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转民活动与军工企业成长：来自十大军工集团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各级政府正着力引导企业走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发展之路。以往研究大多从宏观视角分析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制度体系[1]、发展模式[2]、区域效应[3]及其对国内和跨国创业的影响[4]。部分微观层面研究以民品企业为研究主体，抑或是从军民品企业博弈视角[5]，探讨不同主体开展军民融合的影响因素或协同创新行为。近年来，有学者基于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数据库前50个军工技术专利占比较大企业的专利引用数据定量研究军工技术扩散水平[6]；还有学者采用德国职场社交平台LinkedIn上用户在军民企间的职业转换数据定量研究军工技术向民品领域的溢出效应[7]。总体上以军工企业为主体深入剖析其军民融合机理的研究较少，亟需更多实证证据支撑[8]。本文认为，军工企业和民品企业作为军民融合的主要参与主体，在企业属性、运行机制、优势资源与能力等方面差异较大，分别研究其开展军民融合的微观机理才能进一步解析军民融合创新发展内在体系和结构。当前，无论是我国的国家战略规划还是政策制定，都旨在通过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和统管来激发军工企业开展军转民活动。然而，从微观层面出发，军工企业以何种模式开展军转民活动及其成效如何是一个重要但还未厘清的现实问题，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可为军工企业有效开展军转民活动提供理论依据。

军工企业打破军民分割的藩篱并开展军转民活动意味着企业知识管理实践和创新组织方式的转变。过去军工企业知识生产活动和创新体系主要服务于军品市场，通常为追求军工技术的先进性和保密性，集中人财物等资源进行全封闭式研发和生产，表现为一种非市场性活动[9]。然而，军工企业进入更青睐于个性化产品的民品领域后，与大量民品企业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知识更新换代速度明显加快。当前，越来越多先进的创新理念、产品研发技术和市场运营经验来自民品企业及其它组织，军工企业需要形成开放式创新系统，以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等形式与民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服务机构等加强互动、合作和联网[10]。尤其是在军转民活动中，军工企业要注重市场导向，借助外部组织在民品技术、管理、市场、运营等方面的优势提升自身军转民活动的有效性。因此，军工企业在军民融合创新发展过程中应该摒弃封闭式发展的思想束缚，形成一定条件下的开放式创新发展模式[10-11]。

开放式创新理论认为，企业需要适时开放组织边界，从封闭式创新逐步转向利用内外部创意和市场路径来有效促进创新成果的产出和商业化，即一种新的创新范式——开放式创新[12]，后来被细分为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和耦合型开放式创新等模式[13]。那么，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军转民活动包含哪些模式以及这些模式是否影响军工企业成长是本文重点探讨的一个理论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还伴随着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的持续变革，表现为一种稳定有序的市场化进程[14]。我国总体上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但各地区发展较不平衡，各省份间在市场化相对进程方面存在明显差距[15]。根据制度理论的主要观点，制度环境影响企业战略和行为[16]。因此，基于我国经济转型期各地区制度环境差异，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军转民活动与军工企业成长间的关系，是本文另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由中央直接管理的我国十大军工集团集中了国防军工企业的主力军，涵盖航天、航空、兵器、船舶、核和电子六大工业类别。在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背景下，军工集团上市公司作为重要的军民融合载体，更注重以市场为导向优化整合资源，在推动军民融合战略中扮演着先锋队的作用。因此，本文以中国十大军工集团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从微观层面厘清军工企业军转民活动的不同模式，采用上述上市公司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并检验不同模式的军转民活动对军工企业成长的直接影响以及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对该影响的情境化作用。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军工企业军转民活动模式划分

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军民融合模式。Cowon等[17]从要素溢出视角区分了军工技术向民品领域转移的4种形式，即硬件转移、产品或工艺技术转移、信息转移、管理要素转移；Martí Sempere[18]根据是否涉及收费,将军工企业研发向外部民用领域的转移分为基于收费的知识转移(如技术许可、技术并购等)和无法收费的知识溢出(如知识泄露)；Meunier[19]在军民两用技术的基础上提出创新两用系统(Dual System of Innovation)的概念，揭示出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来自军工和民品领域、不同部门的多方机构(如军工企业、民品企业、政府机构、高校、金融机构、社区、中介机构等)通过交互和合作实现军用技术向民用领域转移；Acosta等[20]基于欧美发达国家排名前100的国防企业数据，用专利引用模式表征军用与民用领域间的知识流动。国内研究中，张近乐等[2]根据参与主体不同，将军民融合归纳为院所自转、军工自转、院企联转、校企联转、军民共转、民企参军等模式；平洋[11]提出策略联盟、技术转让、委托外包等是国防科技工业重要的军民融合式科研体系。本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现有研究要么探讨军民融合模式，但未区分参与主体；要么以军工企业为主体分析军民融合模式，但只是关注某一局部领域，如要素溢出或科研体系等。本文以军工企业为研究主体，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从组织形式角度较为全面地提炼出军工企业如何在企业内部、外部和内外部联合开展军民融合活动，囊括要素溢出、研发体系、商业化形式、组织边界等要素以及可能产生的知识泄露问题，具有明确且统一的理论框架。

哈佛大学教授 Chesbrough[12]率先提出开放式创新的概念，认为有价值的创意和知识不仅可以从企业内部产生，也可以从企业外部获取，这些创意和知识既可以在企业内部进行商业化，也可以在企业外部进行商业化，将关注点从组织内部知识存量转移到跨组织边界的知识流量，强调企业可从知识流动中获利。后来，Cassmann等[13]根据知识流动方向将开放式创新分为3种模式。其中，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模式是指企业接触外部知识源，将分散在企业边界之外但却有价值的创意、知识、技术引入并整合到企业中，在企业内部进行创新和商业化；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模式是指企业成为其它组织的知识源，主动将内部有价值的创意、知识、技术有目的、选择性地输出到企业外部，由其它组织整合利用并进行商业化；耦合型开放式创新模式是指知识跨组织边界的双向流动，向外部主体输出知识的同时也从外部主体获取知识，实现知识交换，通过联合行动和外部主体实现价值共创。近期有研究认为，知识流动可通过组织形式改变而实现，企业可利用并购、衍生企业(spin-off)、投资入股、合资、合同等组织形式实现跨企业边界知识流动，因此可用组织形式表征开放式创新模式[21]。本文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从组织形式角度提出军工企业军转民活动的3种模式及7种形式，如表1所示。

1.2 不同模式军转民活动与军工企业成长

1.2.1 内向型军转民活动与军工企业成长

当前，军工企业在整个国家的大工业体系中不再呈现孤岛化，已有越来越多的军工企业嵌入到民品市场社会网络中[22]。一方面，与外部组织(如各类民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服务机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的联系与互动可以帮助军工企业识别市场上潜在的民品发展趋势，有利于引导军工企业适当转变技术发展轨道，从单一生产军品向兼顾生产民品转变，参与市场竞争；另一方面，通过广泛的知识搜索，军工企业能够获取多样化民品创意和技术知识，拓展自身技术宽度[23]，提高军工企业进入民品市场的机会。本文认为，通过与外部组织建立联系并进行知识搜索能够推动军工技术不断向民品领域转化，扩展军工企业经营范围，为军工企业带来市场收益和经济回报，有利于军工企业不断成长。

此外，军工企业通常拥有一定的规模优势、资金实力和政府支持，具备并购民品企业的可能。将原本属于企业外部的一套成熟的民品研发和商业化运作体系整体并入到军工企业内部，有助于军工企业直接获取与民品相关的显性知识(如民品专利、图纸、设计等)和隐性知识(如精益生产、敏捷制造等运营技术和管理系统等)，而且能够一揽子获得民品生产设施(如机器、设备、工具等)、民品项目团队及销售渠道等。在这些丰富的民品创新资源的协助下，军工企业更容易将自身先进的军工技术转移并应用到被并购的民品业务中，不断向市场推出具有竞争力的民品并获得可观的回报，助力军工企业快速成长。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内向型军转民活动有利于军工企业成长。

1.2.2 外向型军转民活动与军工企业成长

现有研究表明，成立衍生企业是很多国家军工企业实现军转民的常用方式，可以催生出多种民用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出现[22]。军工企业需要在内部筛选出一些有发展前景的军转民项目，从自身主体中拆分出一个能够独立运营且为应对民品市场竞争而创建的具有市场导向的民品企业,它有别于原军工企业生产类型和管理制度，采用完全市场化的运营管理机制进行民品开发和市场推广。军工企业不干预衍生企业决策和运营，但会给予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扶持，同时分享衍生企业的部分收益，通过衍生企业获取经济回报，反哺军工企业自身成长。

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防科技工业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军工企业还可以通过市场化资本运作方式，利用内部投资管理部门或产业投资基金对民品领域进行投资入股。战略投资或风险投资的发生往往又伴随着技术上的扶持，这不仅仅是金融资源的转移，更是技术或创新理念的重要转移方式[24]。这种方式最大的优势在于军工企业不用自己费力构建民品业务的互补性资产，而是对与自身业务紧密关联的民品领域和开发颠覆性前沿技术的民品公司进行投资入股，并伴有相应的军工技术转移与应用，进而从投资活动中获得高额的经济回报，促进军工企业成长。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外向型军转民活动有利于军工企业成长。

1.2.3 耦合型军转民活动与军工企业成长

战略联盟是介于市场交易与组织内部层级之间的组织形态，联盟伙伴企业可以来自于不同产业，形成多边网络[25]。军工企业与其它联盟伙伴致力于构建民品业务发展框架，寻求更多民品发展机会，是一种基于持续发展而形成的分享各自创新资源、相互学习并获取伙伴知识的松散型组织结构。基于共同的战略目标，军工企业会向联盟伙伴分享一些军工技术和信息，在联盟成员的协同努力下，整合不同技术源探索民品产业发展。同时，军工企业又能从联盟伙伴那里学习和获取一些有用的民品技术，从而实现知识的双向流动。

与战略联盟相比，合资企业是由各方出资形成的第三方经营实体，由出资各方共同控制，是一种稳定且紧密型的组织结构[26]。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也鼓励军工企业与其它组织成立合资企业专门发展民品业务，从而实现军用技术向民品领域转移。合资企业中各出资方分别拥有部分股权，共享合资企业控制权和利润，共担成本和风险。为实现合资企业的经营目标，军工企业需要向合资企业分享一些军工技术，在合资企业内部与其它出资方企业的民品技术资源相整合，开展民品研发和商业化运营。同时，军工企业也可以从合资企业中汲取知识和技术，促进军工企业自身发展。

除此之外，军工企业还可以与其它组织就民品研制或市场推广项目签订合作协议，该组织形式具有明确的可操作化目标和一定的时间期限。通过签订协议，确定联合开发团队的主要任务、起始时间、合作各方的权利与责任以及需要提供的资源与收益分配等[27]。在合作过程中，通过协议各方的知识分享和交流互动，军工企业的一些军工技术在联合开发团队中与其它合作方的民品技术进行有机整合，形成可市场化运营的民品项目。同时，军工企业也可以向伙伴企业学习并获取其先进的民品知识。

可以看出，与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和外向型军转民活动不同，耦合型军转民活动强调各参与主体通过深入持久的承诺、互动和合作，推动军转民活动开展。通过联合各方优势共同行动，容易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动和思想碰撞，有利于不同领域知识整合和创新型方案的提出，能够提高民用新产品开发速度和创新性。通过耦合型军转民活动，军工企业一方面能够获取可观的利润分配，另一方面还可以深入学习民品企业产品开发及市场运营方式，进而帮助自身积累开展军转民活动的能力，从而推动企业不断成长。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耦合型军转民活动有利于军工企业成长。

1.3 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

市场化是各种制度从无到有，市场机制逐步产生、发展到成熟，同时经济对市场机制的依赖不断增强的演变过程[14]。市场化进程反映了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市场导向的经济运行机制以及为推动市场有效运行的其它制度要素不断完善的进展程度[15]。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且发展较不平衡，形成了次国家制度环境(subnat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14]。例如，与西北地区相比，珠三角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支持市场有效运行的各种制度更加完善，市场化水平更高。樊纲、王小鲁和马光荣[15]从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中介市场和法律制度环境5个方面分析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他们认为，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通常市场机制也更加健全，地方政府干预较少，当地非国有经济活跃，所在区域的要素市场、中介市场和法律法规也更加完善[15]。

制度理论指出，制度作为一系列的社会规则和规范，会对个体或组织行为产生影响[16]。本文认为，军转民活动是军工企业突破军民分割的藩篱、进入民品领域、参与市场化竞争的主要途径，而各地区市场化进程作为制度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会影响军工企业军转民活动的开展和实施效果。具体来说：①在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政府对市场运行干预减弱，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较强。在该制度环境下，军工企业在各种模式的军转民活动中拥有更多经营自主权，更容易基于市场导向遴选军转民项目，并根据价格机制和市场供求关系有效配置资源，促进军转民活动的有效实施，从而为军工企业带来更多收益；②市场化水平较高意味着该地区非国有经济比较活跃，市场调节在经济总体中的比重较高，市场竞争激烈。在这种情境下，军工企业走出垄断经济的舒适圈，更容易接触到经过市场优胜劣汰的民品企业，有利于军工企业在军转民活动中与民品企业形成有效的组织交互和交融，从而提升军转民活动的有效性，从更大程度上提升企业收益；③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法律制度环境更加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更有效。基于开放式创新的军转民活动就是要求军工企业打破自身封闭的边界，通过与外部组织形成各种联系与合作，实现军工技术在民品领域的创造性应用和转移[10]。有效的法律保护可以减少军工企业在与外部组织互动、合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知识泄露及伙伴企业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保障军工技术在民用领域的新颖性，促使军转民活动创造出更多市场价值，进而促进军工企业快速成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市场化进程正向调节军转民活动与军工企业成长间的关系，即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内向型军转民活动(H4a)、外向型军转民活动(H4b)、耦合型军转民活动(H4c)促进军工企业成长的关系越强。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19年十大军工集团旗下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通常所说的十大军工集团是由国务院出资并直接管理的央企，涉及航空、航天、兵器、船舶、核和电子六大领域，它们承担着国防建设重大项目及国防科研生产任务，为国家武装力量提供各种类型武器装备。笔者根据各军工集团官网披露的99家上市公司信息，通过以下步骤确定本研究样本范围。

(1)本文关注十大军工集团A股上市公司，因此首先删除军工集团B股上市公司、港股上市公司和国外(如新加坡、德国、奥地利)上市公司，整理出十大军工集团2007-2019年旗下的A股上市公司名单，共计82家。

(2)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查询这些A股上市公司 2007-2019年的企业年报，研读这些上市公司的经营范围。其中，由于金融类、地产类上市公司与本文研究主题无关，故将中航地产、中航资本剔除；天虹股份是国有控股的中外合资连锁百货企业，通过阅读公司年报发现其并未进行军转民活动，因此不符合本文研究主题，故也予以剔除。

(3)中国卫通在2019年6月上市，在本文研究时间区间内上市时间较短，无法开展研究，因此也予以剔除。

经过上述步骤筛选，本文最终确定78家军工集团A股上市公司2007-2019共计13年的样本数据，其中有22家公司是本研究时间区间内才上市，有部分企业在时间区间内经过资产重组不再属于军工集团。如上市公司中原特钢(股票代码：002423)在2018年由中粮集团入主并更名为中粮资本，不再属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因此，最终获得875个企业—年观测值，形成非平衡面板数据集。

在确定研究样本后，通过对样本企业年报进行内容分析[28]获取军工集团A股上市公司军转民活动数据，用于测量军工企业成长的财务指标和所有控制变量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面对一些缺失值，本文通过CNRDS数据库和手工查找上市公司年报、网站等方式予以补充。测量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指数取自王小鲁、樊纲和胡李鹏[29]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

2.2 模型设定

为检验H1、H2和H3，本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1)，在此基础上构建模型(2)用来检验H4。

FirmGrowthit=α0+α1Inboundit+α2Outboundit+α3Coupledit+βControlit+εit

FirmGrowthit=α0+α1Inboundit+α2Outboundit+α3Coupledit+α4Marketizationit+α5Inboundit×Marketizationit+α6Outboundit×Marketizationit+α7Coupledit×Marketizationit+βControlit+εit

上式中，FirmGrowthit表示企业i在t年的企业成长性；Inboundit、Outboundit、Coupledit分别表示企业i在t年的内向型、外向型、耦合型军转民活动数量；Marketizationit表示企业i所在区域t年的市场化水平；Controlit为模型控制变量，包括企业i在t-1年的净利润(Lprofitit)以及在t年的企业规模(FirmSizeit)、企业年龄(FirmAgeit)、资产收益率(ROAit)、资产负债率(LEVit)、技术人员占比(Techpercentit)、研发经费投入强度(RDintensityit)，以及年度(Year)和行业(Industry)虚拟变量；εit为误差项。本文采用STATA15进行计量分析。

2.3 变量测量

(1)因变量：企业成长性。本文采用净利润增长率(ProfitGrowth)作为企业成长性的测量指标，计算公式为(本期净利润-上期净利润)/上期净利润。

(2)自变量：军工集团A股上市公司的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和耦合型军转民活动。定量考察军工企业的军转民活动是一个难点，而军工集团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内容可以帮助分析军工企业军转民情况。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提取各种模式军转民活动数量。根据内容分析法实施步骤[28]:第一步，选取上市公司年报中的董事会报告作为分析单元，该部分包含公司年度经营的核心内容，是对企业年度主营业务、所属行业经营情况、核心竞争力、投资情况及未来发展等方面的讨论与分析，因此常被作为内容分析法的分析单元[30]。第二步，基于已有文献分析初步构建类目及操作规则，随机选择30个样本进行测试，并经与军民融合研究专家和军工企业高管讨论修正后确定最终类目，形成类目表格。第三步，选择两名经过严格培训的研究生，根据确定好的类目以“背靠背”方式独立进行编码，对董事会报告部分提及的各种类型军转民活动进行判断并统计，将每个一级类目下二级类目出现的数量加总求和形成该一级类目数量。第四步，进行编码员间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检验。各种形式军转民活动编码员间信度值较高，说明两名编码人员进行的编码工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31]。最后，对于不一致的编码，两名编码人员经过一起讨论后达成一致性结果。通过内容分析法获取的不同模式军转民活动数量作为后续回归分析的基础。

(3)调节变量：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采用王小鲁、樊纲和胡李鹏[29]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衡量各地区不同年份市场化水平。市场化指数是一个整合了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中介市场和法律制度环境5个维度的综合指标。

(4)控制变量：参考以往研究，选取若干控制变量，包括前一年的净利润、企业规模(企业员工总人数的自然对数)、企业年龄(企业成立年份到观测年份的跨度)、资产收益率(税后净利润占企业总资产的百分比)、资产负债率(企业负债总额占企业资产总额的百分比)、技术人员占比(技术人员占企业总人数的百分比)、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总额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以及用年度(2007-2019)、行业(分为航空、航天、兵器、船舶、核和电子)虚拟变量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

3 实证检验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为避免财务数据异常值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对财务变量进行双向1%的Winsorize处理，表2是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净利润增长率的平均值为-32.6%，呈现负增长。从标准差可以看出，样本间存在较大差异，净利润增长率的最大值为445.2%。滞后一期净利润的平均值为3.4亿元，样本间差异较大(标准差为10亿元)，从最小值-15亿元到最大值75亿元跨度较大。样本企业平均员工人数为3 361(即e8.120)人，平均年龄为17年。平均来说，技术人员占员工总人数的24.4%，研发经费总额占营业收入的4.2%。从3种模式军转民活动的平均数看，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多于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并依次多于耦合型军转民活动，说明军工企业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占主要地位。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得分从最小值3.53到最大值10，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性。

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由于部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经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10，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2 假设检验

由于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考虑到个体效应的存在，首先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本研究适用固定效应模型(FE)进行参数估计。固定效应模型也是减少内生性的一种重要方式。为克服估计模型存在的异方差、序列相关和截面相关问题，本文采用带有Driscoll-Kraay稳健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从而保证参数估计的一致性[32]。此外，为减少多重共线性问题，在回归方程交互项中对各变量都进行中心化处理。

假设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只加入控制变量，从中可以看出，滞后一期的净利润与当期净利润增长率呈显著负向关系，即前一年净利润越大，当年净利润增长空间就越小，这符合企业经营的现实情况。投资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均与净利润增长率呈显著正向关系。在模型1基础上引入3个自变量，得到模型2。模型2结果显示，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回归系数为0.117 4且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支持H1。而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和耦合型军转民活动对净利润增长率无显著性影响，H2和H3未得到验证。

在模型3中引入调节变量及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以此检验H4。其中，内向型军转民活动与市场化进程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074 0且显著(p<0.05)。对市场化进程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分别记作市场化水平高和市场化水平低，绘制市场化进程调节内向型军转民活动与净利润增长率间关系的二维交互图。如图2所示，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对军工企业净利润增长率的促进作用更强。以上结果支持H4a。

在模型3中，外向型军转民活动与市场化进程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183 2且显著(p<0.01)。同样，绘制市场化进程调节外向型军转民活动与净利润增长率间关系的二维交互图。如图3所示，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对净利润增长率具有负向影响；当市场化水平较高时，外向型军转民活动才会促进净利润增长率提高，并且随着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该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因此，H4b得到部分支持。这说明，与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相比，外向型军转民活动由于在军工企业外部进行，虽然具有较高的经营自主权，但会让军工企业失去较多控制权。只有当市场化水平较高时，各项制度比较完善，才能明晰军工企业在外向型军转民活动中的资源投入和利润分配，确保军工企业从外向型军转民活动中获取正当权益。

在模型3中，耦合型军转民活动与市场化进程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078 1且统计显著(p<0.1)。从市场化进程调节耦合型军转民活动与净利润增长率间关系的二维交互图(见图4)中可以看出，当市场化水平较低时，耦合型军转民活动对净利润增长率具有负向影响；当市场化水平较高时，耦合型军转民活动才会促进净利润增长率提升，并且随着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该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因此，H4c得到部分支持。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耦合型军转民活动相比内向型和外向型军转民活动更加复杂，强调知识共享和价值共创，涉及知识的双向流动[13]。无论是战略联盟、合资企业还是基于合作协议的联合开发团队，军工企业在向这些组织分享或转移军工技术知识(内部知识流出军工企业)的同时，也会向伙伴企业学习并获取其先进的民品研制技术和经验(外部知识流入军工企业)。与内向型和外向型军转民活动不同，耦合型军转民活动注重各参与方深入、紧密的交流、互动和合作，军工企业在获取外部知识的同时，也面临自身知识泄露风险和伙伴机会主义行为。只有当市场化水平较高时，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才能够有效保护合作中企业自身的知识产权，从而确保军工企业从耦合型军转民活动中获益并实现自身成长。

3.3 稳健性检验

除净利润外，营业收入也是企业关注的重要指标，主要是指企业销售产品或服务带来的收益，与企业产品或服务市场份额密切相关。基于已有文献中关于企业成长性的常用测量指标[33]，本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sGrowth)替换净利润增长率进行稳健性检验，该指标计算公式为(本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可从WIND数据库直接获取。比较表4中的模型4和模型2、模型5和模型3发现，大部分变量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其中，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反映了从军工企业主体拆分出一个独立运营的民品企业，或向民品企业进行战略投资及伴随着军工技术转移，军工技术在民品领域的应用发生在军工企业外部，不受军工企业的管控和干预，军工企业通过资金和技术扶持，分享外部民品企业的部分收益，这些经济回报有利于军工企业净利润提升。该模式主要为获取投资回报，对净利润增长有影响，而对军工企业本身产品或服务销售没有直接影响。因此，通过关键变量的替代测量，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考虑到企业成长存在一定的时滞性，本文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均滞后一期纳入回归方程作计量分析。如表4中模型6和模型7所示，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对于当期和下一期净利润增长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该正向影响更加突出。而外向型军转民活动和耦合型军转民活动主要对当期净利润增长率具有正向影响，对下一期净利润增长率没有显著影响。可能原因在于，开展内向型军转民活动的军工企业无论从网络联系搜索全新的民品知识还是并购外部民品企业，对企业来说不仅当期能够获益，随着与军工企业内部组织、文化、技术等方面的深度整合，军民技术融合的效果在下一期仍然会带来收益增长。而外向型军转民活动注重获得当期投资回报、耦合型军转民活动注重当期利润分享和现有知识的快速利用。因此，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对提升企业成长的结论更加稳健。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中国十大军工集团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2007-2019年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不同模式的军转民活动是否有利于军工企业自身成长以及如何受市场化进程的情境化影响，得出如下结论：①内向型军转民活动有利于军工企业成长，而外向型、耦合型军转民活动均对军工企业成长无显著性直接影响；②考虑到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制度环境，市场化水平越高，内向型军转民活动对军工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越强，而只有在市场化水平较高情况下，外向型和耦合型军转民活动才会有利于军工企业成长。

4.2 研究贡献

(1)本文以军工企业为研究主体，从理论上厘清并量化了不同模式的军转民活动，丰富了军民融合模式研究理论和方法。尽管近期有少量国外学者采用专利引用分析法[6,20]或社交媒介分析法[7]，从微观层面定量研究西方国家军工企业军用技术向民用领域的扩散效应，但受限于微观数据的可获得性，对我国军工企业军民融合微观机制的定量研究较少[8]。本文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从组织形式角度将军转民活动细分为内向型军转民、外向型军转民和耦合型军转民3类，为军民融合模式划分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以十大军工集团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样本企业年报进行内容分析从而获取军工上市公司军转民活动的数据，为明确军工企业军民融合水平提供新的研究方法。

(2)本文揭示了不同模式军转民活动对军工企业成长的差异化影响，推动了军工企业军民融合微观层面的量化研究。以往军民融合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层面[1-4]，微观层面鲜少明确军工主体[5]，由此导致对军转民活动如何影响军工企业自身发展问题的理论认识不足。我国军工企业市场化改革及军民融合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军工巨头，因此不能照搬国外研究结论。本文构建军转民活动与军工企业成长间关系，并以十大军工集团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开展实证研究，从微观层面探讨不同模式军转民活动的作用成效，深化了军民融合微观效应研究。

(3)本文引入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制度环境特征作为情境变量，挖掘市场化进程的调节效应，明晰了军工企业军转民活动有效性的边界条件。由于我国制度环境与西方国家差异较大，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存在明显差距[15]。因此，剖析我国军工企业军民融合成效如何受市场化进程的影响，有利于揭示制度因素在军民融合有效性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全球军民融合研究提供中国情境。

4.3 实践启示

(1)对于军工企业来说，需要改变以往的封闭式研发管理模式，形成开放式创新发展模式，合理开展军民深度融合，促进军工企业自身成长。军工企业可以广泛搜索市场上的民品信息，甚至将民品企业整体并入军工企业，从而在军工企业内部实现军民融合，并掌握绝对主导权。这种模式的军转民活动对军工企业成长具有持续性影响，有利于当期及下一期企业收益增长。市场化制度比较完善地区的军工企业能够从该模式的军转民活动中实现更多收益增长。军工企业也可以分离出独立运营的民品企业，或向外部民品企业提供技术扶持，进而在军工企业外部实现军民融合。针对这种模式，军工企业不需要自己参与经营军民融合活动但可以从技术投资中分享收益。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制度比较完善地区的军工企业才能有效保障收益分配。军工企业还可以与其它组织以战略联盟、合资企业或合作协议的方式联合开展军民融合。这种模式的军转民活动强调军工企业向联合体分享自身的军工技术，与其它组织一起共同参与军工技术向民品领域的转移应用，同时也能从联合体中深入学习民品研制和运营知识。由于是多主体共同参与，因此相比于前两种模式，该模式的军转民活动更加复杂。市场化制度比较完善地区的军工企业会面临较少的知识泄露风险和伙伴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可以有效利用该模式的军转民活动实现更多收益增长。

(2)军工企业军转民活动的有效开展离不开国家制度的不断完善，因此本文结论对政府加快推动市场化进程从而促进军民深度融合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在中国经济转型期，政府应不遗余力地改善制度环境，如健全市场机制和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当地非国有经济发展、完善要素和中介市场等，并扭转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不平衡的现状，为军工企业有效开展各种模式的军转民活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此外，政府还应该加强政策引导，持续推进军工企业市场化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干预行为，引导军工企业在军转民活动中树立市场经济意识，培养市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法则在军工企业军转民活动中资源配置和收益实现的重要作用，促进军工企业快速成长。

4.4 不足与展望

在理论研究方面，首先，本文仅关注了3种模式军转民活动的作用效果，由于每种模式还包括不同形式的军转民活动，它们对军工企业成长的作用如何以及依赖何种情境因素有待深入研究；其次，本文仅探讨军转民活动对军工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但评价企业收益水平还应包括持续性、稳定性等方面[34]。因此，后续研究可继续探索军转民活动对军工企业收益其它维度的影响。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选取的中国十大军工集团均属于央企，未来可尝试将各省市地方军工集团及其上市公司纳入实证分析数据集，以更加全面地揭示我国军工企业军转民活动成效。

[1] 游光荣,闫宏,赵旭.军民融合发展政策制度体系建设: 现状,问题及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17，33(1): 150-156.

[2] 张近乐,尚涛,蔡晨雨.国防科技产业军民深度融合模式与路径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23)：133-137.

[3] 王欣亮，兰宇杰,刘飞.军民融合能否撬动区域创新绩效提升[J].科学学研究,2020,38(3)：555-565.

[4] GOEL R K,SAUNORIS J W.Military spend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spatial effects of cross-country spillovers[J].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2018,39(3): 363-373.

[5] FANG W,WANG C.The cooperative stability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f the military-civili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or China's satellite industry[J].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2019，2：1-17.

[6] SCHMID J.The diffusion of military technology[J].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2018,29(6): 595-613.

[7] RIEBE T,SCHMID S,REUTER C.Measuring spillover effects from defense to civilian sectors-a quantitative approach using LinkedIn[J].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2020,online,DOI: 10.1080/10242694.2020.1755787.

[8] 方炜，孙泽华，唐路路.军民融合创新研究综述与展望[J].科研管理,2020,41(3)：61-71.

[9] MOWERY D C.Defense-related R&D as a model for “Grand Challenges” technology policies[J].Research Policy,2012,41(10)：1703-1715.

[10] STOWSKY J.Secrets to shield or share? new dilemmas for military R&D policy in the digital age[J].Research Policy,2004,33(2)：257-269.

[11] 平洋.国防科技工业开放式创新科研模式研究——基于军民融合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30(2)：102-107.

[12] CHESBROUGH H W.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M].Boston：Harvard Business Press,2003.

[13] GASSMANN O,ENKEL E.Towards a theory of open innovation: three core process archetypes[C].R&D Management Conference (RADMA),Lisbon,Portugal,2004.

[14] SUN P,QU Z,LIAO Z.How and when do sub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 for R&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pharmaceutical sector[J].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2018,65(3)：379-391.

[15]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经济研究,2011,57(9): 4-16.

[16] SCOTT R W.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M].Thousand Oaks,CA: Sage,1995.

[17] COWAN R,FORAY D.Quandaries in the economics of dual technologies and spillovers from military to civili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J].Research Policy,1995,24(6)：851-868.

[18] MARTí SEMPERE C.What is known about def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pill-overs[J].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2018,29(3): 225-246.

[19] MEUNIER F X.Construction of an operational concept of technological military/civilian duality[J].Journal of Innovation Economics Management,2019 (2): 159-182.

[20] ACOSTA M,CORONADO D,FERRáNDIZ E,et al.Civil-military patents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flows into the leading defense firms[J].Armed Forces & Society,2020,46(3)：454-474.

[21] AHN J M,MINSHALL T,MORTARA L.Understanding the human side of openness: the fit between open innovation modes and CEO characteristics[J].R&D Management,2017,47(5)：727-740.

[22] AVADIKYAN A,COHENDET P.Between market forces and knowledge based motives: the governance of defence innovation in the UK[J].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09,34(5)：490-504.

[23] AVADIKYAN A,COHENDET P,DUPOUET O.A study of military innovation diffusion based on two case studies[M]// LlERENA P,MIREILLE M.Innovation policy in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Berlin: Springer,2005: 161-189.

[24] BENSON D,ZIEDONIS R H.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as a window on new technologies: implications for the performance of corporate investors when acquiring startups[J].Organization Science,2009,20(2)：329-351.

[25] LI K,QIU J,WANG J.Technology conglomeration,strategic alliances,and corporate innovation[J].Management Science,2019,65(11)：5065-5090.

[26] YIU D,MAKINO S.The choice between joint venture and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J].Organization Science,2002,13(6)：667-683.

[27] AVADIKYA A,LLERENA P,MATT M,et al.Organisational rules,codification and knowledge creation in inter-organisation cooperative agreements[J].Research Policy,2001,30(9)：1443-1458.

[28] DURIAU V J,REGER R K,PFARRER M D.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analysis literature in organization studies: research themes,data sources,and methodological refinements[J].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2007,10(1)：5-34.

[29] 王小鲁,樊纲,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30] 曾祥飞,陈良华,祖雅菲.生命周期视角的管理会计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的匹配关系研究——来自沪深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18,21(5)：105-116.

[31] SHROUT P E,FLEISS J L.Intraclass correlations: uses in assessing rater reliability[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79,86(2)：420-428.

[32] HOECHLE D.Robust standard errors for panel regressions with cross-sectional dependence[J].Stata Journal,2007,7(3)：281-312.

[33] FENG H,MORGAN N A,REGO L L.Firm capabilities and growth: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rket conditions[J].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2017,45(1): 76-92.

[34] DECHOW P,GE W,SCHRAND C.Understanding earnings quality: a review of the proxies,their determinants and their consequence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50(2-3): 344-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