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创新、企业家冒险倾向与企业绩效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未来15年我国将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知识经济的迸发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剧使得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为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进行开拓创新，形成核心竞争力。在未来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深化改革创新必将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而创新驱动发展也逐渐成为企业和学术界研究热点。

企业创新活动可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两类。March[1]最早提出双元创新这一概念，指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是创新投资活动的两种形式，而双元创新是指企业同时追求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主要区别在于创新方式和企业知识基础不同。其中，探索式创新是指大幅度、激进的创新形式，是基于企业开拓新市场、研发新产品的一种全新模式，是对现有知识基础和产品形式的颠覆，意图创造全新产品和知识形式；利用式创新则是一种相对保守的创新形式，是指在现有产品形式和知识基础之上进行再创新，这种创新方式是对已有资源的利用和整合，并对现有产品功能进行拓展和开发，作为一种以“提炼、选择、复制和推广”为创新目标的投资方式，将企业创新行为带到相关领域和行业中，降低相关运营成本、提高效率，并以此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2-3]。

在当前国内外研究中，一些学者从企业家角度出发，关注企业家个人特征对企业的影响。但从研究结果看，目前研究往往大都停留在高管来源、教育背景、知识结构等客观因素上，而这类特征往往属于企业家显性特征，大多数研究忽略了企业家隐性特征，如企业家风险偏好程度、冒险倾向、创新精神等。在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间关系中，企业家冒险性倾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创新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行为，与传统投资行为相比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公司进行创新所需承担的风险也更多，而创新活动本身与企业实际管理者个人行为密切相关，企业家冒险倾向将直接反映到企业创新活动中。因此，本文将企业家冒险倾向纳入研究，旨在探究：①双元创新与企业家冒险倾向对公司绩效具有哪些效应？②企业家冒险倾向在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两者关系中是否发挥调节作用？③从产权性质角度区分，不同企业家冒险性倾向是否会对双元创新和企业绩效产生调节效应？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企业家冒险倾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企业家冒险倾向是指企业实际管理者处于风险情境中，面对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所做出的一系列冒险性行为程度。Hirshleifer[4]研究发现，与畏惧风险的企业家相比，偏好风险的企业家往往更倾向于关注那些风险性较强的事物，会更加注重企业绩效提升和企业风险投资程度及方式。而创新作为一种与传统投资方式不同的特殊投资行为，具备传统投资方式所缺失的强风险性，创新面对的未知情况更加不确定，往往有着投入与产出不呈正比的特征。冒险倾向作为企业家进行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一种心理趋向，在面对高风险、收益不确定性的投资项目时，经常会呈现出更为强烈的投资与冒险欲望，该类企业家希望通过风险性强的创新项目实现自己内心的满足感，以此证明自身管理和投资能力较强。王素莲等[5-6]研究发现，企业家风险倾向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并在产权性质分类情况下得出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冒险程度不同，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有着很大的区别。

但也有学者指出，偏好风险的管理者往往会选择低折现率投资方式，从而高估收益并作出激进的投资决策，损害企业利益[7]；过度自信引发的投资往往会损害公司价值[8]。冒险倾向型企业家愿意将企业大量人、财、物投入到创新活动中，由于创新投资活动具有高投资、长周期、高风险等特性，其虽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但研发支出短期内难以资本化，并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家冒险倾向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

1.2 企业家冒险倾向对双元创新的影响

李忆、司有和[9]研究发现，两类创新行为对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并从战略环境视角入手，研究了整体绩效与双元创新的关系；李柏洲等[10]研究发现，双元创新对于企业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在我国大力强调创新的宏观背景下，如何合理配置有限资源，对企业未来发展和绩效提升有重大影响。许多学者在研究双元创新内在平衡和外部机制匹配关系时，忽略了创新的本质是冒险性行为这一特征。相比于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冒险程度较低，企业家对于这种创新方式的兴趣和投资热度不高，具有冒险倾向的企业家在面对这两种创新方式时更愿意将企业有限资源投入到回报更多的创新项目上。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企业家冒险倾向对于探索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H2b：企业家冒险倾向对于利用式创新具有负向影响。

1.3 双元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根据企业基础资源理论，企业内部有形资源及无形资源会形成独特能力，这种异质化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在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优势。这种资源有着区别于其它资源的特征，即异质性、不可模仿性、获取难度高、管理复杂等。作为企业竞争的关键要素，双元创新成果正是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异质性资源。

尽管探索式创新具有风险高、周期长等特点，但却能够帮助企业迅速突破现有知识基础和创新结构，快速寻找市场敏感点及潜在需求，一旦探索式创新产品出现，企业新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竞争对手难以在短期内进行模仿与复制，这有助于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因此，探索式创新开拓性地为企业提供了发展机遇，并能够直接提高企业绩效水平。

相比于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风险较低，企业在对利用式创新进行投资过程中面临的经营压力也较小。利用式创新能在短期内改进公司产品知识基础和功能效用，丰富产品形式，满足当前消费者需求，并在较短时间内提升企业竞争能力。此外，从公司内部经营角度考虑，利用式创新能够在短期内改进企业内部生产流程，降低不必要的损耗，优化企业内部运营和管理，进而提升企业绩效。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双元创新展开了大量研究，但大多数研究倾向于探讨企业双元创新与创新绩效间的关系，且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岑杰等[11]研究发现，探索式创新与企业绩效间存在U型关系，而利用式创新与企业绩效间则存在倒U型关系；金昕等[12]发现，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均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但是过度强调双元创新将会对企业绩效带来负向影响。此结论忽略了创新本质也是冒险这一特征，不具备很强的说服力，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其它角度入手，将股权激励、董事会能力、政府补贴等客观因素纳入研究视野，研究结论显示出较好的稳健性。

关于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二者间的平衡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Levinthal & March[13]指出，企业不管在长期还是短期都应该保持一定的竞争力，仅强调探索式创新，追求长期利润将导致企业在短期内遭遇巨大的经营压力；而只关注利用式创新，满足于眼前回报将导致企业在未来激烈竞争中丧失发展动力和活力。因此，无论是探索式创新还是利用式创新都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帮助企业既在短期内实现收益，又在未来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双元创新均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1.4 企业家冒险倾向对企业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

Hambrick等[14]研究发现，企业高管个人因素直接影响企业对外部环境的认知水平和决策能力，进而间接影响企业日常运营。由此可以看出，企业管理者隐性特征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间关系产生影响。企业家冒险倾向作为一种心理偏好，会通过日常生产经营体现，冒险倾向性强的企业家往往相信自己具备进行冒险行为的能力和资质，坚信自身冒险行为能够帮助企业赢得发展机遇、获取核心优势，从而通过自身冒险倾向进行相应战略决策，将企业有限资源投入到创新活动中。Hirshleifer[4]以美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相比于那些风险厌恶型企业家，风险偏好型企业家往往更愿意进行创新投资活动，且创新成功率较高。进一步通过行业分组分析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管理者往往能获得更多创新研发成果；金豪等[15]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管理者风险偏好程度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

不同企业家因所处地域环境、成长经历不同，所形成的冒险倾向性不同，不同冒险程度企业家在面对相同战略抉择和经营管理时所作出的选择也不同。相比于利用式创新，冒险倾向性较强的企业家更倾向于投资那些风险更高的探索式创新，该类创新活动更能激起风险型企业家投资兴趣。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企业家冒险倾向影响探索式创新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H4b：企业家冒险倾向影响利用式创新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企业家冒险倾向对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影响机制框架，如图1所示。

2 样本选取与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中的100家企业，共计290个样本数据，数据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在数据筛选阶段，遵循以下原则：①剔除业绩过差的ST、*ST以及银行、金融类公司；②剔除2013-2017年期间因信息披露等原因被我国证监会处罚过的上市公司；③剔除极端值样本，以免影响实证结论的有效性。同时，对所有样本数据在1%以下和99%以上的分位数进行缩尾处理，以此消除样本中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均采用stata15统计软件完成。

2.2 变量定义

2.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采用ROA指标衡量企业绩效。国内外众多学者倾向于使用托宾Q值、EVA值或每股收益EPS等指标衡量企业绩效，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较多，使用托宾Q无法真正体现上市公司真实价值。因此，本文选用我国学者在研究中普遍采用的ROA(净资产报酬率)衡量公司绩效。

解释变量(RD)为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当前，我国学者多采用调查问卷方式对双元创新指标进行衡量，也有学者按《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规定，将研发支出划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将研究阶段支出确定为企业探索式创新，将开发阶段支出确定为利用式创新[16-18]。本文借鉴上述方法衡量双元创新，将研发活动中的费用化支出作为企业探索式创新投入衡量指标，将研发活动中的资本化支出作为企业利用式创新投入衡量指标，并在此基础上除以总资产以消除规模效应的影响。

调节变量为企业家冒险倾向(RTP)。国外学者多使用冯·诺依曼与摩根·斯特恩于1947年提出的预期效用模型，其一直是衡量管理者风险偏好的常用方法，国内学者对于企业家冒险倾向的研究多以问卷形式进行数据采集[19]，但其存在一定的主观倾向性，有可能导致定量分析结果存疑。也有学者采用财务指标进行衡量，以提高实证研究的客观性。如王素莲等[5-6]、龚光明等[7]用企业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值衡量企业家冒险倾向，而风险资产包括长期风险资产(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投资性房地产)与短期风险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账款)。本文借鉴此观点，对于管理者冒险倾向采用如下公式进行衡量：

管理者冒险倾向

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股权结构及盈利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均会影响企业绩效水平。因此，本文选择企业总资产、机构持股比例及每股收益EPS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定义与计算方式如表1所示。

2.3 模型设计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为验证提出的假设，建立如下模型：

ROA=α0+α1RTP+α2Controls+ε

RD=α0+α1RTP+α2Controls+ε

ROA=α0+α1RD+α2Controls+ε

ROA=α0+α1RD+α2RTP+α3RTP×RD+α4Controls+ε

其中，模型(1)用于检验企业家冒险倾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2)用于检验企业家冒险倾向对于双元创新的影响，模型(3)用于检验双元创新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4)用于检验企业家冒险倾向对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上述方程中，αi为待回归系数，Controls为控制变量，包括Size、PI、EPS等变量，ε为随机干扰项。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中可见，企业绩效(ROA)最小值为-0.076，最大值为0.131。样本公司企业家冒险倾向(RTP)最小值为0.021 7，最大值为0.692，说明不同企业家具备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偏好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对比探索式创新(R)与利用式创新(D)可以发现，样本公司中利用式创新投资水平低于探索式创新投资水平，表明多数企业更看重企业长远发展，更愿意将有限资源投入到回报更高的投资项目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表明不同公司股权结构差异性较大。

3.2 pearson相关性检验

由表2可知，RTP与R在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ROA呈负相关关系。各变量间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673，远小于0.8。进一步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其最大值为1.34，与临界值10存在着较大差距，表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3 实证分析

为消除样本数据存在的异方差，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1)企业家冒险倾向、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与企业绩效。根据表3回归结果(1)可知，企业家冒险倾向系数为-0.034***，在1%水平下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这与本文假设H1相符，可能是因为风险偏好型管理者过度投资、高估收益导致错误决策的发生[7]。如彭晓峰(赛维LDK)在初期发展中因为大幅扩大生产规模、且远超市场需求而造成产品积压；贾跃亭(乐视)因过于冒进，全面践行乐视生态布局，致使资金链断裂，导致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冯鑫(暴风影视)收购英国体育版权公司(MPS)时因为未做好尽职调查，导致企业面临退市风险。上述案例均证明冒险倾向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由回归结果(4)和(5)可知，探索式创新系数为0.294***，在1%水平下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而利用式创新系数为0.195，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不显著正相关关系。原因在于，利用式创新强调对现有技术和知识的利用，其容易产生路径依赖并形成惯性，原来的核心竞争优势将演变成核心刚性[20]，使企业无法在技术快速更迭环境下持续保持竞争力[9]，从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再显著。回归结果部分验证了假设H3，表明探索式创新作为企业投资经营的核心引擎及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能显著提升企业绩效，而利用式创新作用则不明显。

(2)企业家冒险倾向与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关系。在回归结果(2)中，企业家冒险倾向系数为0.012*，在10%水平上与探索式创新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假设H2a。在回归结果(3)中，利用式创新与企业家冒险精神呈非显著负相关(-0.003)，假设H2b未得到验证。这也说明，与探索式创新相比，风险较低、收益稳定的利用式创新不受风险偏好型企业管理者的青睐。

(3)企业家冒险倾向在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间的调节作用。在回归结果(6)和(7)中，将企业家冒险倾向与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模型中，验证企业家冒险倾向对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由表3可知，R×RTP系数为-1.220*，其是探索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负向调节变量，表明企业家冒险倾向越强，企业风险资产占比越高，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探索式创新活动时，越会加大企业经营风险、减缓企业经营绩效增速，假设H4a成立。而D×RTP系数为2.906*，在10%水平下显著正向调节利用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同时，企业家冒险倾向与企业绩效相关系数显著，说明企业家冒险倾向是利用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半调节变量[21-22]，验证了假设H4b。

3.4 分组回归结果

根据企业所有权不同，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种进行回归分析，验证在不同所有制形式下，企业家冒险倾向的差异化调节作用，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业组，双元创新活动与企业家冒险倾向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表明企业家冒险倾向并未对双元创新与国有企业绩效关系起调节作用，且双元创新系数皆不显著。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在资源、行业垄断、政策信息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致使其对于创新冒险的敏感度较低；另外，许多国企管理者受政府委派，冒险和探索精神相对较弱，对企业经营管理多采取“保本、稳健”型策略，创新研发动力不足，其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在非国有企业组，探索式创新与企业家冒险倾向的交互项系数(-1.870*)在10%水平对二者间关系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而利用式创新与企业家冒险倾向的交互项(4.118*)在10%水平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说明非国有企业虽然不具备国有企业资源、政策、信息等优势，但其管理者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具有较强的忧患意识，能够适时把握风险机遇，更愿意通过创新活动提升企业绩效，促使企业成长。

3.5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前，将因变量(ROA)替换为总资产报酬率ROE，并对其进行1%以下和99%以上分位数的缩尾处理，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与表3相比，除表5结果(4)中R×RTP系数变为不显著和RTP显著性水平由10%上升至1%外，其余各主要变量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水平无显著差异，表明本文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家冒险倾向调节作用入手，探讨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结果发现：①企业家冒险倾向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风险资产过多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②探索式创新能显著促进企业绩效提升，而利用式创新作用则不显著；③企业家冒险倾向与探索式创新显著正相关，与利用式创新关系不显著，表明具有冒险倾向的企业管理者更愿意将企业资源投入到风险较大的探索式创新活动中，而对利用式创新活动的关注较少；④企业家冒险倾向在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中存在半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组中负向调节探索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正向调节利用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但在国有企业组并无显著调节作用。

本文采用量化指标——企业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值而非其它文献所采用的隐性指标衡量企业家冒险倾向，探讨其对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对企业家个人特征研究领域进行了补充，为后续研究企业家精神提供了参考；同时还丰富了现有研究中关于企业家冒险倾向与绩效关系莫衷一是的结论，探究企业家冒险倾向对二者的影响，为拓展企业家精神开拓了新视角。

4.2 政策建议

(1)鼓励企业家理性冒险精神，提升其风险管控水平。企业家冒险倾向负向影响企业绩效，内部风险资产占比提高会对企业运营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企业需要权衡风险资产占比，确立合理的资产配比计划，建立相关风险预警体系，设计缓解风险的可替代性方案；冒险型企业家也需要兼顾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间关系，有效规避技术创新和企业家个人决策失误带来的不利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家就此墨守成规，冒险并非盲目创新投资，而是要求企业家拒绝对冒险的“无脑”偏爱，提升个人综合素养，在充分了解外部环境及内部运营状况后科学、理性地作出投资政策。

(2)关注双元创新“内部协时”，推进双元创新“有机平衡”。探索式创新对于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企业应重视探索式创新的长期发展优势，加大探索式创新投资比重，形成核心竞争力，但在创新活动中不应因探索式创新带来的超强竞争力而忽视利用式创新在短期内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新兴企业在发展初期受到诸多限制，利用式创新能够快速聚集资本，扩大规模；对于发展相对成熟的企业则应将重心放在索式创新活动上，通过探索式创新大幅带动企业绩效增长，形成企业核心优势，稳固企业市场地位，即关注二者间的“内部协时”[11]。另外，企业还应根据不同战略类型及环境背景，权衡双元创新模式投资比重，切忌陷入“把握现在”与“探索未来”的困境中，达到双元创新的“有机平衡”[20]。

(3)完善国企高管选拔与创新激励制度。国企具备政策、行业垄断优势，企业家冒险性精神相对不足，使得企业家冒险倾向对双元创新与国企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国企管理者应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胆推进创新改革，形成敢拼搏、敢闯荡、肯实干的管理环境，破除以往“铁饭碗”的固有思想，冲破国企体制僵化的桎梏。另外，还应改善管理者选拔方式，选用善于理性、科学冒险的企业家，拓宽人才培养及引进渠道；推行业绩考核制度，将创新活动纳入业绩考核指标[23]，引进股权、薪酬激励制度,激励国企管理者不断努力，减少因谋利而造成的短视行为。国企创新改革还应借鉴非国企改革经验，取长补短，增加新鲜血液的流入；发挥管理者带头作用，以身作则，盘活管理创新思想，推动创新水平及企业绩效提升。

4.3 不足与展望

本文指出企业在创新投资活动中需注重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有机平衡”，但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无法进一步刻画双元创新最优节点，后续量化“有机平衡”将成为重点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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