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技术标准在解决产品互通互换问题的同时,更多地以产业和经济秩序的形式成为企业间竞争的重要手段,影响技术乃至技术所在产业的发展方向。标准先行于产品的现象屡见不鲜,使得技术标准竞争愈趋激烈,市场竞争进入标准竞争阶段[1]。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技术标准过程可以分为技术标准形成、技术标准实现和技术标准扩散3个阶段。如果说技术标准形成与实现阶段解决的是如何依托技术标准生产有竞争力的产品的问题,那么,技术标准扩散阶段则要解决如何促进或“强迫”竞争对手接受本企业所指定游戏规则的问题。谁制定的技术标准为行业所认同,谁就会得到“赢者通吃”所带来的巨大市场、竞争优势和经济利益。因此,如何将技术标准推广为行业认同的行业标准及其它高层级标准,成为企业在技术标准竞争中关注的重点问题。
产业集群内企业间在生产工艺、技术要求、市场范围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其关系呈现竞争与合作综合交错的状态。在这种复杂的关系网络中,集群内企业间通过协调性的集群学习过程形成知识共享效应,又通过良性竞争机制形成“挤压效应”[2]。同时,作为嵌于社会网络中影响他人行为的一种能力,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网络权力的分配情况积极影响企业对知识与信息的掌握和控制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因此,一方面,产业集群为技术标准推广提供了载体和平台,拥有较高网络权力的集群核心企业通过集群学习的形式促进技术标准在群内扩散;另一方面,产业集群也为技术标准的推广提供了拉力和推力,拥有较高网络权力的集群核心企业拉动整个行业技术标准的提升,并“迫使”其它企业接受新的技术标准,实现技术标准的推广。
随着产业集群逐渐增多,产业集群环境下技术标准形成、实现与扩散的影响因素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孙耀吾和曾德明[3]指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部的学习、知识转移、技术创新与外溢以及网络效应推动了技术标准的产生、更新与扩散。曾德明和吴传荣[1]指出,集群中信誉机制是群内企业技术标准合作的基础。李庆满和杨皎平[4]指出,产业集群企业间资源共享能够分散技术标准研发风险。李大庆和李庆满[5]指出,群内企业间相互信任是产业集群条件下技术标准联盟建立的条件和基础。李庆满、吴旋和金彦龙[6]指出,产业集群内部的文化氛围和网络密度为技术标准联盟组建奠定了基础,并通过改进的shapely值法证实产业集群内企业通过技术标准联盟能够获得更多收益。
已有研究为产业集群环境下技术标准问题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但相关研究刚刚起步,仍有一些盲点未能触及。一方面,产业集群企业间联接关系多种多样,构成复杂的集群网络[7]。企业由于拥有的资源与技术不同,在集群网络中占据不同位置,从而拥有不同的网络权力[8]。网络权力代表了企业对群内其它企业及整个集群网络的影响,包括对技术标准产生、实施与推广的影响。已有研究较少关注网络权力在集群网络中的重要作用,更缺乏网络权力对集群网络内技术标准扩散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新技术标准的采用必然涉及技术的更新升级,必然给企业带来资金与技术上的压力。因此,产业集群内技术标准扩散并非自发形成,而需要核心企业通过网络权力推动新技术标准被其它企业接受。网络权力对技术标准在产业集群内扩散的影响不仅仅包括直接影响,更为主要的是通过某些机制产生间接影响,但这一影响机理并不清晰。为了解决以上两个问题,以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本研究分析产业集群环境下网络权力影响技术标准扩散的作用机理,并厘清知识转移与技术创新的关键作用,以期为产业集群企业间通过合作取得竞争优势提供一些理论借鉴。
根据社会网络理论,社会网络是指由个体间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网络权力是指嵌于社会网络中影响其它个体的一种能力,来源于对网络内稀缺资源的占有和控制,体现了社会网络中个体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9]。网络权力可以通过结构权力和知识权力产生作用[10],产业集群企业间通过复杂的联接关系形成社会网络,群内企业可以通过社会网络获得更多资源和信息,实现知识与技术的输入与输出,进而影响和制约网络内企业的技术研发乃至生产运营活动[11-12]。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甚至具备制定产业规则的能力,进而拥有更大竞争优势[13]。
技术标准扩散是指技术标准的推广,本质上表现为以技术标准为基础的产品市场化过程[14]。新的技术标准必然涉及新的技术基础,必然要为新的技术付出成本及承担风险。在产业集群环境下,技术标准扩散除受到技术标准的先进性、市场可接受性及与企业自身条件适配度等技术层面因素影响之外,主导企业运用网络权力对技术标准的推广至关重要。鲜于波和梅琳[15]指出,技术标准扩散是网络中各主体交互作用、相互博弈的复杂过程。而在交互作用与博弈过程中占据较高网络权力的个体将拥有更高影响力,有助于在产业集群网络中推广技术标准。拥有较高网络权力的主导企业,可以利用地理邻近性和正式及非正式合作推动技术标准在产业集群内扩散。曾德明和孙耀吾[16]指出,产业集群内标准发起者扮演庄家或孵化器的角色,能够产生示范者-模仿者效应。如果标准发起者拥有较高的网络权力,通过网络外部化机理将更有效地促进技术标准扩散。曾德明和吴传荣[1]指出,高技术产业集群企业间合作机制包括技术标准合作。在技术标准合作过程中,拥有较高网络权力的企业占据主导权,能够通过网络效应和集群学习机制推动自己所采用的技术标准或事实标准在集群网络内推广。高映红和刘国新[17]指出,核心企业能够通过网络权力影响其它企业在知识和技术上追随或顺应核心企业的要求,这会导致技术锁定,同时也有利于技术标准推广。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网络权力积极影响产业集群企业间技术标准扩散。
1.2.1 知识转移在网络权力影响技术标准扩散中的中介作用
产业集群为互补性资源共享和异质性知识转移提供了网络平台[18]。产业集群内部知识转移经由各主体间相互作用实现,因此,群内企业拥有的网络权力高低将影响网络内知识转移。周密、赵西萍和司训练(2019)及曾德明、周海燕和贾曙光(2010)均指出,拥有较高网络权力的组织更容易进行知识发送与知识获取。一方面,网络权力有助于知识输入,较高的网络权力为企业提供了接触更多异质知识的机会和渠道,有助于企业知识获取能力的提高。由于网络内权力距离的存在,网络权力较高的个体可以吸引或迫使其他个体输出知识,能够更为有效地获得知识等关键资源[19-20]。吴福象、蒋天颖和孙伟[21]研究发现,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能够通过互动与信任机制突破知识转移障碍,及时识别、获取和整合多样化知识。同时,为了构建或维持与网络权力较高个体良好关系,也为了获得关键性资源供应者的声誉,网络权力较低的个体更愿意将知识转移给网络权力更高的个体。另一方面,网络权力有助于知识输出。拥有较高网络权力的企业一般拥有较高的知识权力,可以通过知识影响力推动知识转移[22]。同时,在频繁的沟通与交流过程中,网络权力较高的企业能够获得其他网络成员的“自己人”信任,从而促进其他网络成员乐于接受新知识[23-24]。韩莹和陈国宏[11]研究证实,网络权力的不同维度对不同类型知识的共享作用并不相同。集群内企业网络位置权力能够促进利用式知识和探索式知识两类知识转移,而网络能力权力仅有助于探索式知识转移,网络关系权力仅有助于利用式知识转移。
技术标准是技术知识的重要载体,技术标准扩散本质上是技术知识的溢出与扩散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技术标准扩散是技术创新扩散的一种表现形式。技术标准具有开放性,技术知识在产业集群内部的流转能够促进创新成果扩散,进而实现技术标准扩散。Kim&Inkpen[25]研究指出,网络内部知识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网络内技术创新扩散效率。Williams[26]则指出,集群网络内复杂技术和隐性知识转移能够推动群内技术创新扩散。彭正龙、王海花和蒋旭灿[31]指出,知识转移能够促进企业对新技术的使用,而新技术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新技术标准的被认可。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知识转移在网络权力积极影响产业集群企业间技术标准扩散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1.2.2 技术创新在网络权力影响技术标准扩散中的中介作用
网络权力影响企业资源获取数量与质量,特别是影响关键技术知识的获得,进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Leiponen[27]认为,成员间互动促进了专业知识在网络内部的流动,而核心企业可以通过网络权力“吸引”更多知识流入。钱锡红、杨永福和徐万里[28]实证研究发现,网络内核心企业拥有多重信息源和信息渠道,能够更为准确地评估所获信息,并能够与拥有互补性技能的优秀企业合作,从而实现创新。党兴华和王方(2012)指出,核心企业占有网络内关键知识资源,并能够获取和利用其他网络成员提供的异质性资源,从而降低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交易成本,提高创新绩效。谢永平、韦联达和邵理辰[29]指出,核心企业通过网络权力能够有效促进创新网络成员的相互信任,并促进知识共享,进而提升创新绩效。马蓝和安立仁[30]的实证研究表明,具有较高网络权力的企业具备挖掘和获取稀缺资源的优势,能够把握技术创新动向,防范技术创新风险,缩短知识生产与技术开发时间,提升创新绩效。韩莹和陈国宏[11]的实证研究表明,集群企业可以通过网络能力权力、网络位置权力和网络关系权力对网络资源进行调配和整合,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高。
技术创新是技术标准产生的重要基础,新产品所依赖的技术标准能够被群内企业接受,实质上是新产品背后的新技术推广过程。技术创新的不断深入意味着技术不断趋于成熟并实现规模化产出,进而推动技术标准更新与扩散。技术创新积极影响标准竞争能力,而技术标准扩散则是标准竞争能力的有力体现。赵树宽、余海晴和姜红(2012)实证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是技术标准的原因,当依赖创新技术的新产品逐渐被市场接受并实现规模化生产时,创新技术便成为技术标准。技术创新的水平与速度对技术标准的水平与更新速度具有长期、正向的决定性影响。程军[31]提出,技术创新、专利技术和技术标准间存在联动关系,最为常见的联动关系为“技术创新→专利技术→技术标准”的异步递进联动循环模式,表现为在市场需求导向推动下,行为主体开展技术创新并将创新成果申请专利形成专利技术,进而将专利技术转化为技术标准并带动技术标准产业化。王道平、方放和曾德明[32]指出,技术标准是技术积累的平台和技术创新的结果,技术创新扩散有助于技术标准推广。王世明、吕渭济和梅晓仁(2009)研究指出,随着创新技术用户接受度的提高,技术创新带来的边际报酬逐渐增加,吸引行业内其它企业采用新技术,进而推动新技术成为被行业内广为接受的技术标准。戴万亮和李庆满[12]的实证研究也证实,技术创新的不断进行能够推动技术不断完善,从而促进基于新技术的技术标准形成与推广。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技术创新在网络权力积极影响产业集群企业间技术标准扩散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1.2.3 知识转移与技术创新在网络权力影响技术标准扩散中的链式中介作用
技术创新本质上是对知识的整合与挖据,进而进行知识创造,知识转移与分享则为知识创造提供知识源动力。在产业集群环境下,群内企业间知识转移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知识素材。谢洪明等(2007)基于148家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证明,知识转移与知识整合能够促进新知识产生,而新知识的产生是技术创新的重要环境与主要内涵之一。Leiponen[33]基于芬兰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企业的实证研究同样证实,通过与合作伙伴的频繁沟通而获得外部知识更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张光磊、周和荣和廖建桥(2009)建立了基于知识转移中介的企业组织结构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并指出知识转移渠道、知识转移动机及知识转移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正相关。并且,群内企业间相互学习也可以促进先进生产理念的传播,从而有助于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邹波、于渤和卜林华(2012)指出,企业间知识转移有助于企业掌握新的制造流程、组织设计和产品设计。
集群关系网络有助于信息技术扩散,并能够促进知识和技术在网络中快速传播。知识转移与情景密切相关,个体间相互沟通与交流为知识转移提供了必要渠道[34]。技术创新有赖于知识整合与创造,并为技术标准提供技术基础。在关系网络中,个体拥有的权力差异制约了知识转移流向与流量,进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终实现技术标准在产业集群内部扩散。首先,拥有较高网络权力的集群企业能够获得更多关乎技术标准的异质性知识,并能够推动“先进”知识扩散至群内其他成员;其次,知识转移与知识整合能够促进新知识产生,这些新知识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知识基础;最后,技术创新带来的市场收益能够吸引群内其它企业追随核心企业技术标准,消费者购买趋势也迫使群内企业采用基于创新技术的技术标准。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知识转移和技术创新在网络权力积极影响产业集群企业间技术标准扩散关系中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本研究理论模型
本研究变量所选研究工具尽量以国外成熟量表为蓝本,并通过与相关理论学者及业界专家访谈进一步修改完善,小样本测试也初步验证了量表信度与效度。研究量表采用Likert-5级量表加以计分,其中,5表示“完全同意”,1表示“完全不同意”。
网络权力:采用刘立和党兴华的网络权力量表,共2个题项,量表信度为0.814。
知识转移:采用Van de Hooff & Ridder的知识转移量表,包括知识收集和知识贡献两个维度,共5个题项,量表信度为0.886。
技术创新:采用He & Wong的技术创新量表,包括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两个维度,共8个题项,量表信度为0.851。
技术标准扩散:关于技术标准扩散的实证研究比较匮乏,可以借鉴的成熟量表较少。本研究借鉴蒋天颖和孙伟关于技术创新扩散的研究范式,从技术标准扩散广度、深度和速度3个维度开发技术标准扩散量表,共3个题项,量表信度为0.823。
本研究以制造业集群内企业为调查样本,这些企业分布于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和中部经济区等我国创新较为活跃的12个省市。鉴于测量变量处于企业层面,因此,问卷发放对象为企业高层管理者。数据收集从2015年3月至2017年4月,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28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0.75%。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产业集群企业的技术标准表现具有较高程度的稳定性,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太大变化;另一方面,集群内企业网络权力的分配应该是主体间长时间交互与博弈的结果,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稳定性。并且,通过信度与效度检验可以看出,数据质量较高。因此,可以基于本文搜集的数据开展进一步研究。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变量间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网络权力、知识转移、技术创新、技术标准扩散之间均显著相关,初步验证了本文所提研究假设。另外,各变量平均萃取方差的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它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各变量间区分效度良好。
Bootstrap检验方法在多步中介检验方法中具有最佳效果,逐渐得到了国外学者的重视和认同。因此,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方法检验知识转移和技术创新在网络权力影响技术标准扩散关系中的链式中介作用。按照Zhao等[35]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参照陈瑞、郑毓煌和刘文静[36]所述方法进行检验。选择多步中介模型(在PROCESS程序中为模型6),设定样本量为5 000,Bootstrap取样方法选择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设置95%的置信区间。数据处理采用SPSS19.0软件,假设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1 变量间相关分析
均值标准差网络权力知识转移技术创新技术标准扩散网络权力2.9751.167(0.918)知识转移2.9821.0590.465∗∗(0.831)技术创新2.9510.5830.322∗∗0.373∗∗(0.711)技术标准扩散3.2831.1180.327∗∗0.516∗∗0.380∗∗(0.860)
注:**表示p<0.01;各对角线数字为所对应变量的平均萃取方差的平方根
表2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路径影响系数标准误BootLLCIBootULCI假设检验直接效应H1NP→TSD0.3130.0540.1930.425支持NP→TSD(控制中介变量)0.0700.055-0.0380.177中介效应H2NP→KT→TSD0.1810.0280.1290.240支持H3NP→TI→TSD0.0370.0160.0120.077支持H4NP→KT→TI→ TSD0.0260.0080.0130.045支持总的中介效应0.2440.0330.1850.315
注:NP表示网络权力;KT表示知识转移;TI表示技术创新;TSD表示技术标准扩散
首先,进行直接效应检验。由表2可知,网络权力对技术标准扩散的直接影响显著(BootLLCI=0.193,BootULCI=0.425),作用大小为0.313,假设H1得到支持。其次,进行中介作用检验。由表2可知,“网络权力→知识转移→技术标准扩散”的中介路径显著(BootLLCI=0.129,BootULCI=0.240),作用大小为0.181,假设H2得到支持;“网络权力→技术创新→技术标准扩散”的中介路径显著(BootLLCI=0.012,BootULCI=0.077),作用大小为0.037,假设H3得到支持;“网络权力→知识转移→技术创新→技术标准扩散”的中介路径显著(BootLLCI=0.013,BootULCI=0.045),作用大小为0.026,并且,在控制中介变量后,网络权力对技术标准扩散的直接影响不再显著(BootLLCI=-0.038,BootULCI=0.177),假设H4得到支持。据此,知识转移和技术创新在网络权力影响技术标准扩散关系中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BootLLCI=0.185,BootULCI=0.315),为完全中介效应,总的中介作用大小为0.244。
本研究以我国创新较为活跃的12个省市的制造业集群中283家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链式中介作用检验程序,考察了产业集群环境下网络权力对技术标准扩散的影响,并探讨了知识转移与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1)网络权力显著正向影响技术标准扩散。技术标准推广不仅受限于技术标准的自然属性,同时受限于其社会属性,即技术标准拥有企业的推广能力。研究发现,产业集群企业间构成一种社会网络,资源与信息在产业集群中的传播更为多元也更为顺畅。因此,提出技术标准的企业所拥有的较高网络权力有助于技术标准在群内扩散。一方面,网络权力产生于企业竞争优势,这使得群内其它企业愿意主动学习拥有较高网络权力企业所提出的技术标准;另一方面,拥有较高网络权力的企业也能够将自己提出的技术标准推广至其所影响的社会网络。
(2)网络权力不仅直接正向积极影响技术标准扩散,还通过知识转移和技术创新影响技术标准扩散。首先,知识转移在网络权力积极影响技术标准扩散中扮演中介角色。技术标准实际上是一种技术知识,技术标准扩散在本质上应是技术知识溢出与扩散。产业集群环境为知识转移提供了网络平台,知识转移是群内企业间相互交流与合作最为主要的形式。一方面,拥有较高网络权力的企业能够获取更为丰富的异质性知识,而异质性知识交融为技术标准的形成提供了知识素材,促进了新技术标准形成,并使得技术标准藉由其自然属性在网络内扩散。另一方面,拥有较高网络权力的企业能够推动技术知识更为有效地在集群内部推广,促使群内其它企业理解并采纳新的技术标准,实现技术标准扩散。其次,技术创新在网络权力积极影响技术标准扩散中扮演中介角色。高网络权力为群内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及技术创新绩效的取得提供支持。拥有较高网络权力的群内企业能够“促进”或“迫使”资源与信息流动,并能够选择与最为合适的企业合作开展技术创新活动,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及风险,进而获得较高的技术创新收益。同时,新技术标准的产生体现了技术创新的某种成果,技术标准扩散也体现了技术创新的溢出与推广。因此,网络权力作为一种关系资本,能够增强企业对技术资源的吸引力并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推动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技术标准扩散。最后,知识转移和技术创新在网络权力积极影响技术标准扩散中扮演链式中介角色。技术创新本质上是知识的重新整合与再创造,技术标准则是以知识为基因的技术创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知识转移与创造构成了网络权力影响技术标准扩散的关键路径。较高的网络权力可以促进知识在产业集群内部流动,而异质性知识的碰撞与融合促进了技术创新。技术的更新换代必然带来技术标准升级,在市场收益的吸引下,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技术标准得以推广。综上所述,在拥有较高网络权力企业的影响下,技术标准得以在产业集群内扩散。
(1)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本研究分析了网络权力对技术标准扩散的积极影响。如何实现技术标准的推广是每一个技术标准制定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业界的实际案例表明,技术标准在产业集群内部的扩散效果明显好于技术标准的市场扩散。究其原因,产业集群为技术标准扩散提供了有利的网络平台。然而,基于产业集群研究技术标准问题的文献比较欠缺,而从社会关系网络角度展开研究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本文实证研究表明,在产业集群这一社会关系网络中,企业拥有的网络权力有助于提高其技术标准在群内的推广广度、速度与深度。从社会关系网络角度研究技术标准扩散问题,为技术标准扩散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视角。
(2)基于知识转移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本研究探讨了知识转移和技术创新在网络权力积极影响技术标准扩散关系中的链式中介作用。网络权力对技术标准在产业集群内扩散的影响不仅仅是直接的,而更为主要的是通过某些机制与路径产生间接影响。将网络权力引入产业集群分析及技术标准扩散分析的研究刚刚兴起,对于网络权力对产业集群企业行为的影响路径尚处于探索阶段。本研究认为,技术标准扩散在根本上是知识扩散,更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成果的扩散。实证研究表明,知识转移与技术创新不仅各自中介网络权力对技术标准扩散的积极影响,同时,二者在网络权力积极影响技术标准扩散关系中发挥了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打开了从网络权力到技术标准扩散的“黑箱”,为技术标准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1)在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应重视关系网络的构建及维系,更为主要的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自身在关系网络中的话语权。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提升自身市场开拓能力及技术创新能力等方式增强自身竞争优势,通过硬实力提高网络权力;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通过与群内其它企业的积极互动获得更多认可,通过软实力提高网络权力。同时,拥有较高网络权力的企业也要主动承担促进产业集群整体绩效提高的任务,合理运用网络权力,协调群内企业关系,促进知识有效流动。
(2)在当今市场竞争环境下,知识是最为重要的竞争资源。技术标准扩散本质上是知识扩散,产业集群为知识转移提供了有力的网络平台,因此,企业要提高知识整合能力。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网络权力获取各类异质性知识,并将其运用于生产实践中;另一方面,企业还可以通过网络权力将知识扩散至群内其它企业,从而实现产业集群整体绩效提高。
(3)技术创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必然要求,也是技术标准扩散的技术基础。国家提出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推动中国制造向中高端迈进,促进传统产业焕发新的蓬勃生机。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一方面,企业应充分利用产业集群提供的知识转移平台,整合各种资源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企业更应积极推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升级为技术标准,提升竞争层次,增强竞争优势。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为了提高研究的针对性,本研究调查对象为制造业集群内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可以将调查对象进一步普遍化,从而探究更具有普适意义的研究结论;②受限于研究条件,本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分析变量间相互影响,这导致变量间相互关系更有可能是一种相关关系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未来可以采用纵向跟踪调查方式进一步验证本文研究假设;③受限于篇幅,本研究虽然证实了知识转移与技术创新在网络权力积极影响技术标准扩散关系中的链式中介作用,但并未考量某些调节变量的影响。未来可以从集群生态[37]、技术不确定性等视角更为深入地研究网络权力影响技术标准扩散的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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