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外源性技术获取是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1]。近年来，技术并购交易数量和规模持续上升，成为企业快速获取外源性技术、优化技术要素配置的一种常规方式[2]，为企业带来创新资源，并实现技术创新的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3]。Sevilir & Tian[4]研究发现，并购对企业并购后的专利产出水平以及单个专利的引用次数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并购规模对企业后续创新的重要程度至少与R&D相当。吉利、联想、潍柴动力、中联重科等企业通过多次较大交易规模的技术并购实现技术超越就是其中的典型并购案例。显然，及时实施较大规模的技术并购是企业通过并购实现技术资源优化的前提。但是，大规模并购的高度不确定性却时常使企业在决策时望而却步。正因为如此，迫切需要对影响企业进行较大规模技术并购的决策能力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技术并购，但主要集中在技术并购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关于并购交易规模等重要决策的影响机理却较少涉及。
实践中，高管作为企业的主要决策者，在包括并购在内的复杂或高风险投资决策中往往起主导作用。自1984年Hambrick&Mason[5]提出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 theory)以来，围绕该理论的核心观点(高管特征会影响他们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所在企业的战略行动)，学者们深入探讨了高层管理团队特征与公司战略决策及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大量文献证实了高管特征对企业复杂性及创新性决策的重要影响[6-9]。因此，本文拟从高管特征对技术并购规模的影响入手，探索并购决策的影响机理。相比于其它高管，董事长和总经理构成了中国企业中最基本和最显著的高阶梯队，在并购决策中的影响最显著[10,11]，但现有文献对并购中高管作用的研究较少具体到董事长和总经理，尤其是两者的组合特征层面。从技术并购特点看，董事长和总经理任职经验的丰富度、对技术发展趋势的理解和把握、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等均有可能对决策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鉴于此，本文基于高阶理论，聚焦董事长和总经理对技术并购规模决策的影响，探索以下3个问题：①董事长和总经理任职经验异质性所带来的认知广度能否提高其在并购决策中的判断能力和风险承限，从而使其更果断地抓住时机进行更大规模的技术并购；②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技术敏感性是否有利于其在技术并购决策中对技术先进性和匹配性等关键问题的把握，减少因认知局限带来的决策障碍；③董事长和总经理存在任职经验异质性时，两者的合作默契在其中是否存在积极影响，从而给现有文献关于“团队异质性在企业开拓性决策中是更有利于激发创造力，还是更易导致冲突”的争论[12]提供一个新思路。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董事长-总经理任职经验异质性(以下称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对技术并购规模的影响
自Hambrick&Mason[5]的开创性观点发表以来，高阶理论迅速成为战略管理领域最为重要的领导力理论，相关内容亦成为近年来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该理论认为，管理者的视野有限，无法完全了解和掌控企业内外部情况，即使对于视野范围内的事件也只能选择性地观察，并根据其既有的认知结构和价值判断进行决策。因此，高管背景特征会影响企业战略选择与决策，进而影响企业绩效[1,13]。此后，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年龄、性别、种族、任期、学历、专业、社会经济基础和财务状况等显性因素的影响，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使其产生了大量成果。其后，受到“人口学背景黑箱”的挑战，关于知识基础、认知能力、职业经验等隐性特征的研究迅速崛起[14-16]，并发现这些隐性特征对企业的产品革新、多元化战略选择、并购等战略决策及企业绩效存在重要影响[17-19]。而且，高管团队成员间特征的异质性对企业的开拓性或创新性决策行为的影响尤其显著 [20]。这是因为，高管团队成员的不同经验为企业战略决策和行动带来了丰富的资源、广泛的技能、多样的知识和多元的视角[19]，在决策过程中更能激起讨论[21]，为企业决策带来观点的碰撞和反复的推敲，有利于创新性决策的制定。同时，团队成员的知识技能、职业经验和工作经验等异质性对知识共享也有正向作用[22]。
并购是企业的开拓性行为，高管经验及其异质性对其具有显著影响。Barkema&Shvyrkov[23]研究发现，高管团队职业异质性有利于公司进行跨国扩张。李维安等[9]研究发现在中国情境下，当环境包容性或动态性较强时，董事会异质性越大，跨国并购成功的可能性越高。同时，高管团队成员并不同等地具备影响组织决策的能力，往往是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权力联盟影响甚至决定着组织的重大决策，技术并购决策的高度不确定性等特点[24]使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决策中的核心地位更为突出，对并购决策的影响更为直接。两者任职经验的异质性意味着他们至少在两个领域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和广泛的社会资本[25-26]，其所带来的观点碰撞和资源共享有助于提高他们在技术并购决策时的自信心及风险承限能力。技术并购实践中，交易规模是影响决策复杂性、技术吸收难度和并购后风险整合的重要因素之一[27]。由此推测，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能够提高企业进行更大规模技术并购的意愿和能力，并提出假设：
H1：当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主要任职经验存在异质性时，企业更易作出更大交易规模技术并购的决策。
1.2 董事长或总经理技术敏感性在技术并购规模决策中的作用
王雪莉等[28]认为，在讨论异质性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基础上，应进一步探求管理者的何种专业背景在影响企业决策行为中发挥作用，这是由于管理者某一领域积累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使其更有效地解读该领域的信息并作出合理决策[29-30]，在企业中营造出一种与其专业相关的氛围。技术并购以获取技术作为并购的主要动机，高管的技术认知将直接影响其决策能力。因此，本研究在讨论异质性对并购规模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管理者技术背景在其中的作用。Hayton等[31]认为，有技术背景的高管熟知技术研发、测试和整合存在风险，能够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规避风险并提高技术创新效率。余恕莲等[32]认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技术背景对企业而言是一种专门资产。在技术并购决策中，董事长和总经理处于核心位置，两者任职经验的异质性为决策带来更广泛的认知和资源，而技术背景使得他们具有更高的技术敏感性，能够更好地理解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和规律，从而对技术并购的标的选择、可能的风险和收益有更全面和深刻的理解，进而促进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对并购交易规模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提出假设：
H2a：董事长的技术敏感性能够增强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与并购交易规模之间的正向关系；
H2b：总经理的技术敏感性能够增强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与并购交易规模之间的正向关系。
1.3 董事长-总经理合作默契(以下称董-总合作默契)的影响
虽然高阶理论和信息决策理论均支持在高管团队存在异质性并且拥有专业技术优势时能够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33-34]，但是，社会类化理论考虑社会学和心理学因素，认为人们更倾向于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往，异质性会降低高管团队凝聚力，从而不利于企业发展[35]。显然，仅单独讨论异质性的积极或者消极作用已经不足以完整解释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所以，不妨同时从异质性和关系特征两个维度思考这个问题。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能够带来资源和认知互补，而合作默契则使双方更加信服对方的经验，使两者进行更加有效的沟通协调，降低冲突管理所消耗的时间与精力[36-37]，从而有助于异质性优势的发挥。本文推测，董-总合作默契有助于强化两者的任职经验在并购决策中的作用，因此，提出假设：
H3：董-总合作默契会进一步加强董事长或总经理技术敏感性对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与技术并购规模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理论上，技术并购被认为是一种以获取目标方技术资源为主要动机的并购活动，主并方通过技术并购获得目标方的控制权或实现对目标方的重大影响，将组织外部技术资源转化为组织内部技术资源，并进一步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对目标方技术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以实现技术或创新协同。以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相关研究中，界定技术并购的操作标准通常以并购公告中所提及的并购动因和并购实际结果为准，即主并方在并购公告中明确说明此次并购的目的或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取目标公司拥有的技术资源[38]，并确实通过并购获得了该项技术资源。基于此，本研究对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全部的股权变动类公告进行了如下筛选：①首次公告日期为2007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②公告中明确说明主并企业获得了目标公司的技术、专利或关键技术人员，例如，在公告中包含类似的文字说明：“被并在集成电路方面的核心技术优势与经验，可以配合主并研发高端精密电子元器件产品”、“借助被并技术优势提升主并研发实力”等；③主并企业财务信息披露完整；④主并企业获得目标公司的股权不低于20%。进一步剔除：①交易未完成的并购事件；②ST类公司的并购事件；③主并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并购事件。以上述标准筛选后，最终得到321个样本。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多个数据库，其中，并购交易规模根据上市公司公告手工搜集，董事长和总经理任职经验、技术敏感性等数据根据上市公司并购当年年报中高管背景介绍以及和讯网、新浪网等财经网站的人物频道手工整理，财务数据来自于 CSMAR 数据库中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分析数据库”，员工人数、技术类员工人数均从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中手工收集并整理。
2.2 变量
2.2.1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
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CEH)，用于衡量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任职经验是否存在差异。借鉴杨林和杨倩(2012)的思路，本研究将工作经验划分为生产、研发、销售、金融、会计、管理和法律7类，有多个任职经验时，参照张建君和张闫龙[34]的研究，以工作时间最长的作为其主要工作经历。当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主要任职经验不同时赋值为1，相同时赋值为0。
技术并购规模(M&A)，用于衡量单笔技术并购事件的交易规模大小，以该笔并购的交易金额表示。姜付秀等[39]在考察企业并购战略程度时，以该家公司在一个年度内进行全部并购行为支付的价格总和进行对数化处理。由于本文研究对象具体到企业技术并购事件，因此，在借鉴上述衡量方式的基础上，以主并企业并购公告披露的并购交易金额表示该笔技术并购规模，并进行对数化处理。
2.2.2 调节变量
董事长技术敏感性(BC_T)，用于衡量董事长是否能够快速感知技术难度、技术趋势和相关技术间关系等。董事长曾任或现兼任有关技术、研发类部门的负责人(如技术总监、研究所总工程师等)，或拥有国家专利，或获得科技类奖项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总经理技术敏感性(GM_T)，用于衡量总经理是否能够快速感知技术难度、技术趋势和相关技术间关系等。衡量方法与董事长技术敏感性相同。
董-总合作默契(TC)，用于衡量董事长与总经理工作配合默契程度。Harrison[37]研究发现，随着团队成员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增长，异质性在团队凝聚力方面的消极作用就会减弱。借鉴这一研究，本文从董事长与总经理共事时长的角度衡量董-总合作默契。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董事长每届任期不超过3年，可连选连任，总经理工作任期由董事会决定。因此，如果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并购时的共事时长超过或等于3年，即董事长至少在一个完整的任期内没有通过行使董事会权力更换总经理，说明他们工作配合比较默契。在变量刻画上，首先，根据国泰安披露的上市公司高管任期情况，确认董事长和总经理各自的任职时间，以并购发生当期的董事长最早任职开始到技术并购发生当年为董事长在任时间，总经理在任时间同理。其次，根据董事长和总经理在任时间的重叠期确认共事时间。最后，董-总任期重叠期小于3年的赋值为0，等于3年的赋值为0.5，大于3年的赋值为1，得到以董事长与总经理共事时间为基础刻画的董-总合作默契数据。
2.2.3 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研究，企业发展阶段、经营特点和研发基础等亦是技术并购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除控制年度和所处行业等固定效应外，还控制了以上3个方面的影响。其中，企业发展阶段方面，主要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员工总数(Employees)、公司年龄(Age)等；企业经营特点方面，主要控制了资产负债率(LEV)和资产专用性(ASI)等；企业研发基础方面，主要控制了技术员工总数(Technicians)、高新技术企业资格(HTE)等。变量说明详见表1。
表1 变量指标体系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CEH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工作经验存在差异时赋值为1,相同时赋值为0 技术并购规模M&A此次技术并购交易金额/总资产×100%调节变量董事长技术敏感性BC_T董事长曾任或现任有关技术、研发类部门负责人,或拥有国家专利,或获得科技类奖项则赋值为1,否则为0 总经理技术敏感性GM_T总经理曾任或现任有关技术、研发类部门的负责人,或拥有国家专利,或获得科技类奖项则赋值为1,否则为0 董-总合作默契TC董-总任期重叠期小于3年的赋值为0,等于3年的赋值为0.5,大于3年的赋值为1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产的对数 员工总数Employees总员工人数的对数 公司年龄Age已上市年数 资产负债率LEV期末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资产专用性ASI固定资产净值、在建工程、无形资产与长期待摊费用之和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 技术员工总数Technicians技术类员工人数的对数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HTE主并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赋值为1,否则为0 固定效应Fixed年度和行业哑变量
2.3 研究模型
本文构建回归模型1，检验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CEH)与被解释变量技术并购规模(M&A)的关系，如式(1)所示。
其中，Controls表示全部控制变量，下同。
M&A=β0+β1CEH+β2Controls+ε
(1)
构建回归模型2-1，探究董事长技术敏感性(BC_T)与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的交互项对技术并购规模的影响，如式(2)所示；构建回归模型2-2，探究总经理技术敏感性(GM_T)与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的交互项对技术并购规模的影响，如式(3)所示。
M&A=β0+β1CEH+β2BC_T+β3CEH×BC_T+β4Controls+ε
(2)
M&A=β0+β1CEH+β2GM_T+β3CEH×GM_T+β4Controls+ε
(3)
构建回归模型3-1，进一步考虑董-总合作默契(TC)在董事长技术敏感性对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与技术并购规模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中的影响，如式(4)所示；构建回归模型3-2，进一步考虑董-总合作默契在总经理技术敏感性对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与技术并购规模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中的影响，如式(5)所示。
M&A=β0+β1CEH+β2BC_T+β3TC+β4CEH×BC_T+β5CEH×BC_T×TC+β6Controls+ε
(4)
M&A=β0+β1CEH+β2GM_T+β3TC+β4CEH×GM_T+β5CEH×GM_T×TC+β6Controls+ε
(5)
3 数据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2为描述性统计结果，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均值为0.667，说明样本中有超过一半企业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存在任职经验异质性；董事长技术敏感性均值为0.361，说明有一定数量的董事长技术敏感性较高；总经理技术敏感性均值为0.401，高于董事长技术敏感性均值。
3.2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与技术并购规模为正相关关系，与预期一致，初步验证了假设H1。同时，所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4，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CEH 321 0.000 1.000 0.667 0.472 M&A 321 0.040 41.370 5.429 6.387 BC_T 321 0.000 1.000 0.361 0.482 GM_T 321 0.000 1.000 0.401 0.490 TC 321 0.000 1.000 0.383 0.419 Size 321 8.045 11.048 9.396 0.394 Employees 321 1.532 5.000 3.200 0.468 Age 321 1.000 23.000 7.570 4.802 LEV 321 0.052 0.821 0.347 0.176 ASI 321 0.009 0.856 0.261 0.150 Technicians 321 1.340 3.870 2.438 0.481 HTE 321 0.000 1.000 0.869 0.338
注：根据 SPSS 输出结果整理，下同
表3 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123456789101112CEH1 M&A0.390∗∗1BC_T-0.014-0.0351GM_T-0.099∗-0.0290.089 1TC0.134∗∗0.0080.018-0.0561Size-0.111∗∗-0.173∗∗∗-0.045-0.131∗∗0.134∗∗1Employees-0.106∗-0.142∗∗-0.086-0.122∗∗0.182∗∗∗0.305∗∗∗1Age-0.197∗∗∗-0.154∗∗∗-0.144∗∗-0.0860.261∗∗∗0.346∗∗∗0.319∗∗∗1LEV-0.062-0.065-0.009-0.0680.0880.303∗∗∗0.310∗∗∗0.282∗∗∗1ASI-0.0100.070-0.187∗∗∗-0.121∗0.0440.0550.164∗∗∗0.228∗∗∗0.118∗∗1Technicians-0.067-0.170∗∗∗0.0590.0310.130∗∗0.362∗∗∗0.327∗∗0.139∗0.227∗∗-0.0811HTE0.0200.0050.0640.0320.046-0.0990.056-0.152∗∗∗-0.050-0.0750.154∗∗∗1
注：***、**、*分别表示1%、5%、10%水平下显著，下同
3.3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显示了关于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与技术并购规模关系的验证结果，其中，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存在任职经验异质性时，更易作出较大规模技术并购决策。
模型2-1分析结果显示，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和董事长技术敏感性的交乘项与技术并购规模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即董事长技术敏感性不能强化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对并购规模的积极影响。而模型2-2中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和总经理技术敏感性的交乘项与技术并购规模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p<0.05)。结合模型2-1和模型2-2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总经理技术敏感性在技术并购决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影响，而董事长的技术敏感性却不能产生显著影响。其原因很可能是董事长掌握公司整体战略方向，总经理在具体业务决策中的影响更为直接[40]，技术并购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更强调对交易具体决策环节的判断和掌控，总经理作为具体负责并购交易实施和推进的主要承担者，在并购决策实施过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模型2-1中董事长技术敏感性对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和技术并购规模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董-总合作默契调节效应检验也未通过统计学验证。模型3-2中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总经理技术敏感性和董-总合作默契的三级交互项与技术并购规模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董事长与总经理合作默契能够进一步强化总经理技术敏感性对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与技术并购规模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说，董事长与总经理合作默契有助于两者异质性优势的发挥和对董事长对总经理技术敏感性的信任。
综上，假设H1、H2b得到验证，H3部分得到验证。
表4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模型1模型2-1模型2-2模型3-1模型3-2M&AM&AM&AM&AM&ACEH0.106∗∗0.0910.0480.105∗0.070BC_T--0.022-0.012-GM_T---0.243∗∗∗-0.270∗∗TC---0.0660.079CEH × BC_T-0.030-0.072-CEH × GM_T--0.180∗∗-0.155CEH × BC_T × TC---0.119-CEH × GM_T × TC----0.374∗∗∗Size-0.241∗∗∗-0.237∗∗∗-0.235∗∗∗-0.236∗∗∗-0.225∗∗∗Employees-0.471∗∗∗-0.460∗∗∗-0.488∗∗∗-0.463∗∗∗-0.453∗∗∗Age0.214∗∗∗0.202∗∗∗0.190∗∗∗-0.196∗∗∗0.162∗∗∗LEV0.0670.0540.0720.0610.084ASI0.246∗∗∗0.239∗∗∗0.232∗∗∗0.248∗∗∗0.229∗∗∗Technicians0.342∗∗∗0.244∗∗∗0.355∗∗∗0.336∗∗∗0.360∗∗∗HTE0.0550.0450.0670.0510.054YearYESYESYESYESYESIndustryYESYESYESYESYESF9.890∗∗∗8.070∗∗∗10.488∗∗∗8.897∗∗∗10.716∗∗∗R20.2230.2120.2430.2260.288N321321321321321
4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技术并购规模衡量方法由相对交易规模改为绝对交易规模，再次重复上述假设检验过程。具体而言，以技术并购交易金额的对数衡量技术并购规模，重复进行了模型1、模型2-2、模型3-2的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5。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表明度量方式和模型拟合度较好。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2 模型3-2 M&A M&A M&A CEH 0.526∗∗ 0.468∗∗∗ 0.358∗∗∗ GM_T - 0.104 0.163∗ TC - - 0.088 CEH×GM_T - 0.164∗∗ 0.172∗∗ CEH×GM_T×TC - - 0.287∗∗∗ Size 0.338∗∗∗ 0.345∗∗∗ 0.365∗∗ Employees 0.012 -0.020 -0.020 Age 0.085 0.068 -0.061 LEV 0.004 0.007 0.335∗∗∗ ASI 0.084∗ 0.076 0.087∗ Technicians -0.092 -0.089 -0.066 HTE 0.021 0.022 0.010 Year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F 23.090∗∗∗ 19.534∗∗∗ 21.602∗∗∗ R2 0.401 0.410 0.478 N 321 321 321
通过对董-总任职经验、技术敏感性和合作默契对企业技术并购规模影响机理的逐步探索和稳健性测试，本研究结果的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5 结论与启示
以主并企业为A股上市公司的技术并购事件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能够促进企业作出实施更大交易规模技术并购的决策；②总经理技术敏感性能够强化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与技术并购交易规模的正向影响；③董事长和总经理合作默契能够进一步增强总经理技术敏感性对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与并购交易规模之间关系的正向影响。
本文理论贡献主要体现为对高阶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对技术并购决策机制研究的拓展。①与以往文献大多围绕TMT特征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9,41]不同，本研究聚焦于董事长和总经理层面，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任职经验在企业技术并购决策方面具有直接作用，揭示了直接决策者的认知特征和关系特征在技术并购决策中的作用机理，更加强调了决策主体和决策对象的直接逻辑联系，有助于从更加微观和具体的层面深化高阶理论研究；②将研究焦点从高管团队如何影响事后的技术并购绩效[15,42]前移到如何影响事前的技术并购决策，并讨论和界定了影响技术并购规模决策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核心特征，对拓展技术并购决策机制优化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③本文突破了同质性与异质性是与非的简单争论[33,35]，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合作默契有助于充分发挥两者有效异质性的积极作用。
图2 研究结果的概念模型
技术并购作为实现企业创新发展战略的手段之一，在促进企业持续增长上的作用已经有目共睹，然而，较大规模技术并购的高风险特征对企业决策能力提出了考验。本研究为企业管理实践提供了以下启示：①董事长-总经理任职经验异质性通过延展企业知识积累的广度和深度，能够有效提升企业进行创新性决策的自信感，因此，企业在优化技术并购决策机制或开展一项具体的技术并购决策前，应充分考虑董事长-总经理任职经验能够满足并购决策所需知识及经验，当董事长-总经理任职经验较为单一时积极弥补和应对，比如，引入其他高管团队成员，建立经验背景恰当的并购决策执行团队；②技术并购需要多方面支撑，尤其大规模技术并购对企业的投资者反应及未来发展方向均会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企业需要充分考量执行并购交易的决策人或团队对技术并购获取的技术资源是否有较为深刻的理解，避免企业技术并购决策由对技术融合没有深刻理解的高管团队直接作出。如企业现阶段决策团队中缺少技术类人才，在未来进行技术并购决策时，可以聘请拥有技术类背景的高管作为并购决策执行团队的核心成员，通过决策团队的合理配置弥补不足；③融洽的工作关系使得团队成员能够自信放松地发挥各自优势，降低对不确定性的担心和恐惧，缓和印象管理的负面影响。因此，企业需要尽可能建立员工之间的有效沟通机制，通过合作提升对彼此差异的包容程度，强化任职经验特征对企业风险性决策的积极影响。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和局限：①虽然本文实证结果发现了董-总任职经验异质性、总经理技术敏感性和董-总合作默契对技术并购规模的影响机理，但未涉及相关并购绩效，亦无法排除其中过度投资的可能，后续研究可对相关决策的绩效进行动态跟进；②不同研发基础、经营特点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对外部技术的需求和吸收能力均存在差异，从而影响高管并购决策倾向，本文虽然控制了这些因素的影响，但并未深入探究这些因素如何影响高管的技术并购决策，未来可基于企业经营特点、研发基础、生命周期等开展进一步的分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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