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ledge Creation Performance, Knowledge Transfer and New Knowledge Creation Performance:Moderation Pathsof Inter-firm Relational Quality

Li Dan1,Yang Jianjun2，Zhao Lu3

(1.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48,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3.Shaanxi Aerospace Construction Group Co.,LTD , Xi'an 710014 ,China)

Abstract：This research combines the theory of knowledge-based with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put forward the function paths of knowledge base compatibility on knowledge creation through knowledge transfer.Further, introduce the embeddedness theory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theory, and analyze the indirect moderation of relational quality on theknowledge base compatibility，knowledge transfer and knowledge creative performance through internal ability of enterprise.Drawing on 239 Chinese firms from the manufacture and high-tech enterprises, the main results show that:the knowledge base compatibility positively influence enterprises new knowledge cre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knowledge transfer; Economic relationship quality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base compatible andknowledge transfer; Social relationship quality strengthe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knowledge transfer and new knowledge creation performance; Economic relationship qualityindirectly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base compatible and component knowledge transfer through 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bility.

Key Words:Knowledge Base Compatibility;Knowledge Transfer；Knowledge Creation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Quality; Absorptive Capacity

收稿日期：2019-09-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213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702140)；西安工程大学科研计划项目(310/107020478)； 西安工程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307/20301006016)

作者简介：李丹(1983-)，女，陕西咸阳人，博士，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知识管理；杨建君(1963-)，男，内蒙古兴和人，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公司治理；赵璐(1983-)，女，陕西西安人，陕西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助理政工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知识管理。

DOI：10.6049/kjjbydc.Q20190862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20)05-0141-10

0 引言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阶段，国内企业更是面临各种创新难题。企业如何最大化地运用知识资源，不断创造“新知”，向知识创造型企业发展，从而获取强大竞争力？这是每一家企业都亟需用实际行动解答的问题。随着创新活动复杂性和综合性不断提升，单个企业需要通过合作的方式获取资源，以创造知识。蒋楠和赵嵩正[1]指出，知识共创已经成为制造企业从服务创新网络获取战略性资源的关键路径。在合作创新研究中，有学者发现企业间知识关联性对知识创造绩效有重要作用[2, 3]。但是，知识关联性过高会因缺乏新颖度而陷入技术壁垒，关联性过低会增加企业间知识整合难度，导致新知识无法顺利转化[4]。那么，企业间的知识关联性处于何种水平才最有利于合作创新知识创造绩效提升？以往研究没能给出充分解释。

基于知识基础视角，合作双方能否汇聚各自的知识并进行更新与重组，取决于这些知识之间的关联程度是否保持在既有差异又可结合的合理距离内[5]。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描述了这种既不相同但又相通的关系，其是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的重要前提。同时，对于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促进作用发挥渠道的解释，本研究认为知识转移理论提供了可行的思路。此外，基于嵌入性理论，重复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双边关系质量可以同时提高合作双方信任度和合作强度[6]。可见，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作用效果必然受到合作双边关系质量的影响。但是，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和双边关系质量研究的视角与框架一直相互独立，有待融合知识基础理论和嵌入性理论，构建整合模型，系统探讨二者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影响机理。更细致地，有学者发现，合作企业吸收能力随着双边关系质量变化而变化[7]。由此可见，关系质量通过影响企业自身吸收能力作用于知识转移与知识创造，这一线索有利于本研究进一步完善整合模型。

1 研究评述

1.1 知识库兼容性的重新界定

合作创新中的知识创造主要受外部知识接收、消化和整合等环节的影响，恰当程度的企业间知识兼容性可以克服上述环节阻力，既实现企业间知识相互理解和相互接入，又保证更多新颖价值的转化。遗憾的是，以往学者对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的研究非常有限。兼容性是指不同产品和技术在一起使用时的适宜性、融合性和相互接纳性[8]。关于知识库兼容性(Knowledge Base Compatibility)，Ho & Ganesan[2]首先给出了明确定义：一个双边层次的因素，描述了合作双方拥有重叠知识和兼容技能的程度。其中，知识重叠体现了企业从地理邻近或技术领域相似的其它组织中吸收知识的范围与可能性[9]；兼容技能则描述了合作双方认知的相似水平[10]。然而，对照产品和技术兼容性概念，现有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定义过于强调知识的完全重叠及其对降低转移成本的贡献，忽略了新旧产品和技术间的异质性。Sears & Hoetker[11]在研究技术并购资源重组时发现，较低的发送者重叠带来的低冗余知识有助于实现企业创新价值。由此，本文将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重新界定为：企业间知识基础的低冗余重叠，以及知识拥有者之间的认知相通性。其中，低冗余重叠表示合作双方知识库重叠部分占发送者知识库比例较小，保证了企业间知识的异质性；认知相通性则描述了企业与合作伙伴拥有相似的认知构架，能更好地理解对方传递的知识。

1.2 双边关系质量类型划分

在合作创新实践中，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作为知识创造绩效的客观决定因素，其促进作用的发挥还受到重复交易形成的关系质量影响。对双边关系质量内涵的认识可以划分为状态观和内容观两种，前者以Young & Pelton[12]等学者为代表，认为关系质量是基于合作经验感知对彼此合作关系状态的总体评价，包括关系强度、关系持久性、关系频率、关系多样性、关系灵活性和关系公平性等；后者以Smith[13]等学者为代表，认为关系质量是包含各种正面关系内容(如信任、满意、承诺)的高层建构。刘婷和王震[14]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将交易专项投资、关系治理正式机制和信任机制统一于制造商关系维护的测量中，并认为其对知识转移有间接正向影响。

对于双边关系质量类型，虽然以往研究较少涉及，但已显现出按性质划分为经济型和社会型的趋势。在内容上，Gulati[15]首次将信任区分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威慑型信任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熟悉型信任；Liao & Long[16]认为初始阶段的信任具有认知和计算等特征，在持续交互阶段则体现为情感内容。在状态和专用资产投入上，普通专用性投入更多地带来关系持久性和关系公平性, 互动专用性投入则会显著提高关系强度[17]。综上，本研究认为双边关系质量可以划分为经济型关系质量和社会型关系质量：前者带来的是物的联结，即更多的生产资料、设备等物质类投入，产生的信任类型由于共同的目标而偏于功利计算，体现了合作关系的经济性，因为投入专用性资产而着眼于关系的公平性和共同收益，包含的主要维度有普通专用资产投入、关系公平性和经济型信任；后者则是关系的联结，即更多的是联合行动和社会交往，产生的信任类型由于交往频繁而偏于熟悉，体现了合作关系的情感性，因为互动专用性资产而着眼于关系的强度和长远发展，主要包括互动专用资产投入、关系强度和情感型信任。

1.3 概念模型

基于知识基础理论，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为合作企业共同拥有更大的知识池提供了可能，并且使企业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知识再创造。然而，知识基础理论仅借助路径依赖性指出了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是合作企业实现知识创造的前提，并未阐明二者作用渠道。结合知识转移理论，知识转移的接收和整合环节恰好填补了上述对作用渠道解释的缺失。基于嵌入性理论，双边关系质量很有可能在知识库兼容性、知识转移与知识创造绩效间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其原因在于：首先，在重复交易的合作行为中，关系质量的存在形式多样，并与合作创新显著正相关[18]；其次，企业间知识转移主要受到转移两端双边因素的影响[19]。更进一步，随着合作关系发展，企业对伙伴知识的理解逐步加深、自身吸收能力得到提升[7]。由此推论，经济型关系可能通过潜在吸收能力实现知识获取和吸收，而社会型关系则通过实际吸收能力，利用知识合理序列，提升知识更新和重组效率。基于此，建立本研究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假设

2.1 知识库兼容性、知识转移与知识创造绩效

当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拥有重叠知识和兼容技能时，彼此就能有效沟通，保障合作双方在共有的知识基础上创造新知识。相反，若员工之间认知距离较大，企业将难以真正识别和理解对方知识，更无法利用外部知识实现知识更新和再创造。首先，知识库之间的低冗余重叠可以保证企业从合作伙伴处获得较多的新颖知识。Yayavaram & Ahuja[20]按照知识元素聚集的关联程度，将知识基础划分为完全可分解、中度可分解和不可分解，并指出中度可分解与创新正相关；Sears & Hoetker[11]认为企业间合作创新价值更多是通过强调低冗余重叠实现的。其次，从企业员工之间的认知相通性看，较小的认知距离更有利于新知识创造，而较大的认知距离抑制了企业对伙伴知识的吸收和整合。

知识库兼容性为合作企业知识更新和再创造提供了可行性，但从静态的知识集合到最终的知识创造结果需要通过知识转移活动实现。以往关于知识关联性对合作创新影响机制的研究认为，知识转移渠道对降低知识粘性和构建知识共创机制至关重要[21]。因此，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影响不是直接的：首先，知识库兼容性催生企业间频繁的知识转移，当“学习企业”与“老师企业”的知识基础适度相关时，知识转移效率就会提高[22]；其次，企业间知识转移促进了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提升。从被转移知识的结构看，任何知识都是由反映序列的架构知识和相对独立的元素知识组成的[23]。而从知识创造的本质看，知识创造是在现有知识基础上的知识更新和重组活动。相对应地，被转移的元素知识可以利用其新颖性对企业现有知识进行嫁接和更新，而被转移的架构知识则通过提供更多的合理序列实现企业现有知识的重新组合。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正相关；

H2：企业间知识转移在知识库兼容性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2.2 双边关系质量的调节作用

知识转移的第一个环节——知识识别和接收。首先，普通专用资产投入表明了双方对未来共同利益的信心与支持，会激发更多转移和共享行为[24]。如企业主动保障专项投资，更愿意以合作的方式使投资创造更大价值[25]。其次，关系公平性还包含双方对合作流程和程序的充分说明，使合作双方在共同决策时给予彼此充分尊重，这有助于双方知识转移意愿提升。刘婷和王震[14]在研究分销渠道时发现，分销商感知的关系公平性(分配和程序公平)会提升其对制造商进行知识转移。最后，威慑型信任通过共同利益和交互优势极大提升知识转移效果。当合作双方拥有对方需要的目标知识时，彼此势力均衡，会威慑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促进知识共享[26]。由此可见，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主要降低企业知识转移的交易成本，而经济型双边关系质量从普通专用资产、公平性和威慑信任3个方面进一步降低知识转移的机会成本，强化了知识库兼容性对知识转移的促进作用。

知识转移的第二个环节——知识转化和整合。首先，互动专用性投入有助于企业与合作伙伴形成更加准确和可操作的交叉理解[27]，不仅让伙伴知晓自身知识优势与不足，而且帮助伙伴辨识新知识、新联结的缺口位置和衔接方式。其二，关系强度主要体现为企业间的互动频率。郭岚和张祥建[28]指出，设计人员之间反复沟通不仅能加深彼此对规则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双方实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转化。其三，情感型信任中，合作伙伴间信任程度的加深，更有助于彼此在知识创造过程中获取对方有效的、可操作的指导。实际上，企业建立社会型关系，大多是为了促进知识转化和整合，因为企业往往并不缺少新颖复杂的知识，而是缺少转化与整合这些知识的经验。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经济型双边关系质量正向调节知识库兼容性与企业间知识转移的关系；

H4：社会型双边关系质量正向调节企业间知识转移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关系。

2.3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企业吸收能力包含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其中，前者是企业获取和消化知识的能力；后者是企业转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29]。梁娟和陈国宏[30]认为，关系嵌入能克服非编码化知识与非独立知识的粘滞性，并促进知识转移和吸收，从而带来相关知识与能力。不难发现，不同类型双边关系质量对知识的关注和掌握程度不同，从而有利于不同吸收能力提升。组织间信任程度越高，越需要利用组织吸收能力辨别有价值的知识，并加以整合、内化。李纲等(2017)认为，强关系生成的信任和其它嵌入性成份对获取新知识、加快信息处理、发现新方法有直接影响。可见，随着合作双方互动程度加深，企业对伙伴知识的关注度和相应的吸收能力也会提高。潜在吸收能力在第一个环节帮助企业识别和接收有价值的信息，在第二个阶段则通过消化和转化活动帮助企业实现知识更新和重组。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5：经济型关系质量通过潜在吸收能力正向调节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与知识转移关系；

H6：社会型关系质量通过实际吸收能力正向调节企业间知识转移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的关系。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选用全国抽样的方式收集数据，被调研企业主要分布于陕西、江苏、广东、河南、河北等地。为提高样本的针对性，同时避免行业发展差异对结果的影响，调研聚焦于合作较为频繁的制造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被调研对象主要是企业高层和部分中层管理人员，并设定3年以上工作年限，以确保被访者对公司情况有充分了解。以当面填写、现场回收纸质问卷为主，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为辅的方式收集数据。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530份，回收378份，筛选后得到有效问卷为239份，回收率为71.32%，有效率为63.23%。其中，民营性质企业占48.45%，国有企业占30.75%，其它性质企业占20.8%；处于成熟稳定阶段的企业占57.62%，成长期企业30.18%，初步和衰退期占12.2%。结合其它样本特征可知，所获数据特征稳定、分布均匀。

3.2 研究工具

调研问卷包括企业一般信息、企业合作关系及合作治理模式等信息。其中，绝大多数变量测量借鉴国内外核心核心文献中使用的成熟量表。在问卷设计上，将自变量与结果变量分配A、B两份问卷，邀请被调研企业的两名管理人员分别填答，以有效降低共同方法偏差。问卷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

(1)自变量：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基于Ho & Ganesan[2]在企业与供应商合作研究中使用的量表，结合兼容性的差异性前提，设置4个题项，如“虽然在内容上有许多不同，但我们理解合作伙伴的技能和技术”等。

(2)因变量：企业知识创造绩效。借鉴Zhang等[31]、钱锡红等(2010)、梁娟和陈国宏[30]的测量量表，设置3个题项，如“通过合作，我们建立了工作的新方法”等。

(3)主效应的中介变量：知识转移，借鉴Pérez-Nordtvedt[32]的测量量表，设置4个题项，如“我们对从合作伙伴处获取的新知识的质量很满意”等。

(4)调节变量：双边关系质量。借鉴相关研究，开发经济型和社会型关系质量量表，各9个题项，如表1所示。量表二阶三因子结构拟合结果如表2所示，效果良好。

(5)调节效应的中介变量：吸收能力。借鉴Jansen等[33]的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测量量表，潜在吸收能力共4个题项，如“我们公司与合作伙伴通过频繁的交互，从合作伙伴那里获得新知识”等；实际吸收能力共4个题项，如“我们员工会记录和保存新获取的知识，作为未来使用和参考”等。

(6)控制变量。本研究从组织因素和合作因素两个方面控制了可能对知识创造绩效有影响的变量。其中，组织因素包括企业规模[34]、企业类型(张秀峰等，2015)、企业所属行业、企业发展阶段、企业市场占有率[35]；合作因素包括与合作伙伴是否同行业[36]、合作项目类型、合作年限、与合作伙伴此前接触频率[10]，以及是否有专门的创新管理团队。

4 实证分析

4.1 信度与效度

本研究使用SPSS19.0软件对变量信度进行检验。如表3所示，所有变量中情感信任的Cronbach's α值最小，仅有0.675，但也达到可以接受的信度水平，说明本研究收集的变量数据具有较好一致性；各变量的复合信度(CR)值均高于0.8。本量表基于国内外成熟量表进行双向翻译，并结合中国语言情境进行合理修改，较好满足了内容效度的要求。然后，检测所有变量的KMO值，其中关系强度的KMO最小，仅有0.648，但达到0.6的标准。此外，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在0.5以上，平均抽取方差变异量测试最小AVE值为0.614 6，达到0.50的最低要求。因此，各变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最后，应用Mplus7软件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变量区分效度和模型拟合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模型拟合度分析、相关与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将双边关系质量的二阶三因子结构处理成一阶结构。

降阶处理后的全模型为七因子模型，经过修正，模型的拟合效果达到理想水平，如表4所示。本研究将七因子模型与其它替代模型拟合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也支持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如表5所示，所有变量相关系数均在合理范围(-0.007～0.612)内，远小于0.7。此外，利用SPSS对变量间的方差膨胀因子进行检验，得到VIF值范围是1.271～3.236，远小于10，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4.2 假设检验

本研究使用SPSS19.0软件，采用层级回归对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如6所示。模型1为控制变量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回归模型。模型2中，自变量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对因变量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β =0.280，P=0.000)，H1得到支持。模型4中，自变量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对中介变量企业间知识转移有显著正向作用(β =0.244，P=0.000)。模型3中，中介变量企业间知识转移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有显著正向作用(β =0.509，P=0.000)，加入该中介后，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正向作用显著性有明显下降(β =0.156，P=0.010)，说明企业间知识转移部分中介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间的关系，H2得到初步支持。继续采用Bootstrapping方法验证中介效应的稳健性，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到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直接效应点估计值为0.202 3，标准误差为0.099 4，t值为2.034 8(p=0.0428)，95%置信区间为(0.006 6，0.398 0)；企业间知识转移的间接效应估计值为0.105 6，标准误差为0.034 0，z值为2.731 8(p=0.006 3)，95%置信区间为(0.051 1，0.186 5)。结果稳健地支持了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直接作用，以及企业间知识转移对二者关系的部分中介作用。

为了检验调节和中介调节效应，构造6个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首先，为了检验经济型关系质量对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与企业间知识转移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潜在吸收能力对该调节作用的中介作用，构造方程(1)-(3)，对应模型M5-M7。

KT = β0 + β1KBC + β2ERE + β3KBC×ERE + β4ES+ β5ET +……+ β13IT +ε

(1)

PAC = β0 + β1ERE +β2ES + β3ET +……+ β11IT +ε

(2)

KT = β0 + β1KBC + β2PAC + β3ERE +β4KBC×ERE + β5KBC×PAC +β6ES + β7ET +……+ β15IT +ε

(3)

如表7所示，模型M5中经济型关系对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与企业间知识转移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β=0.075，p=0.040)，H3得到支持。模型M6中经济型关系质量对潜在吸收能力的作用显著(β=0.215，p=0.000)。模型M7中，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与潜在吸收能力的交互项对企业间知识转移的回归系数显著(β=0.153，p=0.011)，且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与经济型关系质量的交互项对企业间知识转移的回归显著性消失(β=-0.012，p=0.753)，说明潜在吸收能力完全中介经济型关系质量对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与企业间知识转移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H5得到支持。

同理，继续构造方程(4)-(6)，对应模型M8-M10，结果如表7所示。模型M8中，社会型关系对企业间知识转移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β=0.142，p=0.010)，H4得到支持;模型M9中,社会型关系质量对实际吸收能力的作用显著(β=0.485，p=0.000);模型M10中，企业间知识转移与实际吸收能力的交互项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回归系数不显著(β=0.055，p=0.304)，说明实际吸收能力并没有中介社会型关系质量对企业间知识转移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H6未得到支持。

KC = β0 + β1KT + β2SRE + β3KT×SRE + β4ES+ β5ET +……+ β13IT +ε

(4)

AAC = β0 + β1SRE +β2ES + β3ET +……+ β11IT +ε

(5)

KC = β0 + β1KT+ β2AAC + β3SRE +β4KT×SRE + β5KT×AAC +β6ES + β7ET +……+ β15IT +ε

(6)

注：*为p<0.05, **为p<0.01

注：*p<0.05，**p<0.01，***p<0.001

进一步地，利用罗瑾琏等(2013)的交互作用图解程序，得到经济关系对知识库兼容性与知识转移的调节作用及社会关系对知识库兼容性与知识转移的调节作用关系图，如图2、图3所示。较高的经济型双边关系质量会促进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对企业间知识转移的积极影响；较高的社会型双边关系质量会促进企业间知识转移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积极影响。

5 结语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首先重新界定了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的概念，基于合作视角下的知识基础理论，以及知识转移理论，发现：经济型双边关系质量正向调节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与企业间知识转移间的关系；社会型双边关系质量正向调节企业间知识转移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间的关系；企业潜在吸收能力中介经济型关系质量对知识库兼容与知识转移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5.2 实践启示

根据上述结论，得到如下启示：

(1)企业应清晰认识与合作伙伴之间知识的合理距离。企业要同时关注知识新颖度及对方知识与企业自身知识的相通性，尽量找到双方知识转化和整合的接入点。

(2)企业间知识转移是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价值转化的必然途径，能保障企业知识创造成果落地。企业应该识别来自伙伴低冗余知识的结构类型以及创新知识缺口，有针对性地进行企业间知识转移。

(3)全面和细致地认识双边关系质量的结构和性质，为充分发挥其在合作创新中的推动作用奠定基础。应在企业间知识转移各环节培养和维护双边关系质量，利用经济型关系向社会型关系跃迁，为“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企业间知识转移-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等环节中的知识识别、理解、更新和重组保驾护航。

(4)更加合理地审视不同双边关系质量与自身吸收能力的匹配关系。本研究帮助企业认识到经济型关系通过潜在吸收能力间接强化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与企业间知识转移的关系，而社会型关系直接强化知识再创造。

5.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虽然回答了企业合作创新中如何把握知识和关系距离的度，从而达到对新知识创造绩效的促进，但还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仅从关系质量内容维度的代表指标“企业间信任”展开，但在实际合作创新过程中，关系质量会落实到各个具体内容上，如满意、承诺等。因此，基于合作视角，更多外生双边因素有待进一步考查；其次，相关变量的构成维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例如，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测量量表还可以包含创新程度和范围等维度；最后，本研究样本空间相对我国庞大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行业来说始终偏小，未来可进一步在更多样本和更大范围内验证本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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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