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 the Ambidexterity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Help to Improve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The Study on Moderating Effect of Host Country's Regulatory Regime

Xiao Peng，Xuan Shanshan

(Business School，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ng activiti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show obvious ambidextrous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In order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the balanced and the joint dimension of two internationalization activitie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this paper starts from organizational ambidextrous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and conducts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on sample data of 403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o discover: the balanced and the joint dimension of explorator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uti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host country regulatory regime has played a moderating role in this relationship.As the level of the regulatory regime improves,the effect of ambidextrous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has increased.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an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ctivities into exploitativ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xploratory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enrich and refine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and have certain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Key Words: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Ambidexterity;Exploration Nationalization;Utilization Nationalization;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Regulatory regime

DOI：10.6049/kjjbydc.201912085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20)13-0112-08

收稿日期：2020-04-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GL034)

作者简介：肖鹏(1977-)，湖南衡山人，博士，安徽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管理、跨国企业创新战略；宣珊珊(1996-)，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跨国企业创新战略。

0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和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对外投资净额呈现不断递增趋势，进入国际舞台已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战略选择。然而，关于国际化是否真的有助于创新绩效提升这一议题，不同学者得出不同结论。有学者认为实施国际化能够使企业获得更多创新资源和学习机会，有助于创新绩效提升[1-2]，也有学者认为外来者劣势和沟通协调成本增加导致国际化对企业绩效产生消极影响。最新研究指出，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处于不同阶段的企业从国际化过程中获益程度不同[3-4]。

上述文献大都以发达国家或地区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企业对国际化区位和海外经营活动的选择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部分企业选择在发达国家或地区建立研发中心等分支机构，搜寻并吸收东道国先进技术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部分企业则倾向于在新兴经济国家或欠发达地区开展跨国经营，将国际化重点放在利用现有技术知识、开拓新市场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企业选择双管齐下，同时实施两类活动。现有针对我国企业国际化创新绩效的研究对国际化这一关键变量的测量比较粗略，极少有学者考虑到利用性国际化与探索性国际化双元差异，大部分学者仅仅按照是否进行国际化标准设置虚拟变量。然而，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存在诸多将国际化视为单一战略所无法解答的问题。如：为何国际化经营活动会呈现不同选择？不同选择是否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不同影响？企业该如何将有限资源在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间进行合理分配？为深刻揭示不同国际化活动及其匹配关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将组织学习领域双元理论引入国际化研究中，用双元思维看待利用性国际化与探索性国际化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现有研究重点关注国际化经验[5]、资源多样性[6]、研发支出[7]等企业内部因素在国际化与创新绩效间的调节作用。少数研究则从制度整体概念出发，将制度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关注其对企业国际化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8]，但对东道国制度质量特别是管制制度这一具体维度的调节作用探讨较少。很显然,管制制度是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外部因素，甚至是企业进行双元国际化战略选择的重要依据[9]。一方面，遵守东道国管制制度是跨国企业获取外部合法性、克服制度障碍和外来者劣势的关键；另一方面，管制制度越严苛意味着企业需要付出越多时间和资源学习适应东道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制度理论出发，借鉴并运用组织学习领域的双元思维，以403家中国跨国企业为样本,探究探索性国际化、利用性国际化平衡和联合维度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东道国管制制度水平在其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

1 文献回顾

1.1 探索性国际化战略与利用性国际化战略

理论上对探索与利用概念的划分可追溯到组织学习领域。按照知识基础和创新程度不同，组织学习可分为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两类。其中，探索式学习以搜索、发现、实验、冒险和创新为特征[10]，利用式学习则主要是指与公司行为精细化、生产和选择高效化相关的企业活动。探索注重通过差异性试验和学习获取未知领域知识，而利用则倾向于通过本地搜索对现有惯例重复吸收并运用已知领域的知识[11]。Makino[12]首次将探索与利用引入国际商务领域，指出企业国际化有探索与利用两种选择。后续研究更是从理论上明确了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的区分，并将探索性国际化定义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广泛搜索新知识和互补资源的活动，将利用性国际化定义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利用自身资源和知识的活动。早期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研究中，学者强调国际化利用动机，即跨国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将母公司技术转移到海外分支机构以适应东道国市场环境和需求；后期随着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浪潮的兴起，探索性国际化战略在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日趋突出[13]。我国许多企业通过在发达国家建立研发机构获取知识逆向溢出，探索企业长期发展所需的学习资源和机会，进而提升母公司技术水平。

1.2 两种国际化战略的平衡与联合

由于我国跨国企业资源基础通常比较薄弱，如何将有限资源在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中进行合理分配是企业成功应对多元化国际市场、提升创新绩效的关键。有学者认为探索和利用作为企业内部两种不同特征的活动，需要不同的能力和组织文化为其提供支撑，二者在资源使用上具有竞争性，企业往往难以兼顾。因此，权衡取舍成为企业在既定资源限制下的理性选择。后续组织双元领域研究则驳斥了这种“探索和利用的悖论”。一方面，探索和利用可从不同方面提升企业绩效：利用活动关注当下生存，而探索活动强调未来发展。企业必须将资源在探索和利用中进行合理分配[14]；另一方面，有学者提出探索与利用的乘积效应，认为当企业探索活动与利用活动强度都较高时，二者可以互相促进并共同提升企业绩效[15]。

吴航和陈劲[16]在组织学习领域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了双元国际化中平衡维度和联合维度的划分，用探索和利用离差表示两种国际化战略实施程度差距，差距越小，国际化绩效越好。虽然理论上对两种国际化战略的区分已经得到学者广泛认可，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双元视角考察国际化，但由于概念提出较晚，在基于中国情境下国际化创新绩效的研究中，国际化程度[17]、国际化多样性[18]及区位选择[19]等因素关注较多，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平衡与联合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探讨较少。

1.3 管制制度与国际化绩效

制度是人为规定的用以约束和规范组织及个人行为的社会博弈规则。以Scott[20]为代表的组织社会学派提出制度框架下的“三支柱理论”，将制度分为管制制度、认知制度和规范制度3种。跨国企业在国际化运营过程中，必然要嵌入到东道国制度环境中。企业绩效受东道国制度环境影响是跨国经营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制度理论相较于其它理论对国际化过程及绩效的解释力更强，因此制度观已成为学者进行国际化研究最受欢迎的视角。已有研究显示，东道国制度质量不仅影响企业资源获取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还显著影响跨国企业经营决策[21]。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性服务，降低知识搜寻成本和交易不确定性。另外，许多学者还探讨了东道国制度质量在营销战略[22]、区位选择[23]、海外网络嵌入性[24]等对创新绩效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在上述研究中，制度质量都被当作一个整体变量进行综合分析，未将制度3个维度对国际化创新绩效的影响加以区分并进行详尽阐释。在3个维度中，管制制度是约束个体或组织行为的法律法规、经济规则和政府政策等的总和[20]，是制度三支柱中最具法律效力和强制性的层面，来自东道国的管制制度障碍会使跨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生存变得更为困难。已有研究指出，东道国管制制度水平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跨国经营决策，进而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9]。因此，本文整合制度理论与双元理论，分析管制制度在双元国际化创新绩效中的调节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2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2.1 探索性、利用性国际化平衡效应与创新绩效

探索性国际化、利用性国际化各具优势。一方面，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东道国和母国间经济体制、政治制度、文化习惯、市场需求等存在差异。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我国企业无论是技术、资源还是管理能力都处于劣势，在进入国际市场时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大，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和成本协调各国或各地区市场。在这种陌生而复杂的环境中，利用性国际化是更为稳妥的战略选择。跨国企业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和技术，可以发挥组织累积优势，降低沟通协调成本和决策失误风险。但如果企业目光短浅，过度关注现有能力的利用，就会被组织惯例所束缚，受制于现有知识和技术范式，失去可持续发展机会，最终走向衰退甚至毁灭[25]；另一方面，国际市场机遇与风险并存，企业要想激发潜能就必须通过探索活动打破组织僵化、发现新市场、搜寻新知识。探索性国际化是一种更柔性、更创新的国际化战略[26]。然而，实施探索性国际化会给企业带来一定风险，将过多资源投入探索活动势必压缩用于其它活动的资源，企业甚至需要为研发项目源源不断地投入资金，最终导致短期现金流中断，使生产经营陷入困境。

综上所述，如果企业一味强调利用性国际化而忽视探索活动，将遭遇“能力陷阱”[15]，组织惰性使企业无法及时回应迅速变化的国际市场。反之，如果企业仅仅将国际化战略重心放在利用性活动上，不仅会加大跨国经营风险，还会使企业陷入“创新陷阱”[15]，投入大量资源经历多次失败的创新项目有可能被取代。因此，跨国企业应将有限资源在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间进行均衡分配，即实现双元国际化平衡。双元国际化平衡对创新绩效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通过协调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的“度”使其在相对量上更为接近并从结构上降低跨国经营风险；②探索与利用兼顾的国际化战略能够使企业实现现金流量与增长潜力，兼顾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双元国际化平衡效应对创新绩效提升有积极影响。

2.2 探索性、利用性国际化联合效应与创新绩效

探索与利用间的联合效应实质上是探索与利用互补关系的体现，一种国际化活动的实施会提升另一种国际化活动的创新绩效。在资源许可前提下同时实施高水平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可以使企业从消极的“低平衡”状态转换到“高平衡”状态[27]。技术和市场领域的研究已经证实，探索与利用间存在协同效应，两者可共同提升企业绩效[28]。

(1)利用性国际化为企业探索活动开展提供基础和保障。首先，高水平的利用性国际化活动能够创造稳定的利润增长点并实现资金快速回笼，使企业在创新试错过程中没有后顾之忧；其次，只有利用能力提升后企业才有精力关注东道国外部环境，敏锐识别国际市场新需求，为探索性国际化提供导向。此外，消化吸收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现有知识存量和利用程度决定其获取新知识的能力[29]。在进行利用性国际化时，大量利用式学习加深了企业对知识和技术范式内在规律的理解，进而有利于降低企业新知识探索成本，提升新旧知识整合效率。

(2)探索性国际化促进利用性国际化进一步发展。首先，探索性活动扩充了利用性活动的资源基础，对外界环境和陌生领域的探索增加了组织内部资源积累，使企业在开展利用性国际化时拥有更多可供使用的资源存量；其次，探索活动提升了利用活动的经济性。企业运用在国际市场中搜寻到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完善有形设备、提高隐性能力，可减少利用性国际化进程中不必要的消耗与折损，最终提升企业创新产出绩效。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联合效应正向影响跨国企业创新绩效。

2.3 管制制度的调节效应

在实践中，许多处于弱制度环境的企业更倾向于在高制度水平东道国建立分支机构以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如华为在加拿大设立研发中心，海尔在欧洲设立了多家研发机构。然而，制度环境是一个多维度变量，不同维度对跨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同。其中，管制制度是不可忽略的一面。良好的东道国管制制度意味着高效的政治体制、健全的资本市场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规[30]。东道国管制制度对双元国际化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跨国企业初入东道国市场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需要面对来自东道国政府在准入门槛、投资方式、经营模式等方面的制度打压[19]。当企业处于政治体制高效的东道国时，政府治理水平和行政效率较高，腐败程度低[31]，企业进入特定行业或特定市场门槛较低，很大程度上能降低企业寻租成本和应对行政约束的不必要损耗，促使企业将更多资源和精力投入到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活动中。

(2)东道国经济政策主要通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开放度影响跨国企业创新绩效。已有研究证明，东道国经济运行越平稳、经济风险越低，跨国企业在当地经营成功率越高[25]。除此之外，自由化经营空间对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市场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往往对外来企业给予的经营优惠和资金便利越多，如全球化背景下各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跨国企业提供了大幅度税收优惠和经营自主权。

(3)法律法规是管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跨国企业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可以获取一定的外部合法性，从而抵消外来者劣势对创新绩效的消极影响。了解并熟知法律制度是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管制制度水平高的东道国法律法规较完善，跨国企业无需耗费过多精力学习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法律环境。另一方面，法律制度尤其是产权保护制度漏洞会阻碍技术转移，增加跨国企业接受知识逆向溢出的困难[9]，而完善的法律法规能够促进东道国产权保护和契约实施[32]，约束政府过度干预。

综上所述，高质量的东道国管制制度可为企业撑起跨国经营的保护伞，为双元国际化开展提供更多可供使用的资源，使企业同时实施高水平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成为可能，从而“放大”联合与平衡对跨国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而低质量管制制度带来的过高交易成本和寻租费用将增加企业获取外部合法性和接受知识逆向溢出的难度，最终抑制双元国际化创新绩效。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东道国管制制度水平对双元国际化平衡维度与创新绩效关系有积极调节作用；

H3b:东道国管制制度水平对双元国际化联合维度与创新绩效关系有积极调节作用。

由此，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概念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收集与样本选取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数据并进行实证分析。在正式调研前，小范围发放50份问卷进行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结果删除或修改不符合中文语境以及缺乏合理性的题项。为保证数据来源多样性，扩大样本覆盖范围，提高问卷数据可靠性和代表性，通过3种方式发放问卷：一是利用专业问卷调查网站在全国范围内发放问卷500份； 二是在MBA课堂向在职攻读学员直接发放问卷100份；三是委托亲朋好友向跨国企业工作人员发放问卷100份。最终，共发放问卷700份，回收683份，问卷填写者均有跨国企业工作经历。数据收集后，将填答严重缺漏、答案呈现明显规律性的问卷作为无效数据剔除。最终得到有效数据403份，有效回收率为59%，有效回收率和样本规模符合研究需要。

被调查对象所在企业涵盖多种行业、多种所有制性质。经营年限3年以上的企业占绝大多数，这是因为经营年限长的企业为跨国经营积累了充分的资源和能力，同时这类企业国际化战略比较稳健且有利于研究开展。样本企业中员工人数10 000的企业占比不足10%，这与我国大规模以上企业占比较少的管理情境相符合。另外，针对3种来源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3种来源数据没有显著性差异，故3种来源数据来自同一群体，可以合并使用(见表1)。

3.2 变量定义

本文采用国内外已有成熟量表，按照汉语语言规范和习惯并结合研究内容进行适当修改。所有题项均采用Likert七点量表进行衡量，得分为1～7分，分数越高代表被调查对象越认同该题项内容。

(1)被解释变量：创新绩效。创新绩效是对企业或组织生产某个新产品或实施某个新项目全部产出的综合评价[33]。由于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学者对创新绩效的衡量尚未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创新绩效的狭义概念是指创新成果推入市场后取得的效果，因此可用新产品销售额在总销售额中所占比例、新产品研发速度衡量[33]；也有学者从创新绩效广义概念出发，认为创新过程中更重要的是新技术、新理念的出现和推广，因此用研发投入、专利数量、主持或参与的标准数、管理制度与程序完善程度等多项指标衡量创新绩效[34]。本文综合上述两类观点以及Baker & Sinkula[35]的研究，采用新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比例、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主持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项数、主持或参与制定行业标准项数5个综合性题项衡量创新绩效。经测试，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2)解释变量：双元国际化平衡与联合。虽然组织学习领域对探索和利用双元效应的认知已经比较成熟，但双元理论在国际化层面的探讨还较少，仅有少数学者在研究中提出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具体衡量方法。本文参照Makino[12]对探索性国际化及利用性国际化的理论定义，选用国内学者吴航等[16]的测度题项，具体题项如表2所示。同时，在考察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内部匹配效应时，借鉴组织学习领域计算方法[15]衡量两类国际化活动的平衡和联合效应。具体来说：一方面，首先求出二者的绝对离差，由于绝对离差越小两类国际化活动越趋于平衡，而因变量值越大创新绩效越优，同时由于两者绝对离差在0～4.40之间，为便于后期进行回归分析，再用 5 减去二者的绝对离差测量双元国际化平衡效应；另一方面，双元国际化联合维度的本质是一种互补效应，因此用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的乘积衡量双元国际化的联合效应。

(3)调节变量：东道国管制制度水平。管制制度是Scott三支柱理论的重要维度，同时管制制度内部可分为若干层面，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中，Busenitz[36]和黄胜[8]的量表既涵盖了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3个静态层面，又考虑了动态层面制度稳定性，并被证实具有良好信效度，得到学者普遍认可。因此，本研究采用该量表对东道国管制制度水平进行衡量。

(4)控制变量。研究显示,企业规模、企业年龄[37]、所有权性质、所属产业类型[38]及销售收入[39]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存在积极影响机制，因此在研究双元国际化创新绩效时需要对以上因素进行控制。其中，企业规模和年龄分别用员工人数与经营年限衡量，所有权性质和所属产业类型则设置为哑变量处理(取值0代表非国有企业，1代表国有企业；0代表非制造业，1代表制造业)。

3.3 信效度分析

问卷可靠性是数据合理性与正确性的保证，本文从内部一致性出发，采用系数衡量问卷题项信度。如表2所示，探索性国际化、利用性国际化与管制制度系数分别为0.871、0.864、0.879，均大于0.7，因此可以判断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即信度达标。此外，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构念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6，AVE值大于0.5，聚合效度通过检验。同时，将表2与相关性分析表比照发现，每个构念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对应相关系数矩阵，因此判定问卷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4 研究结果

4.1 相关性分析

为初步验证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本研究运用SPSS25.0软件，采取Pearson相关法对所获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以验证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国际化双元平衡维度与创新绩效间的相关系数为0.266，p值小于0.01，说明平衡维度与创新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国际化双元联合维度与创新绩效间相关系数为0.357，p值小于0.01，说明联合维度与创新绩效正相关；管制制度与创新绩效间相关系数为0.428，p值小于0.01，说明管制制度与创新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4.2 回归分析结果

为进一步验证上文提出的假设，本研究采取层级回归方法对国际化双元平衡、联合维度与创新绩效关系以及管制制度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首先，将企业所属产业、所有权性质、上年度销售收入、员工人数和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1。其次，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引入自变量平衡维度和联合维度建立模型2和模型3。回归结果显示，平衡维度与联合维度正向影响创新绩效(β=0.262,p<0.001；β=0.335,p<0.001)，主效应H1和H2得到验证。再次，将调节变量东道国管制维度引入模型5，再将调节变量和自变量的交互项引入模型6检验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东道国管制制度正向调节平衡维度、联合维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β=0.294，p<0.001；β=0.339,p<0.001)，H3a和H3b得到验证。至此，全部假设得到验证。同时，全模型调整后R2为0.490，模型解释力度较强；所有模型VIF最大值均小于3，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见表4)。

4.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数据分析的可靠性、提高研究的严谨性，将样本按照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分为两组，并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分别如表5和表6所示。从中可见，两种检验结果均与表4回归分析结果相吻合，即双元国际化平衡维度、联合维度与创新绩效正向关系非常稳健，系数在所有模型中都显著为正，东道国管制制度的调节作用也得到验证。

5 结语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讨论双元视角下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内部匹配效应对跨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对东道国管制制度水平在二者间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通过分析403份问卷数据，得出以下结论：①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间平衡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积极影响。只有将资源在两类活动中均衡分配，兼顾利用现有资源、技术，并探索外部资源与前沿技术，才能将二者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最大化；②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存在互补效应，二者联合维度正向影响创新绩效。同时，实施高水平的探索与利用既能降低跨国经营风险，又能避免企业发展陷入僵局；③东道国管制制度在双元国际化平衡、联合与创新绩效间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管制制度水平越高，跨国企业获取资金、技术、人才难度越小，越有资源投入到双元国际化活动中。

5.2 理论贡献

(1)本文以我国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双元国际化平衡效应与联合效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对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现有文献进行了有益补充。同时，以往研究对国际化的测量过于粗略，忽视了新兴经济体企业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并存的明显特征。本文将组织学习领域双元理论扩展至国际化研究中，为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理论划分提供了实证证据，丰富了双元国际化内部匹配效应研究，为后续关于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研究提供了针对性理论支撑。

(2)本文揭示东道国管制制度水平在双元国际化与创新绩效中的调节作用，对制度理论在国际化领域的应用作了有益补充。已有关于双元国际化的文献中，学者着重关注企业自身异质性对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本文将现有针对双元国际化研究的关注点从跨国企业内部延伸至外部环境，扩展了双元国际化理论和制度理论研究边界。

5.3 对策建议

本文为企业管理者制定并实施国际化战略提供以下建议：

(1)跨国企业在资源允许条件下应同时实施利用性国际化与探索性国际化战略，尽可能保持两类国际化战略平衡协调。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既要充分利用自身现有优势和国外市场技术资源及物质资源，生产出更多满足国外顾客消费需求的产品，也要在东道国良好的创新环境中获取成果溢出和高层次研发管理人才，探索与利用双管齐下，积极参与或主持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制定，打出探索与利用国际化经营组合拳，不断提高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从国际化经营中获取更多创新绩效。

(2)跨国企业应意识到保持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联合互补的重要性，两类国际化活动各有优势，利用性国际化能够促进企业短期现金回流，探索性则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互补效应的实现需要跨国企业同时进行高水平的探索性国际化和利用性国际化。因此，企业应尽可能获取更多技术、信息、资金、人才等资源支撑，学习国际化经营相关知识和先进经验，提升双元国际化经营能力，在均衡发展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的基础上，实现利用性国际化与探索性国际化互补效应。

(3)东道国管制制度水平放大了双元国际化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在管制制度水平更高的东道国，健全而稳定的制度体系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并遵守东道国各种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从而减少信息传递障碍并获得更高的外部合法性。因此，企业应认识到东道国的制度差异，选择政治效率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开放度高、法律法规健全并稳定的东道国。

5.4 不足与展望

本文尚存在以下不足：①在数据获取上，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容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②制度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是一个动态且渐进的过程，本文仅采用横截面数据，后续研究可采取分时抽样方法收集数据，为制度因素在国际化过程中的持续性影响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证据；③处于不同生命周期和不同国际化阶段的双元国际化创新绩效不同，后续研究可对此进行区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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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敬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