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技术创新与应用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发展。借助技术创新，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客户及其它行为主体间逐步形成了以计算机及各类移动终端设备为节点、以信息交互或技术合作为线路的商业网络。任何企业都难以独存于商业网络之外，从而主动或被动成为商业网络的一部分。由此，以互联网为基础、以各类技术创新为支撑的平台生态系统应运而生。依靠软件系统(如苹果IOS、谷歌Andriod、华为方舟编译器)、企业构建框架(如阿里巴巴集团的淘宝、海尔的HOPE)等要素构筑的“平台”聚合了生态系统特性，众多异质性利益相关主体在这类平台中共生、演化并创造价值。从管理角度看，如何促成平台生态系统形成并对各类参与主体进行高效治理以提高平台价值创造效率是当前平台生态系统研究的重点。除价值链理论、供应链理论外，现有文献大多从平台生态系统构成角度研究其类型与特征，缺乏以技术创新为前提、以人为本的组织与管理视角分析。而价值链理论和供应链理论又不足以从总体层面解释平台生态系统形成及治理机制。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探索如下问题：①技术创新如何影响平台生态系统形成？②平台生态系统内各类异质性主体融合过程如何？③平台生态系统综合治理机制如何实现？探索上述问题对提升平台生态系统发展和价值创造效率以及促进技术创新绩效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自熊彼特提出技术创新理论以来，围绕创新的研究先后形成了两种典型分析范式，即线性范式和网络范式[1]。其中，线性范式认为企业创新一般需经历发明、开发、设计、中试、生产及销售等过程，研究重点侧重于企业内部技术创新过程[2]。网络范式的兴起则始于基于协同论视角的创新动力机制研究，其代表性理论包括三螺旋创新理论、嵌入性理论等[3]。网络范式的提出促进了学界对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及集群创新等主题的研究，基于复杂性、协同性、系统性视角为上述研究主题提供了新切入点。鉴于两种范式对创新驱动因素解释力不同，更有丘海雄、谢昕琰等学者将二者进行整合以提出更具概括性的理论。本文认为，对技术创新范式整合并非完全必要。其理由是：技术创新理论演进从线性范式向网络范式转变，反映了经济社会中企业边界内涵的扩大。当企业边界内涵从传统单个企业扩大到以核心机构(企业或中介机构)为依托构建起的供应链、平台(如平台生态系统)时，两种范式适用领域的区分界限便再难用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等概念进行划分，在此背景下，技术创新范式自然走向统一。由此可以判定，技术创新驱动作用与企业组织结构变革存在相关性[4]。上述研究为本文从技术创新视角分析平台生态系统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
现有文献对平台生态系统的研究始于商业网络这一概念，其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4类：价值链、供应链、商业生态系统及创新生态系统[5-6]。现有文献分别从不同侧重点对商业网络形成、演化及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了探讨。其中，价值链理论侧重于从公司及行业层面研究企业、客户及供应商间的相互关系[7]；供应链理论侧重于围绕核心企业分析整条供应链上的物流及信息流[8]；对商业生态系统和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则难以找到清晰的区分界限，甚至有部分学者将这两个概念等同对待[9]。但仍有部分学者认为二者间既存在重要关联同时也有显著区别，如Leonardo Augusto[10]认为二者都是包含供应商、中心企业、资源互补企业及客户等行为主体参与的、互利共生的生态系统。其区别在于，商业生态系统强调价值获取，而创新生态系统则强调价值创造。
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出发，现有文献大多认为平台生态系统是创新生态系统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并从平台生态系统构成及特性等方面进行了研究。Nambisan[6]指出，创新平台生态系统意味着一家公司承担生态系统领导，并对所有战略和资产施加影响；Nambisan等[11]定义了一种基于枢纽的创新生态系统，也被Gawer等称为中心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考虑到此类创新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封闭性，Alessandro Giudici等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提出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概念，并对意大利一个名为“Working Togather” [12]的中介型平台生态系统进行了实证研究。将上述二者对比看，基于枢纽的创新生态系统以某个中心企业为核心，主导平台系统战略制定与资源调配，由于其实施资源编排更多是为中心企业服务，故具有一定的封闭性[13]；而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则以中介机构为核心，服务于全部创新主体，具有开放性特征。从平台构成角度划分，Gawer[14]指出两种类型的平台生态系统，即内部平台和外部平台。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平台生态系统类型及特性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大都忽视了对平台生态系统形成前因变量的分析，且过于局限于现象本身。基于此，本文从溯源角度将技术创新作为平台生态系统前因变量之一，分析其对平台生态系统形成的影响，并对技术创新引领的平台生态系统融合机理与治理机制进行剖析，从根源上探索平台生态系统特性，以形成可供借鉴的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措施。
本文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分析平台生态系统在其影响下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协调治理平台生态系统不同参与主体间关系等问题。因为需要对平台生态系统形成过程、各参与主体间关系等内容进行纵向剖析，因此采用案例研究最为适合。考虑到平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特征，不同参与主体对平台生态系统的形成既存在主导构建，又存在被吸纳参与其建设等复杂情形，同时考虑到平台生态系统具体类型差异，本文分别选取两种典型的平台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即以企业为枢纽的海尔HOPE平台生态系统和以中介机构为枢纽的Built In平台生态系统。选取上述两个案例的理由如下：①两个平台生态系统都将技术创新交互作为平台建立的主要出发点，这与本文选取的视角有极高契合度；②目前两个平台生态系统发展均较为健全与成熟，这将有利于分析其从建立到发展运营的演进过程；③平台枢纽机构异质性为本研究分析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提供了可进行情境化对比的案例范本。
2.2.1 海尔HOPE平台生态系统
Haier Open Partnership Ecosystem(简称HOPE)是海尔研发中心于2009年10月成立的开放式创新平台，该平台将创新、知识及技术供给方与需求方网罗在一起，促进双方交互并促成产品创新。HOPE平台从成立之初到2015年主要为海尔自身各个产业线提供创新服务，自2015年开始，HOPE平台完全面向其它公司和机构开放。作为生态系统的枢纽，海尔HOPE平台为加入者提供全方位的创新服务。同时，海尔HOPE对平台内外部专家观点进行整理与分享，在此基础上，平台定期联合海尔大学等机构举办HOPE创新讲座，提供前沿创新服务、激发创新灵感。此外，平台还设置HOPE创新服务模块，提供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增值服务，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海尔HOPE创新服务名称与内容
服务名称服务目的服务内容微洞察精准分析用户行为,为创新提供素材用户甄选→脚本设计→素材审核→素材分析→在线深访→创新方向技术专家咨询解答企业创新技术难题,明确企业创新方向专业知识普及、明确创新方向、规避研发风险、提高研发效率技术情报为平台加入者提供专业的竞争技术情报信息,把握最新技术进展技术线索个性化订阅、信息简报、专题报告技术寻源对全球技术进行扫描、识别与挖掘,帮助企业实现技术应用转化特定技术寻源:需求发布→搜寻匹配→资源评估→合作签约前沿科技监控:技术方向或领域定义→寻源及资源推送→对接安排企业创新转型帮助企业实施开放创新设计,实现创新模式转型HOPE构建经验分享→客户企业开放创新体系构建→HOPE战略客户联盟
资料来源：根据海尔HOPE平台官网资料整理
2.2.2 Built In平台生态系统
Built In是美国一个专门为创业公司及科技公司提供工作机会展示、技术交流及技术项目故事分享的在线社区，其本质是由中介结构(Built In)作为枢纽负责运营[15]，包含企业家、工程师、营销人员、开发设计人员、投资者、学者及技术专家等角色、超过70万成员共同参与的本地社区平台生态系统，该平台于2011年最早在美国芝加哥创立。目前，Built In已在美国本土发展成包含芝加哥、纽约、奥斯汀、波士顿、洛杉矶、西雅图及科罗拉多在内的7个本地化平台生态系统，每个平台都致力于为所在地创业企业、科技公司及其他参与者提供创新服务。Built In将自身定义为创业企业和技术交流的枢纽，并通过各种特色服务模块促进成员间资源互补与匹配。
本文采用二手数据资料对相关案例平台生态系统进行分析，其资料来源包括：案例相关机构官方网站、国内外期刊论文(来自CNKI及Web of Science数据库)、研究报告、相关案例媒体报道、反映相关案例的典型著作及电子邮件调研等。案例资料收集时间范围为：①海尔HOPE平台生态系统为2009年1月—2019年2月；②Built In平台生态系统为2011年1月—2019年2月。通过对重复性资料进行剔除，最终形成约17万字的相关案例二手文本资料。
本文从技术创新视角探索平台生态系统形成、融合过程及其治理机制。研究成员结合研究主题，通过对两个案例整理后的文本材料进行交叉阅读与探讨，采用多级编码方法[16]，最终形成如下范畴与相关概念，见表2。编码范畴的目的是为从文本材料中找到能够解释研究主题的基本构念元素，本文借助Strauss等[17]的观点，结合条件—行动—结果分析范式，归纳出本研究主题下两个案例的故事线，以促进理论命题的进一步形成。
表2 编码范畴、概念及其例证
范畴概念化概念例证技术互补性通过平台生态系统,各类参与主体的技术资源进行匹配对接,弥补各自技术上的不足精准对接、技术供给与需求、技术寻源、项目方案匹配、技术招聘技术溢出效应技术创新促使平台参与主体创新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创新绩效得到改进创新能力提升、创新网络效应、企业创新绩效、人才聚集效应市场需求导向在市场需求引导下,不同参与主体通过平台彼此交互、合作合伙人社群、用户洞察技术创新流动技术合作强化了平台参与主体间的信任与交流,技术创新交互更加频繁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流动、联合孵化、技术情报、战略客户联盟、企业创新转型技术创新吸引平台生态系统吸纳更多技术创新源创新合伙人计划、创新社群、团结科技人才和科技产业平台生态系统参与感通过不同活动强化各类参与主体彼此交流,增强其对平台生态系统的认同专家分享、专题论坛、技术创新故事分享、技术交流会
资料来源：根据文本材料编码整理
3.1.1 HOPE平台形成
海尔HOPE平台生态系统成立始于海尔公司对开放式创新的探索。2010年，海尔资源中心与麻省理工学院孵化企业Witricity联手开发了基于无线电力传输技术的“无尾电视”并成功面世。此后，在追求技术互补式开放创新模式驱动下，海尔将开放创新体系转变为线上线下并进，即成立海尔HOPE平台。该平台成立后，海尔各个产品研发团队均通过HOPE平台发布技术需求信息，寻求外部技术协助(见图1)。
从长远看，只有平台生态系统所有成员共同受益才有利于平台自身成长。2014年6月，海尔HOPE平台2.0正式上线(见图2)，改版后的平台开放了海尔之外其他参与者寻求技术需求的权限，这标志着海尔HOPE平台生态系统各类参与者协同演化正式开始。作为枢纽，海尔不再像以往一样只通过HOPE平台寻求技术方案，而是真正作为一个参与者为其它需要得到技术协助、寻求技术互补的企业、机构及个人参与者提供创新支持。平台中每个参与者(包括海尔)都可以成为技术流入与流出的节点，生态系统网络效应较以往有了大幅提升，这也进一步促进技术、知识及资源等要素在系统内流动。
3.1.2 HOPE平台生态系统融合与治理
融合意味着从分散个体到统一整体的演进。对平台生态系统而言，整体性是其作为系统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技术创新为这种演进提供了桥梁，促成从个体到整体统一。在融合初级阶段，海尔作为技术需求方依靠HOPE平台与其它参与主体建立技术供需联系，并通过合同形式约定平台参与者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对平台参与主体行为进行初步规范。随着海尔对HOPE平台的改版，海尔自身也从技术流入方转变为流入与流出并行的角色。2015年，汽车工程解决方案与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佛吉亚加入HOPE平台，使得佛吉亚与海尔各自的优质资源、技术能够彼此共享。此外，平台内其它参与者间的联系、参与者与海尔间的联系也因为海尔角色转变而得到加强，平台生态系统内多边联系替代了以往单一的联系方式，促使系统整体性得到巩固。上述平台发展阶段被视为系统融合中间阶段。融合初级阶段与中间阶段实现了平台生态系统物理架构搭建。要最终完成系统融合，则仍需要依靠平台主导者——海尔承担各类参与主体关系的持续治理。为此，海尔采取创新合伙人计划和构建创新社群模式等一系列措施，巩固技术创新对平台生态系统的融合联结作用。
图1 改版前HOPE平台结构
图2 改版后HOPE平台结构
在上述措施的作用下，HOPE平台各类参与者间联系更紧密，技术交流、供需对接、方案转化及创意孵化等不同诉求也通过平台得以实现。这些过程强化了平台参与主体间彼此互利互惠与相互信任，这一阶段凸显了海尔HOPE平台合同治理与关系治理共存的特征，这些都为HOPE平台生态系统结构稳定性奠定了基础，促使系统融合力度进一步加强。
3.2.1 Built In平台形成
Built In平台创建之初主要是提供本地化人才服务。不同于国内求职招聘类平台，Built In对本地化服务的深耕极具特色，其在美国芝加哥、纽约、洛杉矶等7地建立的平台彼此相互独立，每一个平台都专门服务于当地创业公司、科技公司和其他平台成员。Built In深刻认识到技术供需双方存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为促进技术供需双方精准对接，作为中介机构的Built In设计了一系列服务模块和流程。正是由于Built In对技术作用的深刻认同才促成这一系列服务模块和流程的产生。在技术联结特征上，Built In平台有其特殊性。若将创业公司、科技公司等归类为企业层，将工程师、技术专家等个体角色归类为个体层，在Built In平台中大部分技术联结均发生在跨层次结构中，即企业层与个体层的技术联结。只有少部分Built In组织活动促成企业层成员间、个体层成员间的技术联结。上述技术联结共同构成了Built In平台生态系统物理框架。
3.2.2 Built In平台生态系统融合与治理
Built In作为中介机构并不直接参与技术获取与技术创新，但其具有的枢纽地位直接决定该机构作为平台生态系统的治理者角色。以芝加哥平台(Built In Chicago)为例，首先，Built In借助技术供求关系联结众多本地创业公司、科技公司与专业技术人员(约16万人)搭建平台基本架构；其次，以主动搜集和有偿方式鼓励创业公司与科技公司通过Built In平台详细展示企业创业故事、技术项目背景及企业技术人才需求信息等内容；最后，为营造平台生态系统成员的社区参与感，Built In采取主办及联合创业公司、科技公司与本地大学共同举办等形式开展本地化技术交流活动。高频次技术交流活动一方面帮助平台成员及时接触行业前沿技术进展，另一方面也为创业公司、科技公司及专业技术人员精准对接提供了渠道契机。
Built In作为中介机构联合本地创业公司、科技公司及专业技术人员，构成一个地理邻近的生态系统，技术流动及技术创新直接为这个生态系统提供生存能量。但它也认识到，由人组成的系统仍有别于其它生态系统，要维系这个平台生态系统还需要关注人的特殊性。基于此，Built In从文化纽带与理念认同入手，通过各类故事分享、技术交流活动及技术前沿会议等方式，培育、强化成员对平台社区的认同，构建起一个具备整体性特征的生态系统。
本文通过对海尔HOPE平台与Built In平台故事线的描述，依据扎根理论，从技术创新视角串联两个典型平台从形成、融合到治理的全过程。随后，分别针对平台生态系统形成、融合、治理过程，结合相关理论进一步进行探讨。
Tushman & Anderson[18]认为，技术是更好地理解组织如何随时间演变的关键组成部分，该观点强调技术、时间及组织演变三者间的紧密联系。平台生态系统作为一种组织形态，是技术与时间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Gawer等指出，并非所有技术都能促成平台产生，一般需满足两个条件：①具备支持更广泛技术系统的至关重要的功能；②为更多其它公司与用户解决业务问题[19]。结合上述观点可以判断，技术是平台生态系统形成的必要非充分条件。由于平台生态系统本质上是一种创新生态系统，其最终目标是服务于市场需求并进行价值创造，达成这一目标的途径是以平台为依托，多种类型参与主体(包括核心企业/中介机构、供应商、互补商、科研机构、政府、用户等)[20]互利共生、协同运作，从而创造价值。从技术创新角度出发，结合企业行为理论分析，不同参与主体加入平台生态系统是出于各自对技术创新异质性目标搜寻而作出的决策。具体而言，该决策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
4.1.1 技术互补性与结构洞优势
异质性理论表明，知识、资源及技术等异质性有利于提升创新绩效[21-23]，即不同主体拥有的异质性知识、资源及技术耦合作用将有效促进创新绩效提升。异质性技术保证了平台生态系统技术群落的生态多样性，而平台核心企业技术与其它创新主体技术的互补则为生态系统中各参与主体互利共生提供了技术层面上的可能性。这对于那些不存在核心企业的平台生态系统也同样适用。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枢纽的核心企业(不包括中介机构)是否存在对平台生态系统结构有显著影响。原因在于：在枢纽型平台生态系统中，技术互补主要发生在核心企业与其它创新主体之间。依据社会网络理论，核心企业与其它创新主体间是强关系，而各类创新主体间是无关系或弱关系，因此核心企业牢牢占据结构洞优势；对不存在核心企业的平台生态系统而言，各类创新主体间关系是该平台生态系统中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关系，创新主体间同样既有强关系、弱关系和无关系，结构洞在这类平台生态系统中分布较为随机，因而难以形成绝对优势结构洞。上述因素决定在平台生态系统中哪些角色能够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把握整个平台生态系统话语权。但随着平台生态系统开放性的逐步加大，各类创新主体间技术交流与互补逐步增多，核心企业结构洞优势随之减弱。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1：技术互补性促进平台生态系统形成。以技术互补为纽带，枢纽型平台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占据绝对结构洞优势，随着系统开放性增强，核心企业结构洞优势逐渐减弱，而无核心企业的平台生态系统则难以形成绝对结构洞优势。
4.1.2 技术溢出效应与平台生态系统的调节作用
技术溢出效应是指技术创新活动过程中技术知识对社会产生的正外部性[24]。由于资源异质性的影响及各类创新主体技术积累的异质性特征，每个创新主体都有可能成为技术溢出源，从而向外进行技术扩散与转移。与此同时，无论是处于竞争优势的领导企业还是处于竞争劣势的追随企业，其对技术知识的追求都是同质的，这样就形成了技术供给与技术需求匹配。但信息不对称容易造成技术搜寻主体创新成本上升，作为追求其它技术溢出效应的创新主体面临着在广阔市场领域搜寻、筛选与谈判技术合作者的共同目标。在此背景下，具备平台搭建能力的企业或其它创新主体(如中介组织、政府等)将从自身角度出发，促成平台生态系统形成，从而帮助自身及其它有技术搜寻需求的创新主体尽快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达成技术供给与需求匹配。
技术溢出效应驱动平台生态系统生成，相对而言，平台生态系统也对技术溢出产生了积极调节作用(如表3所示)。这主要表现在：①促使技术溢出流向从无序转变为有序。在平台生态系统形成前，技术溢出效应是一种流向无序的正外部性，技术扩散及转移增加了社会福利，但这种外部性最终使哪些利益相关者(如创新主体)受益不可预测，进而其外部性效应大小同样也不可预测；②提高技术溢出价值创造效率。技术溢出能否创造新价值，取决于该技术知识能否流向相关创新主体并经由该主体基于技术进行产品开发与面市；③降低技术扩散与转移交易成本。在平台生态系统形成前，由于技术溢出流向无序性，导致技术需求创新主体搜寻、筛选技术合作者及与之谈判等成本上升。得益于平台生态系统，技术溢出流向有序性促使技术供给与技术需求方快速对接，形成合作并降低技术扩散与转移交易成本。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2：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平台生态系统形成。借助平台生态系统，创新主体间技术扩散与转移流向从无序转变为有序，技术溢出价值创造效率得以提升，同时还降低了技术扩散与转移交易成本。
表3 平台生态系统形成前后技术溢出特征
技术溢出特征平台生态系统形成前平台生态系统形成后流向无序无向有序有向价值创造效率低高交易成本高低
4.1.3 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对接
需求对技术的拉动是许多创新主体实施技术创新的根本导向，对需求信息的把握决定技术创新走向。如何快速、准确地洞悉市场需求是每个创新主体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传统市场领域，市场需求分布零散且有间断性，对于秉持需求导向的创新主体而言，这类市场需求将使得技术创新时常间断且难以连续。在分散性、间断性市场需求的引导下，创新主体疲于应对各种不相关、低相关的技术创新，导致创新主体渐进性创新难以形成。没有渐进性创新技术积累，突破性创新也就无从谈起。对集中性、连续性市场需求的追求促进平台生态系统形成。平台生态系统作为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对接媒介，一方面聚集了知识基础相关或互补的技术群落，另一方面通过平台运作也吸引了特定客户群体。通过平台生态系统网络效应，有相同或相似需求的客户群体大量聚集并逐渐形成对平台和平台产品服务的忠诚及依赖。这有利于平台生态系统中各类参与主体围绕连续性、集中性需求进行技术迭代与创新，从而形成一定的技术积累，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3：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促进平台生态系统形成。通过平台生态系统网络效应，市场需求具备集中性、连续性特征，这有利于促进创新主体形成技术积累并实施渐进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
依靠地理邻近或通过虚拟网络方式构建平台生态系统只是完成了生态系统物理架构搭建。此时，平台生态系统内除各类参与主体与枢纽机构间联结较为紧密外，其它参与主体间技术交流、资源交换等均较为匮乏。单一方向关系联结使得技术创新只是为枢纽机构或特定企业创造价值，不利于其它参与主体利益获得，从而造成系统结构不稳定。从技术创新供给与需求角度看，平台生态系统中任何参与者均可能存在技术供给与需求，因此枢纽机构在技术流动机制引导下促使平台参与者间彼此联结将有利于整个生态系统利益获得及价值创造。由此，平台中各类参与者间的联系从单一方向转化为多边方向。主体间联系的多边方向又使得技术、知识及资源快速流动成为可能，由此触发了平台生态系统协同演化反馈机制，促进了平台生态系统融合。综上所属，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4：技术创新流动促进平台生态系统参与者间联系由单一方向转变为多边方向，从而使得系统结构更趋于稳定，进而强化了平台生态系统融合。
平台生态系统参与主体异质性决定了其治理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从平台生态系统构成角度看，其治理体系构建应明确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目标及治理途径等内容。缺乏治理的平台生态系统只是徒具其形的系统框架，从技术创新与人本角度出发，通过技术流动联结平台参与者，发挥人与人间的关系联结作用能促使平台生态系统从系统框架演化为有机组织。这包括：①技术创新吸引。技术创新互补性与溢出效应促进平台参与者交互和系统结构稳定，整个平台生态系统中存在的技术创新吸引能有效促进平台持续健康发展；②构建平台生态系统参与感。平台生态系统是一个完整社区，对社区成员参与感的培育能有效增强其参与社区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同时，强烈的社区参与感也能避免成员采取搭便车行为造成的资源浪费和负面影响。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5：平台生态系统治理包括两个基本阶段，即平台形成之初的合同治理和平台融合后的关系治理。其中，技术创新吸引及平台生态系统参与感的形成等，能够有效促进平台参与者关系交互和生态系统结构稳定。
本研究从技术创新视角入手分析海尔HOPE平台生态系统和Built In平台生态系统形成、融合过程及其治理机制。研究发现：①技术互补性、技术溢出效应及市场需求导向技术创新对平台生态系统形成有促进作用。其中，依托技术互补性，枢纽型平台生态系统中核心机构(包括核心企业和中介机构)具有结构洞优势，随着系统开放性的增强，核心机构结构洞优势逐渐减弱。从平台生态系统各类参与者整体角度看，核心机构结构洞优势减弱意味着其它参与者间的交互变得更加频繁与便利，这为平台进一步融合提供了契机。由于平台生态系统的存在，导致创新主体间技术扩散与转移流向从无序变为有序，技术溢出价值创造效率得以提升、技术扩散与转移交易成本下降。平台生态系统有利于促进创新主体形成技术积累并实施渐进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②技术创新流动促进平台生态系统参与者间的联系由单一方向转变为多边方向，从而使系统结构更趋稳定，强化了平台生态系统融合；③平台生态系统治理包括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两个阶段。其中，合同治理阶段实质上是通过制度化约束平台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而关系治理阶段则体现了平台中不同参与者彼此嵌入经济活动结构与相互间的联结，是平台进一步融合的结果。此外，技术创新吸引及平台生态系统参与感的形成等，能够有效促进平台参与者关系交互和生态系统结构稳定。
本研究采用双案例研究方法，选取两个具备典型性的枢纽型平台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从技术创新视角分析技术创新对平台生态系统从形成到融合过程的作用与影响，并针对两个平台生态系统实践分析平台生态系统综合治理机制。研究结论进一步丰富了现有技术创新理论和平台生态系统理论内容。其中，在对以核心企业为枢纽的平台生态系统进行分析时，部分研究内容验证了其他学者对该类平台生态系统具有封闭性的观点。然而，本研究也发现：随着平台生态系统的进一步融合，这种封闭性逐渐被开放性所代替，即以核心企业为枢纽的平台生态系统也有可能是开放性平台生态系统。此外，本研究对两个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成就的分析从技术创新理论视角进行了解释。
本研究以实际案例为剖析对象，根据两个平台生态系统实践，提出如下管理启示：①重视技术创新对平台生态系统形成及融合过程的促进作用。在平台构建初级阶段，利用平台参与者间的技术互补性鼓励各方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同时，充分发挥这一阶段核心机构的枢纽作用和结构洞优势，协调平台各类参与者进行跨层次联系与同层次联系；②树立互利共生的价值观。在平台生态系统中，开放、互利、共生是辩证统一的。树立互利共生的价值观能指导平台参与者积极参与技术创新交流与合作，促使技术创新价值创造令所有参与者共同受益；③注重对“人”的治理。平台生态系统是跨越企业边界的组织，其构成成分复杂多样，即使存在核心机构也无法像管理企业一样管理整个平台。因此，应该充分认识到平台生态系统形成、融合和治理规律，创新治理方法十分必要。在由人构成的平台生态系统中应重视对其成员参与感、理念认同及社区意识等微观基础因素的培育与巩固，只有使平台中所有成员对该生态系统形成共同的理念认同，具有高度参与感和社区意识，才能保证平台生态系统从外在分散的物理架构演变为整体统一的有机组织。
然而，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本研究选取案例虽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且对本研究所用视角有利，但这不排除由于其典型性存在而影响到研究结论的普遍性；②本研究选取案例均为平台生态系统形成、融合及治理较为成功的样本，对于在技术创新作用下平台生态系统形成、融合及治理不成功的样本而言，本研究所得结论是否成立仍有待验证。未来研究将在上述不足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探索。
[1] 丘海雄,徐建牛.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中的地方政府行为[J].管理世界,2004,20(10):36-46.
[2] YLI-KAUHALUOMA S."You just have to see it":exploring the forms of expert pattern recogn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emical technology[J]．Organization,2006,13(3):393-420．
[3] 丘海雄,谢昕琰.企业技术创新的线性范式与网络范式: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6):16-26.
[4] DAMANPOUR F.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a meta-analysis of effects of determinants and moderator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1,34(3):555-590.
[5] NAMBISAN S,SAWHNEY M.A buyer's guide to the innovation bazaar[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7,85(6):109-118.
[6] ZAHRA S A,NAMBISAN S.Entrepreneurship and strategic thinking in business ecosystems[J].Business Horizons,2012,55(3):219-229.
[7] IANSITI M,LEVIEN R.Strategy as ecology[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4,34(3):68-78.
[8] K RONG,G HU,J HOU,et al.Business ecosystem extension:facilitating the technology substitu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2013,63(3/4):268-294.
[9] MOORE J F.Predators and prey:a new ecology of competi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3,71(3):75-86.
[10] LEONARDO A,ANA L,MARIO S,et al.Unpacking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construct:evolution,gaps and trends[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6(11):1-19.
[11] GAWER A,CUSUMANO M A.How companies become platform leaders[J].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2008,49(2):28-40.
[12] GIUDICI A,REINMOELLER P,RAVASI D.Open-system orchestration as a relational source of sensing capabilities:evidence from a venture associ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8,61(4):1369-1402.
[13] 高良谋,张一进.平台理论的演进与启示[J].中国科技论坛,2018(1):123-131.
[14] GAWER A,CUSUMANO M A.Industry platforms and ecosystem innovation[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3,31(3):417-433.
[15] 王峥,龚轶.创新共同体:概念、框架与模式[J].科学学研究,2018,36(1):140-148,175.
[16] EISENHARDT K M,GRAEBNER M E.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7,50(1):25-32.
[17] GLASER B G,AND A L STRAUSS.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M].New Brunswick,NJ：Aldine Transaction,1967.
[18] TUSHMAN M L,ANDERSON P.Technological discontinuities and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6,31(3):439-465.
[19] GAWER A.Platforms,markets and innovation[M].Northampt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9.
[20] TEECE D J.Explicating dynamic capabilities:the nature and microfoundations of (sustainab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7,28(13):1319-1350.
[21] 叶江峰,任浩,郝斌.企业内外部知识异质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战略柔性的调节作用[J].科学学研究,2015,33(4):574-584.
[22] 刘超.异质性行业连接、网络权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全网络[J].经济管理,2017(9):37-50.
[23] 李宏贵,熊胜绪.互补资产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一个理论模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31(7):64-71.
[24] 张诚,张艳蕾,张健敏.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制约因素[J].南开经济研究,2001(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