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视角下众创空间竞争力评价模型构建

娄淑珍1,2项国鹏1王节祥1

(1.浙江工商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浙江树人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随着众创空间激励政策的相继出台,“改称呼、换牌子”的投机骗补现象也日益增多,开展众创空间评价必要且紧迫。基于众创空间特征观察,引入平台视角,采用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方法,构建涵盖要素供给、需求集聚和平台化匹配的众创空间竞争力三维度评价模型(SDM)。研究结果表明,要素供给维度中行业供应链的重要性较突出;需求集聚维度中入驻企业的多样性与参与度比数量、规模更重要;平台化匹配维度中要注意线上与线下、硬性规则与软性文化的结合。

关键词众创空间;竞争力评价;创新平台;新创企业;评价模型

0 引言

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解决发展动力转换问题,发展动力的微观支撑是新型企业和新兴产业的涌现,但是新企业和新产业从何而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国家层面提出的统筹解决方案[1]。在此背景下,作为“双创”工作推进载体的众创空间进入加速发展期。在北京、深圳和杭州等创业氛围良好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发达城市,众创空间方兴未艾。3W咖啡、创客街和贝壳社等众创空间正在孕育一批代表未来科技的新创企业。与此同时,国家层面《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等激励政策相继出台,财税、金融和人才支持得以落地,对众创空间发展而言,是机遇也是诱惑。“改称呼,换牌子”,以次充好、骗取政府补贴的现象也日益凸显,特别是部分拥有物理空间资源的房地产和物业公司摇身一变,成为众创空间运营商。它们不具备相应的服务能力,但是企图获取政策优惠。在此背景下,明晰众创空间理论内涵,开展众创空间评价研究十分必要[2,3]

许多地方正在探索众创空间的认定和评价管理办法。天津市《众创空间认定管理办法》指出:“众创空间发展应方向明确,建立创业导师服务体系和可持续商业模式”;浙江省推出的《众创空间管理与评价试行办法》较为完整,涵盖集聚创新创业者、提供技术创新服务和提供创业融资服务等内容。这类众创空间评价办法的问题在于,或是停留在指导原则层面、缺乏细化的评价指标,或是对发展指标的罗列,未给出系统框架。更为严重的是,它们仍然沿用传统孵化器评价方法——仅注重孵化机构内部要素指标,如空间设施投入、入驻企业和金融机构数量等[4,5]。然而,众创空间与传统孵化器存在较大不同[6]。一方面,众创空间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开放服务界面(interface),实现创业要素在创业者和服务商之间的直接匹配(match),大量服务由外部主体提供,传统孵化器的“一对一”服务转换为众创空间情境下的平台化匹配[7];另一方面,众创空间在创业服务链上向前端延伸,覆盖创意开发的模糊前端。该过程中不是简单的要素交易,而是外部服务商、空间提供商和创业者等多边主体之间的创新参与和价值共创[8]。由此可见,众创空间实际上是服务于创业者和服务商的开放式创新平台[3,9],传统孵化器聚焦于封闭系统内部服务要素的评价思路显然不再适用。本研究将基于众创空间特征,引入平台的新理论视角[10],先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明晰众创空间理论内涵,初步构建众创空间竞争力评价维度体系。在此基础上,设计细化的评价指标并开展问卷调查,搜集产业实践者和专家人员的指标权重,进而通过统计分析最终得出众创空间竞争力评价模型。

1 理论基础

基于平台理论研究梳理,结合众创空间特征,分析表明众创空间评价体系构建应立足平台属性认识的演进。

1.1 平台理论研究

(1)平台的核心特征是多边架构和网络效应。“平台”的字面涵意是一种在技术、产品、交易系统中具有基石作用的建构区块(Building Block)[11]。在该区块内,通过界面(interface)联系,使得原本处于不同市场和领域的企业可以分工合作[12],界面通过吸引外部主体进入形成平台商业生态系统[13]。平台生态涵盖供方、需方和平台提供商等多边主体,其中,平台组织是指平台提供商,其扮演整个生态治理者的角色[14]。平台的另一重要特征是用户之间存在同边和跨边网络效应,即用户越多,平台为用户提供的价值越大。供方越多,平台对需方而言越具有吸引力;需方越多,供方则越愿意加入平台。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平台组织成长不能单单基于某一边,需要双边用户的匹配[15]。激发双边用户的网络效应是平台竞争的关键,这不单单取决于产品和服务数量(size),用户间的关系互动、服务质量和多样性同样十分重要[16]

(2)平台研究的演进趋势是交易和创新融合。现有的平台研究可以划分为产品开发平台、双边市场和创新平台三大流派[8]。其中,产品开放平台主要关注企业内技术支撑平台,解决大规模生产与定制之间的矛盾[17];双边市场平台研究关注如何解决发展初期的“冷启动”问题以及发展后期由网络效应增强引发的垄断问题[18];创新平台研究则主要考察如何解决供方用户的创新激励,以及多边用户的协调治理问题,以明晰平台组织获取竞争优势的内在机理[19, 20]。不同流派间并非相互独立、此消彼长,而是存在明显的融合趋势[21]。关于产品开发和开放创新平台的整合考察[22]以及双边市场与创新平台的交叉研究[10]均是当前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其背后是对平台组织自身交易属性和创新属性的兼顾[21],需要摒弃早期双边市场研究只关注要素和产品交易的思路。对于任何平台而言,都具有交易和创新的二重属性,其价值创造和组织竞争力不仅仅来源于产品与服务交易,更来源于多边主体之间围绕特定目标的创新参与和定制开发[23,24]

1.2 平台视角下的众创空间

(1)众创空间连接创业者和外部服务商,用户间存在网络效应。众创空间作为一种孵化机构,通过提供孵化空间吸引创业者入驻,开放服务界面,让外部创业服务商与创业者对接[2]。由此可见,众创空间就是连接创业者和创业服务商的基础区块,符合平台的基础定义。以往的孵化器服务机制可以概括为市场化搜寻、以创业企业需求为导向、采取“一对一”的寻价服务机制,其中,大量服务由孵化器直接提供。众创空间的服务机制则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基础上的平台化匹配,创业企业可以在平台上自由选取需要的服务,这些服务有的由众创空间直接提供,有的由第三方服务商直接提供。众创空间的用户群体间存在明显的同边和跨边网络效应,即创业者和服务商的增加会通过资源互补与知识流通,促进各自价值创造和获取[25]。与此同时,创业者增加会带来外部服务提升,反之亦然。综上可见,众创空间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吸引多边主体进入,激发网络效应,促进价值创造。

(2)众创空间向创业服务链前端延伸,兼具交易和创新属性。相对孵化器而言,众创空间具有向创业链前端延伸特征,成为全过程创业服务载体。众创空间向前端——创意产生阶段延伸,参与创客群体的创意设计、团队组建等模糊前端过程,通过充分整合各类创业资源,促进创业企业成长。在该过程中,创业主体间从简单要素交易走向价值共创,众创空间扮演的并不是“中介商”或“传递者”角色,而是直接参与创业企业和外部服务提供商的多边协同创新全过程。综上,众创空间内涵与平台组织特征十分吻合,进一步地,可以从理论上明晰众创空间的平台定位。从平台的过程机制和战略目标两个角度,可以划分平台类型[3]。其中,平台过程机制是指网络效应,具体包括单边网络效应和跨边网络效应,如社群类平台存在单边网络效应,电子商务类平台存在跨边网络效应;平台战略目标划分为效率提升和创新涌现。以传统电子商务平台为例,偏向效率提升,平台自身并不涌现大量创新;产品开发平台则偏向创新涌现。按照两个维度划分,可以将平台划分为单边交易型、双边交易型、单边创新型和双边创新型四大类。众创空间存在跨边网络效应(服务商与创业者之间),在战略目标上不是单纯的产品和服务交易,而是基于特定目标的协同创新。因此,众创空间属于一种双边创新型平台,其评价亦需从平台视角切入和考察,不能集中于需求要素和供给要素的某一方面,而需从系统架构出发,基于要素背后的价值创造活动开展评价工作。

2 众创空间评价体系构建:探索性案例

上述理论梳理印证了在众创空间研究中引入平台视角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文将基于平台视角,采用质性案例研究方法对众创空间开展探索性剖析,并建立众创空间评价体系。

2.1 案例选择

案例研究方法分为理论探索性和理论验证性两种,其中,理论探索性研究适合新兴研究主题的建构与分析,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26]。众创空间属于新兴事物,采用探索性案例分析,建立初步分析框架和评价体系,有利于后续评价模型的建立。本案例研究目的是建构理论而不是检验理论,因此采用理论抽样是合适的[27]。同时,所选案例应具有启发性,或是代表性范例,或是难得的研究机会[26]。案例样本如表1所示。

选择阿里百川、五叶草和润湾创客作为研究样本,原因在于:①云计算、大数据和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和产业物联网)领域是众创空间发展重点,阿里百川和五叶草围绕阿里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开展创业孵化,润湾创客则是依托华立集团大健康产业配套资源开展“产业+互联网”创业孵化实践,它们在“互联网+”经济转型背景下具有极强代表性;②本研究借助项目咨询和活动机会,对案例企业开展实地访谈,具体如表1所示,从而有效保证数据获得性、可靠性以及研究的顺利开展。

表1 案例企业简介及访谈情况

名称时间模式简介访谈情况阿里百川2014阿里巴巴自建的移动开放服务平台,以阿里系电商资源为基础,服务于互联网创客群体,典型服务企业包括柚柚育儿、爱抢购、什么值得买等借助“活水计划”,对阿里百川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开展实地访谈,并参加了阿里百川开发者大会地点:阿里西溪园区;阿里北京时间:2015.6-2015.10五叶草2015杭州云栖小镇大数据主题众创空间,以阿里云的大数据平台能力和产业资源为支撑,为创业企业提供服务。典型服务企业包括排片宝、游蜗科技等借助杭州云栖小镇调研,对五叶草大数空间负责人开展实地访谈地点:杭州云栖小镇时间:2016.5润湾创客2015从华立集团内部孵化器演变而来,依托华立已有产业链配套资源跨界融合,为创业企业提供服务。典型服务企业包括锣卜科技、华方护理机器人等借助华立集团调研,对润湾创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开展访谈,并参加了杭州众创空间联盟会议地点:杭州华立科技园时间:2016.6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和访谈情况整理

2.2 案例分析

本部分采用内容分析方法[28],对访谈结果和二手资料开展梳理,基于平台供方、需方和平台提供商的分析框架,对案例开展逐一“复制”分析[26],最终得到涵盖要素供给、需求集聚和平台化匹配的众创空间竞争力体系,如表2所示。分析结论如下:

(1)众创空间供给端服务要素不断丰富。众创空间与传统孵化器的差异之一体现在服务要素增加和整合上。访谈中五叶草和润湾创客负责人均明确提出众创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孵化器5.0版本”的观点,即众创空间是孵化器从物业型、资本型、辅导型、专业型向生态型的转变。众创空间不仅包括空间、金融、培训等资源,而且需要以产业链资源为重要支撑。如阿里百川依靠的阿里电商生态圈资源、五叶草依靠的阿里云计算、大数据生态圈资源以及润湾创客所依靠的华立医药和制造生态圈资源。多种服务主体与创业者之间具有生态耦合,方能促进创业成功。因此,对众创空间开展评价时,其资源供给侧需涵盖多个要素维度。

(2)众创空间需求端强调有选择的集聚。众创空间作为双边平台,其要素供给需要与创业需求相匹配,以激发用户的跨边界网络效应。该网络效应不仅取决于要素数量,还取决于要素间的互补和协同,从3家众创空间不一味追求入驻企业数量可以窥见。众创空间大多选择自身擅长的特定领域设定门槛并选择符合条件的创业企业入驻。如阿里百川集中于电商平台创业,五叶草集中于大数据创业,润湾创客则集中于大健康产业生态创业。与此同时,又注重细分领域的差异化布局,促进不同入驻企业交流互动。可见,众创空间需求端不仅注重创业企业数量,而且企业多样性和合作参与度亦是重要考量因素。

(3)众创空间借助架构和规则,实现供需平台化匹配。以往针对平台的认知多集中于交易属性,而忽视平台兼具交易和创新的二重属性。同样,众创空间不仅具有交易属性,而且具有多边主体参与式创新的特征[21]。案例中的电商平台开发、大数据行业解决方案和智能硬件都是交易与创新并存的过程。创业者、众创空间与外部服务商根据新产品和服务需求,共同参与创新活动,从而可以通过要素投入产生“1+1>2”的结果。因此,众创空间评价需把握平台的二重性,不仅要考虑要素供给和需求集聚,而且需要评价平台通过架构和规则匹配供需的能力。其中,架构既包括线上平台也包括线下活动,规则既有硬性制度也有软性文化。合理的架构和规则是促进用户参与、激发网络效应的关键。

表2 案例分析汇总

名称要素供给平台化匹配匹配架构匹配界面需求集聚阿里百川·空间设施:杭州、北京、上海、成都基地·金融服务:阿里投资、合一集团等·创客培训:外部培训商、开发者沙龙等·行业资源:阿里生态、友盟、新浪等·线上匹配:服务模块系统、社区论坛·线下活动:实体化办公、阿里百川无线开发者大会等·移动创业企业需要将社交、支付等模块加入其自身APP设计,这些模块可以应用阿里的成熟技术,但不是简单的直接应用,而需根据创业场景、用户需求等,与技术服务商之间进行沟通和再开发·服务企业集中在电子商务类。涉及导购、金融、旅游、本地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存在一定数量的较大规模企业五叶草 ·空间设施:杭州、南京、厦门等云栖基地·金融服务:阿里投资、大数据投资商·创客培训:中欧、上海交大等资源·行业资源:阿里云计算和大数据生态·线上匹配:暂无、行业特性·线下活动:实体化办公、云栖大会、云栖下午茶等·明确项目目标后,需寻找大数据资源,并针对外部数据资源进行二次开发,进而通过阿里云和大数据技术进行产品开发,服务商需针对企业需求提供定向服务,最终得到行业整体解决方案(如远洋捕鱼、影院排片等)·服务特色是大数据技术,针对大数据和云服务平台的创业行业应用,利用大数据技术解决行业痛点的创业。入驻企业规模总体偏小润湾创客·空间设施:华立科技园杭州基地·金融服务:华立投资、医药产业基金等·创客培训:浙大、华立企业大学等资源·行业资源:华立医药产业链、公共关系等·线上匹配:FreeChuang平台、官网、公众号等·线下活动:实体化办公、创智下午茶、行动学习等·智能硬件创业痛点包括产品需求和产品生产两个方面,空间内多主体间共同对产品方案进行多阶段论证;产品生产则需借力传统供应链资源(如富士康),供应链合作伙伴又将针对其需求进行定向开发·依靠生物医药产业生态,集中在智能硬件、电子商务和大健康背景下的“互联网+”创业。入驻企业规模较小,但涵盖领域较为多样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访谈和二手资料整理

2.3 评价体系

结合案例分析,众创空间评价应遵循如下原则:①供给——内部与外部相结合。众创空间的服务内容不断增多,关键是界面开放,外部服务商得以进入。案例中众创空间自身和外部服务商共同提供物理空间、金融支持、创业培训和行业资源等多种创业要素,协同促进空间内企业成长[29]。可见,众创空间评价不能仅仅局限于空间自有要素,还需要对众创空间能够提供的全要素开展评价;②需求——交易与创新相结合。案例分析印证了众创空间双边创新型平台的理论定位,因此,众创空间评价要深刻把握交易与创新的二重性。双边创新平台不仅需要实现产品和服务交易,而且需要多边主体的创新参与(如共同挖掘深度解决方案),实现平台商业生态系统内的价值共创。因此,简单强调需方用户数量和规模并不能反映实质性的创新参与及效果;③供需匹配——架构与规则相结合。众创空间与传统孵化器的区别是从单边服务走向多边主体共生。因此,众创空间评价不仅要关注“端”的发展,如入驻企业数量、创业金融支持和培训服务等情况,更要关注平台供需匹配能力,其关键是通过架构和规则的结合,促进多边主体价值共创。

基于上述分析,众创空间评价需要包含3个维度:一是平台供方的服务要素供给情况;二是平台需方的需求集聚和用户参与情况;三是平台自身如何促进供需双方匹配。在此基础上,结合众创空间产业案例分析和平台理论研究,初步构建评价体系,具体如图1所示。其中,要素供给维度包括众创空间4个方面的服务要素评价;需求集聚维度则从创业企业数量、规模、多样性和参与度4个方面考察;平台化匹配维度主要考察平台架构和界面规则情况。

3 众创空间评价指标权重:问卷调查

针对案例研究得出的众创空间评价体系,设计细化指标,搜集产业界和理论界专家评分,进而通过统计分析,明晰指标权重,得出完整的众创空间评价模型。

3.1 指标设计

根据众创空间三维度评价体系,结合案例调研材料和已有孵化器评价研究成果[2,30],构建众创空间三维度评价指标,具体如表3所示。评价指标涵盖要素供给(编码S-supply)、需求集聚(编码D-demand)和平台化匹配(编码M-match)3个维度,权重得分合计为9分。三大维度下各自设立4个具体指标,指标权重得分为1-5分,即评价者根据对众创空间的认识和理解,给出相应的重要性得分(5为最重要,1分为极不重要)。

图1 众创空间三维度评价体系

注: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资料绘制

表3 众创空间三维度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权重评价指标(补充说明)权重要素供给S1-9 S1空间设施服务水平(面积、环境等)1-5分S2金融投资服务水平(数量、排名等)1-5分S3创客培训服务水平(数量、资质等)1-5分S4行业资源提供水平(数量、依托企业等)1-5分需求集聚D1-9 D1入驻企业数量(空间内进驻企业总量)1-5分D2入驻企业规模(空间内进驻企业平均规模)1-5分D3入驻企业多样性(行业领域、团队组成等)1-5分D4入驻企业参与度(与平台运营商和第三方服务提供商的参与式合作)1-5分平台化匹配M1-9 M1线上资源对接平台(互联网信息技术平台)1-5分M2线下多边用户活动(创业资源对接、创业战略头脑风暴、投资路演等)1-5分M3平台规则制度体系(主体间的沟通机制、市场化的准入退出机制等)1-5分M4创业精神和文化培育(创客精神、咖啡文化等)1-5分

3.2 数据收集

收集数据的目的是明晰众创空间评价指标权重,因此,需要对众创空间具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基于此,评价者主要来源于两大领域:一是众创空间运营商,如本文调研中的阿里百川、五叶草和润湾创客等众创空间负责人。同时,借助杭州众创空间联盟大会契机(2016年7月19日),与相关众创空间联盟运营人员建立联系,通过微信客户端累计发放问卷15份;二是众创空间研究机构和高校。借助所在单位和研究院平台,调研智库机构专家和高校学者对众创空间的理解,通过邮件方式,累计发放问卷15份。为进一步提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于2018年6月25-29日开展了补充式问卷调研,针对众创空间运营企业和高校研究机构专家发放问卷15份。由于问卷采取熟人网络和一对一发放方式,全部问卷得以有效回收,合计45份,满足统计分析的数量要求[31],且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两类回收样本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3.3 统计分析

(1)信度与效度检验。对收集的数据开展信度和效度检验,是进一步统计分析的基础。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效度分析采用球形检验,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信度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表明量表信度良好;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量表效度较好。可见,量表信度和效度均得到有效保证,可以对量表数据开展深入分析。

表4 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评价维度指标Cronbach's α系数要素供给SS1空间设施服务水平0.799S2金融投资服务水平S3创客培训服务水平S4行业资源提供水平需求集聚DD1入驻企业数量0.773D2入驻企业规模D3入驻企业多样性D4入驻企业参与度平台化匹配MM1线上资源对接平台0.769M2线下多边用户活动M3平台规则制度体系M4创业精神和文化培育效度检验: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266.414;显著性为0.000

(2)维度与指标权重。①维度权重。根据专家对三维度权重的划分,计算各维度总得分并除以405(9*45),得到各维度权重。其中,要素供给权重=147/405*100%=36.3%;需求集聚=121/405*100%=29.9%;平台化匹配=137/405*100%=33.8%。考虑到后续操作的简化,借鉴相关研究[32],对上述比例进行微调,得到最终的三维度权重,分别为要素供给占35%、需求集聚占30%和平台化匹配占35%。需求集聚维度低于其它两个方面的原因,可能是目前众创空间还处于兴起阶段,创客群体参差不齐,不利于考核,因此众创空间评价更注重平台自身能力和服务;②指标权重。研究采用SPSS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各指标因子载荷矩阵如表5所示,因子载荷系数均大于0.6,表明整体载荷系数较好,可将载荷作为各指标权重。在具体权重上,要素供给中的空间设施和行业资源更为重要,需求集聚中的团队多样性和参与度更重要,平台化匹配中各指标相对平均;③结合维度权重和指标权重,得到众创空间竞争力评价分值Z=0.35*(0.717S1+0.727S2+0.839S3+0.848S4)+0.3*(0.686D1+0.655D2+0.876D3+0.731D4)+0.35*(0.784M1+0.752M2+0.749M3+0.689M4)。

表5 评价指标因子载荷矩阵

指标变量要素供给S需求集聚D平台化匹配MS1空间设施服务水平0.717S2金融投资服务水平0.727S3创客培训服务水平0.839S4行业资源提供水平0.848D1入驻企业数量0.686D2入驻企业规模0.655D3入驻企业多样性0.876D4入驻企业参与度0.731M1线上资源对接平台0.784M2线下多边用户活动0.752M3平台规则制度体系0.749M4创业精神和文化培育0.689

4 结论与展望

采用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方法,得到平台视角下众创空间竞争力评价SDM模型,为众创空间评价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基础框架。研究结论和管理启示如下:

(1)众创空间本质上是一个双边创新型平台,具有服务主体开放和用户参与式创新特征。案例研究表明,不同于孵化器和传统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众创空间基于创业链两端延伸,是创客/创业企业、平台和服务提供商之间多边参与,要素资源和市场需求之间通过平台匹配,实现协同创新、价值共创的全过程创业服务载体。因此,众创空间评价需要摒弃单一的交易型指标考核,注重创新型指标,特别是众创空间活动组织、用户参与和创业文化等方面的综合考量。该认识不局限于众创空间评价研究,未来关于众创空间价值创造逻辑、竞争战略和孵化企业成长机理等方面的研究[30],亦需从平台交易和创新的二重性而非二元独立视角切入。

(2)在众创空间评价的要素供给维度中,行业供应链资源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这也是服务实体经济转型的重要模式和应有之意。案例研究中众创空间作为孵化器的“5.0”升级版,其重要特征是需要行业供应链资源作支撑,包括传统行业企业积累的研发、设计和制造等能力。实证分析结果亦表明在要素供给维度的4个方面,行业资源权重得分最高,访谈中产业实践者也对此尤为强调。因此,在未来众创空间评价中需细化对行业供应链资源的考察,具有大型传统制造型企业背景的众创空间应予以提倡,这也是“双创”背景下众创空间服务传统经济转型的应有之意。同时,借助创业企业、众创空间和行业原有厂商的跨界合作,极易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

(3)在众创空间评价的需求集聚维度中,创业企业多样性和参与度比数量、规模更重要。对应众创空间交易和创新的二重性,在用户需求集聚方面,用户多样性和参与度比规模更重要。原因在于用户多样性的提升通过同边和跨边网络效应,能够促进创新生态繁荣、多种非冗余信息和异质性知识融合,利于突破性创新涌现[33]。同理,用户参与度提升、需求与供给有效对接,也是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因此,众创空间评价不能仅注重单一用户企业的评价,还需关注众创空间的用户种群生态。

(4)在众创空间平台化匹配能力考核中,需注重线上和线下、硬性规则和软性文化的结合。已有的众创空间评价体系研究较注重考察空间面积、投资额,而没有关注到众创空间作为平台,具有促进供需匹配的能力。本研究表明,平台化匹配能力,特别是平台制度规则和举办供需对接活动等情况应该在平台评价中占有重要位置。权重统计分析表明,平台化匹配与要素供给同样重要。因此,开展众创空间评价需兼顾平台架构和界面规则,从架构上整合线上和线下平台,在规则上整合硬性制度和软性文化。二者的双元平衡方能促进平台生态内的供需匹配,激发网络效应。

本文是针对众创空间的探索性研究,尚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地方:一是细化模型二级指标、得出三级指标,以便能够在具体评价中找到直接对应的数据和材料支撑;二是在细化模型的基础上,搜集众创空间样本数据,开展实证检验,得到更为完善的评价模型以供管理部门采纳;三是由于众创空间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本文的众创空间评价仅基于过程能力,随着众创空间的长续发展,后续可以对其开展基于绩效结果的评价研究(王婉娟,2016)。

参考文献:

[1] 李克强. 催生新的动能 ,实现发展升级[J]. 求是,2015(20): 3-6.

[2] 陈夙,项丽瑶,俞荣建. 众创空间创业生态系统:特征、结构、机制与策略——以杭州梦想小镇为例[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5(11): 35-43.

[3] 王节祥,田丰,盛亚. 众创空间平台定位及其发展策略演进逻辑研究——以阿里百川为例[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11): 1-6.

[4] 孙琦,张昕光. 企业孵化器经营能力的一种模糊评价方法[J]. 科研管理,2005(4):129-133.

[5] BRUNEEL J, RATINHO T, CLARYSSE B, et al. The evolution of business incubators: comparing demand and supply of business incubation services across different incubator generations[J]. Technovation,2012, 32(2): 110-121.

[6] 唐明凤,李翠文,程郁. 基于创新工厂案例的新型孵化器商业模式研究[J]. 科研管理, 2015(S1): 102-109.

[7] 李燕萍,陈武,陈建安. 创客导向型平台组织的生态网络要素及能力生成研究[J]. 经济管理, 2017(6): 101-115.

[8] GAWER A, CUSUMANO M A. Industry platforms and ecosystem innovation[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4, 31(3): 417-433.

[9] 张小宁,赵剑波.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平台战略与创新——海尔平台战略案例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3): 77-86.

[10] THOMAS L, AUTIO E, GANN D. Architectural leverage: putting platforms in context[Z]. 2014:2011-2105.

[11] GAWER A. Bridging differing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ical platforms: tow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J]. Research Policy, 2014(8):1239-1249.

[12] TEE R, GAWER A. Industry architecture as a determinant of successful platform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of the i-mode mobile Internet service[J].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2009, 6(4): 217-232.

[13] 龚丽敏,江诗松. 平台型商业生态系统战略管理研究前沿:视角和对象[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16(6): 38-50.

[14] TIWANA A, KONSYNSKI B, BUSH A. Research commentary-platform evolution: coevolution of platform architecture,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dynamics[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10, 21(4): 675-687.

[15] HAGIU A. Strategic decisions for multisided platforms[J].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014(2): 70-80.

[16] AFUAH A. Are network effects really all about size? the role of structure and conduc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3, 34(3): 257-273.

[17] 王毅,袁宇航. 新产品开发中的平台战略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03(4): 55-58.

[18] ROCHET J C, TIROLE J.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6, 37(3): 645-667.

[19] 刘林青,谭畅,江诗松,等. 平台领导权获取的方向盘模型[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1): 134-146.

[20] GAWER A, CUSUMANO M A. How companies become platform leaders[J].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2008, 49(2): 28-35.

[21] 王节祥,郭斌. 从二元性到二重性:平台理论研究新视角[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03-16.

[22] MAKINEN S J, SEPPANEN M, ORTT J R.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platforms,contingencies 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4, 31(3): 412-416.

[23] BALDWIN C, VON HIPPEL E. Modeling a paradigm shift: from producer innovation to user and ope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1, 22(6): 1399-1417.

[24] AMIT R, ZOTT C. Value creation in e-busines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 22(6-7): 493-520.

[25] COZZOLINO A, GIARRATANA M. Mechanisms of value creation in platforms markets:evidences from the digitized newspaper industry[C]. 36th DRUID Celebration Conference Workingpaper,2014.

[26] YIN R K.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M].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9.

[27] EISENHARDT K M, GRAEBNER M E. 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7,50(1):25-32.

[28] BARRINGER B R, JONES F, NEUBAUM D O. A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pid-growth firms and their founder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5, 20(5): 663-687.

[29] NONAKA I.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1(12).

[30] B∅LLINGTOFT A. The bottom-up business incubator: Leverage to networking and cooperation practices in a self-generated, entrepreneurial-enabled environment[J]. Technovation, 2012, 32(5): 304-315.

[31] 高航. 工业技术研究院协同创新平台评价体系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15(2): 313-320.

[32] 张力. 企业孵化器研究前沿与突破方向探析[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0(6): 17-22.

[33] BOUDREAU K. Open platform strategies and innovation:granting access vs. devolving control[J]. Management Science, 2010, 56(10): 1849-1872.

Research on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Model of Maker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tform

Lou Shuzhen1,2, Xiang Guopeng1,Wang Jiexiang1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2.School of Management,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5, China)

AbstractIn practice, with the increasing incentive policies about maker space, opportunistic behavior such as changing name and brand has been much more severe. It is urge to evaluate the maker space scientifically. In theory,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traditional incubators is no more applicable to maker space,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 service interface and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maker space. This research introducing a new perspective of platform bases on the observations of maker space, integratio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build a SDM model with three dimensions about maker space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which includes factor supply, demand agglomeration and platform match.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supply chain resources are very important in the dimension of entrepreneurship factor supply, the importance of diversity and participation than number and size of enterprises in the dimension of entrepreneurship demand agglomeration, an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ombine online and offline service, hard rules, and soft culture in the dimension of platform match.

Key Words:Maker Space;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Innovation Platform;Startups;Evaluation Model

收稿日期2018-09-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772161);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LQ18G020001);浙江省软科学一般项目(2017C35G2220309)

作者简介娄淑珍(1988-),女,山东日照人,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树人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创业管理和财务投融资;项国鹏(1975-),男,浙江杭州人,博士,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与创业管理;王节祥(1989-),男,安徽安庆人,博士,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和平台组织。

DOI10.6049/kjjbydc.201805022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9)06-0019-07

(责任编辑:胡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