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惯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

伴随着数字科技的欣欣向荣，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具体技术的应用改变着企业生存环境[1]。企业对发展方式的探索，关乎到其能否在动态环境中获取生存、发展乃至壮大的空间[2]。培育和提高核心竞争力，获取持久竞争优势，保证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是每家企业的夙愿。然而，尽管创新活动以各种形式被企业实践，但居高不下的创新失败率成为管理者和研究者不容忽视的现实。目前，关于企业创新低效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浅层梳理或表面规律总结上[3]，过于强调外生力量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而对组织内部影响因素重视不够，无法深刻揭示创新低效的原因[4]。因此，对创新低效内部原因进行探究非常必要。

组织具有保持结构和行为趋势的惯性[5]，满足合理性与合法性要求的组织结构能够保障企业战略的稳定实施。企业组织行为、运作方式及组织习性等均受组织核心特征的影响，其密切关联组合在一起形成组织惯性[6]。组织惯性是组织最基本的属性，任何一家企业都有其独特的组织惯性。那么，组织惯性于企业而言意味着什么呢？目前，关于组织惯性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没有统一论断。一种观点认为，组织惯性带来的稳定性，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组织惯性带来了“按部就班”的效率，有利于企业积累并形成高价值性、低模仿性资源和能力，进而成为打造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但是，另一种观点却认为，组织惯性会导致企业僵化，阻碍企业技术创新。当组织逐渐形成颓废的惯性时，将对外界环境变化视而不见，变得老态龙钟、暮气沉沉。这种消极变化在动态环境中被格外放大，从而使企业丧失主动学习新知识的机会。彼时，组织中的创新精神将逐渐消失殆尽，且企业对这一状况无力回天。综合来看，对于组织惯性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明确。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1)灵活性与运营效率是每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面对的问题[7]。由于创新活动对情境具有高度依赖性，即技术创新活动离不开企业现有流程和资源。因此，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受组织惯性的影响。根据资源基础理论，组织惯性有利于组织资源形成、选择和组合，如组织已形成的运营规模、等级制度、官僚机构会减少资源闲置，已有的组织经验也会提高企业处理突发事件的效率[8]，这些都将为企业进行高效的技术创新活动奠定良好基础。但是，组织惯性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特别是在动态环境中，组织惯性如何促进企业对现有资源和能力进行更新、重新配置以推进并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现有文献并未给予很好的解释。动态能力理论表示，企业可通过提高动态能力保障现有资源和其它能力得到持续调整、更新及重新配置，进而促进企业生存与发展。本文从资源基础理论到动态能力理论演进视角，论证组织惯性、动态能力及技术创新投入间的关系，探究组织惯性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

(2)企业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必然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环境因素一直被认为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边界条件[9]。其中，制度环境又是环境因素的重要内容。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包含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环境两种，具体包括行业竞争、市场需求、法律法规、社会规范等[10]。由于不同企业所属地区和行业不同，因此获取的研发补助、政府支持以及面临的法治环境等均不同，从而导致企业组织结构出现差异，进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目前，关于制度环境对组织内部因素与企业创新行为调节作用的研究成果较多，具体涉及组织创新与技术并购、风险投资、创业导向、先前经验等关系。但是，关于制度环境在组织惯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影响中发挥作用的探讨较少。

1 研究假设

1.1 组织惯性与技术创新投入

战略管理领域关于组织惯性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展开。由于理论视角、侧重问题不同，目前学术界研究成果较为分散，关于组织惯性概念的理解也存在较大差异。组织惯性理论研究可归为3个派别，即组织生态学派、理性适应学派和混合学派[11]。其中，以Hannan & Freeman[12]为代表的组织生态学派研究者认为，高强度结构惯性是组织成功存活的充分条件和必然产物。他们最早对组织惯性进行定义，且该定义被后续学者不断完善。本文将组织惯性定义为：在现有组织结构下，由于组织内部人力、财产、物力、信息等资源循序渐进运转，而使组织结构原有形态保持不变的一种态势。组织惯性是组织追求合法化与合理化的产物，能有效抵抗激荡的外界环境是其基本特征，制度化、标准化和惯例化是其基本构成要素。

目前，关于组织惯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尚未形成统一结论。一些学者，如Bala & Venkatesh(2007)、Lucas & Goh(2009)等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周钟和陈智高(2015)采用仿真分析，Rawley(2010)、赵卫东等(2012)、Huang & Lai(2013)、白景坤等(2015)、吴崇等(2019)采用二手数据方法，均认为组织结构惯性会阻碍技术创新。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发现，组织惯性与技术创新间并非完全对立关系。例如，廖冰等(2013)以中国制造业企业、周健明等(2014)以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为对象进行研究发现，组织惯性对技术创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党兴华等(2016)发现，组织惯性对不同创新发挥着差异化作用，对渐进式创新发挥积极促进作用，对突破式创新则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刘洁等(2017)以广东省制造企业为对象进行研究发现，组织惯性对利用式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赖以保存和兴盛的基础是自身拥有的资源及能力，其决定企业战略选择与战略行为，特别是不可模仿的资源和能力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13]。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需要资源支持，其拥有的资源越多、能力越强，技术创新实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按照组织学习理论，因资源而形成的竞争优势源于企业内部积累的知识。这种积累是渐进的，通常需要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规范化、合理化和制度化作为支撑。结构适应理论认为，为适应动荡环境、及时回应任务环境，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系统倾向于自发演变为适合组织发展的结构系统。因此，在合理的组织结构系统下制定的企业内部程序、政策等，为形成健康的组织惯性奠定了良好基础，进而有利于内部知识、经验、技巧等资源积累和传递。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需要组织内部稳定[14]。由于组织惯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与上下游利益相关者建立了相对稳定的长期联系，这些联系进而逐渐汇聚形成了企业独有、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的资源和能力，这些竞争优势有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组织惯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即随着组织惯性增强，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也相应增加。

1.2 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虽然资源基础理论被视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框架，可以解释基于组织惯性产生的特定资产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但其未能详细阐述随着时间推移，企业如何应对外部市场变化，重新配置现有资源，以促进企业长期发展。而由资源基础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演化而来的动态能力理论，作为资源基础观的延伸，解释了企业如何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组合与配置以保持和增进企业竞争优势。

企业资源基础主要关注资源选择和组合，而动态能力则强调更新和重新配置现有资源[15]。Teece等[16]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为迅速应答千变万化的动态环境而发展的构造、整合和调配企业内外部资源的能力。具体来说，动态能力是组织在集体学习活动模式下，通过自发、系统生成和修改运作程序而形成的提高资源基础的能力，其本质目的是追求效率提升。从资源基础到动态能力进化可见，由组织惯性形成的资源是企业动态能力的基础，组织惯性强化会促进企业动态能力提升。

动态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而言至关重要[17]。在既有组织惯性下，随着企业动态能力提升，企业能够从组织内外部环境中识别并获取更多、更丰富的创新知识、技术和发展机会，并通过企业内部体系加以消化和利用[18]。综合现有文献发现，动态能力主要在资源、能力和学习3个方面提高企业综合能力。与低动态能力组织相比，高动态能力会为组织带来更多优势。这些优势源于强大的动态能力拓宽了企业外部知识和信息搜索渠道，依据消化吸收能力理论，这些丰富的知识和信息会累积成为企业独特的资源基础，有利于企业进一步整合和重构资源。企业内部整合和重构过程有助于提高组织灵活性，增强企业对动态环境的把控能力，对企业制定创新战略、实施创新行动具有重大意义。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动态能力在组织惯性与技术创新投入正向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1.3 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制度基础理论是企业战略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制度基础观整合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社会学及其它相关学科观点，指出法律规范、行业竞争、技术变化、社会文化等因素共同构成企业行为的外部约束[19]。该理论着眼于制度与组织间的互动，认为正式、非正式外部约束与企业内部资源、能力动态交互影响企业战略选择和经济行为。制度为企业创新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运行框架，以合法性压力抑制个体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制度环境通常被认为是建立基础生产、交换、分配原则的基本政治、社会、法律规则。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为企业创新提供资源保障，刺激各市场经济主体进行创新活动[20]。在中国，由于每个省份、每个行业都是一系列独特制度因素的集合，因此，制度环境因素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关于制度环境对组织惯性的影响，DiMaggio & Powell(1983)认为强迫机制、模仿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会导致组织结构和行为同构；Granovetter(1985)强调了中观层次制度环境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压力，认为组织结构和行为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组织任何变化都可能受到来自“合法性”的检验。关于制度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现有文献已经证实制度环境对技术并购(李娟，2019)、风险投资(李梦雅，2019)、政治关联(黄丽英，2020)与技术创新投入间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而对开放式创新深度、广度(杨震宁，2020)与企业创新间倒U型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在中观层面，由于地区之间不均衡发展所形成的市场化程度不同成为企业外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来源之一。市场化程度差异意味着不同地区企业面临异质性支持政策、产权保护、契约执行等[21]。高度市场化有利于确保市场机制良性运行，提高信息流通效率，促进企业间公平竞争。相反，低水平市场化则会起到反向阻碍作用。因此，市场化程度影响组织惯性形成，进而影响企业内部信息流动、市场反应、核心竞争力等。此外，行业内企业与其它企业竞争所产生的影响是企业外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的又一来源。行业竞争程度差异意味着企业面临不同的生存压力。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固定的市场份额将遭受众多企业哄抢，压缩原有利润空间，使其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特别是，当企业为应对剧烈的短期竞争时，大量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在短期内被快速消耗，这将严重阻抑企业持续的技术创新活动。综上所述，完善的制度环境可以克服组织惯性带来的弊端，为企业市场活动提供更多安全保障，从而使其通过更多途径获取资源，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组织惯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受制度环境的正向调节，即当企业所处制度环境较好时，组织惯性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线性关系更加显著。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目前，关于上市公司费用类研发投入披露情况在2009年以后更加详细。因此，本文选取2010-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按照以下标准筛选初始样本：①剔除金融保险行业样本数据。由于金融保险行业与其它行业在企业经营和会计准则等方面存在较大区别，相关指标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将其剔除；②剔除ST、*ST、S及其它处于非正常交易状态的公司样本；③剔除财务数据缺失及其它信息异常的样本，最终共得到1 643家样本企业8 004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运用Stata15.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上下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以排除异常值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本文财务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同花顺数据库及CSMAR数据库；地区市场化水平数据取值于王小鲁等编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22]。

2.2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技术创新投入。目前，关于技术创新投入的测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企业研发支出的自然对数[23]、研发支出比营业收入[24]、研发支出比总资产[25]、企业专利申请数量[26]等。考虑到比值测量方法可能受非相关因素的影响以及中国专利数据不完整等现状，根据研究需要，使用企业研发支出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

(2)解释变量：组织惯性。目前，关于组织惯性的测量主要包括测量量表和二手数据两种方法。由于学界对组织惯性理论的研究还不成熟，组织惯性测量量表开发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为克服主观偏差，本文采用客观指标对组织惯性进行测量。参考刘海建等[27]、连燕玲等[28]的做法，以企业员工总数、总市值、总资产、注册资本4个指标分别进行标准化后相加衡量，其中企业员工总数、总市值、总资产、注册资本分别选取企业员工总数、总市值、总资产、注册资本加1后取自然对数衡量。

(3)中介变量：动态能力。Teece[29]学派认为，组织整合能力是组织动态能力的理论内核，并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将重构能力从其中分解出来。其他学者对动态能力构成维度持有不同看法，剔除与Teece学派的重合维度后，学习能力被认为是动态能力的又一重要组成维度[30]。尽管目前国内外对其维度划分远未达成共识，但均是在以上3个维度的基础上进行细分或根据研究问题特性增加相应维度。因此，本文从组织协调整合能力、变革重构能力及学习吸收能力3个方面衡量组织动态能力。为克服主观偏差的影响，本文采用客观指标进行测量。结合盛宇华等[31]和孙慧等[32]的做法，采用总资产周转率对组织协调整合能力进行测量，采用无形资产占比对组织变革重构能力进行测量，采用员工教育水平对组织学习吸收能力进行测量。对企业综合动态能力的测量，参照刘耀龙等[33]的做法，利用熵权法确定各结构要素权重，进行加权最终得出综合动态能力指标。

(4)调节变量：制度环境。关于制度环境，不同学者因研究问题不同而采取的测量维度不同，有学者仅从地区市场化程度单一维度进行测量[34]，有学者从国际化视角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地区市场化程度及行业竞争程度3个指标进行测量。本文选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行业竞争程度两个指标。其中，采用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对市场化程度进行衡量。目前，由于该数据截至2016年，因此根据马连福等[35]的做法，2017年和2018年市场化指数由历年市场化指数的平均增长幅度推算得到。关于行业竞争程度，目前常用赫芬达尔指数对其进行衡量，其值越大表示行业竞争程度越低。为便于解读结果，采用1-HHI衡量行业竞争程度。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市场化程度与行业竞争程度两个要素的权重，再进行加权，最终得出制度环境的综合指标。

(5)控制变量：为排除其它因素的影响，本文参考相关文献对如下变量进行控制[36-38]：①企业规模(Size)，用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②企业年龄(Age)，以观测年份减去成立年份的差值衡量；③资产负债率(Lev)，用期末总负债与期末总资产的比值衡量；④企业盈利能力(Roa)，用总资产报酬率衡量；⑤股权集中度(Top1)，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⑥董事会规模(Board)，以董事会总人数衡量；⑦董事会独立性(Ind)，以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的比值衡量；⑧两权分离(Diff)，等于实际控制人控制权比例与所有权比例的差额；⑨两职合一(Dual)，当CEO兼任董事长时取1，否则取0。本文为控制年份及行业固定效应，还设置了年份和行业虚拟变量。其中，行业划分参考证监会2012年的行业分类标准，因本文研究样本中制造业企业众多，为防止笼统分类，故制造业取两位代码进行细分。变量定义与说明见表1。

2.3 模型设定

为检验组织惯性对动态能力及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本文借鉴温忠麟等(2014)对中介模型的研究，建立模型(1)-模型(3)对假设H1和假设H2进行检验：

Innovationi,t=β0+β1OIi,t+β2Sizei,t+β3Agei,t+β4Levi,t+β5Roai,t+Indus+Year+εi,t

DCi,t=β0+β1OIi,t+β2Sizei,t+β3Agei,t+β4Levi,t+β5Roai,t+Indus+Year+εi,t

Innovationi,t=β0+β1OIi,t+β2DCi,t+β3Sizei,t+β4Agei,t+β5Levi,t+β6Roai,t+Indus+Year+εi,t

其中，模型(1)检验组织惯性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模型(2)检验组织惯性对动态能力的影响，模型(3)检验动态能力在组织惯性与技术创新投入间的中介作用。

为检验制度环境作用于组织惯性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既假设H3是否成立，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组织惯性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OIIEi,t)以及制度环境(IEi,t)变量。其中，为防止交互项引起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以及使交互项前后解释变量系数更具有可比性，本文对自变量(OI)和调节变量(IE)均进行去均值中心化处理。具体模型如下：

Innovationi,t=β0+β1OIi,t+β2IEi,t+β3OIIEi,t+β4Sizei,t+β5Agei,t+β6Levi,t+β7Roai,t+Indus+Year+εi,t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本文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在样本期间内，被解释变量技术创新投入(Innovation)均值为17.57，最小值为13.11，最大值为21.93。由此可见，不同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存在较大差异。组织惯性(OI)是由4个分指标进行标准化后相加得到的综合指标，正负号只代表惯性程度大小，不具有实际含义，不影响后续回归。动态能力(DC)均值为0.09，最小值为0.01，最大值为0.54，可见不同企业动态能力差异较大且企业整体动态能力较低。制度环境(IE)均值为5.87，最小值为2.04，最大值为7.43，可见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存在差异。

3.2 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结果见表3。从中可见，组织惯性(OI)与技术创新投入(Innovation)相关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组织惯性越强，技术创新投入越多，初步证实了本文基本假设。

3.3 回归分析

根据现有文献[39-40]，本文利用OLS模型对组织惯性与技术创新投入间关系进行估计。表4中列(1)结果显示，组织惯性与技术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β=0.299 9，p<0.01)。模型(1)验证组织惯性对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理论过程，即企业组织惯性越强，技术创新投入越多，假设H1得到验证。

根据“三步法”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模型(1)～模型(3)共同检验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列(2)结果显示，动态能力与组织惯性显著正相关(β=0.007 2，p<0.01)。在列(3)结果中，动态能力与技术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β=3.439 7，p<0.01)，组织惯性与技术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β=0.266 0，p<0.01)。因此，假设H2得到验证，表明动态能力在组织惯性与技术创新投入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由列(4)结果可知，组织惯性与制度环境交互项(OIIE)对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008 5，p<0.01)，表明企业所处制度环境越好，组织惯性越有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入。因此，假设H3得到验证，这种交互作用影响模式见图1。

3.4 内生性分析

由于年报未披露有研发支出的企业，因此，技术创新投入变量按缺漏值处理，这种非随机选择会使估计右偏。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法，针对主假设中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进行检验。在Heckman第一阶段Probit回归模型中，首先设置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Innovation_D，根据Innovation是否缺失进行衡量；其次，本文在第一阶段模型加入同行业中其它公司技术创新投入的比例作为外生工具变量，利用此阶段回归结果计算IMR，然后将第一阶段计算的IMR代入第二阶段模型拟合。由表5结果可知，在Heckman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IMR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采用Heckman两阶段方法合理。另外，OI、DC与OIIE回归系数依然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本文关于组织惯性与技术创新投入正相关的主要结果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3.5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

(1)变更变量度量方法。对组织惯性的度量，本文同时采用熵权法确定4个要素的权重，对其加权并最终得出综合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对制度环境的度量，同时采用地区市场化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其中，第(1)列～第(4)列对应变更组织惯性度量方法结果，第(5)列对应制度环境度量方法变更结果。由稳健性检验结果可知，本文相关研究假设通过实证检验，表明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2)遗漏变量问题。为避免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对公司治理因素进行控制，具体包括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股权集中度、两权分离与两职合一。由表7稳健性检验结果可知，尽管回归系数值有所变动，但主要变量回归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水平均没有显著变动，基本结论与前文一致。

4 结语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0-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依据资源基础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制度基础理论，通过文献回顾、理论分析建立研究假设，考察组织惯性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1)组织惯性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即组织惯性程度越深，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支出越多。当企业拥有高程度组织惯性时，组织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与一致性，有利于企业积累资源，并在调动资源方面表现出协调高效。组织惯性影响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活动依赖于组织资源。因此，当组织惯性程度较高时，技术创新投入阻力较小；②在组织惯性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中，动态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发挥作用。组织惯性并非完全直接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作用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动态能力实现。由组织惯性形成的资源积累是企业动态能力的基础，动态能力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动态环境中的协调、整合和学习能力，推动企业技术创新；③外部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组织惯性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和行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对技术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较大。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不仅为组织结构良性运转提供了积极的外部保障机制，也作为一种有效的外部力量为企业提供了可能的资源协助。

4.2 研究贡献

如何提高企业创新成功率，保持企业竞争优势，是企业战略研究的重点。本文主要研究贡献和创新点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由于对组织惯性与技术创新投入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争议，因此本文通过实证方法，以最新年份上市公司数据对二者间关系进行检验，进一步佐证了已有研究结论；②尽管学术界已经对创新低效原因进行了广泛讨论，但关于组织内部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完善。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进一步打开了组织惯性与技术创新投入间的“黑箱”，为理解二者间关系提供了一种新视角；③因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所以从外部视角探究组织结构与技术创新投入间关系非常必要。本文借鉴制度基础理论，从制度环境视角深化了组织惯性对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理解，丰富了该领域研究成果。

4.3 研究启示

本文对企业管理实践具有如下启示：

(1)企业应重视组织结构建设。在数字经济时代，成熟企业大都面临数字化转型压力，在已有组织结构、文化、程序及政策下形成的组织惯性能否对企业一直产生积极作用，需要企业时刻进行自我审查。组织结构调整应结合企业所处行业、市场位置及竞争现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弊抉择需要企业既保持冷静又能够快速反应。对于孕于信息时代的新创企业也不容小觑，尽管这些企业天生自带数字化基因，它们有敏捷的数字思维、完善的互联网技术体系、新世代高等教育水平人才，但这些因风口而形成的优势往往也容易成为桎梏，因为缺少合理的组织惯性，任何一次突发事件都会耗费其巨大的精力。所以，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只有在注重效率提升的同时，打造适度、稳定、合理的组织惯性，才能保证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2)企业应重视动态能力建设。对于成熟或新创企业而言，保持动态能力提升十分紧要，固步自封的企业无论原有组织惯性如何合理，在动态环境下仍将面临江河日下的状况。另外，还要注重员工学习能力提升。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只有员工积极学习，才能主动发挥自身潜力和能力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这就要求企业培育促进学习的企业氛围、企业文化，实施员工激励，提供员工高等教育人才比例。

(3)企业应重视技术创新战略升级。技术创新是企业各项创新的核心，成功的技术创新在提高效率、减少消耗、赢得市场机遇、保障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都会为企业助力。但失败的技术创新也会使企业陷入资金链断裂、错失市场等危机中。技术创新是一项长期持久的企业活动，需要占用企业大量资源。所以，企业关于技术创新的考量应上升到战略高度。技术创新不应是企业跟风、冲动的行为，无论进行内部创新还是开放式创新，都需要结合现状及内外部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规划，如当地政府扶持政策、企业周边资源、企业目标及企业文化等。只有将技术创新置于企业整体框架中进行思考和设计，才有可能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4.4 研究不足

本文探讨组织惯性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继而探究此关系中中间力量及外部力量的作用，为现有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但是，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①组织惯性与技术创新投入间关系受企业内部能力的影响，本文仅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探讨动态能力在二者间所发挥的作用，关于企业其它内部能力的影响作用，还需进一步探讨；②组织生存发展与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本文只是依据制度基础理论揭示制度环境在组织惯性对技术创新投入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关于制度环境中各细分维度及其它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还有待深入研究。

[1] 陈冬梅,王俐珍,陈安霓.数字化与战略管理理论——回顾、挑战与展望[J].管理世界,2020,36(5):220-236+20.

[2] 吴画斌,许庆瑞,李杨.创新引领下企业核心能力的培育与提高——基于海尔集团的纵向案例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19,22(5):28-37.

[3] 林海芬,尚任.组织惯例对组织创新的悖论性作用机理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20,23(1):62-74.

[4] DOOLEY K.Routine rigidit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why rational innovations are regularly ignored [J].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18, 27(1): 70-81.

[5] JOSEPH J, GABA V.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decision-making: a retrospective and road map for research [J].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20, 14(1): 267-302.

[6] BASHIR M, VERMA R.Internal factors & consequences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J].Management Decision, 2019, 57(1): 262-290.

[7] EBBEN J J,JOHNSON A C.Efficiency, flexibility, or both?evidence linking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in small busines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5,26: 1249-1259.

[8] KLEINKNECHT R, HAMMAD, MULLER A R, et al.An attention-based view of short-termism: 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20, 38(2): 244-254.

[9] FUENTELSAZ L, GONZALEZ C, MAICAS J P.Formal institutions and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the contingent rol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J].Business Research Quarterly, 2019, 22(1): 5-24.

[10] 杨震宁,赵红.中国企业的开放式创新:制度环境、“竞合”关系与创新绩效[J].管理世界,2020,36(2):139-160.

[11] 程露,苏敬勤,吕一博.组织惯性:理论评述与研究框架构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6):153-160.

[12] HANNANMT, FREEMAN J.Structural inertia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4(8): 149-164.

[13] 曾萍,刘洋,吴小节.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资源基础观与制度基础观的整合视角[J].经济管理,2016,38(2):14-25.

[14] SHI X X, ZHANG Q P.Inbound open innovation and rad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inertia [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 2018, 31(3): 581-597.

[15] KUMP B, ENGELMANN A, KESSLER A, et al.Toward a dynamic capabilities scale: measuring organizational sensing, seizing, and transforming capacities [J].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9, 28(5): 1149-1172.

[16] TEECE D J, PISANO G, DOSI G, et al.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7): 509-533.

[17] 吴航.动态能力的维度划分及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对Teece经典定义的思考[J].管理评论,2016,28(3):76-83.

[18] SABAHI S, PARAST M M.Firm innovation and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 dynamic capability perspective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gistics-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020, 23(3): 254-269.

[19] 黄丽英,何乐融.家族所有权与企业国际化: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0,35(2):35-45+102.

[20] TANG Y L, HU X Y, PETTI C, et al.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pressures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innovation [J].Management Decision, 2020, 58(5): 812-827.

[21] MA X, TONG T W, FITZA M.How much does subnational region matter to foreign subsidiary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fortune global 500 corporations' investment in Chin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3, 44(1): 66-87.

[22] 王小鲁,樊纲,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216-223.

[23] 袁建国,程晨,后青松.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15,27(10):60-69.

[24] 闵亦杰,陈志军,李荣.家族涉入与企业技术创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6,38(3):86-98+112.

[25] 王晓艳,温东子.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基于创业板的经验数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35(2):98-106.

[26] 潘敏,袁歌骋.金融中介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9(6):117-135.

[27] 刘海建,周小虎,龙静.组织结构惯性、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基于动态演化视角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09,21(11):92-100.

[28] 连燕玲,周兵,贺小刚,等.经营期望、管理自主权与战略变革[J].经济研究,2015,50(8):31-44.

[29] TEECE D J.Explicat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 nature and micro-foundations of (sustainab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28(13): 1319-1350.

[30] WU L Y.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art-up performance of Taiwan's high-tech firms [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7, 60(5): 549-555.

[31] 盛宇华,蒋后卿.高科技企业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J].工业技术经济,2018,37(2):13-21.

[32] 孙慧,张双兰.国际化背景下动态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来自中国高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J].工业技术经济,2018,37(11):35-43.

[33] 刘耀龙,黄晓丽,段锦.技术多元化、动态能力对企业二元式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汽车企业面板数据[J].企业经济,2017,36(7):125-133.

[34] 严若森,吴梦茜.二代涉入、制度情境与中国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J].经济管理,2020,42(3):23-39.

[35] 马连福,王丽丽,张琦.混合所有制的优序选择:市场的逻辑[J].中国工业经济,2015(7):5-20.

[36] 党兴华,魏龙,闫海.技术创新网络组织惯性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6,34(9):1432-1440.

[37] 胡国柳,赵阳,胡珺.D&O保险、风险容忍与企业自主创新[J].管理世界,2019,35(8):121-135.

[38] 杨道广,王佳妮,陈丽蓉.“矫枉过正”抑或“合理管控”?——内部控制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J].经济管理,2019,41(8):113-129.

[39] 吴崇,黄彩虹.组织惯性两面性对OFDI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4):106-115.

[40] 海本禄,高庆祝,等.高管过度自信、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12):136-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