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任何一种创新产生的利润都是短暂的[1]。企业实现稳定的业务收益、维持竞争优势，离不开持续的主流与新流创新。主流创新是支撑企业主营业务、创造企业价值的主导技术创新活动，是维持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利润来源。新流创新以新兴市场为导向，通过挖掘和满足潜在客户需求，能有效促进新商业流形成。主流与新流创新各具优势、交融共生、协同发展，共同推进技术跃迁、创新升级，进而实现企业持续发展和社会价值创造。那么，如何促进主流与新流创新协同发展，实现创新升级？创新政策作为一个重要的创新支撑要素，在推进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现有的创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怎样的问题？这些都是当下重要的研究课题。
当前，国内外创新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新政策历史演进、创新政策工具、创新政策类别等方面[2]，不仅忽略了市场力量[3]，也缺乏企业层面的微观实证探索[4]。关于主流与新流创新，国内外学者多从内涵、联系、矛盾、开发管理、动态演进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5]，研究内容并未涉及必要的创新政策，也没有从时间维度对各创新发展阶段的创新政策需求进行梳理。现有研究在创新结合度和研究深度上存在不足。从研究方法看，已有的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研究以案例研究[6,7,8]和理论模型研究[9,10]为主，缺乏必要的量化分析。鉴于此，本研究将主流和新流创新与创新政策有效结合，以创新演进过程为脉络，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创新生成期、变异期、选择期和协同期内企业运行特点及创新政策需求，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政府制定与完善创新政策，推进企业创新升级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及政策作用机理分析
主流与新流创新源于Kanter提出的创新流概念，认为持续的创新流能保证企业生存与发展，并根据主导技术架构差异，将企业创新流划分为主流创新(Mainstream Innovation)与新流创新(Newstream Innovation)。Kanter[11]指出，主流创新是指企业针对那些进行中的、已建立的业务而实施的战略对策，新流创新是指企业培育能产生新收益流的项目的过程，企业创新管理的关键在于持续进行主流与新流创新培育。Terziovski[12]进一步强调了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的重要性，指出两种创新类型互为补充、相互作用，共同创造了企业能级跃迁的机会窗口。基于技术生命周期理论，朱斌和吴佳音[10]完善了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的概念，明确指出主流创新是以主流市场需求和企业当前发展目标为导向，利用现有发展优势，确立主流技术范式的周期性主导技术创新活动；新流创新是反映新兴市场需求和持续性创新发展需要，运用新知识协同主流创新实现技术突破，从而替代主流技术实现周期性驱动的创新活动。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更替、共生、转换，共同推进企业创新生命周期延绵不绝、持续延伸。
1.1 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过程
演进即为渐进性的进化演绎。从1959年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的“遗传→变异→自然选择→新的物种”到企业进化理论的“惯例→搜寻→市场选择→企业进化”，再到企业DNA概念的提出，无一不是围绕企业这一经济主体，不断剔除理论的固有缺陷，探求能更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规律的先进发展模式[6]。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反映了企业创新发展进步过程，本文结合生物进化论、企业进化理论和企业DNA理论，将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划分为创新生成、创新变异、创新选择和创新协同4个时期，认为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遵循达尔文的“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生物生存进化规律，呈现“主流技术生成→主流产品支撑、多元新流蓬勃→主流与新流创新替代转化→发展定位、共生协同”的动态演进逻辑(见图1)。在企业创新动态演进过程中，代表新潮技术发展趋势的新流创新，其模式并非是唯一的，而是呈现出多种创新形式形态涌现、“百花齐放”的蓬勃态势，本文称这些多元创新类型为“多元新流创新”。
在创新生成期，企业的首要任务是在市场中生存。在动态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既要挖掘现有消费者的现实与潜在需求，形成主流创新产品的最初创意或构想，又要保证持续投入创新资源，确保产品成功试制、改良以及商业运作，以占据主流产品、工艺的市场优势地位，孵化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在创新生成期后，主流技术规模化发展使得主流市场趋于饱和，产品销售份额不断下降，利润率不断减少。此时，在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中，形态各异、多元蓬勃的创新活动崭露头角，企业创新S曲线呈现震荡上升的发展态势，表现出主流产品支撑、多元新流创新涌现的特征；在创新选择期，主流创新范式、创新体系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主流创新趋于饱和，创新增长达到极限。面对企业选择，能更好地契合市场发展趋势、满足客户显性和隐性需求、拥有可开拓的技术创新空间的新流创新，迅速从主流创新与多元新流创新中脱颖而出，替代现有主导技术，成为新的主流技术，并引领新一轮创新发展；遵循“生成—变异—选择”规律，经历一次或多次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的周期性更替、轨道跃迁后，主流创新的组织惯例逐步弱化，强调包容、共生成长的价值观不断加强，主流技术扩散与新流技术、多元新流技术创新研发逐渐打破人、财、物、信息及组织间的壁垒和边界，呈共生成长、协同促进的良性发展态势。
主流与新流创新动态演进过程显示，企业主流创新主体与新流创新主体通过持续开展开放性、动态性的自为式创新成长实践，最终实现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价值创造和持续创新发展。此外，该过程充分揭示出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具有动态性、高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等特征，潜在呼吁政府利用政策杠杆调控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的内部诱因、改善创新外部环境，加快推进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
1.2 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政策作用机理
在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过程中，政府对创新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创新政策上。创新政策涵盖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众多领域[13]，是政府为促进创新活动大规模涌现、创新效率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持续增强而采取的公共政策的总和[14]。其中，财税、人才、产学研合作、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发挥主要的政策扩散效应[15]，引导企业主流技术生成、多元新流发展，支撑主流与新流创新替代转化，推动汇流创新、共生协同。
创新生成期，技术创新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加大了创新投入风险。此时，企业持续发展动力机制、政府财税政策、人才政策等，能有效支撑和加快推进种子期、起步期企业主流技术创新。创新政策具有修正企业短视行为和引导开发蓝海的功能，此时政策的基础保障作用凸显；创新变异期，企业由主流创新产品提供支撑，多元新流创新暗涌、蓬勃蓄势，企业处于主流与新流创新纷乱交错的创新变革阶段。政府颁布实施的针对性采购补贴、财政优惠等政策能有效引导、调控企业主导设计、新市场开发、目标客户群体选择的方向、规模和强度等，使多元新流创新向更契合社会发展需求和更具发展潜力的技术领域发展，此时政策发挥了导向作用；在创新选择期，主流创新增长达到极限，帮助新流创新替代主流创新成为新一轮创新发展的关键。这一时期，政府通过财税、人才、产学研合作等创新政策调节，推动创新模式变革。一方面，减少对市场反应迟钝、创新能力下降的主流创新业务的人才、财税支持，加速淘汰主流创新。另一方面，实施政策激励，协调、鼓励、推动新流创新科技成果生成与转化，对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更迭替代、循环推演发挥强力支撑作用；在创新协同期，主流与新流创新强调创新要素共享、交流以及整体效能提高。此时，知识产权创新政策、产学研合作政策等创新政策实施及行政服务水平提高能加快创新要素流动，推进主流与新流创新共生协同效能提升，创新政策的整合、推广、扩散功能凸显。
总体而言，在主流与新流创新生成、变异、选择、协同演进过程中，创新政策发挥着导向、支撑和推动作用，影响主流创新技术、多元创新生成和新一轮主流创新发展。同时，主流与新流创新实践要求相关创新政策不断调整以适应其演进需要，两者互为影响、协同并进，共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实现创新价值(见图2)。
图1 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动态演进过程
图2 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政策作用模型
2 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政策需求分析
2.1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为了明确主流与新流创新各演进阶段对创新政策的需求情况，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采用实地走访、委托管理咨询公司、电话咨询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对福建、广西、湖北、辽宁、甘肃等省份164家大中型科技企业研发和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基于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的阶段性特点和重点工作，从政策环境、人力资本投入、资金获取、创新载体建设等方面进行问卷设计(见表1)。问卷调研经历试调查、反馈修改和正式发放3个阶段，共发放企业调查问卷254份，回收率为68.1%，其中有效问卷164份，有效回收率为64.6%。
表1 企业主流、新流创新政策需求与政策环境调查
演进阶段特点调查重点调查内容创新生成主流技术生成主流技术创新生成主流技术创新生成的政策环境、人力资本投入、资金获取渠道及困难等创新变异主流产品支撑、多元新流蓬勃多元新流技术生成与发展多元新流技术发展的创新政策需求等创新选择主流与新流创新替代转化创新载体建设情况新一轮技术创新的创新载体建设需求等创新协同主流与新流创新共生协同创新政策服务情况主流与新流创新协同发展的政策服务需求与实施障碍等
从样本行业分布看，涵盖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生物制药与新材料业、机械制造、纺织服装业等；从企业性质看，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分别占比54.9%和45.1%；企业性质分布基本均衡，民营企业占全部样本的73.2%，与中国民营企业经济发达的现状吻合；从企业成立年限看，“1～4年”、“5～9年”、“10～15”和“15年以上”的企业分别有26家、45家、49家、44家，占比分别为15.9%、27.4%、29.9%和26.8%，有84%的企业成立超过5年。
表2 企业性质分布情况统计
企业性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合计民营个体企业6357120国有企业161228中外合资企业325外资或港澳台投资企业527其它(军工企业等)314合计9074164
2.2 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政策需求现状
2.2.1 主流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投入需求
人力资本投入调查主要包括企业对政府人才发展政策的满意度和政策方向两个方面。从创新人才政策支持力度和效果调查结果看，56.4%的企业认为“非常满意”，30.4%认为“满意”，13.2%认为“不满意”，说明中国创新人才服务体系较为完善，人才政策服务满意度总体良好。对“不满意”的选项进行细化分析发现，企业家创新激励不足的问题最为突出，其次是高尖端技术研发人才激励不足，再次是对专业技术工人的关注度不够，最后是中层骨干激励有待加强。这表明，虽然中国已加大对高层次人才的支持力度，但对企业家的创新激励仍有提升空间。
2.2.2 主流技术创新资金获取途径及困难
主流技术创新资金调查主要从资金获取途径和存在的困难两个方面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当主流技术创新遇到资金困难时，61%的企业认为得到政府创新基金支持是最为可行且有效的解决方式(见图3)。为了进一步了解政府创新基金的使用情况，问卷设置资助额度、政策门槛、科技信息、申请手续及其它5个题项，并要求企业根据困难程度作答，限选3项。结果显示，在创新资金使用过程中，对于排序第一的困难，70家企业选择“资助额度偏小，不能解决实际问题”，38家企业选择“政策门槛较高，企业难以符合要求”，31家企业选择“申请手续繁琐，难以申请成功”；对于排序第二的困难，67家企业选择“政策门槛较高，企业难以符合要求”，45家企业选择“申请手续繁琐，难以申请成功”，24家企业选择“资助额度偏小，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对于排序第三位的困难，39家企业选择“申请手续繁琐，难以申请成功”，32家企业选择“科技信息不通，企业不了解相关情况”，21家企业选择“资助额度偏小，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见图4)。综上可知，在创新资金使用过程中，企业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资助额度，其次是政策门槛，第三是资金申请手续。从选择频率看，同样是资助额度、政策门槛和资金申请手续3项最受关注，选择频率分别是115次、116次和115次。因此可以认为，提高创新基金投入力度、适当降低申请门槛和简化申请手续是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创新政策改革、有效推进企业主流技术创新生成与发展的重要方向。
图3 企业主流技术重点发展政策支持
2.2.3 多元新流技术创新政策需求
多元新流技术创新发展调查主要针对关键政策和环节展开。调查显示，在促进新流技术创新生成与发展方面，20.1%的企业认为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政府首购政策是企业最亟需的创新服务，11%的企业认为加大技术创新项目专项资金补贴更为迫切，56.1%的企业认为设立技术创新风险监控制度最为紧急且有效(见图5)。创新政策需求倾向调查结果在不同规模、性质和类型的企业间差异较小。但是从成立年限看，1～4年的企业除了对风险监控制度有明显偏好外，还对“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政府首购制度”有较为强烈的需求，选择占比达23.1%，高于5～10年、10～15年、15年以上企业10～1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就多元新流技术创新生成与发展而言，不同规模、所有制类型和性质的企业对创新政策需求总体上并无显著差别，只是在企业初创期，即主流技术生成期有所不同。
图4 政府创新基金使用遇到的突出困难
图5 促进新流创新发展的创新政策需求
2.2.4 新一轮技术创新载体建设要求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是主流与新流创新实现技术跃迁、创新升级的重要衡量指标。在加快推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方面，54.9%的企业认为政府亟需“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孵化载体建设”，19.5%的企业认为政府亟需“打造科技成果转化的统筹推进与促进服务平台”，相比之下，优化产业化投入机制、完善项目配套机制和加大奖励力度分别仅占12.8%、5.5%和7.3%(见图6)。
对创新载体建设的进一步调查结果显示，65.9%的企业认为政府创新政策制定与实施工作应将重心放在“建设高端化、专业化、特色化的众创空间”上，并且明显高于“打造内部众创平台”、“建设网络众创服务平台”和“发展创业创新集聚区”的需求(见图7)。该结果表明，加快实现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离不开创新孵化载体，高端化、专业化、个性化的创新载体是新时代企业新一轮技术创新发展的更高层次需求。
图6 加快推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政府创新政策支持
图7 创新载体建设需求
2.2.5 主流与新流创新协同发展的政策服务需求及实施障碍
强化创新政策服务功能是政府推进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协同发展的重要工作和有效手段。针对创新协同期内企业亟需的政府服务调查结果显示，4.3%的企业选择应发展科技中介机构，22%认为需要创新驱动政策，26.2%认为需要产学研合作信息平台，而高达45.7%的企业认为推行科技创新券助力产学研合作发展是政府促进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协同最有效的手段(见图8)。
图8 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协同发展亟需的政策服务
创新政策的有效落实是保证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协同发展的又一个关键问题。相关调查显示，9.6%、14.1%、15.7%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政策缺失、缺少配套政策和政策获取渠道不畅是企业推进主流与新流创新协同发展面临的主要政策障碍；21.9%、19.8%、18.9%的被调查企业认为政策优惠幅度不够导致吸引力不强、政策门槛过高使得申请难度大、缺少“一站式”服务等是创新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见表3)，其结果与政府创新基金使用问题一致。
表3 企业利用创新政策推进主流与新流创新协同遇到的困难
困难类型调查个案数调查个案百分比(%)综合百分比(%)政策获取渠道不通畅,不能及时了解最新政策6944.215.7政策门槛高,申请难度大8755.819.8政策优惠幅度不够,吸引力不强9661.521.9缺少配套的实施政策,可操作性差6239.714.1政策办理手续繁琐、周期长,缺少“一站式”服务8353.218.9政策缺失,未能真正解决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4226.99.6总计439281.4100.0
3 政策建议
问卷结果显示，现阶段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在创新环境、人力资本投入、创新基金获取、创新载体建设等方面存在问题，故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3.1 实施企业家创新激励机制，激发主流与新流创新内生动力
企业家精神是创新型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源泉，能有效提高企业适应环境动态变化的能力，不断以新流创新突破创新发展瓶颈，实现新一轮主流创新发展，促进企业持续发展。①政府应营造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深入推进简政放权，为企业家开展主流与新流创新提供良好环境保障；②加强对优秀企业家的社会荣誉激励，激发企业家创新活力，推动企业家投身于主流技术和新流技术、产品及工艺研发与生产。同时，完善政策支撑体系，鼓励企业家专注品质、创新发展，弘扬企业家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支持企业家持续创新、转型发展；③完善企业家容错机制和帮扶机制，以包容的心态对待主流与新流创新失误，加强对企业主导技术、关键急需技术攻关的帮扶力度，鼓励并帮助暂时性经营困难或创新失败的企业家再次创业，持续开展主流与新流创新。
3.2 完善政府创新基金制度，助力主流技术创新生成
政府创新基金通过无偿资助、贷款贴息、投资保障等方式对种子期、起步期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研发与生产进行帮扶，对主流创新发挥良好的支持效应。具体而言：①加大创新基金投入力度、降低申请门槛，重点扶持代表技术创新发展趋势、成长潜力良好的种子期和起步期企业开展主流技术创新，发挥资金流动的先导作用，推动企业主流技术创新发展；②深化创新基金体制改革，明确创新基金相关部门、层级、流程的责权利，避免因职能交叉而导致推诿扯皮现象。同时，简化申请审批流程，提高主流技术创新基金项目服务效率；③推动政府创新基金由补转投，即以市场运作方式支持种子期、起步期企业发展，政府与企业同股同权，兼顾政府政策扶持目标和投资盈利目标，充分发挥创新基金的引导作用和乘数效应。
3.3 设立有效的重大风险监控制度，提高多元新流创新成功率
在主流与新流创新变异期，多元新流创新是企业创新发展的重点。鉴于创新活动的高风险特征，政府作为创新行为的引导者，有责任建立有效的重大风险监控制度，以规避创新风险、提高多元新流创新效率和成功率，实现企业持续发展。①利用风险数据库，建立风险预警系统。通过建立风险数据库，将企业多元新流创新各项风险指标纳入监测与评价系统，并设立警情等级，及时根据预警信号级别对企业创新行为发出警示，纠正不当行为以防控不利后果发生；②制定风险应急计划。政府应充分发挥其保障作用，设立创新应急预案，以降低各类突发风险对企业多元新流创新的不利影响，减少风险对企业创新的损害，进而保障企业稳步创新发展；③定期召开创新风险评审会。召集企业新流创新领域专家学者对企业创新风险状态进行科学评估，形成风险评估报告，为企业多元新流创新提供决策依据。
3.4 优化创新载体建设，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主流与新流创新技术跃迁和创新升级
创新载体建设目标在于推进创新要素流动。主流与新流创新转化需要政府加强创新载体建设，构筑创新要素流动的条件和氛围，促进新旧动能转换。①加强高端化、专业化和特色化创新载体建设，强化主流创新、孵化新流创新。同时，细分产业领域，建设高端化、专业化和特色化众创空间、孵化器和加速器，利用创新驱动主流与新流创新发展；②优化创新载体要素流动的条件和基础，激发智力、信息、资金等创新要素流动活力。破除制约组织交流与沟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形成动态更新的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打破“信息孤岛”限制，力促主流与新流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共同推进主流与新流创新发展；③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从提高行政审批服务效能、加快法规政策标准动态调整、提高创新载体服务效率等方面入手，提高服务新兴经济领域市场主体的快速响应能力和水平，进而推动主流技术创新发展和新流技术、产品和工艺创新，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最终实现主流与新流创新技术跃迁和创新升级。
3.5 以推行科技创新券深化产学研合作，促进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共生协同
科技创新券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加强其与大学及其它科研机构技术往来和技术衔接而设计发行的“创新货币”。科技创新券的推行与使用有利于政府根据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发展实际，加快推进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基于信息、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资源和要素展开合作与交流，进而实现主流与新流创新协同。①根据主流与新流创新发展空间、技术风险系数差异，为各合作主体设立不同类型的创新券，通过资助比例差异调节企业创新领域，引导和助推主流与新流创新发展；②充分利用科技创新券的创新调节功能，加大科技创新券的使用范围和力度，提高对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的支持力度，重点资助、优先支持优势新流创新；③优化科技创新券实施管理办法，规范科技创新券在产学研合作中的适用范围，简化科技创新券审批管理工作流程，提高科技创新券服务效能，保障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共生协同。
4 结果与讨论
企业提高创新能力、获取持续竞争优势有赖于主流与新流创新持续演进和国家创新政策支持。本研究从创新流角度细分主流创新与新流创新，探讨企业在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和政策需求，具有以下贡献：
(1)基于“创新生成—创新变异—创新选择—创新协同”逻辑，提出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政策作用模型。根据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规律，将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划分为创新生成、创新变异、创新选择和创新协同4个发展阶段，并对各演进阶段的特点及政策需求进行初步探讨，构建了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政策作用模型。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具有更为清晰的逻辑性和解释性，关注到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用的影响，不仅填补了现有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政策研究的空白，也对现有企业层面的创新政策实证研究进行了补充，具有理论创新意义。
(2)从时间维度将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演化理念引入企业创新政策研究环节。一方面，创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目的是培育创新、加速扩散与学习[16]。现有的主流与新流创新演化研究强调创新主体在演化过程中作用力的发挥及其对创新要素需求的异质性。因此，创新政策应在作用对象、内容和效力设计上契合该异质性。另一方面，连贯性创新政策对企业的扶持作用更强[17]。目前的创新政策多体现为多种创新工具的组合使用，难免会弱化、泛化、碎片化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企业层面显现出“隔靴挠痒”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创新政策制定与实施脱离了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动态演进实际，未能契合创新主体特点和需要。
本研究从企业创新发展的时间维度入手，将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理念引入企业创新政策制定与实施环节，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挖掘和探讨创新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对策，在研究视角和创新实践上具有一定创新。但受篇幅限制及创新政策时滞性等方面的影响，未对提出的政策建议效果进行检验，这也为未来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政策研究提供了目标和方向。
[1] ARTZ K W, NORMAN P M, HATFIELD D E, et al.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impact of R&D, patents, and product innovation on firm performance[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0, 27(5):725-740.
[2] 孙蕊, 吴金希, 王少洪.中国创新政策演变过程及周期性规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6, 37(3):13-20.
[3] 蒋选, 刘皇, 李秀婷.创新系统视角下创新政策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5, 35(2):40-50.
[4] 李晨光, 张永安.区域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 2014, 35(9):25-35.
[5] 朱斌, 欧伟强.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的四维理论模型构建及其应用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 2017(2):17-24.
[6] 朱斌, 陈艳华, 陈丽霞.企业主流与新流创新演进机理研究——中兴通讯和无锡尚德创新演进案例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8(1):88-95.
[7] TERZIOVSKI M.Building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organizations [M].London：Imperial College Press，2015.
[8] 吴佳音, 朱斌.中小企业要素导向型创新形态的演化机理——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案例研究[J].软科学, 2010, 24(12):115-120.
[9] LAWSON B， SAMSON D.Developing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organizations： a dynamic capabilities approach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1，5(3)：377-400.
[10] 朱斌, 吴佳音.自主创新进程探索:主流与新流的动态演进——基于福建省两家制造型企业的案例研究[J].科学学研究, 2011, 29(9):1389-1396.
[11] KANTER R M.Swimming in newstreams: mastering innovation dilemmas[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89, 31(4):45-69.
[12] TERZIOVSKI M.Achieving performance excellence through an integrated strategy of radical innova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J].Measuring Business Excellence, 2002, 6(2):5-14.
[13] YANG H, PHELPS C, STEENSMA H K.Learning from what others have learned from you： the effects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on originating firm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53(2)：371-389.
[14] 徐大可, 陈劲.创新政策设计的理念和框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4(4):26-29.
[15] 殷群, 姜龙.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政策效果研究——基于企业调查问卷的分析[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7(1):27-36.
[16] 珀威茨·K·阿曼德，查尔斯·D·谢泼德.创新管理:情境、战略、系统和流程[M].陈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7] 汤临佳, 池仁勇, 骆秀娟.中小企业创新政策前沿[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3(8):138-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