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企业作为研发及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和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载体,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特征,对人才需求量较大。据科技部统计,2017年国家高技术企业共133 347家,R&D人员2 965 178人,实现总收入222 234.1亿元,占GDP的32.25%。人才是高技术企业增加知识存量、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建立竞争优势的首要资源。相较于大型企业,高技术中小企业由于资源约束,始终处于全球化人才竞争的劣势地位,面临人才短缺的困境[1]。
为激发人才积极投入高技术企业发展建设的积极性,完善企业人才结构,提高企业人才知识储备,为企业创新活动增加动力,并加速企业成果转化,政府相继推出人才培养、人才引进等激励政策。然而,我国当前人才激励政策成效不显著,主要表现为各地区政策差异较大,地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并且结构不完善,导致政策制定缺乏系统性、政策执行缺乏针对性,影响了各区域高技术企业和人才均衡分布。此外,学界就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知识结构影响的研究较少。因此,系统研究人才激励机制对于政府完善相关政策、促进高技术企业人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世纪以来,人才竞争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美国、德国、印度等国家政府相继颁布人才激励政策[2]。人才激励政策是指国家或地区政府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为激励人才发展、充分发挥人才作用而制定的政策措施[3]。政府通过颁布各类部令、措施、办法、条例等,达到激励人才的目标,其激励手段通常包括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和发展引导等。人才激励政策为改善人才生存发展环境、激发人才主动性和充分发挥人才潜能[4],塑造了重要的环境空间。
政府人才激励政策是由一系列政策单元组合而成的,目标实现程度依赖于政策工具的选择,分析框架表现为各种政策工具的组合,从而人才激励政策研究要求对政策工具进行基础分析[5]。政策工具是一套复合的政策体系,是指政府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实现政策目标,采用的手段和方式的集合[6]。人才激励政策工具是政府为了充分发挥人才激励政策的效用,实现人才激励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政策手段[5]。由于从广义上看,很多政策本身即是政策工具,从而人才激励政策工具研究的本质即才激励政策的研究。因此,建立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人才激励政策分析框架,有利于把握人才激励政策的本质特征。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学者对政府人才激励政策进行了划分。例如,范柏乃[7]根据政策激励强度,将高技术产业人才激励政策中的人才教育与培养、人才待遇政策、科技奖励等政策工具对应为强、中和低激励政策;李帮彬和方春阳[8]根据政策功能,从人才引进、开发、培养、激励与保障4个方面对杭州市人才激励政策进行梳理;李良成和于超[9]根据政策对人才的作用方式,将广东省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按照基本政策工具划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3种。上述3种人才激励政策研究中,基于激励强度的政策划分关注政策实施效果,但易受被调查者主观理性和价值观影响;从宏观视域分析政策对社会的影响,当对政策工具进行深度研究时,易产生工具概念混淆和逻辑不清的问题;根据基本政策工具划分,考虑到政策的不同着力面,对政策的分析更加全面、深入和细致。
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知识结构反映了员工整体学历水平和专业差异化程度,良好的人才知识结构是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关键,体现了人才配置的有效性。人才的专业方向和知识深度决定了企业人才知识结构,导致不同企业间存在人才结构差异[10]。相较于大型企业,高技术中小企业知识基础更为薄弱,更重视改善人才知识结构。根据知识基础观,企业核心能力源于人才的隐性知识[11]。一般而言,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学历水平越高,隐性知识越多,越容易建立企业竞争优势。人才专业结构反映了企业中不同专业人才的比例构成,人才专业异质性越高,越有利于企业作出高质量的战略决策。在各类人才中,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智力支撑。因此,高技术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本投入从根本上看,是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投入[12]。其中,技术人才对高技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起决定性作用,技术人才投入越大,往往企业创新绩效越高[13];管理人才是高技术中小企业制定战略决策和管理企业运营的核心主体,是企业发挥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
目前,关于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知识结构的研究比较欠缺,但有学者认为人才激励政策为高技术中小企业提供了有力支持,提高了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同时,政府人才激励政策为高技术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有利于企业人才结构优化以及智力资本与技术资本积累。政府颁布人才激励政策,主导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等工作,丰富了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供给[14],有利于企业人才学历水平提高。此外,政府借助物质和精神激励等手段,激发人才的内在动力,促进其为高技术中小企业研发创新贡献智力资本,进而优化企业人才专业结构和知识结构。袁家健[15]指出,政府应结合全球化竞争环境和高技术中小企业实际需求,继续完善人才激励政策,提高人才队伍整体层次水平。
综上所述,学者就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及其作用进行了广泛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未结合中国政府颁布的众多政策文本,导致高技术企业人才激励政策研究的针对性不足;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知识结构的影响作用尚未得到验证。鉴于此,本研究植根于中国政府颁布的与高技术企业相关的政策文本,采用内容分析法,构建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分析框架,并以高技术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对企业人才知识结构的影响。
政府人才激励目标的实现,依赖于诸多政策工具支持与相互配合。本文基于基本政策工具视角,根据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对企业人才的不同影响方式,将其划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进一步分别讨论三者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知识结构的影响。
供给型政策通过人才引进、人才培养等多种途径,创造良好的人才供应环境,为高技术中小企业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具体而言,政府不断出台供给型政策,提高政策实施效力,形成人才聚集效应,推动高技术中小企业引进人才,提高人才整体学历水平、优化专业结构[16]。在人才培养方面,政府持续出台政策,不断完善义务教育、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等,着力培养高学历和高技能人才,以满足高技术中小企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提升企业人才学历水平、优化专业结构。此外,技术和管理人才是高技术中小企业发展所需的稀缺人才,政府通过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引导发达国家人才向国内企业流动。
环境型政策为人才培养、人才储备和人才自我价值实现奠定了基础。政府颁布的环境型政策文件越多,说明政府对人才发展环境越重视。环境型政策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对人才结构优化的支持作用[17],提高人才就业与高技术中小企业需求间的协调性,进而促进人才以企业为主体发挥自身效用,并最终表现为企业人才知识结构优化和整体绩效提升。其中,政府通过加大对国内人才引进环境支持力度,为高技术中小企业解决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后顾之忧,维持人才就业的长期稳定性;通过建设培训基地,以联合培养的方式吸引人才加入高技术中小企业,经由研发生产活动实现人才技能转化,促进企业发展。
需求型政策主要作用于人才自身,激发其才能和作用发挥。具体而言,政府通过逐渐提高需求型政策使用频率,强化高技术中小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完善企业保障、考核等机制,提高企业在人才招聘中的竞争力;完善人才培养、选拔、任用和奖励等激励政策,提高高学历人才和专业人才对高技术中小企业的忠诚度,进而持续优化人才学历结构和专业结构。基于此,本文建立如下假设:
H1a:供给型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学历结构有正向影响;
H1b:环境型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学历结构有正向影响;
H1c:需求型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学历结构有正向影响;
H1d:供给型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专业结构有正向影响;
H1f:环境型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专业结构有正向影响;
H1g:需求型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专业结构有正向影响。
企业人力资源投入的货币表现形式为职工薪酬。高技术中小企业获得人才激励政策支持,意味着获得政府的额外补贴和行政保护,能更好地建立竞争优势。这对企业增加人力资源投入,即提高薪酬水平,具有激励作用。
政府重视对供给型政策的应用,持续推出教育培训、人才引进等政策措施,助力企业培养和引进紧缺人才[18]。高技术中小企业为满足战略发展需求、获取人才政策支持,以及占据人才市场竞争优势,会为具有潜在价值的人才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政府出台的供给型政策越多,越能刺激高技术中小企业通过提高薪酬水平获得外部人才,进而建立竞争优势。
政府通过强化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等环境型政策,提高政策实施效力,拓宽高技术中小企业资金获取渠道[19],减轻企业财务压力,激励企业提高薪酬水平获得人才竞争优势。环境型政策中的薪酬管理和社会保障制度减轻了高技术中小企业用工负担,对企业提高薪酬水平有积极影响。
需求型政策是政府基于企业需求、旨在促进企业人才发展而制定的政策。政府逐渐重视对需求型政策的应用,通过提高政策措施使用频率,强化政策效力;鼓励高技术中小企业开发新岗位引进优秀人才、改善人才聘任制度、培养和启用青年人才等[20],利用人才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这意味着企业将提高职工薪酬水平。需求型政策中的股权、期权等激励措施直接作用于高技术中小企业,通过提高职工薪酬水平,激发其创新[3]。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供给型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职工薪酬水平有正向影响;
H2b:环境型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职工薪酬水平有正向影响;
H2c:需求型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职工薪酬水平有正向影响。
从企业角度看,职工薪酬是企业为了获得人才提供的服务而给予的报酬支出,目的在于激发员工的工作激情和潜能,表现出对员工的信任和承诺[21]。企业对职工薪酬管理的目的在于效益最大化,并建立行业人才竞争优势。因此,高技术中小企业可通过提高职工薪酬水平,激励内部员工提高学历水平、提升专业能力,进而优化企业人才学历结构和专业结构,获得人力资源成本的边际效益。从员工角度看,薪酬是员工履行工作职责、完成工作任务而获得的劳动报酬。更好的待遇是员工工作的外部动机[22],提高薪酬待遇能激发高技术中小企业员工主动提高自身学历水平和专业技能,以更好地完成任务,进而改善企业人才学历结构和专业结构。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高技术中小企业职工薪酬水平对人才学历结构有正向影响。
H3b:高技术中小企业职工薪酬水平对人才专业结构有正向影响。
政府人才激励政策之所以能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知识结构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人才激励政策中的不同政策单元效力存在差异,进而影响人才分配效果,最终导致人才学历结构和专业结构差异。政府人才激励政策能有效支持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引导高技术中小企业加大人力资源投入:一方面,提高对外部人才的招录力度;另一方面,加大内部培训投入,着力提升人才专业技能,改善企业人才学历结构和专业结构,进而建立人才竞争优势。高技术中小企业职工薪酬水平反映了企业的人才战略选择,即企业领导者通过识别人才政策环境,根据自身持有资金对人才市场作出竞争性选择。政府不仅提供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等环境型政策,减轻高技术中小企业用人成本[23],而且不断完善供给型政策,扩充人才供给,结合需求型政策激励企业完善员工保障。在此环境中,高技术中小企业提高薪酬水平将提高自身的人才竞争力,有利于引进优秀人才[24],改善人才知识结构。为降低高技术中小企业中人才供求不平衡的风险,使企业获得长期发展,职工薪酬在人才激励政策对企业人才知识结构影响过程中十分重要。职工薪酬是政府实施人才激励政策促进高技术中小企业改善人才知识结构的载体,由于每个企业的禀赋和所处发展阶段不同[25],导致其对政策的吸收、消化和利用能力存在差异;职工薪酬水平反映了高技术中小企业对人才激励政策的吸收能力,也预示着企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调整方向。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企业职工薪酬水平在供给型政策与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学历结构中起中介作用;
H4b:企业职工薪酬水平在环境型政策与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学历结构中起中介作用;
H4c:企业职工薪酬水平在需求型政策与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学历结构中起中介作用;
H4d:企业职工薪酬水平在供给型政策与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专业结构中起中介作用;
H4f:企业职工薪酬水平在环境型政策与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专业结构中起中介作用;
H4g:企业职工薪酬水平在需求型政策与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专业结构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知识结构有直接和间接作用,由此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遵循公开性、权威性及相关性原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委等官方网站收集政府人才激励政策文本数据,包括法律、条例、意见等。政策文本内容不包括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家层面的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对高技术企业发展具有宏观引导作用,影响较为广泛,基于国家层面的政府人才激励政策文本得出的研究结论更具普适性;另一方面,就当前的政府人才激励政策本身而言,大都分散在国家发展规划、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中,尚未形成完整的框架性政策体系,给地方政府深刻把握宏观人才激励政策导向、颁布地方政策带来了一定障碍。同时,不同地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地方政策不具有广泛适用性。本文系统地梳理当前分散的政府人才激励政策,构建一个研究分析框架。
在中央人民政府、科学技术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等部门网站的“信息公开”下的“政策文件”中,搜索“高新技术企业”、“高技术产业”“人才”等关键词,收集1983-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科技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同一些部门联合颁布的、与高技术企业相关的人才激励政策,筛选后得到170个相关政策文本。为保证研究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笔者对政策研究文献,尤其是与人才政策、激励政策和政策工具相关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加深对人才激励政策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的认识和理解,以确保筛选和使用的二手数据的准确性。同时,邀请课题组另外两位研究成员再次进行文本筛选,通过对有争议的文本进行讨论,最终达成是否保留的一致选择。
此外,本研究所用高技术中小企业职工薪酬和人才知识结构数据来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高技术中小企业年报。
3.2.1 政府人才激励政策
本文采用政策效力对政府人才激励政策进行测度。首先,借鉴Rothwell & Zegveld提出的基本政策工具类型划分思路,即供给型政策、环境型政策和需求型政策,采用内容分析法,构建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分析框架,并对3类政策进行频数统计和政策效力测度。具体步骤如下:①根据政策文件的字号、条款等属性,结合政策文件颁布的时间顺序,对筛选出的文本进行编码;②提炼并确定主题词;③补充、完善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分析框架,并进行频数统计。
为保证主题词的有效性,通过以下原则进行筛选:①为提高数据的集中性,选择政策文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正式用词;②根据3种基本政策类型,选择主题词;③对政策文本中所有相关条款进行编码,以保证编码的系统性和全面性;④确保主题词彼此独立、没有歧义。根据内容分析结果,本文确定了政府人才激励政策中3种政策类型的各细分类别,如表1所示。
政策效力反映了政策的有效性,体现了政策的影响力。本文采用彭纪生(2008)基于行政机构和政策类型提出的测度标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员会颁布的法律,效力为5;国务院条例和部委部令,效力为4;国务院暂行条例、部委条例、规定,效力为3;部门意见、办法和暂行规定,效力为2;各部门发布的通知,效力为1。根据内容分析结果对相关主题词进行频数统计,并结合政策效力计算政府人才激励政策的综合得分,结果如表2所示。
表1 政策分类
政策类型政策描述政策细分供给型供给型政策表现为政府对高技术企业人才的推动,指政府通过开展教育培训、合作交流、人才引进等,直接增加人才的供给数量,改善面向高技术企业的人才市场供给环境,推动人才的发展人才流动人才引进教育培训合作交流环境型环境型政策体现了政府对高技术企业人才发展和人才市场的影响力,指政府通过金融支持、税收优惠、基地建设等政策,为企业人才的发展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金融支持税收优惠法律保障政府支持社会保障管理制度基地平台社会文化氛围需求型需求型政策指政府鼓励高技术企业通过完善聘任制度、收入分配制度、企业保障制度等,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和人才需求的活跃度,从而稳定人才就业市场,减少人才就业的不确定性聘任制度分配制度岗位开发企业保障
表2 政策统计
年份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频数效力频数效力频数效力200469184113291471212005782101433755013020061433751884867920820071644442185668422420081674522255868522720091864892616549023720102185812897309525120112817433969911022682012310820426107 610828420133659594721 19811931120143779874921 24112031320153961 0265081 27812331820164691 2226131 55615440220175181 3496961 724176457
3.2.2 中介变量
本文采用企业职工薪酬水平解释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知识结构作用过程中相关的功能块。职工薪酬是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投资的重要方式,表示企业享受人才效用而产生的实际支出,反映了企业对人才的关注度和对政府人才激励政策的吸收能力。本文采用企业年报中资产负债表中“应付职工薪酬”测度企业职工薪酬水平。
3.2.3 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知识结构
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知识结构即企业员工整体学历水平和专业差异化程度。本文采用学历结构和专业结构2个指标衡量人才知识结构,根据企业年报中 “公司员工情况”进行统计。变量定义与测量如表3所示。
回归分析是研究一个被解释变量(Explained Variable)对另一个或多个解释变量(Explanatory Variable)依赖关系的方法,通过解释变量的已知或设定值估计或预测因变量。本文采用逐步多元回归法,即依次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检验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知识结构的影响。本文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和Stata14.0。
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4所示,在448个高技术中小企业样本中,人才学历结构的标准差较大,说明样本企业之间人才学历水平差距较大。人才专业结构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值较大,说明企业间人才专业结构差别较大。比较各类型人才激励政策均值可知,政府侧重于对环境型政策和供给型政策的使用。
表3 变量定义与测量
变量含义符号测度因变量人才学历结构education企业人才中研究生取4,本科生取3,大专生取2,中专及以下取 1,并加权求和人才专业结构profession采用技术和管理人员占总员工的比例供给型政策supply采用加权求和,赋予权系数,计算累加总和自变量环境型政策environment采用加权求和,赋予权系数,计算累加总和需求型政策demand采用加权求和,赋予权系数,计算累加总和中介变量职工薪酬水平salary采用企业年报中应付职工薪酬的年初和年末均值,并除以当年员工总数 行业industry对所属行业设置1-14的虚拟变量区域area对所属区域设置1-11的虚拟变量控制变量规模scale采用企业员工总数衡量成立年限years采用所在年份减去成立年份
表4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样本数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education4484 510.954 303.8433126 716profession4480.310.310.070.77supply448702.93355.291841 349environment448910.86432.452911 724demand448267.9388.51121457salary44812 734.3111 031.37212.0772 705.40industry4486.193.81114area4485.622.59111scale4482 791.872 605.4711112 719years44814.096.28236
表5是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分别与高技术中小企业的人才学历结构、专业结构、职工薪酬水平显著正相关,初步证明了H1、H2。高技术中小企业职工薪酬水平分别与人才学历结构、专业结构正相关,初步证明了H3。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均大于0.9,表示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文采用相对于供给型政策的相对数,调整环境型政策和需求型政策数据的计算方式,并进行共线性统计量检验。结果显示,容差(Tolerance)均大于0.1,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证明调整后的数据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
表5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educationprofessionsupplyenvironmentdemandsalaryIndustryareascaleyearseducation1profession-0.151∗∗∗1supply0.388∗∗∗0.209∗∗∗1environment0.387∗∗∗0.213∗∗∗0.998∗∗∗1demand0.380∗∗∗0.201∗∗∗0.974∗∗∗0.970∗∗∗1salary0.204∗∗0.374∗∗0.352∗∗-0.183∗∗-0.290∗∗∗1industry-0.137∗∗∗-0.0320.0000.0000.000-0.0341area-0.178∗∗∗-0.005 70.0000.0000.000-0.0160.615∗∗∗1scale0.957∗∗-0.292∗∗0.312∗∗-0.216∗∗-0.301∗∗0.061-0.115∗-0.168∗∗1years0.237∗∗0.214∗∗0.636-0.401∗∗-0.6050.186∗∗-0.162∗∗-0.119∗-0.1101
注:***、**、* 分别表示 p<0.01、p <0.05、p<0.1水平上(双侧)相关
Hausman检验用于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模型的选择,若检验结果显著,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31]。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除模型二中salary的回归结果显著,适合固定效应模型外,其它变量均不显著,因此接受原假设,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控制变量中行业和区域在各模型的混合回归结果中均不显著,且固定效应模型不能预测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因此剔除行业和区域两个控制变量,最终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模型拟合效果均在p<0.0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回归拟合效果较好。
模型一结果显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均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学历结构有正向影响(p<0.01,p<0.01,p <0.05),说明政府人才激励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人才学历结构改善。同时,三者与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专业结构正相关(p<0.01,p<0.1,p<0.05),表明政府颁布人才激励政策能够优化企业人才专业结构。模型三结果显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均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学历结构有显著的直接影响(p<0.1,p<0.01,p<0.1),H1a、H1b、H1c得到支持;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专业结构有直接的正向影响(p<0.05,p<0.1,p<0.05),H1d、H1f、H1g得到支持。
表6 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符号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 educationprofessionsalaryeducationprofession控制变量scale 1.667∗∗∗1.668∗∗∗-0.000 01∗∗-0.000 01∗∗-0.329-0.484∗1.682∗∗∗-0.000 01∗∗∗(0.11)(0.11)(4.71e-6)(4.52e-6)(0.73)(0.26)(0.10)(3.72e-6)years72.427∗∗∗5.8420.008∗∗∗0.004922.552∗∗∗-189.7669.0030.004(14.17)(36.91)(0.002)(0.003)(180.94)(704.37)(34.81)(0.003)自变量supply1.543∗∗∗0.0002∗∗∗19.017∗∗∗0.937∗0.000 1∗∗(0.54)(0.000 05)(6.60)(0.51)(0.000 05)environment562.479∗∗∗0.047∗-66.052566.610∗∗∗0.047∗(207.48)(0.03)(3240.11)(196.73)(0.03)demand1 954.233∗∗0.319∗∗16 434.920∗1 369.038∗0.267 6∗∗(801.74)(0.13)(10 162.91)(857.96)(0.13)中介变量salary0.034∗2.91e-6∗∗(0.02)(1.21e-6)常数项C-1 164.683∗∗∗-2 916.132∗∗∗0.231∗∗∗-0.025649.962-3 657.249-2 752.107∗∗∗-0.011(204.56)(742.00)(0.03)(0.11)(2 598.04)(8 954.41)(733.36)(0.11)Wald chi2/F检验475.44∗∗∗629.97∗∗∗16.19∗∗∗21.04∗∗∗26.20∗∗∗31.25∗∗∗807.72∗∗∗26.43∗∗∗R-squared0.9160.9240.1340.2010.0330.1290.9360.287N448448448448448448448448模型随机效应随机效应随机效应随机效应随机效应固定效应随机效应随机效应
注: ***、**、* 分别表示 p<0.01、p <0.05、p<0.1水平上(双侧)相关,包括括号内的标准误
模型二结果显示,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分别与高技术中小企业职工薪酬水平显著正相关(p<0.01,p<0.1),说明政府提高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使用效力,能激励企业提高职工薪酬水平,H2a、H2c得到支持。环境型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职工薪酬水平的作用未通过验证,H2b没有得到支持,说明政府实施环境型政策不能直接促进企业增加人力资源投入。模型三结果显示,高技术中小企业职工薪酬水平与人才学历结构正相关(p<0.1),说明企业提高职工薪酬水平有利于改善人才学历结构,H3a得到支持;高技术中小企业职工薪酬水平与人才专业结构正相关(p<0.05),说明企业加大职工薪酬投入有利于人才专业结构优化,H3b得到支持。综合模型二和模型三结果可知,高技术中小企业职工薪酬水平在供给型政策和需求型政策与企业人才学历结构、专业结构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H4a、H4c、H4d、H4g得到支持。
本文探讨了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知识结构的影响机理,基于基本政策工具视角,将政府人才激励政策划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3种类型,并利用高技术中小企业2004-2017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结论如下:
(1)当前政府人才激励政策侧重于对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的应用,而对需求型政策应用不足。在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中,“教育培训”、“基地平台”和“社会保障”政策使用最为频繁。在需求型政策中,仅有3项政策涉及“岗位开发”和“企业保障”。
(2)供给型政策、环境型政策和需求型政策均对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知识结构有直接正向影响。即政策颁布越多,政策效力越高;高技术中小企业中高学历人才数量越多,企业对高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吸纳能力越强。
(3)职工薪酬水平在政府人才激励政策与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知识结构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得到了部分验证。其中,高技术中小企业职工薪酬水平在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与人才知识结构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环境型政策与人才知识结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没有得到验证。
本文研究结论对政府完善相关人才政策,以及高技术中小企业改善职工薪酬投入、优化人才知识结构具有重要启示。
(1)政府应更加重视对需求型政策的研究与应用,完善政策组合。需求型政策对高技术中小企业改善人才知识结构具有直接拉动作用,但政府对需求型政策运用较少,尤其是企业保障和岗位开发政策应用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高技术中小企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导致高技术中小企业人才流出易、流入难的现状突出。因此,政府应出台更多需求型政策。
(2)政府应重视对人才激励政策实施过程的监督,完善人才评价机制。政府人才激励政策为海内外人才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突显在物质待遇、社会保障等方面。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容易使人才产生享受优惠政策但未发挥政策应有效果的寻租行为。因此,政府应改进人才评价机制,提高评价信息透明度,并逐步提高非物质激励政策的比例,完善政策组合体系。
(3)高技术中小企业应加强对政府人才激励政策的吸收、消化和利用,以优化人才知识结构。职工薪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对政策的利用程度,企业应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薪酬制度,以提高对高学历人才和专业人才的吸引力,优化人才知识结构。
(4)因地制宜,提高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在地理位置、经济基础、资源环境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对国家层面人才激励政策的执行重点和执行效力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各地方政府应制定与区域禀赋相匹配的人才激励政策,保证国家政策执行的连贯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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