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科技迅猛发展,技术竞争日益加剧,技术创新合作已成为企业汲取外部知识,建立自身优势,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技术创新网络化、合作多主体化趋势愈发强烈[1]。作为网络行为的重要构成,网络惯例通过影响组织间学习、关系构建等,显著提升合作创新绩效和网络治理水平,因而成为网络成员普遍接受,并被视为维护和协调网络高效、有序运转的“游戏规则”和内在力量[2-3]。
尽管网络惯例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已被广泛认可,但少有学者探讨网络惯例不同维度对双元创新的差异化影响。目前,网络惯例影响双元创新的细分作用机制仍处于“黑箱”状态,导致企业拟通过合作开展某种类型的创新活动时往往无从下手,无法有的放矢地运用网络惯例的不同构成促进双元创新,极易在惯例建构与磨合中耗费大量成本,从而在创新收效上事倍功半。一方面,网络惯例具有多种特征和构成维度,其不同构成的自适应过程通过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组织网络构建、关系维护、资源获取等活动,差异化地影响创新行为和创新绩效。另一方面,不同创新模式对异质性知识和资源输入的要求存在差异,需要相应的组织间学习、关系模式与之匹配,才能取得符合成本收益原则的理想输出。因此,只有网络惯例的不同构成及效能与创新模式相适应,才能充分发挥企业间技术创新合作的协同效应。
同时,外部环境是组织和网络发展的宏观动力机制,尤其对于身处经济转型阶段的企业,外部环境不但会影响网络惯例构建,还会作用于网络惯例与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只有认识不同惯例构成与创新模式对不同环境特征的敏感性和依赖性,通过调整与匹配不同环境不确定条件下的惯例构成与创新模式,企业才能更为从容地把握住环境中的机会窗口,从而长久保持竞争优势地位。
基于此,本研究将网络惯例、双元创新及环境不确定性纳入研究框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一是网络惯例的构成维度如何作用于双元创新?二是不同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网络惯例如何影响双元创新?通过理论推演和对河南省部分企业的实证研究,进行假设验证和结论阐述,最终得出管理启示。本研究细致考察了网络惯例与双元创新的关系,为企业有序开发和部署网络惯例,促进合作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探讨了外部环境不同特征的调节作用,为企业依托宏观环境形势开展合作创新提供了实践参考和借鉴。
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可从组织间学习和网络治理两个层面对网络惯例进行解读:一方面,网络惯例被认为是组织间学习的结果。通过组织间学习与交流合作,网络成员与合作企业融合互动,形成网络惯例并内化为组织记忆,最终在网络惯例形成与演化过程中获得累进的异质性知识和能力,同时促进更广泛的合作网络构建[4-5];另一方面,网络惯例是一种非契约治理方式或“休战协议”,是网络成员的冲突自适应行为。成员企业出于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考量,使组织行为合理化,形成紧密与松散共存的独特耦合关系,并运用不同层级的惯例对网络中结构、关系和学习等方面的优势资源进行筛选,通过自上而下的循环递归过程实现网络治理[6-8]。
无论从何种视角看,网络惯例的嵌入性均使得网络成员获得差异化的学习输入和关系构成,因此对企业创新决策和创新绩效具有不同功用。
现有文献基于过程[9]、层级[10]、能力[11-12]、双元性[13]等视角探讨了网络惯例的构成,其中形式面和执行面的二元分类方法得到普遍认可[8]。形式面是抽象意义的惯例,包括潜在的集体原则、共识或规范模式;执行面是具体化的惯例,表现为特定实践情境下基于以往经验的即兴执行情况[14]。
秉承提升网络有效性的共同目的,网络惯例的形式面和执行面相互依赖、耦合互动。然而,结合网络惯例的路径依赖性,以及路径创造性、灵活性、变革性和适应性等特征,由于形式面和执行面对应着认知和行为的不同驱动层级[15],二者之间还存在相互替代的矛盾冲突,因而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差异化的效能。对应上述形式面和执行面,党兴华等[16-17]将网络惯例划分为规范共识和行为默契两个维度,并开发出被广泛认可的成熟测度量表。本文主要借鉴上述研究成果,从规范共识和行为默契两方面考察网络惯例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
基于组织双元性理论和创新幅度差异,双元创新可划分为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18-19]。在技术创新领域,渐进式创新是以满足现有市场和客户为目的,强调运用现有知识和资源,提升已有技术、产品和服务质量和效率等;突破式创新旨在学习新知识、实现技术突破、发现潜在市场机会,进而提供新产品或服务等。
现有成果多从网络学习、关系及内在动机等角度探讨网络惯例及其构成与创新绩效的关系[13,20],或多关注网络惯例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5,21-22],较少考察网络惯例的不同构成维度对双元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一方面,创新行为向创新绩效转化需要持续投入;另一方面,不同创新类型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尽相同,不应一概而论。
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存在目的和特征差异,对异质性知识和资源输入有不同要求[23]。而网络惯例的构成维度会在网络结构、关系、学习等层面差异化地作用于企业,促使企业作出不同的适应性行为。因此,处于合作网络中,不同的网络惯例情境显然会使企业的创新选择有所侧重。
依据“环境-行为”研究范式,创新合作网络必然会受到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影响,网络成员企业的联系和互动传导至其所处环境系统,而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会反作用于企业。根据知识基础观理论,作为知识的集合体,企业创新即是通过组织间学习和关系构建等活动,获取、内化、利用异质性知识和资源,并将其物化为新产品或新技术的过程。该过程始终需要与外界进行互动,因而烙印着所处外部环境的诸多特质。在网络惯例作用于双元创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尤其处于转型升级背景下,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是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权变因素,有必要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特征下网络惯例与企业双元创新的关系进行探讨。
现有研究较少考察外部环境对网络惯例与创新模式关系的影响。结合Dwyer&Welsh[24]、Dess&Beard[25]及Koka等[26]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将以环境动态性和丰富性作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代表因素,探索其对网络惯例与不同创新模式关系的调节作用。其中,环境动态性是企业所处环境中顾客、合作伙伴、竞争者、政府等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或行为变化导致的不确定性;环境丰富性则反映了企业所处环境对企业生存发展所需资源的支持程度,包括人才、技术、资金及各种生产要素等资源的充裕程度。
渐进式创新是改良性创新行为,通过对既有知识与新知识进行整合,实现现有技术和能力改进、拓展与提升,这类创新活动的风险较小且创新成果易于预测。在企业嵌入合作网络初期,网络惯例建立伊始,网络成员间的规范共识和行为默契程度不足,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渐进式创新,以维持与伙伴之间的关系及达成共识,并在持续累进的创新过程中,实现知识资源积累,获得合作伙伴认同。在创新合作初期,企业通过自适应调整学习获取的资源基础,反过来也会诱发企业实施对现有机会加以开发、利用的渐进式创新行为[1]。
随着创新网络发展和合作深入,行为默契既维护着网络稳定运行,又暗含着行为探索与开拓的意蕴——在合作规范和模式中学习、探索新知识,而适量的新知识和信息能促使企业在合作中以全新的或新旧结合的方式解决现有问题[27],促进渐进式创新活动产生。规范共识指导企业运用网络中的现成约定和范例解决各种日常问题,以降低企业合作交易成本及学习转化成本。然而,较高的规范共识程度会使合作企业间的思维模式相互接近,进而产生组织惯性,阻碍异质性知识传播[28]。对此,蔡宁和潘松挺[29]认为,企业间相近的技术资源和知识结构会促成对现有技术的深入挖掘与探索,因而知识结构相近性有助于渐进式创新。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规范共识对渐进式创新呈正向影响;
H1b:行为默契对渐进式创新呈正向影响。
突破式创新始于新想法和新创意[28]。网络惯例减少了创新网络合作中的不确定因素,成员间的信任程度更高,有助于合作企业间有序地进行技术、知识交流与碰撞。适度的网络惯例情境下,无论规范共识抑或是行为默契,均有效地调节和黏合网络成员间的合作关系,使信息和知识资源在网络中传播更加流畅和高效[30],促进新想法、新创意的产生和共享,催生企业突破式创新。
然而,随着网络惯例增加,规范共识与行为默契这两个维度对于突破式创新出现差异化的作用机制。基于二者在嵌入性和知识、关系等方面的共同特征,可以从社会网络理论的强弱连接视角解读规范共识和行为默契的影响。规范共识类比于强连接状态,网络成员拥有较强的关系基础,信息交流、分享质量和效率更高,有利于敏感或复杂的创新信息转移,促进突破式创新;网络成员基于规范共识进行深度、频繁、密切交流,容易导致资源重复传递、产生冗余信息,即过度的强网络关系反倒不利于需要获取新知识的突破式创新发生[8]。而行为默契的弱连接导向下,网络成员受到规则或共识的约束较少,更容易突破原有行为束缚并接收到新奇信息,因此有利于异质性资源获取和创新机遇捕捉,从而促使企业选择突破式创新。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规范共识对突破式创新呈倒U型影响;
H2b:行为默契对突破式创新呈正向影响。
环境动态性是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决策变量。在动荡和变化的环境中,产品和技术的生命周期缩短、更新频率加快,一方面创造了众多产品和技术创新机会[31],另一方面也提升了企业竞争的激烈程度和网络合作成员关系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现有能力和资源加速贬值[32]。因此,在动荡环境中,企业需要不断创新,以若干个相对短暂的竞争优势堆叠出长久优势[33]。企业在规范共识约束下会更多地表现出路径依赖性和一致性,但在防御网络伙伴投机行为和保护自身竞争优势的动机下,其会谨慎对待网络中优质信息的传递和知识溢出[34-35],从而降低知识共享意愿,导致网络中异质性知识和资源匮乏,使企业在复杂动荡的外部环境中丧失以创造性方式解决棘手问题的能力[36],进而削弱企业突破式创新动机,更倾向于选择渐进式创新。面对环境动态性带来的诸多发展机遇和创新机会窗口,变革性和灵活性更强的行为默契有利于促进企业对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异质性知识搜寻,促使企业构建更具优势的基于知识合作和共享的网络连接,因而更容易发生创新行为。因此,在动态环境中,无论是另辟蹊径的突破式创新,还是步步为营的渐进式创新,行为默契均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规范共识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
H3b: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行为默契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
H3c: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规范共识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
H3d: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行为默契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
资源依赖理论指出,环境丰富性意味着企业外部环境中的资源、需求和市场机会更加丰富,能够缓解行业竞争性。依托丰厚的环境馈赠,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有利于自身发展和创新所需的资源,减少对外部学习和关系的依赖[37]。此时,企业必须遵守与合作伙伴的约定进行创新合作的局面开始动摇。同时,环境丰富性蕴含着企业发展的潜在机遇和机会成本,企业合作资源被替代和企业出现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均会增加[37-38],合作伙伴更有可能基于利益最大化目的展开博弈。因此,规范共识下网络成员认知的路径依赖性和一致性特征遭到破坏,规范共识对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被削弱。在环境丰富性影响下,基于行为默契弱约束关系的合作伙伴更容易识别和利用环境中的创新机会,积累创新所需的资源,因而更多创意被激发并付诸实践[39],促成更多的创新行为。因此,行为默契对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被强化。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4a:环境丰富性负向调节规范共识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
H4b:环境丰富性正向调节行为默契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
H4c:环境丰富性负向调节规范共识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
H4d:环境丰富性正向调节行为默契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
图1 理论框架
综合上述研究假设,本文提出如下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得益于国家和区域创新政策的大力支持,近年来河南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经开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发展迅猛,企业创新成果层出不穷。考虑到该区域创新发展具有一定代表性且目前相关研究较少,同时课题组开展相关研究具有便利性和可行性。因此,选择河南郑州经开区和高新区电子信息、高端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汽车整车与零部件等市场化程度高、研发相对活跃的行业作为调研对象[17]。
借助横向课题项目平台和社会关系网络,首先选取经开区和高新区分属上述不同行业的20家代表性企业,通过电话或邮件获取其主要创新合作企业;随后,以同样的方式联系上述合作企业进行另外两轮滚雪球抽样,从获取的合作企业名单中剔除重复企业及非经开区和高新区官方名录企业。最终,得到153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组织课题组成员分组同步开展调研,以实地发放和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调研始于2018年7月,历时3个月,共回收问卷371份,剔除无效问卷79份,得到有效问卷292份,有效回收率为78.706%。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
项目类别数量占比(%)电子信息5636.601高端制造3120.261行业类型新材料2415.686生物医药159.804汽车整车与零部件2918.954100人以下1711.111企业规模101~300人3019.608300~500人5737.255500人以上4932.0265年以下1912.418企业年龄5~10年3824.83710~15年5133.33315年以上4529.412高层管理者3019.608被调查者职务中层管理者7850.980一般技术人员4529.412
通过3轮滚雪球抽样,抽取各行业一定数量的样本企业,从每家企业选取2~4名研发人员(包括中高层研发管理人员)分别独立完成问卷。这在保证抽样深度的基础上,尽量避免了共同方法偏差,同时样本企业行业分布比例与实际情况相对接近,保证了抽样广度与代表性。从回收的有效问卷信息可以看出(并通过后续信效度检验进行了验证),样本企业中存在技术创新合作、网络惯例和双元创新,且在与研发人员的随机谈话证实了这些企业在技术创新合作中普遍存在网络惯例建构与磨合的问题。因此,所选样本符合假设前提条件。
为保证研究变量的信度和效度,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中的成熟量表,采用Likert 5点打分法,1表示“非常不赞同”,5表示“非常赞同”。然后,根据相关领域专家和企业高层的建议,对题项进行适度改造,形成最终测量量表。其中,网络惯例采用党兴华等[17]、常红锦等[42]的量表,分为2个维度共8个题项;双元创新主要参考He & Wong[40]、Jansen等[41]的研究成果,分为两个维度共8个题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借鉴Jansen等[41]、魏泽龙等(2017)的研究。同时考虑到中国现阶段经济转型时期的复杂背景,参考王永健等(2016)的研究,引入政策因素变量,将其作为中国情境下环境动态性的测量题项之一,分为两个维度共8个题项。此外,参照网络惯例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选取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员工数量)作为控制变量。
使用IBM SPSS 21.0进行数据处理。首先,检验测量变量的信度与效度,结果如表2、表3所示。各测量维度的信度指标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7,说明各变量信度良好。然后,对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KMO值均处于可接受或良好的范畴,且Bartlett检验的p值均小于0.001,表明因子分析处理适当。所有因子载荷均在0.6以上,说明题项能够较好地体现相关变量特征。
测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3),所有题项间Pearson相关系数均小于0.7(最大为0.549),可基本排除变量共线性可能。同时,各变量的AVE均大于0.5,且AVE的开方值均大于变量间Pearson相关系数,说明该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及区分效度良好。
应用IBM SPSS 21.0软件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检验理论假设。模型1和模型2分析了自变量规范共识、行为默契对双元创新的影响,模型3和模型4加入规范共识的平方项以验证其倒U型关系[5]。在前述模型检验结果的基础上,模型5至模型8验证了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为降低多重共线性,对交互项涉及的变量进行均值中心化处理。最终,各模型VIF值均在3以下,DW检验结果均在2附近,即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样本自相关现象。回归结果见表4。
表2 因子分析及信度分析结果
变量维度测量题项载荷KMOCronbach'sα在合作过程中,企业与合作伙伴的某些具体工作任务由一些“游戏规则”决定0.807规范共识企业对这些“游戏规则”的理解和掌握是在与合作伙伴的交往中逐渐建立并深刻起来的0.8250.7780.788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存在诸多彼此共同接受的隐性且固定的合作规范0.821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会相互借鉴、学习彼此的工作方式、方法和原则0.678网络惯例在合作过程中,企业承担的工作可以依靠以往形成的程序和实践来完成0.668行为默契在合作过程中,企业有很多行为能够与合作伙伴达成默契0.8370.6730.782在合作过程中,企业与合作伙伴有可理解的步骤和程序或经验可以遵循0.797在合作过程中,企业做决策时会考虑到以往相似问题的处理0.799企业经常对现有的产品和技术做出细微改进0.827渐进式创新企业经常改善产品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流程0.8140.8170.835企业致力于降低产品成本或提高利润0.826双元创新企业致力于提升产品或服务的供应效率0.810企业经常研发新产品或新技术0.727突破式创新企业不断利用市场上的新机会0.7820.7580.732企业经常在已经占据的市场上试验新产品或服务0.733企业将众多全新的产品和服务向新的市场领域推广0.736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充满了变化和动荡0.863环境动态性企业所处行业的新产品和服务更新换代的速度很快0.9160.8000.904企业拥有一些实力相对强劲的竞争者0.863企业所处行业的政策环境变化速度很快0.797外部环境企业所处市场有着丰厚的发展和获利机会0.915不确定性环境丰富性企业能够很容易地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0.7450.7500.870企业能够很容易地获得发展所需的管理、技术人才0.912企业能够很容易地获得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资源)0.810
表3 变量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及区别效度
变量均值标准差AVE123456781、企业年龄2.3011.038--2、企业规模2.2740.949-0.366∗∗-3、规范共识3.4750.8240.6170.0140.0430.7854、行为默契3.8050.8210.605-0.0020.0620.324∗∗0.7785、渐进式创新3.5320.8690.671-0.061-0.0270.544∗∗0.549∗∗0.8196、突破式创新3.4370.6800.555-0.0250.080-0.0330.549∗∗0.253∗∗0.7457、环境动态性3.2240.8750.781-0.030-0.0550.198∗∗0.216∗∗0.223∗∗0.1030.8848、环境丰富性3.3280.9400.720-0.0130.0450.159∗∗0.133∗0.202∗∗0.0830.365∗∗0.848
注:对角线为AVE的开方值;*为p<0.05,**为p<0.01,***为p<0.001,下同
表4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渐进式创新突破式创新模型1模型3模型5模型7模型2模型4模型6模型8企业年龄-0.039-0.036-0.041-0.034-0.030-0.022-0.030-0.028企业规模-0.049-0.059-0.032-0.0490.0490.0170.0510.043规范共识0.433∗∗∗1.080∗∗-0.195∗∗∗1.857∗∗∗行为默契0.443∗∗∗0.446∗∗∗0.012-0.2420.515∗∗∗0.522∗∗∗0.0990.528规范共识平方-0.096∗0.0530.050∗-0.306∗∗∗0.009-0.004环境动态性-0.495∗-0.337环境丰富性-0.686∗∗∗0.136规范共识平方∗环境动态性0.002-0.014∗行为默契∗环境动态性0.135∗0.137∗∗ 规范共识平方∗环境丰富性0.002-0.009行为默契∗环境丰富性0.203∗∗∗0.001R20.4580.4650.4590.4870.3560.4730.3970.386调整R20.4500.4560.4460.4740.3470.4640.3820.371F及显著性25.132∗∗∗49.725∗∗∗34.467∗∗∗38.513∗∗∗39.671∗∗∗51.319∗∗∗26.681∗∗∗25.491∗∗∗
相关系数显示,控制变量企业年龄与规模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企业成立年限越久,规模越大。回归分析中,控制变量对双元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表明本研究选取的各变量均得到了有效控制[22]。
模型1至模型4检验了网络惯例对双元创新的影响。其中,模型1证实了行为默契与渐进式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然而,模型3对规范共识平方项的检验结果显示,规范共识与渐进式创新呈倒U型关系,因此H1a不成立,H1b成立。模型2和模型4的结果则显示,规范共识与突破式创新负相关,且规范共识的平方项与突破式创新呈倒U型影响,同时行为默契正向影响突破式创新,因此H2a、H2b成立。
由此可知,网络惯例的不同维度对双元创新存在差异化影响,即规范共识对双元创新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而行为默契则呈现正向影响(模型1、2)。该结果为规范共识可能对企业创新存在阴暗面效应提供了佐证[5],并与相关学者[42]关于网络惯例作用于企业间知识共享、关系稳定的观点一致,揭示了网络惯例在知识、关系等层面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机制。
同时,从回归系数和拟合优度R2结果均可以看出(模型3、4),无论是规范共识还是行为默契,突破式创新对于网络惯例的影响均更为敏感。相较于渐进式创新,企业仅凭借一己之力实现突破式创新的难度较大,而创新合作能为企业带来异质性知识和网络行为模式,有利于弥补创新短板。因此,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技术创新合作的方式开展突破式创新。同时,可能反映出企业相对保守的心态,即为降低竞争优势信息泄露的可能性,企业在合作中对待主要业务活动相关的渐进式创新较为谨慎。
模型5和模型6检验了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其中,规范共识的平方与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不显著(模型5),其余交互项显著,即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行为默契与双元创新的关系,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规范共识平方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因此H3b、H3c、H3d通过检验,H3a未通过检验。动荡的环境可能降低企业知识共享意愿,并增加企业竞争优势信息外泄的可能性,因此企业间的紧密合作关系会保持一定距离,从而削弱了企业原本由于异质性知识缺失而倾向于开展渐进式创新的动机,导致环境动态性对规范共识与渐进式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
模型7和模型8检验了环境丰富性的调节作用,只有行为默契与环境丰富性的交互项显著(模型7),即环境丰富性正向调节行为默契与渐进式创新的关系,其余交互项不显著。因此H4b通过检验,H4a、H4c、H4d未通过检验。环境丰富性对网络惯例与双元创新关系的影响不显著侧面印证了李雯和解佳龙[43]的研究成果,即网络惯例对企业获取不同类型资源的作用具有差异性。作为非契约治理手段,网络惯例营造的默契、稳定的合作关系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对于知识资源的吸收整合效率,但当面对外部环境提供的丰厚物质、资金、人才等有形资源时,网络惯例的效能就失去了优势,只有行为默契的强创新搜寻特质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外部资源的溢出效应,进而强化对异质性知识资源要求较低的渐进式创新的促进作用,而其余网络惯例与双元创新的组合都没有受到环境丰富性的显著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得到假设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原假设检验结果H1a:规范共识对渐进式创新呈正向影响拒绝,倒U型影响H1b:行为默契对渐进式创新呈正向影响成立H2a:规范共识对突破式创新呈倒U型影响成立H2b:行为默契对突破式创新呈正向影响成立H3a: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规范共识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拒绝,无显著影响H3b: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行为默契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成立H3c: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规范共识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成立H3d: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行为默契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成立H4a:环境丰富性负向调节规范共识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拒绝,无显著影响H4b:环境丰富性正向调节行为默契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成立H4c:环境丰富性负向调节规范共识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拒绝,无显著影响H4d:环境丰富性正向调节行为默契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拒绝,无显著影响
本研究探讨了网络惯例不同维度构成对双元创新的影响,并立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考察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不同特征对网络惯例与双元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网络惯例的不同维度对于双元创新具有差异化作用效果,即行为默契正向影响双元创新,而规范共识对双元创新呈倒U型影响。此结论与以往研究的一致性间接验证了网络惯例的不同构成通过组织间学习、关系等层面差异化作用于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即适度的规范共识能带来合作伙伴间认知层面的稳定和默契,但超过一定阈值后会导致网络合作思维同质化,造成组织创新惰性和路径依赖,从而阻滞异质性知识传播和创新变革能力培养,影响双元创新;行为默契主导了网络合作行为层面的步调趋同和合理预期,但其开拓、探索特质促使企业保持对异质性知识和优势资源的搜寻状态,进而促进双元创新活动的开展。
(2)双元创新对于网络惯例不同维度的促进作用敏感性不同。由于目的和特征的根源性差异,双元创新对网络中异质性知识搜寻和关系维护程度的需求不同,因而对于规范共识和行为默契的促进作用具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相较于渐进式创新,网络惯例的不同构成均对突破式创新影响更强。囿于自身资源和能力限制,技术创新合作可能更有益于弥补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不足,因此企业可能更多地选择通过技术创新合作开展突破式创新。同时反映出企业可能以相对保守的合作心态谨慎地对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渐进式创新活动,以确保关键信息的安全和优势竞争地位的稳定。
(3)环境动态性和环境丰富性的调节作用不同。环境动态性能够增强行为默契与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而削弱规范共识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动荡环境下,规范共识虽然会引致合作路径依赖,但企业为保护自身竞争优势会谨慎对待关键知识共享,因而削弱了规范共识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但对规范共识与渐进式创新关系的影响不显著;而动态环境带来的诸多发展机遇则使行为默契的变革性和灵活性大有可为,因而强化了行为默契对双元创新的促进作用。此外,由于网络惯例对于有形资源的利用程度有限,远不及其对知识资源的吸收整合效能,因此环境丰富性对网络惯例与双元创新关系的影响多不显著,只能增强行为默契对渐进式创新的促进作用。
(1)企业通过网络合作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时,要认识到网络惯例的不同构成对于双元创新的差异化作用。网络惯例虽然有利于企业降低资源和信息搜寻成本,保障创新合作网络活动的稳定和默契,但过度的规范共识会引致思维同质和创新惰性。因此企业应制定相关机制,监控和评估网络惯例不同构成的发展和累积程度,及时改善规范共识的繁复冗杂局面,避免企业被锁定在固有知识通路和搜索轨迹上,陷入组织惯性和路径依赖陷阱,进而阻滞组织的双元创新活动。
(2)企业应认识到双元创新活动在网络惯例不同维度的作用下具有差异化的反应表征和敏感程度,从而有的放矢地调整创新活动侧重点。双元创新的二元性特质决定了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对企业存续缺一不可,企业可根据发展需要有区别地部署创新合作战略,同时制定优势信息保护隔离机制以降低创新合作风险,防止不够开放的心态影响合作网络稳定和双元创新成果。
(3)企业应分析外部环境的不同特征,并充分利用网络结构的柔韧性,识别双元创新对不同情境因素的依赖性和敏感性,使双元创新与使之能发挥出最大化效能的网络惯例程度和外部环境特征相匹配,通过创新合作网络的惯例管控实现创新优势互补和多赢局面。一是企业应重视环境动态性下网络惯例的开发和部署,在培养和发展网络合作关系时适当引导,有所侧重。适度发展规范共识,保持一定程度的步调一致,同时把握好合作时企业间的认知距离,增强战略隔离机制,以防止机要信息泄露,损害企业创新优势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合作关系的行为默契,从而积极发掘和把握动态环境带来的各种创新机会,以及时获取异质性信息和优势资源,充分利用网络的溢出效应,推动双元创新的开展;二是环境丰富性的调节作用不尽如人意,并不意味着企业在创新合作网络行为中可以忽视这一外部因素。相反企业应充分认识到网络惯例在有形资源的吸收利用方面的能力缺陷,辅以有形契约加强网络合作管控效能,以弥补和克服这一网络合作行为中的漏洞,避免企业错失外部资源和发展良机。
利用河南省部分企业的实证数据,本研究廓清了网络惯例的不同维度对于企业双元创新活动的差异化效能,从而间接验证了网络惯例通过知识、关系等层面影响创新活动的机理,丰富了相关理论研究。同时,本研究考察并揭示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不同特征维度对网络合作和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为企业根据外部环境形势筹划、制定相关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然而,本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研究变量均处于动态演变过程中,不同时间节点上的网络惯例与双元创新的关系必然嵌入于特定的网络情境,因此样本数量和区位限制及截面数据削弱了结论的说服力,未来可由此着手改进与完善。二是本研究只探讨了环境不确定性部分特征的调节作用,而网络惯例与创新活动可能受到多种因素交错融入的复杂影响作用,因此后续可将多种情境因素细化与交互进行实证研究。
[1] MAJCHRZAK A,JARVENPAA S L,BAGHERZADEH M.A review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dynamic[J].Journal of Management,2015,41 (5):1338-1360.
[2] 陈学光,徐金发.网络组织及其惯例的形成——基于演化论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6(4):52-58.
[3] ZOLLO M,SINGH R H.Inter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nd performance in strategic alliances[J].Organization Science,2002,13(6):701-713.
[4] LANE P J,LUBATKIN M.Relative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learning[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8,19(5):161-177.
[5] 周飞,孙锐.吸收能力和网络惯例形成演化视角下的突破性产品创新研究[J].管理学报,2015,12(6): 873-879.
[6] 孙姝羽,薛伟贤,党兴华.网络惯例情境下技术创新网络治理方式选择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7(8):64-75.
[7] 罗珉,何长见.组织间关系:界面规则与治理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2006(5):87-95.
[8] 肖瑶,党兴华.基于跨层级视角的网络惯例治理机理研究[J].管理评论,2018,30(8):90-101.
[9] BRESMAN H.Changing routines: a process model of vicarious group learning in pharmaceutical R&D[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3,56 (1): 35-61.
[10] HEIMERIKS K H,SCHIJVEN M,GATESS.Manifestations of higher-order routin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deliberate learning in the context of postacquisition integr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2,55(3): 703-726.
[11] 陈彦亮,高闯.基于组织双元能力的惯例复制机制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4(10):147-159.
[12] ASHFORTH B E,ROGERS K M,CORLEY KG.Identity in organizations: exploring cross-level dynamics[J].Organization Science,2011,22(5):1144-1156.
[13] 孙永磊,陈劲,宋晶.文化情境差异下双元惯例的作用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5,33(9):1424-1431.
[14] FELDMAN M,PENTLAND B.Reconceptualizing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s a source of flexibility and change[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3,48 (1):94-118.
[15] GARUD R,KUMARASWAMY A,KARNØE P.Path dependence or path creation?[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9,47(4):760-774.
[16] 党兴华,孙永磊,宋晶.不同信任情景下双元创新对网络惯例的影响[J].管理科学,2013,26(4):25-34.
[17] 党兴华,孙永磊.技术创新网络位置对网络惯例的影响研究——以组织间信任为中介变量[J].科研管理,2013,34(4):1-8.
[18] LAVIE D,KANG J,ROSENKOPF L.Balance within and across domains: the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alliances[J].Organization Science,2011,22(6):1517-1538.
[19] MARCH J G.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Organization Science,1991,2(1):71-87.
[20] 蔡猷花,黄娟,王丽丽.产学研网络惯例、知识协同与创新绩效的关系[J].技术经济,2017,36(6):40-45.
[21] 成泷,党兴华,蔡俊亚.组织耦合、网络惯例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研究[J].软科学,2018,32(3):47-50.
[22] 辛德强,党兴华,薛超凯.双重嵌入下网络惯例刚性对探索性创新的影响[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5(4):10-15.
[23] HANSEN MT.The search-transfer problem: the role of weak ties in sharing knowledge across organization subunit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9,44(1):82-111.
[24] DWYER F R,WELSH MA.Environmental relationships of the inter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keting channels[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85,22(4):397-414.
[25] DESS G G,BEARD D W.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task environment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4,29(1):52-73.
[26] KOKA B R,MADHAVAN R,PRESCOTT M J E.The evolution of interfirm networks: environmental effects on patterns of network change[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6,31(3):721-737.
[27] FOSS N J,LYNGSIE J,ZAHRA S A.The role of external knowledge sources and organizational design in the process of opportunity exploita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3,34(12):1453-1471.
[28] VILLENA V H,REVILLA E,CHOI TY.The dark side of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11,29(6): 561-576.
[29] 蔡宁,潘松挺.网络关系强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耦合性及其协同演化[J].中国工业经济,2008(4):137-144.
[30] FRIESI.M,LARTYJ.Replication of routines in organizations: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new perspectiv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2013,15(1):106-122.
[31] SCHILKE O.On the contingent value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nonlinear 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dynamis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4,35(2):179-203.
[32] HUNG K P,CHOU C.The impact of open innova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ternal R&D and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J].Technovation,2013,33(10-11):368-380.
[33] WU J.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in product innovation: the role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sectoral technological intensity[J].Research Policy,2012,41(2):489-496.
[34] 贺小刚,邓浩,吴诗雨,等.赶超压力与公司的败德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J].管理世界,2015(9):104-124.
[35] DRECHSLER W,NATTERM.Understanding a firm's openness decisions in innovation[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2,65(3):438-445.
[36] BENDOLY E,CROSON R,GONCALVES P,et al.Bodies of knowledge for research in behavioral operations[J].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2013,19(4): 434-452.
[37] LI Y,WEI Z,ZHAO J,et al.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environmental munificence and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moderating effect of managerial ties in Chin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13,146(1):95-105.
[38] SLOTTE-KOCK S,COVIELLO N.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on network processes: a review and ways forward[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2010,34(1):31-57.
[39] TZABBAR D,AHARONSON B S,AMBURGEY T L. When does tapping external sources of knowledge result in knowledge integration?[J].Research Policy,2013,42(2):481-494.
[40] HE Z L,WONG PK.Exploration vs.exploita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ambidexterity hypothesis[J].Organization Science,2004,15(4):481-494.
[41] JANSEN J,BOSCH F V D,VOLBERDA H.Exploratory innovation,exploitative innovation,and performanc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 and environmental moderators[J].ERIM Report Series Research in Management,2006,52(11):1661-1674.
[42] 常红锦,杨有振.创新网络惯例、网络位置与知识共享[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6,28(3):89-96.
[43] 李雯,解佳龙.创新集聚效应下的网络惯例建立与创业资源获取[J].科学学研究,2017,35(12):1864-1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