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 Balancing Development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Different Level or Low Coordination

Chen Fang1,2 ，Hu Yan1,2

(1.School of Economics,Anhui University;2.Innacition Development Institute,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study,the imbalance degree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has slowed down,but it is still obvious.Firstly,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degree of green unbalanced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and then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green unbalanced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The results show tha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ing degree of green developmen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degree of green unbalanced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and the low efficiency of gree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is green in the Yangtze The main source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The policy enlightenment of this paper is to enhance the coordination efficiency among reg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and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verall management and coordination protec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weak links and short-board constraints of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breakthrough to solve the new problems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Key Words: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Green Development;Total Fact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Coordination Degree of Green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19-07-02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AHSKY2017D14)

作者简介：陈芳(1982—)，女，河南永城人，博士，安徽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绿色发展；胡艳 (1964—)，女，安徽合肥人，博士，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

DOI：10.6049/kjjbydc.Q20190846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1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20)11-0043-08

0 引言

加快长江经济带建设是我国区域协同发展三大战略之一。目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生态环境保护、能源有效利用以及协同发展机制方面尚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同时11省市在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污染治理成效、资源环境承载力、政府环境执法能力等方面存在差距，区域间合作掣肘效应短期内难以消除，造成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不平衡意味着资源要素不均质的空间配置和不同利用效率下发展水平不一致[1-2]。区域发展水平不同导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等方面差距，抑制了经济绿色低碳转型[3]，中国经济不平衡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绿色发展优势从东南沿海向西向北梯次减弱的不平衡态势[4]。同时，在实施中央政府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节能减排政策时，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存在差异，从而造成地区间污染程度和绿色发展效率差异显著[5-6]。另外，区域发展差异下技术追赶效应和创新外溢效应，在促进绿色技术进步、拉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同时，以地区差距日益扩大作为代价且不可持续[7-9]。

就长江经济带而言，主要问题包括：产业结构重型化、布局不合理、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以及省际间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损人利已”效应[10-11]。首先，从资源利用角度看，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利用效率呈现东部效率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效率最低态势，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也存在显著区域差异性[12-13]；其次，从资源环境双向角度看，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中部塌陷”[14]，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约束下长江经济带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差异远大于上中下游间差异[15-16]；最后，从整体水平看，基于经济增长、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政府政策所体现的“绿色”与“发展”，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绿色发展指数排名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一致[17]，尤其是长江上、中、下游区域绿色持续创新能力存在显著差异[18]。现有研究从能源环境效率、产业绿色转型成效、绿色创新技术驱动力等方面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不平衡的表象特征进行直观描述，对于其内涵、特征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步同源性缺乏深入研究，更缺乏对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科学测算的相关研究。本文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内涵界定和程度测算出发，系统全面地识别不平衡影响因素及其内在传导机制，以期为11省市在长江经济带绿色协同发展的联动机制创新提供新政策建议。

1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测算

1.1 测度方法与指标体系

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平衡是指在既定经济条件和生态环境下，长江经济带各主体呈现绿色发展机会均等，绿色发展诉求一致，绿色发展程度同频，绿色发展福利共享的相对协调状态。绿色发展水平和发展协调度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平衡的两大判断标准。绿色发展水平是指长江经济带各主体在经济增长、能源利用效率、治理能力、政府重视程度、资源环境承载力等方面的发展程度；绿色发展协调度以流域思维强调整个流域系统的完整性，以及流域内各主体内部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耦合发展程度，重点是整个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要素与资源环境生态要素的空间匹配。目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协调主要存在以下短板：一是长江经济带省市、经济圈、经济合作区、城市群之间产业同质化、发展向心力不强，造成绿色发展基础不协调；二是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利益诉求差距较大，绿色发展实现路径差异化[18]，造成绿色发展重心不协调；三是长江经济带各主体在享受绿色发展福利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内耗，从而降低了流域整体绿色发展质量。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19]，而我国发展不平衡的最大问题是工业绿色发展不平衡[20]。本文基于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工业绿色发展，采用DPSR(驱动、状态、压力、响应)理论模型，从绿色增长、绿色基础和绿色治理3个层面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评估体系(见表1)。与以往评估体系偏重绿色结果不同的是，本评估体系更强调绿色发展能力、潜力和约束力，更关注绿色发展不平衡的动态过程，为下一步缓解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问题追根溯源。绿色增长是绿色发展的核心，分别用规模、效率、潜力反映绿色增长数量、质量和后劲；绿色基础是绿色发展的根基，资源丰裕反映先天自然条件差异，环境约束反映后天发展承载力；绿色治理是绿色发展保障，从污染治理、资源利用和政策支撑3个维度表征，污染治理和资源利用是各主体践行绿色发展的“基本动作”，政策支撑则是打破绿色发展“天花板”的关键。

采用动态TOPSIS模型考察绿色发展静态现状差距和动态趋势差距。构建原始决策矩阵(xij(tk))(i=1,2，...m；j=1,2，...n;k=1,2，...N)，指标权重向量W=(w1,w2,...,wn)T。指标值差异程度计算步骤如下：将逆向指标正向化，得出标准化决策矩阵(yij(tk))，计算加权标准化矩阵。F=(fij(tk))=(wjyij(tk))(i=1,2,...m;j=1,2,...n;k=1,2,...N)，确定理想解和负理想解并计算与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利用计算各方案的相对贴进度，按照大小，对各方案优劣程度进行排序。

理想解：到其距离：

负理想解：到其距离：

计算增长系数矩阵(bij(tk))=fij(tk)-fij(tk-1)，以及加权增长系数矩阵△F=(fij(tk))=(wjbij(tk))，确定增长系数矩阵的理想解和负理想解，计算得到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按照相对贴近度对各方案的增长程度进行排序。

各方案各时刻综合评估值：其中，0≤α,β≤1,α+β=1。

1.2 测算结果与分析

选取α=0.5，β=0.5评估绿色发展，采用ArcGIS10.2软件基于计算结果绘制图1。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区域差异性显著，下游地区绿色发展较好，中游次之，上游绿色发展压力整体较大。11省市呈现明显梯队分布，第一梯队为浙江、江苏、第二梯队为湖北、湖南、云南、第三梯队为安徽、四川、重庆、第四梯队为上海、江西和贵州。从增长程度看，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均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从差异程度看，各省市绿色发展基础差距比较显著。

利用Theil Index 刻画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点与轨迹(见图2)，可以发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整体上呈现出波动中微降态势，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2009年)：《长江经济带合作协议》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进入实质性起步阶段。然而，此时行政区划分割和国家层面协调机制欠缺掣肘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之间竞争多于合作，整体经济发展极不平衡[18]；第二阶段(2009—2011年)：7省二市共同请求中央将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在产业转型、污染治理以及生态环境修复等方面开始探索协同发展之路，不平衡程度得到缓解；第三阶段(2012—2016年)：随着《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长江经济带发展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在顶层设计、生态环境改善、产业转移方面有了实质性突破，但面临新常态下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能转换等挑战，不平衡程度下降幅度不显著。

2 基本假设与研究设计

2.1 基本假设

长江经济带主体在经济发展基础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上存在差异，在面临“金山银山”与“青山绿水” 的战略抉择压力下，各主体绿色发展很容易各自为政 [18]，各省市绿色发展水平因个体绿色发展效率和速度不同，会对绿色发展不平衡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第一，流域内绿色发展水平高的省市，其绿色发展水平增速与其它省市绝对值不断拉大，其绿色发展水平提高加大了不平衡程度；第二，流域内绿色发展水平相对低的省市，其绿色发展水平增速与高水平省市相近甚至超越，其绿色发展水平提高缓解了不平衡程度。在上述情况下，流域绿色发展水平呈现收敛趋势，可能是高水平收敛，绿色发展低水平省市实现有效追赶[7]；或是低水平收敛，流域整体绿色发展不可持续。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绿色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的作用方向不确定。

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之间的不协调现象突出，“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从而导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绿色发展路径差异化[4]。绿色发展空间分化造成长江经济绿色发展困境：边界污染加重、污染跨界转移、流域绿色福利的公地悲剧[14-16]等问题。各省市绿色发展摒弃各自为战，相互间加强合作，加强监督信息通报、流域合作治理、跨界补偿等机制协调，统筹区域个体和流域整体，实现绿色发展规模效应，进而降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缩小流域内绿色发展绝对差，提升流域整体绿色福利[14]。相反，如果各省市存在相互不合作的博弈行为则会导致资源环境逐底竞争[21]，恶性低效不协调会导致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发展协调度提升有利于降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到底是源于绿色发展水平还是发展协调度？决定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是突破各省市绿色发展的短板制约还是流域合作协调发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下，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的格局已经形成。各省市通过产业转型升级、节能减排等举措，使区域绿色发展水平不断上升，有效缩小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内部差异。但随着规模报酬递减[11]，单个个体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对不平衡影响力减弱，甚至会起到反向作用，加剧不平衡程度。因此，当个体绿色发展水平大到一定程度后，长江经济带流域内资源要素配置更高效、优化，使省市之间发展高效协调，从而推高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技术前沿面，突破流域内平衡发展瓶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主要源于发展协调度不高。

2.2 研究设计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通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考察绿色发展水平和绿色发展协调度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IMbkt=β0+β1Levelkt+β2Coorkt+β3Controlskt++δk+ηt+μkt

其中，IMbkt表示t年k地区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Levelkt表示t年k地区绿色发展水平，Coorkt表示t年k地区与其它地区的绿色发展协调度，Controlskt表示其它影响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的控制变量，δk、ηt分别为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μkt为随机误差项。以上各指标界定如下：

(1)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IMbkt)。长江经济带各主体绿色发展不平衡既源于主体间绿色发展水平的现有差距，还涉及增长速度和效果，本文设计绿色发展追赶系数表示不平衡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GI表示该省市与绿色发展水平高的省市差距；gu表示该省市绿色发展水平平均增长率，gd表示绿色发展高水平省市平均增长率；当gd≤gu时，选用第一个公式，当gd≥gu时，选用第二个公式；绿色发展追赶系数(Tj)表示某省市绿色发展水平追赶上绿色发展水平高的省市所需要的时间，本文以江苏省为参照计算绿色发展追赶系数，并对绿色发展追赶系数进行规范化处理，得出各省市与高水平省市绿色发展不平衡指数，将取值控制在0～1之间，该指数越大表示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越小，反之亦然。

(2)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Levelkt)。绿色发展水平差距主要是指各主体在经济增长、能源利用效率、污染治理能力、资源环境承载力等方面的发展差距。据此，本文选取全要素能源环境效率作为代理变量表示绿色发展水平。Sueyoshi等[22]提出引用各投入和产出的极差作为权重的可加性DEA模型——环境RAM(Range Adjusted Measure)模型，该模型具有非径向、非角度特点并可以避免主观设定模型参数的弊端。借鉴Fare等(2007)研究，构造一个既包含期望产出又包含非期望产出的生产可能性集，即环境技术。参考Zhou&Ang(2008)对非能源投入和能源投入的划分，本文假设每个主体使用N种非能源投入和M种能源投入生产S种“好”产出以及排放L种“坏”产出则生产可能性集为：

P={(x,e,y,b):(x,e)}可以生产

那么T(t=1,...T)时期J(j=1,...J)各省市投入产出向量为模型公式如下：

其中，分别表示非能源投入、能源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合意产出选用各省市工业增加值表示；为了更好地体现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系统的密切关联性，引入两个非合意产出——水污染、空气污染，分别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废气表示；非能源投入：劳动力采用历年从业人数的年末数表示；资本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借鉴张军、单豪杰对中国资本存量估计方法计算得出。

(3)各地区与其它地区绿色发展协调度参考Chen等[23]和陈诗一(2018)的研究，选取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绿色发展相关的词汇出现频数及其比重作为省市绿色发展协调度的代理变量，较好地克服了内生性问题。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绿色发展相关词汇的频率比重可以表明政府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反映不同省市之间绿色发展协调程度。构建步骤如下：第一，搜集长江经济带11省市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利用ROSTCM6软件对报告文本进行分词处理。第二，选取绿色发展、绿色、生态保护、低碳、环保、环境治理、能源消耗、低碳、可持续发展、污染、污染治理、循环经济等作为绿色发展相关词汇，词汇选择主要基于两个方面：①污染、能源消耗等环境认知词汇，表明政府对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②低碳、循环经济等行为词汇，表明政府为实现绿色发展的执行力度。第三，统计相关词汇出现频数并计算其占政府工作报告全文词汇总数的比重。采用R语言绘制2003—2016年11省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绿色发展相关词汇比重的核密度曲线图(见图4)，可以观察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绿色发展相关词汇所占比重差异比较显著，一方面表明各级政府对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和执行力度存在差异，另一方面说明各省市参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共建难度不同。因此，使用该工具变量能够较好地拟合长江经济带各主体间绿色发展协调度。

(4)控制变量(controls)。参考现有文献研究，本文设定控制变量如下：①产业结构i，采用工业产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表示；②能源消费结构采用地区煤炭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表示；③所有制结构εx，采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表示；④对外开放OPEN，采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表示；⑤研发投入R&D，采用R&D经费内部投入强度表示；⑥能源价格PRICE，采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作为代理变量，以上一年为100。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各年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公报，见表2。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本回归结果

表3列出了6种模型回归结果，模型Ⅰ、模型Ⅱ、模型Ⅵ、模型Ⅴ均为混合OLS回归模型，模型Ⅴ和模型Ⅵ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且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样本区域内β1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缓解了流域内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加剧了流域绿色发展收敛。然而，根据H1，为了验证这种收敛是高水平还是低水平，对绿色发展水平原始数据进行σ收敛检验。结果发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σ系数具有右拖尾现象，波动中呈现出σ收敛趋势且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改善，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提高缓解了流域不平衡程度，绿色发展向更高水平收敛。样本区域内β2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协调度提升缓解了流域内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验证了H2。重点验证H3，通过比较β1和β2系数判断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路径来源。回归结果发现，β2系数明显大于β1系数，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源于流域内绿色发展协调度。以模型Ⅳ的回归结果为例，发展协调度提升1单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降低17.243 6单位，同时，绿色发展水平提升1单位，不平衡程度降低0.582 2单位，说明缓解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的关键路径是提升流域内省市绿色发展协调度。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的典型事实印证了回归结果。长期以来，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深化节能减排等措施，使区域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形势出现了以下新问题：固体危废品跨区域违法倾倒呈多发态势、污染产业向中上游转移风险隐患加剧、流域内交界处污染问题严重等，说明长江经济带迫切需要流域思维导向下的联动联防联治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省市、经济圈、经济合作区、城市群之间产业同质化且发展向心力不强，造成绿色发展基础不协调；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利益诉求差距较大，绿色发展实现路径差异化，造成绿色发展重心不协调。

控制变量发挥着不同作用：①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在促进能源环境效率提高的同时，有效克服了绿色发展的“木桶效应”，缩小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差距。外资企业高效率、高竞争力的生产行为不仅可以满足低水平地区绿色发展需求，而且对流域内企业高效协调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②煤炭消费占比增加可缓解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部分地区未实现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有效脱钩。究其原因，重型化高能耗产业投资引致的中国工业部门扩张带来刚性高耗能技术结构，造成煤炭使用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正相关；③工业产值占比增加会加大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导致短期内流域内部分省市产业结构重化格局难以扭转，加上部分“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之间有效转化路径尚未形成，从而拉大流域内绿色发展水平差距；④研发投入提高引致技术创新，在能源结构、污染控制和清洁生产等方面技术前沿面不断延伸，从而提高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整体水平。同时，绿色发展高水平省市的示范效应和绿色发展低水平省市的追赶效应，能够有效缩小流域内绿色发展水平差距。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合作是实现流域协调合作的重要路径；⑤国有企业比重增加提升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地方保护既抑制了国有企业自主提升绿色发展水平的动力，也阻碍了国有企业依靠外部力量提升绿色发展水平的路径。地方国有企业之间竞争多于合作，绿色发展协调难度加大；⑥能源价格提升有助于降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受到地方政府干预，目前能源价格无法反映能源稀缺性，相对价格较低。若提高能源相对价格，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生产企业会减少能源要素过度投入，提高整体绿色发展效率，缩小绿色发展水平差距。另外，目前能源价格提升表明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逐步推进，省际协调度不断提高，在绿色发展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同步同频，降低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

3.2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评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选用包含径向与非径向两类距离函数的混合函数模型EBM模型(Epsilon-Based Measure)代替RAM模型(Range Adjusted Measure)表示绿色发展水平。另外，采用OLS回归方法分析绿色发展水平和绿色发展协调度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程度(回归结果见表4中模型Ⅱ)。考虑到区域之间的差异性，本文控制了区域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4中模型Ⅴ)，回归结果再次验证了本文主要结论。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在界定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厘清不平衡形成路径来源并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1)发展水平差距和绿色协调低效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的两大逻辑归因。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总体上有所减缓，但是依然明显，且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政府对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和执行力度存在显著差异。

(2)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提升降低了流域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促进流域向绿色发展高水平收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协调度提升可缓解流域内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主要源于流域内绿色发展协调度，未来缓解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的关键路径是提升流域内省市绿色发展协调度。

(3)对外开放水平、能源结构、研发投入和能源价格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具有正向作用，国有企业占比、工业产值占比则起负向作用。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1%、5%、10%置信水平，下同

4.2 政策启示

(1)下一步“共抓大保护”的重心是加强各省市协调，加快构建统筹管理和协同保护机制是解决目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新问题的关键。从流域命运共同体角度，处理“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关系；重点做好利益共享、规划共谋、责任共担、治理共抓、政策共通、决策共商、设施共建等方面的机制创新和政策落实。

(2)提升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绿色发展协调度可以从以下面突破：加快区域能源市场统一，突破市场分割带来的地方保护壁垒，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快长江经济带经济融合，进而带动生态保护协调；加快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区域协调机制的推广复制，尝试利益共享型、利益损益型、比较利益型等多模式跨区域合作机制；亟待在统一监测、政府间规划有效对接、长江生态环境全面摸底等问题上率先破题。

(3)做好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平衡趋势的动态监测。在现有发布的绿色发展指数基础上，对长江经济带省级和城市级绿色发展不平衡程度进行追踪评价与分析，及时发现绿色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短板制约，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失衡进行风险预警。

(4)针对流域内各省市绿色发展路径精准施策。绿色发展的空间分化要求不同地区采取差异化绿色发展路径，长江经济带下游要强化生态保护，扩容生态承载力，发挥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示范效应；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区域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高质量方向追赶，坚守生态环境治理，改善可持续性。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进一步深入的地方：第一，对绿色发展不平衡的量化方法可以进一步优化，从而能够更全面、更准确地刻画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过程；第二，本文研究数据区间为2004—2016年，在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可以适当扩展样本区间；第三，本文研究尺度处于省级层面，将研究样本细化到市级层面，不仅能提升结论的正确性，也可以为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提供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 徐康宁.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内涵与新思路[J].江海学刊，2014(2)：72-77+238.

[2] 陈鸿宇.空间视角下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辨析[J].南方经济，2017(10)：2-4.

[3] 吴光豪，方齐云.地区发展不平衡对低碳经济转型的挑战与启示[J].经济与管理，2016,30(5):38-43.

[4] 石敏俊，刘艳艳.城市绿色发展:国际比较与问题透视[J].城市与环境，2013,20(5):140-145.

[5] ALOMND D,Y CHEN,M GREENSTONE,et al.Winter heating on clean air? unintended impacts of China`s Huai river polic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9，99(2)：184-190.

[6] 杨志江，文超祥.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评价与区域差异[J].经济地理，2017,37(3):10-18.

[7] 吴传清，黄磊.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绩效评估及其协同效应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3):46-55.

[8] 张纯洪，刘海英.地区发展不平衡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三阶段 DEA 调整测度效率的新视角[J].当代经济研究，2014(9)：39-45.

[9] 成长春.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的战略构想[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1):1-8.

[10] 付保宗.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形势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7(1)：55-59.

[11] 黄亮雄，王鹤，宋凌云.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绿色的吗[J].南开经济研究，2012(3)：110-127.

[12] 卢曦，许长新.基于三阶段DEA与Malmquist指数分解的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利用效率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7,26(1):7-14.

[13] 张荣天，焦华富.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5,24(3):387-394.

[14] 卢丽文，宋德勇，黄璨.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以长江经济带的108 个城市为例[J].城市问题，2017(1)：61-67.

[15] 吴传清，董旭.环境约束下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6(3):73-83.

[16] 李华旭，孔凡斌，陈胜东.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沿江11省(市)2010-2014 年的相关统计数据[J].湖北社会科学，2017(8):68-76.

[17] 李敏，杜鹏程.长江经济带区域绿色持续创新能力的差异性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8,32(2):83-90.

[18] 吴传清，黄磊.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难点与推进路径研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50-61.

[19] 黄磊，吴传清.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及其空间驱动机制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8):40-49.

[20] 史丹.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兼论十九大深化绿色发展的政策选择[J].当代财经，2018(1):3-11.

[21] 陈芳.非合意产出约束下长江经济带能源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估算[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0(6):138-147.

[22] SUEYOSHI T,GOTO M.A use of DEA-DA to measure importance of R&D expenditure in Japane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13 (54) :941-952.

[23] CHEN Z,KAHN M E,LIU Y,et al.The consequences of spatially differentiated water pollution regulation in China[J].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6(22):507.

(责任编辑：张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