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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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工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也是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的物质技术基础，通常包括从事武器装备、军事器材、军队生产生活用品所需专用原材料的工业门类[1]。长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国防科技工业不但成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基石，更成为国民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随着信息化战争需求牵引的世界新一轮军事变革孕育兴起，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安全战略和军队组织形态，推动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型作战力量。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已取得重大进展，但仍然面临技术差距拉大的风险，当前国防科技工业布局难以适应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新需求，作为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和布局调整对于抢占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适应现代战争需求影响深远。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表明，产业集聚发展是实现规模经济和快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方式。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科学城以及英国剑桥科技园的巨大成功充分体现了产业集聚发展的优势。国防科技工业具有技术创新突出、产业链条长以及产业相关度高等特点，通过产业集聚化发展所形成的垂直产业链间的技术交换和生产合作能够进一步实现技术溢出、协同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新时代中国梦强军梦对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国防科技工业集聚发展已成为国防科技工业布局的有效途径以及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实践。因此，梳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时代背景下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分析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的内在机理，探索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的基本路径，对推动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建设、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集聚逐渐成为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重要模式，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学界提出企业集聚、产业综合体、产业集群、集聚经济等概念描述企业在空间地理布局中的集聚现象[2]。马歇尔[3]提出产业区理论，讨论企业集中生产的优势，较早研究了产业空间集聚的现象。由于产业集聚实质上是企业空间选址的宏观表现，韦伯[4]以区位因素为核心，从微观角度研究了企业的区位选择过程；胡佛[5]进一步发展了区位论，从城市化、本地化以及规模经济等角度阐释了产业集聚的形成因素。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增强，学界开始运用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等理论研究产业集聚现象，并关注产业集聚的测度、不同产业集聚(协同集聚)[6]、产业集聚与城市化发展[7]、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8]等方面。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对特定产业空间集聚现象的研究多围绕制造业[9]、生产性服务行业[10]、金融行业[11]、高新技术产业[12]等展开，对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国防科技工业空间布局。Vinha[13]认为，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如以色列等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在全国范围内布局，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国防科技工业则主要集中在某些区域；赖琼玲[14]从区域布局角度提出围绕城市和交通枢纽的“点轴模式”的国防产业集聚区布局模式。
(2)关于产业集聚绩效。较多学者分析了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竞争力优势，如胡红安和李洋[15]、乔玉婷等[16]采用GEMS模型探讨了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群竞争力问题；凌大荣等[17]分析了军民技术边界日益模糊的背景下，国防科技工业通过技术溢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3)关于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与科技创新的关系。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与科技创新二者之间存在相互推动的关系，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协同创新成为研究重点，包括产业集聚协同创新的内涵机理、动力以及影响因素等[18]。
(4)关于主要军工行业领域的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较多文献针对我国航空航天、船舶制造以及核工业等典型领域的产业集聚进行了研究，如赵海山[19]探讨了航空产业集聚发展的内在耦合关系和治理逻辑，认为航空产业集群是以政府和领导企业为核心的联合关系治理模式；吴传清等[20]通过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我国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具有双重门槛效应。
(5)关于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载体。随着产业园、产业基地以及创新示范区等空间载体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集聚发展的重要载体，理论界也涌现出许多研究成果，如航天产业园区集聚效应[21]、军民结合产业与园区经济发展[22]以及创新示范区发展模式[23]等。
综上，学术界对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防科技工业空间布局、产业集群创新效应和集聚载体等方面，但对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的内在机理、空间结构、发展路径等深入分析较少。随着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入新时代，国防科技工业发展也将站在新的发展基点，将国防科技工业与产业集聚路径研究相结合，深入探讨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的演化机理和优化路径，有利于适应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的新形势。
国防科技工业布局是相关生产要素在地域上的分布和组合，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取决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自然地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历史方位和国情世情对我国国防工业布局进行了几次较为显著的调整，如“一五”期间的“156”工程和“三线建设”，20世纪80年代的“军转民”和三线企业调迁整改等。进入21世纪，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产业集聚带来的技术溢出、协同创新以及产业升级等效应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强军兴国的时代要求，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呈现出加速推进、整体发展的良好态势，产业集聚化发展得到了有效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和调整又呈现出新的特征。
(1) 各种类型产业集聚载体发展迅速，空间集聚程度较高。从空间集聚角度来看，各地区从建设创新示范区、军民结合产业基地以及产业园等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载体入手，提高区域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程度，优化军民科技资源配置。由于国防科技工业是特殊的集聚因子，而各区域的集聚动力和集聚环境各具特色，从而形成了不同集聚路径和发展模式。以国家级军民结合产业基地为例，截至目前，工信部分8批次认定了36个国家级军民结合产业基地。从分布区域来看，大多数国防科技工业产业园区集中于“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依托当地传统军工产业，市场资源和科技创新资源密集，且均有主导产业，技术溢出效应使得各集聚区的主导产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不同行业国防科技工业主要集聚的地区如表1所示。
(2)产业体系不断完善，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不仅形成了以军事需求为牵引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而且不断向宽领域、系统化军民两用产业体系发展，实现战斗力和生产力的双向转化。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在军地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对地方经济起到了显著的辐射带动作用。如绵阳科技城，2017实现工业产值1 53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50%。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不仅吸引了大批人才，而且推动了区域科技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从产业集聚角度看，以产业园区或基地为载体的国防科技工业产业布局模式较好地遵循了产业空间地理集聚的原则，产业集聚效应日益明显。由于绝大多数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区以政府为主要推动者，吸引企业集聚的主要驱动力仍是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因此，这一阶段仍存在一些问题制约其发展。
(1)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突出。无论是中央到地方还是政府和军方，尚未建立专门针对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区建设的协调管理机构，对国防科技工业各类园区缺乏统一指导和规划。不同类型的园区归属不同国家部门管理，各类园区遍地开花、管理混乱，虽然数量众多、门类齐全，但存在着严重的重复建设问题，散点化布局使得产业规模小、水平低，各类园区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突出。
(2)集聚区产业链衔接不够紧密。集聚区企业上下游紧密关联、分工协作不断深化是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将入驻企业的数量规模和短期经济效益作为首要目标，而不是围绕产业链嵌入相关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网络体系尚未形成，导致集聚区缺乏合理的产业联系和配套协作，集而不聚、聚而不联现象突出，产业集聚效应未能充分显现。
(3)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有待加强。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只有当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和区域经济达到较高的耦合协调程度时，二者才能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由于我国不同区域的产业基础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创新能力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新兴企业培育和孵化作用并未显现。部分地区园区自成体系、独立发展，园区之间交流不够密切，创新文化交流、创新人才流动、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等与区域经济的互动机制尚未形成，离整个区域经济形成“一盘棋”发展格局还有差距。
(4)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有待完善。军地创新资源和人才市场信息的对接亟需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涉密管理、政策咨询、金融服务等高端服务，而现实情况是，各类集聚区公共服务平台保障体系并不健全，未能提供高质量服务和保障，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交易成本。涉及军民技术双向转移转化的渠道不够通畅，相关标准仍不够清晰明确，限制了军地双方技术交流和成果转化，阻碍了产业集聚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区是介于企业与纯市场之间的特殊产业组织。该产业组织在空间地理上集聚、产业链上相互关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市场失灵和产业组织失灵，组织结构比市场稳定且集聚区内企业能通过协作获取集聚区外企业很难获取的竞争优势。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具有很强的政策依赖和战略属性，与一般产业集聚相比，其集聚机理呈现出不同特征。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空间—政策—技术—产业”4个维度的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内在机理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首先因自然地理、运输成本和邻近空间等区位优势以及国家政策因素的吸引而集中，通过高级生产要素供给和流动产生规模效应，形成空间集聚雏形；然后，在技术溢出和扩散、合作创新协同效应等技术创新因素以及专业化分工的内生性作用下丰富架构，不断发展和演进，形成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实现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目标，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表1 部分国防科技工业细分行业的主要产业集聚区
国防科技工业主要集聚地区相关产业基地或园区航空航天工业陕西西安、汉中、阎良、渭南;贵州贵阳、遵义;四川省成都、绵阳;湖北襄阳;湖南长沙、株洲;江西南昌;河南郑州;北京;上海;黑龙江哈尔滨等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汉中航空产业园、渭南蒲城通用航空产业园、贵州航天高新技术产业园、贵阳白云发动机产业园、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成都飞机整机产业基地、襄阳航空航天工业园、长沙航空工业园、株洲航空产业园、湖南航天科技工业园、南昌航空工业城、郑州荥阳军民融合产业基地、中关村军民融合产业园、大兴区军民结合产业基地、闵行区军民结合产业基地、哈南工业新城军民结合产业基地等核工业四川成都、绵阳;甘肃兰州、酒泉;江西相山、抚州;湖南衡阳;内蒙古包头等四川绵阳科技城、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核甘肃核技术产业园、江西铀矿大基地、湖南白沙绿岛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区、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等兵器工业陕西西安;北京;四川成都、绵阳;湖南长沙、益阳等西安兵器工业科技产业基地、北京市军民结合产业基地、四川军民融合激光产业基地、长沙工程机械产业园、长沙特种材料工业园、益阳轻型特种装备产业园等船舶工业河北邯郸;福建宁德;安徽芜湖;湖北武汉;江西九江;广东湛江;陕西西安;上海;浙江杭州、舟山;山东青岛;江苏张家港、泰兴等邯郸经济开发区、福建宁德、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汉船舶配套工业园、九江中船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园、湛江市军民结合产业基地、西安船舶科技产业园、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示范区、长兴岛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中国海洋科学城、舟山海洋产业集聚区、浙江定海工业园区;青岛古镇口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张家港保税区海工船舶与高端装备军民结合产业园区等电子工业湖北武汉、孝感;湖南平江;四川广元;福建宁波;安徽合肥;江西吉安;四川成都、绵阳;重庆;江苏南京、苏州、镇江等湖北孝感经济开发区、湖南平江工业园区、四川广元军民结合基地、宁波鄞州区、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吉水军民两用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中国电科(成都)信息安全产业园基地、中关村(重庆)军民融合产业园、重庆市璧山工业园、镇江国家军民融合示范区、南京白下高新技术产业园等
图1 基于“空间—政策—技术—产业”的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内在机理
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区作为集聚空间，其结构环境的经济条件与非经济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选址入驻，因此企业在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区内外选择空间区位的行为可以解释为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古典经济要素禀赋论认为，一国应集中利用其具有比较优势和储备丰富的要素进行生产，同样产业也应当集聚在相关要素丰富的地区。以上要素包括自然地理优势(如矿产资源、基础交通设施等)、运输成本优势和空间邻近优势。
自然地理优势是产业集聚的先决条件，对产业分布有决定性作用。一般而言，任何一个区域都被赋予特定自然条件或区位特征，而具有比较优势的自然地理条件如自然资源、气候条件等非经济因素是形成产业集聚的外在动力。不同自然地理优势往往形成不同主导产业的产业集聚。如美国的船舶产业主要集聚在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弗吉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等沿海地区，一些内陆河流沿岸地区也有少量造船厂集聚，水域周边对船舶行业的发展有天然的自然地理优势。青岛市古镇口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依托中国首个战略母港的自然地理优势，以军港需求为牵引，形成了以船舶工业、海洋新材料以及军事文化为特色的产业集聚。
运输成本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和产业布局的重要因素。广义的运输成本概念不仅囊括传统意义上的运费(将商品运输到目的地的费用)，还包括时间成本、关税和非关税成本以及因距离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产业区理论的提出者马歇尔早在19世纪末就深入研究了交通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由于厂商往往出于利润最大化角度进行决策，对减少运输成本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集聚的形成。国防科技工业产业关联度高，从技术研发到产品生产，所涉及的产业链往往包含多个相关产业大量的要素投入，由单个企业个体完成的可能性很小，如航空航天产业，往往能够带动航空发动机、电子信息、航空新材料等关联度较强的互补产业在一定空间集聚，形成以航空航天为主导产业的航空产业园。同时，由于军民两个系统间存在天然壁垒，技术创新或中间产品在军民之间流动往往形成更高的运输成本(交易费用)。因此，节省运输成本是企业向产业链上游或下游靠近的内生性动力。
空间邻近优势通过产业空间集聚所带来的信息和基础设施共享、技术知识溢出扩散以及交易成本降低等经济效应加以实现，这种集聚效应是单个企业独立存在于某一区位所无法获得的。上下游企业通过集聚在大型军工企业或优势民营企业周围，打破军地自成体系的发展模式，形成产业集聚，对接军地需求等市场信息，大大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如绵阳科技城，凭借传统军工产业优势和扩大开放的发展理念，成功吸引了富士康、艾默生等世界500强企业，形成了在核工业、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制造业等多个领域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企业与市场对政府制度安排存在强烈需求。国防科技工业是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具有一定政治属性和军事属性，因此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与一般产业集聚相比，除受市场机制影响外，对政府区域政策体系更为敏感。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区往往在政府主导下投资建立，实际上是政府的一种补贴形式，通过政策红利不断吸引相关企业形成空间集聚。
政府是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的推动者和服务者。地方政府介入的方式和程度对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有重要影响。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是一个有空间地域限制且具有分工协作关系的中间组织形态，政府为产业集聚组织提供高级生产要素，并进行要素整合，构建促进园区内企业、科研机构和中介机构之间各种联系的政策体系。政府区域政策体系会随着产业集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调整，通过差异性、阶段性和协调性的动态演化与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的生命周期相匹配。
国防科技工业企业最初集聚的动机是为了获取政策租。在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下，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区(如产业基地、产业园区、创新示范区等)建设由国家战略方针所决定，也深受其衍生出的区域政策体系影响。而政策租建立在区域政策体系之上，通过降低土地使用费、税收优惠以及投资奖励等吸引企业快速入驻。国防科技工业企业最初进驻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政策收益租金，而在政策租驱动下形成的产业集聚往往容易同质化，缺乏产业链和价值链支撑。
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区位决策倾向于政策租和集聚租总和的最大化。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起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区域政策体系对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发挥着导向作用。随着军民两个系统间的壁垒逐渐消融，政策租耗散，由市场机制主导，因企业近距离互动共享所产生的集聚租将占据企业选择决策的主要地位。企业在选择是否进驻集聚区时，会充分比较集聚租与政策租，在良好的市场生态中，衔接配套的区域政策体系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集聚租，从而产生可持续和高效率的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
技术本身无军用和民用之分，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能打破军民两个系统之间的技术壁垒、制度壁垒和市场壁垒，整合军地优势创新资源，使军事科技创新体系与民用科技创新体系互动耦合。对于以高新技术为主要依托的国防科技工业企业而言，技术创新是其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技术集聚和溢出扩散带来的创新演进、合作创新带来的协同效应以及企业间高技术人才的交流互动使得技术创新成为形成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的决定性因素。
军民两用技术集聚和溢出扩散带动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国防科技工业技术创新涉及技术转移和互动开放的良性循环，无论是军民两用技术、军技民用还是民技军用，作为技术本身均具有集聚倾向。技术创新活动并不是均匀地发生在世界各地，而是发生在某些相对集中的地区，如美国硅谷、俄罗斯科学城以及中国中关村等。技术创新在军民两个领域的输入和输出是一个动态过程，技术创新与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的演进相互促进，二者之间形成正反馈的，一方面引起企业集聚的知识存量增加，共享基础性技术，畅通溢出渠道，带动更多企业集聚；另一方面，集聚企业通过不断相互学习模仿，渐进性技术创新和突破性技术创新交替演进，最终产生技术原始创新。
合作创新协同效应改变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方式。随着技术创新的颠覆式发展，军民技术间的界限日渐模糊，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仅靠自身创新资源难以保持原有竞争优势，获取其它领域的知识和创新要素从而转化为自身的创新能力积累，已成为国防科技工业企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动力。合作创新产生的协同效应促进技术突破、企业裂变衍生和产业重塑，从根本上改变产业集聚方式和特征。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区与外界形成动态可渗透的边界，内部企业、科研机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多主体进行深度合作以及互补性资源整合，加快各领域之间的技术融合和扩散，形成“沟通—协调—合作—协同”演化过程。
国防科技工业企业间的非正式交流促进专业技术人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是国防科技工业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是活的要素。企业员工(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高频率沟通等是技术和管理知识在企业内部流动的重要渠道。同样，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区内企业间的非正式交流促进专业技术人才流动，形成互动频繁和相互信任的交流网络，这也是知识流动、积淀、整合和创新的通道。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双向转移转化涉及保密等国家安全重大问题，其溢出和扩散具有空间地理局限性，体制机制障碍则起到更为关键的阻碍作用。为了克服地理距离和军民体制机制壁垒，打通非正式交流渠道，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往往倾向于集聚在目标导向明确和政策制度完善的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区。
专业化分工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分工深化，而专业化分工又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初级产业形态往往分工较为简单，而国防科技工业多为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前后关联度大、产业链长，迂回生产程度高，相应的分工也更加细化。随着军民两部门间的交流日益增多，逐渐打破了军民两个原本封闭发展体系之间的壁垒，生产要素进一步流动。随着分工演化、产业组织演进以及军民生产与技术融合的深化发展，分工效益和规模经济带动更多企业在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区空间集聚、产业重塑和集聚成长，形成正反馈机制，其互动机理如图2所示。
图2 专业化分工与产业集聚的互动机理
专业化分工产生规模经济从而强化国防科技工业正外部效应。企业为了寻求规模经济，必然会有集聚倾向，直接形成空间集聚。由于企业受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约束，扩大内部规模寻求内部规模经济受到一定限制，此时，企业往往倾向于在空间地理上邻近上下游企业，通过技术和信息交流协同发展，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当前，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一份投入，两份产出”和规模经济，强化国防科技工业的正外部效应，产生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专业化分工产生内生比较优势，推动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大卫·李嘉图提出的个体间要素禀赋差异是比较优势概念的来源，也是国家间开展分工贸易的基础，这是由于生产率的事前差异导致的专业化分工是一种外生比较优势。而亚当·斯密则认为，分工能使个体在从事不同生产工作中强化出差异化的技术能力，是内生比较优势。内生比较优势促进形成具有不同主导产业的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如以航空产业为主导产业的株洲军民结合产业基地是全国唯一的中小型航空发动机特色产业基地；湘潭雨湖区军民结合产业基地依托江麓集团和先锋工业经济园进行专业化先进装备制造生产。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内生比较优势促进分工深化发展，使得各产业集聚区相对于其它地区更具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推动了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
专业化分工增强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间的互补性，强化企业集聚发展倾向。分工深化导致产业链延伸，部分中间产品和相关服务逐渐独立出来或被外包，国防科技工业企业更加注重专业化生产，同一产业链上企业间业务上的互补性增强，使得相关企业在日益紧密的联系中向一定空间集聚。如属于历史上“三线建设”地区的成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德阳、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依托大型军工集团布局的科研单位和生产基地，吸引了大量优势“民参军”集聚，通过民口企业配套生产和军用技术转移转化，形成了精深完整的产业链竞争体系。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涵盖航空工业、航天工业、核工业、兵器工业、船舶工业等多个行业的现代化完整工业体系，由于地理区位、经济基础、要素禀赋、制度环境以及产业结构等区域异质性和不同产业特点导致的产业异质性，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各细分行业产业集聚的路径也会有所差异，但不作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主要基于国防科技工业的共性，从产业集聚形成的内在机理和战略层面出发，结合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的问题和现阶段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形势，确定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的基本路径，如图3所示。
图3 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的基本路径
(1)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构建系统完备的政策制度体系。系统完备的政策制度体系是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外部支撑。一方面，在全局一盘棋的思路下完善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机制，统筹推进重大项目、产业园区建设、试点示范等工作，科学谋篇布局，避免低水平和同质化问题；另一方面，健全和落实相关政策法规，要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建设实施方案》，并对接《京津冀都市圈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规划》等区域发展规划，推动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建设密切互动。
(2)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衔接配套的政策制度体系。推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融合发展，关键是推动体制机制和发展诉求的兼容，实现政策制度体系的衔接配套。要素流动和集聚是产业集聚的基础，要打破军地体制机制障碍，破除阻碍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要创新管理体制，建立需求对接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优化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的政策环境；及时调整和修订不适应现有市场经济发展环境的已有政策制度，对于一些原有规章制度在军地多部门间衔接配套不畅的内容，应进行统一修订。
(3)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牵引并举，构建有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坚持“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共同发挥作用，使集聚租与政策租形成良好的正反馈机制，为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提供可持续驱动力。在政策制度的制定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要让产业集聚政策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系统缺陷；建立政策制度的监督问责体系，明确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发挥市场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为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提供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坚持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打破行政区划的分割状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整合区域内优势资源，形成产业集聚价值链和合理的分工机制，引导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走向以市场化为导向的道路。
(1)建立军民资源开放共享的运行机制。资源开放共享是产业集聚区位优势的重要体现，军民资源开放共享平台是推进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促进集聚区内部与外界合作交流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建立军地信息共享机制，主要通过大数据技术建立军地科研技术数据库、军地科研成果数据库以及优质科研人力资源数据库，为军地协同创新信息共享搭建沟通桥梁，解决军地沟通不畅等问题；另一方面，建立主体间相互信任机制，信任是军民资源共享的基石，军民资源开放共享平台运行不仅需要各成员之间的监督，而且需要相关机制的约束，使各成员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源交换和共享，促进资源要素集聚。此外，建立资源整合优化配置机制，推动建设军民两用产业联盟等行业协会，促进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可持续发展。
(2)构建军民资源开放共享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带来的知识流动与整合是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最根本的驱动力，而军民资源开放共享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是技术创新与交流的桥梁纽带，能够提升共享平台工作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在集聚区内传播。如西安科技大市场和绵阳科技城军民两用技术交易中心都产生了良好的效益。一方面，要着眼于技术创新服务机构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发展，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进一步降低创新主体交易费用；另一方面，要对现有技术创新服务机构进行绩效评估，根据评估情况进行整改，更好地适应不同阶段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动态发展的新要求。
(3)构建军民资源开放共享的金融支持体系。国防科技工业多为高新技术产业，充足的资金是其研发生产的重要保证，也是引导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的重要工具。一方面，要构建融资多元的金融支持体系，创新融资模式，如开设政策性银行、保险公司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另一方面，要构建安全可控的金融支持体系，促进其运行模式规范化、制度化，保证资金闭环流动。此外，还要构建运行高效的金融支持体系，广泛吸纳社会资本，降低融资成本，改进专项贷款管理制度。如绵阳市量体裁衣开发了军工订单贷、军工研发贷、供应链融资等针对性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中小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1)加强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的总体战略规划。由于缺乏统一的总体战略规划，导致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区出现集聚效应不佳、重复投资建设、运行不畅和主导产业交叉等问题。推动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要加强总体战略规划，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角度，将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打造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产业基石和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动能；要遵循各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和特色优势，构建针对不同地区的差异性集聚策略，如浙江宁德依托军地港口交通基础设施和海洋资源等特色优势，形成了以船舶海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辐射作用；要明确国家战略布局总体要求，与驻军使命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对接，如布局在“一带一路”周边的产业集聚区要适时发展跨境产业链，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价值链升级。
(2)整合产业链，推动国防科技工业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集聚不是简单的空间地理集聚，而是上下游产业链紧密衔接和分工协作，因此整合产业链是推动国防科技工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一方面，要培育发展优势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充分利用大型企业的规模优势和辐射能力，吸引产业链其它环节企业入驻，深化专业化分工，提升区域竞争优势，促进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另一方面，要引入“桥梁企业”，发挥“连接线”作用，突破产业链演化瓶颈，不仅要深化在同一产业中的协作分工，使产业链纵向延伸，实现内涵深化，同时也要创建不同区域间产业链的联系，促使产业链横向拓展，实现空间范围扩大。此外，要构建以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为理念的创新链，加强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区内军地企业、科研机构和中介机构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完善产学研合作机制，发挥协同创新优势，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战斗力，带动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和转型升级。
(3)推动集约化发展，提升产业集聚竞争优势。在资源消耗过多以及传统要素价格上升的背景下，推动国防科技工业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化发展转变是当前新发展理念对资源合理高效配置的应有之义。一方面，要科学规划园区建设，优化国防科技工业产业布局，结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和发展潜力，实现高质量园区建设，避免盲目招商引资和跟风带来集聚区同构化、同质化和低效率等问题；另一方面，要合理规划园区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规范用地行为，提升集约用地水平，同时发展循环经济，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理念规划产业园区建设，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产业链。
(1)以区域创新资源禀赋为基础建立产业异质型区域创新网络。技术创新是军民协同创新网络的核心，也是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内生动力。创新资源禀赋是一个地区综合创新能力的基础，主要取决于高水平大学、研究机构、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专业化高端人才数量。针对不同地区的创新资源禀赋，建立产业异质型区域创新网络，实行差异化的区域创新战略。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条件较落后的地区，应以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为主，在“干中学”中实现知识积累，利用技术后发优势实现比较优势良性化，最终达到技术赶超的目的；对于市场经济条件较好且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要充分发挥其竞争优势，采取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策略，着力推动制度创新，激发创新活力。
(2)以现有产业发展为依托建立路径依赖型区域创新网络。依托现有产业技术创新储备和产业基础，实现技术创新发展和产业集聚升级，主要有三条依赖路径[24]：①军民两用型区域创新网络，主要是在共建共享基础设施基础上，依托军民两用基础设施实现产业集聚和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如浙江舟山通过军地共享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实现区域经济效应和军事效益融合发展；②军工企业带动型区域创新网络，该路径一般布局于我国四川、重庆、陕西等传统军工大省，普遍拥有系统完备的军工研发和生产体系，形成军工产业集聚，国外如美国洛杉矶航空工业产业集聚也是源于军工企业道格拉斯公司对周边和外来企业的带动和吸引；③民转军用型区域创新网络，在民用产业集聚区内，优势民企不断发展壮大，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形成了丰富完备的区域创新网络要素，进而开始承接军民两用产品订单，进入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市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
(3)以军工企业和地方经济合作为纽带建立区域孵化型创新网络。以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双重需求为导向，通过军工企业和地方经济合作，培育军民两用型创新企业，新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有利于加速区域创新资源流通和集聚，进一步吸引相关产业集聚，形成区域孵化型创新网络。区域孵化型创新网络的建立往往是在军方或政府主导下进行，通常有完整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支撑，通过优惠政策吸引相关企业入驻，促进军地资源互通共享。通过改造已有高新区、产业园和工业园等载体，整合创新资源和产业基础，引导优势企业入驻，形成以军地共建共享为导向的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
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耦合关联的重要抓手。本文梳理了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从区位因素、区域政策体系、技术创新以及专业化分工4个维度分析了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的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应的产业集聚发展路径，为政策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国防科技工业产业集聚发展必须深刻把握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化导向之间的关系，以区域资源要素禀赋为特色，充分发挥集聚经济效应。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对于国防科技工业细分行业产业集聚的具体路径研究尚未涉及，其异质性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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