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以来，武汉陆续发现数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1]，引起不明原因肺炎病毒在随后一个月内迅速波及湖北乃至全国，内地31个省区市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世界卫生组织高度关注这一不明原因肺炎引起的疫情[2]，并将该病毒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以下简称新冠病毒)。至2020年4月28日，在我国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重大阶段性成就、防控形势进入常态化的同时，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却已超300万，部分国家和地区疫情发展仍呈加速传播趋势。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给我国带来了巨大威胁和挑战，病毒的突发性、危害性、扩散性导致国内医疗资源紧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面临威胁，生产和生活秩序被打乱，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为了应对疫情，我国迅速公布并更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相关医学、医疗以及科研机构迅速反应，力求快速、高效解决问题，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减轻疫情对生产生活、社会秩序的影响。如何集中优势推进多方科研力量协同整合及联合攻关，科学有效地应对新冠病毒引发的重大疫情，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探讨。
新冠病毒引发重大疫情暴发后，我国医学、医疗以及科研等相关机构迅速开展了针对性研究，对患者救治、疫情防控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面对这一突发重大疫情，各科研力量如何高效协同整合和集中攻关值得进一步思考。
(1)政府卫生部门和疾控中心发挥主导作用。为有效应对新冠病毒重大疫情，国家卫健委及时根据疫情变化迅速更新防控方案，陆续下发了多个版本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国家疾控中心也随即发布通告，警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危险性，同时联合各地疾控中心即时展开联防联控工作，国家卫健委抽调全国医疗力量陆续驰援湖北。与此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纷纷加强省内防控部署，减少人员互流互通，并积极向湖北疫情重灾区运送物资。
(2)医疗机构和医学类科研部门发挥主体作用。医疗机构、医学类科研部门是本次疫情病理研究、患者救治的主要力量，在疫情科研方面发挥着主体作用。一方面，国家宏观协调，启动“一省包一市”支援模式，包括军队在内的全国各地医疗力量协同配合驰援湖北，以期能够快速阻断疫情传播；另一方面，科研部门在病毒来源、药物研制、诊治方案、传播方式与路径、潜伏时间等多方面的研究持续推进，加快科研成果与临床试验结合。同时，各地方相关科研机构也及时响应号召，如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华西医院等迅速开展相关专项研究[3]。
(3)相关科研支撑单位和社会企业发挥助力作用。除医疗、医学等专业机构开展科研攻关外，其他科研体系、社会力量也积极介入病毒和疫情研究工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临时发布新冠病毒研究专项课题和项目，依托各相关专业团队开展病原学、发病机制、疾病防治等专项问题研究；科技部发布《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现场快速检测产品研发应急项目申报指南》，借助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多方力量共同攻关新冠病毒快速检验的有效良方；教育部科技司印发《关于支持申报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科研专项项目的通知》，发动高校科研力量联合研究新冠病毒重大技术难题。此外，知名互联网企业百度成立疫情及公共卫生安全攻坚专项基金，用于支持药物研发等抗疫工作，免费开放LinearFold算法，缩短病毒RNA分析时间，百度Apollo无人智能防疫车在疫情重灾区投入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疫情传播。
科研协同是指在科研过程中，个人之间、个人与团体或团体之间按照相关约定相互协作完成科研任务的动态过程[4]。而重大疫情下的科研具有复杂性、突发性、专业性，需要多部门、跨学科协调与配合。当前新冠病毒引发的重大疫情对我国科研力量的协同整合进行了一次全面检验，实践表明，相关科研机构在重大疫情风险防控和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科研力量如何进一步高效协同整合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和提升空间。
(1)应急体系和技术研发尚不能完全满足重大疫情应对的实际需求。近20年来，我国经历了数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括2003年“非典”、2009年甲型H1N1流感、2019年非洲猪瘟以及当前新冠肺炎引发的重大疫情，疫情的复杂性、突发性、破坏性和难以预测性对我国现有应急体系提出了巨大挑战。尤其在此次新冠肺炎重大疫情中，已有应急体系在疫情初期没有做到有效监测和及时预警[5]，加上当地政府响应不够及时，同时，对感染新冠病毒的判断标准过于严格，导致无法及时采取相应防控措施。当前，我国应急体系建设、应急预案的实操性和时效性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迭代升级慢，宏观指导有余，细节规范不足，包括科研力量如何迅速响应、关键技术研发体系建设等都需进一步优化。
(2)科研力量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现象。一方面，各科研单位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现象。在跨地区、跨学科、跨部门紧急协同情境下，不同科研单位隶属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不同工作体系，且各科研单位内部研究人员的行为方式、行为准则和规范也依据其所在部门的规章制度行事，当面临紧急协同整合时，各方在响应时效、配合状态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另一方面，各地区、各系统针对疫情成立的科研力量整合度不够。面对突发疫情，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纷纷成立科研攻关小组，鼓励和引导其针对新冠病毒疫情展开专项研究；国家卫健委、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部委也提出了相应的科研攻关项目，而如何有效协同、合理分工，既确保科研攻关重点，又避免出现资源浪费、重复研究等问题是需要加以研究的。
(3)科研共享平台不足，信息互通不畅。相比2003年SARS疫情，如今我国已拥有了更先进和高效的互联网信息技术。2020年1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印发近期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全国各地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网络化技术手段，在疫情研判、检测、排查等工作中充分利用数据红利，及时根据疫情变化快速采取行动。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时间就是生命，而大数据、物联网、信息共享平台就是抢夺救援时间的重要武器，病情现状、人员分布、医疗资源、科研信息、临床试验等多方信息共享可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撑。如百度公司向大众提供春运人员迁徙热力图，利用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有效观测人员流通情况以及生活轨迹，为疫情防控提供重大助力。但是，在疫情防控实践中也存在科研共享平台不足、信息互通不畅的问题，如当前我国区域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规模化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疾控、医疗、科研等部门难以实现高效的信息互通，集约优势难以充分发挥。
(4)应急科技研发领域学科建设相对滞后、专业人才匮乏。应对重大疫情，不仅需要专业医疗人员，也需要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应急人才和科技支撑相关人才。纵观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在应急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存在薄弱环节，部分专业领域甚至存在空白。“非典”事件以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有了长足发展，部分高校开始进行应急管理类学科建设，设立了公共事业管理等相关专业，成立了应急管理学院。但是，应急管理专业尚未形成完善系统的学科体系，从学科、专业、人才整体来看，尚缺乏统一明确的培养规范，如存在理工科高校重视安全技术，综合类高校侧重安全管理的现象[6]。
重大疫情下的科研力量协同整合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参考已有文献，并结合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科研力量的具体行动和相关案例，从个体、组织和互动过程3个维度具体分析其影响因素，形成框架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个体、组织与互动过程三维度影响因素逻辑框架
(1)科研人员、科研团队对疫情的认知程度。是否需要协同以及如何协同整合，首先取决于科研人员、科研团队、科研单位对疫情严重性与可解决程度的认知状态。如果病毒不复杂，传染性、扩散性、破坏性等方面可控，那么一般医疗、医学部门或专门科研机构依靠自身科研技术水平就可以解决。而在新冠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初期，由于对病毒的发生、传播等研究不够，以致相关科研部门和专业机构对疫情严重性、扩散性认知不够精准，以为依靠自身部门力量就能解决。事实证明，新冠病毒引发的重大疫情远超大众和专业机构的研判，这客观上给病毒大范围扩散创造了机会。对疫情的认知程度决定了是否集中科研力量协同配合，以2003年“非典”事件为例，广州当地医疗部门等相关机构未能及时根据不明病状进行快速有效的研判，因首例病情出现与疫情大规模暴发间隔时间较长，没有做到快速响应，以致疫情大规模暴发。
(2)科研人员、科研团队协同整合意愿。不同科研人员、科研团队利益诉求和科研出发点难免有所偏差，不同组织部门对科研协同意愿也相应地有所不同。以科研院所为例，合作意愿较强、合作主动性较高的科研院所往往与企业建立更多合作与联系，而企业保持与各方协作联系对其创新绩效产出有着积极影响[7]。各科研人员、科研团队有着各自的研究领域，不同组织结构、运行体系的参与程度是不同的，团队内部组织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合意愿。同时，由于科研单位领导者在协同过程中发挥着统筹安排、协调沟通的核心作用，其对于协同整合的判断与态度会影响整个科研团队的协同意愿和整合走向。因此，领导者协同治理能力也影响着协同整合效果。此次疫情中，武汉属于疫情重灾区，同时也是高校科研力量高度集中的地区，疫情暴发后，武汉各大高校迅速展开科研协作攻关，以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为例，两校积极响应科技研发政策号召，发挥各自学科专业优势助力疫情防治，同时因其附属医院同属于收治新冠肺炎患者重点医院，其有效协同有利于临床医学部门迅速投入到科技研发之中。
(3)科研人员、科研团队协同整合能力。科研力量协同整合首先需要各科研单位具有相当的创新基础和科研投入，以及对外界知识有一定吸收能力，以确保在科研协作时不会出现较为明显的能力偏差，保证科研项目顺利对接。同时，各科研单位协同配合的关系治理能力也是科研力量协同整合的关键因素之一，任何不同组织间的配合协同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磨合，而协同配合能力则决定了磨合的难易程度，也决定了协同配合的速度与效率。良好的关系治理能力可以增强科研力量协同的情感交互，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使合作更加密切与深入。此外，利益分配也是影响科研力量协同配合的重大问题之一，需要根据不同科研团队和科研单位的科研投入程度、承担风险大小、贡献比例等确定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确保协同配合顺利进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对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科研攻关人员实施职称倾斜政策，将抗疫表现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依据之一，开辟职称评审绿色通道；深圳市以“悬赏制”为组织方式，开展新冠肺炎疫情应急防治科研联合攻关项目，支持和鼓励科研人员、科研团队、科研单位之间进行协同集中攻关。
(1)组织运行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既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也包括规范习惯、行为准则等方面。良好的协同制度环境能在制度上为各科研单位协同配合提供支持和保障，一方面可以为整体合作机制提供制度保障，规范和约束科研人员、科研团队行为；另一方面，不同科研团队、科研单位间的利益诉求也需要制度保障与组织协调[8]。不良制度环境往往抑制协同合作意愿，影响科研协同的积极性。如河北省制定《关于关心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的六条举措》，重点支持一线医务人员科研项目优先申报，放宽科研项目验收期限，为一线医务人员科研合作提供强大助力和保障。
(2)政策导向与资源配置。一方面，合理的激励政策可以激发科研合作意愿与动力，完善的科研评价体系能够使奖励惠及真正产出科研成果的个体和部门，进而带动科研人员和团队全力以赴攻克科研难关；另一方面，人、财、物等资源能否在协同中得到科学合理配置，不仅影响协同积极性，而且还关乎科研协同整合绩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家协调各方科研力量协同配合科研攻关，并给予资源方面优先调配，通过组织疫情防控和科研生产等各条战线的精干力量协同作战，瞄准一线防控救治的紧迫需求，让科研力量和科研成果更多向一线倾斜，并配套财税、金融、商事、政府采购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如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高校新型冠状病毒防治科研攻关的通知》，明确要求各高校集中优势力量开展科研攻关，各大高校纷纷响应并采取协同行动，围绕病毒检测、疫苗研发等领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重大进展。
(3)合作伙伴间的信任合作关系。由于重大疫情具有复杂性、危险性等特性，需要不同科研单位间相互协同合作以更加高效、快速地获得科研创新成果，而在短时间内，不同科研人员、科研团队以及科研单位之间相互磨合、配合需要较好的合作精神和意识，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展开协同合作，而信任的发展对协同配合至关重要，有助于协调知识共享与知识保护之间的关系[9]。有以往合作基础的科研单位之间可以极大提高整合效率，在第一时间迅速展开联合科研攻关，提高科研力量协同配合程度与效率。如斯微生物科技公司作为高科技生物技术公司，在传染病防控等领域一直与各科研院所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由于有着良好的协同合作基础，公司在本次疫情初期就迅速投入到研发合作中，包括与中国疾控中心等相关单位合作开发新冠病毒mRNA疫苗，并取得积极进展。
(4)协同整合文化氛围。人的行为受自身价值观念影响，而科研协同整合需要整合不同科研部门力量，不同科研单位具有不同组织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协同过程中，组织文化、价值观念能否相互尊重与共享融合也是影响协同整合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协同配合认可度更高的组织文化中，往往会有更积极的合作氛围，而积极的合作氛围会提升整体配合度，从而形成协同互动的良性循环。疫情期间，《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文章明确指出战“疫”需要跨学科、跨部门、央地、政企、军民、中西等多方协同合作，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科研成果向一线倾斜，这极大地创设了有利于科研力量协同整合的社会舆论氛围。
(1)科研单位地理空间邻近性。科研力量协同整合不仅强调各科研要素协同配合，也包括整合调动不同区域的力量，而区域间的地理空间条件对整体配合协同也有着一定程度影响。有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合作倾向差异较大[10]，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可用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地区的科学技术发展也不平衡[11]。对个体城市而言，在选择合作伙伴进行技术交互时，其成本受地理距离影响，距离过大将付出额外的知识流动成本[12]。但由于锁定效应的存在，单纯选择相互邻近的城市容易形成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难以获得更加多元的知识流动，而高度发达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理邻近性对协同的影响。如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设立武汉金域公司作为武汉病毒诊断研究分中心，就近为疫情中心地武汉各大医院提供助力，协助疫情检测与科研攻关，充分利用邻近的地理位置优势及时开展合作，提高协同效率。
(2)互动效率与质量。互动指人与人、人与团体或者团体与团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团队间的互动既包括行为上的互动，也包括情感上的互动联结。互动效率和质量可以通过互动频率、互动层次、互动深度以及互动后的绩效表现加以衡量，也可以通过互动得到的自身能力提升显示出来。有效的团队互动过程可以突破资源本身属性，进而在互动中加以利用，并融合发展形成新的成果。因此，科研团队间互动水平提高有利于促进协同创新绩效提升[13]。疫情期间，上海市积极整合市药监局、市科委等政府部门资源成立专家委员会，促进科研与防控联动发展，积极协调和引导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企业等多方科研力量紧密合作，共同推动科研攻关。同时，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13个国家科研机构合作，协同开展科研攻关。
(3)知识与信息共享程度。科研协同整合绩效除受到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相关资源制约外，还受到协同过程中知识与信息流通共享程度的影响。在提高协作的有效性方面，各协同组织间的研究资源平等共享至关重要，尤其是知识信息、研究相关的源数据以及通信技术资源等[14]。有效且高速的信息传播共享有利于各科研团队、科研单位间互动协作，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影响协作效率和成果。基于知识溢出理论，知识的传播及再造是通过知识吸收与交流共享进行的，只有通过稳定的知识与信息共享才能激发出更大创新活力。如中国科技界针对此次疫情设计开发了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组学数据共享与分析系统，为全球多个国家贡献了数万次数据服务，促进了信息数据交流与共享；中国知网也为应对疫情开设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栏，及时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和进展，有力推动了科研协同整合。
重大疫情下，优化科研力量协同整合与集中攻关，需要从战略上发挥我国举国体制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也要从战术上精准施策，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科研单位的创新优势和主观能动性。
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举国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面对新冠病毒肺炎引发的重大疫情，不仅在病患治疗、物资支援、风险防控等方面需要全国范围内的大调度大协同，而且在药物研制、病毒溯源、疫情监测等方面同样需要科研力量协同整合。
(1)完善科研力量协同整合组织制度。建立和完善从中央到地方应对重大疫情科研力量协同整合的组织体制，包括相应的法规制度和必要的政策安排，发挥举国战“疫”组织制度的政治优势，从宏观上把控和调动各方力量、资源，提升科研协同整体效益。
(2)优化科研力量协同整合运行机制。针对重大疫情科研攻关任务和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要明确各项目任务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根据各单位性质、职能以及优势所在，下达各自科研任务，明确责任主体。同时，为鼓励科研创新，需建立科学合理的容错纠错免责制度，并设立督查部门，加强协同整合监察，确保以最高效率进行协同科研攻关，保证科研质量。
(3)营造鼓励协同整合的文化氛围。建立有利于资源共享、协作配合的和谐社会风气，树立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团结进取的文化氛围往往能够潜移默化地给人以积极影响和精神激励，激发科研团队成员的团结精神，在互帮互助中提高配合能力；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能引导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推进科研攻关。同时，发挥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陈薇院士等优秀科研人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优化科研协同文化氛围。
应急管理能力彰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应急管理体系逐渐趋于完善，健全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是提高应急管理能力的必要措施和动力源泉。在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时，不仅需要对当前应急管理体系进行调整和完善，还需要注重科技支撑，加强科研力量的有效协同。
(1)进一步完善国家应急管理科研支撑体系。经过多年不断发展，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总体上较为完善，但应急管理体系中的科研力量仍相对薄弱，尤其需要加强对分子生物学、医疗健康、医疗尖端设备等方面的科研投入。当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要做的不仅仅是防控防治，预估预判更加重要。如投入更多科研力量集中建设信息化平台，以预估风险、交流数据、建立模型等，这都离不开科研协同配合。
(2)强化科研力量协同整合的整体性。在重大疫情下，需要建立纵横结合的科研协作机制，在强化医疗部门、疾控中心、军队防控专业团队等横向科研机构协同配合的同时，也要特别注重科研条线的纵向整合。同时，根据重大疫情的影响和复杂程度，必要时还需动用社会各界科研力量，包括高校及其附属医院、科研院所，以及相关领域企业等，力求各方协同配合形成“拳头效应”。
(3)重视科研力量协同整合的考核评价。发挥科研考核评价的导向和激励作用，从解决疫情实际问题出发，建立科研力量协同整合考核评价体系。对不同科研人员、科研单位可采取不同评价标准，引导科研力量协同整合向频度、深度、广度发展，通过协同整合，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科研团队的知识溢出效应和协同创新效应。
杰出的龙头科研单位往往能够带动行业整体快速发展，承担起科研榜样和先锋的重任。
(1)加大对重点医学、医疗科研单位的投入。医疗部门处于疫情防控防治一线，从基层医务人员到医疗研发团队，每一位成员都是抗疫救援的主力军和有生力量。加大对重点医疗科研单位的投入，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从而集中力量重点攻关紧要项目，提高科研能力，快速产出科研成果。
(2)提高医学、医疗单位的科研水平和协同能力。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医学、医疗研发部门承担着防灾救灾的重大责任，包括检测、诊断、治疗、预防等技术的研发，以及多学科、跨部门协同合作，不仅考验医疗研发团队的科研实力，也是对其组织协调能力的重大检验。领先的科研水平、较强的科研协同能力与组织能力有助于迅速集结科研力量，形成科研优势。
(3)重视疫情应对中科研力量整合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注重对社会现象和有关问题进行研究，而关于疫情的研究，其社会属性同样值得重视。对新冠病毒疫情进行医学研究时，有必要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对疫情防控和应急管理中的制度、体系、运行方式等问题展开研究[15]，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社科部门等科研单位也可协同政府部门进行相关课题研究。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于2020年3月13日发布了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专项，组织国家高端智库、社科界专家学者，重点围绕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特别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展开深入研究，以期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为政府部门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相较于2003年“非典”事件，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此次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能力，利用大数据、5G技术创建新型合作研发平台和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数据、信息实时共享，为科研带来强大助力。
(1)加快人工智能在重大疫情治理中的技术攻关和场景应用。发挥人工智能在患者治疗管理、远程诊断、病毒溯源、疫情监测、资源调配、心理治疗以及健康咨询等方面的助力作用。如华为云医疗智能体向科研部门开放其人工智能研发平台，利用大规模计算机辅助进行药物筛选，为药物研发助力；南京邮电大学物联网研究院、南京边缘智能研究院联合北京德塔精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利用其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科研优势，快速反应，远程协同，根据南京市鼓楼区政府疫情防控需求，针对疫情分析管控关键技术开展突击攻关，在一周内组织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分析及管控平台，其开发的“疫情联防信息电子登记系统”也在多地超市、社区、检查站、园区等防控重点区域推广使用。
(2)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共享平台，促进科研有效协同整合。科研攻关离不开资源、数据共享，通过合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各科研协同单位能及时分享疫情状况和最新科研成果。依托信息共享平台，可以快速集结科研力量，保持科研过程实时跟进与沟通，降低协同部门对地理邻近的依赖，减少因地理距离和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协同障碍。同时，可以强化科研技术的空间联系，降低技术流通的非行政壁垒[16]。2020年3月，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发布《人工智能助力新冠疫情防控调研报告》，报告详细梳理了人工智能在疫情监测分析、药品研发、医疗救治等方面的应用情况，针对热门抗疫产品以及人工智能应用发展进行了深度剖析，提出了加强政策引导、加快核心技术攻关等意见和建议。
重大疫情的风险防控和有效治理不仅需要国内力量，也离不开国际科研力量的支持和协作，国际合作在抗击疫情中至关重要。一方面，需主动对接世卫组织，及时传递疫情发展情况，共享有效治疗方案。我国疫情期间，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来自日本、美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疾控中心、传染病研究所专家组成国际专家小组，与中国密切配合协作，共同进行科研攻关；当国内疫情呈现防控向好趋势时，境外疫情风险逐渐严峻，此时，我国亦通过世卫组织及时与多个国家展开科研技术云交流，实时分享最新科研进展，助力国际疫情防控。与世卫组织进行科研协同，不仅有利于疫情重大科研成果及时与国际社会分享，也为抑制病毒向全球扩散贡献中国力量，履行中国责任。另一方面，在与国际卫生组织积极沟通分享的同时，也需要争取国际优势科研力量支持和协助，吸取先进国家的应急管理经验。如日本由于自然灾害较多，因此拥有较为成熟的预警系统。借鉴它国成熟经验，使我国在突发重大疫情时能够快速响应、紧急部署。
新冠病毒肺炎重大疫情是对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一次突击考验，在展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成绩的同时，也暴露了不足之处，如专业人才不足的短板。应急体系建设的成效归根到底是由应急管理人才决定的，人才培养的力度和深度极大影响着应急管理建设的效果。一方面，要优化应急管理领域科研人才培养的学科布局，着眼于重大疫情发展与应对需求，及时布局病毒预警、病患治疗等领域的紧缺学科和重点学科，并根据新冠肺炎疫情中科研协同所暴露出的薄弱环节，重点加强疫情预判、疫情应对方面紧缺专业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要完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科研协同攻关需要复合型、创新型和管理型人才，重大疫情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要以需求为导向，强化专业学科建设，构建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协同育人模式，特别是依托重大疫情风险治理创新平台，“订单式”培养具备医学、信息技术、公共管理等知识的复合型科研和管理人才。
本研究从个体、组织和互动过程3个维度对重大疫情应对中科研力量协同整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但仍有不足之处。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虽然采用了较有针对性的案例分析法，但因新冠肺炎疫情本身的特殊性、突发性、复杂性等特性，研究中所涉及的案例数量有限，且代表性也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对其推广度和应用度方面可能存在一定影响，未来研究可以选用更加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本文重点研究了疫情初期至疫情大规模暴发时期科研力量协同整合方面出现的问题与不足，对疫情常态化时期以及后疫情时期提及不多，同时由于文章篇幅限制，部分影响因素未能充分囊括。
当前，我国已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疫情防控态势不断好转，科研攻关成果也不断涌现。因此，未来研究将继续结合疫情发展和防控情况，根据不同疫情防控阶段进行相应的研究，重点把握疫情期间科研攻关协同整合的薄弱环节，分别根据具体科研部门、不同科研主体以及协同整合机制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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