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知识搜寻及其双元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

张振刚1,沈 鹤1,余传鹏2

(1.华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2.华南理工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外部知识搜寻对内部资源不足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创新有着重要意义,结合知识搜索理论和组织双元理论,探讨外部知识搜寻及其双元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与边界条件。通过31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调查数据,运用层次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知识搜寻宽度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创新有着倒U型影响;知识搜寻深度对管理创新有着正U型影响;平衡式知识搜寻正向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创新;组合式知识搜寻对管理创新不存在显著影响。

关键词:知识搜寻宽度;知识搜寻深度;平衡式知识搜寻;组合式知识搜寻;知识搜寻双元性;管理创新

The Effect of Knowledge Search Ambidexterity 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Oriented SMEs

Zhang Zhengang1, Shen He1, Yu Chuanpeng2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China)

Abstract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technology-oriented SMEs with insufficient internal resourc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this study manage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ambidexterity on the management innovation of SMEs and find out what contingency factors have moderate effects on these relationships. Based on th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using the survey date of 318 SM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the breadth of knowledge search has an inverted U-shape effect 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of SMEs; the depth of knowledge search has a U-shape effect 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balanced knowledge search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while combined knowledge search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Key Words:Knowledge Search Breadth; Knowledge Search Depth; Balanced Knowledge Search; Combined Knowledge Search; Knowledge Search Ambidexterity; Management Innovation

DOI10.6049/kjjbydc.2019120843

收稿日期:2020-04-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06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GL096)

作者简介:张振刚(1963-),男,广东南海人,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创新系统、企业创新管理、战略管理;沈鹤(1992-),男,安徽颍东人,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战略管理;余传鹏(1989-),男,湖北公安人,博士,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创新与战略管理。本文通讯作者:沈鹤。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20)20-0099-08

0 引言

管理创新是指新的管理实践、流程、结构或技术的生成和执行[1],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竞争优势、实现长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普遍较强,但是,可能面临管理水平不高、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管理型人才缺乏等问题[2],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有效开展管理创新活动,不利于企业持续生存与发展。在开放式创新范式下,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合理开展外部知识搜寻,能够从外部知识源获取创新资源,一定程度上打破内部资源约束,从而更加有效地开展管理创新活动。

外部知识搜寻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基于创意提出和重新组合的问题解决活动[3],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学者们针对外部知识搜寻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开展了大量研究,证实知识搜寻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积极效应,并得出正向线性、倒U型关系等不同结论[4,5,6]。其中原因可能在于现有研究未对企业不同创新活动类型分别进行探讨,而且大多聚焦于技术创新,尚未充分考察外部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对管理创新的影响。管理创新具有实施方案的系统性[1]、实施过程的长期性[7]等特征,外部知识搜寻对管理创新的影响可能大相径庭,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之间既存在张力冲突,亦存在互补协同,二者双元平衡对企业创新活动有着重要影响。其中,有机平衡观认为,为了避免知识搜寻的宽度和深度出现资源竞争和对立,企业可以开展平衡式知识搜寻,动态地在不同时段变更知识搜寻模式[8,9];互补匹配观则认为企业应该采取组合式知识搜寻,在不同空间领域分别进行两种知识搜寻,以发挥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的正向交互作用[10,11]。对于内部存在较强资源瓶颈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外部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之间究竟是资源竞争关系,还是互补协同关系?组织双元理论为此提供了合适的研究视角。组织双元理论强调组织存在同时开展两种“相生相克”活动的双元性,事实上,类似组织双元研究中常见的探索式和利用式活动,外部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同样存在双元性。因此,本文将从组织双元视角,探讨知识搜寻双元性平衡与匹配维度分别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整合创新搜索理论和组织双元理论,重点关注外部知识搜寻及其双元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基于318家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样本数据开展实证分析,致力于回答科技型中小企业如何开展外部知识搜寻才能更有效地推动管理创新。具体包括:在推动管理创新开展上,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是否存在“过犹不及”或“多多益善”效应?外部知识搜寻双元性,即平衡式知识搜寻和组合式知识搜寻将如何影响企业管理创新?

1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Katila & Ahuja[3]识别出知识搜寻的宽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企业既可拓展搜寻宽度,从不同知识来源广泛地探索新知识,亦可加强搜寻深度,对既有知识连接集中进行再利用。后续学者们针对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其中,Laursen & Salter[4]发现搜寻宽度和深度均对创新绩效产生倒U型影响,一旦超过临界点就可能抑制创新;Chen等[5]发现搜寻宽度和深度均对科创型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倒U型影响;芮正云等[6]指出搜索宽度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线性影响,而搜索深度对创新绩效有倒U型影响。可见,随着学术界对开放式创新“悖论”的日益关注[12,13],虽然学者大多仍肯定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对企业创新的积极效应,但也从搜寻成本、组织刚性等角度对外部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能否持续促进企业创新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过高的知识搜寻宽度可能带来额外的信息获取、关系维系、知识整合等成本,过高的知识搜寻深度会导致技术创新活动出现核心刚性和路径依赖[14],从而导致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均存在“过犹不及”效应 [15]。管理创新作为一种特定创新类型,具有许多与技术创新迥然不同的性质,这些特性可能减弱或加强企业外部知识搜寻促进管理创新的有效性。首先,管理创新实施方案一般属于复杂知识系统[1],过高的知识搜寻宽度将导致知识过于碎片化。相比技术创新,企业开展知识整合,形成管理创新方案的难度更大,知识搜寻宽度可能有更强的“过犹不及”效应。其次,管理创新的实施是个长期过程[7],过高的知识搜寻深度通过与特定知识源建立长期稳定的知识连接,能够加速隐性管理经验知识的传递,带来“多多益善”效应。因此,本研究将探讨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以期得到不同发现。

1.1 知识搜寻宽度与管理创新

知识搜寻宽度是指企业外部知识搜寻渠道的多样性[4]。企业主要从供应链的垂直连接、与竞争对手的水平连接,以及与高校、科研院所、中介组织等的知识生产连接3种途径开展外部知识搜寻[16]。管理创新实施是一项高风险的复杂系统工程[1],需要对多个领域、多种类型知识进行搜寻、整合和再造。企业提高知识搜寻宽度,能够获取更多异质性知识,从以下3个方面推动管理创新更加有效地开展。①企业提高知识搜寻宽度能够获取更多异质性管理知识。管理创新不仅涉及管理流程、方法、工具等运作层面的变革,还包含对抽象的管理思想、文化氛围、经营理念的更新[17]。企业从不同知识源获取的管理知识一般是异质性的,对企业管理创新的推动作用也不尽相同。例如,在与供应商的知识交流中,企业能够获取有关生产运作、物流管控、业务开展等方面的运作管理知识。通过管理咨询、专家讲座等方式,企业能够从高校、科研院所等组织获取理论性、规范性的抽象管理知识,从而发现自身管理弊端、学习先进管理理论[18];②管理创新具有管理和技术的双重属性,组织变革的有效实施和落地离不开技术手段的支撑[19]。例如,管理信息化改造需要企业加大对信息系统的研发投入,根据管理需求对ERP、PDM、PLM等信息系统进行本地化开发。准时制(JIT)的有效实施同样需要企业加强对物联网、自动化等技术知识的搜寻,通过射频识别技术(RFID)、智能排产系统等实现对生产库存和物流信息的实时监控。通过提高知识搜寻宽度,除管理知识外,企业还能从外部搜寻到大量相关技术知识,使得管理创新真正落到实处;③管理创新是对组织既有管理态势的颠覆,势必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20]。通过加强知识搜寻宽度,企业能够从多方获得智力支持,丰富管理知识储备,并且通过将不同来源的知识相互印证、补充和整合,提出具备可行性和合法性的管理创新方案,减少管理创新实施面临的阻碍。

但是,过高的知识搜寻宽度会对管理创新实施带来消极影响。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对外部知识源的利用是有成本的,过度拓展知识搜寻宽度需要承担额外的用于信息获取、关系维系的投入[5],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用于搜寻、筛选知识以及与知识源保持长期知识联系[21],这会大量占用科技型中小企业原本就捉襟见肘的资源,甚至挤占原本用于保证管理创新顺利实施的资源;基于吸收能力理论,对外部知识的有效利用必须基于企业吸收能力提升和员工认知能力进步[22,23],科技型中小企业吸收能力有限,过于宽泛的知识搜寻将给企业带来大量零散的知识碎片,产生“知识冗余”和“信息拥塞”效应。而且,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团队一般较为缺乏管理经验,企业高管团队注意力较为有限,难以有效分辨管理知识价值,也无法对过于零散的知识进行有效整合,难以形成与企业组织情境相适配的管理创新方案。可见,在科技型中小企业情境下,知识搜寻宽度对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可能是边际递减的。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1:知识搜寻宽度与中小企业管理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

1.2 知识搜寻深度与管理创新

知识搜寻深度反映企业识别和获取知识的集中度与专业性,代表企业在多大程度上整合、吸收和利用既有的外部知识连接[4,6]。在科技型中小企业与特定知识源建立深度连接的初期,一方面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拓展搜寻深度同样意味着企业需要在前期投入大量资源和时间[21],才能与既定的外部知识源建立深入密切的社会联系,这同样会挤占企业内部原本直接用于管理创新的资源;另一方面,由于信任和承诺等社会资本需要在长期社会交互中慢慢积累,而且短时间内科技型中小企业与既定外部知识源双方的话语体系及认知模式可能欠缺磨合,企业难以迅速从既定外部知识源发掘和获取到针对内部管理症结的相关知识与解决方案。换言之,企业在提升搜寻深度的初期可能难以立竿见影地获得管理创新成效,而提升搜寻深度所需投入的大量资源可能挤占原本分配于管理创新的份额,导致管理创新活动暂时出现低谷。

但是,随着知识搜寻深度超过某一临界点,伴随双方知识交流和社会交互升级,企业知识搜寻深度的提升可能通过以下3个途径转而促进管理创新:一是提高知识搜寻深度,企业将更加熟悉既有外部知识源,逐步增强知识辨别和认知能力[24],更有效地获取外部管理知识;二是深度搜寻意味着对同一知识源的反复搜索,企业能够总结外部知识的利用范式和规律[25],逐步与外部知识源建立共同的语言、代码体系[26],更易于理解、吸收和同化外部知识;三是在深度搜寻中,企业与外部知识源密切联系、协调互助,将逐步形成信任、承诺、依赖等社会资本,建立合作默契和共同认知[27],促进管理知识传递和管理创新的开展。

考虑到管理创新有着显著区别于技术创新的独有特征,本文认为知识搜寻深度的进一步提升能够对管理创新产生边际递增的促进作用。①深度搜寻更能保证管理创新的长期实施和持续落实。管理创新是对组织惯例的根本性改变,从实施到产生效果将经历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实施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决策者难以事前证明管理创新的合理性和合法性[28],这对管理创新能否得到持之以恒的贯彻实施带来挑战。通过提高知识搜寻深度,企业与外部知识源建立长期知识连接,从而能够在管理创新实施的长期过程中持续获取外部知识,借助外部知识源的智力支持证明管理创新实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②深度搜寻更利于隐性管理知识的跨组织转移。管理创新可分为运作层面和抽象层面[17],其中运作层面管理创新主要是管理流程、步骤、工具等显性知识[1],较容易被其它企业获取、吸收并应用。但是,抽象层面管理创新与原企业的管理理念、文化价值观、组织氛围等密切相关,多为企业内部隐性知识,不易被其它企业复制。随着知识搜寻深度的提高,企业不断密切联系外部知识源,频繁的社会联系更有利于隐性知识的组织间转移。科技型中小企业不仅能够学到显性的管理运营知识,更能在频繁的社会交互中深入了解其管理理念、认同其精神文化,系统把握一项管理创新背后所蕴含的隐性组织特质,避免管理创新的引进“徒有其表而无其神”,从而提升管理创新成功率;③管理创新涉及管理理念更新、组织架构再造、战略方向调整等重大事项,是关系企业经营发展的根本所在。管理创新的方向和实施方案一般不适合频繁变动,企业明确管理弊端并提出可行性的管理创新方案之后,提高知识搜寻深度,持续利用既定知识源,能更有效地推动管理创新。因此,提高知识搜寻深度对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可能是边际递增的,能够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能在不断积累中产生质变和突破。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2:知识搜寻深度与中小企业管理创新存在正U型关系。

对于如何有效协调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的双元关系,现有学者主要持两种观点:①有机平衡观。该观点认为企业可以通过时间上的分离,在特定阶段专注于一种知识搜寻方式,并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变化相机抉择,动态调整知识搜寻模式,在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的循环往复中促进组织创新活动的开展[8,9]。该观点侧重强调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之间存在割裂与张力,其隐含两个前提假设,一是限于企业内部资源的稀缺性,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两种模式之间会争夺资源,二是实施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需要企业分别建立不同的组织协调和资源分配机制[29];②互补匹配观。该观点认为通过空间上的分离,企业可以在不同组织单元、不同业务领域分别进行两种知识搜寻[10,11],充分发挥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之间的正向交互效应,获取两种知识搜寻组合带来的优势[3]。该观点侧重强调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之间的互补与协同,其同样隐含两个前提假设,一是企业资源充沛,能够同时兼顾两种知识搜寻模式,二是企业内部包括不同的、多个松散的耦合单元[8]。基于上述两种视角,借鉴Cao[10]的观点,将企业知识搜寻双元性定义为平衡式和组合式两种,探讨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平衡式知识搜寻和组合式知识搜寻将如何影响管理创新活动。

1.3 平衡式知识搜寻与管理创新

平衡式知识搜寻是指企业采用“有机平衡”方式,保持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之间相对平衡的知识搜寻模式[14],其本质是两种搜寻模式之间的平衡度。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知识搜寻促进管理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做好搜寻宽度和深度的权衡协调与资源配置。一方面,知识搜寻宽度能够提高企业知识多样性,为企业管理创新提供更多可选择的方案。但是,企业如果过度强调知识搜寻宽度而忽略知识搜寻深度,就容易产生“盲目”搜寻,增加知识冗余,需要承担较高成本[30]。同时,难以明确管理变革方向,无法保证管理创新得到长期贯彻实施,管理机制频繁变动亦不利于企业日常经营。另一方面,知识搜寻深度使企业逐渐熟知某一特定领域的知识。但如果只重视知识搜寻深度而忽视搜寻宽度,那么企业重复使用同样的知识会形成路径依赖,可能陷入搜寻“短视”[31],不去正视组织内新问题,无法与时俱进地开展新的管理变革。同时,一项管理创新本质上是一个完备的知识体系,企业可能难以完整地获取管理创新所需的各类知识。

平衡式知识搜寻强调以“有机平衡”形式交替提高搜寻宽度和深度,很适合科技型中小企业采用:一是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中小企业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内部资源[27],提高管理创新绩效;二是搜寻模式转换涉及组织架构调整和资源重新配置[32],科技型中小企业规模较小、组织系统尚未定形,调整搜寻模式更为容易。在此模式下,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首先提高知识搜寻宽度,从外部知识源广泛获取知识,辨明管理症结、明确变革方向、寻找最佳实施方案;方向明确之后,转变为侧重知识搜寻深度,从而持续获取相关运作和抽象层面的管理知识,推动管理创新得到长期有效实施;实施过程中如果遇到新问题,则重新提高知识搜寻宽度,从外部广泛搜寻可行的解决方案,直至管理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可见,在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的循环往复中,平衡式知识搜寻能够促进管理创新的有效开展。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3:平衡式知识搜寻对中小企业管理创新有着积极作用。

1.4 组合式知识搜寻与管理创新

组合式知识搜寻是指企业采用“双元平衡”的思想,同时保持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的联合状态,发挥两种知识搜寻之间潜在的互补效应[14]。目前,对于组合式双元知识搜寻的作用,学者们持有相互对立的观点:多数学者认为组合式双元比平衡式双元更能够同时兼顾现有竞争优势提升和新竞争优势培育,能够提升组织创新绩效[33,34];少数学者认为组合式双元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非总是正面的,需视组织具体情境而定[32],而企业内部资源条件是重要情境因素之一。例如,Fang等[35]发现组合式双元在组织资源充足时促进创新绩效,在组织资源匮乏时则会阻碍创新绩效;杨学儒等[32]认为组合式双元更适应组织资源充足、组织系统由多个“次组织”构成的大型成熟组织;Cao等[10]也发现,企业组织规模较大、内部资源充足有利于实现知识搜寻双元之间的共存和互补。

本文研究对象为先天存在资源劣势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较强的内部资源约束加剧了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之间的张力与竞争,使得搜寻宽度和深度之间“此消彼长”的替代效应占据主导。例如,Katila等[3]发现由于存在资源约束,组织更注重搜寻外部新知识源的同时相应降低对既有知识源的使用;科技型中小企业组织结构简单、业务领域单一,企业难以通过空间分离(不同部门)、业务分离(不同业务领域)等方式在管理创新活动中实现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之间的双元平衡,无法有效发挥两种搜寻方式之间的互补效应,二者甚至在资源上相互竞争,不利于持续推进和实施管理创新。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4:组合式知识搜寻对中小企业管理创新有着消极作用。

图1 本研究概念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搜集

珠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达、企业管理水平较高,本研究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深圳、佛山等地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样本数据。主要邀请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填答问卷,从而保证问卷答题人真正了解企业开展知识搜寻、管理创新的情况。2018年7-10月,在上述各地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的协助下,本研究团队以现场发放、委托政府部门发放和电子邮件等形式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339份。剔除不属于中小企业范畴的问卷15份[36],剔除连续5个题项选择同一答案、填答不全或存在明显规律的样本6份,最后得到有效问卷318份,有效回收率为63.600%。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均采用国内外现有文献中成熟量表,从而确保测量工具信度和效度。

(1)外部知识搜寻。本研究借鉴Katila等[3]、Laursen等[4]的做法,根据企业向外部组织获取知识的情况反映外部知识搜寻。具体而言,在问卷中列出8个主要的外部知识搜寻来源:供应商、客户、竞争者、大学及研究机构、政府部门、中介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其它渠道来源,请被访者选择0~6的数值代表本企业从上述8个外部知识源搜寻知识的频率。其中,0表示未从该知识源搜寻知识,1~2表示从该知识源搜寻知识的频率一般,3~4表示频率中等,5~6表示频率非常高。

在此基础上,计算企业外部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①知识搜寻宽度。上述每种知识源如果搜寻频率为0则记为0,代表该知识源未被搜寻。搜寻频率非0则记为1,代表该知识源被搜寻,从而构筑8个虚拟变量。将8个虚拟变量的数值加总,形成企业知识搜寻宽度的度量,取值范围为0~8;②知识搜寻深度。上述每种知识源的搜寻频率在0~4时记为0,代表该知识源未被深度搜寻,5~6时记为1,代表该知识源被深度搜寻,从而形成8个虚拟变量。将8个虚拟变量数值加总,形成企业知识搜寻深度的度量,取值范围为0~8。

双元知识搜寻包括平衡式和组合式知识搜寻,其中,平衡式知识搜寻的计算借鉴“有机平衡观”的思想[37],采用“1-|搜寻宽度-搜寻深度|/(搜寻宽度+搜寻深度) ”表征,其数值越大表明两者平衡程度越高。组合式知识搜寻借鉴He等[33]、Cao等[10]的度量方法,用知识搜索宽度和深度标准化之后的乘积衡量。

(2)管理创新。参考Vaccaro等[38]的成熟量表,包括“定期调整业务流程、经常调整组织结构的一些部分、经常调整内部沟通途径、经常引进信息平台、经常调整员工职能、经常调整薪酬政策”6个题项。

(3)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类型、企业规模、员工数量和企业年龄,其中,产业类型通过构建哑变量衡量,1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0代表传统产业;企业规模用哑变量衡量,1代表年营业收入在2 000万元-4亿元的中型企业,0代表年营业收入2 000万元以下的小型企业;企业年龄用企业成立年份到2018年所经历年数计算,然后根据1~5年、6~10年、10~15年和16年以上分别设置为1、2、3、4;员工数量用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量表信度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检验对问卷量表进行信度检验,总量表Cronbach′s α值为0.824,外部知识搜寻、管理创新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792和0.834,表明测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为保证量表具有较好内容效度,本研究使用的测量题项均来自权威期刊的成熟量表。在问卷设计环节邀请数位企业管理者和研究学者阅读问卷,根据其建议对内容和语言进行修改,从而保证了本研究所使用量表具有较好内容效度。

从区分效度和聚合效度两个方面检验量表建构效度。首先,将外部知识搜寻和管理创新两个潜变量同时纳入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发现,相比于单因子模型(外部知识搜寻+管理创新),双因子模型(外部知识搜寻、管理创新)较好地拟合了数据(χ2/df=2.117;RMSE= 0.059;RMR=0.030;GFI=0.892;CFI=0.898; TLI=0.874;IFI=0.892),说明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聚合效度主要采用因子载荷和组合信度进行检验,在上述双因子模型中,测量题项在各自度量潜变量上的因子载荷均高于0.5,组合信度介于0.786~0.838之间,说明量表有着较好的聚合效度。

此外,本研究采取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对同源性偏差问题进行事后检验,结果显示主成分因子分析抽取了两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47.540%,其中,第一个因子仅解释了23.833%,未占总变异量的一半,说明同源性偏差问题不严重,不会对统计分析结果带来严重影响。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见表1,管理创新与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分别处于中度相关水平,说明适合开展下一步的回归模型分析。

表1 各变量相关分析结果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12345671产业类型-2员工数量-0.078+-3企业年龄 -0.086+0.629∗∗∗-4销售收入-0.0570.561∗∗∗0.466∗∗∗-5知识搜寻宽度0.0350.027-0.084+0.095∗-6知识搜寻深度0.097∗-0.022-0.085+0.0550.171∗∗-7管理创新0.082+0.115∗0.114∗0.173∗∗0.297∗∗∗0.190∗∗∗-均值0.8651.7352.1540.7017.7141.1204.863标准差0.3430.6271.1170.4580.7081.4311.019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0;*表示P<0.050;+表示P<0.100,下同

3.3 层次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取多层线性回归分析法,将研究变量分层纳入模型,分别检验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平衡式知识搜寻和组合式知识搜寻对管理创新的影响。其中,模型1表示只包含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2与模型3分别用于检验外部知识搜寻的一次项和平方项对管理创新的影响;模型4用于检验平衡式知识搜寻和组合式知识搜寻对管理创新的影响;模型5将上述研究变量全部纳入,通过一次性运算模型提升说服力,进一步验证上述各模型所得结果的可靠性。标准化残差图检验表明,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为了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干扰,对相关变量先进行中心化处理,再计算交互项;上述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在5以下,DW值均在2左右,说明多重共线性问题和序列自相关问题不会严重影响回归结果;运用Stata软件进行White检验,结果显示不存在显著异方差问题。上述结果说明各模型基本满足OLS回归的假设条件,表2展示了回归分析结果。

表2 外部知识搜寻及其双元性与管理创新回归结果

变量 管理创新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Constant-----产业类型0.096+0.0740.0820.0820.088+员工数量0.008-0.010-0.0060.008-0.008企业年龄0.0460.117+0.1090.0680.108+企业规模0.153∗0.0950.1000.121+0.106+知识搜寻宽度0.272∗∗∗0.104+0.234∗∗∗0.003知识搜寻深度0.141∗∗0.0200.194∗0.127知识搜寻宽度平方-0.197∗-0.267∗知识搜寻深度平方0.173∗0.121+平衡式知识搜寻0.123∗0.144∗组合式知识搜寻-0.024-0.032Adj. R20.0280.1260.1450.1330.154△R20.1020.0240.0130.014△F18.421∗∗∗4.516∗2.295∗2.699∗F3.299∗8.585∗∗∗7.713∗∗∗7.066∗∗∗6.778∗∗∗

与模型1相比,模型2的R2有显著意义的提高(△R2=0.102,△F=18.421***),表明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的一次项对企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解释作用,即知识搜寻宽度(β=0.272,p<0.001)和知识搜寻深度(β=0.141,p<0.010)对管理创新均具有正向影响。

模型3的R2相比模型2有着显著提高(△R2=0.024,△F=4.516*),表明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的二次项对企业管理创新也有重要解释作用。其中,知识搜寻宽度平方项(β=-0.197,p<0.050)对管理创新有负向影响,而知识搜寻深度平方项(β=0.173,p<0.050)对管理创新有正向影响,初步证明知识搜寻宽度与管理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知识搜寻深度与管理创新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Haans等[39]指出,仅根据解释变量平方项的系数判断是否存在曲线关系会产生一定偏差,并提出更为严格的检验方法。借鉴这种方法,检验结果显示,知识搜寻宽度与管理创新之间满足倒U型曲线关系的3个条件: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0.197);曲线斜率在左端取值显著为正(0.498),右端显著为负(-0.290);曲线拐点落在取值范围内。知识搜寻深度与管理创新之间同样满足正U型曲线关系的3个条件:知识搜寻深度平方项系数显著为正(0.173);曲线斜率在左端取值显著为负(-0.326),右端显著为正(0.366);曲线拐点落在取值范围内。假设H1和H2均得到实证支持。

与模型2相比,模型4的R2有显著意义的提高(△R2=0.013,△F=2.295*),表明平衡式知识搜寻和组合式知识搜寻对企业管理创新有一定解释作用。其中,平衡式知识搜寻对管理创新有着正向影响(β=0.123,p<0.050),假设H3得到实证支持,而组合式知识搜寻无法显著影响管理创新(β=-0.024,p>0.100),假设H4没有得到支持。

最后,为了从整体上检验各变量的解释效力,在模型5中将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的平方项、平衡式知识搜寻和组合式知识搜寻一次性纳入,结果显示,知识搜寻宽度平方项(β=-0.267,p<0.010)、知识搜寻深度平方项(β=0.121,p<0.100)、平衡式知识搜寻(β=0.144,p<0.050)仍对管理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组合式知识搜寻(β=-0.032,p>0.100)对管理创新无显著影响,进一步支持了假设H1、H2和H3,而假设H4没有得到实证支持,与上述分层回归结果一致。

4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318家珠三角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截面数据开展实证分析,探讨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外部知识搜寻及其双元性对管理创新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外部知识搜寻对管理创新既有积极促进作用,也存在黑边效应,需要根据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的具体类型与程度进行分析;在知识搜寻双元的权衡和协调上,平衡式知识搜寻将正向影响管理创新,组合式知识搜寻则会负向影响管理创新,表明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搜寻宽度和深度之间更多是资源竞争关系而非互补匹配关系。

4.1 结果讨论

(1)类似Laursen & Salter[4]、Chen等[5]的研究结论,本研究发现知识搜寻宽度能够推动管理创新,但是,超过特定阈值之后可能带来“过犹不及”效应。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强知识搜寻宽度,能够提高管理知识多样性和创新可能性,有利于提出具备可行性的管理创新方案。然而,提高知识搜寻宽度需要企业投入大量资源建立知识联系。当知识搜寻宽度超过临界值之后,重复搜寻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这将加剧中小企业内部资源耗竭速度,增加企业知识整合难度,进而可能对管理创新的有效落实带来消极影响。此发现回应了现有研究对开放式创新悖论的关注[12,13],丰富了知识搜寻和管理创新相关研究,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对外部创新源的搜寻范围并非越广越好,而应根据企业资源状况、创新阶段等因素,因地制宜地将知识搜寻宽度保持在合理水平。

(2)不同于前人关于知识搜寻深度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4-6,14],本研究发现知识搜寻深度能对管理创新产生“多多益善”效应,知识搜寻深度在到达临界点之前可能阻碍管理创新,但是,突破特定阈值之后会对管理创新起到边际递增的促进作用。产生不同结论的原因主要在于管理创新不同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周期较短,迭代较快,对既有外部知识源的反复利用可能加剧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和核心刚性,不利于技术创新路线的持续更新迭代[14]。而管理创新服务于企业发展战略方向,从实施到生效的周期更长,组织变革方向不宜轻易变动[1,7]。当知识搜寻深度超过一定临界值后,随着双方联系不断加强,逐渐建立起长期稳定的知识连接,反而有利于企业从既定外部知识源持续获取隐性管理知识和经验,保障管理创新持续实施的长期性、系统性,促进企业管理创新活动沿着既定战略方向稳步推进。本研究通过细化创新活动类型,得出与技术创新领域不同的结论,进一步厘清了知识搜寻深度与企业管理创新的关系。

(3)平衡式知识搜寻能够正向影响管理创新,而组合式知识搜寻无法显著影响管理创新。这表明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创新,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之间存在资源竞争关系而非互补匹配关系。原因可能在于:科技型中小企业一般具有内部资源有限、管理结构灵活、业务领域狭窄等特征[2,20],平衡式知识搜寻强调以有机平衡的方式交替提高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根据不同阶段战略需求灵活转变知识搜寻方向,能够更充分有效地利用企业内部资源,避免盲目搜寻带来的高昂成本,比较契合科技型中小企业组织架构灵活、主营业务尚未定型的组织情境。在此情境下,组合式知识搜寻所强调的不同业务、组织模块的空间分离和组织协同则难以实现,知识搜寻宽度与深度二者之间的割裂和张力使得互补协同效应难以发挥,无法推动管理创新。此发现厘清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独特情境下知识搜寻双元的协调平衡问题。

4.2 管理启示

本研究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知识搜寻和管理创新实践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管理启示。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内部资源有限和外部环境动荡,在开展管理创新过程中需要加强对外部知识源的搜寻,并根据发展阶段、创新类型、外部环境等因素,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知识搜寻策略。

(1)知识搜寻宽度与管理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提醒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管理创新活动不能过于依赖外部知识网络边界的拓展,而需要保持合理水平的知识搜寻宽度,加强对现有知识连接的挖掘与学习,避免出现过犹不及效应,推动知识搜寻宽度对管理创新带来最优的正向影响。

(2)知识搜寻深度与管理创新之间的正U型关系提醒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提高知识搜寻深度的初期要保持定力,接受深度知识联系短期内可能无法推动甚至阻碍管理创新的现实,从企业长期发展视角出发,选择合适的知识搜寻对象,持之以恒地维持与既定外部知识源的长期深层知识联系,为管理创新的长期实施和有效落实提供持续助力。

(3)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开展知识搜寻过程中,应更多采用有机平衡观下的平衡式知识搜寻,尽力在有限资源条件下有效平衡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的资源竞争关系,动态调整企业各发展阶段的知识搜寻侧重点,从而更加有效地推动管理创新的开展。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厘清了组织双元视角下知识搜寻宽度和深度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实施有着重要管理启示,但仍存在一定研究不足。由于精力和资源限制,研究样本采集区域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未来研究可适当扩大抽样区域范围,增强研究结论普遍性;样本数据主要来自调查对象的自我评价,缺乏其它数据来源的验证,可能存在一定的同源性偏差问题。此外,考虑到管理创新同样具有二元性,可划分为抽象层面和运作层面,并且会对知识搜寻方式提出不同要求,未来可以考虑进一步研究双元知识搜寻对抽象型管理创新和运作型管理创新的不同影响机理。

参考文献:

[1] BIRKINSHAW J, HAMEL G, MOL M J. Management innov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8, 33(4): 825-845.

[2] AUDRETSCH D B. New-firm survival and the technological regime[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1, 73(3): 441-450.

[3] KATILA R, AHUJA G.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earch behavior and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6): 1183-1194.

[4] LAURSEN K, SALTER A. Open for innovation: the role of openness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UK manufacturing fir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27(2): 131-150.

[5] CHEN J, CHEN Y, VANHAVERBEKE W. The influence of scope, depth, and orientation of external technology sources on th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rms[J]. Technovation, 2011, 31(8): 362-373.

[6] 芮正云, 罗瑾琏, 甘静娴. 新创企业创新困境突破:外部搜寻双元性及其与企业知识基础的匹配[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 20(5): 155-164.

[7] 苏敬勤, 林海芬. 管理创新研究视角评述及展望[J]. 管理学报, 2010, 7(9): 1343-1349.

[8] GUPTA A K, SMITH K G, SHALLEY C E. The interplay between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49(4): 693-706.

[9] O'REILLY C A, TUSHMAN M L.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3, 27(4): 324-338.

[10] CAO Q,GEDAJLOVIC E,ZHANG H. Unpacking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dimensions, contingencies, and synergistic effect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9,20(4): 781-796.

[11] GIBSON C B, BIRKINSHAW J. The antecedents, consequences, and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47(2): 209-226.

[12] WEST J, GALLAGHER S. Challenges of open innovation: the paradox of firm investment in open-source software[J]. R&D Management, 2006, 36(3): 319-331.

[13] KOPUT K W. A chaotic model of innovative search: some answers, many questions[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7, 8(5): 528-542.

[14] 苏道明, 吴宗法, 刘臣. 外部知识搜索及其二元效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7, 38(8): 109-121.

[15] FU X. How does openness affect the importance of incentives for innovation[J]. Research Policy, 2012, 41(3): 512-523.

[16] BELDERBOS R, CARREE M, LOKSHIN B. Cooperative R&D and firm performance[J]. Research Policy, 2004, 33(10): 1477-1492.

[17] GEBAUER H. Exploring the contribution of management innova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1, 40(8): 1238-1250.

[18] 余传鹏, 张振刚. 异质知识源对中小微企业管理创新采纳与实施的影响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5,36(2): 92-100.

[19] 苏敬勤, 崔淼. 核心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适配演化[J]. 管理科学, 2010, 23(1): 27-37.

[20] 沈鹤, 余传鹏, 张振刚. 科技型小微企业管理创新引进机理研究: 基于获得式学习视角[J]. 科学学研究, 2018, 36(5): 884-892.

[21] KOPUT K W. A chaotic model of innovative search: some answers, many questions[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7, 8(5): 528-542.

[22] ZAHRA S A ,GEORGE G. Absorptive capacity: a review, reconceptualization and extens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2): 185-203.

[23] GRANT R M. Toward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7(S2): 109-122.

[24] LEVINTHAL D, MARCH J G. A model of adaptive organizational search[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1981,2(4): 307-333.

[25] EISENHARDT K M, TABRIZI B N. Accelerating adaptive processes: product innovation in the global computer industry[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5,40(1): 84-110.

[26] NONAKA I. 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J]. Organizational Science, 1994, 5(1): 14-37.

[27] LAVIE D, STETTNER U, TUSHMAN M L.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within and across organiz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0, 4(1): 109-155.

[28] EITAN N, MEILICH O, MARCUS A. The effects of administrative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on performance: a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pproach[J]. Strategic Organization, 2006, 4(3): 275-302.

[29] MARCH J 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1991,2(1): 71-87.

[30] SIDHU J S, COMMANDEUR H R, VOLBERDA H W.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value of supply, demand, and spatial search for innova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7, 18(1): 20-38.

[31] LEONARD-BARTON D. Core capabilities and core rigidities: a paradox in manag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2, 13(S1): 111-125.

[32] 杨学儒, 李新春, 梁强,等. 平衡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一定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吗[J]. 管理工程学报, 2011, 25(4): 17-25.

[33] HE Z L, WONG P K. Exploration vs. exploita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ambidexterity hypothesi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4, 15(4): 481-494.

[34] UOTILA J, MAULA M, KEIL T, et al. Exploration, exploitation,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S&P 500 corporation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30(2): 221-231.

[35] FANG C, LEE J, SCHILLING M A. Balanci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through structural design: the isolation of subgroups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0, 21(3): 625-642.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Z]. 2011.

[37] 王凤彬, 陈建勋, 杨阳. 探索式与利用式技术创新及其平衡的效应分析[J]. 管理世界, 2012,28(3):96-112+188.

[38] VACCARO I G, JANSEN J J P, VAN DEN BOSCH F A J, et 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leadership: the moder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siz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2, 49(1): 28-51.

[39] HAANS R F J, PIETERS C, HE Z. Thinking about U: theorizing and testing U-and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s in strategy research[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7(7): 1177-1195.

(责任编辑:万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