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其中，作为获得感和安全感的升华，幸福感是人类为之努力的伟大目标[1]。创业群体也不例外，幸福感被创业者视为创业成功的重要标志，幸福感高的创业者，不仅能更好地应对高工作压力与高失败率等挑战，而且创新与创业绩效也更佳[2-3]。因此，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改善创业者幸福感，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基于创业能够更好地满足自我独立需求的假设，现有研究普遍认同创业者比雇员拥有更高幸福感，然而，这并未回答创业群体内部幸福感异质性成因[4-5]。遵循上述研究传统，最新研究根据创业动机的“推拉”理论[6]，试图考察不同创业动机对幸福感的影响。这类研究将创业动机划分为机会型动机与生存型动机，而且多认同机会型动机的幸福感高于生存型动机的幸福感[2]。然而，也不乏不一致结论，如有研究表明，两种类型创业者幸福感并无明显差异[7-8]。
现有研究侧重检验创业动机对创业者幸福感的直接效应[7,9]，创业动机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创业者幸福感的研究较少。最新涌现的研究从以下视角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有研究基于吸引-选择-退出理论，探讨了工作压力在心理资本与创业者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机制[10]；也有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了创业韧性在社会网络与创业者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机制[11]；还有研究基于工作要求-控制模型，探讨了工作要求和工作控制在创业活动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机制等[4]。总之，上述视角多假定创业者对外部环境被动作出反应，侧重于考察外部环境特征对创业者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然而，其忽视了创业者内部认知在上述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利于解释在类似创业情境下，为何会表现出不同创业绩效[12-13]。事实上，创业活动的独特性本质上是创业情境特殊性诱发的独特认知和思维过程[14]。面临高度不确定性与资源约束时，创业者往往会形成不同常规的信息处理过程与思维方式[15]。作为行为与创业情境互动的认知产物，创业效能感很可能在创业动机与创业者幸福感之间发挥关键作用。
创业动机影响创业者幸福感的边界条件有待深化。现有研究多从政府政策、市场环境等正式制度探讨其边界效应，并基本认同此类正式制度对创业者幸福感有积极强化作用[9,16]。然而，这忽视了非正式制度特别是社会规范所起的独特作用。近年来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也指出，非正式制度影响着正式制度作用的发挥[17]，其对创业活动约束空间更加广泛，潜在影响也更加深远。York等[18]也呼吁，除了正式制度，后续研究需要特别关注非正式制度如社会规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因此，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规范，很可能深刻影响创业动机与创业者幸福感的关系。
鉴于不同制度嵌入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中，现有研究侧重探讨发达国家创业者幸福感的影响因素[11]，此类国家拥有更大比例高质量创业者，如机会型创业者，有助于更好地检验来源于西方情境的理论。然而，该结论难以直接拓展至其它欠发达国家，因为这类国家以低质量生存型创业活动为主，研究范围的局限性有可能削弱理论的普适性与准确性。因此，亟需对包含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内的创业者幸福感进行全面理论验证[2]。
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与目标设置理论，从2013年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简称GEM)数据库的69个国家中筛选16 976个创业者样本，拟回答创业动机对创业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具体地，致力于回答如下问题：创业动机对创业者幸福感影响如何？创业效能感在创业动机影响创业者幸福感过程中作用如何？在不同社会规范水平下，上述影响变化如何？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就学理而言，幸福感即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指个体情感体验与生活评价[19-20]，包括整体上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3个方面。其中，生活满意度通常来源于积极情感的涌现与消极情感的缺乏，被认为是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指标[19,21]。因此，遵循上述研究思路，本研究中创业者主观幸福感也聚焦于创业者的生活满意度。
1.1 创业动机与主观幸福感
根据动机不同，创业被划分为生存型创业(necessity-motivated entrepreneurship)和机会型创业(opportunity-motivated entrepreneurship)[22-23]。其中，生存型创业是指出于生计，没有其它更好工作选择而被迫创业的状态，属于“推力型”创业者，如“失业后养家糊口” “找不到合适工作”等。机会型创业是指出于实现自我或工作独立，发现或创造新商业机会而主动创业的状态，属于“拉力型”创业者。
自我决定理论最新研究成果是自我一致性(self-concordance)，其探讨人们追求目标的原因与自身兴趣及核心价值观的一致性程度。该理论认为，如果人们追求的目标是源于内在兴趣，其目标更有可能实现，而且即使没有实现，其仍会感到幸福，因为努力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乐趣[24]。具体地，一方面，机会型创业者基于较强的独立与自我实现等内在动机而创业，这种内在动机使其体验到更强的创业乐趣，更有可能在创业过程中有效学习到应对创业挑战的策略与知识，从而更有可能创业成功，获得更大幸福感[5]；另一方面，即使创业面临困境，创业者仍会感到幸福，因为创业过程充满乐趣，创业本身就产生“过程效用”[9,16]。因此，机会型创业者更容易产生或维持积极情感体验与生活评价。相反，生存型创业者基于金钱等外部需求，因而创业成功的挑战更大，而且即使创业成功，幸福感也不高，因为创业对其而言并无太大内在价值。现有研究也表明，机会型创业者比生存型创业者具有更高心理幸福感[2,16]。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创业动机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较之于生存型创业者，机会型创业者具有更高主观幸福感。
1.2 创业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感源于社会认知理论，指个体对其有能力完成某项任务的信念[25]。创业效能感(entrepreneurial efficacy)指个体对其能够完成创业任务或活动的信念[26-27]，反映了个体对自身创业能力或达到创业目标和结果的信心或者信念。
根据目标设置理论，目标的可接受性与挑战性对个体具有更大激励作用，一旦个体接受了挑战性目标，就会更加努力达成目标[24]。一方面，机会型创业动机意味着创业者对发现或创造商业机会的目标作出承诺，而且这种承诺是创业者自主选择的结果，因此，创业者更加相信其有能力实现创业目标[28]。现有研究也表明，目标接纳与员工幸福感正相关。另一方面，人们会被充满挑战的目标所激励[29]，因为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不仅能够吸引和集中注意力，还能使人精力充沛，因为其必须更加努力才能实现目标。同时，挑战性目标还能够促使人们发现更有效的策略来执行工作或任务[29]。鉴于机会型创业活动本身充满挑战性，如面临高不确定性、高失败率等挑战，创业者更有能力和毅力应对创业过程中的挑战，因而拥有更强创业效能感。现有研究也表明，机会型创业者倾向于将迎接挑战作为创业驱动力，拥有更高自尊感水平，对自身能力更加认可[16]。反之，生存型创业者对创业接受程度低，被动应对创业挑战，创业效能感水平更低。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创业动机与创业效能感正相关。较之于生存型创业者，机会型创业者创业效能感更高。
创业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有提升作用。首先，自我效能感高的创业者更有可能改善创业绩效，产生更高水平幸福感。自我效能感能够创造积极的螺旋，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对任务更加投入，从而能够提高绩效[30]，而绩效提高会带来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其次，创业效能感高的个体对未来持积极态度，更有能力应对压力情境，产生更高主观幸福感[11]。研究表明，高自我效能感员工压力往往更低，主观幸福感更高。高度的自我效能感也减缓了恶劣工作环境对员工的压力以及幸福感的影响[10]。再次，创业效能感高的个体在面对消极反馈时，会更加努力迎接挑战[24]。反之，创业效能感低的个体会消极应对甚至放弃努力，难以制定有效应对措施，更容易导致焦虑和失望，导致更低的主观幸福感。最新研究也表明，创业者自尊感水平与其心理幸福感正相关[16]。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创业效能感中介创业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即相对于生存型创业者，机会型创业者拥有更高创业效能感，主观幸福感也更高。
1.3 社会规范的调节作用
社会规范(social norm)指特定国家个体所持有的价值观、信念、规范、对人类行为的判断[34]以及作为形成和限制人际互动基础的社会责任[32]。创业领域的社会规范指当地居民尊敬或羡慕创业行为、价值以及创新思想的程度[33]。
社会规范负向调节创业动机与幸福感的关系。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当人们为了获得内在报酬的自主行为受到外在奖励，且奖励被视为受到控制时，那么这种外在奖励就会降低总体动机水平[35]。简而言之，外部奖励会削弱人们对工作任务的内在兴趣，当人们从事有偿任务时，更像其不得不做的事情，而不是其想做的事情[24]。具体地，在感知到社会规范支持创业时，由于机会型创业者基于获得独立与自我实现等内部报酬而投身创业，其很可能将支持创业的社会规范视为一种要求或控制，这与其追求独立和自我实现的动机相冲突，使其产生紧张和焦虑[2,16]。因此，支持性的社会规范提削弱了机会型创业者的内在兴趣，抑制了其主观幸福感。现有研究也表明，自我驱动型个体更加关注自身能力，而非重要社会群体影响，社会规范并不能正向影响其创业决策[36]，很有可能降低创业者合意性感知，削弱其主观幸福感。反之，由于生存型创业者出于生计，没有其它更好的工作选择等外部报酬而被迫投身创业，其更有可能将支持性的社会规范视为一种合意奖励，这会强化其创业动机，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现有研究也表明，社会规范支持水平越高，农民工创业合意性感知越高[37]。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社会规范负向调节创业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综上，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数据来源于2013GEM成人调查数据库。GEM由美国百森商学院与英国伦敦商学院发起，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调查，数据在创业领域具有高权威性和实用性。GEM每年从被调研国家中筛选2 000位以上个体，样本具备广泛性和较好的代表性。2013年该数据库包含来自70个经济体的244 471位被调查者。根据GEM对早期创业活动(total early-stag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简称TEA)的界定，即年龄在18～64岁之间，且参与企业创建或运营企业少于42个月的成人群体[34]。本文遵循如下步骤筛选目标样本：从原始数据中选择所有TEA创业者(被调查者回答1表示创业，0表示不创业)，剩余29 218个样本；剔除台湾经济体中的创业者，剩余29 055个样本；选择年龄在18～64岁的创业者，剩余28 656个样本；选择工作状态为全职或兼职的创业者(含自我雇佣)，剔除退休或残疾人员、家庭主妇、学生及失业人员等非就业者，剩余24 623个样本；选择机会型或生存型创业者，样本数不变；剔除既是机会型，又是生存型创业者，样本数不变；剔除既非机会型创业者，亦非生存型创业者，剩余23 937个样本；保留与本研究相关变量或指标，同时剔除缺失值，最后，共筛选出16 976个数据完整的创业者样本。
2.2 变量测量
(1)因变量：主观幸福感。遵循现有成熟量表[11,38]，GEM问卷采用5个题项测量生活满意度，每个题项采用Likert 5点测量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赞同”；用每位创业者在5个题项上平均得分作为测量其主观幸福感的代理指标。经检验，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15，信度较好。这5个题项分别是“生活大体上接近我理想”、“我的生活条件优越”、“我对自己的生活满意”、“目前我已经获得生活中的重要所求”、“假如生活能重来，我不会作出任何改变”。
(2)自变量：创业动机。遵循上述定义及已有研究[22-23]，根据对题项“是否投身于机会型的早期创业活动？”(是=1，否=0)的回答来测量创业动机，将回答“1”的被调查者划分为“机会型创业者”，将回答“0”的被调查者划分为“生存型创业者”。
(3)中介变量：创业效能感。遵循已有研究[23,34]，将以下两个指标合并为一个指标代表创业效能感，两个指标在GEM对应的题项分别为“是否拥有创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是=1，否=0)，以及“在你所处区域中未来6个月内，是否相信会有创业良机”(是=1，否=0)。借鉴已有研究[39]，用两个题项得分求和来测量创业效能感。
(4)调节变量：社会规范。本研究从微观层面测量社会规范，即个体感知到的社会规范。因为宏观层面的社会规范是客观存在的，而微观层面的主观社会规范因人而异，社会规范感知不仅能够更好地体现公众和媒体等社会规范使个体内化的程度[23]，也能够更好地凸显其在微观层面个体动机影响幸福感的边界效应。遵循已有研究，社会规范包含2个指标——公众认可和媒体宣传[23]。GEM中对应的测量题项分别是“在我国，大多数人都将创业视为理想职业选择”(是=1，否=0)以及“在我国，那些成功开办新企业的人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尊重”(是=1，否=0)。本研究采用这两个题项的平均值测量感知的社会规范。
(5)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教育和收入。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男=1，女=2)，已有研究表明，女性创业者面临较强的角色压力与工作-家庭冲突[39]，幸福感可能较低；将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有研究表明，年龄与幸福感存在倒U型关系[40]；将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GEM采用联合国教育水平分类标准：学前教育=0，初级教育或基础教育第一阶段=1，初中或基础教育第二阶段=2，中学教育=3，中学以上非高等教育=4，高等教育第一阶段=5，高等教育第二阶段=6)，以往研究表明，教育与幸福感正相关[41]；将家庭收入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测量题项为“你觉得自己收入属于哪个层次”：下33%=1，中间33%=2，上33%=3)，研究表明收入与幸福感正相关[42]。
3 数据分析
3.1 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由表可知，创业动机与创业效能感显著正相关(r=0.103，p<0.001)，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r=0.131，p<0.001)。同时，创业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r=0.087，p<0.001)，这为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表1 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变量均值标准差12345671性别1.400 0.490 1.000 2年龄36.650 11.286 -0.015∗1.000 3教育3.140 1.442 -0.100∗∗∗-0.023∗∗1.000 4收入2.097 0.833 -0.113∗∗∗0.011 0.316∗∗∗1.000 5创业动机0.730 0.442 -0.057∗∗∗-0.038∗∗∗0.170∗∗∗0.148∗∗∗1.000 6社会规范0.732 0.339 0.024∗∗-0.041∗∗∗-0.161∗∗∗-0.063∗∗∗-0.024∗1.000 7创业效能感1.489 0.645 -0.018∗-0.015 -0.003 0.067∗∗∗0.103∗∗∗0.092∗∗∗1.000 8主观幸福感3.464 0.963 -0.030∗∗∗0.077∗∗∗0.134∗∗∗0.131∗∗∗0.131∗∗∗0.006 0.087∗∗∗
注：N=16976,*p<0.05;**p<0.01,***p<0.001，下同
3.2 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SPSS21.0进行阶层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采用回归分析验证H1、H2和H3，然后检验社会规范的调节效应，以验证H4。
表2 阶层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创业效能感(M1-M2)M1bSEM2bSE主观幸福感(M1-M5)M3bSEM4bSEM5bSEM6bSEM7bSE截距1.465∗∗∗0.028 1.380∗∗∗0.028 2.785∗∗∗0.041 2.650∗∗∗0.041 2.500∗∗∗0.044 2.567∗∗∗0.046 2.565∗∗∗0.046 性别-0.016 0.010 -0.012 0.010 -0.014 0.015 -0.007 0.015 -0.006 0.015 -0.008 0.015 -0.008 0.015 年龄-0.001∗∗0.000 -0.001 0.000 0.007∗∗∗0.001 0.007∗∗∗0.001 0.007∗∗∗0.001 0.007∗∗∗0.001 0.007∗∗∗0.001 教育-0.012∗∗0.004 -0.018∗∗∗0.004 0.070∗∗∗0.005 0.061∗∗∗0.005 0.063∗∗∗0.005 0.064∗∗∗0.005 0.064∗∗∗0.005 收入0.057∗∗∗0.006 0.049∗∗∗0.006 0.111∗∗∗0.009 0.099∗∗∗0.009 0.093∗∗∗0.009 0.099∗∗∗0.009 0.099∗∗∗0.009 创业动机0.145∗∗∗0.011 0.231∗∗∗0.017 0.215∗∗∗0.017 0.231∗∗∗0.017 0.232∗∗∗0.017 创业效能感0.108∗∗∗0.011 社会规范0.092∗∗∗0.022 0.094∗∗∗0.022 创业动机×社会规范-0.176∗∗∗0.049 R20.005 0.015 0.033 0.044 0.049 0.045 0.046 R2adj0.005 0.015 0.033 0.043 0.049 0.044 0.045 ΔR2--0.009 --0.011 0.005 0.001 0.001 F23.309∗∗∗ 51.512∗∗∗ 144.592∗∗∗ 155.253∗∗∗ 145.541∗∗∗ 132.549∗∗∗ 115.566∗∗∗
3.2.1 主效应检验
创业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由表2可知，创业者年龄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M4,b=0.007,SE=0.001,p<0.001)，说明主观幸福感随着创业者年龄增长而提高；创业者教育水平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M4,b=0.061,SE=0.005,p<0.001)，说明主观幸福感随着创业者学历提升而增长，创业者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M4,b=0.099,SE=0.009,p<0.001)，说明收入越高，越有可能提升主观幸福感。同时，创业动机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M4,b=0.231,SE=0.017,p<0.001)，即机会型创业者比生存型创业者拥有更高主观幸福感，H1得到支持。
3.2.2 中介效应检验
由表2可知，创业动机与创业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M2,b=0.145,SE=0.011,p<0.001)，即机会型创业者比生存型创业者拥有更高创业效能感，H2得到支持。同时，表2还显示，创业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M5,b=0.108,SE=0.011,p<0.001)，即创业效能感高的创业者更有可能获得主观幸福感。为了进一步检验创业效能感的中介效应，运用Process3.3进行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抽样5 000次，结果显示，创业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间接效应为0.015，95%置信区间为[0.011,0.019]，不包含0，说明创业效能感中介了创业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H3得到支持。
3.2.3 调节效应检验
由表2可知，创业动机和社会规范的交互项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M7,b=-0.176,SE=0.049,p<0.001)。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表明，低社会规范下(均值-1标准差)，创业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增强(b=0.273，SE=0.024,p<0.001)，高社会规范下(均值+1标准差)，创业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减弱(b=0.173，SE=0.021,p<0.001)。由此，H4得到支持。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创业者是否幸福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创业者的幸福感是创业理论与新时代创业实践特别关注的主题。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与目标设置理论，探究创业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创业动机正向影响创业效能感，进而提升主观幸福感；社会规范负向调节创业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即低社会规范下，创业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更强。
4.2 理论贡献
(1)现有研究侧重考察创业者与雇员之间幸福感异质性的影响因素，鲜有研究探索创业群体内部幸福感异质性成因[4-5]。本研究从动机视角深化了创业幸福感的前因机制，不仅响应了机会型创业者主观幸福感高于生存型创业者的主流观点[2]，而且深化了已有发现，已有研究多认同创业者比雇员拥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2]，然而，并未回答引起这种异质性的深层次原因。本研究认为，引起创业者幸福感水平高于雇员幸福感的原因很可能在于，机会型创业者的高幸福感水平较大地提升了创业群体的整体幸福感。现有研究也表明，机会型创业者比雇员拥有更高水平生活满意度，而生存型创业者生活满意度与雇员并无显著差异[43]。
(2)最新研究侧重检验创业动机对创业者幸福感的直接效应[7,9]，而创业动机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创业者幸福感鲜有涉及。本研究运用目标设置理论，发现创业动机通过创业效能感作用于主观幸福感。具体地，较之于生存型创业者，机会型创业者不仅对创业目标承诺度较高，而且更倾向于迎接挑战性目标，其往往会更加努力，相信其有能力达成创业目标，主观幸福感也更高。结论不仅揭示了创业动机影响幸福感的过程机制，也弥补了现有创业者幸福感研究多回答“what”和“why”问题、对“how”问题关注不够的缺陷。而且，从创业认知角度探讨了创业效能感的重要作用，弥补了现有研究侧重从外部环境特征考察创业者幸福感影响机制的局限[4,10,11]，验证了创业认知对创业主观绩效的重要作用。最新研究也表明，作为一种积极创业认知，创业者自尊感中介了动机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16]。
(3)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从政府政策、市场环境等正式制度探讨创业动机对幸福感的边界条件[9,16]，忽视了社会规范这一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最新研究探讨了非正式制度如国家文化对幸福感的影响[44]，然而，此类研究侧重考察创业活动对社会幸福感总量的影响，无法获得微观层面质的判断。本研究从微观层面的社会规范出发，发现感知的社会规范支持负向调节创业动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正向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往研究结论显示：支持性的政府政策与市场环境能够强化创业动机(机会型动机)对创业幸福感的正向影响[9,16]。本文认为，引起这种异质性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类型创业者对社会规范有不同期望或意义感知。具体地，机会型创业者将外部社会规范支持视为一种控制，抑制了创业合意性感知，因而支持性社会规范会削弱机会型动机对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反之，生存型创业者重视外在社会规范，因此，当社会规范鼓励创业时，其创业合意性感知被强化，幸福感水平显著提升。最新研究也表明，失业并不仅仅意味着收入减少，更意味着失业状态与工作的社会规范相悖，生存型创业者通过提高自尊与增加符合社会规范的机会而提升幸福感[7]。
(4)本研究从GEM数据库筛选69个国家的大样本数据，较为全面、准确的数据提高了结论的普适性与可信度。已有研究多局限于某个或某些发达国家，这类国家不仅生存型创业者比例较低，且其高度发达的创业生态系统缓解了创业失败的负面效应，同时，有限的国家样本也容易使社会规范的调节效应变得“拘束”，从而削弱结论的严谨性与可信度。本研究样本的69个国家不仅覆盖了发达国家，还包括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两类动机的创业者比例得当，有利于更好地比较两类创业者幸福感水平，这也响应了学者对突破某一类型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比较幸福感异质性的呼吁[5,11]。
4.3 管理启示
(1)创业动机对创业者幸福感至关重要。较之于生存型创业者，机会型创业者主观幸福感更高。从政策层面来看，要更好地改善创业群体整体幸福感，政策制定者不仅要营造良好的政策与市场环境以提高机会型创业者比例，还要积极构建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缓解生存型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面临的高失败风险等挑战对其幸福感带来的负面影响。
(2)创业动机通过创业效能感影响幸福感。对创业者而言，无论其创业动机如何，均应该持续、积极地学习创业知识与行业经验，将提高自身技能作为创业常态，充分发挥创业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创业认知水平，尤其提高应对创业不确定性与高失败率的核心能力，从而缓解负面创业压力，提升幸福感水平。
(3)在创业动机影响创业者幸福感的过程中，社会规范发挥着关键作用。社会规范对动机不同的创业者幸福感产生不同影响。生存型创业者对社会规范更加敏感，当感知社会规范支持创业时，其幸福感提升幅度较大，与机会型创业者幸福感差距大幅度缩小。然而，也要意识到，支持性社会规范并不是提升整个创业群体幸福感的“万金油”，积极营造尊重和鼓励创业的社会氛围虽然提高了生存型创业者幸福感，但并没有明显提高机会型创业者幸福感。这意味着，要针对不同创业群体制定提升幸福感的“组合拳”。如当下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战略背景下，可以尝试将理性支持创业的非正式制度与改善市场环境、政府服务的正式制度等措施并举，从而更有效地提升创业质量，优化创业结构。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1)本研究数据库使用单一调研方式测量研究变量，有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变异，同时，受限于GEM幸福感调研设计的时效性以及数据可获得性，只采用了2013年数据，时效性存在不足，而且，该横截面同源数据难以厘清变量之间明确的因果关系。为此，今后可采用更新的数据或纵向研究设计，尽可能多时点、多来源搜集数据。
(2)变量测量存在局限。受限于问卷设计，本研究将受访者“是否拥有创业所需知识、技能和经验”以及“在你所处区域中未来6个月内，是否相信会有创业良机”作为创业效能感的操作化变量，虽然测量项与概念之间存在密切相关关系，但终究难以准确反映该构念，今后可采用更加直接的方法测量创业效能感，进一步检验本文结论。
(3)基于对称性假设的回归分析难以回答创业者幸福感非对称的前因机制。类似于双因素理论，“幸福”的反面可能是“没有幸福”，“不幸福”的反面可能是“没有不幸福”[3]。未来可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等探索创业者幸福感的非对称性前因机制。
参考文献:
[1] 大卫·休谟.人性论[M].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2] STEPHAN U.Entrepreneurs'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18,32(3): 290-322.
[3] 于晓宇,孟晓彤,蔡莉,等.创业与幸福感: 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40(8): 30-44.
[4] HESSELS J,RIETVELD C A,VAN DER ZWAN P.Self-employment and work-related stress: the mediating role of job control and job demand[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7,32(2): 178-196.
[5] SHIR N.Entrepreneurial well-being: the payoff structure of business creation[M].Stockholm: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2015.
[6] CARSRUD A,BRNNBACK M.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s: what do we still need to know[J].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2010,49(1): 9-26.
[7] NIKOLOVA M.Switching to self-employment can be good for your health[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9,34(4): 664-691.
[8] SAARNI S I,SAARNI E S,SAARNI H.Quality of life,work ability,and self employment: a population survey of entrepreneurs,farmers,and salary earners[J].Occupational & Environmental Medicine,2008,65(2): 98-103.
[9] 魏江,权予衡.“创二代”创业动机、环境与创业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管理学报,2014,11(9): 1349-1357.
[10] BARON R A,FRANKLIN R J,HMIELESKI K M.Why entrepreneurs often experience low,not high,levels of stress: the joint effects of selection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J].Journal of Management,2016,42(3): 742-768.
[11] NEWMAN A,MOLE K F,UCBASARAN D,et al.Can your network make you happy? entrepreneurs' business network utiliz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8,29(4): 613-633.
[12] MOROZ P W,HINDLE K.Entrepreneurship as a process: toward harmoniz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2012,36(4): 781-818.
[13] 杨俊,张玉利,刘依冉.创业认知研究综述与开展中国情境化研究的建议[J].管理世界,2015 (9): 158-169.
[14] SHANE,S.Reflections on the 2010 AMR decade award: delivering on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2,37(1): 10-20.
[15] BUSENITZ L W,BARNEY J B.Differences between entrepreneurs and managers in large organizations: biases and heuristics i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1997,12(1): 9-30.
[16] 陈聪,高建,李纪珍.创业者幸福吗——创业动机影响创业者心理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8,39(3): 144-152.
[17] NORTH D C.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8] YORK J G,LENOX M J.Exploring the sociocultural determinants of de novo versus de alio entry in emerging industri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4,35(13): 1930-1951.
[19] DIENER E,SUH E M,LUCAS R E,et al.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9,125(2): 276-302.
[20] 闫佳祺,彭翠,姚柱,等.生有所息,幸福不止: 空闲工作时间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8,35(10): 18-27.
[21] DIENER E,OISHI S,LUCAS R E.Personality,culture,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valuations of life[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3,54(1): 403-425.
[22] HAY M,COX L W,REYNOLDS P D,et al.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2002 executive report[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9,3(1): 66-70.
[23] 郑馨,周先波.社会规范是如何激活创业活动的——来自中国“全民创业”十年的微观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8,17(1): 189-220.
[24] ROBBINS,STEPHENP.Management(11th ed)[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25] BANDURA A.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M].New York: Freeman,1997.
[26] CHEN C C,GREENE P G,CRICK A.Doe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distinguish entrepreneurs from manager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1998,13(4): 295-316.
[27] HSU D K,BURMEISTER LAMP K,SIMMONS S A,et al."I know i can,but i don't fit": perceived fit,self-efficacy,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9,34(2): 311-326.
[28] HOLLENBECK J R,WILLIAMS C R,KLEIN H J.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antecedents of commitment to difficult goal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89,74(1): 18-23.
[29] LOCKE E A,LATHAM G P.Building a practically useful theory of goal setting and task motivation: a 35-year odyssey[J].American Psychologist,2002,57(9): 705-717.
[30] TIERNEY P,FARMER S M.Creative Self-efficacy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 over time[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11,96(2): 277-293.
[31] KOSTOVA T,ROTH K.Adop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practice by subsidiarie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stitutional and relational effect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2,45(1): 215-233.
[32] SCOTT W R.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M].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2001.
[33] MANOLOVA T S,EUNNI R V,GYOSHEV B S.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for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in eastern europe[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2008,32(1): 203-218.
[34] 郑馨,周先波,张麟.社会规范与创业——基于62个国家创业数据的分析[J].经济研究,2017(11): 59-73.
[35] GAGNE M,DECI E L.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work motivation[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10,26(4): 331-362.
[36] SHOOK C L,BRATIANU C.Entrepreneurial intent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an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romanian students[J].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2010,6(3): 231-247.
[37] 段锦云,徐悦,田晓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效能与创业意向: 社会榜样和主观规范的影[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3): 111-119.
[38] DIENER E,EMMONS R,LARSEN R,et al.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1985,49(1): 71-75.
[39] 李新春,叶文平,朱沆,等.社会资本与女性创业——基于GEM数据的跨国(地区)比较研[J].管理科学学报,2017(8): 112-126.
[40] BLANCHFLOWER D G,OSWALD A J.Is well-being u-shaped over the life cycle[J].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8,66(8): 1733-1749.
[41] BLOCK J,KOELLINGER P.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necess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cedural utility[J].Kyklos,2009,62(2): 191-209.
[42] STEVENSON B,WOLFERS J.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ncome: is there any evidence of sati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103(3): 598-604.
[43] BINDER M,COAD A.Life satisfaction and self-employment: a matching approach[J].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13,40(4): 1009-1033.
[44] 叶文平,杨学儒,朱沆.创业活动影响幸福感吗——基于国家文化与制度环境的比较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8,21(4): 4-14.
(责任编辑：陈 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