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美贸易战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于自主创新。因此，国家层面需要改革，破除不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目前，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发挥带动社会整体技术发展进步效用还不显著，与世界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与民用技术创新体系长期独立运行，创新体系分离不仅造成资源重复配置，也导致科研管理体系不能有效衔接，技术研发合作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受到阻碍[1]，这种格局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下国家经济发展与安全保障需求。美国早在1980年已提出一体化军民协同创新体系概念，是目前军民协同创新体系最完备、创新水平最高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协同创新相关理论研究，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与要素研究刚刚起步[2]。技术本身没有军民特性之分，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是实现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与民用技术创新体系融合，军民技术双向转移转化的有效途径。为此，本文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影响因素和影响过程，分析要素融合内在逻辑关系，为推进国家军民融合式协同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Ansoff于1965年提出协同理念，较早地确立了其在管理学中的意义，认为协同是指企业为实现多元化目标，内部事业部之间的合作；Gloor[3]认为，协同创新是指思想、技术、信息在由相关人员组成的网络小组中流动，加快组织目标实现的协作过程；Gulati[4]认为，创新体系超越了组织边界，是资源要素与创新主体组成的彼此间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随着协同创新研究不断深入，协同创新理论和应用不断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很多学者对创新网络[5]和区域创新系统展开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思想、原理逐渐被提出并在科技创新领域被广泛推广和应用[6]。国内外学者研究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动机与意愿[7-10]、合作模式[11]、影响因素、知识/技术转移内在机制[12,13]、绩效评价[14]、利益分配[15]，并认为协同创新的本质是指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中介服务机构、用户等通过整合互补优势资源加速技术研发与应用，实现国家意志的创新组织模式[16]。
国内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从整体角度对系统宏观的静态分析。双海军等[17]分析了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主体要素构成及其作用，并从技术创新链、创新平台、配套机制、激励机制、资金筹措等方面给出政策建议；王辉[18]认为，资源、环境与组织因素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其中，资源共享能力、市场与政府要素、组织结构与信息管理等是影响创新成果和创新效益的关键因素。二是对某一特定领域或要素重点分析。姜梁等[19]采用扎根理论和系统动力学方法研究无人机领域军民融合创新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分析政策、管理、人才、技术对技术融合创新的影响机制；刘威[2]认为，导致我国军民科技创新体系不能有效融合的主要原因是缺少资源共享互动平台，要素共享协同创新平台将加速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双向流动，释放创新活力。
综上，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实现了点的突破，但存在以下不足：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概念界定不明确，内涵不清晰，协同影响因素不全面，协同机制不健全，缺乏系统性和动态性分析。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影响因素和要素融合机制，为国家军民深度融合提供可行性方案。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是涉及多主体合作的组织行为，学术界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认知。彭中文等[20]认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是指在科学技术推动下，以市场和国防需求为牵引、以创新平台为支撑、以政策机制为保障，创新主体实现知识、技术、产品创新及产业化的过程；刘威[2]认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是一种跨军地资源整合模式，通过构建协同创新产业群、城市群，打造协同创新平台，畅通创新要素自由流动渠道，实现要素多元共享；骆付婷[21]认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是在考虑知识技术保密性的前提下，以知识增值为指引，资源主体整合互补资源共同参与创新，实现人才培育、科学研究、产业发展各方面功能集成化协同，推进价值创造的过程。学者们的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有的重视要素共享，有的侧重产出结果。本研究认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是指为了实现强军兴国的核心战略目标，在市场和政府宏观调控双重作用下，创新主体产生协同意愿，以重点科技专项为依托，合理配置资源要素，以资本和技术作为合作的基本点，完善组织管理协调机制，最终将资本转化为技术并产生协同创新绩效，继而增强协同动力的连续动态过程。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内涵可以理解为环境、要素与机制耦合。环境是指市场环境与政策环境。市场需求决定了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方向，政策环境专指政府提供的促进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政策支持。要素主要包括主体要素与资源要素，其中，主体要素主要是军方、军工企业、民营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政府、科技服务企业和金融机构。军方是需求主体，向其他主体要素提供技术或产品需求信息；军工企业和民营企业既承担科技研发任务，也生产获取经济效益的产品；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承担知识创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等工作；政府、科技服务企业和金融机构是创新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发挥政策引导、协调衔接和资本支持作用，为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资源要素包括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基础设施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没有军民资源要素共用共享，就没有国家创新体系的军民融合，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就是要通过军民优势资源要素的交融和渗透，提升我国技术创新效率。机制主要是指协调机制与管理机制，机制能够发挥增强创新主体协同意愿、加快信息传递交流、完善利益分配、形成共同行为规范的作用，从而保障军民科技创新活动有序开展。
本文应用扎根理论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研究。扎根理论的主要思想是针对某一社会现象对文献和收集到的数据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挖掘、提炼出不同层次概念，逐层揭露现象与成因的一种规范的研究程序[22,23]。扎根理论多用于影响因素、机理和路径理论研究，对系统探索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关联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是包含多主体、多要素的复杂网络系统，系统结构交叉重叠，主体协同模式及要素交互方式也较为复杂，边界界定困难。本研究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三级编码，直至达到理论饱和，从而形成影响因素集合。
研究团队利用课题研究机会，前往西京电气、天和防务、西北工业大学、西安有色金属研究院、银行科技支行、市政府工信委等多家单位和机构进行调研，共获得15份访谈资料。以“军民融合”、“协同创新”、“要素融合”等关键词进行组合检索，筛选出与主题相关性较强且具有代表性的47篇进行重点研究。研究者随机挑选出10篇访谈资料和30篇文献资料进行编码，剩余5篇访谈资料和17篇文献资料作为影响因素饱和度检验样本。
3.3.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文献资料进行逐句逐段分析，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有价值的信息，直接提取或提炼初步的概念，形成初始范畴的过程。本研究在对收集到的资料反复研读的基础上，对其依次进行开放式编码。贴标签过程结束后，整理合并表达意思相近的标签本，初步形成148个标签。对标签进行概念化处理，提炼归纳同质概念得到开放式编码表，共63个初始范畴，如表1所示。
3.3.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进一步发掘范畴含义，归集、聚类主要概念，将概念间的关系联系起来，把范畴背后的逻辑展现出来，形成主范畴的过程。对63个初始范畴不断进行聚类分析，发掘概念间的内在联系，建立一种由现象分解为脉络并形成结果的结构关系链，最终归纳出18个主范畴，如表1所示。
表1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主轴编码
主范畴概念初始范畴市场预期根据技术发展趋势,预估创新技术或产品潜在军事应用价值和市场价值商业环境、市场信息反馈效率、军方需求、潜在市场需求、企业市场敏感度、新产品改进方向政府宏观调控力度为有序引导规范军民科技创新活动,政府通过规划项目、提供科研经费、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国防采购力度、加强法制法规建设保障军民融合发展活动军民两用科技项目部署力度、政策普惠鼓励程度、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力度、国防优先采购规模、政策法规保障力度管理协调机制组建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建立各级联动机制,改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完善运营管理模式,发挥整合资源要素、促进军政产学研合作的作用军民融合协调机制、保障创新的管理制度、知识产权综合管理、运营管理模式人才激励机制对军民两用科技人才进行分类评价,完善人才职称评价标准和机制,明确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股权激励机制、利润分享机制人才评价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主体协同意愿协同创新主体感知市场环境变化,响应政府政策号召,基于交易成本考量,自发参与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活动的意识和对协同合作信任程度军民主体思想观念、协同成本、协同主体技术实力、合作意识、信任程度协同创新资金协同创新活动需要的各项经费支出科研经费投入、人才培养经费、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和方式基于融资媒介,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丰富资金筹措方式、扩大协同创新资金来源融资平台、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协同主体资金投入、政府引导资金、银行贷款、社会资本投入军民融合融资障碍阻碍协同创新资金汇集及其在协同创新系统中流动的因素扶持基金申请门槛高、融资风险、资金回款周期长、资金流转困难技术转移扩散障碍阻碍技术创新、转移扩散活动顺利实施的体制性、技术性等因素技术创新研发风险、技术标准差异性、技术研发扩散成本技术共享程度基于军民双方知识、技术通用性、互补性、匹配性,在人才、信息、设施等要素共享作用下实现转移、转化的程度技术军民融合匹配度、技术势差、技术通用性、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吸收能力人才创新水平通过创新型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提高科研人员创新能力和素质人才发展潜力、人才能力和素质、人才发展环境、人才培育力度军民科技人才共享程度军民科技人才双向流动、交流沟通,提高技术研发水平科研人员双向互动机制、参与军民科技协同人才数量、交流互动频率信息沟通渠道借助科技服务企业,打造线上线下交易服务平台,促进信息的流通信息共享平台、科技服务企业对接能力信息资源对称性通过军民双方信息的展示、交流、服务等运营工作,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信息开放程度、信息交流顺畅仪器设备共享程度仪器、设备、重点实验室共建共享程度参与共享的仪器设备数目、仪器设备共享频次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有效利用军民科技资源实现军民技术有效衔接和整合创新军民技术转移能力、技术创新与转化效率、创新技术竞争能力专利申请反映某一领域内知识技术发展水平、趋势、动态,也是区域创新能力的综合表现发明专利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协同创新经济效益创新成果转化率、合作成功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数量、市场占有率,实现军民融合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创新成果转化率与产业化、军民融合产业总产值规模
3.3.3 选择性编码
对资料进行重新审视，识别出概括性强、抽象度高的核心范畴并与其它范畴进行关联，或对未发展完整的范畴进行补充，形成能够形象描述研究问题或现象的“故事线”。本研究最终确定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这一核心范畴和对其有显著影响的融合环境、组织管理、资源要素、创新效益4个主要因素，如图1所示。
3.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对剩下的5份调研资料和17篇文献资料进行三级编码，既没有出现新的概念和范畴，也未提出新的概念间关系解释，说明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要素融合影响因素已经被充分挖掘，已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
图1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影响因素
以扎根理论得到的影响因素为理论基础，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因素间的交互关系，构建系统动态模型。系统动力学为解决具有复杂结构和动态行为特性的系统问题提供了规范的研究工具，利用这种工具进行模型构建和仿真分析，为设计和制定出更有效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24]。
前文采用扎根理论归纳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影响因素，为确定系统边界做了准备工作，但因素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为清晰描述系统，本研究把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系统划分为协同动力、资源投入和协同产出3个子系统，如图2所示。
图2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理论模型
首先，协同动力子系统的作用效果决定着整个系统运行中创新资金与技术存量。由于受市场预期影响较大，而且军工科研生产体系与民用科研生产体系依然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创新风险不容忽视，创新主体合作行为不易自发，因而需要政府宏观政策引导和调控。其次，创新主体协同过程是实现资源要素有效融合的过程，资源投入系统决定创新质量和效率。协同创新资金投入为其它创新要素聚集创造了条件，人才共享提升了技术创新水平，科研设备共享加快了技术研发进程，科技信息共享使技术供需主体快速对接，信息资源对称加深了创新主体之间的信任程度，使合作交流更加密切，技术创新效率得以提升。最后，协同产出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专利数量和军民融合产业总规模。协同创新技术水平提高促进了专利申请数量增加，同时军民融合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将激发协同创新主体合作积极性，形成一个正反馈系统。
系统动态模型建立在反馈结构的基础上，根据前文得到的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影响因素和对因素间作用机制的分析，运用Vensim软件构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因果关系模型，如图3所示。
根据因果关系模型构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存量流量模型，如图4所示。
图3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因果关系模型
图4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存量流量模型
本研究设置2个水平变量，4个速率变量，13个辅助变量和5个常量。其中，5个常量的仿真数据来源于西安市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情况评估报告数据处理结果。模型仿真周期为10年，步长为1年，即INITIAL TIME=2015，FINAL TIME= 2025，TIME STEP=1。研究者参考相关文献对模型方程进行了多次调整，最终形成仿真方程如下：
R&D资金投入=(协同创新资金-4.621 83)/4.621 83*协同创新资金的增长率对R&D资金投入的影响系数f1
(1)
专利申请=0.106*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0.609 86
(2)
主体协同意愿=(协同创新经济效益-1.45)/1.45*协同创新经济效益的增长率对主体协同意愿的影响系数f2+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对主体协同意愿的影响系数f3+政府宏观调控力度*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对主体协同意愿的影响系数f4
(3)
人才创新水平=信息沟通渠道*信息沟通渠道对人才创新水平的影响系数f5+(协同创新资金-4.621 83)/4.621 83*协同创新资金对人才创新水平的影响系数f6
(4)
人才激励机制=政府宏观调控力度*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对人才激励机制的影响系数f7
(5)
仪器设备共享程度=主体协同意愿*主体协同意愿对仪器设备共享程度的影响系数f8+仪器设备购置和维护*仪器设备购置和维护对仪器设备共享程度的影响系数f9+信息资源对称性*信息资源对称性对仪器设备共享程度的影响系数f10+组织管理协调机制*组织管理协调机制对仪器设备共享程度的影响系数f11
(6)
仪器设备购置和维护=(协同创新资金-4.621 83)/4.621 83*协同创新资金增长率对仪器设备购置和维护的影响系数f12
(7)
信息沟通渠道=(协同创新资金-4.621 83)/4.621 83*协同创新资金增长率对信息沟通渠道的影响系数f13+政府宏观调控力度*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对信息沟通渠道的影响系数f14
(8)
信息资源对称性=主体协同意愿*主体协同意愿对信息资源对称性的影响系数f15+信息沟通渠道*信息沟通渠道对信息资源对称性的影响系数f16+组织管理协调机制*组织管理协调机制对信息资源对称性的影响系数f17
(9)
军民科技人才共享程度=主体协同意愿*主体协同意愿对军民科技人才共享程度的影响系数f18+人才创新水平*人才创新水平对军民科技人才共享程度的影响系数f19+人才激励机制*人才激励机制对军民科技人才共享程度的影响系数f20+信息资源对称性*信息资源对称性对军民科技人才共享程度的影响系数f21+组织管理协调机制*组织管理协调机制对军民科技人才共享程度的影响系数f22
(10)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 INTEG (新技术研发扩散促进率-新技术研发扩散阻碍率,0.21)
(11)
协同创新经济效益=0.089*专利申请+0.053*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1.39
(12)
协同创新资金= INTEG (融资促进率-融资阻碍率,4.621 83)
(13)
市场预期=0.68
(14)
技术共享程度=R&D资金投入*R&D资金投入对技术共享程度的影响系数f23+主体协同意愿*主体协同意愿对技术共享程度的影响系数f24+信息资源对称性*信息资源对称性对技术共享程度的影响系数f25+组织管理协调机制*组织管理协调机制对技术共享程度的影响系数f26
(15)
技术转移扩散障碍=0.52
(16)
政府宏观调控力度=0.61
(17)
新技术研发扩散促进率=仪器设备共享程度*仪器设备共享程度对新技术研发扩散促进率的影响系数f27+信息资源对称性*信息资源对称性对新技术研发扩散促进率的影响系数f28+军民科技人才共享程度*军民科技人才共享程度对新技术研发扩散促进率的影响系数f29+技术共享程度*技术共享程度对新技术研发扩散促进率的影响系数f30
(18)
新技术研发扩散阻碍率=技术转移扩散障碍*技术转移扩散障碍对新技术研发扩散阻碍率的影响系数f31
(19)
组织管理协调机制=0.65
(20)
融资促进率=主体协同意愿*主体协同意愿对融资促进率的影响系数f32+政府宏观调控力度*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对融资促进率的影响系数f33+融资渠道和方式*融资渠道和方式对融资促进率的影响系数f34
(21)
融资渠道和方式=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对融资渠道和方式的影响系数f35+政府宏观调控力度*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对融资渠道和方式的影响系数f36
(22)
融资阻碍率=融资障碍*融资障碍对融资阻碍率的影响系数f37
(23)
融资障碍=0.51
(24)
本研究采用专家主观打分赋权法确定变量间的影响系数，充分利用调研机会对政府工作人员、高校老师、军工及民营科技企业高管等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共收集到17份数据。采取简单的计算方法对问卷进行量化处理，利用公式“总分值=认为影响非常大的比例*5+认为影响较大的比例*4+认为中等影响的比例*3+认为影响较小的比例*2+认为影响非常小的比例*1”“影响系数=总分值/5”，得到变量间影响系数，如表2所示。
模型仿真结果能真实反映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系统特征和变化趋势，是模型构建成功的关键。因此，需要对模型有效性进行检验。本研究分别对输入端——协同创新资金和产出端——协同创新经济效益的真实值与仿真值进行对比。其中，协同创新资金无专项统计，仅统计4类主要渠道数据(银行信贷、资本市场、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协同创新经济效益以西安市军民融合产值规模衡量，对比结果如表3所示。表中真实值数据来源于西安市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情况评估报告。
通过对2015—2017年协同创新资金、协同创新经济效益的真实值和模拟值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真实数据与仿真结果的误差均在5%以内，故仿真模型具有现实价值。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建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是有效的。
本研究从3个维度设计仿真方案，分别考察单因素作用、多因素协同作用与多因素非协同作用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要素融合效果的影响，要素融合效果以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加以度量。
本研究共涉及5个常态变量，其初始赋值情况已在模型方程建立部分进行了说明，下面将对常态变量在初始赋值的基础上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变，探究模型参数变化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的影响，仿真方案如表4所示，仿真结果如图5所示。
表2 因素间影响系数
符号赋值符号赋值符号赋值符号赋值f10.71f110.42f210.36f310.84f20.85f120.48f220.41f320.59f30.41f130.67f230.78f330.6f40.51f140.61f240.69f340.43f50.31f150.89f250.64f350.38f60.47f160.78f260.56f360.82f70.43f170.62f270.46f370.71f80.92f180.89f280.78f90.4f190.59f290.53f100.54f200.61f300.81
表3 2015—2017西安市协同创新资金、经济效益的真实值与仿真值
日期协同创新资金真实值(千亿)仿真值(千亿)误差率(%)协同创新经济效益真实值(千亿)仿真值(千亿)误差率(%)20154.621 834.621 830.001.451.457 390.5120165.299 515.379 221.501.61.670 094.3820176.221 396.210 18-0.182.01.916 22-4.19
表4 单因素仿真方案
仿真方案仿真内容方案一市场预期增加10%方案二组织管理协调机制增加10%方案三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增加10%方案四融资障碍减少15%方案五技术转移扩散障碍减少15%
由图5可知，5个设计方案均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政府宏观调控力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组织管理协调机制和市场预期，组织管理协调机制的影响优于市场预期；相对于政府宏观调控力度、组织管理协调机制和市场预期，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对融资障碍和技术转移扩散障碍的敏感程度较低。
由于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同时对多个因素进行大幅度调整，为此需要探究多因素共同作用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的影响。本研究设计了不同方案，同时改变多个因素数值，不同方案对不同因素有所侧重。具体模拟方案如表5所示，模拟结果如图6所示。
表5 多因素组合仿真方案
仿真方案仿真内容政府宏观调控力度组织管理协调机制市场预期融资障碍技术转移扩散障碍方案一↑10%↑5%↑5%↓5%↓5%方案二↑5%↑15%↑5%↓5%↓5%方案三↑5%↑5%↑15%↓5%↓5%方案四↑5%↑5%↑5%↓20%↓5%方案五↑5%↑5%↑5%↓5%↓20%
通过对图6中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曲线进行比较，发现不同组合方案对提高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各方案的作用效果存在细微差别，如下所示：方案二﹥方案一﹥方案三﹥方案四﹥方案五。
由此可以得出，当资源有限时，可以优先加大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完善组织管理协调机制，辅以适当增加市场预期，减少融资障碍和技术转移扩散障碍，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此外，若加大力度深化市场认知，或集中资源突破融资难题和减少技术转移扩散障碍，辅以适当加大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并完善组织管理协调机制，亦可以显著提高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
现实中，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系统存在各种复杂情况，当某个因素正向激励作用增强时，也许会诱发其它因素产生阻碍作用。因此，在发挥影响因素的正向作用时，需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其它因素的阻碍。本研究设计了3条路线模拟阻碍作用存在的情况，如表6所示。
(1)路线一。对路线一的仿真结果(见图7)中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曲线比较可得：方案二﹥方案一﹥当前。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方案二中，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向激励作用大于融资障碍与技术转移扩散障碍增加的协同阻碍作用；方案一中，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向激励作用大于组织管理协调机制与市场预期小幅度下调的协同阻碍作用。另外，可以观察到，3条曲线几乎趋于重合，说明两种方案中协同阻碍作用几乎可以抵消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向激励作用。因此，在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同时，加强对其它影响因素的控制是必要的。
(2)路线二。对路线二的仿真结果(见图8)中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曲线比较可得：方案二﹥方案一﹥当前。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方案二中，完善组织管理协调机制产生的正向激励作用大于融资障碍与技术转移扩散障碍增加的协同阻碍作用；方案一中，完善组织管理协调机制的正向激励作用大于政府宏观调控力度与市场预期小幅度下调的协同阻碍作用。同路线一相似，3条曲线几乎趋于重合，说明两种方案中协同阻碍作用几乎可以抵消完善组织管理协调机制的正向激励作用。因此，在完善组织管理协调机制的同时，应尽量避免其它因素的阻碍作用。
(3)路线三。对路线三的仿真结果(见图9)中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曲线比较可得：方案二﹥当前﹥方案一。
图5 单因素仿真方案下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
图6 多因素组合仿真方案下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
表6 多因素非协同组合仿真方案
仿真方案仿真内容政府宏观调控力度组织管理协调机制市场预期融资障碍技术转移扩散障碍路线一方案一↑10%↓5%↓5%方案二↑10%↑10%↑10%路线二方案一↓5%↑15%↓5%方案二↑15%↑10%↑10%路线三方案一↓5%↓5%↑15%方案二↑15%↑10%↑10%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方案二中，增加市场预期产生的正向激励作用大于融资障碍与技术转移扩散障碍增加的协同阻碍作用，但此时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曲线与当前曲线几乎重合，说明阻碍作用产生的影响非常大；方案一中，政府宏观调控力度与组织管理协调机制下调的协同阻碍作用完全抵消了增加市场预期产生的正向激励作用，使得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低于当前水平。因此，在提高市场预期的同时，应特别关注其它因素的阻碍作用，尤其是政府宏观调控力度与组织管理协调机制。
(1)增加市场预期。创新主体应瞄准海洋、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把握技术前沿方向，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获取潜在需求，既满足国家战略需要，又确保科技计划支撑现实发展[25]。同时，协同主体应与需求方保持互动，建立信息联络机制，动态调整资源要素组合，及时停止缺乏竞争性的创新项目。
(2)加大政府宏观调控力度。政府应加大军民两用科技项目部署力度，采取股权投资、奖励、调配、租赁等方式对军民协同创新组织给予支持，对参与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相关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对协同创新生产的军品地方补偿机制。针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产品和服务，出台政府首购、订购等非招标鼓励政策，完善军民融合法制建设。
图7 路线一仿真方案下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
图8 路线二仿真方案下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
图9 路线三仿真方案下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
(3)完善组织管理协调机制。政府应建立健全军民科技协同协调机制，统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规划和计划，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创新主体应将民营企业运营知识和管理经验应用于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组织管理过程中，使运营管理模式与技术轨道相适应。创新科技成果归属和利益分享机制，试行创新成果完成人或技术团队能够与其所在单位协商实施成果转让、许可和作价入股的激励制度。
(4)减少融资障碍。科技协同创新资金难题应从融资机构、融资途径两个方面入手。地方应设立专业服务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活动的科技金融特色机构，允许该机构在准入门槛、业务流程办理、风险容忍度等方面先行先试；逐步完善科技金融担保服务体系，形成风险共担机制；成立军民融合创新基金、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社会资金[26]，拓宽融资渠道。
(5)减少技术转移扩散障碍。制约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过程中技术转移转化的主要因素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军民技术标准差异和国防安全保密等特殊安排形成的制度障碍[27]。因此，需要在不影响国防武器装备精度、可靠性、安全性的前提下，扩大民用标准使用范围和加大采用力度。由政府主导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专门对军民两用技术进行开发和扩散，为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提供技术检索、技术评估、专业孵化等综合性服务。此外，地方应设立科技创新快速响应小组，发挥快响小组“星探”作用，打通发现需求-精准对接-快速应用通道，推动两用技术合作研发、双向转移转化。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分析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进行仿真模拟。仿真结果表明：单因素作用条件下，5个设计方案均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水平有正向影响，其中，政府宏观调控力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多因素共同作用时，改变不同因素投入力度的组合方案均可以达到近似的协同创新效果。但当资源有限时，应优先加大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并完善组织管理协调机制，辅以其它措施。此外，不协同因素的阻碍作用会抵消由某个因素改变所引起的正向激励作用，尽量避免阻碍发生。
本研究从多个维度设计仿真实验并模拟不同方案的运行效果，但现有研究设计无法衡量不同方案的实施成本，未来可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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