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交互效应对知识创造绩效的传导机制：一个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与创新驱动企业发展的知识经济背景下，知识创造绩效已经成为组织绩效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1]。在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提升的诸多影响因素中，互联网能力和知识能力[2]被学者们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前因要素。互联网能力作为组织重要的战略资源，应当整合其它互补资源促进组织绩效提升[3]。Lee等[4]认为，利用互联网能力整合互补资源有助于知识传播进而提升创新绩效；Pérez-López 等[5]认为，互联网能力通过知识管理过程中介作用于组织绩效；邵云飞等[6]研究指出，IT能力对企业内部协同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可见，互联网能力和知识能力作为组织两种重要战略资源具有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如果能将企业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结合，将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已有文献提出有必要探讨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的交互效应[2]，然而这种交互效应的存在及其对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影响尚未得到实证检验。对于企业而言，不同资源的互补性或者交互作用可为企业带来“盈余”[7]，究竟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是否存在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通过怎样的传导机制影响知识创造绩效？这是本研究试图解答的主要问题。

综上所述，本研究试图通过探索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是否存在交互效应及其对知识创造绩效的影响以弥补现有研究不足，尝试分析具有前瞻性与反应性特征的战略柔性在交互作用和知识创造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构建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讨论并检验对应路径作用机理。本研究贡献和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已有研究忽略了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的交互效应。单方面研究互联网能力对知识管理能力的影响，将互联网能力作为知识管理能力前置因素，忽视了这两种能力在促进知识创造绩效提升中的交互作用，本研究基于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交互作用视角，深化对资源基础观和知识基础观在创造组织竞争优势上的认识。第二，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交互效应与知识创造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仍是“黑箱”。本研究试图厘清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交互作用对知识创造绩效的作用机理和具体路径，即考虑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从而构建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如图1所示。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相关概念界定

互联网能力是指组织获取、部署、组合和重新配置互联网资源与其它组织资源、能力相结合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支持和提高商业战略、工作流程的能力[2，8，9]。借鉴Lu &Ramamurthy[8] 对IT能力的相关研究，本研究将互联网能力分为互联网基础设施运用能力、互联网运用积极立场、互联网业务跨越能力。其中，互联网基础设施运用能力是指组织安排技术设备(硬件系统和网络)、应用(网络平台、数据库、操作系统、核心软件)，以及互联网管理服务等能力[8,10]。互联网业务跨越能力是指组织设想和利用IT资源以实现业务目标的能力[8,10] 。互联网运用积极立场是指组织开发新的IT创新或探索可获得的IT资源以创造和使用商业机会、获取竞争优势的能力,能够衡量组织对于互联网创新和互联网价值的态度[8,10] 。考虑到本研究主要关注互联网能力，因此，本文借鉴Lu & Ramamurthy的做法，将互联网能力视为一个二阶结构并检验其在整合水平上的影响。

知识基础观指出，知识管理能力在提升组织能力[11]与竞争优势[12]中具有显著作用。企业生存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管理。IS学者研究表明，组织知识管理可以从IT应用中受益[13]。在IS相关文献中，知识能力倾向于被视为与流程相关的能力，并得到广泛应用[2，14-15]。因此，本文通过流程视角将知识能力定义为组织利用与部署以知识为基础的资源并与其它组织能力相结合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获取商业价值和竞争优势的能力[16-17]。知识能力包括3个主要流程：知识获取、知识转移和知识应用能力[18]。

动荡复杂的外部环境要求组织具备动态能力。战略柔性是指组织通过主动或被动方式应对外部潜在机会或威胁，以有效控制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而提升组织竞争优势的动态能力[19-20]。战略柔性可分为前瞻型战略柔性与反应型战略柔性[21-22]。前瞻型战略柔性是指企业对未来环境的主动预测能力，反应型战略柔性则是指企业对现有环境变化作出反应的快速性和有效性[23-24]。本文沿用这一观点，将战略柔性定义为企业根据自身可配置的资源和能力，运用战略创新主动促成或者被动适应组织内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

经典知识创造理论指出，知识创造是指组织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相互转化的螺旋上升过程，包括社会化、外部化、内部化、组合化4个循环往复阶段[25]。不同学者基于自身研究视角和关注点对其成效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李民等[26]研究指出，CoPS知识创造有效性应同时考虑个人、项目与团队3个方面，从知识创造主体感知效果和创造目标事实效果进行衡量；赵圆圆[27]认为，知识创造绩效是指企业对组织内知识资产进行重新组织后，在工作中具体实施并创造新知识的实际应用价值。梁娟等[28]、Zhuang等[29]则通过企业创新产品成功率、推出新产品和服务、通过创新降低生产成本等指标测量知识创造绩效。综合上述观点，本文将知识创造绩效定义为企业通过与知识创造相关的人员、经费、知识等投入资源配置，实现资源投入与知识产出转换绩效，其重点在于“创造和运用”，将知识创造转化为生产力实现知识创造应用的经济效益[30]。

1.2 互联网能力与战略柔性

互联网能力是指企业利用互联网相关基础设施、资源与平台实现企业目标的能力[31-32]。在当前网络化环境下，互联网能力成为组织提升战略柔性的关键要素。王永健等[24]研究表明，IT能力对先动柔性与响应柔性均有显著正向影响。Celuch等[21]研究指出，企业信息技术将影响其利用战略柔性积极预测和响应变化的能力。Zhuang等[29]基于中国企业研究数据认为，互联网能力正向影响组织战略柔性。

(1)较强的互联网设施运用能力意味着企业成员可以通过运用各种IT工具更加全面、快速地获取组织内外部知识资源，最大程度地实现组织成员间、组织与外部利益相关者间知识共享和交流，促进组织对外部市场需求的及时感知与潜在机会识别，进而有利于组织及时开发新产品与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提升决策有效性和战略灵活性[33]。

(2)互联网业务跨越能力强调战略与互联网规划集成，以及IT与业务流程协同[31]。企业IT和商务活动之间的协同作用能够确保企业作出快速、有效和高效的创新反应，且在必要时对业务流程和信息系统进行彻底改变与重新设计，提升企业对现有环境变化的反应速度。此外，IT和战略规划紧密耦合有利于激发创新的、激进式变化[8]，有利于组织夺取主动权并实施“先发制人”战略。

(3)具有互联网运用积极立场的组织能够快速识别和利用IT创新机会，以满足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34]，避免陷入技术锁定[35]。此外，积极的互联网运用立场能促进组织持续学习。持续性学习是组织重新配置资源快速响应变化，以及营造有利环境的重要前提[8]。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企业互联网能力对战略柔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1.3 知识能力与战略柔性

知识能力具有时间积累性特征，对各种技术知识、市场知识、生产研发知识以及组织管理知识进行学习积累，从而为构建组织战略柔性奠定基础[36]。范志刚等(2014)研究指出，组织知识获取能力与知识应用能力对战略柔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张红兵(2015)研究表明，知识转移可以有效提升不同类型的战略柔性。具体而言，组织在获取外部异质互补性知识后，将其与内部知识整合，在交互碰撞产生新知识的过程中，往往会加深对原有知识与新知识的认识[37]，进而及时掌握关于现有环境变化的信息，提高战略灵活性。在知识获取的同时，也促进了组织知识多样化，为正确预判市场需求变化提供了条件。知识转移往往伴随着业务嵌入与组织内部的沟通交流，促进所获取的知识在组织内共享、匹配及融合，这些知识既可能成为组织内解决企业经营实践问题的累加知识，也可能与组织内现有互补性知识碰撞后跃迁为新的创新性知识，上述两种方式均拓展了组织知识的宽度与深度。知识宽度与深度越高的企业就越有可能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中识别潜在机遇，并及时对环境变化作出响应。此外，知识应用能力越强的企业，组织内部交流越充分，外部知识信息与组织资源属性相结合的概率越高，越有可能成功开展新产品开发等创新活动，就越能灵活地配置组织知识、信息与资源，进而抓住潜在战略机会，增强自身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企业知识能力对战略柔性有显著正向影响。

1.4 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交互作用与战略柔性

以往研究分别探讨了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对战略柔性的促进作用，鲜有研究考虑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之间是否存在交互效应。尽管卢艳秋等(2017)认为，知识导向IT能力与知识管理战略的匹配更能促进组织技术创新绩效提升；Haesli &Boxall[38]认为，知识管理战略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互联网能力的支撑；李忆[39]研究指出，IT能力在知识管理战略与创新之间起调节作用。然而本研究认为，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两者相辅相成，在推动战略柔性构建过程中存在更为复杂的交互效应关系。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对战略柔性的交互效应既包含互联网能力对知识能力与战略柔性关系的调节作用，也包含知识能力对互联网能力与战略柔性关系的调节作用。一方面，高互联网能力可以有效弥补由于市场、技术变化所带来的现有知识能力定位与潜在市场机会间的差距，提高组织知识利用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知识能力构建过程所需的成本，为组织战略柔性提升提供多元、异质、互补的显隐性知识支撑。同时，知识能力培育过程往往包含着冗余知识、同质知识、无用知识，它们会干扰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判断。凭借高互联网能力，企业能够更敏锐地感知市场机会，以更快速地响应外部环境变化。另一方面，知识能力有助于互联网能力战略价值提升。已有研究表明，IT与知识互补共同成为组织竞争优势的动力来源[40]。Tippins & Sohi[41]研究表明，新知识开发流程有助于填补IT能力与组织绩效间的空白。Tanriverdi[15]认为，类似知识管理能力等组织内部能力可影响IT相关性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具体地，拥有高水平知识能力的组织具有较强的知识获取、转移与应用能力，能够快速重构与配置自身知识、资源与能力。企业在运用互联网技术获取外部知识的过程中，能够准确识别对组织有用的知识并将其与内部知识整合，是提升组织战略柔性的重要前提。组织知识能力越强，知识库越丰富，就越能根据市场需求与竞争环境变化重构组织内部信息系统，从而提升组织战略柔性。此外，知识能力强的组织往往具有较强的组织学习能力与探索能力，进而有利于组织开发新的IT创新或探索可获得的IT资源，从而创造和利用商业机会。因此，知识能力可以促进组织互联网能力的有效发挥。由此可见，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都是组织战略柔性的重要基础要素，二者交互效应能够有力提升战略柔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的交互作用对战略柔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而言，一方面，知识能力正向调节互联网能力与战略柔性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互联网能力也正向调节知识能力与战略柔性间的关系。

1.5 战略柔性与知识创造绩效

战略柔性对组织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已得到以往研究的肯定[42]。首先，具有高度战略柔性的组织通常对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有较强的洞察力和适应性，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发现潜在市场机会。敏锐的市场感知有助于组织准确判断市场需求变化以及竞争环境变化，进而推动企业将所创造知识转化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服务，为知识创造绩效提升提供了信息优势[43]。其次，战略柔性代表组织应对变化时的响应速度，卓越的战略柔性使得组织能够快速抓住市场机遇，采取相应的战略抢占先机[37]，促进知识创造绩效提升。最后，组织战略柔性有助于组织对自身资源的充分整合和利用[43]，高效实现组织内部资源投入与知识产出转换绩效，以此为组织赢得竞争优势，促进组织知识创造绩效提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 企业战略柔性对知识创造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1.6 被中介的调节效应

企业知识创造绩效的实现过程是指组织充分利用现有知识、人力、技术资源将组织所创造的知识转化为产品或者服务，并将其推向市场成为商品，在市场竞争中得到认可，从而创造经济与社会价值(江旭，2017)。在转型经济与互联网背景下，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具复杂性与动态性，知识创造绩效的实现需要动态性战略思维与行动。从“知识创造”到“产品、服务”再到“商品”等一系列过程的顺利推进既离不开企业自身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的支撑，也需要具有前瞻性与反应性的战略柔性加以协助。综上可知，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战略柔性与知识创造绩效的关系具有如下特点：一方面，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都是战略柔性的重要基础要素且两者相辅相成，其交互效应有助于战略柔性提升；另一方面，具有前瞻性与反应性特征的战略柔性对知识创造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由此推断，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的交互作用可能通过战略柔性这一中介机制促进组织知识创造绩效提升，组织知识创造绩效这一提升机制正是一种被中介的调节效应[44]。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的交互作用通过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促进知识创造绩效提升，即存在被中介的调节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方式收集数据，首先从笔者所在的经管学院MBA学员中选取20家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进行问卷预调研。根据预调查中被访者的反馈对问卷进行修订与完善，并对来自福建、广东、上海、北京、江苏等城市的多个行业企业展开正式问卷调研。调研对象为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因其对企业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战略柔性、知识创造绩效等组织层面特征有较为清晰的把握，其回答能够反映企业真实情况。本研究主要通过电子邮件和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问卷650份，根据研究目的对回收问卷进行筛选，最终获得399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61.38%。所调查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能源、材料、金融等行业，包括国有企业、合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多种类型。为了检验未返回偏差，对比早期和后期回收样本在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等方面的基本属性，未发现显著差异，因而可以认为未回收样本对研究结论不存在严重影响。

2.2 变量定义与测量

本研究测量量表均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进行测量，“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互联网能力测量主要参考Lu & Ramamurthy[8]、Ross等[9]、Weil等[10]的研究量表，设置9个题项，涉及对互联网设施运用能力、互联网业务跨越能力、互联网运用积极立场3个维度的度量。知识能力测量主要借鉴Mao等[2]、Pérez-López等[5]的研究量表，设置5个题项，涉及对知识获取、知识转移、知识应用能力的度量。战略柔性测量参照Evans[20]、范志刚[23]的研究量表，设置6个题项，主要包括对战略柔性前瞻性与反应性的度量。知识创造绩效测量借鉴Li[45] 、梁娟等[28]的研究成果，设置4个题项，主要包括对创新知识转化、创新产品成功率、新产品投放的测量。此外，借鉴以往研究成果[2,10]，选择企业年龄、企业规模、IS年龄、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共4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采用二分法编码：“高新技术企业”记为“1”，“非高新技术企业”记为“0”。

3 数据分析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使用SPSS19.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各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表明各量表满足信度要求。计算各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和组合信度(CR)，各量表的AVE均大于0.5，CR均大于0.7，表明各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在表2中，各变量的AVE平方根大于其所在行与列的值，表明各变量满足区分效度的要求。

3.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间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且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小于3，低于阈值10，表明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战略柔性与知识创造绩效间相关系数均为正向显著，初步支持了本文部分研究假设。

3.3 模型验证分析

本文采用多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检验研究假设，鉴于假设检验涉及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的交互项，故在回归分析前对两个变量作中心化处理以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表3为回归分析结果，其中Model3和Model7为核心回归分析步骤。

表3中Model1以战略柔性为因变量，以控制变量为自变量。结果表明,企业IS年龄(β=0.126，p<0.05)和是否为高技术企业(β=0.131，p<0.05)与战略柔性为正向显著关系。Model2在此基础上加入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为自变量，结果表明，互联网能力(β=0.387，p<0.001)、知识能力(β=0.472，p<0.001)均与战略柔性显著正相关，说明互联网能力和知识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善于利用已有知识、资源满足当前市场需求，并主动挖掘可获取的信息、资源与机会以匹配潜在市场需求，支持了H1和H2。

为进一步检验H3中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对战略柔性的交互效应，表3中Model3回归中加入了控制变量、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以及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的交互项。结果表明，互联网能力(β=0.410，p<0.001)、知识能力(β=0.481，p<0.001)仍与战略柔性显著正相关，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的交互项(β=0.090，p<0.05)与战略柔性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在组织战略柔性塑造过程中，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种交互效应具有两层含义：①知识能力正向调节了互联网能力与战略柔性间的关系；②互联网能力正向调节了知识能力与战略柔性间的关系。因此， H3得证。

为检验假设H4，以知识创造绩效为因变量，依次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战略柔性)以及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的交互项。Model4表明企业IS年龄与知识创造绩效显著正相关(β=0.147，p<0.05)；Model5(β=0.615，p<0.001)和Model6(β=0.359，p<0.001)均验证了战略柔性与知识创造绩效的正向显著关系。Model7是一个包含所有变量的全模型，战略柔性与知识创造绩效仍为正向显著关系(β=0.360，p<0.001)，充分说明具有较强战略柔性的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更高， H4得证。

为检验假设H5，本研究运用Hayes[47]于2013年开发的能够嵌入在SPSS软件中的Process宏程序，该程序可用于对各种中介模型、调节模型以及二者组合模型进行检验，在最近研究中越来越受青睐。由于本研究中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交互可能影响战略柔性，故将二者分别作为调节变量。Process自动将调节变量在均值的基础上分别增加或者减少一个标准差，分为高值和低值。同时，本研究中将Bootstrapping 次数设置为1 500次，根据调节变量的不同水平(高/低互联网能力；高/低知识能力)以95%显著性水平下置信区间内是否包含0判断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是否存在，检验结果如表4、5所示。高、低互联网能力和高、低知识能力下的间接效应值均为正向，并且在95%的水平下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是存在的，互联网能力和知识能力的交互作用通过战略柔性的中介机制促进知识创造绩效提升，结果支持H5。

4 讨论与结论

4.1 研究结果讨论

本文整合资源基础观、知识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研究互联网背景下企业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两种企业内部因素对知识创造绩效的影响过程，尤其关注战略柔性在这一过程中的独特作用。通过我国(内地)399家企业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发现：

(1)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与战略柔性正相关，并且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与战略柔性间存在交互效应。这种交互效应不仅包含已有研究指出的企业IT能力调节知识能力与创新绩效间关系[39]、知识能力中介IT能力与组织绩效关系[16]的结论，更进一步强调了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在促进组织战略柔性提升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2)战略柔性对知识创造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提升需要其保持对环境的敏锐感知，并积极开展前瞻性预见活动。

(3)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的交互作用通过战略柔性推动组织知识创造绩效提升。具体而言，组织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越强，就越有助于提升战略柔性，并最终实现良好的知识创造绩效。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的交互效应不可忽视。本研究结论对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如何更好地实现知识创造绩效提供了实践启示。

4.2 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

本文理论贡献具体表现为如下3个方面：首先，将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战略柔性与组织知识创造绩效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虽然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等内部因素对战略柔性影响的研究并不鲜见[20,21]，却鲜有研究将其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并进一步考虑其后续对知识创造绩效的影响。本研究证实了战略柔性在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与知识创造绩效之间的桥梁作用。其次，本研究重点关注了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交互作用对组织战略柔性的影响，且构建了一个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以往关于组织绩效的研究通常单独讨论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等单一因素的作用，或者将互联网能力作为知识管理能力前因变量[16,39]，而忽视了两者在促进知识创造绩效中可能存在的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交互效应。本研究不仅进一步考察了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的交互效应，而且验证了这种交互效应如何通过战略柔性促进知识创造绩效提升。最后，本文研究了资源基础观和知识基础观在塑造组织竞争优势中的作用。虽然以往研究分别探讨了资源基础观、知识基础观对组织竞争优势构建的重要性，但鲜有研究将这两种理论结合在一起。本研究创造性地将上述两种理论相结合，考察其影响组织知识创造绩效的作用机理，进一步深化了资源基础观与知识基础观在竞争优势建立上的理论研究。

本研究的实践价值在于为互联网背景下组织知识创造绩效提升提供了实践启示。一方面，组织管理者应当充分认识到，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环境中，外部环境更具复杂性与动态性，组织应增强互联网能力和知识能力，进而提升其对环境感知的敏锐度，以及对未知环境预判的准确性。在互联网能力提升方面，良好的基础设施为组织成员利用网络平台以及各种软硬件设施以提高沟通效率与发现市场机会奠定了基础。将组织业务与IT整合起来有利于组织更好地利用有限的IT资源，积极主动的互联网立场能够促使组织不断尝试与探索新技术，利用现有能力与开发能力解决问题、创造机会。因此，企业应当注重提升互联网能力[47]，以便成功感知与发现市场机会。重视互联网能力和知识能力结合有助于实现二者价值最大化，从而实现知识与资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现代企业应当保持对环境变化的警觉性，根据环境变化及时调适战略行动，主动探索和挖掘潜在市场机会，开发出匹配环境变化甚至超前于环境变化的新产品或者服务。当前转型经济下环境更加动荡变化，加之互联网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企业通过培养战略柔性能够突破发展瓶颈，促进知识创造绩效提升。

4.3 不足与展望

鉴于研究条件与时间等因素限制，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①主要关注企业内部因素对知识创造绩效的影响，而忽视了外部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应当统筹考虑组织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把握企业影响知识创造绩效实现的各种因素；②样本企业涉及多种行业与企业类型，导致研究结论无法针对具体企业提出针对性建议，未来研究可以针对某一具体行业进行探讨；③采用横截面研究，只能揭示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的情况，未来应进一步使用纵向研究，跟踪探索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影响知识创造绩效的长期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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