge sharing：an empirical analysi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03，14(7)：1227-1245.

[33] IRMABECERRA-FERNANDEZ，RAJIV SABHERWAL.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a contingency perspective[J].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2001，18(1)：23-55.

[34] RADEMAKERSM.Corporate universities：driving force of knowledge innovation[J].Journal of Workplace Learning，2005，17(2)：130-136.

[35] THORNHILL S.Knowledge，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high-and low-technology regime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6，21(5)：687-703.

[36] TEECED J，PISANO G，SHUENA.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7)：509-533.

[37] LAWSON B，SAMSON D.Developing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organisations：a dynamic capabilities approa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1，5(3)：377-400.

[38] 贺小刚，李新春，方海鹰.动态能力的测量与功效：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6(3)：94-103.

[39] 焦豪，魏江，崔瑜.企业动态能力构建路径分析：基于创业导向和组织学习的视角[J].管理世界，2008(4)：91-106.

[40] DANNEELS E.Trying to become a different type of company：dynamic capability at Smith Corona[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1，32(1)：1-31.

[41] 简兆权，王晨，陈键宏.战略导向、动态能力与技术创新：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5，27(2)：65-76.

[42] 贾怀勤.管理研究方法[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43] PRIETO I，EASTER M.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an integrative role for learning[J].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8，19(4)：235-2492.

[44] ZOLLO M，WINTER G.Lear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J].Organization Science，2002，13(3)：339-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