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可持续发展转变,市场竞争环境越来越复杂并充满不确定性,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成为新常态下民营上市公司塑造竞争优势和持续成长的重要途径[1]。研发投入是一项由管理层充分进行风险评估与预测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对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延长企业生命周期和维持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回报周期长和投入金额较大等特征使得民营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决策过程相对复杂。在此背景下,探索企业研发决策动因、效果成为实践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
目前,关于企业研发决策动因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公司产权性质、高管特征和资本结构等组织内部因素探索研发投入决策规律。例如,Chrisman & Patel[2]分析了家族与非家族企业因产权性质不同导致的研发决策机理差异化;刘鑫和薛有志[3]认为,公司CEO继任对研发投入具有负向作用;朱焱和张孟昌[4]验证了管理团队传记性人力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柴斌锋[5]研究表明,负债率较高的资本结构导致企业实施相对消极的研发投入决策;二是分析制度环境、行业环境和政府服务等组织外部因素对企业研发投入决策的影响。例如,Phillips & Zhdanov等[6]针对融资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决策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分析;Gomez-Mejia et al[7]基于行业特殊性得出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积极性更高的结论;郭迎锋等[8]验证了政府支持对企业研发具有激励效应;水会莉等[9]认为,国家科技政策、节能减排、能耗管理等政府政策压力对企业研发活动具有促进作用;Bronzini & Iachini[10]、武志勇等[11]的研究表明,专用性研发补贴在企业研发投入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
梳理已有研究发现,从公司权力分配视角探索公司研发投入决策动因的研究相对较少。事实上,管理层权力配置是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特征的重要体现,配置程度差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上市公司经营行为与决策[12-13]。而且,多数学者只是从财务绩效视角考察了研发投入效果,但并没有形成一致结论[14-15],尤其是在作用路径中缺少对权变情境的分析与探索。基于此,本研究从管理层权力配置视角,对民营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决策动因和效果进行研究,并基于企业运营能力差异探索研发投入效果的权变性,旨在丰富管理层权力理论研究框架,并为企业更科学地进行研发决策、推动企业成长提供参考。
管家理论认为,管理层对其信仰、尊严和内在工作所带来的满足感会促使他们充分利用自身权力,作出符合股东及董事会期许的优质决策,照顾和平衡多方权益,努力做好企业称职管家[16]。管理层权力配置程度反映了管理层执行决策意愿的能力,研发投入对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形成与保持具有重要意义,但研发决策实施过程需要企业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力支持,其多样性和风险性使得企业研发决策是一个矛盾和复杂的过程,研发投入强度也会根据管理层权力配置程度产生差异性变化。
管理层权力配置对企业研发投入决策的影响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从管理层决策态度层面讲,管理层权力配置程度增加有助于提升管理层归属感与责任心。管理层将自身利益追求与股东利益诉求相统一[17],能够有效避免短视行为,重视企业长期盈利,并采取积极态度进行研发决策,加大研发投入,争取为股东创造更多的投资回报[18];②从管理层决策能力层面讲,较大的管理层权力能够给予管理层更高的决策自由权,管理层可以获取和调配的资源更多,更有能力将其意愿和偏好体现在研发投入决策中,且在研发行为实施过程中的控制能力也更强,从而能够保障研发决策的顺利实施[19-20]。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管理层权力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
成长性是企业规模、速度、健康、持续和协调发展的表现,是公司维持良好绩效和提升长期价值的基础[21]。管理层权力对企业成长性具有重要影响,具体体现在:①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以及CEO与董事长两职合一情境下,管理层与董事会、大股东形成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较大,经营目标趋于一致,双方会更好地配合实施公司治理决策,最大程度地发挥协同效应[22],合力贯彻实施企业战略决策,有利于企业实现长期发展目标;②管理层权力越大,越能利用自身掌握的权力通过政治参与、结识商业精英或利用董事会资本等方式组建公司独特的关系网络[23],不仅能获取更多外部认可,还能更好地获取外部信息资源和技术支持助力企业发展[24];③管理层权力越大,越容易获取员工信任与服从,从而对企业的把控能力也就越强;同时,管理层也更能敏锐地识别环境中的机会与威胁,并结合企业自身资源禀赋及时制定应对决策,以此增强环境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对企业持续成长意义重大[25]。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管理层权力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正向影响。
企业成长理论认为,企业成长过程即是通过有效利用企业内部资源或能力继而实现潜在价值的过程[21]。研发决策是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差异化体现,反映了企业研发资源分布与投入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具有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等特征,能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动力。
首先,积极研发决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通过以下两种途径正向影响企业成长性:一是能够有效提高生产率和创新能力,改善产品性能、增加产品或服务种类,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开展营销工作并满足目标市场顾客需求,从而更有利于扩大市场份额,增加收益[26];二是有利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转化效益,可以获得生产规模优势、产生更多专利技术以提高行业技术标准,让企业掌握行业技术制定主导权,提高进入壁垒,有效抗击对手竞争,提高竞争力,促进企业长期发展[27]。其次,积极研发决策对技术人员素质能力的提升作用有利于企业成长,主要体现在:研发投入过程涉及员工技能和知识培训,其能够提高员工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28],有利于企业无形资产的形成和增值。同时,有利于加深员工对企业发展的认同,激励员工更加专注于工作,提高效率,并进一步创造出更好的工作绩效[29]。最后,相对积极的研发决策对企业形象和地位具有信号传递正向外部性特征。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企业发布增加研发投入的相关信号,机构投资者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会对这类企业作出更加积极正面的评价,增强公众对企业的信心,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发展动力,对企业成长性具有积极意义[30]。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正向影响。
基于以上假设逻辑可知,管理层权力越大,其所掌控的资源越丰富,对企业决策控制力越强[19],越有能力保障制定的战略决策得以执行。研发工作是一个持久过程,需要企业对其进行长期大量的资金支持才能顺利进行。权力配置使管理层拥有更多财务资源调配权,能依据自身力量给予研发投入更多支持[31]。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企业可以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效率、丰富完善产品与服务,不断推陈出新,有利于企业培育独特的竞争力,更有利于企业开展营销工作,从而更好地增加收益、获取市场领先地位,赢得更多消费者青睐,为企业持续发展占得先机,提升企业成长性,即权力配置赋予的管理层管家心态与决策自主性对公司实施积极研发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同时,管理层与董事会、股东利益的一致性以及管理层权力带来的资源丰富性对公司成长具有积极作用,而积极研发行为带给企业的竞争战略差异化和积极外部效应也会给公司成长带来正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研发投入在管理层权力与企业成长性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即管理层权力配置对企业成长性的积极作用是通过强化研发投入实现的。
由于研发投入沉没成本较高、投入周期较长且具有较强的不可预见性,因此研发行为在企业内部属于风险较大的战略决策[19]。强化研发投入的最终目的是塑造技术竞争优势,推动企业成长,但研发投入本身不会为企业带来绩效提升,只有研发投入真正有效使用和转化时,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研发投入的积极效应。运营管理贯穿于企业发展始终,其包括产品开发、生产、运输、营销等一系列管理活动过程。运营能力是指企业整合利用资源的能力,反映了企业整个运营过程的合理有效性[32]。所以,运营能力可作为研发投入能否更好地发挥积极效应的情境变量,即公司运营能力不同,研发投入效果也不同。
首先,企业运营能力越强,企业战略决策实施与执行效果就越好。研发投入转化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需要企业持续有计划地投入,较强的运营能力有助于建立完善的研发配套制度,促使企业有计划地实施研发决策,为企业提供持续动力,更好地促进企业成长[30];其次,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内外部环境不断发生改变,运营能力强的企业灵活度高、应变能力强,能够敏锐感知环境变化并评估机会与风险,同时结合自身情况及时调整研发方案,加强各职能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提高创新效率,为促进研发投入提供基本保障[33];最后,研发创新联盟是企业间联盟的常见类型,通过与其它企业进行联盟合作,不仅可以获取更多行业信息和研发经验,还可以实现资源高效共享、研发风险共担,降低环境不确定性,作出更为正确的研发投入决策,助力企业发展壮大[34]。运营能力强的企业协同整合能力强,更重视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能更好地建立企业关系资源网络并树立企业良好形象[35]。总之,在较强运营能力情境下,企业创新能力积累程度更高,研发投入决策贯彻实施更有保障,技术创新效率更高,企业也更容易通过外部联盟实现研发协同效应。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运营能力在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性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运营能力越强,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性的促进作用越大。
基于以上假设,本研究构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本研究逻辑模型
本研究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虑到民营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对成长性影响的滞后性,在收集数据时进行如下处理: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研发投入、运营能力等解释变量数据取自2012-2015年,上市公司成长性数据取自“t+1”期即2013-2016年。因此,本研究选取在2011年12月31日之前上市且在样本观测期2012-2016年未发生重大重组事项以及被ST和*ST的公司,并删除数据严重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获得2 476组有效观测样本数据,4年观测期样本数分别为615、617、622、622家。本研究实证分析使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数据库),个别缺失数据通过查询上市公司年报补充。
(1)管理层权力(MP)。参考王娜、杨仁眉[36]的研究,从管理层持股比例、股权分散度、领导权结构是否两职合一和执行董事比例4个维度进行衡量。其中,管理层持股比例为管理层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股权分散度为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领导权结构中董事长与CEO由一人兼任记为1,否则记为0;执行董事比例采用执行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衡量。然后,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法将4个指标聚合成为子公司管理层权力指标。
(2)研发投入(R&D)。参考Sahu & Narayanan[37]的研究,以年末开发支出与资产总额的比值进行衡量。
(3)成长性(Growth)。参考Akter & Hossain[38]的研究,以年末总资产净利润率进行衡量。
(4)运营能力(OC)。参考徐鹏、徐向艺[39]的研究,以年末流动资产周转率进行衡量。
另外,在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研究还选取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专业委员会数量和资本结构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变量名称及衡量方式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与衡量
变量名称变量代码衡量指标管理层持股数量与公司总股本之比管理层权力MP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董事长总经理两职一人兼任,记为“1”;否则记为“0”执行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研发投入R&D年末开发支出与资产总额的比值运营能力OC流动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流动资产期末余额成长性Growth总资产净利润率:净利润/总资产余额公司规模1Employees公司年末员工数的自然对数公司规模2Assets公司年末资产总额的对数董事会规模BDS公司董事会人数专业委员会数量BCN公司董事会下设的专业委员会数量资本结构CS公司年末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为验证本研究所提假设, 设计以下多元回归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模型
其中,Control为控制变量组,c为截距项,ε为随机扰动项,右下标i代表横截面个体,t表示时间,j为各控制变量编号,bj为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a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模型1为管理层权力对研发投入的回归模型,用以验证假设H1;模型2为管理层权力对成长性的回归模型,用以验证假设H2;模型3为研发投入对成长性的回归模型,用以验证假设H3;模型4在模型3基础上添加了变量管理层权力,用以检验假设H4,即研发投入在管理层权力与公司成长性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模型5为在模型3基础上加入变量运营能力及运营能力和研发投入的乘积项,用以检验假设H5,即运营能力在研发投入与成长性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表2为主要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管理层权力是在对管理层持股比例、股权分散度、领导权结构和执行董事比例等指标标准化基础上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而来。从表2结果中可以看出:管理层权力与企业成长性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51,且通过5%水平显著性检验;管理层权力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相关系数为0.153,且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企业研发投入与成长性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相关系数为0.071,且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这些结果与研究假设方向一致,为假设验证提供了初步证据。
表2 主要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量平均值标准差1234管理层权力(MP)0.2820.3581运营能力(OC)1.2121.053-0.050**1研发投入(R&D)0.0020.0070.153***-0.077***1成长性(Growth)0.0380.0830.051**0.0300.071***1
注:n =2 476;***表示p < 0.01,**表示p < 0.05,*表示p < 0.1
按照上述模型,运用Stata10.0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由M1回归分析结果可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与研发投入回归系数为0.054,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管理层权力对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假设H1得以验证;M2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R2为0.192,F值为83.73,通过显著性检验,解释变量管理层权力的回归系数为0.019,且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管理层权力对公司成长性具有正向影响,假设H2得以验证;M3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R2为0.194,F值为84.82,通过显著性检验,变量研发投入回归系数为0.055,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研发投入对公司成长性具有正向影响,假设H3得以验证;M4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R2为0.195,F值为74.74,通过显著性检验,加入中介变量研发投入后,管理层权力回归系数为0.016,在10%水平下显著,与M2回归结果相比,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均明显降低;同时,研发投入回归系数为0.051,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研发投入在管理层权力与公司成长性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即管理层权力对公司成长性的积极影响部分是通过强化研发投入实现的,假设H4得以验证;M5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研发投入与运营能力交互项回归系数为0.085,且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运营能力在研发投入与公司成长性间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企业运营能力越强,研发投入对公司成长性的促进作用越大,假设H5得以验证。
表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研发投入(R&D)成长性(Growth)M1M2M3M4M5常数项-0.107***0.050***0.055***0.056***0.062***(-11.49)(6.61)(7.10)(7.16)(7.26)控制变量公司规模10.046***0.0120.011 20.0100.009(Employees)(3.38)(1.10)(1.03)(0.89)(0.78)公司规模2(Assets)-0.0230.084***0.082***0.085***0.082***(-1.55)(6.74)(6.66)(6.85)(6.70)董事会规模(BDS)-0.0060.031***0.032***0.032***0.032***(-0.52)(3.31)(3.31)(3.35)(3.34)专业委员会数量0.016-0.022*-0.024*-0.023*-0.023*(BCN)(1.06)(-1.79)(-1.93)(-1.86)(-1.86)风险倾向(CS)-0.041***-0.207***-0.208***-0.205***-0.209***(-3.51)(-21.66)(-21.97)(-21.42)(-22.05)运营能力(OC)-0.069***0.067***0.069***0.071***0.091***(-4.55)(5.37)(5.51)(5.64)(5.39)自变量管理层权力(MP)0.054***0.019**0.016*(5.18)(2.22)(1.89)中介变量研发投入(R&D)0.055***0.051***0.078***(3.33)(3.12)(3.83)交互项研发投入*运营能力0.085*(R&D*OC)(1.94)R20.0390.1920.1940.1950.195F14.2583.7384.8274.7474.77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 值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1)关于管理层权力衡量方法,本研究通过主成分分析将4个指标聚合而成。为进一步检验管理层权力、研发决策与企业成长间关系的稳定性,将管理层权力以管理层持股单一指标进行替代,根据上文设定的模型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中可见,与管理层权力相关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4结果与前文无显著差异。
(2)关于企业运营能力调节作用的检验,上文采取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乘积项形式。为检验其稳健性,本研究以样本上市公司运营能力中位数为分界线,将研究样本分为高运营能力和低运营能力两组,分别回归后进行比较,结果如表5所示。从中可见,高运营能力组中研发投入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明显高于低运营能力组,说明调节效应假设依然通过验证。以上检验增加了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研发投入(R&D)成长性(Growth)M1M2M3M4M5常数项-0.109***0.051***0.055***0.056***0.062***(-11.65)(6.67)(7.10)(7.23)(7.26)控制变量公司规模10.049***0.0100.011 20.0080.009(Employees)(3.57)(0.91)(1.03)(0.68)(0.78)公司规模2(Assets)-0.029*0.087***0.082***0.088***0.082***(-1.90)(7.00)(6.66)(7.13)(6.70)董事会规模(BDS)-0.0070.032***0.032***0.032***0.032***(-0.58)(3.33)(3.31)(3.37)(3.34)专业委员会数量0.014-0.022*-0.024*-0.022*-0.023*(BCN)(0.95)(-1.74)(-1.93)(-1.80)(-1.86)风险倾向(CS)-0.047***-0.206***-0.208***-0.204***-0.209***(-4.06)(-21.66)(-21.97)(-21.36)(-22.05)运营能力(OC)-0.073***0.069***0.069***0.073***0.091***(-4.77)(5.52)(5.51)(5.81)(5.39)自变量管理层权力(MP)0.021**0.030***0.028***(2.10)(3.55)(3.42)中介变量研发投入(R&D)0.055***0.052***0.078***(3.33)(3.19)(3.83)交互项研发投入*运营能力0.085*(R&D*OC)(1.94)R20.0300.1940.1940.1980.195F10.96***85.09***84.82***76.00***74.77
表5 调节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成长性(Growth)(高运营能力组)成长性(Growth)(低运营能力组)常数项0.077***(5.89)0.004(0.32)公司规模1(Employees)0.068***(3.76)-0.015(-1.05)公司规模2(Assets)0.041**(2.26)0.094***(5.62)董事会规模(BDS)0.025*(1.67)0.045***(3.59)专业委员会数量(BCN)0.001(0.03)-0.046***(-2.86)风险倾向(CS)-0.230***(-16.17)-0.192***(-14.98)研发投入(R&D)0.069**(2.52)0.048**(2.35)R20.1980.193F50.66***49.15
本研究基于管家理论和企业成长理论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性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检验企业运营能力在研发投入与成长性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得出如下结论:①管理层权力配置对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②管理层权力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正向影响;③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正向影响;④研发投入在管理层权力与企业成长性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即管理层权力对企业成长性的积极作用部分是通过强化研发投入实现的;⑤企业运营能力在研发投入与成长性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企业运营能力越强,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性的促进作用越大。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理论贡献包括:①之前关于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研究多是从消极视角探索权力配置对管理层薪酬操纵、过度投资等不当行为的驱动作用[12,20],对管理层权力的正面效应重视不足。本研究通过检验管理层权力配置与研发投入和企业成长性的正向相关性,证实了管理层权力配置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的积极价值;②本研究基于“结构—行为—效果”研究范式考察研发投入在管理层权力与企业成长关系中的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揭示了管理层权力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的价值创造逻辑;③本研究对运营能力在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的考察,进一步为研发投入对公司发展具有积极效应的论题提供了支持证据;同时,也对研发投入价值创造机理的权变性探讨提供了新研究空间。
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得到如下管理启示:
(1)管理层权力配置在研发投入决策中具有积极作用的结论揭示了管理层在公司治理和战略决策中的重要性。基于此,企业应当实施相应措施提升管理层素质并强化其能力培育,积极发挥管理层权力配置的正向作用,提高公司战略行为决策水平和科学性,继而提升公司治理效率。具体方式包括:加大对管理层人员的培训教育,提高管理层综合素质与能力,适当延长CEO等高层管理者任期,减少高管短视行为和盲目投资活动等。
(2)研发投入对公司成长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进一步验证了技术创新对企业塑造竞争优势的积极意义,表明随着企业经营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与日俱增,促进企业研发成为企业应对市场竞争、保持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企业应当加大研发投入,重视企业已有知识成果存储和推广,让研发投入所得成果得到最大化利用;同时,积极搭建企业内外部交流平台,为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引进再吸收工作打好基础,以更好地获取信息与资源,降低研发投入决策的盲目性,减少不必要的失误,最大程度发挥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
(3)管理层权力通过影响研发投入继而对公司成长产生积极影响的结论进一步表明强化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必要性,董事会应当给予管理层充分授权和信任,以激发管理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管理层正确运用权力,强化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企业健康持续成长。
(4)基于企业运营能力不同对研发投入效果进行权变分析的研究表明,较强的运营能力与研发投入具有协同效应,为最大程度发挥研发投入对公司成长性的积极效应,公司应当大力提升运营能力。例如,建立健全研发投入管理制度,以严格规范的制度规避和控制风险,提高研发投入转化率;从组织结构、资源整合与配置、关系管理能力、人员培训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改进措施,切实提高企业运营能力。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局限,有待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分析与探索:首先,基于管家理论验证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对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但未涉及对两者关系权变性的分析,未来研究可通过考察其它公司治理要素的调节作用,进一步丰富该领域的理论框架;其次,在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对成长性影响机理分析过程中,可进一步考察外部制度环境的权变影响,即分析不同制度环境下,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对成长性作用机理的差异化;最后,本研究以民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其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国有企业有待通过扩大样本量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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