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迭代更新,企业边界愈发模糊。单纯依靠内部知识流动与结构调整实现封闭式创新已难以帮助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新创企业由于资源、技术等创新要素稀缺,存在天然的“新进入者缺陷”[1-2],若依赖传统企业创新发展路径,则很难逃脱创业失败的命运。这就要求新创企业必须采取跨边界向外延伸行为,融入多主体创新创业网络,并以此为平台实现机会识别、资源获取及技术转移等。网络能力作为企业最独特、最难以模仿的能力之一,已成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关注焦点[3-4]。中国由于长期制度因素和文化传统而形成的差序格局[5],让网络能力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变得尤为重要,甚至对企业成败起决定性作用。网络能力研究弥补了传统社会网络理论中只关注合作伙伴类型、网络关系、网络位置的缺陷,在资源基础观之上进一步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强调对网络关系的维护、利用和发展[6]。
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伴随互联网经济而生的新兴创新方式,其不同于技术创新,无需依赖渐进性和变革性技术变化,但又继承于技术创新,需要新理念的提出和产生,抑或是对知识的重新定义和重构[7-8]。大量实践已经表明,无论是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不同商业模式决定了企业的不同结局[9]。目前,关于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过程和结果,而关于其前因的讨论则相对较少[10]。部分学者认为,商业模式创新由外部环境决定,创业者需要根据政策、市场、技术的快速变化不断调整自身业务结构,是一个不断试错改进的动态过程[11]。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商业模式创新由内因驱动,来源于创业企业能力及创业者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知和情感,通过积极决策、探索和求变行为进行创新[12]。
现有研究已经探讨了网络能力对创业机会识别、企业产品创新、合作创新、企业绩效的影响,且取得了丰硕成果。如Freel & Jong[13]发现,不同类型创新(包括新想法的产生)与新关系的形成密切相关,新关系网络能够为企业创新提供灵感和知识来源;Gronum[14]认为,建立积极关系有利于通过驱动创新释放尚未开发的社会资本,并为初创企业提供一条获取资源、提升技能的路径,否则这些企业只能被迫进行内部发展。而随着社会网络和商业模式研究的不断深入,网络在创新创业过程中的实践价值日益凸现,学者开始从网络角度探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相关议题。如倪渊等[15]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组织行为理论,揭示了网络能力与前摄式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并考察了环境动态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一步为商业模式创新前因识别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向。但目前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关于网络能力影响商业模式创新内在机制的探讨较少,以致二者结合难以向纵深方向发展;二是创业企业网络能力形成及运用与创业者本身特质密不可分,但既有研究尚未考虑创业者认知特征如何在网络构建与知识获取中发挥作用;三是已有文献只揭示了知识管理对员工创造力和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但关于知识管理在网络能力开发中所扮演角色及在商业模式创新中所起作用的研究仍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 基于此,本研究首先综合社会网络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引入知识整合作为中介变量,深入探讨网络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其次,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体认知在塑造其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驱使许多学者开始聚焦于认知与创业行为的内在逻辑,从认知视角解释企业价值创造过程。认知偏差作为认知层面的重要概念,反映了个体采取主观非理性判断的行为方式,其直接影响创业风险识别和机会把握。而现有研究已经证实,长期处于动荡环境中的创业者具有较高的过度自信认知偏差。因此,本研究将过度自信运用于基于社会网络的创新创业过程中,解释其在网络能力与知识整合间的调节作用,可为创业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新依据。
网络能力是指企业利用现有企业间关系并探索与外部主体的新关系以实现资源配置和战略竞争优势的能力[16]。根据动态能力理论,企业发展和利用关系网络有助于实现价值创造[17]。Hakansson[18]首次提出网络能力的概念,认为网络能力是企业提高网络地位、管理网络关系的能力。随后,该理论在MÖller[19]及Ritter[20]等学者的研究中得以进一步完善。现有关于网络能力的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进行:一是基于战略视角,认为网络能力是企业通过审视内部资源状况,对外部网络活动进行战略定位,识别网络价值和机会,建立、管理和升级网络关系,以有效获取所需资源的动态能力,可划分为网络规划、配置、运作和占位能力4个维度;二是基于功能视角,将网络能力开发视为组织整体动态过程[21],具体包括协调能力、关系技能、伙伴知识和内部沟通4部分[22]。本研究借鉴Walter的观点,将网络能力定义为创业企业为维持生存和确立竞争优势,通过管理内外部社会网络关系实现知识等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转移,以识别机会、获取关键信息的能力,具体包含协调能力、关系技能、合作者知识及内部沟通能力4个维度。在此基础上,将前三者整合为外部网络能力,后者归为内部网络能力。
商业模式创新是在商业模式基础上进一步演化而来的概念。根据Amit & Zott[23]的观点,商业模式是关于交易内容、交易结构和交易治理的设计,本质目标是利用商业机会创造价值;而Teece等则强调在定义商业模式时需要涉及客户及其相应的价值主张。虽然目前学界对商业模式内涵、特征及构成要素尚未达成共识,使得关于商业模式创新的界定处于模糊状态。但有一点可以形成共识,即商业模式是涉及价值共创的概念。因此,商业模式创新被看作是企业业务结构的重新配置以及企业为实现价值获取、价值传递、价值创造所进行的一系列组织活动创新和变革[24]。目前,关于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展开:①技术创新视角,认为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依托技术变革而驱使其业务结构创新的过程。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反馈机制,技术创新能够创造新产品、新工艺,为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条件和动力,而商业模式创新反过来又能提升技术能力以适应新市场需求[25];②战略视角,指出商业模式创新重点关注企业如何改变自身业务体系和渠道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企业既要通过相应战略手段进行详细的市场分析,以应对竞争对手的挑战,也要充分挖掘消费者需求以识别新机会并创造新价值[26];③认知与能力视角,强调商业模式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受创业者认知和能力的影响,是创业者心理架构、认知图式和创新能力的外在体现[27-28],包括如何把握企业边界、如何实现价值增值以及如何创新业务结构的具体认知和行为。本文综合以上3种视角,并结合Amit、Teece等学者的研究,将商业模式创新定义为企业在对内外部环境进行全面分析之后,通过模仿式创新、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手段实现全新价值主张、价值获取和价值创造的过程。
协调能力既是管理合作伙伴的一种手段,又是网络参与者进行沟通和决策的平台[29]。协调能力可以纠正网络参与者的偏离行为,尽可能避免认知和利益上的直接冲突[30],帮助企业获得其他主体信任,以汇聚创新要素为商业模式创新创造条件。关系技能有助于帮助企业与合作伙伴间建立基于信任的牢固社会网络关系,并保持深入的知识沟通和信息传递,了解行业技术变化速度和需求变化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和高效地采取行动,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合作伙伴知识能够稳定企业在网络中的地位,是各主体间有效协调的先决条件。较高的伙伴知识掌握能力意味着企业拥有充分的网络参与者信息,能够使企业避免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提高自身效能[31]。内部沟通一方面有助于避免流程冗余和信息不对称,提高与外部合作者的协同效率[32];另一方面,内部沟通能力越高,越有利于提高组织学习能力及对环境的适应性[33]。知识和信息是企业实现商业模式的关键因素,企业除需通过外部网络能力获取相关知识外,还需通过内部网络能力对知识进行整合和消化,以最大化发挥知识效用。此外,内部沟通能力能够促使管理者与员工之间保持高质量领导—成员交换关系,有效增强员工知识分享意愿,从而提高员工、团队和组织创造力,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a:创业企业外部网络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H1b:创业企业内部网络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知识基础观认为,知识的产生和应用是企业获取卓越绩效的关键[34],而企业成功参与这些活动的程度取决于对知识的整合与吸收[35]。Grant[36]综合早期知识管理研究,率先提出知识整合理论,认为企业首要角色及其能力的本质是知识整合。企业通过整合从网络中各个层面获得的知识信息,可为新产品、新技术的产生和推广创造更多基础条件,从而提高创新绩效。既有研究主要从外部整合和内部整合两条路径探讨知识整合过程和机制。其中,外部整合是基于主体知识技术异质性,既通过社会网络关系实现外部知识获取、转移和筛选,又通过主动增强自身行为有效性积极寻找新知识来源[37];而内部整合既对外部获取的知识进行消化和吸收,使其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又利用组织内部现有知识不断进行重组,以产生新知识(梁娟等,2019)。打破内外部知识碰撞融合壁垒,实现知识技术更新整合机制已成为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
协调能力使主体间的知识势差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从而避免因主体差异过大导致的知识转移成本攀升。具有高协调能力的企业能够降低知识整合难度、增强知识整合意愿、促进整合能力提升[38]。关系技能能够保证知识来源的稳定性,促使企业与合作伙伴间达成持久的合作关系或战略联盟,以灵活应对外部环境变化[39]。对合作伙伴知识架构的了解能够保证知识来源质量。信息冗余会造成高昂的管理成本和整合成本,这会让本就资源稀缺的创业企业面临更大的瓶颈。因此,对合作伙伴越熟悉越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提高知识整合效率[40]。内部沟通能力有助于促进知识吸收、运用和重构[41]。如果员工与员工之间或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利益分歧,除使企业面临较大的管理问题外,还会使内部成员形成对外界知识的排斥。同时,员工也会产生自我保护心理,从而对自身知识加以隐藏,制造层层壁垒造成知识转移困难,阻碍知识整合及新知识的产生。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创业企业外部网络能力对知识整合具有正向影响;
H2b:创业企业内部网络能力对知识整合具有正向影响。
创业企业通过网络能力获得的知识无法直接转换成商业模式创新,这中间必须经历一个知识整合及运用过程。企业在创业学习过程中,通过知识整合使知识在组织中有目的地流动和扩散,并对所学知识进行评价、选择和重组,使不同来源的异质性知识相互交融,实现知识优化以及产生新的能够用于企业创新的知识。现有学者已经证明了知识整合对企业知识创造、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从价值链看,商业模式创新就是要在价值链各环节实现价值增值,可能涉及多个主体的利益和协同创新,是对价值链的解构与重构。知识整合既能够通过知识积累为知识创造奠定坚实基础,又能够通过知识重组产生新知识,从而应对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改变陈旧的运营体制并塑造全新的业务结构,提升价值链效率,最终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知识整合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
H4a:知识整合在外部网络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H4b:知识整合在内部网络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创业者往往具备较高水平的过度自信[42],从而在创业过程中容易作出非理性决策。McKinley & Zhao[43]实证研究表明,创业者通过社会网络嵌入或在拥有较强网络能力的情况下,认为自己可利用社会关系获得比其它企业更多的资源从而表现出较高的风险倾向性。过度自信会使创业者在心理层面放大自身优势,弱化潜在风险从而参与激烈的商业竞争,对资源造成巨大消耗,导致知识流入与输出相对失衡。拥有过度自信的创业者往往表现出傲慢特征[44],因此在外部信息对企业发展作用不显著的认知下,他们可能会潜意识地屏蔽或忽略这部分信息,从而对知识转移造成阻碍。过度自信负向调节内外部网络能力对知识整合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创业中的非理性决策在复杂环境中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并不总是对创业具有积极影响。与知识组合或知识重组不同,知识整合是一个系统性复杂过程,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并对创业经验进行总结,同时避免盲目配置行为的发生。所以,当创业者过度自信认知偏差程度较高时,将形成自己的知识领地,既会高估已有知识存量,也会阻断知识流动,认为吸纳外部知识就是对自我知识领地的侵犯,从而导致不合理利用由外部网络能力获得的知识资源,最终降低知识整合效率;另一方面,过度自信会使创业者轻视内部网络能力的协调作用和统筹作用,导致内部知识无法在成员间正常转移,也就难以进行知识整合。创业者认知特征会对员工行为产生较大影响,过度自信使创业者坚信自身观点和决策总是正确的,因此其可能出现与员工思维上的冲突和交流上的障碍,加剧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同时,创业者过度自信带来的冒险倾向以及对外部知识的选择性排斥将导致员工从事能力之外的工作,从而加剧成本消耗、降低知识整合效率。因此,创业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内外部网络能力对知识整合的促进作用就越难以体现。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a:过度自信负向调节外部网络能力对知识整合的促进作用,即创业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企业外部网络能力对知识整合的促进作用就越弱;
H5b:过度自信负向调节内部网络能力对知识整合的促进作用,即创业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企业内部网络能力对知识整合的促进作用就越弱。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构建相应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
本研究采用线上和线下问卷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数据。一方面,在重庆、成都两地选取创业孵化中心和大学科技园企业作为调研对象;另一方面,与一家专业调研公司展开合作进行问卷发放。首先,根据现有研究对创业企业的界定,选取那些创办伊始尚未超过8年的创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向企业高管或创办人发放问卷;其次,为提高数据质量和样本效度,多次与调研公司进行沟通,向其阐述研究框架及主要目的,尽可能向创业企业传达问卷填写的重要性和注意事项,确保填写者能够根据真实情况填写,同时向创业者作出保密承诺。此外,设置同样的问题 (若同一份问卷顺序相连的相同两题回答相异,则予以删除),并结合答卷者回答时间(删除不到5分钟的答卷)剔除无效问卷。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508份,回收有效问卷25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50.98%,样本总体分布特征如表1所示。
本研究变量均选用Liket7点量表测量,7代表“非常符合”,6代表“比较符合”,5代表“轻微符合”,4代表“中性”,3代表“轻微不符合”,2代表“比较不符合”,1代表“非常不符合”。所有变量测量指标均来自于现有文献已经经过实证检验的量表。
(1)网络能力。外部网络能力和内部网络能力测量均借鉴Walter等[22]学者的量表,其中外部网络能力从协调能力、关系技能、合作者知识3个维度进行测量,内部网络能力从内部沟通进行测量。外部网络能力涵盖“我们有能力与商业伙伴间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们了解合作伙伴的产品/流程/服务”等14个题项,删除潜变量中因子载荷较低的问项“我们了解竞争对手的潜力和战略”,最终保留原始量表中的 13 个题项;内部网络能力涵盖“在我们的组织中,员工之间建立了非正式联系”等5个题项。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38、0.949。
表1 企业基本信息统计结果
名称类别样本数占比(%)名称类别样本数占比(%)男15861.01低于20人4216.22性别女10138.9920~50人5521.2425岁以下3111.97企业规模50~100人6123.5525~30岁6123.55100~250人4416.99年龄30~40岁9335.91250~500人3613.9040~50岁5822.39超过500人218.1150岁以上166.18制造业5320.46高中及以下249.27服务业3111.97专科10540.54信息技术4617.76学历本科8733.59行业生物及医药228.49硕士4316.60交通运输238.88博士00.00建筑业2610.041年以下2911.20批发和零售207.721~2年6223.94新能源行业3814.67企业年龄2~4年3212.364~6年7729.736~8年5922.78
(2)知识整合。借鉴Salunke等[45]的量表,共包含6个题项,具体问项包括“我们公司利用现有知识以不同方式创造新产品或服务”、“审慎分配稀缺资源(如人力)所获得的经验,可用于修改资源分配程序”等。删除因子载荷较低的问项“我们公司利用从不同专家那里获得的信息来告知项目团队会议参与者”,最终保留原始量表中的5个题项,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2。
(3)商业模式创新。借鉴庞长伟等[46]结合中国情境改编的量表,共包含5个题项,具体问项包括“本企业商业模式采用了创新交易方式”、“本企业商业模式能提供增值产品或服务”等,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8。
(4)过度自信。借鉴杨震宁、李东红和范黎波[47]的量表,共包含4个题项,具体问项包括“我们的创业决策准确性非常高”、“我们可以准确预测业务发展趋势”、“创业中我们总是能获得更多资源支持”等,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1。
(5)控制变量。参考相关研究中的控制变量设计,结合本文研究主题,将创业者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及所处行业作为控制变量。
本研究使用SPSS22.0和Mplus软件对问卷进行信效度分析并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首先,对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结果见表2。从中可见,K-S检验所有题项P 值均为0.000,故拒绝数据正态分布假设,即数据呈非正态分布。同时,各题项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进一步说明了数据的非正态分布。因此,本文遵循学者对数据非正态性估计处理方式,采用专门应对非正态分布数据的S-B校正法进行估计。
在信度检验中,本研究综合运用题目信度和组成信度检验测量信度。Mplus估计结果显示:首先,外部网络能力、内部网络能力、知识整合、商业模式创新及过度自信各变量量表组成信度分别为0.938、0.949、0.932、0.938和0.881,均大于0.70的可接受阈值,即所有量表组成信度较高;其次,量表题目信度超过0.5的可接受水平,除CC2为0.561以外,其余题项均高于0.6。通过以上两项指标可以基本判定,本研究量表整体上具有良好信度(见表3)。
在效度检验中,效度测量分为内容效度和建构效度两个方面,建构效度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首先,本研究量表均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以保证量表测量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其次,本研究采用标准化因子载荷和平均方差萃取量两个指标评价量表收敛效度,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测量题目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60的可接受水平(见表4)。此外,所有变量测量量表的AVE值分别为0.834、0.789、0.733、0.752和0.650,均高于理想值0.50,即整体收敛效度较高;最后,本研究运用Pearson相关系数和AVE值平方根两项指标检验测量区别效度。结果显示:任意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700,且每个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它变量的相关系数,即测量整体区别效度较高。基于以上几项指标分析,基本可以判定本研究量表测量整体上具有较高效度。
表2 数据正态性检验结果
变量题项偏斜度峰度K-S检验变量题项偏斜度峰度K-S检验CC1-0.494-1.3670.000KI1-0.411-1.1250.000CC2-0.582-0.6300.000KI2-0.278-1.2500.000CC3-0.439-1.2440.000KI3-0.186-1.3840.000CC4-0.656-0.8920.000知识整合KI4-0.272-1.4880.000CC5-0.384-1.2590.000KI5-0.243-1.5810.000外部网络能力CC6-0.394-1.1750.000BMI1-0.532-1.2250.000PK1-0.734-0.7570.000BMI2-0.323-1.3550.000PK2-0.601-0.9740.000商业模式创新BMI3-0.563-1.1520.000PK3-0.715-0.7290.000BMI4-0.236-1.3310.000PK4-0.441-1.0790.000BMI5-0.544-1.3130.000RS1-0.486-1.0170.000OC1-0.281-0.9840.000RS2-0.612-0.8750.000OC2-0.400-0.9570.000RS3-0.674-1.0620.000过度自信OC3-0.591-0.9170.000INC1-0.067-1.3040.000OC4-0.516-1.0070.000内部网络能力INC2-0.143-1.1660.000INC3-0.127-1.1750.000INC4-0.202-1.1360.000INC5-0.160-1.3900.000
表3 量表题目信度与组成信度检验结果
变量题项因子载荷(参数)显著性检验因子载荷标准误.T值P值题目信度R2组成信度CR收敛效度AVECC10.9030.01090.568***0.815CC20.7490.01938.750***0.561CC30.9110.009101.465***0.830CC40.8330.01557.322***0.694CC50.8700.01556.322***0.756CC60.8620.01556.293***0.744外部网络能力PK10.8470.01945.615***0.7180.9380.834PK20.8790.01367.104***0.772PK30.8000.02138.870***0.641PK40.8470.01459.011***0.717RS10.8700.01556.307***0.757RS20.8010.01845.249***0.642RS30.8890.01272.185***0.790INC10.8800.01368.457***0.774INC20.8820.01276.404***0.777INC30.8930.01087.283***0.797内部网络能力INC40.8770.01367.588***0.7690.9490.789INC50.9090.01088.402***0.827KI10.8100.02237.174***0.657KI20.7980.01651.488***0.637知识整合KI30.9150.009106.449***0.8370.9320.733KI40.8120.01844.891***0.659KI50.9360.008113.925***0.877BMI10.8670.01459.883***0.752BMI20.8050.01458.591***0.649BMI30.9140.008112.202***0.835商业模式创新BMI40.7850.01553.647***0.6160.9380.752BMI50.9540.007142.116***0.910OC10.7810.02629.745***0.610OC20.7860.02333.865***0.618过度自信OC30.8170.02533.226***0.6680.8810.650 OC40.8400.02042.750***0.705
注:n=259;***表示p<0.001,**表示 p<0.01,*表示p<0.05,+表示p<0.1,下同
3.3.1 结构方程模型
首先,用Mplus软件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度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指标χ2=963.741、df=341、χ2/df=2.826、CFI=0.903、TFI=0.893、RMSEA=0.084、SRMR=0.042均位于可接受水平,因此模型整体拟合度良好(见表5);其次,对本文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外部网络能力(γ=0.467,p<0.001)与内部网络能力(γ=0.132,p<0.05)均对知识整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a和假设H3b得到验证;外部网络能力(γ=0.518,p<0.001)、内部网络能力(γ=0.131,p<0.01)、知识整合(γ=0.155,p<0.05)均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a、H1b、H3得到验证(见图2)。
表4 量表收敛效度与区别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均值标准差收敛效度AVE区别效度123451外部网络能力4.5501.7480.8340.9132内部网络能力4.0371.6680.7890.4570.8883知识整合4.2341.7310.7330.5280.3460.8564商业模式创新4.3801.7590.7520.6600.4210.4730.8675过度自信4.5371.7910.6500.1280.4110.1260.2790.806
注:对角线粗体字为AVE开根号值,下三角为维度之皮尔森相关
表5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指标
拟合度指标关键值(建议值)模型指标符合χ2越小越好963.741df越大越好341χ2/df1<χ2/df<32.826符合CFI>0.900.903符合TFI>0.850.893符合RMSEA<0.100.084符合SRMR<0.080.042符合
图2 主效应路径关系模型
3.3.2 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综合运用层次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进行假设检验,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从中可见,模型 2和模型5用于检验网络能力与知识整合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外部网络能力与内部网络能力均对知识整合具有正向影响(β1=0.56,p<0.001;β2=0.34,p<0.001);模型9和模型10用于检验网络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外部网络能力与内部网络能力均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β1=0.68,p<0.001;β2=0.37,p<0.001);模型11用于检验知识整合与商业模式创新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知识整合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7,p<0.01)。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假设H1a、H1b、H2a、H2b、H3得到验证,与Mplus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一致。模型12和模型13用于检验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当将知识整合纳入网络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时,外部网络能力与内部网络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明显减弱(β1=0.57,p<0.001;β2=0.24,p<0.001),且知识整合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仍然显著(β3=0.40,p<0.001)。因此,知识整合在外部网络能力与内部网络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5a、H5b得到验证。
模型 3和模型 4用于检验创业者过度自信对网络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相较于模型3,模型4加入外部网络能力和内部网络能力分别与过度自信的交互项之后,解释力度显著提升(△R2=0.031),过度自信在外部网络能力与知识整合(β=-0.068,p<0.1)、内部网络能力与知识整合(β=-0.074,p<0.05)间起负向调节作用。也即,创业者过度自信程度越高,网络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关系越弱,假设H5a、H5b得证。此外,为对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进行检验,本研究运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估计。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 95%置信区间水平下,外部网络能力与内部网络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间接作用显著,Bootstrap检验区间分别为(0.032,0.152)和(0.09,0.214),不包含0,验证了假设H4a、H4b;而调节效应外部网络能力与过度自信交互项对知识整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0.098,p<0.001),内部网络能力与过度自信交互项对知识整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0.111,p<0.05),验证了假设H5a、H5b。
本研究主要探讨创业企业网络能力如何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问题,在资源基础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及社会网络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企业内外部网络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影响以及知识整合的中介作用。此外,本研究从认知层面探讨创业者过度自信认知偏差在网络能力与知识整合间的调节作用,得出如下结论:
(1)网络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商业模式创新是一个由价值主张到价值创造的过程,需要有充足的资源作为支撑,而利用社会网络获取知识则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协调能力能避免由于知识技术、目标和价值取向差异造成的主体偏离行为,尽可能使各主体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关系技能能够促使创业企业获得合作者信任,帮助其与合作者达成长期战略联盟,逐渐在网络中处于优势地位;对合作者知识架构的了解可以帮助创业企业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更有针对性,减少因信息不匹配造成的成本消耗;而内部能力能够协调企业内部成员关系,减少员工知识隐藏等消极行为,同时也能够增强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从而实现商业模式创新。
(2)知识整合在网络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外部网络能力通过与合作伙伴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并通过对合作伙伴相关信息的了解形成较为稳定的网络结构,创业企业利用该网络既能保证知识来源的多样性和稳定性,也能根据自身情况筛选出有用知识,从而使企业在既有知识框架基础上吸引、配置和整合新知识。内部网络能力营造的组织氛围能够促使员工自由分享经验、观点、技能,从而在外部信息转移遇到障碍时依然保持较高的知识整合效率;另外,价值链是一个由采购环节到最终售后服务构成的复杂过程,既需要横纵向合作者的协同参与,也需要企业本身具备扎实基础和较强能力。企业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必须在价值链多个环节上实现价值增值,而知识整合能促使企业采取更加先进的决策方式与运营模式优化价值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企业看待客观环境的角度和方式,提升企业对市场格局的分析能力以及对消费者需求的洞察能力,从而以更加合理的方式促进商业模式创新。
表6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知识整合M1M2M3M4M5M6M7商业模式创新M8M9M10M11M12M13性别-0.29-0.29-0.28-0.22-0.29-0.29-0.240.040.040.040.180.100.15年龄0.030.090.110.150.100.090.13-0.13-0.05-0.06-0.15-0.07-0.10学历0.02-0.10-0.10-0.10-0.08-0.08-0.080.29*0.150.180.28***0.17+0.21*企业年龄-0.29+-0.30*-0.30*-0.31*-0.25-0.24-0.27+-0.21-0.21-0.16-0.07-0.15-0.06企业规模0.21+0.070.080.050.100.100.100.28*0.130.170.19+0.110.13行业-0.05-0.06+-0.06+-0.06+-0.06-0.06-0.06-0.01-0.01-0.010.020.000.01外部网络能力0.56***0.56***0.56***0.68***0.57***内部网络能力0.34***0.34***0.33***0.37***0.24***知识整合0.47***0.20***0.40***过度自信0.050.03-0.02-0.06外部网络能力×过度自信-0.10***内部网络能力×过度自信-0.09*R20.030.290.290.310.130.130.150.050.420.170.260.440.30Ad R20.000.270.270.290.110.110.120.030.400.150.240.430.28△R20.030.260.000.020.130.000.020.050.360.120.260.030.13F1.1614.68***12.94***12.62***5.46***4.76***4.95***2.36*25.72***7.56***12.56***25.00***13.62***
(3)创业者过度自信在网络能力与知识整合间发挥调节作用。本研究证实过度自信并不总是对创业具有积极影响。首先,过度自信包含的傲慢特征会使创业者高估自身能力从而对外部知识产生排斥;其次,过度自信会弱化潜在风险从而使企业参与到激烈的竞争中,造成资源进一步分散和消耗,加大知识整合难度;最后,过度自信容易导致内部员工从事高风险活动,忽略基础知识获取和积累,形成知识转移壁垒从而影响知识整合。
本研究对创业企业如何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具有重要启示。研究结果发现,网络能力与知识整合均能够促进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作为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形成竞争优势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应该与技术创新一起被置于企业战略框架核心地位。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一种创新方式,本质上也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因此需要知识等创新要素的支撑。而知识获取则需要创业企业拥有稳定的社会网络,跨越企业边界对知识进行探索和搜寻。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启示:
(1)培育网络能力,加强产学研协同。首先,创业企业应该与外部合作伙伴间保持良好的网络关系,以统筹全局的姿态协调主体之间的目标取向和知识势差,以学习作为行动指南,不断提升自身知识技能。同时,创业企业还应主动了解合作企业的整体运营状况及知识信息架构,建立以信任和协同发展为基础的合作网络,提升对竞争市场的整体把控能力,从而确保知识来源质量以避免更多不确定性的发生;其次,组织文化氛围对员工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是企业发展不可忽视的环节之一。因此,创业者应具备格局观,协调好内部关系,采取合理手段尽可能避免内部冲突。此外,创业者在利用社会网络关系获取人才、技术和资金的同时,也要防止通过该网络进行“暗箱操作、徇私舞弊”等不正当行为。对于政府而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布局,承载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使命,因此应制定更多更科学的政策促进创业企业发展,引导企业培育社会网络并进行多元主体协同创新。
(2)提升知识整合能力,科学管理认知偏差。创业者应该认识到知识整合是一个系统化过程,既需要提升动态能力对知识进行整合利用,以避免盲目配置,也需要提升辨别能力对无效信息进行剔除,以防止企业精力分散。过度自信创业者由于主观认知偏差往往会采取非理性行为,这种行为可能对创业产生阻碍作用。因此,创业者应该适当纠正自己的认知偏差,通过系统学习或培训进行更为科学的决策。
本研究从动态能力和认知视角探讨商业模式创新前因问题,丰富了创业理论与相关实践内涵。但与大多数研究一样,本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体现在:
(1)本研究自变量和因变量均通过问卷方式对同一调查对象进行调研。以往研究表明,管理者大多存在对企业绩效高估的现象,因此创业者有可能高估商业模式创新。此外,本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而企业能力、知识获取、知识整合与商业模式创新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存在一定的时间周期。因此,未来可采用跟踪调研方式获取纵向数据,研究网络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制,也可通过案例研究方法获取更加真实可靠的一手数据,探讨网络能力动态变化及其效果。对于创业者过度自信的测量,本文采用的是国内学者经过修订和验证的成熟量表,未来可考虑运用情景实验等方法进行更为准确的测度。
(2)动态能力理论一直是创新创业研究重要的参考依据,未来可尝试探讨其它动态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抑或是网络能力对创业认知、创业决策、创业过程的作用。本文未考虑创业所处复杂环境对商业模式创新过程的影响,环境不确定性、竞争性和宽容性可能促使创业者采取不同的决策方式和创业行为,形成相异的动态能力。因此,未来可将环境变量纳入研究进行考量。此外,本研究只探讨了知识整合在网络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间的中介作用,未来可引入更多中介变量进行研究。
(3)本研究只考虑了过度自信对网络能力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随着创业认知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未来应将更多不同情境下的认知因素嵌入到创业行为研究中,如事后偏见、计划谬误、过度信任等不同风格认知偏差以及创业认知图式、反事实思维、创业警觉性等认知特性。
[1] 韩炜,薛红志.基于新进入缺陷的新企业成长研究前沿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8(5):14-21.
[2] CARMELI A, SCHAUBROECK J.Organisational crisis-preparedness: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from failures[J].Long Range Planning,2008,41(2):0-196.
[3] 游达明,李志鹏,杨晓辉.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网络能力对创新网络绩效的影响路径[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36(2):70-82.
[4] LU J W,BEAMISH P W.Partnering strategies and performance of SMEs'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6,21(4):461-486.
[5]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21-35.
[6] ADOMAKO S,DANSO A,BOSO N,et al.Entrepreneurial alertness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facilitating roles of networking capability[J].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2018,36(5):453-472.
[7] 刘静华,喻登科,周荣.新经济环境下新型二元创新体系研究——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矛盾统一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8):9-18.
[8] 阳双梅,孙锐.论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J].科学学研究,2013,31(10):1572-1580.
[9] AWE S C.The daily drucker:365 days of insight and motivation for getting the right things done[J].Library Journal,2004,37(20):132.
[10] 吴晓波,赵子溢.商业模式创新的前因问题:研究综述与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7,39(1):114-127.
[11] CASADESUS-MASANELL R,RICART J E.From strategy to business models and onto tactics[J].Long Range Planning,2010,43(2-3):0-215.
[12] MALMSTRÖM M,JOHANSSON J,WINCENT J.Cognitive constructions of low-profit and high-profit business models:a repertory grid study of serial entrepreneurs[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15,39(5):1083-1109.
[13] FREEL M,DE JONG J P J.Market novelty,competence-seeking and innovation networking[J].Technovation,2009,29(12):873-884.
[14] GRONUM S,VERREYNNE M L,KASTELLE T.The role of network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J].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2012,50(2):257-282.
[15] 倪渊,樊辉,张健.网络能力、主动组织遗忘与前摄式商业模式创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10):26-33.
[16] MU J,DI BENEDETTO A.Networking capability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J].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2012,59(1):4-19.
[17] TEECE D J.Explicating dynamic capabilities:the nature and microfoundations of (sustainab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7,28(13):1319-1350.
[18] HAKANSSON H.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routledge revivals):a network approach[M].Routledge,2015.
[19] MÖLLER K,SVAHN S.Managing strategic nets:a capability perspective[J].Marketing Theory,2003,3(2):209-234.
[20] RITTER T.The networking company:antecedents for coping with relationships and networks effectively[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1999,28(5):467-479.
[21] TOLSTOY D.Knowledge combination and knowledge creation in a foreign-market network[J].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2009,47(2):202-220.
[22] WALTER A,AUER M,RITTER T.The impact of network capabilities and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n university spin-off performance[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6,21(4):541-567.
[23] ZOTT C,AMIT R,MASSA L.The business model: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research[J].Journal of Management,2011,37(4):1019-1042.
[24] SOUTO J E.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concept innovation as the context of incremental innovation and radical innovation[J].Tourism Management,2015,51:142-155.
[25] CHESBROUGH H.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opportunities and barriers[J].Long Range Planning,2010,43(2-3):354-363.
[26] 王雪冬,董大海.商业模式创新概念研究述评与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35(11):29-36+81.
[27] LUIS L MARTINS,VIOLINA P RINDOVA,BRUCE E.Greenbaum.unlocking the hidden value of concepts:a cognitive approach to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J].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2015,9(1):99-117.
[28] 迟考勋,薛鸿博,杨俊,等.商业模式研究中的认知视角述评与研究框架构建[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6,38(5):3-17.
[29] MALONE T W. Modeling coordination in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J].Management Science,1987,33(10):1317-1332.
[30] NASSIMBENI G.Network structures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a taxonom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 Production Management,1998,18(6):538-554.
[31] WALTER A,AUER M,RITTER T.The impact of network capabilities and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n university spin-off performance[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6,21(4):541-567.
[32] COHEN W M,LEVINTHAL D A.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1):128-152.
[33] DOLPHIN R R.Internal communications:today's strategic imperative[J].Journal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2005,11(3):171-190.
[34] TAYLOR A,GREVE H R.Superman or the fantastic four? knowledge combination and experience in innovative team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6,49(4):723-740.
[35] DECAROLIS D M,DEEDS D L.The impact of stocks and flows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on firm performance: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9,20(10):953-968.
[36] GRANT R M.Prospering in dynamically-competitive environments: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as knowledge integration[J].Organization Science,1996,7(4):375-387.
[37] TERJESEN S,PATEL P C.In search of process innovations:the role of search depth,search breadth,and the industry environment[J].Journal of Management,2017,43(5):1421-1446.
[38] 陈伟,杨早立,张永超.网络结构与企业核心能力关系实证研究:基于知识共享与知识整合中介效应视角[J].管理评论,2014,26(6):74-82.
[39] 张春阳,徐岩,丁堃.关系学习研究述评与展望[J].经济管理,2019,41(3):193-208.
[40] 汪涛,王慧.地理邻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能力视角[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7(2):25-32.
[41] 李浩,黄剑.团队知识隐藏对交互记忆系统的影响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8,21(4):134-147.
[42] TOWNSEND D M,BUSENITZ L W,ARTHURS J D.To start or not to start:outcome and ability expectations in the decision to start a new venture[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0,25(2):192-202.
[43] MCKINLEY W,ZHAO J,RUST K G.A socio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organizational downsizing[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0,25(1):227-243.
[44] 张明,蓝海林,曾萍.管理者过度自信:研究述评与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41(2):17-29+138.
[45] SALUNKE S,WEERAWARDENA J,MCCOLL-KENNEDY J R.The central role of knowledge integration capability in service innovation-based competitive strategy[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19,76:144-156.
[46] 庞长伟,李垣,段光.整合能力与企业绩效: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J].管理科学,2015,28(5):31-41.
[47] 杨震宁,李东红,范黎波.身陷“盘丝洞”: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过度影响了创业过程吗[J].管理世界,2013(12):10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