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外包是开放式创新环境下企业整合外部技术资源的一种新型研发模式,具体是指企业通过签订契约,将部分或全部研发工作(如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及科技攻关等)委托给专业研发供应商,以相对较低的研发成本快速获取先进知识技术的一种创新模式[1]。在日益严峻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企业需要持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以建立竞争优势,这使得企业研发成本大幅度上升,也促使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倾向于借助研发外包实现技术创新。国内外学者肯定了研发外包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认为企业通过对研发外包产生的知识进行吸收利用,能够促进自身创新效率提升。在研发外包情境下,企业需要充分考虑自身技术的核心度、成熟度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准确识别自身技术能力与行业主要竞争对手间的差距,并根据企业内外部技术能力的战略互补程度优选研发供应商。由于研发外包具有明显的合同不完全性、知识非独占性以及累积性创新不完全替代性等特征,研发外包双方合作过程中投入的知识要素难以精确计量,产出的技术成果价值也很难得到准确描述或通过第三方核实,这使得正式契约的不完全性更为突出。虽然企业与研发供应商之间签订的正式契约经过精心设计,但执行效果往往大打折扣。关系契约是确保发包方企业获取产品超越价值功能的重要手段,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研发供应商进行隐性知识共享和转移,但大部分企业的外包绩效仍然较低。在研发外包中,企业追求的不仅是研发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更希望借助研发供应商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提升自身创新绩效。关系质量作为一种微妙的治理机制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即通过在合作双方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承诺等,确保外包活动的顺利完成[2]。大量研究证实关系质量对外包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知识共享是知识管理的基点与优势所在,也是实现知识分享、利用及创造的关键过程。有学者基于业务转型外包情境,发现关系质量不仅能够直接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还能够通过知识共享间接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4]。但现有研究忽视了其它中介变量对关系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的影响,也缺少在研发外包情境下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深入探究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明确知识共享、知识转移和动态能力等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对于企业研发外包关系管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1.1.1 知识共享路径
企业需具备专有技术等内部资源优势,才能保持竞争优势。当企业拥有的资源无法满足成长需要时,就会倾向于采用建立企业联盟等方式与其它企业合作,从外部获取优势资源,以实现经营绩效提升和价值创造[5]。当合作双方都有很强的合作意愿,并愿意共享资源技术时,更有助于建立竞争优势。因此,合作双方对彼此优势资源的依赖是企业间知识共享的动因之一。企业合作研发的目的就是借助知识跨组织共享,实现新知识吸收和利用,进而提升自身学习能力。此外,作为一种外部学习机会,合作研发能为企业增加知识源,并提高企业知识创造能力,使其能够在特定技术领域得到拓展[6]。
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下,知识共享有助于企业获得关键性技术诀窍和相关研发经验,以提高知识储备及研发能力,并降低研发成本,促进创新能力提升[7]。研发外包知识共享是知识在企业与研发供应商间跨组织双向流动的过程。知识与企业本身的固有属性及其在合作中的特殊表现会对知识跨组织共享产生阻力,主要表现为企业文化、组织学习能力和技术性壁垒等。企业可以通过形式化语言在组织间进行显性知识传递,但对于隐性知识的跨组织共享,企业出于竞争优势保护的考虑,往往会对拥有的技术严格保密或通过专利形式加以保护。企业间共有知识的层次及共有程度决定了企业间知识传递的难易程度[8]。
在研发外包中,企业需要消化吸收供应商共享外包中产生的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通过知识共享掌握一定的特殊技能和专长,以应对委托给供应商的业务。与此同时,企业也要向研发供应商共享其内部特定技术和流程等知识,以快速实现外包业务与企业内部流程兼容,确保研发供应商能够顺利完成企业委托的研发任务。本研究认为知识共享可以作为研发外包情境下关系质量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一条重要路径,具体表现为:第一,关系质量可能通过提高知识共享程度,间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第二,关系质量可能通过提高知识共享程度,促进企业动态能力增强,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第三,关系质量可能通过提高知识共享程度,促进企业间知识转移,强化企业动态能力,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1.1.2 知识转移路径
企业间的知识既包括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的技术和管理知识,还包括双方沟通合作过程中的隐性知识,这些知识都是企业能力积累的重要源泉。显性知识能够被编码、形式化和文本化,易于传递和转移;隐性知识只能通过观察、实践、干中学和师徒制等传递,因此企业间协同水平会对两种类型的知识产生差异化影响。跨组织知识转移对企业成功具有重要作用[9]。知识转移过程涉及知识转移的主体、情景、内容及媒介4个方面。Nonaka[10]提出了知识创造模型,认为知识创造受到内部化、外部化、组合及社会化等模式的交互影响,并在不同类型知识转换和重组过程中得以实现;Szulanski(1996)通过建立知识转移模型,识别出知识转移4个阶段的影响因素,并指出随着知识转移阶段递进,来自知识来源方性质的影响会降低;Gilbert & Cordey-Hayes(1996)指出,知识转移过程由知识获取、沟通、应用、接受及同化5个阶段构成,并认为因组织自身某种知识匮乏而引致的“知识落差”,诱发了知识引进和知识转移行为。
显性知识转移能促进企业创造新知识,并有助于提升企业新产品创造力。隐性知识难以文本化,其价值也不能被第三方验证,致使研发供应商大多不愿意主动转移隐性知识,但这些隐性知识往往又是企业希望通过研发外包获得的关键知识技术。研发外包双方需要转移的知识包括4类:一是融入在研发成果中的设计要求、技术标准和测试规范等项目知识;二是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沟通记录、各类报告、管理规范等文档知识,以及实践经验、技术诀窍等隐性知识;三是业务领域内的专业知识、流程知识,以及市场和技术需求知识等;四是研发供应商的知识和行业经验,即文档化的规范性知识、员工拥有的知识和经验,以及从行业知识库吸收的项目经验。相比隐性知识,显性知识能被编码,因而更容易被泄露,转移风险更高。由于企业在外包活动中进行知识分享时往往会存在一些顾虑,如担心因知识泄露,从而使自身权力弱化,而合作方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11]。在组织间学习中,具有更高学习效率的一方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即存在因学习速率不对等而产生的权力不对等风险。因此,外包知识转移效果受到合作双方学习和分享知识的动机与意愿、学习机会以及学习能力等因素影响[12]。本研究认为知识转移可以作为研发外包情境下关系质量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另一条重要路径,具体表现为:第一,关系质量可能通过提高知识转移程度,间接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第二,关系质量可能通过加深知识转移程度,增强企业动态能力,从而间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1.2.1 关系质量的作用
高水平的关系质量可以减少合作双方间的正式合同,使双方对详细规范的需求降低,弱化合作伙伴对知识的保护和监督,合作双方将会更积极地进行信息沟通和知识交流,进而提高企业间信息和资源交换效率[13]。合作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实现互惠,也将推进双方间的信息分享行为。信任关系的建立有助于合作双方实现隐性知识共享。组织关系和外包关系的持续时间、双方员工的知识互补程度等因素均会影响组织间知识共享。Hou等(2013)的研究表明相互信任和遵守承诺是组织间知识共享的基础;林舒进等(2018)研究发现,组织关系质量和人际关系质量对企业间信息分享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陈伟和潘成蓉的研究表明信任显著正向影响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谢庆华和黄培清(2008)证实了信任和声誉机制能够对研发外包的创新风险起到防范作用;杨东和李垣(2010)指出,企业可以通过契约的形式激励研发供应商进行知识共享并投入核心技术;宋喜凤等[2]基于接包方视角的实证研究发现,关系质量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共享,在关系质量各维度中,信任、有效沟通及相互依赖对知识共享的影响更显著;刘戌峰和艾时钟(2015)发现,建立信任的合作关系和奖惩机制能够有效促进外包双方间知识共享。企业与研发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质量水平越高,则双方间的知识共享程度也越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研发外包中关系质量对知识共享有显著正向作用。
Kim & Lee[13]的研究表明,良好的关系质量有利于外包双方知识顺利转移;Hansen(1999)认为信任能够促进知识和信息自由交换,并提高组织成员的知识转移意愿;Dhanaraj等(2004)发现,信任对合作伙伴间显性与隐性知识转移均具有积极影响;Li等(2008)的研究结果显示,信任不但能促进外包双方的合作,还能激发双方的知识转移动机;Morgan & Hunt(1994)认为承诺有助于双方建立良好的合作,进而促进伙伴间知识转移;张首魁和党兴华(2009)研究指出,良好的关系质量正向影响合作创新企业间知识转移;杨蕙馨和陈庆江(2012)的研究认为,相较于显性知识转移,外包关系质量对隐性知识转移的影响更显著;刘伟和邸支艳[14]证实了关系质量提升有助于外包双方间隐性知识转移;陈通和吴勇(2012)研究指出,信任能够有效提升研发外包双方间的知识转移水平,并能增加双方的共同收益;艾时钟等(2011)研究发现,沟通、信任和相互承诺均显著正向影响IT外包知识转移。企业与研发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质量水平越高,则双方间的知识转移程度也越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研发外包中关系质量对知识转移有显著正向作用。
Smith(1998)的研究表明,高质量关系能够加深外包双方信任度和联结的紧密程度,并促进双方竞争优势大幅度提升。相关研究已经证实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质量对合作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尤其在外部创新源、联盟、业务转型外包等情境下,关系质量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伍蓓和陈劲[1]发现,研发外包双方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和依赖的合作关系,通过加强沟通、承诺以及认知,能进一步提升企业内外部协调能力,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高。研发外包双方间的关系质量水平越高,则企业创新绩效也越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研发外包中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直接正向作用。
1.2.2 知识共享的作用
知识共享是知识管理的核心,也是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来源和知识优势建立的关键因素。企业与研发供应商之间的知识共享有助于减少研发供应商重复性工作,降低企业研发成本。知识共享是知识转移的基础,外包双方通过建立开放的知识系统加强交流与反馈,加速实现知识共享,进而有效规避组织间知识转移风险,显著提升知识转移效果[15]。由于单一类型的知识共享难以确保组织整体知识转化体系的完整性,因而只有当组织间的显性知识共享与隐性知识共享达到一定平衡时,知识转移才会发生。也有学者提出通过在外包双方之间建立有效的知识转移机制,促进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转移,使知识在组织内外部充分流动,从而提升企业绩效(田野、杜荣,2011)。企业间建立的信任和沟通平台能够为知识共享与知识转移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在信任机制下,知识共享可以更显著地直接作用于知识转移。企业与研发供应商间的知识共享程度越高,则双方间的知识转移程度越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4:研发外包中知识共享对知识转移有显著正向作用。
知识共享有利于企业内创新行为的发生。组织间知识共享有利于企业技能和经验知识积累,进而增强其吸收能力。林焜和彭灿(2010)的研究表明,技术性知识共享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产品创新能力、学习与吸收能力,制度性与管理性知识共享有助于提升企业重构与转变能力;张军等(2012)指出,跨职能知识共享是企业动态能力形成与转化的决定性因素;周荣虎(2017)的研究表明,供应链伙伴间知识共享程度对企业动态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刘力钢和刘建基[16]研究发现,组织间知识共享能够显著正向作用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市场与技术两类动态能力。随着研发外包活动推进,企业与研发供应商之间的经验和知识交流及互动逐步加深,企业知识存量和种类不断丰富,有助于其识别和感知市场机会,并通过吸收、消化和整合知识实现动态能力提升。研发外包双方间的知识共享程度越高,企业动态能力越强。由此提出假设:
H5:研发外包中知识共享对动态能力有显著正向作用。
互补性和兼容性知识有助于组织间知识共享协同效应的发挥。Swift等(2010)的研究表明,共同绩效目标导向能促进组织间隐性知识共享,而知识共享与企业绩效正相关;Wijk等[9]指出组织间知识共享对创新具有促进作用,知识共享有助于研发团队形成独特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研发绩效;Saenz等[17]认为,知识共享能够促进组织间合作与交流,并通过新知识创造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组织间显性和隐性知识共享对企业创新都是有利的。显性知识共享可以使企业获得技术性准则和原理,隐性知识共享有助于企业获取技术诀窍和专业经验。外包双方之间有效的知识共享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外包成功率和外包绩效[18]。徐建中和吕希琛(2014)研究发现,在业务转型外包活动中,知识共享对制造企业团队创新绩效起显著正向作用。研发外包双方间的知识共享程度越高,则企业创新绩效也越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6:研发外包中知识共享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直接正向作用。
1.2.3 知识转移的作用
外部知识转移至企业内部,使得企业获得创新所需的各类资源,成为企业发展知识结构和提升动态能力的主要途径(彭正龙等,2011)。Grant & Gregory(1997)研究发现,知识转移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制造能力与创新绩效;Tegland & Wasko(2003)指出,企业间的知识流动和知识重组有利于增强企业吸收能力;Blome等(2014)证实组织间知识转移对供应链柔性具有正向作用;肖洪钧和刘绍昱(2006)认为,企业通过学习合作伙伴转移的知识能够强化自身动态能力;郭韬等(2017)的研究表明,创新网络知识转移显著正向作用于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企业间知识转移程度提升能使企业在市场感知、机会与资源获取以及转化能力得到强化。研发供应商向企业进行高效知识转移,可使企业获得更多异质性知识,有助于其动态掌控市场与技术发展趋势,并通过挖掘潜在机会、整合相关知识及能力提升市场适应能力,增强动态能力。研发外包双方间知识转移程度越高,则企业动态能力越强。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7:研发外包中知识转移对动态能力有显著正向作用。
企业间知识转移能够扩大企业知识存量,改善知识结构,进而催生更多创新成果。Cassiman & Veugelers[19]发现,组织间知识转移对创新绩效提升有促进作用,且通过知识转移获得的外部知识,其创新效应更显著;林筠等(2009)的研究表明,来自外部的隐性知识转移对企业渐进式与根本性创新具有正向作用;王婷和杨建君(2018)发现,合作伙伴的隐性知识转移对新产品创造力的正向影响显著强于显性知识转移;杨震宁和李晶晶(2013)验证了技术战略联盟间知识转移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李子叶和冯根福(2013)的研究显示,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知识转移机制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在资源柔性的负向传导作用下,知识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仍然显著(张红兵,2015)。研发外包双方间知识转移程度越高,则企业创新绩效也越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8:研发外包中知识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直接正向作用。
1.2.4 动态能力的作用
企业动态能力强弱决定了其产品创新的实现程度[20],并且创新产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动态能力的影响[21]。Teece等(1997)的研究表明,动态能力能促进企业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进而提升创新绩效;Makkonen等[22]证实了动态能力能够显著正向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苏敬勤和刘静(2019)研究发现,动态能力能够显著提升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绩效;沈锭荣和王琛(2012)研究得出,资源位势、市场感知、整合重构、学习吸收以及网络协作等5个维度的动态能力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吴航研究表明,机会识别能力和机会利用能力均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付丙海等(2016)研究得出,企业动态能力和动态管理能力均显著正向影响新企业创新绩效。在研发外包活动中企业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识别与消化能力,才能成功将外部创新源的知识转化至企业内部知识体系,进而应用于技术创新活动(陈志军、缪沁男,2014)。企业动态能力越强,其创新绩效越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9:在研发外包活动中,企业动态能力对其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
本文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发外包中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理论模型
在研发外包情境下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中,关系质量是解释变量,企业创新绩效是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Kim & Lee(2007)、Rustagi等(2008)的量表,从信任、满意、承诺和相互依赖4个维度设计12个题项测量关系质量,并基于伍蓓等[1]的研究成果,采用5个题项测量企业创新绩效水平。
知识共享、知识转移和动态能力均为中介变量,其中知识共享包括知识共享行为和知识共享效果两个维度,借鉴Lin(2007)、Ma等(2008)的研究成果,采用3个题项测量知识共享行为,并采用4个题项测量知识共享效果;知识转移包括显性知识转移和隐性知识转移两个维度,基于Cummings & Teng[23]、Becerra等[24]的研究成果,分别采用3个题项测度;动态能力包括市场感知能力、组织学习吸收能力和整合重构能力3个维度,参考Teece[25]、Wang & Ahmed(2007)的研究成果,分别采用3个题项测量市场感知能力、组织学习吸收能力和整合重构能力。
本研究初始量表源自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成熟量表,采用Likert 5点打分法测量。2017年8月至9月对20家企业的相关人员展开预调查,并根据预调查结果对量表进行修改与完善,确定最终问卷。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进行的正式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企业创新绩效状况、关系质量状况、知识共享程度、知识转移程度和动态能力水平等6个方面。考虑到小型创业企业发展初期的外包强度偏低,本研究仅以成立年限在3年以上的大中型企业技术负责人或高层管理者为调查对象。调查样本分布于北京、上海、广州、南昌、武汉、长沙、重庆、成都和南宁等9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各发放问卷60份,共回收472份,样本回收率为87.41%,剔除失效样本后获得有效样本424份,有效样本率为78.52%。问卷样本特征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样本特征分布情况(N=424)
样本特征特征分布样本量占比(%)样本特征特征分布样本量占比(%)所属行业医药制造业11627.36企业人数300^500人10623.98汽车制造业9823.11500^1 000人20245.70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8219.341 000^2 000人6414.4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2830.192 000人以上7015.84成立年限3^5年7416.74近两年平均销售额0.3^1亿元9220.816^10年13029.411^3亿元11826.7011^15年10022.623^10亿元13029.4115年以上13831.2210亿元以上10223.08产权性质国有与集体8619.46 研发费用占销售额比例1%及以下11024.89 民营25257.01 1%^5%23853.85 三资10423.53 5%以上9421.27 合计424100.00合计424100.00
本文采用SPSS20.0软件计算各项测度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结果显示,关系质量指标均值都大于3.6,表明样本企业认为其与研发供应商之间的信任、满意、承诺以及相互依赖情况较好,这与调查样本筛选条件有关。在关系质量的4个构成维度中,信任均值最大,说明被调查企业认为其与研发供应商之间的信任程度相对较高;满意、承诺和相互依赖的均值分别为3.683、3.644、3.666。此外,关系质量各项指标的标准差均低于1,表明关系质量测量信度较好,可以进行后续分析。
大部分知识共享程度指标均值都大于3.5,知识共享行为和知识共享效果的均值分别为3.582、3.477,说明知识共享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与研发外包过程中合同的不完全性密切相关。
知识转移程度指标均值均小于3.5,显性知识转移和隐性知识转移的均值分别为3.370、3.341,说明研发外包中企业能够通过研发供应商获取的隐性知识比较有限。
绝大部分动态能力水平指标均值样本大于3.4,市场感知能力、组织学习吸收能力和整合重构能力均值分别为3.439、3.441、3.426,说明重要企业认为动态能力中的组织学习吸收能力最重要,其次是市场感知能力,最后是整合重构能力。
企业创新绩效指标均值都大于3.5,且新产品开发速度和创新产品成功率均值都大于3.7,表明具有研发外包行为的企业整体创新绩效状况较好。
本文采用系数检验法验证样本数据信度,结果表明,各潜在变量整体系数值大于0.90,5个潜在变量的信度良好,样本数据全部通过信度检验。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模型各项潜在变量进行效度检验。首先,使用KMO检验法和Bartlett球形检验法判断样本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标准为潜在变量卡方数值的显著性概率必须不高于显著性水平。然后,采用极大方差法并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对样本数据提取公因子,结果表明各项观察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均大于0.50,并且累计解释方差均在50%以上,所有样本数据均通过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样本数据,使得样本数据存在较强的主观性和较大的误差,因果关系相当复杂,并且难以直接度量。考虑到结构方程模型具有理论先验性的优点,能够同时对多个因变量进行测量和分析,并强调对协方差和多重统计指标的运用。因此,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实证检验研发外包中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应,如图2所示。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关系质量属于外衍变量,知识共享、知识转移和动态能力均属于中介变量,企业创新绩效为内衍变量。结构方程模型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组成,一般表达形式如下:
X=ΛXξ+δ
Y=ΛYη+ε
(1)
其中,X、Y分别表示外衍观察变量和内衍观察变量;ξ、η分别为外衍潜在变量和内衍潜在变量;ΛX、ΛY为观察变量X和Y的因素负荷量;δ、ε为观察变量X和Y的误差项。ε与ξ、η及δ无关,且δ与ξ、η及ε也无关。
本文构建的初始结构方程模型包含11个内衍潜在变量、5个外衍潜在变量、27个内衍观察变量和12个外衍观察变量。其中,外衍潜在变量包括关系质量(RQ)、信任(RQ1)、满意(RQ2)、承诺(RQ3)和相互依赖(RQ4),分为记为ξRQ、ξRQ1、ξRQ2、ξRQ3和ξRQ4;内衍潜在变量包括知识共享(KS)、知识转移(KT)、动态能力(DA)、企业创新绩效(IP)、知识共享行为(KS1)、知识共享效果(KS2)、显性知识转移(KT1)、隐性知识转移(KT2)、市场感知能力(DA1)、组织学习吸收能力(DA2)、整合重构能力(DA3),分为记为ηKS、ηKT、ηDA、ηIP、ηKS1、ηKS2、ηKT1、ηKT2、ηDA1、ηDA2和ηDA3。构建的测量模型如下:
(2)
结构模型体现了各潜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其一般形式为:
η=βη+Γξ+ζ
(3)
其中,ξ、η分别代表外衍潜在变量和内衍潜在变量;Γ为外衍潜在变量影响内衍潜在变量的路径系数,β为内衍潜在变量间的影响路径系数,ζ为残差项。
本研究建立的结构模型图是一个外衍潜在变量对多个内衍潜在变量的预测,α1、α2和α3分别表示研发外包中关系质量对知识共享、知识转移和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β4、β5、β6分别表示知识共享对知识转移、动态能力、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β7、β8分别为知识转移对动态能力、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β9表示动态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构建的结构模型如下:
(4)
本文使用AMOS20.0软件对构建的初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整体适配度检验,研发外包中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初始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指数见表2,结果在可接受范围内,可作整体模型分析。
表3为研发外包中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初始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情况,变量之间的6条路径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关系质量→知识共享”、“关系质量→知识转移”、“知识共享→知识转移”、“知识转移→动态能力”和“动态能力→企业创新绩效”5条路径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各路径的标准化估计值分别为0.846、0.618、0.505、0.693、0.592;路径“知识共享→动态能力”在0.01水平上显著,标准化估计值为0.332;“关系质量→企业创新绩效”、“知识共享→企业创新绩效”和“知识转移→企业创新绩效”3条路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图2 研发外包中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初始结构方程模型
表2 研发外包中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
拟合指标χ2/dfAGFIIFICFITLIPNFIRMRRMSEA初始模型1.8220.8600.9550.9550.9500.8250.0220.044修正模型1.6310.8740.9660.9660.9620.8260.0200.039参考值<3.00>0.80>0.90>0.90>0.90>0.50<0.05<0.08
由表3可知,路径“关系质量→企业创新绩效”的C.R.值小于1.96,且标准化估计值为0.325,p值为0.126,可以考虑删除该路径;路径“知识共享→企业创新绩效”和“知识转移→企业创新绩效”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考虑删除该路径。然后,根据初始结构方程模型在AMOS20.0软件中的MI修正指数计算结果,增加部分误差项之间的路径,具体包括:e2↔e5、e2↔e9、e5↔e8、e14↔e16、e14↔e17、e15↔e19、e16↔e17、e26↔e33、e28↔e30、e31↔e34。由此得到研发外包中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修正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与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相比,在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中,8项拟合指标值均得到改善,且都在可接受范围内。
表4为研发外包中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模型的修正拟合结果,变量之间所有路径的临界比值均高于1.96,且都在0.001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认为修正的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
表3 研发外包中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初始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情况(N=424)
路径标准化估计值估计值标准差(S.E.)临界比(C.R.)显著性(P)知识共享←关系质量0.8460.7540.04410.279***知识转移←关系质量0.6180.6130.0715.813***企业创新绩效←关系质量0.3250.3150.2061.5300.126知识转移←知识共享0.5050.7510.1634.603***动态能力←知识共享0.3320.4330.2592.6710.005企业创新绩效←知识共享0.7350.3260.1381.1650.244动态能力←知识转移0.6930.5340.1856.131***企业创新绩效←知识转移0.4580.4490.2841.8920.373企业创新绩效←动态能力0.5920.6260.3993.3770.069
注:***表示<0.001,下同
表4 研发外包中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模型的修正拟合结果(N=424)
路径标准化估计值估计值标准差(S.E.)临界比(C.R.)显著性(P)知识共享←关系质量0.7580.8170.0449.502***知识转移←关系质量0.7440.7250.0636.756***知识转移←知识共享0.5790.6690.1574.896***动态能力←知识共享0.4100.5040.1423.053***动态能力←知识转移0.8860.8800.07411.909***企业创新绩效←动态能力0.6330.7740.09912.829***
由于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需对模型进行效应分解,关系质量、知识共享、知识转移、动态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应分解结果见表5。动态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为0.633;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但间接效应达到0.860。其中,通过知识共享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443,通过知识转移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417。由此可以认为,相较其它变量,关系质量是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变量。
表6为研发外包中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模型的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结果。“关系质量→知识共享”路径系数为α1=0.758,p值小于0.001,表明该路径达到显著性水平,关系质量对知识共享具有显著正向作用,H1得到支持;“关系质量→知识转移”路径系数为α2=0.744,p值小于0.001,表明关系质量对知识转移具有显著正向作用,H2得到支持。由于前文对初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修正时删除了“关系质量→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α3、“知识共享→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β6、“知识转移→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β8等3条路径,因此H3、H6和H8未得到支持。
“知识共享→知识转移”路径系数为β4=0.579,且p<0.001,表明知识共享对知识转移具有显著正向作用,H4得到支持。“知识共享→动态能力”路径系数为β5=0.410,且p<0.001,表明知识共享对动态能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H5得到支持。路径“知识转移→动态能力”路径系数为β7=0.886,且p<0.001,表明知识转移对动态能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H7得到支持。路径“动态能力→企业创新绩效”路径系数为β9=0.633,且p<0.001,表明动态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H9得到支持。
表5 各变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应(N=424)
路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体效应动态能力→企业创新绩效0.6330.0000.633关系质量→知识共享→动态能力→企业创新绩效0.0000.197(0.758×0.410×0.633)关系质量→知识共享→知识转移→动态能力→企业创新绩效0.0000.246(0.758×0.579×0.88×0.633)0.860关系质量→知识转移→动态能力→企业创新绩效0.0000.417(0.744×0.886×0.633)
表6 研发外包中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模型的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结果
路径变量间关系路径系数显著性水平对应假设检验结果 α1关系质量→知识共享0.758***H1支持 α2关系质量→知识转移0.744***H2支持 α3关系质量→企业创新绩效0.3250.126H3不支持 β4知识共享→知识转移0.579***H4支持 β5知识共享→动态能力0.410***H5支持 β6知识共享→企业创新绩效0.7350.244H6不支持 β7知识转移→动态能力0.886***H7支持 β8知识转移→企业创新绩效0.4580.373H8不支持 β9动态能力→企业创新绩效0.633***H9支持
本研究发现,在研发外包情境下,企业动态能力对其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正向影响并不显著,但对知识共享和知识转移均产生显著正向作用。
(1)研发外包双方间的关系质量越好,知识共享程度越高。双方间关系质量提高,有利于改善研发外包双方对未来合作关系的预期,以及通过长期交易关系获得更多机会与利益的信心,增强双方知识共享愿望。较高的关系质量能使知识接受方确信知识发送方传递知识的真诚性,进而加深彼此对共享知识的理解程度。随着双方对彼此信息需求的了解程度不断加深,企业与研发供应商会更关注对方利益,并有针对性地为对方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这有助于双方更好地开展业务。此外,还能拓展研发外包双方沟通渠道,通过建立定期会晤等沟通机制,进一步提高沟通频率,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知识共享。
(2)研发外包双方间知识共享程度提高并不能直接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增加,而是通过强化企业动态能力对创新绩效间接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动态能力能够促进企业内部建立新的且难以模仿的资源组合,并为企业带来超额经济租。作为一种改变企业常规能力与资源组合能力的高阶能力,企业能否在适应实际状况的前提下,运用动态能力改变资源组合,成为动态能力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关键。当市场、顾客和技术变化时,具有较强动态能力的企业能够及时进行适应性调整,推出的产品和服务能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并能为客户带来价值增值,进而建立更持久的竞争优势。
(3)研发外包双方间关系质量越好,知识转移程度也越高,并且知识共享和知识转移对企业动态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只有当研发外包双方间建立完善且稳定的知识共享体系,才能保证知识共享的广度与深度,促进显性和隐性知识转移,进而使得企业对外部知识的获取、吸收以及创造能力不断增强,最终实现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因此,对于开展研发外包业务的企业而言,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自身与研发供应商之间关系质量重要性的认识,注重均衡提高外包双方间的信任、满意、承诺和相互依赖水平,积极促进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共享和转移,进一步强化市场感知能力、组织学习吸收能力及整合重构能力,提升创新绩效。
(1)建立知识共享激励机制。首先,需要完善关系契约机制,强化研发外包双方知识共享意愿。通过建立研发外包双方间的高度信任,促使知识传授方共享更多知识,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企业间知识共享的良性循环。通过多种正式与非正式知识共享渠道,搭建知识共享平台,健全研发外包沟通机制,形成互动惯例。通过建立知识共享奖惩机制,鼓励研发外包双方知识共享。在双方签订合同时,明确规定知识共享行为的奖励措施,设计科学合理的知识共享评估体系,有效发挥关系契约的保障作用;加大对知识不共享行为的惩罚力度,营造以互惠互利为基础的知识共享氛围。政府和相关部门应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适度加大对研发外包产业的政策引导和管理力度,有效降低研发外包双方知识共享风险及成本,进而增加外包双方间知识共享协同收益。其次,应加快建设员工培训体系,增强研发外包双方的知识共享能力。对于知识传授方而言,应注重培养自身知识编码能力、知识交流能力及知识展示能力,既要确保复杂知识的简单化展示,方便知识接收方充分理解和准确吸收相关知识,又要避免由不必要的知识溢出引致传授方知识泄露风险。对于知识接收方而言,应培养自身知识吸收能力、外部知识评估能力以及知识运用能力。同时,提高知识解码能力有助于有效消化和吸收传授方泄露的有价值知识,并增强对所吸收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
(2)构建知识转移激励机制。研发外包双方间的知识转移程度取决于各自感知的未来关系价值与违约损失,是双方权衡后作出的理性决策。另外,知识转移的主体特征、关系特征、知识属性和契约环境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研发外包双方间的知识转移效果。企业向研发供应商转移知识具有明显的任务特定性,其知识转移程度应当以既能够确保研发供应商产出企业研发所需的技术成果,又不损害企业长期竞争优势为准则。企业通过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等方式,加强与研发供应商间的联系,促进相互信任与了解。同时,加大人力和物力投资,不断增强自身知识吸收能力,促使双方知识在转移过程中得到有效转化,以及经验、技术诀窍等隐性知识显性化,进而实现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此外,企业还需要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消除研发供应商对知识泄露的担忧,增强其知识转移意愿,从而提升知识转移效率。
(3)加强企业动态能力培育。在市场感知能力培育方面,企业应密切关注外部科技发展新趋势,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充分把握所在行业研发供应商与竞争对手的技术创新走向,深度挖掘顾客需求,并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准确识别自身有能力开发的新技术及市场,从而推进技术创新成果与产业链对接。企业必须不断增强自身学习吸收能力,加速提高自身与不同类型知识的匹配程度,以实现对外部知识的有效识别、获取、吸收及利用。应通过标杆学习、员工培训等方式,促进企业获取和积累多样化的先验知识,并增加企业研发支出和持续性创新,推进企业研发活动深入开展。在整合重构能力培育方面,首先需要尽快实现企业内部员工之间有效沟通、分享并使用行业最新知识和信息,推进新产品或新服务设计进程,通过适宜的商业模式创新,在满足目标市场顾客需求的同时,关注顾客卓越价值的实现程度。企业应赋予职能部门更大的自主决策权,激发企业员工学习和整合新知识的积极性,不断强化对创新变革的长期激励,注重将实际资源支持落实到位,及时并准确地在动态变化的外部环境中调整资源基础和组织结构。
[1] 伍蓓,陈劲.研发外包:模式、机理及动态演化[J].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2] 宋喜凤,杜荣,艾时钟.IT外包中关系质量、知识共享与外包绩效关系研究[J].管理评论,2013(1):52-62.
[3] LEONIDOU C N,LEONIDOU L C,COUDOUNARIS D N,et al.Value differences as determinants of importers' perceptions of exporters' unethical behavior:the impact on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performance[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3,22(1):156-173.
[4] 徐建中,吕希琛.关系质量对制造企业团队创新绩效影响研究——业务转型外包情境视角[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9):141-151.
[5] CHUNG S,SINGH H,LEE K.Complementary,status similarity and social capital as drivers of alliance forma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21(1):1-22.
[6] PHAN P H,PERIDIS T.Knowledge creation in strategic alliances:another look at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0,17(2):201-222.
[7] KOGUT B,ZANDER U.Knowledge of the firm,combinative capabilities and there plication of technology[J].Organization Science,1996,7(5):502-518.
[8] GRANT R M.Prospering in dynamically-competitive environments: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as knowledge integration[J].Organization Science,1996,7(4):375-387.
[9] WIJK R V,JANSEN J J P,LYLES M A.Inter-and intra-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a meta-analytic review and assessment of it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0,45(4):830-853.
[10] NONAKA I.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J].Organization Science,1994,5(1):14-37.
[11] ZHOU K Z,ZHANG Q,SHENG S,et al.Are relational ties always good for knowledge acquisition? buyer-supplier exchanges in China[J].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14,32(3):88-98.
[12] SUBRAMONY M.Client supportiveness in contingent employment:the role of relationship quality[J].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2014,23(1):131-144.
[13] KIM S,LEE H.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contex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employee knowledge-sharing capabilities[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6,66(3):370-385.
[14] 刘伟,邸支艳.关系质量、知识缄默性与IT外包知识转移——基于接包方视角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6(12):1865-1874.
[15] 周茜.IT外包中知识转移的风险识别与风险因素分析[J].情报探索,2014(12):65-69.
[16] 刘力钢,刘建基.大数据背景下科技型中小企业社会资本对动态能力的影响[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11):64-72.
[17] SAENZ J,ARAMBURU N,BLANCO C E.Knowledge sharing and innovation in Spanish and Colombian high-tech firms[J].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12,16(6):919-933.
[18] CHANG Y B,GURBAXANI V.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knowledge transfer,and firm productivity:an empirical analysis[J].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Quarterly,2013,36(4):1043-1063.
[19] CASSIMAN B,VEUGELERS R.In search of complementarity in innovation strategy:internal R&D and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J].Management Science,2006,52(1):68-82.
[20] DRNEVICH P L,KRIAUCIUNAS A P.Clarifying the conditions and limits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ordinary and dynamic capabilities to relative firm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1,32(2):254-279.
[21] SHAFIA M A,SHAVVALPOUR S,HOSSEINI M,et al.Medi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between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competitiveness of research[J].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2016,28(7):811-826.
[22] MAKKONEN H,POHJOLA M,OLKKONEN R,et al.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financial crisi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4,67(1):2707-2719.
[23] CUMMINGS J L,TENG B S.Transferring R&D knowledge: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knowledge transfer success[J].Journal of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3,20(12):39-68.
[24] BECERRA M,LUNNAN R,HUEMER L.Trustworthiness,risk,and the transfer of ta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between alliance partner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8,45(4):691-713.
[25] TEECE D J.Explicating dynamic capabilities:the nature and microfoundations of (sustainab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7,28(13):1319-1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