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Knowledge Capital,Organizational Character and Future Orientation of Innovative Enterprises

Yu Dengke,Liu Jiangying

(School of Management,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Abstract：Integrating the intellectual management and future orientation theories,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future orientation which is reflected a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D trend is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knowledge capit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t takes 94 Chinese listed enterprises from top 1000 global innovative enterprises in 2018 as sample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knowledge capital,organizational character and future orientation by the method of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collecting data from 2015 to 2017.The results show that:knowledge capital is positively relative to R&D trend; introverted character is positively relative to both R&D trend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and; intuitive,perceptive and affective character significantly moderate the impacts of knowledge capital on R&D trend.The conclusions provide new evidences for the intellectual management and enlighten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o better plan for future and seek sustainable growth.

Key Words:Future Orientation; Knowledge Capital;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 Innovative Enterprise

收稿日期：2019-07-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63027)

作者简介：喻登科(1985-)，男，江西宜春人，博士，南昌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知识管理；刘江莹(1998-)，女，江西鹰潭人，南昌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

DOI：10.6049/kjjbydc.201904024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20)02-0115-10

0 引言

创新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型企业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基本单元。然而，在全国所有大中小企业都高举创新旗帜的同时，不少一度被认为有创新的企业出现倒闭。例如，成立于2013年的完美幻境是国内最早进入VR全景相机行业的企业，拥有自主研发的Eyesir系列VR相机产品，在2017年却倒在了PPT驱动的路演路上；自2016年底，Parrot、亿航、零度等无人机制造企业纷纷裁员，2017年初西安无人机企业斯凯智能宣布破产，它们的共同原因是产品滞销积压，导致资金链紧绷；2018年，深圳百亿级企业沃特玛电池公司濒临倒闭，这家企业曾借助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大跃进式发展，最终却迎来债台高筑。

这些创新型企业的昙花一现，根本原因不是创新能力缺失，而在于缺乏具有未来取向的发展战略。中国大多数新兴创新型企业的失败，都可归因于没有找到可持续发展道路之前就盲目扩张，导致技术不能稳健、持续地转化为价值输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创新型企业寿命短暂的根源是缺乏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意识。因此，在中国当前经济、社会、技术都快速变化的环境下，创新型企业必须加强对未来取向的战略规划与远景管理。

未来取向要落实，需要具备以资源与能力为基础的核心竞争力。根据核心竞争力理论，其来源是具有价值的异质性资源与核心能力，而异质性资源通常是企业独有的无形资源[1]。在无形资产管理理论中，最具价值的无形资产当属知识。知识资本已被众多学者公认为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2]。然而，在当前中国的新经济背景下，除知识资本能驱动企业组织获得竞争优势外，由组织性格支撑的差异化战略也使得很多企业获得了迅速崛起、蓬勃发展的机会。组织性格和知识资本的融合与交互，成为众多中小型新经济组织赖以生存的手段[3]。对知识资本与组织性格加以协同治理，契合知性管理理论的核心观点[4]。

本文试图对话知性管理理论与未来取向理论，以中国情境的创新型企业为样本，探索知识资本和组织性格对组织未来取向的作用关系与路径，为创新型企业做好未来取向提供理论指引。

1 基础理论与研究框架

1.1 未来取向理论

组织未来取向是指企业具备及时识别与解码环境变化并作出充分应对,以保证组织长期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具体包括环境扫描、未来探索、内部视察和战略预见4个方面的能力[5]。然而，在Liang等[6]的研究中，他们对未来取向的定义完全相反(这一点为本文所不取)。虽然他们也同意未来取向重点反映了企业组织对未来导向行为的关注度与参与度，但在他们的定义中，未来取向强反而被解释为企业组织更清晰当下与未来的界线，从而更看重于眼前利益而缺乏对未来的关注；未来取向弱的企业，因为对当前与未来的界线感知模糊，使得它们会对未来导向行为产生认知，从而有利于组织未来发展。在这种定义模式下，他们验证了未来取向与社会责任、研发倾向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虽然Liang等对未来取向的定义与大多数学者观点相背离，但是他们建立的未来框架模型值得借鉴。在未来框架模型中，社会责任与研发倾向被认为是观测组织未来取向的两个核心指标[6]。研发倾向与社会责任构成组织未来取向的系统逻辑在于：研发倾向引导组织加强技术研发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从而为组织可持续发展提供内源性动力；社会责任引导组织重视与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关系的处理，为企业组织生存与发展创造和谐的外在环境并提供持续的外源性动力。从内、外两个层面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保障，是组织选择和具备未来取向的表现。

1.2 知性管理理论

知性管理理论是作者所在研究团队整合知识管理与组织性格理论后开发出的一种新理论。该理论逻辑是：一方面通过知识管理促进组织知识资本积累与知识产品创新，为企业组织带来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关注市场与客户，以组织性格支撑组织实施差异化战略，从而为组织带来暂时性的市场竞争优势。通过核心竞争力与暂时性竞争优势的组合，促进竞争优势的动态更新与演化，从而为组织培育持续竞争优势，达到促进组织成长的战略目的[7]。

在知性管理理论框架下，企业组织的核心资源是知识资本与组织性格两种无形资源。它们的耦合与转化关系体现为：知识资本的积累引导与塑造企业组织的后天性格，在后天性格和先天性格的碰撞与交织中融合产生更加健全且适应环境的组织性格；组织性格影响组织对知识资本的偏好与重视力，进而影响组织知识活动投入与效能，积极的组织性格将极大提升组织知识资本的学习、创造与积累速度[8]。

1.3 理论对话下的研究框架

知性管理的目标是促进组织保持持续竞争优势，这与未来取向理论的目标趋于一致，因此它与未来取向理论存在着较高的契合性。实施知性管理有助于企业应对未来取向，具体表现为：知识资本积累与组织性格偏好是企业研发倾向产生的前因；组织性格偏好会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与行为。在结构层次上，知性管理被分解为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两个方面：知识管理侧重于从组织内部加强知识创造、积累与价值转化，为组织内涵发展提供支持；性格管理侧重于塑造组织气质、形象与品牌人格，为组织外向型的差异化战略提供支撑。内部知识与外在形象的双重治理，是知性管理目标——“知性合一”和“知性美”的呈现手段。显然，知性管理结构与本文选择的未来取向架构有着相同之处，都主张“内外兼修”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知性管理作为前因，能够驱动组织未来取向的实现。

由此，整合知性管理与未来取向理论，提出新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2 研究假设

2.1 知识资本与研发倾向

其中较为知名的是Stewart提出的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与市场资本构成说[9]。

人力资本是企业研发创新的基础，以研发为导向的企业大都需要保证高比例的研发人员投入。例如，吴延兵[10]使用企业法人代表、总经理和员工教育水平等指标测量人力资本，在民营企业中证实了人力资本对企业研发行为的正效应；Dakhli & De Clercq[11]采用居民教育水平、平均收入和平均寿命3项指标综合测量人力资本，基于59个国家数据发现，一国人力资本与企业研发创新水平显著正相关。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人力资本对研发倾向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结构资本是嵌于组织、制度、文化、平台、流程等结构性资源中的价值资本，这些资本都能够成为企业萌生研发倾向的动力。付向梅和曹霞[12]证实，在产学研联盟中，组织结构资本能够通过知识螺旋的中介作用与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对研发倾向和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Mohd等[13]研究发现，创新型企业在结构资本上的投入能够激发它们的研发倾向，并由此带来市场绩效提升。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b：结构资本对研发倾向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市场资本对组织研发倾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方面：①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是企业持续进行科技创新的驱动力；②市场本身也在教化企业；③先导型客户在企业研发创新过程中很重要，他们的积极参与能够极大提升企业产品研发成功率与成果转化效率；④市场与技术交互能够形成知识和价值相互转化的循环，奠定企业组织持续经营与成长的基础。杨帆[14]提出，在开放式创新理念下，客户与供应商参与企业组织研发活动，能够激发组织技术创新的动力与潜力，促进新产品开发绩效提升；Hurmelinna等[15]则从跨国企业构建全球创新网络视角，提出应该将顾客与供应商参与度纳入研发生产函数，使市场主体成为研发绩效形成的资本要素[33]。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c：市场资本对研发倾向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综合上述子假设，可归纳提出假设：

H1：知识资本对研发倾向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2.2 组织性格的调节效应

组织性格对组织行为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与预测作用[16]。符合时宜且定位恰当的性格特质组合，是企业塑造个性化、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保证。关于组织性格的构成与测量，目前最受认可的是MBTI量表。从组织管理视角提出的组织性格维度由于存在严重的情境依赖性，难以在跨文化情境中推广应用。因此，本文借鉴MBTI理论，从直觉型、感知型、情感型和内向型等维度对组织性格构成进行分析。相应地，组织性格的内涵界定如下：表征企业组织在战略价值观(是基于直觉还是基于事实)、外部环境适应方式(是感知还是判断)、内部决策模式(是情感驱动还是理性驱动)以及组织发展定位(是内向还是外向)等方面相对稳定的态度与心理特征。

直觉型性格表征了对新问题、新现象、新事物、新技术、新商业的偏好与能力，直觉型性格显著的企业组织较擅长学习新技能、处理新问题[17]。与之对应的是事实型性格，表征企业对已有技能、真实场景、明确问题的偏好与能力，事实型性格显著的企业组织善于脚踏实地地处理好当下问题。两相比较，直觉型性格企业组织更加喜爱与擅长创新，而事实型性格企业组织能够把惯例性事务做得更好。在直觉型性格的引导下，企业组织能够更高效率地将知识资本重组、融合并转化为创新能力，为组织带来更大的创新动能。Akinci & Sadler-Smith[18]系统总结了管理学研究对于直觉型性格的关注点，确认了领袖型人物的直觉在管理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在直觉导向下高层管理更倾向于作出长远决策，如加大研发投入等。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直觉型性格对研发倾向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在知识资本影响研发倾向的作用路径上产生显著调节效应。

感知型性格表征企业组织对外开放性，它使得企业组织对外部环境保持好奇心，从而加强对外部资源的探索与开发[19]；相反地，判断型性格表征企业组织的自我控制力与执行力，这种类型企业组织对于明确的工作任务有着极高完成率，但在创造性方面表现得不太擅长[20]。在感知型性格的引导下，企业组织乐于从外部环境中学习与吸收知识，并能够提出新想法和开展新项目。Lee & Shin[21]以韩国研发机构为研究对象，发现当研发人员对公平感知越强烈时，会越努力工作，即投入研发活动；刘刚和王岚[22]以汽车行业研发合作为背景，研究发现，合作过程中的公平性感知影响企业之间的信任与承诺关系，而关系质量与合作研发价值又存在显著关联。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b：感知型性格对研发倾向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在知识资本影响研发倾向的作用路径上产生显著调节效应。

情感型性格表征企业组织的和谐度、宽容度与环境友好性，这种企业组织会从更加主观、综合与人性化思维角度进行决策，会考虑自身行动对环境的影响，也会考虑环境匹配对自身工作的重要性[23]。理性型性格的企业组织喜欢基于分析、判断、鉴别、批评的视角看待工作任务与问题，它的一切行为均遵照固有逻辑与规则[24]。一般而言，具有情感型性格的企业组织更偏好研发与创新，善于在与环境的动态交互中创造性找到问题解决方案；它们更加强调内外部环境中信息与知识的融合，从而放大知识资本对研发倾向的作用效果。在方雯等[25]的研究中，管理者情绪智力被认为是R&D活动中员工创造力的核心调节变量，并证实了它的显著调节作用；Scheve & Luede[26]则提出，情感型性格有利于企业组织建立友好的社会网络结构关系，从而对组织合作研发与协同创新产生多种影响，促进组织选择并实施开放式合作创新。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c：情感型性格对研发倾向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在知识资本影响研发倾向的作用路径上产生显著调节效应。

外向型性格表征企业组织的对外交往意识，有助于从社会交往中获得能量与动力；内向型性格的企业组织正相反，它们喜静、多思，对问题有独立、负责、细致的解决想法，能够长时间、勤奋地探索。具备外向型性格的企业组织能够较好地处理与利益相关者关系，开展商业模式创新[27]。但是，R&D活动需要具备持之以恒、独立自主的精神，因此内向型性格的企业组织可能更为适合。在内向型性格的引导下，企业组织的知识资本能够在时间的沉淀下逐渐转化为创新能力与创新成果[28]。在实证研究中，虽然有较多学者从开放式创新视角提出组织开放与外向型性格对研发倾向的重要影响[29-30]，但同时也有学者，如周伟[31]、Hung & Whittington等[32]指出，相较于依赖外力推动的开放式创新，企业组织的自主R&D更有助于带来持续的增长动力，而自主R&D有赖于内向型性格的驱动。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d：内向型性格对研发倾向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在知识资本影响研发倾向的作用路径上产生显著调节效应。

综上可知，对于研发倾向而言，可把直觉型、感知型、情感型与内向型性格归纳为积极型性格特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将四者归纳为积极型性格特质是一种假设，而非结论。这是因为每个维度的性格特质都有两个方向，相对于研发倾向而言，两个方向的性格特质若产生作用，或者为积极影响，或者为消极影响。进行积极型性格特质假设，是为了在表达上更能体现出作用力的方向性。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积极型”的判定也仅是一个相对概念，它不能脱离研发倾向的情境目标而独立产生解释力。而且，经过实证研究后，积极型性格特质的构成应有所调整，以此发掘和匹配研发倾向需要的性格特质。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积极型组织性格对研发倾向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在知识资本影响研发倾向的作用路径上产生显著调节效应。

2.3 组织性格与社会责任

直觉型性格企业组织更善于洞察外部环境，并且能够长远考虑问题，形成长远发展目标与计划。因此，该类型企业能更加清楚地认识社会责任的潜在意义，也会以更加积极和乐观的心态去承担社会责任。相反地，具有事实型性格的企业组织更关注短期目标的实现，对经济利益、当前业绩较为敏感，自然也会削弱它们对承担社会责任的感知效用。Windsor[33]指出，企业组织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够由企业伦理理论解释，而在企业伦理理论中选择直觉通常被认为是重要前因之一，由此推之，组织的选择直觉能够部分诠释它们愿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直觉型性格对社会责任担当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具有感知型性格的企业组织更为开放和更具有格局，它们更关心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对自身的评价与尊重；具有判断型性格的企业组织对时间、效率、业绩极为敏感，在决策前总喜欢用经济价值去权衡得失。显然，前者有利于引导企业组织承担社会责任，后者则会起到抑制作用。多项研究均证实了顾客和利益相关者感知与组织社会责任承担存在正向关系(Dilling[34]、Dennii & Harik等[35])。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b：感知型性格对社会责任担当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具有情感型性格的企业组织非常重视与环境的和谐度，对员工、消费者、投资者和社会公众都保持尊重，这样的企业组织会更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并热衷于从社会责任担当中获得社会赞誉。具有理性型性格的企业组织，即使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也只是因为它们理性地感知到社会责任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在大多数时候它们不会体现出对社会的情感。甚至，理性型企业组织会由于高层管理者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而强化企业业绩与社会责任担当之间的负相关关系[36]。陈业玮[37]指出，当前中国很多企业已经树立社会责任意识，但总是采取与之不匹配的社会责任行动，根源在于企业组织与消费者、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缺乏情感依恋。由此，提出假设：

H3c：情感型性格对社会责任担当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具有外向型性格的企业虽然偏好于从社会环境中获得情感交流，却不太愿意为社会付出；反而是内向型性格的企业组织，它们本着勤奋、负责、周到的精神，对社会作出回馈。内向型性格的企业组织会表现出高度的尽责性，这种尽责性让企业组织更倾向于选择内涵式发展道路，同时，更关心企业发展对社会的贡献。姚飞和王晶晶[38]选取2010年469家A股企业进行研究后指出，完整且高效的内部治理有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由此，提出假设：

H3d：内向型性格对社会责任担当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综上4个子假设，提出研究假设：

H3：积极型组织性格对社会责任担当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测量

(1)自变量。知识资本与组织性格的测量变量，主要参考喻登科等[38]的设计，尽量采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的指标合成，以保证变量测量的可行性。

(2)因变量。本文借鉴Liang等[6]的研究结论，从社会责任与研发倾向两个方面观测组织未来取向。其中，社会责任指标借鉴和讯网的做法，采用税收额占利润的百分比和公司捐赠额度两个指标且各以50%的权重合成；研发倾向直接采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衡量。

(3)控制变量。参考付悦和陈国权[40]、Cowen等[41]、Trotman & Bradley[42]的研究，在因变量为研发创新与社会责任的实证模型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控制变量有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行业类型等。本文综合考虑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的中国文化情境、时代背景和创新型企业属性特征，设置7个控制变量，即员工规模、经费规模、企业年龄、所处地域、所有制形式、高技术属性、互联网属性。

所有变量测量指标与测度方法如表1所示。

注：a 每个维度的组织性格都有两个方向(例如内向型性格的反向为外向型性格)，在此每种性格仅采用一个指标测量，指标数据越大，表示对应方向的性格特征越显著，其反向性格特征越不显著。即每个维度组织性格的两个方向之间不具有清晰界线，用连续变量会比离散、分类变量更好地表征组织性格的模糊特性；b逆向指标，在实证分析前需对指标数据进行逆向处理

3.2 数据来源

以进入2018年全球创新企业1000强(普华永道思略特发布)的中国175家企业为样本，除去在香港、台湾发行股票和在美国上市的公司77家，以及年报公开不全和数据缺失的公司4家，共计得到有效样本94家。

组织性格和知识资本的原始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部分补充数据来自各公司披露的报告。研发投入强度数据来自普华永道思略特官网。

社会责任得分来自和讯官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和讯网公布的(广义)社会责任得分囊括了股东责任、员工责任、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社会责任(狭义)等内容，因概念范畴太广，不适合用于本次实证研究：其一，包含内容太多的广义社会责任，其分值虽然具有全面、综合等优势，但信息量也会在数据综合过程中失真；其二，在广义社会责任得分计算环节中涉及很多财务指标，而部分财务指标已经用于反映知识资本与组织性格。因此，本文选用狭义的社会责任概念，采用二级指标社会责任(狭义)数据完成测算。由于行业不同，二级指标社会责任(狭义)的权重比例不同(在制造业中，狭义社会责任占广义社会责任的比重为10%，服务行业为30%，其它行业为20%)，本文还对获取的社会责任(狭义)得分进行了权重一致性处理。

为兼顾研究结果可靠性和统计数据及时性，选取靠近2018年的时间窗口2015-2017年，收集3年数据进行平均处理。

3.3 研究方法

使用层次/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完成路径作用关系强度测量，使用SPSS统计分析工具。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分析

在回归分析前，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见表2，以此观察变量分布特征以及变量相关关系。从相关系数看，组织性格中内向型性格(I)与社会责任(CSD)显著正相关；其它维度的组织性格与社会责任呈不显著相关关系；人力资本(HC)、结构资本(SC)、市场资本(MC)与研发投入强度(R&D)显著正相关。鉴于部分自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相关性，后续回归分析模型中将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考察每个回归模型的最大方差膨胀因子(VIF)，以观察和控制共线性问题可能造成的偏差。

4.2 直接效应分析

4.2.1 知识资本与研发倾向

根据表2相关系数矩阵反映的信息可知，知识资本的3个构成维度对研发倾向的作用强度依次为市场资本最小、人力资本次之、结构资本最大。由此，分别以市场资本、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为自变量，以研发倾向为因变量，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探查知识资本对研发倾向的直接作用关系，结果见表3。由表中可知，市场资本(β=0.352，p<0.01)、人力资本(β=0.660，p<0.01)与结构资本(β=0.872，p<0.01)均对创新型企业研发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假设H1a、H1b和H1c通过检验，即假设H1得到验证。而且，市场资本、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对企业研发倾向的正向影响依次增大，三者对研发倾向的共同解释力超过60%(ΔR2=0.612)，说明知识资本确实为企业组织的研发创新提供了动力与条件。

需补充说明的是，当知识资本三维度都纳入回归分析方程时，仅有结构资本与研发倾向的关系达到显著水平，这暗示着结构资本对研发倾向的直接效应远超市场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影响。该推论契合表2中结构资本与研发倾向的相关系数高达0.907所反映出的信息。该结论还显示，创新型企业在人力资本、市场资本方面的投入与努力，最终会内化为组织结构资本；只有通过结构资本，才会对组织研发创新与未来发展产生更直接的促进作用。

由于表2仅显示内向型性格与社会责任显著相关，无法准确判断4个维度的组织性格与社会责任的作用强度，因此选择依次回归分析方法，由SPSS工具自动逐步增加自变量，从而完成组织性格对社会责任的直接效应测量，结果见表4。

注：*P<0.10; **P<0.05; ***P<0.01，下同

4.2.2 组织性格与社会责任

从表中可知，仅有内向型(I)性格(β=0.294，P<0.01)对社会责任的作用关系显著，且作用方向为正。因此，假设H3d通过检验，而假设H3a、H3b和H3c未通过检验。综合而言，假设H3部分通过检验。从该结论可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显著受组织内向型性格(或许是内向型性格中的尽责特质)影响：内向对于创新型企业组织的未来可持续发展而言，应该是最为宝贵的品质。直觉型、感知型与情感型性格对社会责任担当的直接效应不显著，意味着我国创新型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决策中都异常理性，很少受到外部环境感知与心理偏好的影响。

综合以上两点可知，环境心理学理论(强调行为取决于组织与环境的互动)对于揭示我国创新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发生机制存在失效；相反地，人格心理学(强调行为取决于组织的内生性格，例如内向与尽责等)或许有更强的解释力。此外，上述两点结论还意味着，我国创新型企业的社会责任决策机制已趋于成熟，这或许和本文选择的样本对象几乎都是国内知名大型企业有关。

4.3 调节效应分析

组织性格在知识资本对研发倾向的作用路径中具有调节效应，故采用引入交互项的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测量，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中可知，大多数维度的组织性格只有在与知识资本形成特定的组合后，才会显著影响研发倾向，这正好证明了组织性格所起作用为调节效应(而非直接效应或交互效应)的研究假设。

综合模型12、模型16和模型20可知，直觉型性格与市场资本、人力资本的组合对研发倾向的影响不显著，但直觉型性格在结构资本对研发倾向的作用路径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假设H2a未能通过验证。该研究结果意味着高直觉型性格将弱化结构资本对研发倾向的积极影响。换而言之，当一个组织较多依赖高直觉型性格时，它对结构资本的重视和依赖度会降低，从而使得后者对研发倾向的主导作用减弱。

综合模型13、模型17和模型21可知，感知型性格与市场资本、结构资本的组合对研发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感知型性格在人力资本对研发倾向的作用路径中产生不显著调节效应。而且，在与结构资本组合后，感知型性格对研发倾向也产生显著直接正向影响。因此，假设H2b部分通过验证。该研究结果比较容易得到解释：人力资本是感知型性格触发的主体，市场资本与结构资本是组织感知的客体；在感知型性格驱动下，感知行为与客体之间理应通过交互产生显著效果。通过研究结果可知，感知型性格能够增强组织对外部市场资本和内部结构资本的认知，从而更好地整合内外部资源，促进协同创新与技术研发。

综合模型14、模型18和模型22可知，情感型性格在市场资本与人力资本对研发倾向的影响路径中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而在结构资本对研发倾向的作用路径中产生不显著调节效应。因此，假设H2c未能通过验证。情感型性格与直觉型性格的作用规律类似：情感型性格的增强，使得企业组织在长期决策中更加感性与情绪化，从而降低组织对科学配置与理性利用资本方面的关注，削弱知识资本驱动下的研发倾向。

综合模型15、模型19和模型23可知，内向型性格与其它3个维度的组织性格不同，它对研发倾向的影响不是产生调节作用，而是显著的直接正向作用。因此，假设H2d未能通过验证。该研究结果意味着，内向型企业组织更偏向于研发导向型战略决策，但内向型性格本身无法与知识资本产生交互，从而强化或弱化知识资本对研发倾向的影响。

在组织性格的MBTI理论中，4个维度的性格都具有双向性，这意味着起负向调节作用的组织性格，其反向组织性格会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得出两点推论：事实型性格在结构资本对研发倾向的作用路径中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理性型性格在市场资本与结构资本对研发倾向的影响路径中产生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因此，组织性格对知识资本与研发倾向关系的调节效应被确认为真实且显著存在，即假设H2部分通过检验，只是研究假设中关于“积极型组织性格”的认知与界定需要修正。

研究还发现，两种偏于非理性和激进的组织性格(直觉型和情感型)对研发倾向起抑制作用，而另外两种偏于理性和安静的组织性格(感知型和内向型)对研发倾向起促进作用。这暗示着我国创新型企业的创新活动已经跃过了依赖灵感、直觉、情绪支持的阶段，进入科学的创新管理阶段。从创新管理成熟度而言，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这是因为它意味着我国创新型企业多是“按部就班”的利用式创新，而缺乏“妙手偶得”的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的过度与探索式创新的不足，从短期而言，能够提高我国创新型企业的创新效率，但从长期而言，并不利于企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注：*P<0.10; ** P<0.05; *** P<0.01

5 结语

企业组织的未来取向关系到其可持续发展，在企业管理实践中是一个重要问题。作为契合我国当前国家发展战略意图的特殊组织类型——创新型企业，探究其未来取向的形成路径极具意义。本文融合知性管理理论与未来取向理论，提出了知识资本、组织性格对未来取向的作用关系框架，并以中国知名创新型企业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作用关系作了测量。研究结论主要有：①知识资本对研发倾向有显著直接作用，且知识资本中结构资本的影响效果最显著；②组织性格中，只有内向型性格与创新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显著正相关，而直觉型、感知型和情感型的作用效果不显著；③组织性格在知识资本对研发倾向的作用路径中起调节作用，其中，感知型性格的调节效应为正，而直觉型和情感型的调节效应为负；④内向型性格对研发倾向的正向作用机制更倾向于直接效应，而非调节效应。总结而言，知识资本直接促进企业组织研发倾向；直觉型、感知型与情感型性格在其中起调节效应；内向型性格对研发倾向与社会责任均起直接促进作用；组织知性管理对未来取向存在激发与作用机制。由此，可对知性管理导向的未来取向实现框架进行修正，如图2所示。

根据研究结论，对创新型企业有效定位与实现未来取向提出以下启示：①企业需从研发创新与承担社会责任两方面定位组织未来取向，其中，研发创新提升了组织的未来发展潜力，社会责任担当体现了组织使命，提升了组织形象；②创新型企业实现未来取向需从知性管理入手，一方面加强知识资本开发与积累，另一方面培育利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性格特质；③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与市场资本对组织未来发展都有促进作用，但是最根本的动力因素是结构资本，企业组织需高度重视将人力资本与市场资本内化、融合为结构资本，才能最大程度发挥知识资本效能；④组织性格有多重维度，但不同维度性格对组织未来取向的作用机制有较大差异，企业组织需探索和遵循这些作用机制，以加强组织性格与未来取向的正向匹配；⑤在当前我国创新型企业发展情境下，感知型性格与内向型性格有利于组织实现未来取向，而直觉型性格与情感型性格对未来取向起抑制作用；⑥加强知识资本与组织性格的组合配对与协同治理，既是知性管理的精髓，也是企业组织通过未来取向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史浩江.基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无形资产价值管理[J].经济论坛,2006(13):81-82.

[2] CHEN X.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cit knowledge cre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core competence[J].R & D Management,2006,225(6):523-530.

[3] 喻登科,周荣.知性管理:案例分析的视角[J].情报杂志,2015(11):199-206.

[4] YU D,ZHOU R.Intellectual management:an integrative theory[J].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2017,8(3):929-956.

[5] ROHRBECK R,BADE M.Environmental scanning,futures research,strategic foresight and organizational future orientation:a review,integration,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C].ISPIM Annual Conference,Barcelona,Spain,2012:1-14.

[6] LIANG H,MARQUIS C,RENNEBOOG L,et al.Future-time framing:the effect of language on corporate future orientation[EB/OL].Harvard Business Schoo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nit Working Paper,No.14-082.

[7] 喻登科,严红玲.核心竞争力与竞争优势形成路径:知识资本与组织性格整合视角的解释[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1):122-131.

[8] 喻登科,李容.新经济环境中的企业知性管理:以阿里巴巴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5(22):107-116.

[9] STEWART T A.Intellectual capital:the new wealth of organizations[M].New York:Doubleday,1997.

[10] 吴延兵,刘霞辉.人力资本与研发行为:基于民营企业调研数据的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9,8(4):376-399.

[11] DAKHLI M,DE CLERCQ D.Human capital,social capital,and innovation:a multi-country study[J].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2004,16(2):107-128.

[12] 付向梅,曹霞.产学研联盟结构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预测,2015(2):22-27.

[13] MOHD A AH ,AINUL I ,TONY V Z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market performance:the case of multinational R&D firms in the U.S.[J].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2016,50(5):487-495.

[14] 杨帆.供应商和客户参与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的作用机制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7.

[15] HURMELINNA P,PELTOLA S,TUIMALA J,et al.Attaining world-class R&D by benchmarking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02,80(1):39-47.

[16] LUTHANS F,YOUSSEF C M.Emerging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7,33(3):321-349.

[17] MARTEL J,MCKELVIE S J,STANDING L.Validity of an intuitive personality scale: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s a predictor of academic achievement[J].Educational &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1987,47(4):1153-1163.

[18] AKINCI C,SADLER-SMITH E.Intuition in management research:a historical review[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2012,14(1):104-122.

[19] WOLFRADT U,FELFE J,KÖSTER T.Self-perceive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e personality[J].Imagination Cognition & Personality,2002,21(4):293-309.

[20] FUNDER D C,SNEED C D.Behavioral manifestations of personality: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judgmental accuracy[J].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1993,64(3):479-490.

[21] LEE M,SHIN W.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reference point in justice perception in R&D settings in Korea[J].Journal of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0,17(2):175-191.

[22] 刘刚,王岚.公平感知、关系质量与研发合作关系价值研究[J].科研管理,2014,35(8):25-33.

[23] ZELLARS K L,PERREWÉ P L.Affective personality and the content of emotional social support:Coping in organization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1,86(3):459-467.

[24] FIORINA M P.Rational choice,empirical contributions,and 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J].Critical Review,1995,9(1-2):85-94.

[25] 方雯,王林雪,冯耕中,等.内在动机、管理者情绪智力与员工创造力关系研究——基于3类所有制企业R&D背景的实证[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31(7):142-148.

[26] SCHEVE C V,LUEDE R V.Emo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s:toward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J].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2010,35(3):303-328.

[27] TAMBE P,BRYNJOLFSSON E.The extroverted firm:how external information practices affect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J].Management Science,2012,58(5):843-859.

[28] SHEARMUR R.Innovation strategies:are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just another source of information[J].Industry & Innovation,2013,20(8):719-738.

[29] 刘佳,陈飞翔,黎开颜.开放条件下的R&D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J].当代经济科学,2007,29(3):23-28.

[30] ENKEL E,GASSMANN O,CHESBROUGH H.Open R&D and open innovation:exploring the phenomenon[J].R&D Management,2010,39(4):311-316.

[31] 周伟.内向型FDI、自主R&D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4(12):15-22.

[32] HUNG S C,WHITTINGTON R.Agency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aiwanese IT[J].Research Policy,2011,40(4):526-538.

[33] WINDSOR D.Choice institutions,moral theories,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J].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 Society,2010,21(1):12-22.

[34] DILLING P F A.Stakeholder percep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Research,2011,4(2):23-34.

[35] DENNII A,HARIK L.Consumers' percep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a developing countr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2010,34(1):46-51.

[36] PRESTON L E ,O"BANNON D P .The corporate social-financial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a typology and analysis[J].Business & Society,1997,36(4):419-429.

[37] 陈业玮.情感依恋对企业社会责任和消费者忠诚意向的影响机制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10.

[38] 姚飞,王晶晶.公司内部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3,31(1):80-86.

[39] 喻登科,肖欢,彭静,等.性格特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知识资本的中介与调节作用[J].情报杂志,2017(5):203-211.

[40] 付悦,陈国权.组织性格决定组织命运?——以组织学习能力作为中介的模型[J].经济管理,2012,34(8):97-104.

[41] COWEN S S,FERRERI L B,PARKER L D.The impact of corporate characteristics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a typology and frequency-based analysis[J].Accounting,Organizations & Society,1987,12(2):111-122.

[42] TROTMAN K T,BRADLEY G W.Associations between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mpanies[J].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 Society,1981,6(4):355-362.

(责任编辑：胡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