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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加激烈的竞争使制造企业为获取持续竞争优势逐渐由封闭式创新向开放式创新转变[1]。在当前开放式创新背景下，与上游供应商合作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是制造商提升自身价值创造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双方的合作创新并非总能实现制造商价值增长，究其原因，除二者协作方式不恰当外[2]，供应商创新潜能不足是导致合作失败的关键。供应商创新性是供应商创新潜能的重要体现，具备高创新性的供应商不仅能通过开发新工艺、新技术直接改进产品，还能更有效地响应制造商需求，如采取创新活动满足制造商对成本、质量、柔性和产品开发的要求，以及为出现的业务问题和挑战提供解决方案[3-4]。随着供应商创新性在制造商创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提升供应商创新性成为制造商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国企业提高供应商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环。
制造商与供应商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供应商能力提升效果[5]。如均胜电子与一汽大众具有长达十年的供应合作关系，在一汽大众带动下，其产品开发、成本控制、项目管理等能力实现极大提高，成为面向国际的具有一流创新开发能力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均胜电子通过与一汽大众间的合作关系获得了更多提升其能力的资源。存在于制造商与供应商关系中的所有资源构成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6]。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水平决定制造商与供应商协同效果，影响供应商从关系中获取动态资源并提升创新能力的程度。但现有研究主要以二元关系为情境，关注制造商管理实践、关系特质等对供应商创新性的影响，对制造商构建并有效利用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进而激发供应商创新性的过程仍不明晰。
供应链管理相关研究表明，制造商与供应商大量频繁且密切的联系，使产品或工艺创新诀窍、产品技术路线以及市场需求等学习经验和隐性知识的交流与相互渗透[7-8]，有利于二者知识交叉、整合[9]。制造商驱使并帮助供应商整合蕴含在双方关系中的知识(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不仅能有效推动供应商知识更新，还有利于其准确解读制造商需求，提高知识转化效率，增强为满足制造商需求而投资新资产和能力建设的动机，为供应商创新性提升提供重要契机。因此，需要进一步检验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在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与供应商创新性间可能发挥的桥梁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制造商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对供应商创新性的作用机理，解释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的中介作用，为激发供应商创新潜能提供理论指导。
1.1.1 供应商创新性
供应商创新性最初是指供应商开发新工艺、引进新产品的能力，反映其组织层面对创新的导向[10]。随着开放式创新思想越来越强调供应商创新潜能，供应商创新性逐渐跨越组织边界向制造商—供应商关系渗透，内涵进一步扩展[ 2]。在制造商—供应商关系中，制造商除期望供应商具备卓越的创新能力外，还需要其共享创新想法，并根据自身需求进行适应性产品创新[1]。因此，供应商创新性代表供应商生成和实施新想法、新工艺、新运作方式的能力，以及探索新机会并为支持制造商新产品开发而投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的意愿[5]。
1.1.2 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理论将组织间关系看作一种增值的无形资产，能提升关系成员的收益[11]。近年来，供应链管理相关研究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概念描绘供应链成员间关系的复杂特征，以及形成关系的个体间交互，特别是制造商与供应商间关系的特征[6,12]。
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是双方经过长期交互积累形成的价值资产，代表嵌入在关系中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包括通过关系可调动的知识、技术，以及可获得的市场、商业机会等[13]。根据Nahapiet&Ghoshal(1998)对社会资本维度的划分，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可以从结构、认知和关系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其中，结构维度关注关系中非人格化的结构嵌入，反映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的整体联结模式[8]；关系维度关注关系的人格化内容，是制造商和供应商经过长期互动形成的信任、期望等[14]；认知维度描述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存在共享价值观、目标、理解和语言等，反映双方在价值观和认知上的一致性程度[15]。
由于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涵盖双方社会关系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价值观，如二者间的联结、信任水平和价值观[16]。因此，分别选取交互联结(结构资本)、信任(关系资本)和共同愿景(认知资本)作为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各维度的考察侧面[17]。
1.1.3 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
知识基础观指出，知识是组织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组织能力本质是对知识的整合[18-19]。组织战略和供应链管理相关研究将知识基础观拓展至供应链上游，对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的知识整合进行了探讨，发现双方知识的反馈循环与迭代共享能够打磨和提高二者的核心能力[20-21]。由于供应链企业间协同不再只要求信息共享运作机制逐步改进，而是需要对协同中出现的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帮助对方更好地开发创新策略和产品，以获取竞争优势[22]。如Malhotra等[23]认为，合作伙伴使能的市场知识创造(partner-enabled market knowledge creation)是企业与合作伙伴共同扩展知识基的能力，有助于企业更好地理解竞争和市场需求，从而提供新类型产品和服务。因此，协同中供应商知识整合水平与制造商的参与息息相关。基于此，本文提出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manufacturer-enabled supplier knowledge integration)概念，代表制造商向供应商共享知识，并为实现共同目标，帮助供应商理解和组合双方知识，从而创造新知识的过程。
以往研究对如何实现知识整合主要有两种观点[24]。其中，实现知识整合需要转移与共享知识这一观点允许知识在知识源间传递，从而促进相互学习。但如果需要整合隐性知识，转移与共享将变得困难且缓慢，这是由于隐性知识是通过经验、技能、专业知识以及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的，需要与个体私有知识结合[19]。尽管转移与共享对知识整合非常重要，但无法扩展到组合不同知识基、生成新知识。因此，知识整合的第二个观点强调通过组合不同个体私有知识创造新知识，以实现特定目标[25]。基于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实现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有两个过程：①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共享，代表制造商驱动与供应商间交流与共享有形的、易于记录和传递的知识(包括详细的设计蓝图、产品需求数据、培训与教育程序、制造工艺等)，也叫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共享；②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富集，即制造商引导供应商理解自身需求并构建新知识利用模式，拓宽和加深供应商知识基，使其能够充分探索双方知识协同潜能，实现新知识开发，也叫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富集。
1.1.4 理论框架构建
已有研究指出，在制造商—供应商关系中，制造商通过帮助供应商解决问题与改进绩效、进行联合产品开发、建立合作纽带等活动，促进双方关系租金生成，进而驱动供应商创新性[4]。此外，存在于制造商—供应商关系中的交互机制、文化接近性、环境动态性[6]以及供应商客户导向与制造商控制[10]也是影响供应商创新性的关键因素。然而，制造商—供应商关系中的资源，即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作为实现双方价值创造的重要基础，在供应商创新性提升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仍未得到广泛关注。尽管李勃等[27]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分析了供应商参与技术创新的效能提升机制，但主要将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作为制造商进入供应商优先客户序列的重要基础。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作为关系价值的重要体现，有助于描述双方完整关系集，解释组织间资源流动[14]，不仅为供应商生成新知识和技能提供机会，还决定供应商在关系中所能动员的现实及潜在资源数量和质量，对供应商创新能力以及其对制造商的创新贡献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以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为自变量，供应商创新性为因变量，探究其内在关系。
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组织如何通过社会关系形成和扩展社会资本，以及如何获取和利用社会资本产生回报[28]。组织从既定合作伙伴间社会资本生成利益的能力依赖于从关系中得到的知识是否容易整合于实践[29]。整合内外部知识有助于供应商开发新组合方式，刺激其创造力，加速新想法产生[30]。而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可为双方交流与沟通创造机会，增加组织间知识流动和迭代共享，促进供应商获取外部知识，支持其知识基更新。同时，随着社会资本的积累，稳定的互动强度与频率、相互信任与目标一致性提升了供应商配合度，使制造商更容易根据自身需求引导供应商提炼获得的知识并以新的方式组合，促进其根据制造商需求开发适应性产品或工艺创新。因此，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在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与供应商创新性之间可能具有中介作用。
本研究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管理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提升供应商创新性。具体而言，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对供应商创新性提升起什么作用？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是如何通过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影响供应商创新性的？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构建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框架
1.2.1 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与供应商创新性
交互联结反映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所有正式、非正式交互的形式和强度，包括员工之间、员工与负责人之间、职能部门之间等[8]。交互联结强调制造商和供应商保持产品、技术、市场等的交互活动，建立重复、紧密和交叉式的交互关系，为供应商提供更多学习机会，增强供应商创新能力。频繁、紧密的互动加速制造商与供应商细节信息共享，有利于向供应商转移更复杂的信息[31]，并减少可能发生的传输错误，提高供应商的信息接受程度。复杂的信息为供应商新想法、新技术、新产品的产生提供了支持，同时提升了供应商根据制造商需求和市场变化调整自身生产工艺或产品技术原型的意愿，为制造商创新提供更好的服务。
信任代表交换双方对彼此可靠性的信心，包括以对方能接受的方式运作、不利用对方的弱点等[14]。高水平信任为制造商与供应商资源互换创造了安全的环境[32]，使二者在关系中更加开放，供应商也更容易接受制造商传递的知识、信息，并愿意应用于创新中，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由信任产生的亲密感能提升双方沟通频率以及协调的灵活性，使供应商更快速地响应制造商需求，并生成更多创新想法。此外，信任有助于降低制造商对供应商的监控成本，以及对第三方介入协调的需要[8]，促进双方深度合作，增强供应商风险承担能力，鼓励其为实现创新投资新想法、产品和技术。
共同愿景体现制造商与供应商的集体目标和愿望，表示双方对合作活动和结果的共同理解程度。共同愿景有利于制造商与供应商对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和机会产生一致观点，包括如何改进现有产品或技术，以及如何实现期望的创新等，使双方预见到整合知识和资源能带来的潜在价值[33]，为供应商创新提供新思路和见解，促进其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贡献创新资源。此外，共同愿景可以看作二者间整合机制，减少由于认知距离过大造成的资源协同阻碍[34]，降低双方因理解差异而产生冲突的可能性，提升交互开放程度，促进创新想法交换，增强供应商创新积极性。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制造商和供应商的交互联结水平与供应商创新性呈正相关关系；
H1b：制造商和供应商的信任水平与供应商创新性呈正相关关系；
H1c：制造商和供应商的共同愿景水平与供应商创新性呈正相关关系。
1.2.2 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与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
交互联结为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信息、知识流动提供了渠道。交互联结越丰富，实现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机会越多。一方面，高水平交互联结代表制造商与供应商具有高强度的联结纽带和稳定的交互关系，为信息与知识共享创造环境和机会[7]。牢固的联结促使制造商和供应商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进行高频率且灵活的大范围知识访问，并形成惯例，有效降低双方知识转移难度。而稳定的交互关系促使制造商和供应商以更积极的态度利用访问对方知识的机会，提高在互动中使用“私人知识”的频率[35]。另一方面，交互联结丰富且紧密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将更频繁、开放地参与讨论，并期望在讨论中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有机会针对理解偏差作出解释，进而提高制造商向供应商转移知识的精准性以及供应商知识转化的效率和效果。频繁交互以及紧密的关系使制造商对供应商期望更高，制造商会采取更多有利于供应商的行为，如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分享更多成功经验等。同时，由于交互联结将制造商与供应商大量内部组织联系在一起，简化了知识应用的必要协调，促使供应商利用制造商转移的知识，以改进现有缺陷或产生新想法。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制造商和供应商交互联结水平与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共享呈正相关关系；
H2b：制造商和供应商交互联结水平与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富集呈正相关关系。
信任来自于以往交互经验，是对双方交换模式和结果的积极期望，为制造商帮助供应商实现知识整合营造良好氛围。首先，信任有利于减少对对方潜在机会主义行为的担忧，提升合作预期，提高制造商和供应商的开放性，从而通过增加信息和知识交换数量、质量及类型，促进双方知识转移，实现知识共享[33]。其次，在信任关系中，制造商更愿意分享私有知识，并帮助供应商为实现共同利益以适当的方式使用，而供应商也愿意将知识应用于双方互利互惠中。信任使供应商在面对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时，更有可能寻求制造商的建议，并通过讨论，在制造商帮助下拓展、深化现有知识基，甚至生成新知识。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制造商和供应商信任水平与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共享呈正相关关系；
H3b：制造商和供应商信任水平与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富集呈正相关关系。
共享愿景是实现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的粘合剂，依赖于双方共享的语言、词汇、经历等。因此，当共同愿景水平较高时，说明存在大量共同知识与一致理解，能有效改善关系中知识流动的方向和强度[36]，使知识更容易在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转移。此外，共同愿景为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了一个认知地图，有助于二者更清晰的认识到如何组织信息与知识完成共同任务。在共同愿景较高的关系中，制造商和供应商对工作期望、目标结果以及运作中应使用的具体模型有更清晰地一致理解，使得制造商能够帮助供应商快速地将信息和知识处理成实现共同目标需要的模型，提高供应商知识转化效率，促进新知识生成，丰富供应商知识基。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4a：制造商和供应商共同愿景水平与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共享呈正相关关系；
H4b：制造商和供应商共同愿景水平与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富集呈正相关关系。
1.2.3 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的中介作用
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能帮助供应商根据制造商需求改进已有产品、生产工艺或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提升供应商创新能力，并增强其向制造商贡献创新资源的意愿[29]。作为知识的重要来源，制造商共享的技术知识涉及新功能需求、技术原型改进和其它新想法，不仅能增加供应商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还为其开发新产品、改进现有产品提供了依据和思路。同时，制造商根据自身需求，引导并帮助供应商转化获取的知识，不仅能加快供应商产生创新想法的速度，提高知识转化效率，还有助于提升供应商对实现创新收益的信心，增强其投资创新并与制造商共享的意愿。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5a：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共享与供应商创新性呈正相关关系；
H5b：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富集与供应商创新性呈正相关关系。
尽管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为供应商创新行为提供了资源支持[5]，但其并不是增强供应商创新性的充分条件。供应商创新性提升需要供应商从关系资源中提取互补和异质性知识并重新组合，进而促进新想法的产生、实验和开发。因而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可以看作是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与供应商创新性影响关系中的一种重要解释机制。
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为制造商价值信息向供应商转移提供环境，有助于供应商掌握并理解大量关于制造商需求和产品技术路线的知识[37]。而丰富且深刻的知识是形成供应商客户专业化和产品差异化能力的核心[29]，为供应商产品和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同时，当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具备较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时，更容易形成互惠承诺，以使制造商主动帮助供应商解决创新过程中的问题，提高其知识整合与吸收能力，降低创新成本，缩短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时间，从而增强供应商为满足制造商需求进行价值创造的投资意愿和效果。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6：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在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与供应商创新性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对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和供应商创新性的测量主要参考现有研究中的成熟量表，根据制造商与供应商合作关系研究情境适当修改，形成初始量表。选取西安市6家装备制造企业进行访谈，并请企业中高层管理者评判量表中用语是否合适、有无歧义存在。根据反馈意见对量表进行修正并形成正式问卷，确保问卷内容准确反映我国制造企业实际情况。所有题项均采用Likert5点量表，其中1～5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变量测度如表1所示。
(1)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分别借鉴Villena等[8]的结构资本测量量表、Chang等[35]的信任测量量表和Parra Requena等[38]的认知资本测量量表。其中，Villena等的研究情境与本研究基本一致，从公司层、职能部门层等层面准确描述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交互联结的表征，共3个题项；Chang等从信守彼此间承诺、提供准确信息、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等方面对信任进行测量，测量内容能准确反映合作伙伴间的信任，但由于研究情境差异，在保留原题项主要测量内容的基础上，根据本研究情境重新设计，共5个题项；Parra Requena等的测量包括追求共同使命和目标、拥有相同抱负和愿景等方面，充分反映组织间共同愿景的程度，以此为基础进行适当修改，共5个题项。
(2)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主要基于制造商—供应商关系中知识整合的概念内涵，部分参照Malhotra等[23]关于合作伙伴使能的知识创造以及Jayaram&Pathak[20]关于组织知识整合的测量量表，根据本研究情境自行设计，包括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共享和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富集两个维度。经过企业访谈删减后，最终确定用4个题项测量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共享，4个题项测量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富集。
(3)供应商创新性。区别于以往研究将供应商创新性等同于供应商创新能力的方法，本文借鉴李娜等[2]对供应商创新性的测量量表，从供应商创新能力和共享意愿两方面进行测度，共5个题项。
(4)控制变量。考虑到制造商与供应商交易关系持续时间可能对供应商积累创新需要的经验和知识产生影响，选取关系长度为控制变量，用供应商与买方建立交易关系年度到2018年的年限差度量。
选取我国装备制造企业为调查对象。主要考虑装备制造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品技术含量高、生产工艺精密，注重研发和技术投入，企业对供应商创新潜能的要求更高。此外，持续强化的行业竞争、国家政策导向要求装备制造企业不断提升创新速度，各种压力促使装备制造企业增加与其供应基交互，以获得更多外部创新资源，从而提升自身竞争力。
表1 变量测度
变量名称测度我公司和该供应商的人员间存在频繁而紧密的互动交互联结我公司和该供应商存在跨职能部门人员间互动(如采购和研发)我公司和该供应商存在跨层次人员间互动(如经理和工程师)该供应商值得信赖该供应商在合作中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该供应商在合作中不会利用我们公司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信任我公司和该供应商都信守对彼此的承诺我公司和该供应商都相信彼此提供的信息是正确的我公司和该供应商有共同的抱负和愿景我公司和该供应商对追求合作关系的共同目标具有热情共同愿景我公司向该供应商分享我们的目标我公司了解该供应商的战略和需求我公司和该供应商就如何使合作关系发挥预期的效果达成一致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共享我公司向该供应商提供准确的产品需求信息我公司向该供应商展示如何在生产中使用它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我公司和该供应商共同组织工作培训,增加彼此的知识我公司和该供应商定期组织会议,增加彼此的了解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富集我公司帮助该供应商更全面地理解我们的需求我公司帮助该供应商更准确地理解产品路线图我公司对该供应商产品设计修改提供建议并投入资源我公司对该供应商新产品开发提供建议和技术指导该供应商总能快速推出新产品该供应商总能提供前沿技术供应商创新性 该供应商总能积极探索新的问题解决思路该供应商愿意向我公司共享其技术信息该供应商愿意将其关键技术应用到我公司产品创新中
以中国制造企业协会公布的《2017年中国装备制造业100强》、《2017年中国仪器仪表二十强》、《2017年中国汽车零部件二十强》等榜单中共计240家装备制造企业为对象，形成初步调查名单，剔除其中的重复企业，最终剩余拟调查企业216家。以电话访谈为主，电子邮件和纸质问卷邮寄为辅的方式发放正式问卷，问卷由企业中与供应商有密切接触的技术人员和采购主管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调查从2018年1月持续至5月，共发放问卷432份，回收347份，剔除其中填写不完整的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286份，有效回收率为66.2%。样本特征分布如下：被试者职务方面，技术人员占36.4%，采购主管占63.6%；被试者工作年限方面，5年以下占17.1%，5～10年占35.3%，10年以上占47.6%；企业所在行业类型方面，机械设备制造占45.5%，汽车及船舶制造占20.6%，仪器仪表制造占12.2%，其它占21.7%；与关键供应商关系长度方面，10年以内占19.4%，10～20年占42.3%，20年以上占38.6%。
使用SPSS19和AMOS18软件检验量表的信效度。通过反映量表内部一致性的Cronbach's α系数和组合信度判断信度，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交互联结、信任、共同愿景、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共享、供应商使能的知识富集和供应商创新性6个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介于0.759～0.881之间，均大于0.7的可接受标准；组合信度CR值介于0.788～0.882之间，均在0.6以上，表明量表内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水平。
效度检验通过考察量表的内容效度、区分效度和聚合效度进行评估。6个变量的量表均来自或改编自相关研究中的成熟量表，且通过企业认定，因此可以认为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区分效度和聚合效度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模型对比，六因子模型各拟合指标优于其它替代模型，均达到适配标准，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六因子模型中各测量项目与潜变量间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5的临界值，各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5，说明测量项目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对样本数据进行Harman单因素法检验，结果显示，总解释量为65.4%，且第一因子的解释量为15.9%，低于30%，因此不存在单因子解释大部分变量变异的情况。同时，表2显示，加入潜变量共同方法偏差形成的七因子验证性因子模型与六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无显著差异。以上两种方法的检验结果表明，样本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χ2 / dfRMSEAGFIAGFINFITLICFI单因子3.5840.1350.5990.5230.5110.5470.586二因子3.5980.1350.5990.5210.5110.5440.585三因子3.1850.1240.6220.5450.5710.6170.654四因子2.6150.1070.6740.6030.6520.7170.747五因子1.7390.0720.7800.7270.7720.8700.886六因子1.1430.0320.8640.8280.8530.9750.978七因子1.1120.0280.8690.8340.8580.9800.98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呈两两显著正相关，且变量间相关系数均低于0.8，说明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为进一步检验理论假设提供了支持。
采用AMOS18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为明晰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供应商创新性之间的具体关系，设定两个结构方程模型。模型M1为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对供应商创新性的直接作用模型，模型M2在M1基础上加入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形成包含中介变量的间接作用模型。模型M1和M2的拟合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两个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高于0.8，处于可接受数值区间，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模型可接受。模型M2标准化估计结果如图2所示。
表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注：**表示p<0.01
变量MSD123456CRCronbach's α交互联结3.3890.5990.7440.7880.788信任3.3870.5810.414**0.7740.8820.881共同愿景3.5070..6730.272**0.277**0.7710.8540.853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共享3.6920.7730.336**0.323**0.359**0.8040.8460.847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富集3.5070.7190.373**0.387**0.446**0.362**0.7750.8570.856供应商创新性3.9590.7450.531**0.503**0.542**0.601**0.686**0.7080.8340.759
表4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
模型χ2 / dfRMSEAGFIAGFINFITLICFIM1(直接)1.2030.0380.9010.8660.8800.9720.977M2(间接)1.1070.0270.8710.8360.8590.9810.984
图2 结构方程模型M2标准化估计结果
表5、6分别报告了模型M1、M2各影响路径检验结果。通过对比模型M1和M2的路径系数，结合图2分析得出，模型M1中，交互联结→供应商创新性的路径系数为0.434，p<0.001，信任→供应商创新性的路径系数为0.205，p<0.05，共同愿景→供应商创新性的路径系数为0.475，p<0.001，说明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的3个维度均对供应商创新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M2中，交互联结→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共享的路径系数为0.308，p<0.01，交互联结→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富集的路径系数为0.279，p<0.01，说明交互联结对制造商—供应商知识整合的两个维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信任→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共享的路径系数为0.133，p<0.05，信任→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富集的路径系数为0.174，p<0.05，说明信任对制造商—供应商知识整合的两个维度均具有正向影响；共同愿景→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共享的路径系数为0.322，p<0.01，共同愿景→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富集的路径系数为0.416，p<0.001，说明共同愿景对制造商—供应商知识整合的两个维度均具有正向影响；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共享→供应商创新性的路径系数为0.342，p<0.001，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富集→供应商创新性的路径系数为0.471，p<0.001，说明制造商—供应商知识整合的两个维度均对供应商创新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较于模型M1，模型M2中，交互联结→供应商创新性的路径系数为0.223，p<0.01，该路径的显著性未发生变化，说明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在交互联结与供应商创新性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信任→供应商创新性的路径系数为0.033，p>0.05，共同愿景→供应商创新性的路径系数为0.127，p>0.05，两条路径的显著性均发生变化，说明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在信任与供应商创新性、共同愿景与供应商创新性中均起完全中介作用。
表5 模型M1标准化路径系数
注：*表示p<0.05，***表示p<0.001
路径标准化路径系数T值对应假设检验结果交互联结→供应商创新性0.434***4.298H1a通过信任→供应商创新性0.205*2.408H1b通过共同愿景→供应商创新性0.475***5.166H1c通过
表6 模型M2标准化路径系数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路径标准化路径系数T值对应假设检验结果交互联结→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共享0.308**2.705H2a通过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富集0.279**2.642H2b通过信任→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共享0.133*1.989H3a通过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富集0.174*2.190H3b通过共同愿景→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共享0.322**3.199H4a通过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富集0.416***4.212H4b通过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共享→供应商创新性0.342***4.454H5a通过制造商使能的知识富集→0.471***4.976H5b通过交互联结→0.223**2.646H6部分中介信任→0.0330.326H6完全中介共同愿景→0.1271.356H6完全中介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知识基础观，从制造商视角深入探讨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对供应商创新性的作用机理，利用286份中国装备制造企业样本数据，研究发现：①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各维度与供应商创新性均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说明制造商与供应商间的关系资源水平是增强供应商创新性的重要基础，制造商与供应商交互联结越丰富、信任水平越高、对合作愿景的一致性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供应商创新性提升；②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各维度与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各维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关系，说明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制造商驱使并帮助供应商整合双方知识的效果越好，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一方面为制造商与供应商间的知识共享提供渠道，另一方面为制造商向供应商提供帮助创造机会，从而提升供应商吸收和转化外部知识的效率和效果；③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对供应商创新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制造商与供应商知识共享水平越高，以及制造商帮助供应商吸收、积累和转化的知识越多，越有利于激发供应商的创新潜能。
此外，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在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各维度与供应商创新性间的中介作用不同。研究发现，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在信任、共同愿景与供应商创新性的关系中均起完全中介作用。相互信任以及对未来合作的一致愿景降低了供应商机会主义行为和制造商监控成本，提升了双方实现合作目标的动力，为知识融合创造了机会，促进了组织间知识共享，并鼓励制造商根据自身需求引导供应商吸收和利用知识，进而有效提升供应商创新能力以及与制造商共享创新的意愿。同时，制造商使能的供应商知识整合在交互联结与供应商创新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可能的原因是，相比于信任和共同愿景，制造商与供应商间多样化和频繁的交互，使供应商直接接触到制造商的知识资源，更清晰地理解制造商需求，有助于供应商在交互过程中获得需要的信息，从而直接促进供应商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意愿增强。
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探究并揭示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对供应商创新性的提升作用，不仅拓展了供应商创新性提升的研究视角，还丰富和发展了制造商通过构建与管理二元关系中的社会资本增强供应商创新潜能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本文从知识基础观切入，剖析供应商创新性提升的过程，证实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通过为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知识资源以及知识交换的机会，促使制造商帮助供应商整合知识，进而提升供应商创新性。揭开了制造商—供应商社会资本提升供应商创新性的内在机理，可为后续针对供应商创新性提升和利用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研究结论对企业管理实践具有一定指导意义。首先，在合作创新背景下，企业应优先进行供应商评价，选择创新潜能更强的供应商。其次，组织间关系是企业开发并利用供应商创新潜能的重要前提，企业在构建与供应商之间的社会资本时，应更多关注双方交互的多样性与强度、信任水平以及共同愿景，通过与供应商加强沟通、提供培训机会、联合产品开发等活动，找到双方诉求平衡点，才能更有效地提升供应商知识获取与利用水平，从而显著增强供应商创新能力，增强其服务于企业产品创新的意愿，更好地激发供应商创新潜能。最后，在实践中，组织对技术说明等显性知识关注度更高，而对隐藏在跨组织人员中的隐性知识汲取和利用不够。因此，企业在管理供应商关系时，不仅要保持双方显性知识交流，如共享技术说明、技术代码等，还要通过人员互换、联合研发等提高供应商从双方社会资本中获得知识的深度和多样性，帮助供应商将获取的显性及隐性知识与内部知识结合、重组，生成适应企业需求的新想法或新技术，增加供应商对企业的创新贡献。
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①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我国装备制造企业，未来可扩大采样地区和对象，考虑对比不同地区或国家样本间的结果差异，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研究结论；②研究仅从社会资本理论和知识基础观出发考察了制造商—供应商关系对供应商创新性的影响，而二元关系中提升供应商创新性的途径较多，未来可基于其它理论视角进行探讨；③研究主要从制造商视角出发，未来可考虑从供应商视角出发，探讨其创新性是如何受制造商—供应商关系影响的。
[1] SCHIELE H,VELDMAN J,HÜTTINGER L.Supplier innovativeness and supplier pricing: the role of preferred customer statu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1,15(1):1-27.
[2] 李娜,李随成,崔贺珵.供应商创新性的利用机制: 企业网络化行为的作用[J].南开管理评论,2018,21(1):39-53.
[3] AZADEGAN A,DOOLEY K J.Supplier innovativeness,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tyles and manufacturer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J].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10,28(6):488-505.
[4] AZADEGAN A.Benefiting from supplier operational innovativeness:the influence of supplier evaluations and absorptive capacity[J].Journa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2011,47(2):49-64.
[5] INEMEK A,MATTHYSSENS P.The impact of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on supplier innovativeness: an empirical study in cross-border supply networks[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13,42(4):580-594.
[6] WHIPPLE J M,WIEDMER R,BOYER K.A dyadic investigation of collaborative competence,social capital,and performance in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J].Journa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2015,51(2):3-21.
[7] ZIMMERMANN A,OSHRI I,LIOLIOU E,et al.Sourcing in or out: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sharing[J].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2018,27(1):82-100.
[8] VILLENA V H,REVILLA E,CHOI T Y.The dark side of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11,29(6):561-576.
[9] 刘文霞,王永贵,赵宏文.合作治理机制对服务外包供应商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在华服务外包企业的实证分析[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9(3):65-72+97.
[10] JEAN R,SINKOVICS R,KIM D.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supplier innova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customer-supplier relationships:the role of knowledge distance[J].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2016,57(1):121-151.
[11] GEORGE B,HIRSCHHEIM R,VON STETTEN A.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capital:a research agenda for studying IT outsourcing[J].Strategic Outsourc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14,7(2):107-134.
[12] JOHNSON N,ELLIOTT D,DRAKE P.Exploring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acilitating supply chain resilience[J].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13,18(3):324-336.
[13] CAREY S,LAWSON B,KRAUSE D R.Social capital configuration,legal bonds and performance in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J].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11,29(4):277-288.
[14] RODEN S,LAWSON B.Developing social capital in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the contingent effect of relationship-specific adaptat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14,151:89-99.
[15] HUGHES M,PERRONS R K.Shaping and re-shaping social capital in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1,64(2):164-171.
[16] TSAI W,GHOSHAL S.Social capital and value creation:the role of intrafirm network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8,41(4):464-476.
[17] 陈建勋.组织间社会资本功效的实证研究——吸收能力和知识复杂化的作用[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2,24(6):23-33.
[18] GRANT R M.Prospering in dynamically-competitive environments: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as knowledge integration[J].Organization Science,1996,7(4):375-387.
[19] GRANT R M.Toward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6,17(S2):109-122.
[20] JAYARAM J,PATHAK S.A holistic view of knowledge integration in collaborative supply chai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2013,51(7):1958-1972.
[21] GRANT R M,BADEN FULLER C.A knowledge accessing theory of strategic alliance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4,41(1):61-84.
[22] REVILLA E,VILLENA V H.Knowledge integration taxonomy in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trade-offs between efficiency and innov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12,140(2):854-864.
[23] MALHOTRA A,GOSAIN S,SAWY O.Absorptive capacity configurations in supply chains: gearing for partner-enabled market knowledge creation[J].MIS Quarterly,2005,29(1):145-187.
[24] ESLAMI M H,LAKEMOND N,BRUSONI S.The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tegration in collabora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the capital goods industry[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18,75:146-159.
[25] SÖDERLUND J,TELL F.Strategy and capabilities in the P-form corporation: linking strategic direction with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J].Advanc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2011,28:235-262.
[26] NAGATI H, REBOLLEDO C.Fostering innovation through customer relationships[J].Supply Chain Forum: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13,14(3):16-29.
[27] 李勃,和征,李随成.供应商参与技术创新的效能提升机制研究——社会资本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5(16):22-28.
[28] NAHAPIET J,GHOSHAL S.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and the organisational advanta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2):242-266.
[29] PRESTON D S,CHEN D Q,SWINK M,et al.Generating supplier benefits through buye-enabled knowledge enrichment: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J].Decision Sciences,2017,48(2):248-287.
[30] JEAN R,KIM D,SINKOVICS R R.Drivers and performance outcomes of supplier innovation generation in customer-supplier relationships：the role of power-dependence[J].Decision Sciences,2012,43(6):1003-1038.
[31] GELDERMAN C J,SEMEIJN J,MERTSCHUWEIT P P.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uncertainty on strategic performance: the supplier perspective[J].Journal of Purchasing & Supply Management,2016,22(3):225-234.
[32] ZHANG J,WU W.Social capital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outcom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nsing capability in Chinese high-tech firms[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3,48(4):539-548.
[33] LEFEBVRE V M,SORENSON D,HENCHION M,et al.Social capital and knowledge sharing performance of learning network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2016,36(4):570-579.
[34] INKPEN A C, TSANG E. Social capital, networks,and knowledge transfer[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5,30(1):146-165.
[35] CHANG H H, TSAI Y,FU C,et al.Exploring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integration mechanisms in the context of NPD[J].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2016,18(6):1165-1189.
[36] ORTIZ B, DONATE M J,GUADAMILLAS F.Inter-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 as an antecedent of a firm's knowledge identification capability and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J].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18,22(6):1332-1357.
[37] 王亚娟,张钰,刘益.企业间技术耦合和关系耦合——知识获取效率对供应商创新的中介作用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4,32(1):103-113.
[38] PARRA-REQUENA G, MOLINA-MORALES F X,GARCI A-VILLAVERDE P M.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on knowledge acquisition in clustered firms[J].Growth and Change,2010,41(1):5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