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张 震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1995-2016年经济数据,将产业结构变迁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方面,在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计量经济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定量评估。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变化波动较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均呈上升趋势,而合理化水平则出现大幅度波动、高级化较为平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在主要研究时段出现轻微波动,但1998与2015年出现骤降导致整体变化较大;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较为稳定。未来长期内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短期内产业结构高级化将阻碍合理化进程,而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变动在较长时期内将对经济协调发展产生抑制作用,但从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速度的关系来看,二者在长期发展中将会缓慢加速高水平经济协调发展进程;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经济协调发展间阻碍与推动作用近期主要来源于其本身,长期产业结构变动除受本身冲击外,均受经济协调发展影响较大。

关键词产业结构;经济协调;脉冲响应分析;粤港澳大湾区

0 引言

湾区凭借经济结构优势、资源配置能力与网络枢纽功能,利用城市群、港口群、产业群与资源群协同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制高点[1]。目前,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区依靠“拥海、抱湾、通河、聚城”的区位优势,分别凭借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产业与现代制造业等优势迅速发展,已成为重要增长极[2]。与之相比,我国湾区建设较为缓慢,从1997年“深港湾区”设想首次提出,经过2005年《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中“湾区”概念第一次在官方文件出现,到2017年《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中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确定,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湾区发展才最终实现,也标志着我国逐渐步入“湾区时代”。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依然低迷,《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A Fragile Recovery(June 2017)》预测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只有2.9%,发达经济体仅1.7%,而我国经过30多年的“增长奇迹”,发展瓶颈也日益凸显。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要冲与经略南海的重大战略支点[3],将在外贸发展、物流管理、技术研发、金融服务等方面激发经济增长潜力,对于未来我国综合实力提升将产生重大作用。在世界级湾区发展中,美国纽约湾区与旧金山湾区分别以“金融湾区”和“科技湾区”突显,从粤港澳大湾区与二者发展的对比来看,2015年二者占地面积分别达到2.14万与1.8万km2,仅占粤港澳大湾区的38.15%与32.09%;人口总量高达2 340万与715万,是粤港澳大湾区的35.09%和10.72%;而在经济总量方面,二者分别达到12 400亿与8 000亿美元,已达粤港澳大湾区的83.41%与53.81%。但是,在三产比重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仅为62.2%,分别低于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27.2和20.6个百分点,人均产出也仅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20%与42%,可见发展仍然存在一定差距[4]。然而,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除存在行政壁垒阻碍外,相比国外湾区,核心城市综合竞争力较弱,产业互补性较差、部分城市经济下滑等问题仍然较为严峻[5]。由于近年产业发展日趋“经济服务化”,随着经济转型进程放缓,香港等地制造业产业空心化严重,与此同时,广深等地经济发展同质竞争较为激烈,区域经济发展协调与平衡深受影响,因而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与第四次产业革命即将到来的关键时期,能否准确把握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发展状况、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未来发展质量高低,乃至对我国“经济强国”建设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近年来国内外对于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较为深入,多数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与区域特征[6-7],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8-9],长期来看,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呈现下降趋势[10]。此外,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促进的双向关系[11],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增长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12]。对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研究也较多,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较差[13],应增强区域经济增长关联性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协调[14],走出一条经济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15]。然而,对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协调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也多以定性方式从资源利用、城镇化等综合角度初步探讨产业结构对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16-17],认为产业结构优化能够通过提升资源利用率、城镇化水平等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8],仅少数学者对特定区域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是否协调展开分析[19]。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然而,相关研究也多集中在功能定位、地区关系、合作模式探索与策略选择方面[20-21],较少对其经济发展状况、产业优化程度以及城市群建设等进行深入分析[22-23]

鉴于此,本文将产业结构变迁划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方面,在计算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上,借助计量经济模型,以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为粤港大湾区制定、实施经济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产业结构变迁度量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变迁涵盖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6]。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不同产业间协调程度的度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产业结构聚合质量优劣反映各生产要素被有效利用水平的高低;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则是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反映,通常遵循从一次产业占主导过渡到三次产业占主导的演进规律[24]

(1)产业结构合理化。目前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并未统一。本文基于已有研究,采用改进后的泰尔指数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标准[6]

(1)

式中,TL代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Y为产值,L为就业,i表示产业,n表示部门,Y/L表示生产率。因此,根据古典经济学假设,当各产业部门生产率水平相等时,经济将处于均衡状态,即TL=0。故TL越小,产业结构越趋合理。

(2)产业结构高级化。近年来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度量一直存在较大争议,部分学者基于配第-克拉克定理,在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不同阶段的前提下,提出将非农产值比重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度量标准[25];另一部分学者则从“经济服务化”视角提出将三次产业产值与二次产业产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表征[6];还有一些学者从其它角度提出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方法[26-27]。本文考虑到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较为活跃,二次产业增长率逐渐低于三次产业增长率,“经济服务化”趋势日益显著,故选取三次产业产值与二次产业产值之比代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简记为TS),TS越大,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

1.1.2 经济协调发展度模型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一个综合性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此认识并未统一。本文基于覃成林等[28]提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概念,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以各区域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范围内,保持适度的发展差距为前提,在对外开放条件下进行,以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依赖关系逐步加深,经济持续发展为主要特征,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渐减小的过程。经济协调发展度模型如下:

(2)

式中,z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实测值,由Moran′s I指数、经济增长水平变异系数与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依据平均赋权法集合而成;t代表年份,z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期望值,s为标准差值;U[0,1],U越大,表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具体计算步骤参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_概念辨析_判断标准与评价方法》。

1.1.3 VAR模型构建

为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选取产业结构合理化(TL)和高级化(TS)水平作为自变量,1995年以来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作为因变量构建自回归模型,并对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与脉冲响应分析。为进一步探究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其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29]

U=α+TLt+TSt+t

(3)

式中,U为经济协调发展度,代表经济协调发展水平。TLTS分别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为随机扰动项,α分别为模型相应参数。

(1)数据平稳性。由于非平稳性的存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时容易导致伪回归现象,因而本文在开展实证分析之前使用ADF法对变量实施平稳性检验。由表1可知,原始数据中U与TL在5%显著性水平之下平稳,TS为非平稳状况。经一阶差分后,各数据均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为平稳数据。因此,各数据平稳性符合VAR建模条件。

表1 ADF单位根检验

变量检验类型(C,T,K) ADF统计量临界值p值结论U(C,T,4)-2.6-2.665 10.02平稳TL(C,T,4)-3.71-1.212 60.002平稳TS(C,T,4)-1.06-0.286 70.304非平稳ΔU(C,T,4)0.78-0.761 80.055平稳ΔTL(C,T,4)1.83-0.080 80.087平稳ΔTS(C,T,4)1.93-0.053 80.073平稳

注:Δ表示一阶差分;检验类型中C表示常数项,T表示趋势项,K表示所采用的滞后阶数

(2)最优滞后期确定。最优滞后期作为VAR模型建立的前提,一般由多种方法确定,本文则选取AIC准则、HQ准则与SBIC准则最小的原则。表2表明在滞后期为4时,检验标准AIC、HQ与BIC均同时达到最小,因而最优滞后期数为4阶。

表2 VAR模型滞后期检验评价标准

LagLLLRFPEAICHQICSBIC0-61.829 500.269 87.203 37.223 77.351 71-26.947 469.7640.015 64.327 54.409 34.921 12-3.534 746.8250.003 52.726 12.869 33.764 832.665 912.4010.006 43.037 13.241 74.521 1432.613 459.895∗0.001 3∗0.709 6∗0.975 6∗2.638 8∗

鉴于此,本文分别构建以下VAR模型: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VAR模型:

TLt=m1TLt-1+m2TLt-2+m3TLt-3+n1Ut-1+n2Ut-2+n3Ut-31t

(4)

Ut=p1TLt-1+p2TLt-2+p3TLt-3+q1Ut-1+q2Ut-2+q3Ut-32t

(5)

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VAR模型:

TSt=b1TSt-1+b2TSt-2+b3TSt-3+c1Ut-1+c2Ut-2+c3Ut-31t

(6)

Ut=d1TSt-1+d2TSt-2+d3TSt-3+r1Ut-1+r2Ut-2+r3Ut-32t

(7)

式(4)-(7)中,t=1,2,3…T。

图1表明所有方程根的倒数均位于单位圆内部,模型整体具有稳定性。

(3)Johansen协整检验。数据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为一阶单整序列,具备进行OLS的条件。Johansen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稳定性,故采用其来判断同阶单整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图1 AR根图

表3 Johansen协整检验

MaximumrankParmsLLeigenvalueTrace statistic5% critical value015-41.431 9043.238 334.55120-27.952 80.740 216.280 1∗18.17223-21.637 20.468 23.649 23.74324-19.812 70.166 8

借助Stata14.0进行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当rank=0时,迹统计量的值大于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当rank=1时,迹统计量的值小于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接受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假设。综合而言,1995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4)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是判定模型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重要标准,本文利用其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因果关系进行判定。

表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变量原假设F统计量P值协调度合理化不能Granger引起协调度29.5050高级化不能Granger引起协调度55.6010合理化协调度不能Granger引起合理化30.7400高级化不能Granger引起合理化31.6820高级化协调度不能Granger引起高级化95.6050合理化不能Granger引起高级化292.480

如表4所示,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1995-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在1%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也呈现较为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可见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具有极为密切的因果联系。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区域涵盖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个地级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分析过程中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1996-2017年)、《香港统计年刊》(1996-2017年)、《澳门统计年鉴》(1996-2017年)以及香港政府统计处网站、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等。

2 实证分析

2.1 产业结构变迁特征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

2.1.1 产业结构变迁特征

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广东省9个地级市与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因而在测度其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采用线性加权和法将其涵盖区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值分别加总,以反映研究期内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变迁态势。

图2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变化

如图2所示,1995-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变化波动较大。整体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TL)值出现波动下降态势,合理化程度向好趋势强劲;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则一直呈上升趋势,2013年以后开始快速下降。具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1995-1996年TL值出现下降,这一时期在我国对外开放条件下三次产业结构开始缓慢调整。1997-2005年TL值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上升趋势,并且2005年达到最大值1.936 8。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香港、澳门深受重创,外贸、金融、旅游等产业发展受影响较大,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下降,TL值逐步提升。相比之下,广州、深圳、珠海等地虽然受到波及,但由于身处内地受到的影响较小。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发展,TL值出现回落,但2003年国内SRAS出现,三次产业与二次产业发展深受影响,整个湾区TL值迅速达到最高,此后随着政府开始着力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兴业态逐渐出现,TL值开始逐渐下降。2010年TL值开始回升,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内地与港澳均受重大冲击,各产业发展出现较大变化,加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超高速发展带来的弊病凸显,产业结构出现较大调整,致使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缓慢下滑。2013年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迅速展开,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领头羊,科技实力、人才储备、产业基础等条件较好,因而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步伐较快,TL值下降明显,整体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较大。相比而言,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变化较为平缓。1995-2008年其TS值一直处于缓慢上升阶段,可见在这一时期虽然经历多次重大事件,但优越的地理区位与大量聚集的人口为其旅游、餐饮、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等三次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势条件,加之,CEPA签订与泛珠三角规划等政策实施,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逐渐提升。2009-2015年大湾区TS值出现快速上升-下降态势,可见,经济新常态对这一时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较大,服务业发展衰退严重。2016年TS值出现轻微回升,三次产业发展势头日趋向好。

2.1.2 经济协调发展状况

如图3所示,1995-2016年整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较高,平均协调度高达0.835 2,但波动较大。具体来看,2001年以前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平均变化幅度高达0.141 7,1998年跌至最低。受1997年金融风暴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产出与增长速度出现较大波动,深圳、广州、东莞等地对外贸易与金融服务业也受到冲击,经济发展出现一定波动,导致经济协调发展度急剧下降。2000-2009年出现轻微的波动上升趋势,这一时期随着我国逐渐融入WTO,港澳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加之,国家政策对沿海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港澳特区支持力度不断增大,国家外部环境相对稳定,也为其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提升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2010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开始缓慢下滑,到2015年再次出现骤降。多年来为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各地区积弊逐渐凸显,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广东省9个地级市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较大难题,产业结构不协调、资源能源匮乏等日益严重,致使后期经济发展区域差距扩大。而港澳特区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人才密集、资金充裕、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但易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经济发展稳定性较差。近些年港澳特区与广东省9个地级市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逐渐降低,但实际差距仍然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整体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程。2015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增长速度骤降至-0.18,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变化最大,对整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产生较大冲击。2016年整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大致回升到较高状态。

图3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变化

2.2 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测度

为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动态关系,并预测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协调发展以及经济协调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进行了脉冲响应分析与响应方差分解。图4与图5分别表示产业结构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之间的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结果,两图中横轴代表追溯期数(年),本文选取20期,纵轴表示因变量对各自变量响应的大小,中间曲线为响应函数曲线,阴影部分外侧两条曲线为95%的置信区间范围。

2.2.1 脉冲响应分析

整体来看,变量均在一定期数内稳定并且趋于收敛,表明脉冲响应函数均有效。图4所示,a、d、g分别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TS)、产业结构合理化(TL)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U)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脉冲响应结果。分别给定TS、TL与U一个单位的标准差变动,将引起TS产生正向波动变化,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当前TS、TL与U的增长会带来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不断加强,但是,TL与U将会在滞后10期以后逐渐削弱,而TS将会延续到15期,即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提升将在未来10期内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产生正向提升作用,而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中形成的惯性则会带动其本身长达15期的发展。b、e、h分别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TS)、产业结构合理化(TL)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U)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脉冲响应结果。TS与TL发生一个单位的标准差变动将导致TL出现负向波动变化,U的一个单位标准差变动会使得TL出现正向波动变化,但三者对于TL的影响时间较短,在滞后5期以后逐渐趋于0,即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在未来5年将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产生抑制作用,亦即粤港澳大湾区进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路径依赖将导致未来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下降或者阻碍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而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升。c、f、i分别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TS)、产业结构合理化(TL)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U)对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脉冲响应结果。分别给定TS、TL与U一个单位的标准差变动,将引起U产生负向的波动变化直至为0,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当前TS、TL与U的增长会阻碍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三者对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将会持续到第15期,即未来10年内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发展,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体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亦即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将增加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活跃性,带动经济规模与增长速度迅速增加,区域差距逐渐增大,进而导致协调发展水平提升受阻。但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的提升,将缓慢加速区域综合实力高水平条件下的经济协调发展进程。

图4 脉冲响应

2.2.2 脉冲响应方差分解分析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看出,TS、TL与U之间发生相互作用,且所有变量基本在第15期后均稳定收敛。为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程度,本文采用方差分解对不同变量间波动产生冲击的方差贡献进行探讨。如图5所示,c、f、i表明U的预测方差在滞后1期内全部来源于自身,而在滞后5期时分别有87.25%与12.61%来源于本身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仅有0.14%来源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在滞后15期其预测方差有80%与18.31%分别来自于本身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则受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影响较小。b、e、h表明TL的预测方差在滞后1期有15.71%与84.29%来源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合理化,而在滞后5期时分别有14.99%、80.28%和4.72%来自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在滞后15期其预测方差有14.78%、78.80%和6.41%来源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a、d、g表明TS的预测方差在滞后1期有13.68%、1.94%和84.38%来源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在滞后5期时其预测方差主要来源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与自身,方差贡献率分别高达11.39%与81.84%,在滞后15期其预测方差有10.96%、7.87%和81.17%来源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整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预测方差未来近期主要来源于本身,远期则主要来源于本身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预测方差未来近期和远期主要来源于本身和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预测方差未来近期和远期主要来源于本身,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对其方差贡献率相差较小。

图5 脉冲响应方差分解

3 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产业结构变迁划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两方面,并运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模型对1995-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借助VAR模型对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展开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研究期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变化幅度较大。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上升趋势明显,但在1997-2005年出现大幅度波动下滑态势,2005年跌至最低,此后虽有提升,但2010年以后再次出现下降趋势,直至新常态以后才平稳回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波动相对平稳,1995-2008年呈现缓慢上升状态,2009-2015年则出现倒U型的平缓上升-下降态势,至2016年才逐步回升。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在1995-2016年波动较大,但平均水平较高。整体来看,2000-2013年出现小幅度波动,相对而言较为稳定,然而,在东南亚金融风暴和经济发展新常态影响下,1998与2015年出现低谷。

(2)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协调发展相互关系较为稳定。具体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在未来长期发展中将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在短期内对合理化水平分别产生抑制和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在未来较长时期会对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产生一定阻碍作用。但从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速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的提升,在长期发展中将缓慢加速区域综合实力高水平条件下的经济协调发展进程。从方差分解结果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预测方差近期主要来源于本身,远期则主要来源于自身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预测方差近期和远期均主要来源于本身及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预测方差未来近期和远期主要来源于本身,而经济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对其方差贡献率相差较小。

未来发展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一方面需要保持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的持续、稳定提升,以推动整个湾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进而为巩固其优势产业如金融、外贸、科技、物流等在全国乃至全球已有的地位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也为其在大数据、智能化、新能源等领域形成新业态、新模式奠定一定基础。另一方面,也需要着重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状况。由于香港、澳门在制度、经济等方面和内地存在较大差异,因而湾区在产业发展方面应该综合利用港澳和内地9市发展的比较优势,助推各城市优势产业协调发展,如港澳在金融、旅游方面,广州、深圳在文化、科技方面等,以避免同质竞争,进而形成推动不同区域增长的稳定动力支柱,逐渐削弱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程度。同时还应注意,湾区发展是面向全国和世界的,因此,应该极力打造区域综合实力高水平条件下的协调状态,注重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水平提升的长期效应。

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本文限于数据可得性的缘故,从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不同影响的角度,对粤港澳大湾区展开研究,一定程度上阐释了三次产业结构的不同变化对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波动带来的不同冲击。然而,随着三次产业内部各细分产业间关系逐步增强,细分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日渐凸显,因此,未来研究应该注重相关方面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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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Change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ay Area

Zhang Zhen

(College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divided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to rationalization and upgrading. Based o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s economic data during 1995 to 2016, it measured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coordination of economy's level. While, with the mod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economic coordination's level 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quantitatively evaluated: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s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was volatile,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level was on the rise, whereas large swings in the rationalization level. The level of coordin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fluctuated slightly during the main research period, but the sharp drop in 1998 and 2015 resulted in a large overall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coordin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stable. In the future, for long term the ascension of economic coordination' level was beneficial to rational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for the short term the upgrading would hinder the rationalization process, while,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change would have an inhibitory effect of the coordin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a longer period time. From the rel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ould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high level econom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Variance decomposition result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barriers and promote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economy mainly came from its own recently, but for the long-term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addition to be impacted by itself,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econom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Industrial Structure; Coordination of Economy;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OI10.6049/kjjbydc.201808070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1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9)07-0048-08

收稿日期2018-12-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AJL011);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羊城青年学人”资助研究项目(18QNXR14)

作者简介张震(1989-),男,河南永城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责任编辑:万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