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溢出创业理论：评述与未来研究方向

创业机会是创业研究的重要对象。与创业机会外生观点不同，知识溢出创业理论(Knowledge Spillover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KSTE)描述了一种内生创业机会和创业现象。KSTE认为，在位企业通过研发而产生的新知识是创业机会的重要来源。由于新知识所固有的不确定性、不对称性及高交易成本等特征，新知识并不会完全被在位企业/知识创造企业利用并商业化，即在位企业内部存在着知识过滤。知识过滤是指那些限制在位企业充分利用其知识的因素、机制和文化导向等[1]。因此，在位企业的知识创造者或者其他员工会以人才流动的方式，通过创业活动更加充分地利用这些新知识。简而言之，KSTE认为，从在位企业溢出的新知识形成了创业内生机会。通过创业活动，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并实现这些新知识的商业价值，最终促进企业、区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增长。

关于KSTE的最早论述来自于Audretsch[2]，其出发点是认识到知识生产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的悖论，即小企业和大企业相比，虽然没有太多的研发投入，但贡献了相对较多的创新成果。因此，Audretsch[2]认为，正是由于经济主体所拥有的知识是内生的，从知识创造者那里溢出的知识就会内生地创造新企业。此后，Audretsch、Agarwal & Acs等[3]进一步丰富了KSTE的研究，于2009年正式提出了KSTE。近年来，许多国际知名学术刊物都推出特刊对KSTE展开了专门讨论，如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7)、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09)、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2010)，以及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2016)等。国际上，KSTE已经开始成为创业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并取得了比较卓著的研究成果。

国内学者对KSTE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大部分研究利用二手数据，验证了知识溢出与创业活动之间的强相关性[4-6]。虽然国内外学者对KSTE的研究已取得了重要成果，但现有研究相对零散，缺乏统一的研究框架。此外，相对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对KSTE的关注程度较低，对一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尚未全面考虑，核心变量测量方法也各不相同，导致测量的可靠性较低。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对象、基本前提、主要假定、理论渊源以及实证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现有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以期对KSTE领域的未来研究有所启发。

1 KSTE的研究对象

KSTE的研究主要源自于学者们对创业机会的探讨。按照Shane&Venkataraman[7]的经典定义，创业研究是指那些有关创造新产品与服务的机会是如何、由谁和怎样发现、评价以及利用的学术活动。因此，创业研究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①创业机会的源泉；②发现、评价和利用这些机会的个体或组织；③发现、评价和利用创业机会的过程。由此可见，创业机会是创业研究的核心[8]。根据创业机会来源不同，创业机会研究可以分为两大主要流派——创业机会发现或识别学派和创业机会创造或建构学派[9]。前者认为，创业机会是被创业者发现或者识别的；后者认为，创业机会是创业家通过一系列活动、反应和主观努力创造出来的。

KSTE的提出主要是学者们认识到创业机会发现或识别学派的不足——创业机会是“外生”的、业已存在且固定不变的，来源是模糊的。因此，KSTE和创业机会发现或识别学派最大的不同在于：KSTE明确了创业机会来源——知识溢出，并基于创业机会的内生性研究创业行为[10]。

2 KSTE的基本前提与主要假定

2.1 KSTE的基本前提

在KSTE描述的创业活动中，存在两个基本前提：知识过滤和知识溢出。知识过滤是指那些阻碍企业将自己创造和拥有的知识转化为商业知识的因素。这些因素既可能是企业现有能力、战略导向、组织文化，甚至是政府宏观政策等[1]，也可能是公司政策、传统观念、路径依赖、关系网络和知识转化机制等[11]。根据Arrow[12]的研究，知识固有的不确定性、不对称性及高交易成本等性质，会导致人们很难精确地计算知识预期价值。因此，知识创造者与管理者对同一知识的评价标准和结果可能不同。这些不同会进一步使得部分新知识不能引起管理者的注意而未被利用。由于知识过滤的存在，在位企业所拥有的知识与最终被商业化的知识之间存在差异。未被利用的知识越多，就会越强烈地激励在位企业员工通过人才流动的形式，创办自己的企业以商业化这些知识。

知识溢出是指创造知识的企业之外的其它组织或个人免费或者部分免费地使用这些知识而获益的过程[1]。知识溢出和知识转移虽然都是指知识流动，但它们在KSTE框架下却有不同的含义[13]。在知识转移中，知识接受方需要向流出方支付一定数量并且被双方认可报酬。但是，在知识溢出中，知识接收方是无偿地使用溢出知识，或者知识接受方没有给流出方支付完全的报酬。因为大部分知识，即那些隐性知识都存在于人类大脑中[14]，掌握这些知识的人才流动是实现知识溢出的重要途径[15]。因此，在KSTE框架下，知识溢出主要是通过人才流动实现的，即通过知识创造者或其他员工离开创造知识的企业并创办新企业而实现知识溢出。

2.2 KSTE的主要假定

综上所述，知识过滤使得在位企业创造的知识不能够完全被商业化，而知识溢出能够通过创业活动使得那些未被充分利用的知识得以商业化。基于KSTE的两个基本前提，KSTE框架的主要理论假定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①知识存量增加会对创业活动产生积极影响；②在位企业提高知识利用效率将会减少知识对创业活动的影响；③创业行为会随着政府管制、官僚限制以及政府市场干预增强而减少[3]。

3 KSTE的理论渊源

KSTE的两个理论前提具有比较深厚的理论渊源，有关知识溢出和知识过滤研究构成了KSTE的重要理论基础。首先，知识过滤研究主要是基于Arrow对知识特性的探讨。Arrow[12]认为，由于知识本身所蕴含的不确定性、不对称性和高交易成本等特征，企业所创造和拥有的知识与其最终被商业化的知识之间存在差距。他把那些最终被商业化的知识称为经济知识。因此，知识过滤描述的就是企业经济知识小于企业所创造或者拥有的全部知识这一情境。从理论上看，Braunerhjelm等[16]认为，多数现有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都认为企业创造的或者拥有的知识可以完全转化为经济知识，然而却忽略了知识过滤这一问题。因此，他们利用一个知识转化效率系数描述企业知识转化为经济知识的程度。

知识溢出研究具有比较广泛的理论基础，区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都对知识溢出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Arrow[12]较早地认识到知识具有非排他性和非枯竭性，而知识的非排他性和非枯竭性会导致知识的非竞争性。也就说是，甲对某一知识的使用并不排除和妨碍乙对同一知识的(同时)使用。正是由于知识的非竞争性，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纷纷利用知识溢出这一概念探讨集群、创新、区域增长和国际知识流动等现象。例如，Romer[17]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就明确纳入了知识溢出这一因素；朱美光和韩伯棠[18]归纳了空间知识溢出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

综上，KSTE的两个基本前提都起源于Arrow对知识特性的探讨以及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等研究，具有比较近似的理论渊源。从这个意义上讲，KSTE发端于知识经济学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这也是为什么现有KSTE的研究大都集中于经济学领域的原因。同时，经济学家对KSTE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Acs、Audretsch等。然而，KSTE的出现使得之前有关知识溢出和知识过滤的研究找到了一个新的应用场景——创业。

4 KSTE的主要实证研究

目前，KSTE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研究主要围绕知识溢出、知识过滤、创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为了更好地了解KSTE现有实证研究，本文从研究层面、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和主要发现4个维度，对KSTE实证研究进行更为明晰的总结和说明，如表1所示。此外，本文进一步从现有研究层面及主要研究发现、核心变量测量及数据来源两个方面具体阐述KSTE现有研究进展。

4.1 现有研究层面及主要研究发现

通过梳理国内外现有KSTE的实证研究，笔者发现，既有研究主要从3个层面展开：国家层面、区域层面以及企业层面。

(1)国家层面：既有实证研究主要探讨了知识存量—知识溢出—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的影响因素。所得结论主要包括：知识存量正向影响知识溢出，而知识溢出又能促进创业活动。

(2)区域层面：汇集了现有关于KSTE的大部分实证研究。区域包括省级、地区、县级以及校级，研究表明，KSTE框架适用于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之间。通过比较各个区域的新知识储量，研究发现：知识储量越丰富的区域，创业活动就越频繁；政府公共支出能促进创业活动，高税收则会减少创业活动；创业活动和高校—产业界的联系是知识流动的媒介。

(3)企业层面：既有研究揭示了企业内部知识创造、外部知识溢出和知识溢入是利用创业机会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企业需要战略性地引入创业活动，如创业导向等，从而以必要的投资抓住这些机会。

企业层面的研究是KSTE现有实证研究中最薄弱的一环，但却最能真正体现KSTE理论思想。因为企业既是知识过滤存在的土壤，也是知识溢出的发生地(知识创造企业)和KSTE框架的最终落脚点(基于知识溢出的创业企业)。因此，企业(在位企业和创业企业)是KSTE认识论基础。

4.2 现有研究的核心变量测量及数据来源

现有研究对核心变量——知识过滤、知识溢出和创业活动的测量多以间接代理变量为主，数据来源主要是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库，常见的有OECD国家数据库、《GEM中国及全球报告》、《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数据库。目前，有小部分实证研究已经开始以问卷调研方式测量核心变量，如闫华飞、闫华飞和孙元媛以及Shu等的研究成果。具体来看，表2归纳了现有KSTE研究对核心变量的主要测量方式。如表2所示，对于创业活动、知识溢出和知识过滤，现有文献分别利用多个代理变量，且多依赖于二手数据源进行测量。

5 不足与展望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KSTE现有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企业层面研究偏少，对知识过滤和知识溢出缺乏直接测度等。针对上述研究不足，图1概括了KSTE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未来研究方向，主要包括4个方面：研究层面、核心理论关系、社会经济结果以及环境与趋势。研究层面的正三角形表示企业、区域和国家3个层面的研究相互依赖，同时，底部面积较大的企业层面研究应当加强，并对区域、国家层面研究起支撑作用。知识过滤和知识溢出之间的关系属于KSTE研究框架的核心问题。知识溢出可能带来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果，一方面，现有绝大多数研究都着眼于知识溢出对新创企业的影响，少部分研究已经开始探讨知识溢出对在位企业内部创业行为的影响[31]。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多关注创业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未来可以考虑其对社会福利、资源配置优化等的影响。此外，以上研究层面、核心理论关系和社会经济结果都受到环境与变化趋势的影响。除前人研究过的本地化竞争、人口密度、贸易开放程度和文化等影响因素[22,32]外，重要因素如知识产权保护、开放式创新与KSTE之间的关系也是未来研究方向。

5.1 关于研究层面的未来研究方向

从研究层面上看，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层面，而对于企业层面，尤其是基于企业内部知识过滤和知识溢出产生的KSTE现象鲜有研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可获得性不强。值得注意的是，Shu等在企业层面将KSTE的研究扩展到联盟情境，利用组织间学习理论验证了知识过滤(联盟伙伴对其知识的保护)和联盟中知识溢出之间的正向关系，并确定了这一正向关系的边界条件(企业创业导向和联盟类型)。同时，Oldroyd & Gulati[33]的研究为未来拓展企业层面的KSTE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方向。其理论研究表明，组织内部知识溢入会促使那些在特定条件下、由特定组织部门创造的新知识被重新解读和赋予新的用途。因此，组织内部不同部门间的知识溢入是提升学习有效性和可靠性的重要途径。从这个层面看，未来企业层面的KSTE研究可以通过探讨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知识流动，确定可能的知识溢出和知识过滤问题。事实上，企业内部创造知识的员工和使用知识的员工在价值观与(或)指导思想上的不同，可能导致新知识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从而构成一种知识过滤，并为知识溢出创造条件。因此，企业跨部门的文化障碍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过滤形式。

5.2 关于核心变量测量的未来研究方向

既有研究对知识过滤和知识溢出的测量多以间接代理变量为主，测量的可靠性不高。例如，同样是知识存量，有些研究将其视为潜在知识溢出[3]，而有些研究则将其视为知识过滤[34]。在区域经济学中，知识溢出测量主要通过专利引用情况反映[18]。但是由于专利引用数据存在诸多不足，学者们鼓励采用更为直接的测量方式确定知识溢出。在产业和企业层面，对知识溢出和知识过滤的测量量表更是鲜见。因此，未来学者们可以参考Shu等[8]的研究成果，开发出适合企业情景的知识过滤和知识溢出量表。

与变量测量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研究设计。在现有实证研究中，基于二手数据的数理模型占据了绝大部分，仅有少量研究通过定性研究和大规模问卷调研方法探讨KSTE，而这些研究为基于二手数据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补充。在未来研究中，学者们可以通过适当的研究设计，依靠二手数据，并辅以问卷调研，对某个创业活动进行跟踪，进一步明确知识过滤的作用、表现方式以及知识溢出途径。

5.3 关于知识过滤的未来研究方向

按照KSTE框架，知识过滤包含诸多形式，如企业文化、企业导向、企业行为、宏观政策等。现有研究主要分析了在位企业对知识的利用程度、公共支出、税收和联盟伙伴知识保护等形式的知识过滤，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其它形式的知识过滤对知识溢出的影响。比如，组织学习具有一定的惯性，即路径依赖[35]，部分新颖的外部知识由于和企业自身知识结构不同而被企业忽视，因而不能形成很好的知识溢入，致使企业错过可能的创业机会。此外，不同层面知识过滤之间的交互作用还没有得到学者们的关注。依据制度理论，企业行为是其对内外部制度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因此，企业知识过滤作用势必会受到宏观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微观企业文化、企业导向的共同作用，从而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情形。

5.4 关于知识溢出的未来研究方向

在KSTE框架中，人才流动是知识溢出的主要途径，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3个不足之处：

(1)促使人才流动因素的研究较少。KSTE现有研究更多是从理论上阐明人才流动作为知识溢出途径的可能性，直接实证检验的研究鲜见。因此，综合探讨促使知识创造员工离开现有企业而自己开办公司的因素是未来重要研究方向，如利用数理模型详细刻画知识创造者基于现有收入、创业收益、创业风险等的决策路径，以及探讨知识创造者需求层次对创业的影响等。此外，如果知识创造者可能不具备必要的创业经验和创业技能，那么整个社会的风险投资、创业平台对由人才流动形成的知识溢出创业的影响也值得探讨。

(2)现有研究缺乏对除人才流动外的知识溢出途径的关注。从知识溢出空间角度出发，知识溢出可以分为区域内跨企业知识溢出和企业内部或区域间知识溢出[36]。从具体知识溢出途径看，人才流动是知识溢出尤其是隐性知识溢出的主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途径。通过联盟合作等形式产生的知识溢出现象值得重视[37]。如Shu等[8]研究表明，联盟作为知识溢出的重要途径，并不需要实质性人才流动，知识即可溢出到联盟伙伴。因此，深入探讨其它类型的知识溢出方式，是未来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3)知识溢入研究相对较少。知识溢入是指在位企业或者创新企业能够免费地获得曾经接受过自己知识溢出的个人或组织的知识流入，即知识反向流动[38]。Agarwal[1]研究表明，新创企业不仅能够将未被利用的知识商业化，而且其创造的知识还可能流回到在位企业，被在位企业所利用，由此形成良好的知识创造和流动循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Kotha[25]研究表明，波音、道格拉斯等企业享受了知识溢出的好处，也接受了对方知识溢入。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企业构建了一个“知识溢出池”，大家都为“知识溢出池”贡献了知识，同时也从该“知识溢出池”中获得知识溢入，促进自身知识溢出创业活动。但是，对于知识溢出和知识溢入之间关系还未有深入研究，这是未来KSTE研究的重要方向。

5.5 知识产权保护与KSTE之间的关系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和企业知识溢出均会产生影响[39]，但知识产权保护在KSTE中的作用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Agarwal等[13]的研究只明确了知识溢出源、基于这些知识的创业活动和相应的企业能力与绩效，但是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会直接影响知识溢出程度和方式，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对知识过滤和知识溢出都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现有KSTE研究却给出了相异的研究结论。Acs等[3]研究显示，在位企业专利申请会对创业活动产生负向影响；陈屹珊[5]却发现，在位企业专利申请会对创业活动产生正向影响。这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一方面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可能会受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另一方面显示，在位企业专利申请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直接的。

另外，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多重形式，比较常见的有专利、商标、著作权和商业秘密等，它们对KSTE框架下的知识过滤和知识溢出的影响可能不同。未来研究可以致力于进一步揭示这种不同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作用边界。

5.6 开放式创新与KSTE之间的关系研究

本世纪初，Chesbrough[40]提出开放式创新概念，是指企业密集地和外部环境互动，以便充分创造和使用自己以及环境中的知识。开放式创新为KSTE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是现有研究并未对此作出深入分析。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中，企业会更多地实现自身知识和环境共享，如通过许可、交叉许可、构建专利池等方式，开放式创新为知识溢出创业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企业既可以利用外部知识促进内部创新，也可以促使外部环境使用自己的知识形成创新，这种多向的、贯穿创新整个过程的知识利用和创造为知识溢出提供了良好条件。尤其是在用户创新条件下，很多用户会无私地将自己的创新成果拱手让给其他个人或者组织，从而构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知识源和潜在知识溢出。Von Hippel[41]研究发现，在过去3年里，英国约有300万消费者创造出新产品或者对现有产品进行了改良，但其中只有2%的人利用专利保护其创新。每年在英国就有近100万个免费创新，而这些免费创新背后的知识存量也必将是庞大的。

开放式创新不仅会深刻地影响知识溢出，也会对知识过滤产生重要影响。开放创新进一步凸显了知识的重要性，既要求企业更好地利用自身和环境中的知识，也更好地让环境利用企业知识，从而使知识过滤的负向作用进一步凸显。在开放式创新中存在两种类型的知识过滤，一种是传统的阻止企业充分利用自身知识的因素，另一种是阻止企业充分利用外界环境中知识的因素，现有研究还未对第二种类型的知识过滤进行探讨。同时，这两类知识过滤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值得学者们关注。此外，开放式创新具有两种基本形式：由外至内和由内至外，每一种开放式创新模式都会对知识过滤和知识溢出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很可能不同，未来研究可以着眼于这方面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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