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占机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知识泄露与竞争对手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者越发重视企业核心知识。学术界及实践家发现，一方面，知识流动虽有助于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当竞争对手通过知识共享、知识传递等方式“窃取”企业核心知识时，企业将丧失竞争优势，并间接影响创新绩效[1]，受影响程度由企业独占性机制和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决定[2]。企业独占机制、竞争对手吸收能力不仅影响着企业的知识活动，也对创新绩效产生一定作用。例如，同行业中竞争对手拥有较强吸收能力，企业可能会采取以下应对手段：通过各种手段降低竞争对手吸收能力，或通过加大企业自身研发投入等行为持续创新，从而保持行业领先地位。而当企业独占机制较弱时，企业极易将自身核心知识丧失与拥有较高吸收能力的竞争对手，随之而来的是：管理者认为企业创新活动处于被动，可能不愿再进行研发投入[3]。此外，将企业自身核心知识泄露给第三方，可能导致企业核心知识资产价值下降，独占机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本文关注以下问题：在企业拥有较强的独占机制，能有效保护自身核心知识但同时外界竞争对手拥有较强的吸收能力，而企业自身也偶发主动或意外的知识泄露时，企业创新活动会产生怎样的变化这一学术问题。

独占机制(Appropriability regime)与竞争对手吸收能力间的相互作用，可以理解为一种企业核心知识上的“所有权可争夺性(expropriability)”[2,4,5]，即竞争对手获取企业创新相关知识并将其商业化的能力。换言之，当竞争对手吸收能力较强、企业独占机制较弱时，所有权可争夺性较强，反之较弱。现有研究一般从知识流动或知识共享等视角探索二者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5-7]，缺少对独占机制、吸收能力间协同作用的研究。例如，Lane &Pathak[8]基于多篇吸收能力相关的期刊论文的分析研究，发现已有文献大多研究企业独占机制对创新绩效产生的影响，忽略了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在其中产生的调节效应，但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也能产生重要影响[5]。此外，现有研究大多基于知识共享视角分析知识泄露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如陈伟等[9]基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研究分析，研究认为企业主动或意外的知识泄露行为不会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杨治和刘雯雯[10]以企业研发外包为出发点，分析企业研发外包活动过程中知识泄露形成的原因及风险，并建立相关理论模型。纵观以上研究，目前研究企业独占性机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相关文献中，尚缺少引入知识泄露等变量情况下的研究，而知识泄露时刻存在于企业独占机制中，直接或间接地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11]。

因此，要提升企业创新绩效，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①独占机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企业管理者只有重视独占性机制、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的影响，才会真正有动力构建自身完善的知识保护机制，并参与到市场竞争中；②知识泄露、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在企业独占机制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有助于企业规避或降低由知识泄露带来的风险，并认识到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同样能在企业独占机制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中起重要调节作用。因此，为明晰独占机制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以及企业知识泄露、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在独占机制影响创新绩效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本文通过构建以上相关概念的概念模型，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通过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及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对模型及假设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独占机制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支撑。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独占机制与创新绩效

独占机制是指通过相关保护行为，对企业创新行为与产出进行保护的机制，这种机制主要包括法律机制(如专利、商标和版权等)和非法律机制(技术秘密、互补性资产等)[12]。企业保护创新的根本目的不在于防止被竞争对手模仿这一层面，而是实现企业创新收益最大化。

关于独占机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现有文献还存在一些分歧，主要包括影响显著性及影响方向上。在正向影响中观点方面，部分文献研究发现企业独占机制对创新活动有正向影响，包括国外学者Teece[13] 、Levind等[14]研究认为，企业独占机制在对创新绩效的的提升有显著正面影响。另一方面，企业独占机制也能有效保护创新成果[15]。在这部分学者观点及文献内容中，认为企业在产品开发前期，可通过交叉许可等方式获得外部环境中相关独占性资源、专利技术等，从而帮助企业快速并合法地进入目标技术领域[16]，而在产品商业化阶段，企业可通过构建较强的独占机制，获取高额专利许可费用或超额利润。在独占机制较强情况下，相关创新保护措施较为有效，企业能获取企业创新成果转化成的经济效益，或通过非核心专利技术的转让、出售、授权等行为获取收益，避免了创新成果闲置与浪费[7]。企业还可以通过较强的独占机制提高企业声誉，打造企业在行业内的品牌，间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受独占机制保护的创新成果在提高企业声誉的同时，帮助企业整合内外部资源(薛红志，2010)。当企业独占机制较弱时，竞争对手能通过学习、模仿甚至商业窃密等方式开发同类产品，挤压创新企业市场份额、攫取原属创新企业创新成果带来的创新收益[13]。

然而，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在独占机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上，认为独占机制并不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正向影响。辛德强等(2007)研究发现，独占机制对与联盟绩效产生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正向或负向影响，而是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蔡新蕾和高山行[7]研究认为，企业独占机制对创新绩效并无显著影响等。具体而言，以上研究认为，企业强有力的保护机制也存在风险，过于强调独占性甚至可能会降低企业绩效[17]，原因是较低的知识流动性会使得企业无形资产和及后续创新难以结合[18]。但即便存在以上不利处，企业也能通过其强大的独占机制获取创新效益：企业无需将独占机制局限于核心知识保护等行为上，而是通过将这种独占机制扩展至于企业知识流动、知识转移以及积极的创新活动中，从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5]。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独占机制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

1.2 竞争对手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吸收能力是企业识别、消化和利用外部异质性资源以最终实现商业化的能力[19]，它能帮助企业发展和创造新的资源，为企业创造更高的绩效。一方面，有学者认为，竞争对手拥有强大的吸收能力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显著负向影响[20]。另一方面，竞争对手强大的吸收能力不一定抑制创新企业的创新活动：基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激烈的竞争可能间接刺激推动创新企业的持续开发或产品改进行为，从而促使创新企业更具竞争性及创新性[21]。假定创新企业拥有相对较高的吸收能力，能通过知识共享等方式从竞争对手处获取有利于产品开发等行为的相关创新知识，但无法对竞争对手吸收能力进行控制，即创新企业可通过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的与外部知识源进行合作的行为，提升自身竞争力并为企业带来效益[22]。此外，基于消费者心理的视角来看，市场消费者在通常情况下，渴望从具有竞争对手的企业处购买产品(如)，即与竞争对手实质意义上的竞争也能吸引潜在用户从而提升产品市场份额[23]。

综上，鉴于已有研究关于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直接影响的方向还存在分歧，本文尝试分析独占机制和竞争对手吸收能力是如何协同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一方面，企业独占机制与竞争对手吸收能力水平共同决定“所有权可争夺性”程度——竞争对手获取创新相关信息的能力以及将其应用的程度，从而使创新企业的相关收益受到侵害[4]所有权可争夺性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形：创新企业拥有较弱的独占机制，难以保护对自身创新相关知识，与此同时同行业竞争对手拥有较强的吸收能力。因此，较强的“所有权可争夺性”意味着创新企业处于弱势地位，而较弱的“所有权可争夺性”意味着创新企业处于强势地位，并拥有较为合理有效的知识保护机制，与此同时竞争对手吸收能力较弱。竞争对手能通过吸收能力带来的学习优势打败企业，从而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竞争对手通过开发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或服务，从而影响创新企业市场份额及利润率。此外，随着竞争对手通过较强的吸收能力实现快速实现产品设计、开发、商业化等，创新企业的创新激励效果会极大降低，并间接导致创新企业竞争力的下降。此外，企业面临着竞争对手吸收能力较强的外界威胁，因此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增强其独占性机制来应对这一外界威胁，而过多资源的投入也会间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另一方面，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可能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负向或正向影响[20,21]，甚至不能产生显著影响：竞争对手通过吸收能力获取的绩效与其给企业带来的激励效应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换言之，虽然竞争对手通过捕获企业核心知识“偷窃”原属于企业的收益，但竞争对手强大的吸收能力也能给企业带来激励，这种激励促使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导致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并不能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当竞争对手对创新企业绩效无显著影响时，企业独占机制及竞争对手吸收能力更有可能会对创新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特别是独占机制能自我调控(当然，创新企业难以调控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当竞争对手拥有较高吸收能力时，创新企业可能为限制竞争对手的过度模仿，主动调控其独占机制，从而对创新绩效产生更显著的影响。此外，当竞争对手拥有较高的吸收能力时，企业迫于压力可能会更努力地创新[21]，从而间接正向调节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竞争对手吸收能力调节独占机制与创新绩效间的关系。

1.3 知识泄露的调节作用

独占机制有利于保护企业核心知识不被他人侵害，但是在知识转移、知识共享等知识流动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知识泄露的可能[24]。知识泄漏会对企业造成各种负向影响，包括降低企业在行业内的声誉、影响其市场竞争力，降低企业利润等[25]。如果企业泄露是企业难以模仿且核心的知识，那么将给企业收益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基于知识泄露行为主题意图的视角，可将知识泄露分为意外知识泄露和主动知识泄露[9]。意外知识泄露主要是指员工意外地将企业创新相关知识泄露给外界，而主动知识泄露是指员工主动将企业关键知识泄露给外界。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者越发重视企业核心知识。企业将自身知识泄露给合作伙伴甚至竞争对手，导致企业其核心知识价值下降或丧失，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处于弱势[11]。因此，知识泄露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知识价值，由此削弱企业独占机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即知识泄露会反作用于由独占机制带来的创新绩效产出。此外，知识泄露所带来的潜在影响使得企业在应用其独占机制获利时(如专利许可)，隐藏自身很多技术和知识(尤其是核心知识)，将直接对企业创新绩效产出产生影响。鉴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知识泄露负向调节独占机制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H3a：主动知识泄露负向调节独占机制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H3b：意外知识泄露负向调节独占机制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相关概念模型，如下图所示。

2 研究设计与实证结果

2.1 数据收集与变量测度

本文采用问卷收集获取独占机制、竞争对手吸收能力等相关数据。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并根据问卷填写者所在企业的真实情况进行客观打分。为提高信度和效度，变量的测度借鉴了已有该领域文献中较为成熟的量表，再通过结合本文研究特点、对象作出适当修正。本文自变量为独占机制，借鉴Jansen等[26]的研究发现，采用5个指标对独占机制进行测度。本文调节变量为知识泄露以及竞争对手吸收能力，结合本文研究情景，参考Hurmelinna等[27]、Ahmad等[28]、Jiang等[29]的研究量表。因变量为创新绩效，借鉴陈伟和张旭梅(2011)、Alegre等[30]的研究指标进行测度。此外，为尽可能精确数据分析结果，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等相关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为统一量纲，企业规模使用学术界较为通用的企业员工数的自然对数进行测量，企业年龄则使用企业成立年份进行衡量。

主要采用实地访谈与电子邮件两种方式进行问卷调查，首先，通过电话和邮件向事先联系好的相关企业管理者或员工发放电子问卷263份，回收221份。然后，直接走访样本企业，共发放问卷82份，回收63份。共计发放问卷326份，回收问卷294份，在删除有缺失值及明显逻辑错误、相互矛盾的问卷后，得到最终有效问卷251份。样本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共同方法偏差主要由同样的测量环境、数据来源等因素造成的变量间的人为共变性，通常发生在问卷调研数据中，现有研究主要通过改进量表项目等研究程序设计的方式来减少共同偏差问题。在本文中，在问卷设计初期就通过问卷预调研、改进问卷题型等方式尽可能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相关问题，但为稳妥起见，本文还是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如数据中存在变异，则对所有题项的因子进行的因子分析会析出一个未旋转因子，该未旋转因子会解释大部分变异[31]。本研究基于以上原理，采用SPSS分析软件对本研究问卷所有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在未旋转情况下，随机抽取几个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抽取的因子数量超过一个，且第一项因子方差贡献率的解释度为41.22%，可以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在对问卷各变量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时主要采用SPSS分析软件，结果如表2所示：各变量量表的Cronbach′a系数均大于0.7，代表量表具有较好信度。在内容效度方面，本研究量表主要基于国内外学者的已有较成熟研究量表形成，避免了内容效度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而在结构效度方面，本文主要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考察因子载荷量，如表2所示。本文中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量均大于0.6，且在选取最大方差法旋转的情况下累计解释度均达到60%以上，因而各变量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3 研究结果

通过对企业创新绩效、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独占机制、竞争对手吸收能力以及知识泄露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

本研究主要检验分析企业独占机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知识泄露、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在独占机制对创新绩效影响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表4为独占机制、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层次回归模型。通过逐次加入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自变量(企业独占机制)、调节变量(知识泄露、竞争对手吸收能力)、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交互项检验本文假设。

模型1是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模型。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独占机制，结果显示企业独占机制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作用(β=0.39，p<0.001)，H1得到验证；H2、H3提出，知识泄露、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在独占机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按照现有研究的一般做法，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去中心化处理。具体做法如下：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竞争对手吸收能力，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独占机制与竞争对手吸收能力的交互项，以此验证竞争对手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由此可以看出，竞争对手吸收能力正向调节独占机制与创新绩效的关系(β=0.26，p<0.001)，H2得到支持。此外，从模型3可以发现，竞争对手对企业创新绩效并无显著直接影响(β=-0.01，p>0.05)，这也符合假设推演过程的判断：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可能并不能影响企业绩效，从而导致竞争对手吸收能力显著正向调节独占机制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同理，模型6和模型8分别加入独占机制与主动知识泄露、独占机制与意外知识泄露的交互项。结果显示，知识泄露负向调节独占机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β=-0.18，p<0.001；β=-0.13，p<0.001)，H3得到支持。

注：***、**、*分别表示p<0.001、p<0.01、p<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3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旨在回答以下问题：独占机制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何种影响，以及竞争对手吸收能力与知识泄露在二者关系中起何种调节作用。主要结论如下：首先，独占机制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H1得到了验证，这是对Teece[13] 、Levind等[14]研究结论的有效拓展，证明了企业独占机制对创新活动中的关键作用，说明了企业可以通过其合理的独占机制实现创新能力提升，促进自身创新绩效。知识经济时代，提升企业自身独占机制强度能实现对核心知识的保护，独占机制在通过保护创新相关知识促进创新并获取创新绩效提升的同时，还可以通过专利许可、授权、转让等方式获取额外利润。独占机制不是简单的将企业相关核心知识专利化，因而应该重视企业如何通过独占机制提高创新绩效。其次，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在独占机制对创新绩效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H2得到验证，说明在竞争对手拥有较强吸收能力时，独占机制能带来更高的创新绩效：当竞争对手拥有较高吸收能力时，企业可能迫于压力努力创新，或更加注重独占机制对自身创新知识的保护。此外，从模型3可发现，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并不能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这证实了前文的推演判断：竞争对手通过强大的吸收能力获取的绩效与其给企业带来的激励效应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最后，意外知识泄露、主动知识泄露在独占机制与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均产生显著负向调节效应， H3a和H3b得到验证。知识泄露通常发生在多个存在竞合关系的企业间，会极大地影响独占机制的有效性，并直接负向影响独占机制的合作创新产出。因此，企业在实施创新活动时，需制定知识泄露预防措施及应对预案，在减少成员企业对知识泄露的顾虑的同时，有效促进独占机制的效应发挥，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和竞争能力。

本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具有以下重要的理论启示与实践价值：首先，鉴于现有关于独占机制对创新绩效影响方式的文献还存在分歧，本文通过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并运用成熟分析方法，验证了独占机制对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的结论，进一步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思路。此外，已有研究大多关注企业独占机制和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单一作用机制，或从知识共享角度研究知识泄露能否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独占机制和竞争对手吸收能力的协同作用同样能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这对深化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具有借鉴启示。其次，本文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已有研究大多关注企业自身吸收能力，而本文重点关注竞争对手吸收能力，这种研究思路有利于企业难以把握竞争对手信息时，可制定更为正确有效的战略：当竞争对手拥有较高强度吸收能力时，企业独占性机制的建立更为重要。再次，虽然独占机制需要额外消耗企业资源，但独占机制中专利、商标等法律手段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并不高。此外，竞争对手保持一定的吸收能力能帮助企业努力提高自身创新活力以应对竞争，从而间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最后，无论竞争对手吸收能力强弱，企业均应保持自身独占机制在一定的强度上。在缺少独占机制的情况下，创新这一获取竞争优势和利润的重要手段极易受到影响，特别是处于企业研发阶段并投入大量资源时，这种损害更明显。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制度还需完善、企业知识产权实践也存在不足，企业需要应有意识地强化独占机制的建立。另一方面，企业独占机制较强时，应积极推进专利许可、授权、非核心专利转让等活动，提升企业创新利润和竞争力。

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设计调查问卷，调查问卷不可避免的主观判断误差等问题使得所收集的数据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偏差问题；其次，本文以不同行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但不同行业企业对知识泄露、独占机制及创新绩效等变量间的关系可能存在认知差异。未来研究可针对不同行业，通过增加行业差异性搜集更多样本进行更详细的比较，以获取更为精确的研究结论。

[1] KNOTT A M, POSEN H E, Wu B. Spillover asymmetry and why it matters[J]. Management Science, 2008, 55(3):373-388.

[2] HURMELINNA-LAUKKANEN P, OLANDER H. Coping with rivals′ absorptive capacity in innovation activities[J]. Technovation, 2014, 34(1):3-11.

[3] ASSEM M J V D, THALER R H. Split or steal? cooperative behavior when the stakes are large[J]. Management Science, 2012, 58(1):2-20.

[4] RAJAN R G, ZINGALES L. The firm as a dedicated hierarchy: a theory of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firm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116(3):805-851.

[5] HURMELINNA-LAUKKANEN P,PUUMALAINEN K.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shadow of expropriability: interplay of the appropriability regime and competitors′ absorptive capac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3, 10(10):1-22.

[6] 郭尉. 创新开放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 科研管理, 2016, 37(10):43-50.

[7] 蔡新蕾, 高山行. 企业创新商业化实证研究——创新独占性和专有互补资产的调节作用[J]. 科学学研究, 2011, 29(9):1397-1405.

[8] LANE P J, PATHAK S. The reification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 critical review and rejuvenation of the construc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6, 31(31):833-863.

[9] 陈伟, 彭程, 杨柏. 跨企业知识共享、知识泄露与创新绩效——基于供应链视角的实证研究[J]. 技术经济, 2016, 35(6):1-7.

[10] 杨治, 刘雯雯. 企业研发外包中知识泄露风险的案例研究[J]. 管理学报, 2015, 12(8):1109-1117.

[11] RITALA P, OLANDER H, MICHAILOVA S, et al. Knowledge sharing, knowledge leaking and rel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J]. Technovation, 2015, 35:22-31.

[12] KEUPP M M, BECKENBAUER A, GASSMANN O. Enforc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weak appropriability regimes: the case of de facto protection strategies in china[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0, 50(1):109-130.

[13] TEECE D J.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lications for integration, collaboration, licensing and public policy[J]. Research Policy, 1986, 15(6):285-305.

[14] LEVIN R C, KLEVORICK A K, NELSON R R, et al. Appropriating the returns from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7, 1987(3):783-831.

[15] 梅元清. 技术体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D]. 南京：东南大学, 2009.

[16] SHAPIRO C. Navigating the patent thicket: cross licenses, patent pools, and standard setting[J].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2000, 1(1):119-150.

[17] BOSCHINI A D, PETTERSSON J, ROINE J. Resource curse or not: a question of appropriability[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 109(3):593-617.

[18] 殷勤凡. 知识经济下企业无形资产管理创新[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1, 22(2):45-48.

[19] COHEN W M, LEVINTHAL D A.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 35(1):39-67.

[20] BRUCE A, NICKERSON J A. Empirical evidence regarding the tension between knowledge sharing and knowledge expropriation in collaborations[J]. Managerial & Decision Economics, 2004, 25(6-7):401-420.

[21] 杨慧军, 杨建君. 交易型领导、竞争强度、技术创新选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J]. 管理科学, 2015(4):1-10.

[22] LIM K. The many faces of absorptive capacity: spillovers of copper interconnect technology for semiconductor chips[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9, 18(6):1249-1284.

[23] CASTRO J O D, BALKIN D B, SHEPHERD D A. Can entrepreneurial firms benefit from product piracy[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8,23(1):75-90.

[24] FRISHAMMAR J, ERICSSON K, PATEL P C. The dark side of knowledge transfer: exploring knowledge leakage in joint R&D projects[J]. Technovation, 2015,(s41-42):75-88.

[25] AHMAD A, BOSUA R, SCHEEPERS R. Protecting 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a knowledge leakage perspective[J]. Computers & Security, 2014, 42(4):27-39.

[26] JANSEN J J P, VAN DEN BOSCH F A J, VOLBERDA H W. Exploratory innovatio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 and environmental moderators[J]. Management Science,2006,52(2):1661-1674.

[27] HURMELINNA P, KYLAHEIKO K, JAUHIAINEN T. The Janus face of the appropriability regime in the protection of innovations: theoretical reapprais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J]. Technovation, 2007, 27(3):133-144.

[28] AHMAD A, BOSUA R, SCHEEPERS R. Protecting 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a knowledge leakage perspective[J]. Computers & Security, 2014, 42(4):27-39.

[29] JIANG X, LI M, GAO S, ET AL. Managing knowledge leakage in strategic alliances: the effects of trust and formal contracts[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3, 42(6):983-991.

[30] ALEGRE J, LAPIEDRA R, CHIVA R. A measurement scale for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J].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06, 46(4):333-346.

[31] HARRIS S G, MOSSHOLDER K W. The affective implications of perceived congruence with culture dimensions during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6, 22(4):527-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