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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曾经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流入国，在短短几年时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FDI对外投资国，这一奇迹性的转变与我国企业技术能力提升密不可分。以创新驱动实现企业转型升级通常有3种方法：技术引进、内部研究和开发、与其它企业合作。随着中国企业逐渐从“制造商”向“投资家”的角色变化，一种新兴的企业技术提升机制正在出现：设立海外研发机构[1-2]。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跨国企业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通过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将母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知识转移到海外研发机构，从而支持海外分公司拓展生产和销售。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个别发展中国家在部分产业领域也展现出一定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因此，海外研发机构逐渐发挥着吸收先进技术和知识、获取创新资源的作用。一方面，设立海外研发机构有利于企业技术能力提升，另一方面，也是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举措[3]。例如华为目前已经在美、日、加、法、英等国设立了17个海外研发机构，通过靠近发达的技术市场，支撑其技术创新需求。
目前，对企业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关于海外研发机构的运作，研究较多集中在海外研发机构设立的必要性、动机及其收益等方面。然而，Nepelski & De Prato[4]指出，已有研究很少关注海外研发机构的组织和管理；②关于海外研发机构建立的载体，大部分研究聚焦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关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企业的海外研发机构并没有获得足够重视[2]，而技术发达国家和技术落后国家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的动机不同，且这些海外研发机构也呈现出不同特点[2,5]。因此，理论和实践上都亟需针对以学习和追赶为动机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
针对上述两个研究机会，本文系统梳理国内外企业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的若干组织与管理问题，包括海外研发机构设立动机、进入模式、战略定位和组织形式，并结合中国企业具体实践，总结新兴市场企业海外研发机构的组织与管理特征。本文的研究意义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理论上，从分散的研究中深入梳理海外研发机构组织与管理的相关议题，有利于促进海外研发机构组织和管理问题相关实证研究的展开；②针对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的组织与管理问题进行理论归纳，弥补已有研究对新兴市场企业关注的不足；③为中国企业设立海外研发机构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关于企业建立海外研发机构，大多数研究认同海外研发为企业带来的正面效果，认为跨国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海外研发机构，以正式或非正式方式与东道国的潜在竞争者、客户、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其它研究机构、研发人才建立联系，在与东道国的互动中获得技术和知识外溢，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享有东道国研发资源，为企业带来聚焦在单一国家研发运营所不具备的竞争优势[6-8]。具体来说，企业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的动机可以归纳为：一般动机、供需动机、输入导向动机、效果导向动机4个方面，如表1所示。
表1 企业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动机
学者动机导向内容Ambos[6]; Shimizutani & Todo[7]; Kuemmerle[9]一般动机一是将企业的技术进行海外应用;二是获得国外技术Luo& Tung[10]; Dunning & Narula[11]供需动机需求导向:对产品进行适应性调整;了解东道国本地的限制因素如东道国当地的需求、费用、出口配额和履行标准等;供给导向:精密复杂的国外科学研究设备;高水平的当地研发人员,低研发人员成本Gassmann & Han[12]输入导向动机高素质员工、非正式网络和信息资源、本地创新组合Li & Zhong[13]效果导向动机顾客和特定市场发展成本优势较短的研发周期和适应本地生产过程
全球范围来看，大部分中国企业依然处于价值链底层[14]。近年来，中国企业纷纷选择通过研发国际化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它们通常通过在技术发达的国家设立海外研发机构获取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能力。目前，中国企业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的动因主要是需求驱动，具体包括：①市场驱动。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企业逐步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3]，在全球范围内抢占市场。但由于国家间文化、地理、经济发展差异，海外市场的开拓具有一定风险。企业为了降低国际化战略风险、推动企业国际贸易，通过在目标地区设立研发机构进一步获取当地市场信息[15-16]；②技术驱动[17]。技术搜索和技术学习是海外研发机构的主要工作。中国企业通过设立海外研发机构能够更快、更准确地获取、追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信息，捕捉技术发展趋势。同时，有利于企业获取技术研发知识、提高自身技术研发能力，为国内企业提供技术支持[16，18]；③资源驱动。资源稀缺性促使企业在全球范围寻求所需战略性资产[10，19]。企业通过设立海外研发机构更易于在资源所在地获取人力、资金、生产原料等资源[16]。
陈劲等[20]将中国研发国际化进程划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高级阶段，并指出在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研发国际化的目的不同。外国跨国企业对中国的技术输出，大多以占领中国市场为目的，而在现阶段，多数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目的主要是获取海外市场和技术信息，真正的研究开发工作很少[21]。
(1)国际化理论。国际化理论强调无形资产，如公司相关知识或市场活动[22]，关注公司特有优势，这些优势可以转移到其它国家并获得经济利益。根据国外直接投资的观点，拥有高水平无形知识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具有更高控制水平的国际化进入模式。对于技术资源丰富的企业，往往通过加强对海外研发机构的控制来避免核心知识和技术外泄。因此，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选择进入模式的动机是为了保护公司特有知识，以避免“后来者”因缺乏技术和知识整合经验而遭到合作者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但是，基于机会主义视角研究海外研发机构进入模式并不全面，尤其对于以获得新知识为目的的海外研发企业的案例，其解释力并不强。因此，企业必须思考进入模式对学习能力的影响，同时也要考虑模式本身能否有效保护公司已经获得的知识。
(2)进化理论。进化理论为国际化理论提供了一个补充性解释，这一观点强调保护知识价值。Kogut & Zander[23]认为进入模式是就增加企业知识而言的，公司通过设计进入过程，整合企业内部和在国外市场习得的知识，进而获得知识积累，这一过程便是跨国公司的进化过程。在进化理论视角下，母公司最初倾向于对海外研发机构保持较低的控制，直到他们习得了足够多的知识从而能够对其海外活动有一定影响力，母公司便转向高控制模式；Winter[24]认为进化理论的重点在于企业角色是一个生产能力的知识库。当面临一个新的能力需求时，例如进行海外研究，企业倾向于选择与现有惯例兼容的模式。根据这一观点，海外研发机构进入模式的选择和顺序必须考虑到公司现有能力和公司对新能力的需求程度。
(3)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是解释进入模式选择过程中重要且通用的理论依据。交易成本理论对国际化的基本解释机制是：企业在国际化运营中，需要建立一定的治理结构，以最小化其成本。一方面，对外技术投资的资产专用性较高，需要保证持续投资，对于经济资源较为丰富的企业，更可能采用高度控制的进入模式。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建立的海外研发机构，作为东道国的“后来者”，往往面临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增加风险，因而企业会对海外研发机构保持较高的控制。综上，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企业使用特定的交易资产建立海外研发机构时，将采用具有更高控制程度的进入模式[25]。对此，Balsvik & Haller[26]从知识产权保护和减少知识转移的角度，研究了绿地投资和并购模式的适用性；Meyer[27]采用交易成本和制度理论，解释了企业对东欧国家投资的模式选择。
(4)资源基础论。从20世纪末开始，资源基础论逐渐兴起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进入模式的理论基础。资源基础论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来源于企业中不可被复制的、稀有的资源。与交易成本理论关注最小成本不同，资源基础论更加注重价值最大化[28]，将重点放在实现FDI的目标和价值创造过程上。因此，资源基础论在分析企业资源禀赋尤其是知识和R&D活动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和促进企业成长的过程中[29]，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青睐。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学习和追赶特征，母公司更加关注海外研发机构的价值增加，甚至不计成本地学习先进技术，将技术国际化战略视为“跳板”，以弥补“后来者”劣势和竞争短板[10]。因此，资源基础论对于研究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更具适用性。
进入模式是企业设立海外研发机构面临的首要和核心决策之一，不同的进入模式能够对海外研发机构绩效的异质性提供显著解释力。已有研究识别了海外研发机构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并大致归纳为3类，即公司特定要素、区位要素和国际化要素，基本符合Dunning[30]在国际投资理论中的OLI (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框架。①投资公司特有的属性(ownership)[31-32]，如企业规模、企业专利水平、企业技术水平、企业经济资源、企业所有制及企业特有的政治资源都将在海外研发机构进入模式选择中发挥重要作用[26] ；②国际区位因素(Location)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海外技术投资机会(如市场增长率)和威胁(如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海外研发机构的成本、收益[33]和进入模式[34]；③国际化(Internalization)也是影响海外研发机构的直接因素。已有研究认为，国际研发整合显著影响技术转化效率[33]。
此外，一些学者从文化和制度距离、风险因素、资源因素、组织能力等方面，为海外研发机构进入模式选择提供了一定的证据，这些因素对于具有较低信任文化[35]和较高进入障碍[36]的转型期市场或新兴市场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影响海外研发机构进入模式选择的因素进行归纳，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海外研发机构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
代表研究者影响因素Dunning[30]; Penner-Hahn[32]; Shan & Song[33]; Anderson & Sutherland[37]; Jain et al.[34]OLI框架:公司特有的因素:企业规模、国际化经验、区位因素:资源强弱、可获性、资源成本国际化:降低交易成本和合作成本Brouthers & Brouthers[38]文化和文化距离Balsvik & Haller[26]风险水平对进入模式的影响;风险水平对控制水平的影响Chen & Chen(2003);资源的类型、资源如何分享Erramilli,Agarwal & Dev组织能力Brouthers,Brouthers & Werner[38-39]不确定性Wei et al.[8]; Luo & Tung[10]学习能力、吸收能力
(1)资助研究、合作研究、控制研究。 Penner-Hahn[32]从保护和学习视角将海外研发模式分为资助研究、合作研究和控制研究。资助研究活动主要表现为企业在大学或其它企业以项目的形式设立基金，但是，本公司的研究人员并不参与。资助型模式受到项目长短的限制，企业常常通过资助项目发现一个新的产品或现象。合作研究往往发生在公司与其它公司或大学之间。与资助研究不同，合作研究项目让公司员工参与到海外研发机构中，参与方式包括：将员工转移到海外基地，或通过双轨制使其既在国内又在海外进行研究工作。控制研究是指企业建立具有所有权的研发机构，通常采用收购一个海外机构或者建立新机构的方式进行。在这种模式下，企业雇佣海外研究者在这些海外研发机构工作，同时，也从国内选聘科学家到海外研发机构共同参与研究。
这3种形式在保护研究成果和学习新技术方面各有优点和缺点：资助型研发通常成本最低，需要的本地环境知识最少，但其回报也是最少的。另外，由于企业在资助型研发中参与度比较低，学习到的新技术比较少，所以，难以将全部研究收益归自身所有[40]。相反，控制型研发提供了最大程度保护研究成果和潜在学习机会，但同时也是资金消耗最多、要求对当地环境知识最熟悉的模式。合作型研究存在于市场和企业之间，提供了中等程度的保护和学习机会。
(2)全资和合作。从国际化理论和进化理论视角看，根据公司对海外研发机构控制程度不同，进入模式还可分为全资和合作。全资方式设立的海外研发机构在日常运营中具有较强的控制力，而合作方式只有很少的自由控制权。Ramachandran[41]的实证研究认为，当企业具有很强的技术优势时，企业在海外技术扩张中更倾向于选择具有控制力的全资模式，以避免核心技术外泄。如果企业急需的技术资源处于匮乏状态，或通过学习获取技术资源所需时间较长，则企业只能通过合作方式获取技术资源。
(3)并购和绿地投资。跨国企业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投资海外研发时可以采用绿地投资或并购等进入模式。绿地投资完全依靠自身技术，而并购模式需要整合被并购方技术或资产，具有快速获得稀缺资源的优点。Balsvik &Haller[26]认为，当企业技术资源丰富时，为减少知识转移、保护知识产权，企业更倾向于绿地投资而不是并购模式。Nocke &Yeaple[42]认为，绿地投资由于不分享与当地合作者的利润而受到青睐。
(4)股权投资和非股权投资。 Pan& Tse[43]将进入模式分为股权投资和非股权投资。其中，股权投资包括合作企业、绿地投资、棕地投资、并购等，其特点是需要高水平的总部控制；非股权投资包括许可证、R&D控制和联盟，其特点是需要低水平的控制[31]。
(5)资源利用型和资源增强型。 Meyer等[28]和Cantwell & Mudambi[44]等从资源和能力视角，将海外研发投资进入模式归纳为资源利用型和资源增强型。资源利用型主要利用现有资源[29]，开发现有能力，以集成式生产或组装式生产为主[44]，基于对母公司的知识利用[9]，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资源增强型模式主要使用与合作企业共有的资源[28]，增强技术能力和创造新价值，从事研究相关的生产[44]，嵌入到当地企业的学习中，具有较低的控制能力。
对于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进入模式影响因素，现有文献认为影响跨国企业选择何种进入模式的因素可以归纳为3个方面：一是企业层面因素，杨震宁等[21]从跨国企业自身角度出发，认为企业拥有的技术能力、跨国企业组织规模、高管团队特点会对海外研发机构进入模式产生直接影响；二是行业层面因素，曹晶晶[16]认为企业海外研发应该是调整性研发，根据海外研发机构所在行业发展水平、行业集中度以及海外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作出进入模式选择，从而更好地适应当地环境和支持国外生产；三是东道国因素，陈劲等[20]将东道国因素视为影响我国企业研发投资国际化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东道国政治经济制度(进入限制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市场需求、空间和语言文化障碍等。
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进入模式有别于国外学者的分类模式，崔友平等[45]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主要有独立研发机构、跨国技术联盟、跨国技术并购3种模式。其中，独立研发机构的设立有利于企业直接获取研发资源、了解东道国市场，但是，这种方式往往需要企业充裕的资金支持和对研发机构的有效管理；通过跨国技术联盟方式进入海外市场，有利于企业与国外相关企业共担风险、优势互补，降低企业研发国际化成本与风险，但如何真正掌握核心技术是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通过跨国技术并购方式进入海外市场，是企业快速获取国外企业技术的有效方式，但并购过程及并购后期管理常常是企业成功实现研发国际化的最大考验。企业研发国际化需要以企业战略为导向，以资金为基础，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战略，选择适合其现实发展阶段的进入模式。除此之外，部分学者基于企业海外研发机构目标导向，将海外研发机构分为生产支撑型、技术跟踪型、人才和资源利用型三大类。
如今，研发国际化已经成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追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开拓海外销售市场的重要手段。海外研发机构的战略定位取决于其所要实现的功能。Nobel&Birkinshwa[46]将海外研发机构的战略定位归纳为3种：当地适应者、国际适应者、全球创造者。对已有功能分类进行整理发现，众多不同维度的分类方式都能够归纳到Nobel & Brikinshwa的框架中，如表3所示。
表3 研发机构功能类型
代表研究者功能分类Nobel & Birkinshwa[46]当地适应者国际适应者全球创造者Pearce[47]支持型实验室当地整合实验室国际独立实验室Håkanson & Nobel[48]技术支持机构适应性R&D机构通用R&D机构研究机构Kuemmerle[49]基于母国的开发机构基于母国的增强机构Ghoshal[50]实施者子公司贡献者子公司创新者子公司Bas & Sierra(2002)基于母国开发型的研发对外投资市场寻找型研发对外投资技术寻找型研发对外投资基于母国增强型的研发对外投资Shimizutani & Todo[7]D(Develop)型R(Research)型
注：在Nobel & Birkinshwa(1998)研究基础上添加整理；Ghoshal(1986)的分类将子公司视为一个整体，并不特指R&D机构
当地适应者也就是Pearce[47]指称的支持型实验室，目的是帮助当地生产机构更加有效地利用跨国公司所具有的技术能力。它也是Hakanson&Nobel[48]分类中的技术支持机构。Bas&Sierra (2002)称其为基于母国的开发；Ghoshal[50]将其定义为实施者子公司。这一战略的关键前提是母国企业的技术能力与国外是不对称的，公司所在的母国拥有在这一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进而在国外进行开发，而国外该技术领域比较弱。当地适应者大多在东道国，研发要求有限，这一角色的本质是方便母公司向子公司转移技术，因此，当地适应者完全符合Vernon的生命周期模型。
国际适应者也就是Pearce[47]指称的当地整合实验室，目的是为当地生产机构提供支持，但是，与支持型实验室相比，其增加了部分创造功能。Bas&Sierra (2002)将其称为市场寻找型研发投资。该类型研发机构并不是技术导向，东道国和母国在这一技术领域可能都比较弱，但其目标是为了获得东道国市场，以市场开发为目的。地理区位上国际适应者的范围比当地适应者更广，并且具有某些创新。国际适应者角色的理论基础依然是Vernon的生命周期理论，国外机构的功能从技术转移转向根据当地市场需求调整或改进生产过程。
全球创造者是Pearce[47]指称中的国际独立实验室，目的是进行研发项目的核心要素输入，与东道国的生产运作无关。其与国际适应者的区别在于：①研究和开发，而不是提高和适应；②连接基础的合作和分散研发，而不是制造。Kuemmerle[49]将其称为基于母国的增强机构；Hakanson&Nobel[48]将其细分为通用的R&D和研究机构。Bas&Sierra (2002)分类中的“技术寻找型研发对外投资”和“基于母国的增强型对外投资”都属于这一类。技术寻找型战略直接面向母国特定技术领域劣势，而这一劣势恰恰是东道国的技术优势。Shan&Song[33]认为，技术寻找型R&D即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寻找在本国难以实现的技术。基于母国的增强型战略中，东道国和母国都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这类R&D合作的目的是为了监督或合并竞争优势，实现强强联合获得互补性资产，增强公司已有知识。这一类型的理论基础是层级制和跨国理论，这一机构是该领域专家的全球领导者，常常选址在特定的能够发挥某一市场潜力或专家潜力的区域。
当地适应者和国际适应者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技术应用导向及技术支持功能。因此，Kuemmerle[47]将两者统称为基于母国的开发机构，而将具有技术研究和技术学习功能的机构称为基于母国的增强机构。还有其它类似的分类方式，如Shimizutani&Todo[7]将这两种功能导向的海外研发机构称为D(Develop)型和R(Research)型。
研发机构组织模式设计是R&D战略规划的核心。研发机构组织模式的具体参考维度包括：研发机构输入要素的质量(挖掘当地知识人才的潜力，从事当地的科学合作)；期待的输出质量(与当地消费者、开发机构、市场等的合作)；整体运行效率(核心任务、项目交接、成本问题等)。同时，一些外部因素如税收优化、当地政治和社会系统的可靠性与稳定性等因素也是重要的参考变量。Von Zedtwitz&Gassmann[51]从外部科技需求和新市场新产品需求两个维度，将国际R&D组织形式分为4种类型(见表4)。
表4 国际R&D组织形式分类
类型特点代表企业国内研究国内开发(本国型R&D)核心技术比较容易控制或者核心任务非常重要;研发管理受到一定的种族和地缘因素的影响,国外专家的咨询和指导作用是有限的日本机械公司Kubota研发机构分散研究本国开发(技术驱动型R&D)研究比开发的国际化程度高;获得东道国优秀的科研中心和本国难以获得的稀缺技术人员是主要驱动因素;容易取得核心控制权和决策权,保护商业成果Xerox研发机构本国研究分散开发(市场驱动型R&D)业务开发主要受到消费者需求的主导,技术监控主要在国内进行,以保证核心任务的完成Schindler的研发机构分散研究分散开发(全球型R&D)目的是将研发机构进行全球合作,构建全球研发网络;当地的科学技术能够被快速吸收,开发中心能够为当地市场准备适合的产品;这类研发机构的管理更加复杂,成本也更高美国制药企业Glaxo-Wellcome
企业战略设定中是否在海外成立研发机构，主要取决于企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企业发展战略。陈武等[52]认为，我国大多数跨国企业仍处于“追赶”阶段，技术更迭频繁引起的行业竞争激烈，使得企业很难持续保持核心竞争力。但技术的快速更迭也为我国跨国企业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机会，企业需要明确研发国际化的功能和海外研发机构的战略定位，以便在技术变革中取得领先优势，甚至改变市场格局。华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华为是我国跨国企业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的先驱，早在2001年华为即在美国设立了4个研发中心，并加入国际电信联盟。2012年之后，华为继续推进在欧美等国家的海外研发投资，陆续在美国、芬兰等国家设立研发机构。这些海外研发机构的设立充分运用了当地技术优势，为华为在技术领域的全面提升起到重要支持作用。
关于组织形式，已有研究对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组织形式的探索相对较少，陈劲等[20]以Von Zedtwitz&Gassmann[51]对研发国际化组织形式的研究为基础，对我国28家企业设立的海外研发机构组织模式&展开研究，研究结论将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组织模式归纳为3个阶段：在研发国际化初级阶段采用本土集中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形式，在研发国际化发展阶段采用复合的星形结构，在研发国际化成熟阶段采用全球一体化创新结构。从结构上看，3种海外研发机构组织形式随着研发国际化的日益成熟呈现分散趋势。另外，陈劲等[20]还指出，中国海外研发机构多采用中心——边缘式的组织形式，少数研发资源丰富的跨国企业采用复合星型结构，而采用全球一体化创新结构的很少。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以华为、海尔、联想为代表的中国跨国企业的海外研发机构逐步过渡为以复合星型和全球一体化创新结构为主导的组织形式。
本文梳理了海外研发机构组织与管理的4个关键问题：动机、进入模式、战略定位和组织形式。表5归纳了上述4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特点。
表5 研究小结
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研究特点动机发达国家企业:一般动机、供需动机、输入导向动机、效果导向动机中国企业:获取海外市场、技术和资源中国企业是海外研发的后来者,动机与发达国家企业不同,具有学习导向理论视角:国际化理论、进化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论理论视角丰富进入模式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OLI、文化、风险、组织能力、不确定性、学习能力影响因素研究缺乏对中国海外研发机构的检验进入模式类型:资助型、合作型、控制型;合作VS.全资;绿地VS.并购;股权VS.非股权;资源增强型VS.资源利用型进入模式的分类在研究中没有统一标准战略类型划分不统一,以发达国家案例研究为主战略定位和组织形式组织形式划分:从国内VS.国际、技术开发VS.技术应用两个维度分为4种类型没有深入展开,尤其是缺乏面向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研究未来研究机会(1)中国企业海外研发动机的实证研究(2)中国企业海外研发进入模式研究:影响因素的检验、进入模式分类等(3)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的战略类型划分,组织形式研究
通过文献梳理，已有研究呈现以下特点：①海外研发机构设立动机方面，中国作为国际技术市场的后来者，海外研发机构具有典型的学习导向，而已有发达国家技术输出导向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企业的指导效果极为有限；②进入模式方面，理论视角已经非常丰富，但是，专门针对中国企业海外研发进入模式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同时，进入模式的分类研究标准各异，不利于研究结论的横向对比；③战略定位和组织形式方面，已有研究以发达国家案例为主，关于组织形式划分的研究没有深入展开，尤其缺乏面向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研究。
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投资在实践中表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是，已有研究对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重视不够，这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空间。
(1)关于海外研发机构设立动机，已有文献已经识别出中国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的明显区别，表现在其强烈的学习导向和追赶动机上[2,18]。未来研究可以针对这一特征深入挖掘中国企业在海外研发机构中独特的决策倾向，结合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海外研发决策提供解释机制。
(2)针对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进入模式影响因素缺乏情景化的问题，未来可以展开结合中国企业海外研发特点的影响因素检验，开发出具有中国情境的制度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针对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进入模式分类不统一的问题，未来可以开展基于中国企业海外研发进入模式的案例研究和实证检验，扎根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的具体实践。
(3)针对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战略定位不统一的问题，未来可以开展基于新兴市场尤其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战略定位的案例研究，以剖析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海外研发机构的独特战略导向；针对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组织形式研究缺乏的问题，未来可以聚焦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开展案例研究或大样本实证分析，探索与中国企业海外研发机构战略目标相配套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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