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东道国制度与国有股权的调节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快，海外市场的吸引力驱使众多企业跨越国界展开竞争[1]。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掀起了新一轮的“走出去”浪潮。2017年11月发布的《中国对外投资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末，中国在全球190个国家(或地区)投资设立的海外子公司达3.72万家，覆盖率达80%。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海外投资、国际化发展，以克服新兴经济体的后发劣势[2]。在此背景下，探索国际化与企业绩效间的影响机制对于指导中国企业国际化有着重要意义。

现有企业国际化、多样性的研究较多关注企业技术多样性[3]、合作伙伴多样性[4]、战略多样性[5]以及企业产品多样性[6]等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其中，尤为关注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7]，而较少关注国际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推进，国际化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影响关系开始为人们认知[8]，但以往研究多建立在发达国家情境下，少有在新兴市场背景下研究该问题。作为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与传统国际化不同，并非为了向东道国转移所有权优势，而是将国际扩张作为跳板，“接近”海外知识[9]。因此，中国企业国际多元化的影响因素与发达国家企业国际多元化的影响因素有差异，可能存在诸多未发觉的调节变量，所以有必要针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东道国制度环境是国际化研究中的重要因子，在以往的跨国投资理论中，外国资本更倾向于进入制度环境良好的东道国[10]。基于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验得出的传统跨国投资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于新兴经济体。因此，不少国内学者从东道国制度环境出发，探讨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但这些研究主要涉及投资区位、动机选择对并购绩效的影响[11]。考虑到并购绩效可能还涉及到交通、资源、劳动力等因素，现有研究难以确定东道国制度环境对国际化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机制，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

此外，中国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典型的制度特征差异，即中国存在所有权结构的多样化。国有股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有着广泛影响力。不同于民间资本，国有股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但是对市场反应不足[12]。因此，引入国有股变量，有助于发现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间的影响机制。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的国际多元化战略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多元化战略在战略目标、制度影响与制度特征上存在差异，而当前对中国情境下企业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关系机制的研究还有待补充。考虑到国际多元化是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而创新则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以中国国情为背景，深入探讨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对我国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也是对现有国际化研究的重要补充。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国际化多样性与母公司创新绩效

国际化多样性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已被学界认知。首先，国际化多样性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一种流行战略选择[13]。资源基础观认为，资源投入对企业经营至关重要，而资源可获得性与持续性决定了企业的持续竞争力[14]。国际化经营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为企业提供丰裕的资源保障。通过在海外投资建立子公司，可以帮助企业搜寻和获取本国缺失的异质型资源[15]。如雇佣当地研发团队，吸取、整合其独特创意与知识，促进创新，或是以更低成本获取当地盛产而其它地方稀缺的原材料，降低创新成本，提升创新绩效。除此之外，通过设立海外子公司，与当地供应商、研发机构等合作，帮助企业在全球配置研发资源和进行研发布局，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不同于资源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认为企业国际化的主要目标在于学习[16]。国际化多样性对组织学习同样有着重要影响：①国际化多样性能够吸引具有丰富知识来源的组织，这些组织知识往往带有当地特色[17]，差异化的知识有利于增强企业组织学习能力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从而实现更佳的创新绩效[18]；②国际化多样性能够带来不同种类事件和技术学习机会[19]，提高管理者与员工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③国际化多样性能够使海外子公司通过体验式学习丰富知识基础，提升竞争力[20]，而这个学习与实践过程又可以激发并提高企业创新能力[21]；④实现国际多样化的企业将面对更为复杂、多变的环境，这迫使企业需要学习以适应当地环境。

综上所述，国际化多样性不仅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异质性资源、利用全球资源禀赋建立联盟与扩大创新合作，其复杂的环境背景还能够促进企业提升学习动力、获得多样性学习机会与异质性知识，进而改善企业人员知识结构，最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1：企业国际化多样性水平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作用。

1.2 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22-23]。与发达国家企业不同，新兴经济体企业以不发达的机构为特征，其内部创新能力发展受到制约。研究表明，位于弱制度环境的公司通过海外扩张以组建更有效率的机构[24]，这可以提高公司创新绩效和全球竞争力。然而，关于东道国的制度发展是否和如何影响母公司创新绩效知之甚少。

一个国家的制度发展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如话语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控制力等(世界银行，2010)。①话语权和问责制是反映国家民主程度的关键维度。民主制度有助于政府控制权力的使用，以确保政府政策(包括创新政策)与创新者和公众的利益一致。民主国家在保护财产和促进人类发展的同时，也鼓励创新投入[25]；②政治稳定通过有形资产和人力资本投入影响经济增长[26]。同时，稳定的政治环境减少了不确定性并鼓励创新者采取创新举措；③一个有效而公平的东道国政府不仅能够为企业带来多种创新资源，而且能够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中介服务，提供关键性的创新因素[27]；④高质量的监管框架降低了代理和交易成本，帮助企业克服信息不对称，保护知识产权(世界银行，2010)，促进创新活动；⑤明确、透明的法律法规鼓励投资、创业和创新活动。如知识产权保护法禁止非权利人使用专有知识，从而限制了模仿机会[28]。因此，在知识产权发达的东道国，模仿的可能性受到抑制，保护了创新企业的创新成果；⑥腐败控制有助于降低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不确定成本。因此，本文认为，企业进行国外扩张时，东道国制度发展水平高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此外，在制度较完善的东道国，企业可以利用机构优势提升技术能力[29]。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外国子公司有更多机会获得先进技术，拓展创新网络，并从创新中介中获益，进而提高母公司创新绩效。相比之下，在制度发展水平较低的东道国，外国子公司需要进行代价高昂的市场交易，同时，效率低下，从而阻碍了创新能力与母公司创新绩效的提升。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H2：东道国制度发展水平对企业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1.3 国有股权的调节作用

股权结构作为企业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是一种规则层面的制度影响因素[25]。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政府的高度干预，高层管理团队在制定国际战略时会基于政府压力而从一定程度上背离企业利益，进而对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国有股占主导的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时能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如优惠利率贷款、政府补贴和海外技术信息等[15]，并在提高绩效的同时保持高度的管理自主权[20,23]。这些均会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本文认为，虽然国际化多样性有助于提高创新绩效，但这种作用会受到企业所有权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具有较高国有股占比的新兴经济体在发达国家将面临更多的外来者劣势和制度约束壁垒[15]。这些企业习惯于不透明的母国环境，因此较难适应制度透明有效、市场力量大于政府力量的环境[22]，更无法像在国内一样使用非市场机制来建立竞争优势[23]。同时，国有股占比较高的外来企业常常被东道国政府认为带有政治目的，容易引起其警觉和负面反应，从而受到当地政府更加严密的监督和审查[14,30]，尤其当双边政治存在冲突时，这种负面效应更为明显[31]。

其次，企业管理行为在进行国际扩张时会受到国有股权的显著影响。在制定国际化战略时，相比私营跨国企业管理者，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自主权更低[2]。虽然国有企业同样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它们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除了具有商业动机之外，还会受到国家战略或政治目标的影响[20]。从某种角度而言，企业是国家实现战略目标的一个载体。即使企业想通过更高水平的国际扩张以提高盈利能力，但国家出于战略需要会抑制企业有效地分配其资源和能力。如当企业想要通过减少冗员以将节省的资金用于海外投资时，国家可能会对企业施加压力，阻止其裁员以维持就业。

最后，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下，国有制将面临更高的代理成本[32]，并对国际扩张产生负面影响。国有化程度越高，国际扩张下的企业效率越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冲突更剧烈。考虑到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目标冲突，管理者不会因为公司绩效增长获得补偿，因此也不会有动力提高国际扩张收益。当管理者决定进入国际市场时，其可能不以盈利为导向，也不会在国际市场上勇于抓住新机会，而是利用国际扩张战略提升自身利益，如个人经济收益或晋升机会[33]，所以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国有股对企业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综上，构建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

本文从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筛选出2009—2015年具有1个及以上海外子公司(或机构)的上市企业，共138家。为保证数据有效性，选择样本时排除了中国香港、百慕大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以避税为目的的研发投资地。由于有4家企业的专利数据存在缺失，因此研究样本企业最终为134家，共计960条数据。

2.2 变量定义

2.2.1 被解释变量

创新绩效。专利是测量创新绩效的常用代理变量，包括专利申请数、专利授予数和专利引证总数。本文选取企业专利授予数量表示企业创新绩效。由于创新与企业专利授予数之间存在滞后效应，本文选择滞后1年的企业专利授予数作为因变量的具体指标。数据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检索网站。

国际化多样性。文献中经常采用计数法、会计比例法、赫芬达尔指数和熵指数法、虚拟变量法四类方法度量国际化多样性。由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存在国外资产的披露限制，因此赫芬达尔指数和熵指数法并不适用。此外，虽然部分上市公司对国外销售收入进行了公布，但部分收入与出口收入重合，因此会计比例法同样不适用。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本文用企业在2009-2015年拥有海外投资子公司的国家分布数衡量企业国际化多样性程度，替代变量的选择借鉴陈劲等[34]的研究，该变量在国际化研究中已经为众多学者采用。数据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公司年报。

(1)东道国制度环境。采用学界广泛使用与认可的世界治理指标WGI衡量东道国制度环境水平[15,35]。WGI包括6个维度，即话语权与问责制、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各国在六大指标上的分值由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高分数代表着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完善，反之则说明东道国制度环境存在缺陷。为保证研究的综合性，取六项指标的平均分作为东道国制度环境指标，数据源于世界银行。

(2)企业国有股权。参考徐二明和张晗[36]、Wu[37]的研究，以企业的国家与国有法人持股占比之和表示企业国有股权水平，数据来源于企业年报和CSMAR。

(1)企业规模。研究显示，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存在正向影响机制[38]。因此，需要对企业规模进行控制，用总资产取自然对数表示企业规模，数据从CSMAR获取。

(2)企业年龄。参考Chen等[38]、袁建国等[39]的实证研究，企业年龄影响创新绩效，本文将其纳入控制变量，用成立之年至观测年度的时间取自然对数表示，数据从CSMAR获取。

(3)国际化经验。在复杂、动态的国际环境中，国际化经验丰富的企业往往比尚处于国际化起步阶段的企业表现更佳，国际化经验有助于企业开展海外研发活动，从而促进创新绩效提升[40]。本文用当年前已有的海外子公司数对此因素进行控制，数据从企业年报获取。

(4)高管政治关联。研究表明，高管政治关联可能影响企业创新绩效。邓新明等[30]以中国企业为样本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有着正向调节作用；陈维等则[41]认为高管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政府扶持，帮助企业在短期内提升绩效，但从长期来讲可能导致企业创新力下降。借鉴李梅和余天骄[17]的研究，用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人数占高管总数的比重表示高管政治关联，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方差膨胀因子(VIF)和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样本企业的平均专利授予数为898.059项，平均有1.39家海外子公司，企业高管政治关联比重为2.846，东道国制度发展水平为29.831，国有股的平均股比为3.5%。全部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干扰。

3.2 回归分析

3.2.1 主效应模型

由于衡量企业创新绩效的专利数是典型的计数数据，因此需要应用计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一般可选择泊松模型或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由于表1显示专利平均值和方差相差较大，因此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检验。负二项回归模型放松了泊松分布要求的均值和方差必须相等的假设，当变量存在过度分散时，运用负二项模型估计更有效率。实证分析时以一年后的专利授予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亦即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实际滞后一年，这一方面是考虑到企业国际化多样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效应，另一方面，将解释变量作滞后一年的处理有助于控制其潜在内生性[37]。

表2显示了企业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的负二项模型回归结果，其中，因变量均为滞后一年的专利授予数。各模型的似然比检验表明各模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加入关键解释变量后模型3-模型5的拟合优度相比于模型1和模型2提高了。模型1只包含基本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企业年龄、规模显著提升创新绩效，而国际化经验与高管政治关联对母公司的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模型2加入国际化多样性变量，其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0.252)，且这种正向效应在模型3-模型5中一直保持，证实了研究假设H1，即企业国际化多样性对母公司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作用。模型3-模型5加入了各调节变量和国际化多样性的交叉项。模型3中的交叉项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正向调节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假设H2得到证实。模型4中的交叉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研究假设H3并未得到支持。这可能是因为虽然国有股权会导致企业在对外投资初期面临更多的东道国合法化压力与代理成本，不利于企业在东道国获取创新资源以及技术合作，但随着创新活动的深入，国有企业可以借助母国的政治资源获取东道国优惠政策，减少整合摩擦，降低创新成本，从而平衡国有股权带来的负面效应。模型5将所有调节变量与国际化多样性的交叉项全部纳入，结果与上述模型基本保持一致。

3.2.2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将创新绩效衡量指标进行更换，即运用专利申请数作为创新绩效的另一代理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近似结果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发现

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中有海外子公司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资源基础观与组织学习角度探讨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多样性、企业创新绩效、东道国制度以及国有股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国际化多样性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东道国制度在上述两者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当国际化多样性水平相同时，企业进入的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完善，越有助于国际化多样性下的创新绩效提升。但国有股权的调节效应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国有股权的国内政治资源有助于减少整合摩擦与代理成本、平衡外来者合法性压力的作用。中国企业当前的国际化更多是将其作为战略跳板，实现创新学习和获取异质性资源，而非仅仅为了市场扩张。由于全球资源的差异化以及国际市场的多样性，很难有单个市场的资源或知识满足中国企业全部多样化的需求。此时，国际化多样性的战略意义突出。

基于以上结果，本文认为有以下启示：①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当注重即将进入的国际市场的多样性，这有助于企业发现、获取以及利用异质性资源，提升组织学习效果；②中国企业选择进入国际市场时，应当优先选取东道国制度环境完善的国家，以此减少环境不确定性，降低资源获取与组织学习阻力；③中国企业应当积极利用国有股占主导的母国优势，以内促外，平衡国有股权带来的负面影响。

4.2 研究贡献

现有的国际化研究存在一定视角偏差，较多关注发达国家企业。虽然国内开始探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发展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国际化视角出发，较少从企业国际化多样性角度分析。另外，现有研究中的企业绩效多指财务绩效，较少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从新视角，着重研究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化，就新兴经济体的股权结构对国际化的影响进行探讨；二是研究对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的理论关系进行了补充。通过以延后一年的专利授权数表征创新绩效，以进入的国际市场数作为国际化多样性的衡量指标，揭示了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机制。同时，研究发现了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两者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这对于新兴经济体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具有一定指导作用。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一方面，将制度理论纳入企业国际化多样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中，但缺乏对制度距离的思考，相关结论可能并不适用于母国制度环境完善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研究以海外新建子公司的企业为样本，实务中可能存在外包、出口、合资等多种形式的国际化，这些虽然不如设立海外子公司的国际化程度深，但也可能对公司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因此，未来可以考虑上述因素对国际化多样性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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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国际化多样性与创新绩效
——东道国制度与国有股权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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