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源于西方后工业时代，以数字技术与个人制造融合为典型特征的创客运动正在席卷全球。创客运动所蕴含的“设计、分享、交流、制作、开源”精神为新一轮创新浪潮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前置条件[1]，并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不熄引擎，对于实现全民创造、推动新工业革命[2]以及完成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创客精神是创客运动的内核[3]，是集聚创客与创业资源的内在动力，是推动创客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微观视角看，创客精神是存在于创客内心并影响其行为的源泉，是创业理念由技术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创业活动由内部组织转向开放集成的关键，对创新力、创新意识塑造与创客创新绩效提升[4]具有重要意义。从宏观方面看，创客精神对营造创新创业氛围、活跃创新创业活动具有重要作用[5]，被视作重振美国制造业、实现新一轮经济创新的重要引擎[6]。
然而，创客还是新生事物，国内外研究才刚刚起步，对创客出现的原因分析还停留在主观认知层面，即从技术观、文化观、需求观等视角对创客出现的根源进行主观描述。Kera[7]、Gershenfeld[8]是技术观的代表，他们认为，有利于创意实现的互联网技术、3D打印、开源软件、人工智能是创客出现的主要原因。而持文化观的学者则认为反主流[9]、DIY、山寨等文化因素是创客出现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从经济需求视角出发，认为随着福特主义的终结、长尾经济的到来，需要创客创造出更多产品，以满足多样性需求。以上研究多停留于对创客出现的宏观原因进行描述，缺乏从微观层面剖析创客精神生成过程,尤其是基于实证的创客精神生成机制探究，从而使创客精神生成与提升缺乏可靠理论指导以及策略体系支持。因此，本研究围绕“创客精神如何形成”这一核心问题，从内生与外生互动视角出发，采取定性比较研究方法，系统分析创客精神形成的影响因素，构建创客精神生成模型，揭示创客精神形成的内在逻辑，为创客精神培育提供理论基础。
创客精神是创客最本质、最内在的存在，是对创客活动本质的把握与自觉体悟。创客精神生成是主观内在因素与客观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复杂的精神制作过程[10]。在创客精神的复杂演化进程中，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并共同成为演化发展的动力[11]。
创客精神作为人的一种意识或心理状态，其形成符合一般心理认知过程与规律。理性认知创客价值与意义有助于提升创客动力，而建立在兴趣基础上的情感认同是自觉开展创客实践的关键，这是因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理解与掌握创客精神内涵并内化为个人品质。
1.1.1 主观感知
主观感知是对创客运动价值、功能和意义的理解与认知。按照感知价值类型，可将主观感知划分为情感价值感知、社会价值感知、质量价值感知、价格价值感知等维度[12]。创客实践动机是内在的，相对于经济价值，创客更注重情感价值感知与社会价值感知。理解创客运动价值，具体有宏观与微观两个渠道。伴随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已经形成，大量创新创业案例与创新创业人物被媒体广泛报道。在媒体的宣传引导下，人们逐渐认识到创客价值与作用。现今，虽然产品极其丰富，但人们的需求是复杂而特殊的，当生活与实践中的一些个性化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人们会产生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冲动，并在设计与制作过程中充分发挥个体智慧和才能，进而使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发展达到有机统一。创客在实践过程中，通过感知明确创客运动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具备开展创客实践的动力[13]。只有感知到创客运动的价值与意义，个体才有进行创客实践的动力。因此，主观感知是创客精神生成的前提与基础。
1.1.2 个人兴趣
心理学将兴趣定义为认识、探究某种事物的一种心理倾向。这种倾向具有稳定性、选择性特征，内生于自然状态，而非来自外部环境刺激。杜威[14]根据对象的不同，将兴趣划分为身体活动、中介工具、纯粹理智与社会4种类型；霍兰德根据职业类型，将兴趣划分为社会型、常规型、企业型、实际型、调研型、艺术型6种。杜威提出的中介工具型与霍兰德提出的实际型相似，都具有制造、探究的心理倾向，即被创造各种事物所吸引，通过制造各种事物表达个人态度与情感，体现个人价值观。哈贝马斯[15]认为，兴趣是人类形成认识不可或缺的条件，它不仅仅是对技术本身与实践过程产生的一种心理倾向，还是一种源于日常生活中对自由、自主的追求以及从现有不合理限制、约束中解放出来的向往，是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的反思与创新活动。
创客活动主体在内心喜爱驱动下进行自由自主式创新，而非受到外在环境的强制要求[16]。Battistella[17,18]认为，大众创新的根本原因是兴趣、低成本利基、自我价值实现或者其它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具有相同兴趣的人会自发组建社区进行交流，因此这些社区具有很强的自组织性与动态性[19]。社区创客从乐趣与自我实现需求出发，主张营造非正式、网络化与共享学习型社会环境，鼓励计算机编程等新技术应用，探索不同领域与有别于传统模式的一种工作方式[20]。因此，兴趣是开展创客活动的根本动力，离开了兴趣，单纯技术层面的产品制作活动就变成无聊、机械性、标准化的产品生产过程，人们的自我价值难以得到体现，精神需求也难以得到满足。
1.1.3 先前经验
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提出了精神来源于实践的基本论断，即“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与意识形式”。创客精神作为创客实践在创客头脑中的主观反映，与创客实践的历史性及时代性密不可分；创客实践不仅创造了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创新型产品，还催生了创客们的新思想、新观念。因此，创客实践有助于丰富创客精神内涵，有利于人们对创客精神形成更具体、更全面、更清晰的认识。创客实践具有丰富性特征，不同区域创客实践的工具、对象、方式不同，从而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创客精神与文化。如美国人拥有利用车库闲置空间、闲置物品进行个性化创新的传统，苹果、亚马逊、惠普等全球知名公司均是在车库诞生的，学者们将其总结为“车库文化”；再如，起源于英国的艺术和工艺品运动热衷于动手进行设计与改良，因此学者们将其总结为“DIY”文化，而对于热衷于探索计算机、互联网前沿技术的，学者们将其总结为黑客文化。自21世纪以来，随着开源硬件、开源软件技术发展以及创意经济崛起，以“创新、动手、共享、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创客精神逐渐得到广泛认同。基于先前的实践经验，创客们对创客实践的价值与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进而对创客实践的合意性、可行性形成更为强烈的感知，而实践经验会通过个体感知，控制与影响人们的意愿以及目标行动[21]。创客在实践过程中会不断总结创客行为特征并逐渐上升为精神境界，进而成为创客们的共同行为准则与思想范例，因此创客的先前实践对创客精神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2]。创客精神生成并非仅由内因所决定，还受到创客外部生存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家庭、学校和社会是创客生存的主要场域，共同构成了创客精神生成的外部影响因素。
1.2.1 家庭教育
青少年阶段是价值观形成与人格特质塑造的关键时期，而家庭是青少年成长中的一个重要场域，父母自身的特征及与孩子的互动都对孩子发展具有重要影响[23]，这是因为家人的言谈举止以及周围事物都是最好的课本，使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丰富了记忆、增强了判断力[24]。在日常生活中，父母言行会在有意或无意间传递出家族价值观，从而对青少年价值观形成产生渗透性影响。由于家庭教育提供的更多是经验性认知与价值性引导，因此成为影响创客精神萌芽的重要因素。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把嶙博士认为，美国创客运动的崛起是因为美国倡导自由、民主、开放式的家庭教育，允许并鼓励青少年将任何创意想法付诸实践，从而使自由创新文化精神融入血液中。
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的逻辑起点[25]，亲密的亲子关系易使父子或母子之间形成良好的人际互动，从而为青少年进行模仿性学习奠定基础。父母在向子女传授生活技能的同时，将个体价值观、思想与观念以潜移默化方式传递给孩子。因此，父母的价值观以及行为习惯会影响创客精神的萌芽。
1.2.2 学校教育
受全球创客运动热潮的影响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现实需要，创客教育逐渐受到各层次学校的高度重视。创客教育是创客运动的衍生物，是创客行动与教育的一种结合[26]，是融合了创客理念的一种教育过程[27]。创客教育为学生提供平台与资源支持，使学生能够顺利将创意转化为产品，从而提升其心理效能，增强创新创造信心。
创新与创造被认为是创客教育的重要价值体现，是以培养各类创新人才为目的的新型教育模式[28]。Martinez&Stager[29]认为，创客教育是一种“基于创造的学习”，学习者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要运用知识实现创新与创造。因此，不同于传统灌输式教育，创客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为目标[30]，更强调对创客的人文关怀，即培育个体的创客精神，促进个体的自我实现。创客教育通过众创空间为核心素质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与价值引领，通过转变学习方式，为核心素质形成提供路径[31]。创客教育训练了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了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激发了学生的分享与合作意愿，对创客精神形成和塑造具有重要影响。
1.2.3 社会关系网络
Granovetter[32]认为，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能脱离社会背景而孤立存在，而是在具体、动态的社会关系中追求多重目标的实现。其根据个体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关系类型，将嵌入分为关系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与结构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创客也不例外，其并非是孤立、单独存在的“原子”，而是在与社会关系网络的互动中开展创新实践。创客作为在兴趣驱动下热衷于动手实践的人群，具有相同爱好与价值观，他们经常集聚在一起分享实践经验并吸引志同道合的人不断加入，从人际社会关系网络中汲取能量。创客要想将创意转化为产品，需要设备、原材料、工具、软件等各种支撑。由于资源禀赋匮乏，创客必须与相关厂商联系，从而结构性嵌入供应网络。
创客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会通过其文化因子，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创客精神形成。创客在人际关系网络中能够获得物质、信息以及情感支持，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强了网络信任，促进了交流互动，从而彰显出“开放”的创客精神特征；创客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会通过知识吸收、传播意愿，直接影响知识共享与知识吸收程度[33]。创客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实现知识共享与核心资源获取[34]，进而提高创新水平。因此，社会关系网络对“共享”、“创新”的创客精神形成具有直接影响。
本文从内生性与外生性双重视角系统归纳创客精神形成的影响因素，并选取主观感知、个人兴趣、先前经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作为前因变量，从组态视角探讨创客精神生成机理。
本文使用定性比较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简称QCA)探讨兴趣、认知、经验等内生因素与家庭、学校、社会关系等外生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创客精神生成的共同影响。QCA是一种定性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布尔代数与集合分析，探索自变量相互组合间“化学反应”，从而发现等效的多个路径或解[35]。本研究选择QCA分析技术，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精神的生成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方面、多层级、多样性、整体性的统一[36]。这就需要采用整体思维方式，研究影响因素组合与创客精神间的因果关系。而QCA方法正是基于整体视角，采取组态思维，将研究对象理解为结构相互关联的实践集群，而非独立单元或者结构松散的实体。因此，QCA更加适合分析创客精神形成因素间的相互依赖性与因果复杂性。
(2)精神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具有实践性与时代意蕴的概念[37]。理解创客精神，应与创客实践相结合，即基于创客的现实境遇把握创客精神。QCA正是依据特定情境，从组态视角，通过多案例比较，确定不同因果模型数量与特征，从而发现与探索出复杂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
(3)QCA方法具有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双重优点。其既能够体现定性研究的独特性与深入性，又能够体现定量研究的推广性；既避免了定性研究外部推广效果差的弱点，又避免了定量研究深度不足的缺点。因此，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优势在QCA分析方法中得到整合，实现了优势互补[38]。
本研究在样本选择时遵循以下标准：①在众创空间或创客空间范围内选取创客样本。众创空间或创客空间是创客运动的物理载体，在众创空间或创客空间中选取样本有助于提高研究对象的真实性；②选取上海、南京、镇江3个城市开展调查，研究对象覆盖到一线、二线、三线城市，使研究样本具有代表性。
课题组于2019年7月15日至8月10日到上海蘑菇云创客空间、南京苏青合作人创客空间、镇江大学创业园众创空间进行调研。每次访谈均有两名以上研究者参与，一名负责主提问，另一名负责补充提问与书面记录。调研问题主要涉及创客精神现状与创客精神影响因素两种类型。为获取丰富的细节信息，所有问题均采取开放式提问。为增强信息的全面性与深入性，必要时采取STAR(背景、任务、行动、结果)模型访谈技术进行追问。针对创客精神现状，主要通过“您的特质是什么”、“您是怎么理解创客这一角色的”等问题获取；针对创客精神影响因素，主要通过“您的兴趣是什么”、“您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您从事创客实践活动的动机是什么”、“家庭、学校、朋友对创客实践活动的态度是什么”等问题获取。
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法进行访谈，最终获取了24名创客访谈资料。Marx&Dusa[39]的研究证明，对于包含6个前因变量的检验，样本量最少为24个，因此本研究样本数量符合要求。从24位受访者的年龄结构看，30岁以内的有14名，占58.3%，31-40岁的有7名，占29.2%，41岁及以上的有3名，占12.5%，由此可以看出，创客年轻化倾向较明显。
本研究将创客精神作为结果变量，将主观认知、个人兴趣、先前经验等内生要素和家庭、学校、社会关系网络等外生因素作为预测变量。学界大多采取问卷调查等直接评定方式进行测度，但这种自我评定方式会导致系统性偏差，进而影响研究结果[40]。自我评定方式失灵主要是由于研究变量大多属于心理范畴，具有内隐性与深层性特征，难以直接测度与评定，需要通过行为表现进行间接评定。基于自我评定方法出现的偏差，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用其它方法进行测度，例如使用出声报告法进行实验测度[41]。
本研究属于案例定性比较研究，研究有效性依赖于理论指导下的资料分析。其分析方式是采取分析式归纳方法，提炼出概念与主题。Yin[42]提出，通过案例研究收集到的资料需要精心分类与编码,以便研究者对资料进行提取、分析，并且有确凿证据对研究问题进行考证。
相较于问卷调查法，行为编码方法具有明显优势[43]——不仅可以考察变量水平，而且可以考察各变量在创客精神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借鉴学者Pelz[44]的研究经验，尝试采用编码方式将定性资料量化,然后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分析数据。本研究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深度分析，寻求受访者拥有结果变量与预测变量的证据，并将证据进行编码。编码规则为受访人编号-原始语句编号，例如D-5代表第4个受访人的第5个原始语句。本研究逐词逐句对原始语句进行编码，然后对这些变量进行整理归纳，并按照变量特征进行归类。表1为变量证据编码。
表1 变量证据编码
变量名称 变量特征 原始语句 创客精神创新H-2我就喜欢做不同事情,大学期间就申请了专利设计L-53年前设计了1台自动军旗机共享F-3在众创空间传授网页设计技术与经验交流A-5大家经常聚在一起交流经验与实践心得制作N-3正在拿着斧头、刨子做木质雕刻机主观认知政策激发T-7大学时期对创新活动有奖励政策,我就参加了生活需求刺激S-5我设计这个程序是为解决数据重复复制带来的超大工作量个人兴趣兴趣爱好K-10我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玩一玩实践经验相关经验A-8小时候在家里拆了不少收音机、钟表等物件家庭教育物质支持J-11爸爸有电路设计原理的书,还给我提供了报废电路板情感支持C-8父母对我比较宽松,给予我做自己喜欢事情的自由学校教育物质支持A-6学校提供实验室和必要物品情感支持E-7通过与老师交流获得信心社会关系网络物质支持V-12他们会帮我推荐合适的传感器,数据库技术也能向他们请教情感支持U-14朋友之间的正反馈,使我做事情更有信心
为提升测量科学性与客观性，研究由3位专家分别进行访谈资料分析，只有当3位专家均判定受访者具有相应证据时，才能对其进行赋值。当受访者具备1个充分证据时，将其赋值为1，当受访者具备2个充分证据时，将其赋值为2，以此类推。
将访谈资料与变量测量方法进行比对，获取各案例数据，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创客精神具有较大差距，一些人虽然也在创客空间开展了创新创业活动，但主要是基于经济利益的商业行为，对创客精神并不认同。从影响因素看，先前实践经验次数较多但兴趣相符度较低，说明完全基于兴趣导向的创客实践在我国体现得并不充分，很多人是基于多目的性开展实践活动，在干中学中通过丰富的实践逐渐培育并形成创客精神。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单位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spirit个数2.831.1705cognition次数21.1404interest次数1.881.4204experience次数3.381.9317family次数1.291.2005school次数2.751.7315relation次数2.080.9303
2.5.1 数据校准
组态分析对象为集合而非变量，因此需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以使数据具有被解释的集合意义。校准就是对案例赋予集合隶属的过程[45]，既需要考虑案例类别的差异，又需要考虑程度的差异。本文参照Garcia、Fiss的研究经验，将7个变量的完全隶属、交叉点以及完全不隶属的3个锚点分别设定为样本数据的25百分位、50百分位与75百分位，根据隶属度形成真值表。
2.5.2 必要性分析
必要性检验是验证是否存在某个解释变量是引起被解释变量变化的必要条件[46]，以确保纳入“逻辑余项”解时不被剔除[47]，从而提高条件组合的切题性。
2.5.3 组态分析
组态分析的目的是通过不同案例间的比较，找出解释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QCA在进行组态分析时得到3种解——复杂解、简约解与中间解，其中，复杂解只分析有实际观察案例的组态，简约解主要针对包含所有逻辑余项的组态，中间解是指符合理论与实际知识的逻辑余项用于分析产生的组态。QCA通过比较3种解，进行核心条件、边缘条件判断。
使用fsQCA3.0软件，对24个案例进行必要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学校教育的一致性高于0.9，表明学校教育是创客精神生成不可或缺的条件。学校教育不仅通过传授知识、技能的方式提高创客能力与水平，而且通过提供训练平台、竞赛机会等方式帮助积累创客经验，提升创客实践兴趣与信心，进而塑造创客精神与创造能力，使创客教育功能得到进一步凸显[48]。
表3 必要性分析结果
变量一致性案例覆盖度cognitionfs0.6455700.616936^cognitionfs0.6877640.702586interestfs0.7173000.717300^interestfs0.4514770.440329experiencefs0.8016880.781893^experiencefs0.4345990.434599familyfs0.7679320.676580^familyfs0.4556960.511848schoolfs0.9713080.592078^schoolfs0.2742620.712719relationfs0.6919830.616541^relation-2.2784811.038462
本研究使用fsQCA3.0软件分析24个创客案例，识别出决定创客精神的组态。遵循Fiss的建议，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为降低潜在的组态矛盾，参考杜运周等(2017)的建议，同时将 PRI的阈值设定为0.7，案例阈值设定为1。
遵循Ragin、Fiss和Fiss的结果呈现形式，实心圆表示条件存在，大圈表示核心条件，小圈表示边缘条件，含叉圆表示条件缺席，空格表示一种模糊状态，即该条件可存在亦可缺席，分析结果见表4。
表4 组态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组态1组态2组态3主观认知•• 兴趣 ••先前经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关系 •一致性0.98330.92860.8861原始覆盖率0.24900.10970.1793唯一覆盖度0.19830.07600.0449总体解的一致性0.9231总体解的覆盖度0.6076
由表4可知，出现3种组态，无论是单个解(组态)还是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0.8，其中，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923 1，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607 6，说明3种组态解释了60%以上的创客精神存在原因，总体解的覆盖率高于组织与管理领域的QCA水平。因此，3种组态可视为创客精神培育的充分条件组合。
3.2.1 教育实践主导型
组态1：主观认知*先前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表明无论个人是否有兴趣，无论社会关系网络是否给予物质或情感支持，只要家庭和学校重视创客教育，创客都将认识到创客活动的价值、意义并投身于创客实践活动，创客精神从而形成。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心理、行为与环境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49]，潜在创客通过家庭与学校教育，掌握创客所需技能和知识，在家庭和学校的物质、情感支持下，参与相关实践，积累相关经验，在实践过程中逐渐认知到创客活动价值与作用，并成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和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当家庭和学校重视创客教育时，个体在认知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此时创客精神生成与兴趣培育、社会关系网络无关。调研发现，潜在创客参与实践的动机存在多样性特征，有些甚至存有功利性心态，如有些受访者参与学校组织的创客实践仅仅是为了“丰富个人简历”、“获奖”或“积累科研经验”，但他们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对创客实践产生兴趣，并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意识，锻炼了动手能力，培养了共享思维。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创客精神培育观，也就是说创客精神并非来源于少数人的天赋或与生俱来，而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与锻炼形成。该发现一方面为创客精神培育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创客运动发展注入了强大信心，这是因为创客一直被认为是基于兴趣的创新实践小众群体，从而产生教育无效的误解。创客教育通过营造创造与实践文化，提供便利的设备设施和分享平台，让学员体会到创造乐趣。美国在2009年就制定了“通过教育达至创新”战略，以让每个学生由消费者转变成创造者[50]。
通过对比3个组态可以发现，该组态的覆盖度远远高于其它两个组态，说明较大比例的创客是通过这种组态培育创客精神的，同时，说明家庭与学校教育以及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实践对创客精神生成十分重要。
3.2.2 兴趣教育主导型
组态2：主观认知*兴趣*先前经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表明无论社会关系网络是否提供支持，只要创客具有兴趣，在家庭和学校的支持下从事创客实践活动，创客精神就会得到提升。调研发现，基于兴趣的创客实践活动具有单纯型和复合型两种。单纯的兴趣驱动是创客完全基于兴趣，利用政府政策和众创空间提供的设备设施，在家庭的支持下从事创客活动，而创客活动与工作生活需求并无太多联系，创客在实践活动中丰富了个人生活，满足了心理需求。例如访谈对象中有一位电子工程师利用业务时间制作了一台木质雕刻机。他制作木质雕刻机并无商业目的，纯粹出于个人兴趣并享受制作过程中的乐趣。复合型兴趣是指将个人兴趣与工作生活需求相结合，从而达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平衡。例如访谈对象中有一位军旗爱好者，他利用擅长的自动化控制技术设计了军旗机，在解决军旗裁判智能化的同时，获取了一定经济收益。
该组态较好体现了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的耦合，即兴趣并非完全天生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兴趣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调研发现，家庭成员、家庭价值观和培养方式对兴趣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在家庭成员中，父亲的职业、兴趣对个体兴趣形成也影响较大。如多位受访者的父亲是教师或工程师，自小翻阅父亲的电子理论等相关书籍，模仿父亲职业或行为，利用父亲提供的设备开展创造性实践活动，并逐渐形成兴趣。家庭中较民主的价值观、尊重个体的教育理念对兴趣形成也具有较大影响——家庭对个体想法予以尊重，与其开展平等对话、相信个体判断力，为创客的兴趣产生营造了宽松的氛围。调研还发现，日益盛行的创客教育培养了创客兴趣，丰富了创客经验，加深了创客认知。一些创客在中学期间就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创客实践活动与创客竞赛活动，较早地开展了创客实践活动，有利于其较早增强感性认识并深化对创客活动的认识。
组态1和组态2都与社会关系网络无关，说明主观认知、兴趣和先前经验等内生因素可以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产生耦合，但难以从社会关系网络中形成主观认知、兴趣激发或经验积累。这种现象主要由两方面原因引起：一是创客仍然属于小众群体，由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创客较少，其影响力有限；二是我国创客运动主要来自政府层面的推动，政府通过媒体宣传、政策刺激、创客教育等方式激发创客的创新创业热情。相比之下，自发式创客活动较少，创客对周围人群的感染力不足。
3.2.3 人际关系感染性
组态3：兴趣*先前经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关系，表明无论潜在创客是否认识到创客运动价值，只有嵌入到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在朋友、家人和学校的支持及影响下，才会从事与兴趣有关的创客实践活动，进而对创客精神产生认知，并逐步向认同阶段跃迁。调研发现，潜在创客嵌入以创客为主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存在直接和间接两个不同路径。所谓直接嵌入，是指潜在创客在创客的邀请或引导下直接参与创客正在开展的创客实践活动；所谓间接嵌入，是指潜在创客由于与创客具有相同的业余爱好或空间距离较近，拥有频繁的接触机会，在潜移默化下逐渐对创客活动产生兴趣并参与创客实践活动。
该组态对传统认知理论提出了挑战。传统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认知-认同-践行”是人们思想、意识内化的基本规律，只有在理论认知的基础上才会产生情感认同，进而产生践行的可能性。而本组态却发现，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人际关系网络的共同影响下，通过培养个人兴趣与积累先前经验，即使对创客运动价值和作用没有形成主观认知，创客精神依然可以生成，也就是说对于有兴趣的潜在创客来说，创客精神可以在教育和实践活动中以潜移默化方式自发形成。对比组态2和组态3可以发现，人际关系网络可以替代主观认知，这是因为人们通过与他人的频繁互动，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人际信任，基于信任，人们产生模仿与跟随等行为，从而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创客精神。
本文以上海、南京、镇江的24名创客为样本，应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探讨创客精神生成机理，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学校教育是创客精神生成的核心且必要条件。无论何种组合，学校教育都是创客精神生成不可或缺的条件，学校教育对创客精神生成具有重要意义。学校通过传授专业知识、提供实践操作平台和机会、营造创新创业文化等方式培育创客精神。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尤其是3D打印、开源硬件、桌面制造技术的出现，对创客的知识和技术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创客需要通过学校教育获取专业知识，为创造性实践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还需要通过学校提供的试验设备设施将创意转变成现实。
(2)创客精神生成存在3个组态。创客精神生成存在教育实践主导、兴趣教育主导和人际关系感染3个组合，且每个组合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能成为创客精神生成的充分条件。该发现从整体视角揭示了创客精神生成的内在机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创客精神研究由单一视角转向整体视角。
(3)基于兴趣的创客实践活动具有单纯型和复合型两种。单纯型兴趣是指创客完全基于兴趣从事创客活动，创客在实践活动中丰富了个人生活，满足了心理需求；复合型兴趣则是指将个人兴趣与工作生活需求相结合，在兴趣的驱使下达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平衡。
4.2.1 理论贡献
(1)本文采用整体视角聚焦于组态效应分析，通过案例比较，找出条件组态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以往研究聚焦于各个变量的“净效应”[51]，以孤立的分析方式理解创客精神生成。这种研究逻辑忽视了自变量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及整体效应。本文采取QCA方法开展创客精神生成机理研究，有效弥补了基于分析思维导致的要素孤立性不足，从而对创客精神生成形成更为完整的认识。
(2)本文运用QCA方法发现，创客精神生成组态的构成要素间存在替代关系。外生要素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内生要素中的主观认知具有替代关系；社会关系网络蕴含的信用机制与主观认知存在功能相似性，使其在一定情境下具有替代关系。该发现从理论上挑战了传统的“认知-认同-践行”思想意识内化逻辑，发现除了基于目标导向的理性创客精神生成路径外，还存在一条基于人际关系感染的潜移默化式创客精神生成路径。
(3)本文运用QCA方法分析了创客精神生成的有限多样性问题。以往研究虽然较全面地分析了创客精神生成的影响因素，但这种“包治百病”式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既未揭示要素的充分性或必要性，也未考虑主体资源禀赋匮乏时的情境性因素，导致创客精神生成理论无法给出具体、可操作化的策略建议，影响了理论应用价值。本文运用组态思维，不仅提供了创客精神生成的3个有效组态，而且明确了各要素在组态中的作用，虽然没有给出所有组态，仅给出有限的3个组态，但任何一个组态都是有效且有依据的。
4.2.2 实践价值
(1)创客精神生成需要发挥各要素的协同作用。影响创客精神生成的3个有效组态均由4个及以上要素构成，是多重因素并发协同作用的结果。创客精神培育应采取开放、包容的培育机制，吸纳多元主体参与，突破体制和地域壁垒，整合各方资源，实现要素的系统性联动，激发创客精神，鼓励更多主体投身创新、创意、创造、创业活动。
(2)基于不同资源禀赋，应选择符合自身特征的创客精神生成模式。对于缺乏兴趣的主体，应在加强创客教育的基础上，深化创客活动认知，深入理解创客活动价值和作用，为自觉践行创客活动奠定思想基础；对于人际关系网络不足的主体，应通过外生因素激发创客兴趣，使兴趣成为创客活动的原动力；对于主观认知不足的主体，则可以通过人际关系网络潜移默化地实施影响，从而形成创客精神。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未来研究需要在以下方面作深入探索：①可以考虑更多情境下的创客精神生成机理，如创客类型、地理位置等，以探索创客在自身情境因素作用下的创客精神培育策略；②加强更多案例收集，以探索和比较不同组态可能存在的非对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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