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创新作为企业降低不确定性的重要方法,对构建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至关重要。那么,组织创新的动力如何?组织内外部因素又是怎样制约和促进组织创新活动的?这些问题一直是学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既有文献大多从个体、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研究驱动“正常”组织的创新路径问题[1]。但是,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企业生存和发展面临宏观环境不断变革、中观环境持续调整和微观环境复杂动荡等挑战,更可能出现组织衰落现象[2]。然而,从组织衰落视角分析企业创新路径的研究却相对匮乏,很难为我国衰落企业实现创新和复苏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解释和决策借鉴。
基于以往研究成果,本文主要探讨以下问题:①整合企业行为理论、前景理论和公开市场理论[3],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深入剖析组织衰落对组织创新的影响机理,挖掘组织衰落促进组织创新的价值,进一步丰富企业创新路径研究;②从内部因素(集权结构、冗余资源)和外部条件(环境丰腴性)视角,审视不同情境因素对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拓展组织衰落驱动组织创新的情景机制研究。
现有文献对于组织衰落的解释主要可归纳为3种观点:①绩效观[4],认为组织衰落是持续(至少连续两年)的企业绩效下滑现象;②能力观[5],认为组织衰落是组织适应性差、组织合法性降低的一种状态;③资源观[6],认为组织衰落是特定时期资源基础的实质和绝对量下降。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将组织衰落界定为组织成长过程中因各种内外部原因导致组织资源或绩效持续下降,或者表现为组织竞争力不断减弱的状态。随着组织衰落研究的深入,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关系逐渐受到学者们关注。尽管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的关系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7][8][9],但学者们普遍认为组织衰落并非“一无是处”,相反,更可能蕴藏机会与财富[7]。组织衰落带给企业危机的警示,揭示企业亟需变革动力,能够为企业创新提供经验和机会,为衰落企业实现复苏发展增添冒险变革的决心和责任感。
行为理论、前景理论和公开市场理论较好地诠释了组织衰落驱动组织创新的机理[3]。①行为理论指出,一旦组织绩效达不到预期目标,将产生绩效逆差,造成生存压力。遵循“穷则思变”的思想,管理者将会变压力为动力,加大创新变革力度,通过创新搜寻获取问题解决方案,并通过变革过时的战略惯例恢复或改善组织绩效[6]。因此,衰落刺激了组织创新;②根据前景理论,管理者是否作出创新决策将随着期望收益水平变化而改变,管理者面对“损失”和“收益”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与“收益”相比,管理者对“损失”更为敏感。由组织衰落所产生的“损失”会激励企业愿意承担更大风险从而采取创新决策[10];③根据公开市场理论,组织衰落将降低组织合法性,造成利益相关者对衰落企业提出更为严厉的批评和质疑,来自内部或外部的信任压力迫使衰落企业重新思考自身的复苏方式和战略取向,将通过创新规避声誉损失或重塑组织合法性形象[11]。可见,组织衰落增强了创新意愿和创新动力,企业衰落程度越大,管理者认为“损失”程度就越高,越可能通过创新使得企业摆脱困境恢复发展。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1)集权结构的调节作用。集权结构反映组织决策权高度集中于管理者的程度。在具有集权结构的组织中,一方面,管理者拥有充分的决策权,在资源配置、观念统一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决策速度和决策效率;另一方面,管理者往往表现出较高的风险偏好,更可能作出冒险决策,实施组织变革活动。因此,高集权结构意味着管理者更充分的决策权和决策自由度,能够基于组织创新目标或战略导向高效地统一认识、调配资源,实现高质量决策,提高跨部门协同效率[12]。此外,集权也赋予管理者更强的责任和使命去积极挖掘市场机会,搜寻、吸收新知识、新技术开展创新活动以提升组织创新绩效。组织处于不同的状态,需要匹配不同的权力结构以实现组织复苏发展。一般而言,集权结构更有利于衰落组织的复苏和突破,分权结构则更有利于正常组织的创新和发展。
在组织衰落促进组织创新过程中,管理者具有不同的集权结构将会产生不同结果。比如,Howell & Higgins[13]研究认为集权型管理者往往表现出较高的风险偏好,更倾向于成为创新倡导者,而缺乏权力的管理者则表现出较少的创新行为。既有文献也指出,权力越集中,权力转化为创新行动的可能性越大[12]。具体而言,从统一指挥的角度,在具有高集权结构的衰落组织中,拥有权力的管理者更便于统一组织内部思想认知和战略目标,提高创新决策速度和决策质量,进而有利于挖掘组织衰落的价值并通过实施创新战略实现企业复苏和发展。进一步地,具有高集权结构的管理团队在制定创新政策过程中更可能达到减少组织单元间利益分割和交易成本的目的,而且,组织创新政策变革和组织单元协同合作对于组织创新的支持作用也更易于实现。此外,在资源配置层面,高集权结构还有助于企业既有资源的重新配置,进而可以将有限资源匹配到组织创新的关键领域,从而提升创新间资源支持和创新成功率。相反,低集权结构可能对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间关系起到削弱作用。具体来说,在低集权结构的组织中具有多个决策核心,而多核心的权力结构虽然有利于发扬民主,增进员工的决策参与感知,但在组织衰落背景下更倾向于增加企业内部政治行为,导致利益博弈和内耗,致使任何单个决策中心都不能够完全控制组织创新政策和运营实践。而且,权力分散型组织中的管理者和部门习惯于拥有局部影响力,容易形成利益割据,缺乏全局意识和协同合作精神,这必将降低企业对于组织衰落的快速反应,延缓或阻碍组织管理者搜寻创新解决方案。因此,在低集权结构的组织中因权力分散所导致的局部利益和认知偏见等问题将会弱化组织衰落驱动组织创新的积极作用。因此,提出假设:
H2:集权结构正向调节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的关系。
(2)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冗余资源被定义为“资源总量与必要资源总量之间的差”[14],也有学者把冗余资源界定为“一种过量的、能自由使用的资源”[15]。现有研究对于冗余资源与创新的关系尚没有统一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冗余资源有利于创新[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冗余资源不利于创新[16];还有学者指出,冗余资源与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17]。尽管学界对于冗余资源与创新的关系众说纷纭,但多数学者认为冗余资源能够降低战略决策的资源约束力,增强企业战略变革的容忍力,能够平抑企业绩效波动,缓冲企业内外经营压力,同时,也为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承担风险、开展创新和参与竞争提供了重要保障。
组织衰落对组织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作用是否会因冗余资源不同而有所不同尚需验证。具体而言,高冗余资源更有助于实现组织衰落向组织创新的转化过程。首先,从资源决策权视角,高冗余资源赋予企业管理者更多、更柔性的资源决策权,使管理者能够对资源进行富有成效的配置,缓解组织的资源约束感知,有助于增强创新决策的冒险动机[13]。正如Hambrick等[18]研究指出的,高冗余资源对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具有积极影响,能够激励企业突破既有的战略框架,尝试新的战略行动。其次,基于前景理论,企业管理者在创新决策方面往往倾向于风险追逐,企业拥有的冗余资源越多,管理者就会拥有更多空间和机会去冒险实施组织变革和创新实践。最后,从认知能力角度来看,高冗余资源能够使管理者增强创新认知能力。丰富的冗余资源为衰落组织创新提供了资源储备,降低了组织创新的恐惧心理,缓冲了组织失败的威胁,提高了管理者敢于冒险的信心,从而增强了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和创新成功率。相反,低冗余资源可能对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的关系起到弱化作用。一方面,冗余资源越少,管理者的资源决策权感知越低,在组织衰落情形下,管理者更倾向于规避风险,由此削弱了管理者的创新冒险动机和变革行为,从而很难作出组织创新决策。另一方面,从组织刚性视角来看,更少的冗余资源将降低企业驱动管理者追逐风险的意愿和动力,使其难以跳出既有的组织战略框架,更可能注重组织稳定和短期绩效提升,从而基于“谨慎心态”把冗余资源用于非创新投资领域[19],而不是实施组织变革和创新决策。因此,面临组织衰落背景,高冗余资源更有助于提升创新行为的可能性,低冗余资源更可能降低组织创新的动力、决心和能力。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冗余资源正向调节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的关系。
丰腴性作为外部环境的重要特征,强烈影响着组织创新所需资源的程度。环境丰腴性是指技术机会、行业发展和新产品需求的活力与丰富性[20]。也有学者指出环境丰腴性是指一种支持组织持续发展的环境能力,这种能力有助于企业利用行业机会进行风险投资和创新发展[21]。还有学者把环境丰腴性界定为能力、成长/减弱、机会/威胁等3个方面[22]。其中,能力是指企业可利用资源的水平;成长/减弱是指能力的变化;机会/威胁是指尚未被利用的能力的程度。环境丰腴性对企业创新发展、战略变革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丰腴的环境将赋予管理者更高的环境自主权,有助于平衡企业创新风险,扩大战略选择空间,增强企业战略的执行力和企业绩效。
市场环境是企业能否实施创新战略的重要变量。市场环境的丰腴度描述了外部市场上资源的充足性,以及企业外部环境支持企业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方面,高环境丰腴性为企业冒险决策和实施创新战略提供了丰富的机会,不仅能够通过产生财务冗余平抑组织压力,而且,还能够促进企业有更多机会开展外部学习从而实现组织创新,特别是当企业处于衰落状态时从事创新活动具有更大的风险和压力,如果企业外部环境丰腴性较高,就可以充分利用环境丰腴性带来的机会,平衡企业创新风险。另一方面,高环境丰腴性能够给予管理者更加弹性的环境决策权,有助于增强企业创新的外部动力。根据Rosenbusch等[23]的研究,高环境丰腴性为管理者带来了更高的环境弹性,使得衰落组织有更多的创新选择空间,进而拥有更多资源和能力用于开展创新并提升创新成功率。相反,低环境丰腴性意味着外部环境缺乏活力和弹性,势必导致外部技术机会的丰富性、行业成长和新产品需求等不断减少,进而降低企业利润,同时,也会对企业实施创新决策的动力、决心带来不确定性和更多风险。因此,当企业处于组织衰落情景时,高环境丰腴性能够为组织创新创造更多的外部学习机会和创新决策空间,从而有助于企业实施创新战略;而低环境丰腴性则很可能因外部环境支持减弱从而给企业创新实践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提出假设:
H4:环境丰腴性正向调节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
综上,本文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
依托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和创业研究院的支持,主要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问卷调研。根据组织衰落的概念[4],组织衰落表现为组织绩效持续下滑(至少2年)的状态,考虑到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关系的时滞性,即组织衰落对组织创新的影响尚需要一个影响过程,本文假定为1年时间。因此,要求样本企业年龄至少为3年。同时,要求被试企业至少经历过1次组织衰落(如企业利润、资产收益率、销售回报率等指标连续两年下滑)。其中,线上方式通过“问卷星”获取样本数据,同时,对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性别、年龄、学历、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等变量进行控制,共发放问卷250份,剔除无效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36份,有效回收率为94.4%。线下方式中,主要通过太原、南京两地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源型企业、化工企业等,共发放问卷80份,回收有效问卷59份,有效率为73.8%;通过MBA学员共发放问卷50份,回收有效问卷43份,有效率为86%。获取样本中,男性占47.93%;年龄方面,30岁及以下占13.61%,31~40岁占30.18%,41~50岁占33.43%,50岁及以上占22.78%;学历方面,大专及以下占22.49%,本科占45.56%,研究生占31.95%;企业年龄方面,3~5年占16.57%,6~10年占25.74%,11~20年占45.56%,20年及以上占12.13%;企业规模方面,100人及以下占42.90%,100~499人占33.73%,500人及以上占23.37%;企业所有制类型,国有企业占27.81%,外资企业占18.34%,民营企业占42.60%,其它占11.24%。
借鉴Carmeli & Sheaffer[5]的组织衰落量表,并进行翻译和修订,包含5个题项,如“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弱”等;组织创新的概念尚不统一,本研究采用大多数研究者的观点,认为组织创新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协同作用的过程[24],包括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维度。其中,管理创新有4个题项,如“改善工作流程或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等,技术创新有3个题项,如“引进优化工作流程的新技术”等。采用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均值作为组织创新的测度值;借鉴周雪敏[25]的研究,采用5个题项测度集权结构,如“除非领导同意,否则员工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参考李梓涵昕和朱桂龙[26]的研究,采用4个题项对冗余资源进行测量,如“企业拥有足够的财务资源可以用于自由支配”等;参考Yuan Li等[27]的量表,采用4个指标评价环境丰腴性,如“企业在市场上具有富足的资本供给”等。根据以往研究,选取所有制类型、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
本研究中,组织衰落、组织创新、集权结构、冗余资源和环境丰腴性的Cronbach's A系数分别为0.755、0.762、0.712、0.800,0.772,表明各变量信度较好。此外,在效度检验中,主要检验各变量的内容效度、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首先,在内容效度方面,本研究采用的量表均来自于国内外重要文献所开发并经过检验的成熟量表,部分量表在咨询专家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其次,考察变量的聚合效度,5个变量(组织衰落、组织创新、集权结构、冗余资源和环境丰腴性)的平均提取方差值(AVE)分别为0.507、0.584、0.539、0.525、0.594,表明本研究主要变量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表1中对角线括号中的数字表示AVE的平方根,其数值都大于所在行和列的相关系数,表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组织衰落、组织创新和集权结构、冗余资源以及环境丰腴性等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见表1),这为理论假设检验提供了基本依据。
(1)主效应检验。主效应检验主要考察组织衰落对组织创新的影响,即验证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为此,依次将控制变量和组织衰落加入回归模型1和模型2。根据表2回归结果可知,组织衰落的系数显著且为正(β=0.592,p<0.001),表明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假设H1成立。基于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关系的时滞性考虑,一方面企业亟需关注组织衰落问题,建立正确的衰落观,敢于从衰落中挖掘经验,实现衰落从坏事到机遇的转变;另一方面,更需要为衰落组织的创新决策和创新活动提供权力、资源和外部环境机会等内外部保障条件。
(2)调节效应检验。根据表2结果,把自变量组织衰落、因变量组织创新以及调节变量集权结构、冗余资源和环境丰腴性等加入模型3,组织衰落(β=0.141,p<0.05)、集权结构(β=0.135,p<0.01)、冗余资源(β=0.416,p<0.001)和环境丰腴性(β=0.202,p<0.001)显著;为了检验假设H2-H4,即验证集权结构、冗余资源和环境丰腴性在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是否成立,在模型3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交互项。模型4结果显示,集权结构与组织衰落的交互项系数为0.250,统计检验显著(p<0.001),假设H2成立,说明集权机构对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同理,根据模型5的结果,组织衰落乘以冗余资源的交互项与组织创新存在显著相关关系(β=0.283,p<0.001),说明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受到冗余资源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3得到验证。根据模型6,环境丰腴性乘以组织衰落的交互项系数(β=0.332,p<0.001)显著为正,表明组织衰落和组织创新的关系受到环境丰腴性的调节作用,H4得以验证。此外,本文绘制了集权结构、冗余资源和环境丰腴性的调节效应图(参见图2、图3和图4)。可知,集权结构、冗余资源和环境丰腴性对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程度的正向调节作用。
表1 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123456781.所有制类型12.企业规模0.123*13.企业年龄-0.0660.300**14.组织衰落-0.125*-0.0130.031(0.712)7125.组织创新-0.102-0.058-0.0050.595**(0.764)6.集权结构-0.048-0.035-0.0380.581**0.496**(0.734)7.冗余资源-0.225**-0.0210.0660.589**0.668**0.452**(0.725)8.环境丰腴性-0.214**-0.0610.0050.681**0.600**0.450**0.604(0.771)
注:*、**分别表示p<0.05、p<0.01(双尾检验)
表2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组织创新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控制变量所有制类型-0.096-0.0240.0610.0520.0650.062企业规模-0.047-0.043-0.032-0.034-0.036-0.032企业年龄0.003-0.012-0.019-0.029-0.019-0.014自变量组织衰落0.592***0.141*0.199***0.253***0.278***集权结构0.135**0.183***0.095*0.078♀冗余资源0.416***0.427***0.488***0.419***环境丰腴性0.202***0.209***0.220***0.300***交互项组织衰落×集权结构0.250***组织衰落×冗余资源0.283***组织衰落×环境丰腴性0.332***Adj-R20.004-0.3490.5360.5870.5920.610F1.41646.223***56.699***60.883***62.004***67.019***
注:♀表示在0.1水平上显著;*、**、***分别表示在0.05、0.01、0.001水平上显著
图2 集权结构的调节作用
图3 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
鉴于传统的调节效应检验受到较多质疑,本文拟进一步采用PROCESS插件的BOOTSTRAP程序对调节效应进行检验。①集权结构作为调节变量,集权结构与组织衰落的交互项系数显著(β=0.330,p<0.001)。其中,低集权结构时,间接效应显著(r=0.350,BootLCI[0.242,0.457])。中集权结构时,间接效应显著(r=0.515,BootLCI[0.414,0.617])。高集权结构时,间接效应显著(r=0.681,BootLCI[0.547,0.815]),假设H2得到进一步验证;②冗余资源作为调节变量,冗余资源与组织衰落的交互项系数显著(β=0.307,p<0.001)。其中,低冗余资源时,间接效应显著(r=0.235,BootLCI[0.147,0.324])。中冗余资源时,间接效应显著(r=0.404,BootLCI[0.312,0.495])。高冗余资源时,间接效应显著(r=0.681,BootLCI[0.572,0.689]),假设H3得到再次验证;③环境丰腴性作为调节变量,其与组织衰落的交互项系数显著(β=0.290,p<0.001)。其中,低环境丰腴性时,间接效应显著(r=0.282,BootLCI[0.180,0.385])。中环境丰腴性时,间接效应显著(r=0.455,BootLCI[0.350,0.561])。高环境丰腴性时,间接效应显著(r=0.629,BootLCI[0.503,0.754]),假设H4得到进一步验证。
图4 环境丰腴性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组织衰落对组织创新的影响机理,以及集权结构、冗余资源和环境丰腴性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①组织衰落是企业创新决策和创新活动的驱动力量,随着组织衰落程度提升,管理者追逐风险,倾向于冒险活动,其创新动机就会逐渐增加,倾向于创新和变革;②冗余资源、集权结构和环境丰腴性在组织衰落驱动组织创新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方面说明组织衰落和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受到冗余资源的影响,丰富的冗余资源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充分的资源保障[14],缓解了管理者因组织衰落受到利益相关者对其运营能力的质疑,提高了管理者抵御衰落冒险创新的心理认知和风险决策能力。环境丰腴性为衰落企业创新提供了更多机会,但环境丰腴性的缺失也会提高企业刚性,降低冒险认知能力,进而削弱管理者的创新意愿。另一方面,也表明在中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期的情境下,企业集权结构表现得更为突出,高集权结构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衰落企业的资源整合和协同合作,从而为创新变革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持。
许多公司的创新发展实践验证了本文结论,以苹果公司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公司陷入组织衰落困境,其市场份额和利润一落千丈。乔布斯在苹果衰败之际重掌大印,作为高级管理者,他并未把组织衰落视为组织恢复生机的阻力,而是把组织衰落看作苹果重新振兴的开始。由此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凭借其“独断专行”的领导风格,以敏锐的洞察力迅速捕捉市场机会,引领消费潮流,并通过有效整合企业内部人财物资源,开启企业创新之路。自1997年开始,陆续推出了iMac、Mac OS X操作系统、Apple TV、iTunes Store和iPhone系列智能手机等创新产品,获得了巨大成功,实现了苹果公司的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苹果公司的创新实践再次揭示并佐证了本文研究结论,即组织衰落是组织创新的驱动力量,组织衰落背景下的组织创新更需要集权结构、冗余资源和环境丰腴性等内外条件的支持。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①突破了现有研究仅从理论视角阐述组织衰落驱动组织创新的局限[2],本文根据前景理论和行为理论等,实证检验了组织衰落对组织创新边界的积极作用,揭示了组织衰落驱动组织创新的重要意义,拓展了企业行为理论中关于期望绩效反馈的作用边界,为组织创新路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②在资源观和权力观基础上,考察了冗余资源、环境丰腴性和集权结构在组织衰落促进组织创新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边界,回答了企业如何在组织衰落背景下充分挖掘企业内部资源,建立适宜的权力结构,有效利用企业外部机遇实现企业创新以达到企业恢复发展的目的;③既有文献大多仅从“组织正常状态”研究企业创新路径问题[2],本文基于“组织衰落”视角,开展问题驱动型探索创新,研究结论深化了企业创新管理理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研究也可为企业及其管理者实施组织创新提供决策参考:①组织衰落是驱动组织创新的特殊力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行业竞争不断加剧,企业遭遇越来越严重的经营压力,导致各行业组织衰落现象普遍存在。在此背景下,一方面,企业管理者亟需树立正确的“衰落观”,把衰落视为企业实现发展转机和复苏成长的动力,而不是作为企业发展的“包袱”。另一方面,企业应充分挖掘组织衰落的价值,通过审视组织内外资源,实施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协同,不断探索利用组织外部机会,充分考虑和挖掘组织衰落状态下的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以增强组织衰落促进组织创新的动力,进而实现组织恢复和发展的目的;②集权机构、冗余资源和环境丰腴性是组织衰落促进组织创新过程中的重要内外部条件。衰落企业在实施创新决策和创新活动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自身资源、权力结构和外部市场机会的影响,认真评估和挖掘这些因素对于衰落企业实施创新决策的积极作用。冗余资源为衰落企业创新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障,有助于组织创新战略的实施[9],衰落企业亟需识别并有效管理冗余资源,把冗余资源配置到创新活动中。同时,在组织衰落背景下,企业面临各种困境、压力及挑战,集权有利于统一调配资源和迅速决策,实现企业高层“快刀斩乱麻”式的决策过程以有效提升企业创新响应能力。这就需要企业在面对组织衰落情景时,及时调整管理层权力结构,实行高集权结构,统一思想认识,快速配置创新资源实施创新决策。此外,企业对外部市场环境的识别和判断也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发展机遇,丰腴的外部环境更有利于企业创新目标的实现。为此,企业应充分利用外部环境中的商业机会,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支持,通过环境丰腴性增强组织衰落促进组织创新的动能。不可否认,尽管研究表明环境丰腴性正向调节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的关系,但衰落企业外部并非一定存在丰腴性环境,更可能存在非丰腴性环境或低丰腴性环境,这将对组织创新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此,企业不仅需要建立正确的环境认知,摒弃消极、被动意识,树立积极、主动观念,而且更需要培育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条件的能力,并善于创造条件从非丰腴环境中捕捉市场机遇和创新资源,为衰落企业实施创新战略提供外部机会和资源保障。
[1] 唐朝永,彭灿,林琳.组织衰落与组织创新:管理者风险规避与制度化组织使命的作用[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8,30(1):34-46.
[2] 杜运周,王小伟,邓长庚,等.组织衰落与复苏战略:国外理论述评及未来研究启示[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5,37(6): 26-38.
[3] SHIMIZU K. Prospect theory,behavioral theory,and the threat-rigidity thesis:combinative effects o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s to divest formerly acquired unit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7,50(6): 1495-1514.
[4] CAMERON K S,KIM M U,WHETTEN D A.Organizational effects of decline and turbulence[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7,32(2):222-240.
[5] CARMELI A,SHEAFFER Z.How leadership characteristics affect organizational decline and downsizing[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9,86(3):363-378.
[6] TRAHMS C A,NDOFOR H A,SIRMON D G.Organizational decline and turnaround:a review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J].Journal of Management,2013,39(5):1277-1307.
[7] MONE M A,MCKINLEY W,BARKER V L.Organizational decline and innovation:a contingency framework[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1):115-132.
[8] 连燕玲,刘俊良,陈琼.破产威胁与战略变革?基于组织资源与市场丰腴性的调节效应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6,38(10): 20-34.
[9] 贺小刚,邓浩,吕斐斐,等.期望落差与企业创新的动态关系——冗余资源与竞争威胁的调节效应分析[J].管理科学学报,2017,20(5):13-34.
[10] MCKINLEY W L S,BRAUN M.Organizational decline and innovation:turnarounds and downward spiral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4,39(1):88-110.
[11] 刘建国.绩效衰退与企业创新行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17,20(4):140-152.
[12] SHEREMATA W A.Centrifugal and centripetal forces in radical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under time pressur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0,25(2):389-408.
[13] HOWELL J M,HIGGINS C A.Champion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2):317-341.
[14] GEORGE G.Slackresourc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rivately held firm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5,48(4): 661 -676 .
[15] BOURGEOIS L J.On themeasur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lack[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1,6(1):29-39.
[16] DENIS D J,DENISD K,SARIN A.Agency theory and the influence of equity ownership structure on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9,20(11):1071-1076.
[17] GEIGER S W,CASHEN L H.A multidimensional examination of slack and its impact on innovation[J].Journal of Managerial Issues,2002,14(1):68-84.
[18] HAMBRICK D C,CHO T S,CHENM J.The influence of top management team heterogeneity on firms' competitive move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6,41(4):659-684.
[19] 王亚妮,程新生.环境不确定性、沉淀性冗余资源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科学学研究,2014,32(8):1242-1250.
[20] ZAHRA S A, COVIN J G.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the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a longitudinal analysi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1995,10(1):43-58.
[21] ALDRICH H E.Organizations and environments[M].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79.
[22] CASTROGIOVANNI G. Environmental munificence: a theoretical assessmen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1,16 (3):542-565.
[23] ROSENBUSCH B.The incidence of aneuploidy in human oocytes assessed by conventional cytogenetic analysis[J].Hereditas,2004,141(10):97-105.
[24] 王雁飞,朱瑜.组织创新、组织学习与绩效——一个调节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J].管理学报,2009,6(9):1257-1265.
[25] 周雪敏.集体主义文化、集权结构对组织双元性创新的影响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4.
[26] 李梓涵昕,朱桂龙.忘却学习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基于关系型社会资本与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37(6):43-54.
[27] YUAN LI,ZELONG WEI,JIE ZHAO,et al.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environmental munificence and new product performance:moderating effect of managerial ties in Chin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13,146(1):9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