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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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1]在报告《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智慧专业化的角色作用》中指出，智慧专业化(Smart Specializaiton)是在区域情景和区域特征的基础上，分析研发与创新投资政策对区域经济、科学和技术专业化发展的影响以提高区域竞争力；McCann[2]指出，智慧专业化是指优先发展区域内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潜在竞争力和跨区域凝聚力的经济产业与技术；Dominique[3]进一步将智慧专业化描述为区域经济产业发展和创新框架。总体上，智慧专业化作为欧盟2020战略的重要部分，经历了一个短期且快速的发展过程，深刻影响着欧洲及其它地区创新发展战略制定。
由于不同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存在较大差异，在结构性和周期性影响因素作用下，国内外经济变化在不同区域折射出显著的经济表现差异，区域分化发展不可避免。可以说，普适性区域创新战略已经不适应区域经济个性化发展需求[4]。因此，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专业化和定制化。网络时代下区域创新驱动发展，需要重新审视区域资源集聚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式。当今社会的高连通性特征和空间压缩性技术等给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导致现有资源禀赋对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方式及其逻辑与价值判断面临着全新挑战。在这个方向上，智慧专业化从新的角度分析区域资源集聚对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影响方式，强调以开放的眼光审视各区域自身创新能力、需求和机会。OECD在最新研究报告《智慧专业化:抓住新的产业机会》中进一步指出，智慧专业化不是在封闭经济中进行自给自足式创新，而是开放的、交互的[5]。根据智慧专业化理论，区域创新发展需要立足于区域基础，挖掘区域资源，建设知识网络，选择优势领域推进创新活动。
智慧专业化作为一种新兴经济理论，从资源内存性和外向性、资源经济技术属性及资源支持程度3个方面，深入分析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来源以及动力持续性，在推进区域资源集聚与区域创新发展相关性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与通过持续大规模利用外来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本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外生性发展模式不同，内生性发展模式对区域内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存在路径依赖，从而实现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目标。自然资源乃至大多数生产要素都非均匀地分布在各区域，这种非均质性被大多数学者用于解释贸易理论形成。基于资源分布非均质性和资源禀赋理论，智慧专业化强调，应该注重资源内存性(embedded in)和外向性(connected)[6]在推动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方面的显著作用。
假设资源是均质分布的，那么每个人就只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Mills[7]认为，这种经济系统充满了自给自足的精髓，是一种后院资本主义；藤田昌久将这种以完全竞争市场为特征的经济系统称为鲁滨孙漂流型经济。换言之，每个区域都是一个完善的自给自足系统，各种资源交换都发生在区域内,但这种理想性假设在现实生产要素市场上是难以实现的。更为常见的是，生产要素市场上的竞争是不完全的。事实上，Dierickx等[8]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资源不可分割性导致企业能通过开发自身资源创造出不完全竞争市场，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很多资源都具有不可分割性或者说独特的根植性，这是基于智慧专业化提出区域资源内存性的主要依据。内存性资源具有路径依赖性，导致资源间相互关联，进而导致资源不可流动，无法交易。当某种资源因不可分割而无法交易时，这种独特资源的拥有者就能通过获取战略资源，实施战略赢得竞争优势，从而表现出优于其他竞争者的绩效。从资源拥有者广义概念看，经济个体、企业、地方和国家都可以纳入其中。
智慧专业化学者们普遍认为，智慧专业化在拉普兰德地区具有突出的实践意义。拉普兰德地区跨挪威北部、瑞典北部、芬兰北部和俄罗斯西北部，独特的地理区位条件使其能够充分利用跨区域合作带来的优势和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芬兰地区的拉普兰德虽然是欧盟人口密度最低的区域，但拥有丰富的森林、矿产储量、山川湖泊、冰川地貌和北极风光等独特的自然资源。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支撑起地区森林工业和金属工业发展。该地区的造纸技术、纸张和纸浆产量以及冶金冶炼技术在全球享有盛誉，拥有斯道拉恩索(StoraEnso)、芬欧汇川(UPM)和M-real集团等领先企业，仅次于德国；全球排名在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和加拿大之后，位居第6。由于自然资源基础优越，环境保护意识深入到各领域，以优姿婷(Lumene)为代表的天然护肤品在北欧市场颇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芬兰地区拉普兰德的经济发展不局限于对自然资源价值链的开发，在高技术领域同样拥有代表性企业，如全球知名移动电子通讯技术领航者诺基亚公司，从伐木和造纸起家逐步转向乳胶制品、电缆等领域，再发展成为一家手机制造商，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通讯基础业务，同时注重先进技术研究与开发。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拉普兰德地区的资源具有显著内存性。该地区在保护北极风貌和商业开发之间找到了新的发展路径，即建立独具区域特色的“逐步走”发展战略。该战略目标是在探索和开发北极圈自然资源的商业价值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同时实现北极圈可持续发展。拉普兰德地区通过与能够从自然资源中汲取价值的企业合作，共建创新价值链、产业集群和生态系统。随着北极城镇社区、北极高新技术产业、极圈旅游产业、极地环境保护和发展部门相继配套，一个现代化北极工业集群——循环经济逐步形成。
智慧专业化研究表明，资源内存性的重要意义在于：如果不以内视眼光对自己所拥有和控制的资源进行有效挖掘，就不可能精准识别资源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机会。值得强调的是，内存性资源本身并不能直接推动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对资源的开发、投资、积累和利用，需要企业、政府和区域内相关主体进行长期而专注的投入。换言之，智慧专业化所描述的资源内存性本身并不是资源作为创新驱动发展动力的原因。相反，是挖掘、培育和发展这些资源的方法、过程、模式及体系，使上述资源在被用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成为主要动力来源。
根据智慧专业化相关研究，外向性资源的显著特征体现为资源间的交互性。这种交互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地理区位带来的资源交互可能性；二是独特历史条件带来的资源交互延续性，进而导致资源外向性。
(1)资源区位分布导致资源外向性。从地理尺度看，有很多沿着资源分布带产生的集聚现象。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资源格局说明，资源分布上地理区位所带来的资源外向性，是资源合作开发利用的充分条件。
从图1(A)可以看出，全球石油资源分布主要集中在中东、俄罗斯、中亚和北非。2015年，中东石油探明储量达到1 097.34亿t，产量增长5.4%，占欧佩克石油剩余探明储量的64.2%。俄罗斯石油产量为5.41亿t，比上年增长1.2%。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巴基斯坦为主要产油国的中亚地区产量达到0.95亿t；丝绸之路经济带北非地区石油产量为1.24亿t。天然气也具有同样的分布格局。从图1(B)可以看出，俄罗斯作为世界排名第二的天然气产量大国，2015年天然气产量达到5 733.03亿m3，占世界总产量的16.2%。伊朗、卡塔尔、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天然气产量均位居世界前十。在煤炭方面，图1(C)反映出中国是煤炭生产和消费大国，2015年煤炭产量、消费量占世界比重分别达到48%和50%。此外，全球19个主要煤炭生产国有4个位于丝绸之路沿线上，分别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由图1(D)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主要铀资源生产大国，2015年铀矿山产量23 800万t，排名全球第一，占世界总产量的39.3%，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铀矿山产量均在2 000t以上。
图1 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主要能源矿产生产与消费格局
资料来源：《世界矿产资源年评2016》，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
与能源矿产生产区位分布不同的是，丝绸之路沿线资源消费格局差异巨大，即消费区与产区空间错位。具体而言，俄罗斯、中东、北非、中亚是主要能源矿产出产国和地区，但自身消费能力与生产能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主要原因在于产业单一、结构不合理、油气等资源深加工技术和能力落后。欧洲其它地区、中国和东南亚却是能源矿产的消费主力，可见，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沿线国家、地区在产能与消费需求之间搭建了资源分配和合作开发的桥梁。以天然气为例，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天然气供需差达到了2 075亿m3，意味着不仅能够满足沿线国家和地区自身发展需求，还能将富裕能源矿产用于外部供给。
可以说，资源上的互补性为资源由内而外的交换奠定了基础。丝绸之路经济带资源合作开发的内在逻辑是：资源分布集中，对资源就近开发和利用可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但同时需要充足的资金、先进技术和活跃的消费需求等条件。正如于会录等[9]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经济发展水平两边高、中间低，即位于两侧的东亚和欧洲经济发展水平高，中部的中亚、中东、北非则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丰富的资源储备与落后的技术水平、较小的需求量和巨大的消费量形成的资源与经济格局，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开发具有天然的经济互补性。
从智慧专业化理论出发，应该认识到在国际合作日益开放、合作方式多样化背景下，大量资源无论是独立发挥作用还是与其它资源产生交互关系，其目的都是为了资源集聚网络体系构建，围绕资源开发、促进资源贸易，影响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形成合理的国际分工，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
(2)历史条件导致资源交互的延续性。学者们在研究资源对区域创新发展的驱动作用时，很少着眼于区域独特历史条件对资源后续表现可能产生的影响。大部分学者并不否认各区域、国家有着不尽相同的历史背景，但都认为历史条件与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绩效并无关系。鉴于此，智慧专业化强化了历史条件作为潜在影响因素的作用，从而有效弥补了传统区域创新政策中的缺陷。例如，创新政策缺乏国际视野，局限于区域自身创新发展和经济活动；创新政策与实际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脱节；片面追求高技术产业发展，只关注高附加值产业而忽视甚至阻碍中低附加值产业发展；盲目复制经济发展领先地区的标杆产业[10]。事实上，模仿者通过效仿获得成功的机会并不大，甚至会进一步扩大领导者和追赶者之间的差距。
某些国家或地区企业可能在特定行业或领域具有领先优势，但值得关注的是，资源获取与开发能力一定程度上会被所在时空限制。例如，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以航空航天产业集群闻名，这得益于1926年因军事防御需要开展的航天航空实践活动。悠久的航天航空发展历史为该地区相关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13年，安达卢西亚航空航天产业集群拥有120多家企业，其中中小型企业80多家，营业额达到20亿欧元，占该地区工业总产值的35%。类似地，创建初期培育出来的有价值的组织文化或地域文化等，也是Barney[11]所说的时空依赖性资源，即独特的历史条件赋予了资源独特的能动作用。
智慧专业化资源外向性进一步解释了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持续动力来源。通过智慧专业化分析显示，独特的历史条件对资源外向性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先动者优势带来的辐射作用；二是路径依赖性带来的积累效应，即早期实践活动对后续活动有重要影响。概言之，资源外向性不仅在空间范围内体现出资源交互性，而且在时间序列上反映出资源交互的延续性。
智慧专业化理论强调，基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色产业结构和知识基础，聚焦投资发展新的专业化领域，从而产生独特的资产和能力[12]。由图2可以看出，从资源集聚角度分析，智慧专业化提供了一个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动力来源的解释逻辑。由此，可以从2个方面对资源内存性和外向性综合作用进行分析。
图2 资源内存性与外向性综合作用
(1)从资源内存性看，智慧专业化资源结构分析体系建立在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智慧专业化资源的根植性建立在资源异质性的基础上，强调内存性资源的不可分割性说明区域内自身资源是有价值且稀缺的。在此，将内存性资源定义为内存型资源，是指那些本身不带来经济效益，而是需要通过识别、利用和开发才能成为持续动力来源的资源类型。例如，美国硅谷的巨大成功使得很多国家和地区想要照搬“硅谷模式”。然而，硅谷的成功并不是单纯的创新资源集聚。诚然，美国宏观政策如移民政策以及国防部研究经费在很大程度上对硅谷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效应，但深究硅谷发展轨迹，其成功得益于一大批对资源进行创新的教授、研究人员、科学家、学生、工程师、代理人和风险投资人互动产生的一波波市场浪潮推动，整个发展过程专注于挖掘资源内存性，从而帮助地区获得竞争优势。
(2)从资源外向性看，内存型资源有着明显内部演进路线，因此与其它资源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资源外向性的基础。根据智慧专业化逻辑框架，可以进一步将资源外向性作用定义为资源间的交互性，进而从资源区位分布和资源历史依赖性角度说明资源交互的必然性与延续性。在这种包含空间演化和时间递进的发展过程中，有大量要素影响区域资源能否被全面、高效和可持续地开发，这些要素包括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基础建设设施、社会文化环境、法律条规政策、区域人才存量和结构等。上述要素被称为互补性资源和能力，即它们自身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需要与其它要素组合才能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因此，在分析区域资源内存性与资源外向性特征和结构的基础上，还要发挥两者综合作用以促进区域创新驱动发展。
诚然，并非所有资源都能作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来源。Barney[13]指出，具备竞争功能的资源需要具有以下4种属性：①资源是有价值的；②资源是稀缺的；③资源是不可被完全模仿的；④资源能够被组织开发利用。上述属性常被用于衡量某种资源对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动力的贡献程度。在资源观逻辑下，企业被认为具有竞争优势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比产业中的边际企业创造了更多经济价值；二是其它企业无法复制这种战略收益[14]。智慧专业化丰富了资源观论述体系中的讨论主体，认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和企业竞争优势获得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结构上的耦合性以及实践上的递进性。智慧专业化对资源的理解也不局限于自然资源禀赋，而是扩展到社会文化、人力资源、科技技术和知识成果等方面。基于智慧专业化对区域创新资源的界定和分类，可以从资源经济属性和技术属性两个方面解释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资源动力。
在资源经济学中，资源就是财富的来源。资源可被定义为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能够被人类利用和开发进而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一种客观存在形式。在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中，各种资源通过交换，相互联系、彼此制约，形成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每种资源内部由不同子系统组成。在经济学研究中，资源是指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投入[15]，该定义很好地体现了资源的经济性，可以说资源的本质就是生产要素，这奠定了智慧专业化解释资源经济属性的理论基础。智慧专业化资源经济属性内涵弧度发展情况如图3所示。
图3 智慧专业化资源经济属性内涵发展
根据Romer[16]提出的科学发展逻辑，科学理论通过不断向上沿弧度攀升逐步向抽象概念演进。然后，通过不断增加必要的细节和内容指导“所谓的现实世界”。这同样可以解释智慧专业化资源经济属性的发展逻辑，即智慧专业化资源经济属性也是沿着抽象弧度攀升，通过已有理论基础丰富自身内涵，再回落前进说明具体问题，进而逐步向具体概念演化。
智慧专业化资源经济属性可以解释资源的经济价值。一般而言，根据性质分类，资源可以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人文资源。在这个方向上，可以讨论资源本身的经济价值和资源转化的经济价值(见图4)。前者是智慧专业化中区域自身发展素质的基础，如自然资源禀赋、行业类别和人力资源等；后者是指资源通过“加工”产生的转换经济价值，带有较强的价值附加(added-value)特征，影响并决定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和程度。例如，葡萄牙对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的运用和开发很好地体现了资源通过转化实现经济价值的过程。符号资本是指不能被轻易模仿或转移的非技术资源，通过贸易和服务等途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开发布局[17]。葡萄牙的符号资本是指当地航海历史、航海英雄以及由此孕育的航海文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旅游业发展，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延伸和扩展了价值链。葡萄牙以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得益于大航海时代的辉煌，葡萄牙的葡萄酒、软木塞等在全球市场上占据重要份额。
对资源经济属性的分析有利于解释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竞争优势来源。由图4可知，智慧专业化从资源经济属性出发，解释资源集聚如何持续促进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可以采用经济租金解释资源经济属性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的作用逻辑内涵。首先，从租金概念出发，租金是指某种资源或要素出让给他人使用，获得的收益超出机会成本的部分。这与智慧专业化在资源经济属性方面提出资源通过出让实现自身经济价值的观点相吻合。其次，从租金来源看，租金获得主要由于资源使用效率上的差异，或者说资源在“被加工”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效率差。具体而言，资源出让本身就是资源所有者的权利，从效率角度出发，一些稀缺能力和资源有助于资源所有者创造更高经济价值。这与智慧专业化在资源经济属性上通过加工实现资源转化经济价值的内涵相一致。
资源和能力所创造的额外价值可以被视为上述重要资源的租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租金可以是资源所获得的一种“回报”，而“回报”数量差异则来自于资源使用效率差异。使用效率差异会带来竞争优势，尽管这种竞争优势可能是短期的，但对于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来说，并不需要也不可能在各方面都表现卓越。只要租金获得方式来自于资源利用效率创新，就可以说资源经济价值得到了发挥，就能帮助企业家发现潜在优势领域，进而通过一系列智慧专业化战略，走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定制化”道路。
智慧专业化视角下，资源技术属性并不仅仅是对资源蕴含的高科技水平和程度进行评价，而是采用属性定义资源技术性，进而从资源技术属性的附着性角度，解释技术主体可以从中获得的效用。从企业竞争战略理论看，资源技术属性所带来的效用同样是指其它企业无法复制的战略收益。智慧专业化资源技术属性的逻辑内涵是：了解区域科学技术水平、发展阶段和产业化程度，通过关联产业合作补充产业链的空缺，完善价值链，从而实现工业现代化融合。
智慧专业化是实现欧盟2020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OECD在2011年成立了智慧专业化平台，帮助成员国及相关地区了解智慧专业化，实施智慧专业化战略。自平台成立以来，欧盟成员国及相关地区共推出超过120项以发展研究和创新优势领域为目标的智慧专业化战略，欧盟区域发展基金(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ERDF)投资超过40亿欧元，提供了65亿欧元的配套投资[18]。截至2017年1月，对智慧专业化平台数据库1 300多项创新战略进行分析发现，欧盟实施智慧专业化战略的主要优势领域集中在通用技术(KETs)方面。
图4 智慧专业化资源经济属性、竞争优势与租金逻辑
表1 智慧专业化战略实施主要领域数量分布 单位：个
主要类别 战略数量 占比(%) OECD成员国及地区数量 通用技术27220.89140健康医药21216.28130能源19815.21118数字化15812.14100现代农业1037.9187其它35927.5769总计1 302100204
资料来源:http://s3platform.jrc.ec.europa.eu/map
从表1可以看出，通用技术占比将近21%，16%是与健康医药相关的行业，15.21%涉及能源领域，还有12%关注数字化技术发展。根据OECD的定义，通用技术主要包括先进材料、先进制造系统、生物科技、光电子、微电子学和纳米电子学(半导体)及纳米技术。进一步分析通用技术相关的战略，具体集中在先进制造系统(36%)、先进材料(29%)和生物科技(18%)领域。
鉴于OECD成员国及相关地区智慧专业化战略实施主要领域相对集中，欧盟委员会以智慧专业化资源技术属性为基础，制定了一个工业发展重构计划(Restructuring the Industrial Process)。该计划基于智慧专业化技术属性逻辑内涵，建立以发展面向市场通用技术活动为目标的政策和投资支撑体系，如图5所示。
该体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指导性和战略性。工业发展重构计划分为三大基石、9个阶段和三层结构。总体上，以基本原理为基础进行必要的相关基础研究。资源技术属性研究是第一个基石，以理论指导实践，从资源技术属性出发，从概念构思到实验室检测，讨论技术可行性。第二个基石是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发，包含在仿真环境下的技术可行性实验到系统完成和质检4个阶段，该过程主要研究和评估科研成果转化程度。最后一个基石是得益于科研项目成功运营，建设具有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为保障技术从属性挖掘到可行性实验再到成果应用最后实现成功转化的全过程顺利进行，欧洲宏观2020战略、欧洲结构和投资基金以及欧洲投资银行构建了重点重叠、首尾衔接的结构化投资支撑体系。整个计划遵循智慧专业化资源技术属性的逻辑内涵，打造了逻辑上具有持续性、技术上具有操作性、战略上具有配套性的完整体系。
不仅如此，在主题为“欧洲工业文艺复兴”的研讨会上，欧盟指出，欧洲中长期竞争力与欧洲工业把握新通用技术带来的机会息息相关。在资源禀赋带来的竞争优势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大部分资源型地区需要降低资源依赖度，打破“资源诅咒”[19]，而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依赖型向技术驱动型转变的重要手段。即使技术创新程度不高，但只要存在技术创新行为也有利于地区差距收敛。因此，如何掌握区域技术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现状成为欧洲工业当前首要挑战。为了应对挑战，欧盟主要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将通用技术发展纳入国家或区域层面的智慧专业化战略。通用技术一般是指研发密集型技术，很多区域都在与通用技术相关的活动中担任关键角色。智慧专业化战略框架能进一步促进区域间合作开发技术产品；第二种是工业服务化(servitisation of industry)概念的兴起，即服务型政府理念与工业化发展相结合，这得益于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欧洲工业生产率。这种遍布所有部门的改革型力量与持续增长的影响力重新定义了传统商业形式和生产方式，同时提供了一系列新产品和服务创新。
欧盟执行委员会将先进制造、清洁汽车和交通、生物技术产品、可持续建造、原材料与智能电网等跨界领域列为具有资源技术属性的智慧专业化领域。一方面，上述技术通过新的方式提供产品和服务，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或者改善人口老龄化，从而实现智慧、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上述技术本身就是很多行业研发、创新和产业聚集战略的组成部分，能很快匹配欧盟执行委员会提供的配套支撑服务。概言之，从智慧专业化资源技术属性出发，通用技术特征可概括为可转化性、延展性以及普遍性。
智慧专业化相关研究表明，企业实现战略目标需要资源支持，所有资源都具有或曾有过与之相对应的战略要素市场，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群体既是挖掘新领域(domain)的主力[20]，也是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动力来源。区域文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潜移默化方式影响企业家在战略形成、选择和实践方面的决策，政府公信力则作为辅助对创新主体间的作用机制产生影响。区域人才结构在存量和增量上的变化会影响区域创新绩效。鉴于此，从智慧专业化出发考察区域资源支撑程度，可以将其概括为区域文化、区域政府公信力和区域人才结构3个方面。
图5 基于资源技术属性的面向市场通用技术的工业现代化重构计划
资料来源：European Commission,2016.Boosting the potential of KETs Addressing Skills Needs in Europe
文化与经济历来携手同行，相依相伴。区域文化的形成是在漫长时间积累中沉淀下来的。应该认识到每个参与经济运行的活动主体都会受到区域文化的影响，通过对区域创新主体产生递进影响，进而对区域创新驱动发展产生整体影响。
区域文化是指沉积在特定经济地理范围内，人们在意识、心理上自觉、不自觉地产生的某种特征和性格[21]。人类社会发展早期，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原因，各具风情的区域文化得以形成。因此，长期积淀形成的价值观念、制度规范、思维方式、风俗道德和交往方式等区域文化，构成了一个地区经济格局的发展底色和背景风貌。创新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交互式学习过程(interactive learning)，具有明显的社会和地域根植性，能融入当地文化和制度环境之中。换言之，区域文化以创新主体作为中介环节和传导媒介，渗透和参与区域经济循环(薛捷，2015)，进而成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能动因子。
智慧专业化视角下区域创新系统经历了三螺旋到四螺旋的发展过程。区域创新主体主要包括企业、政府、研究机构和民间社会。民间社会包含非常多的创新主体，扩宽了创新边界，既有以个体为单位的公民，也有各类经济机构和社区组织、NGOs等社会组织；既是一种全社会成员参与机制，也是一种开放式创新螺旋。作为非经济人，区域创新主体具有鲜明的行为特征。区域文化通过个人估值和预设判断影响创新主体对待新事物、新技术和新趋势的态度，从而影响技术转化效率和科技贡献程度。图6描述了智慧专业化区域文化对区域创新主体最基本的作用模式。
图6 智慧专业化四螺旋模型下区域文化对区域创新主体的影响模式
就单个企业而言，区域文化对企业家素质起重要作用，对企业家精神的孕育、形成、发展和发挥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温州地区受吴越文化影响，企业家普遍重视开放性和实用性，强调发展实业，区域整体发展工商并重[22]；珠江三角洲地区毗邻港澳，受岭南文化影响，企业家普遍表现出强烈的进取心，同时具有保守性，重视和气生财[23]。企业家精神决定了区域创新优势领域识别效率。此外，区域文化还会影响企业文化形成和发展，进而制约和影响企业组织管理、运营模式、用人特点及技术创新等。
区域文化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对科研机构而言，大学与科研院所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支持和文化熏陶；科研院所通过培养和输送人才，进一步在其它区域创新主体间强化这种影响；区域文化对政府的影响较为单一。首先，区域文化影响政府文化，从而影响政府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模式。其次，区域文化会渗透影响政府决策。这种影响力可以通过政府在推行新政策、新方案时人们的反应和接受度加以体现。经纪机构和社会组织等中介机构与区域文化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中介性。换言之，中介机构承担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桥梁作用，对区域文化有着敏锐的感知度并具有客观信息传递能力，具有广泛的社会服务特征，能有效为其他创新主体提供辅助作用。
综上，区域文化并不能直接产出经济结果，其经济效果上的模糊性、影响机制上的隐蔽性使其在考察区域经济发展能动因素时常常被忽略。区域创新驱动发展不能仅着眼于资金、技术等投入和引进，更要注重“落地生根”，才能“茁壮成长”。智慧专业化将区域文化作为一种资源，直接从“根部土壤”出发，考察区域文化对区域创新主体的递进影响，强调区域文化作为地方特色资源的体现，对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持作用。
智慧专业化将政府公信力作为资源进行分析，探讨地方政府公信力对创新主体行为的影响方式，进而分析其对创新活动的介入作用，以及对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动力机制形成的影响。在创新活动中，较高的创新主体信任度能减少创新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创新产出。根据智慧专业化四螺旋结构，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和民间社会共同构成区域创新主体，政府公信力作为政府作用的无形资源，与其他3个创新主体形成交互关系，对创新活动全过程起推动和辅助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政府公信力影响企业家战略选择。信任是个维度概念，不同区域拥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有着不同的信任半径。基于信任半径划分的信任维度可称为信任环境，即通过社会成员对他人信任所表现出来的总体状态。在政治领域，普遍信任会促进公众对政府产生信任，进而提高政府公信力。换言之，区域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熟人社会的影响力越小，公民赋予政府更多权利，政府则可以更好地构建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和制定政策条例，从宏观环境层面影响企业家战略选择。对企业家个体而言，企业家个人认知和偏好会对企业战略选择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企业家对政府的主观认识一定程度上主导整个企业发展方向和具体战略选择。政府公信力无疑会影响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密切程度。当企业家认为较高的政府公信力是一种有利于创新活动的支撑条件时，能够获得来自政府的“无形利润”，会更倾向于在政治信任度高的地区开展经营活动。例如，深圳市对创新大力投资和帮扶，打造了坚实的政府信任基础，吸引大量创新公司甚至行业龙头企业入驻，从而成为中国南部一座璀璨的创新之城。
(2)政府公信力影响科研机构合作机制。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速率、提高产学研合作效率以及为科技创新提供法律和规章保障。信任能减少交易成本。人们常用从众形容因为其他人在做一件事而跟着做的行为。对于个体而言，对外部环境依赖性越强的组织越容易发生从众行为。规模越小的企业对环境依赖程度越大，越容易与外部合作。同样的逻辑适用于分析科研机构合作机制。科研机构在政府信任度较高的地区更倾向于合作，因为合作模式、收益分配和技术转化过程都需要政府参与或提供政策法规支持，从而实现多维度技术结合、多方位资金投入，完善区域创新系统功能，从而产生更多的创新活动、理念、模式及产品。可以说，政府公信力通过强化和规范科研机构间的合作机制有效支撑区域创新驱动发展。
(3)政府公信力影响民间社会参与行为。民间社会主要表征为社会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间的交互作用。可以说，一方面民间社会参与提高了地方政府创新工作绩效，另一方面提升了创新主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如今，能够独立完成全产业链行为的超大型企业已不复存在，可以观察到的是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情况。这意味着竞争加剧，越来越多的中介组织和创新主体活跃于创新活动中。地方政府公信力越强，社会包容度和开放度就越大，进而产生虹吸效应，激发区域创新活力，带动区域创新活动，完善区域创新驱动发展主体成分。
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区域人才存量结构与增量结构对区域产业结构纵向演进和横向调整有着重要影响。吴华明(2012)指出，区域人才结构存量是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区域人才结构增量是关键。OECD在2011年发布的《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现代化》发展报告中指出，区域和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离不开高等教育现代化，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引擎作用是通过人才培养和输送实现的。为回应OECD的发展诉求，智慧专业化强调，大学等科研机构要承担更多的“院墙”外工作，走出“象牙塔”，承担更多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社会事务，为社会发展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区域人才存量结构。可以将区域人才存量结构看作是教育投资的结果。正如Goddard等[24]所说，得益于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贡献，各地区获得大量高技能人才，企业获得充足的人才储备，能够放心生产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开展多样化创新活动，实现成果转化，进而带动行业创新，形成产业联动战略联盟，不断拓展并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继而影响区域创新发展政策和创新发展战略。这是一个双向互动、螺旋攀升的创新发展环路。进一步追溯区域教育基础来源，可以发现教育投资的“始动作用”，即教育投资为区域人才提供培育土壤并对其结构产生前期影响。
2016年中国教育投资达到3.5千亿元，从图7可以看出，201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成为各省域教育投资的主体部分，平均达到80%以上，西藏、甘肃和新疆分别达到98.5%、90.4%及92%。由此可见，教育投资尤其是国家主导的财政性教育投资及对地方教育投入的重视，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人力资本基础。此外，教育投资结构优化不能单纯依靠财政投资拉动，更需要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图7反映出，2016年，教育经费社会捐赠占比全国排名前3的省份是福建(0.53%)、江苏(0.38%)和广东(0.27%)。这意味着福建、江苏和广东的社会人士教育参与活动意愿较强，对教育的资助和捐赠力度较大，与2016年各省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数量分布情况基本吻合(见图8)，江苏、浙江和广东位居前3，说明教育投资对区域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图7 2016年各省域教育投资结构分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
图8 2016年各省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数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
(2)区域人才结构增量。区域人才结构增量体现为区域人才结构优化。盛楠等[25]指出，只有拓展区域人才概念才能进一步促进区域人才结构合理化发展。因此，需要将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科技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农村实用人才和社会工作人才纳入人才结构体系。McCann[26]指出，用智慧专业化解释区域人才结构的作用，是基于代理人视角完成的。具体而言，如何界定具有发展潜力的知识密集型区域，需要考虑一些必要的活动者，包括科研人员、供应商、制造商、服务人员、企业家和用户等，同时要关注其与公共研究机构、产业和科学技术的连接度。上述活动者可以被看作是代理人，即借助代理人的人力资本、理念思想、学术和技术合作，挖掘可能存在的经济和市场机会，探索技术利基市场，从而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可以说，上述所谓的代理人就是区域人才结构优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从我国区域创新驱动发展角度看，基于智慧专业化代理人视角的区域人才结构优化，一方面要巩固和强化创新型人才的作用，通过政策支撑和系统引导，发挥创新型人才的能动性；另一方面，要发挥其它类型人才的比较优势，丰富人才培养体系，激发新兴农民、小微创企业创业人员、科技技能人才以及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实现人才结构在存量和增量上的双重增长，优化区域人才结构，最终实现区域创新驱动发展。
智慧专业化作为新兴经济理论，对影响区域结构变化的根源性因素提出了新颖见解，有效支撑了区域资源集聚与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相关性研究。从资源内存性和外向性、资源技术和经济属性及资源支持程度3个方面论述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来源，以及动力持续性的影响因素，进而解释区域创新资源集聚对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绩效表现的影响。
目前，智慧专业化研究成果仍然以逻辑分析和案例剖析为主，建立一个系统、客观和有效的评价体系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以智慧专业化为研究视角分析区域资源集聚与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是用新理论解释新发展需求，这种新兴研究早期阶段必然存在着实证分析不足的缺陷。未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可以构建科学合理的区域创新驱动发展资源评价体系，测量和评价区域智慧专业化水平，为区域创新战略设计和创新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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