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度视角下长江流域产业转移效率研究

产业承接是落后国家和地区实现富强必然经历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是产业跃迁和产业高级化的必经环节[1]。不同经济体通过区域间不同发展程度和水平的产业与技术互动，实现共同发展(理论上一般称其为双向互动，但考虑到产业引力、区域生产要素禀赋和特定区域先发优势带来的集聚效应，这种互动往往呈倾斜或梯度化特征)。产业转移不仅为互补式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产业干预和稳定机制保障(如被理论界公认的战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间大规模的第一、二次产业转移浪潮)，也为后发区域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集中精力、突破一点、惠及其余”的发展思路[2]。我国幅员辽阔，各区域都应在保持自身发展特色同时，顺应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大趋势。按照改革之初的阶梯式发展思路，内地落后省份在原有产业发展路径上有无更大潜能，越来越取决于外来资源要素对已有产业发展态势的有效选择。有效利用产业转移带来的新机遇和新动能，对转变转入地产业格局和经济增长方式意义重大[3]。

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内地省份产业发展与规划多集中于资源消耗型、人力密集型等产业，在历史特定阶段，产业配套政策对当地摆脱落后的社会面貌起到助力作用。但受限于要素价格边界，外部市场日益萎缩，由要素获取的天花板效应和出口导向效果因外部市场造成发展动能逐渐枯竭，如果仍简单地承接东部地区或发达国家低端产业转移，将给现有区域带来不可逆转的环境和社会问题[4]。再加上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典型“农民进城”、“大城市群”和“亮点城市”等暴露出的区域产业弹性不足现象，对原有产业转移效果造成极大影响，导致产业同质化严重，外来生产要素不但起不到优化投入产出的作用，而且还锚定了转入地产业转型的可能。不断积累产业转移成本最终会带来巨大的“路径依赖”惯性，导致系统性政策干预和资源配给无效率[5]。这不但违背了2014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强调的“生态型社会”和“节约型社会”构建初衷，也终将对诸如“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造成实质性危害。

因此，从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分析欠发达地区(以产业转入省份为研究对象)产业转移效率及其优化路径，可为阶段性产业政策制定提供有力指导，也可以为不同区域政府对同类产业发展支持方式选择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6]。

1 文献综述

随着国际产业扩张和跨国公司剩余价值、超额价值获取力度与方向研究兴起，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产业转移，较为典型的有：Florida & Kenney[7]认为，以日本汽车行业为代表的产业转移之所以能在美国大获成功，主要是因为美国产业环境非常有利于日本汽车企业发展，同时日本车企能迅速把握行业因素，将其转化为对自身有利的需求点；Gereffi[8]认为，OEM和OBM体系中的国家或产业角色有利于产业转移优化升级，并考察了亚洲国家产业转移实践；Missios[9]探讨了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对产业转移的作用，认为FTA (6161A Free Trade Agreement )条款比CU (Customs Union )更灵活，主要体现在降低了区域间额外关税增加的可能性；Choi等[10]认为产业转移能改善所在国健康和安全状况，并以亚洲主要国家为例，对双边贸易发达的国家之间的健康和安全状况以及协同关系作了分析，发现产业转移效率会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推进而提升；MAS Gomes等[11]则对产学研进程中科学技术如何在特定区域内(主要指产业园)与大学和企业建立关系联结展开了研究，利用中心分散模型解构得出知识转移是有效实现产业转移的战略性因素，并构建了多个不同的企业关系模型，刻画知识转移的有效性。同时，在产业园区领头企业带领企业群与其它产业园的竞争中，会有意识地构筑知识隔离，以保证本园区利益最大化。

相比于国际研究注重行业实践与微观数据，国内学者则聚焦于区域产业发展定位、产业配套等具体问题。陈刚等[12]运用C-D生产函数，对区际产业转移效应进行计量分析，并考察了影响因素，认为产业转移效应存在3个来源(优化、扩大和发展在不同区域存在)；冯根福等[13]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产业转移趋势、特征及成因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与国际上的区域产业转移条件存在很大差异。2006年以前，我国主要为相对产业转移，东部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跨过中部直接转移到西部地区，大规模产业转移条件尚不成熟；戴宏伟等[14]认为产业转移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存在互动关系；陈万旭等[15]通过总结我国中部6省近15年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成效，探索国际产业转移承接水平提升路径,从投入产出角度构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率测度指标体系，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中部6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刘红光等[16]利用区间投入产出模型建立了产业转移趋势流分析框架，认为中国产业“北上”趋势明显，但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并不明显。一般来说，资源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趋势明显。对于机械电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由于东部属于消费集中区域，产业转移不明显，导致产业链上的产业间分离区域差异显著；靳卫东等[17]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阐释了同一产业政策对不同区域产业转移产生效果差异的缘由，并提出政策意见；段小薇等[18]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了中部六大城市群产业转移综合承接问题；魏巍等[19]则从国际产业转移视角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价值链位次及其转移价值进行分析。

综上可知，国内产业转移研究聚焦于动力机制、转移效应及转入地与转出地互动关系等方面，主要选用经济地理学、系统动力学和比较优势理论等理论视角，多采用产业集聚指数、产业梯度分级和投入产出定量分析工具，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人为地从转入地和转出地区分产业转移方向，回避了产业转移存在双向互动的事实；②过于专注产业集聚及指数构建，较少进行产业转移效率优化对比分析；③由于区分经济发达和不发达的标准来源于国际学术界，未考察国内特定产业情景，导致产业转移流于宏观趋势研究[20]。本文基于区域资源要素禀赋能力异质性，以过去十多年间长江流域各省(市)产业转移活动现象明显时期为背景，利用主流效率方法及其改进方法，通过细化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熵权数并统一到DEA的模型中，进行效率值分析。然后，以转入省份为对象，进行省市一级产业转移效率综合研究。同时，应用门槛效应模型计算阶段性门槛值，求得产业转移效率变化，进而形成具有对比性和解释力的理论依据，尝试对产业转移的转移时机和路径进行政策解释。

2 基于熵权的协调度介入效率模型分析

2.1 数据包络模型应用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是由Cooper等提出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他们将单输入、单输出的工程概念推及到多输入、多输出的DMU中，该方法很快成为效率测度的主流方法之一。两个最基本的DEA模型分别为C2R和BC2模型，从生产函数角度看，二者为多目标评价研究提供了有效途径。尤其是BC2模型的提出，使得生产函数理论研究技术手段从参数方法向参数与非参数相结合的方法发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①凸性生产前沿面假设往往与客观现实不符，且对权重无任何限制；②使用者总选取对被评估单元最有利的权重导致这两类基础模型不能评价处于无效状态下的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等。另外，该方法在输入、输出指标可控性以及决策单元有限性等方面有所欠缺[22]。因此，加入约束条件的改进型模型不断涌现，现在较为成熟、普遍使用的是由Charnes设计的综合DEA模型，又称C2WY模型。模型描述为：假设有n个DMU，每个DMU都有m种输入状态和s种输出状态，输出状态用Χj表示，输入状态用Yj表示。本文主要考察用以反映输出单元的异质信息，因而在模型中增加凸性假设，得到修正的C2WY模型如下：

如果该模型存在最优解θ=1，则意味着约束条件(1)和(2)在直线意义上无限接近，DEA有效；如果θ<1，则DEA无效。对于较为复杂的社会系统效率测度，当存在多个投入和产出变量时，C2WY模型的适用性更好，并且可以用于测算决策单元在规模效率可变情况下的纯技术效率，表达式为：综合效率

，其中N为决策单元数量。

该模型符合利用不同区域规模效率差异剔除相对影响的建模思路，并规避了决策单元多带来的效率重叠[23]。根据这一优势，本文选用该方法评价长江流域工业产业转移综合效率变动状况。另外，考虑到在承接产业转移实践过程中，相对于产出来说，投入更容易调节和控制。因此，本文在研究区域产业转移效率进行测度时，选用产出导向型DEA模式，同时考虑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事实，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视角进行分析。

2.2 协调度与熵权法

考虑到长江经济带内省级行政区区域间互通有无的经济协作现实，本文借鉴协调度理论相关概念及框架计算效率边界取值。首先，构建功效函数测度产业转移极化演进程度和经济发展两个子系统的内部发展功效；然后，利用协调度函数和协调度发展函数测度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效率。孟庆松和樊华等[24-25]关于复杂系统协调度模型的研究指出，如果转移效率子系统U1与经济社会发展子系统U2乘积越接近，说明两个系统之间的综合协调性越好。根据此观点，给出协调度函数：Ct=D(xt,

式中C为协调度，K为调节系数，K≥2。可知C∈0,1，如果C越大，说明二者越协调，反之则协调程度越低。

2.3 基于熵权法的指标权重确定

对于变量赋权，以主观研究方法居多，而本文采用更为客观的熵权法进行设计，遵循有关描述极差法的文献，对一般的标准化方法按章穗等[26]所述方法进行处理。然后，对2004-2016年长江流域相关省(市)指标数据进行均值化处理，形成多行列矩阵，并得到第j个指标下第i个系统中的数据xij的比重，决策单元m=(0,11]。最后，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进而求得相应指标j的权重。

3 产业转移效率测算结果

上述协调度函数主要反映了转移效率与经济社会发展两个子系统的协调程度，但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排除异质性指标带来的结果重叠问题。因此，引进协调发展度函数，以更好地反映综合协调发展程度：T=αU1+βU2，W=(C×D)L。式中D为协调发展度，C为协调度，T为产业转移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25]，当T∈0,1时，才能确保W∈0,1。但考虑到主观性偏差，还需要通过合适的赋权方法对研究设计进行改进。将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度CES对一般经济增长指标进行替换，更有利于考察区域产业转移效率的整体效果。

考虑到数据获得性和本文研究需要，选用典型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劳动力、土地和企业家数量为投入指标。另外，由于本文的决策单元为长江流域11个省(市)，较为全面地覆盖了投入要素。考虑到可能存在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问题，采用表达同一经济含义的同类或口径相近的指标。产出指标选用长江流域沿线11个省(市)的国民生产总值，即各产出主体在时间段内的新增价值产出，能全面反映产出情况，具体投入指标及权重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本文考察时间段为2004-2016年，投入和产出主要指标数据来源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企业高管人数从各省(市)商务厅和中小企业局获取。少数缺失数据通过平均值或空缺处理得到。由于本文考察产业转移效率波动状态，对2004年、2008年、2012年和2016年各省份效率值以及各年均值进行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相关效率指标数据可以看出，2004-2016年，长江流域产业转移效率整体水平不断优化，整体均值处于“稳定→上升→稳定”的发展趋势。各省(市)均值在0.8这一公认的效率临界值上下浮动(上浮的少，下降的多)，说明经济带内产业转移效率处于内外产业动力支撑的脆弱平衡中，既有上升的可能(如2012年综合效率OE达到了0.840)，也有周而往复的可能(如其它年份值所示)。这说明，通过促进长江流域产业转移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至稳定因素已经初步显现，但其还未成为主要驱动因素。

从11个省(市)结果看，在考察期内，长江流域中东部省(市)相对于中西部省市的综合效率值偏低，上海市与浙江省的综合效率值处于0.7以下，说明在这两个省(市)的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未形成合力，不能有效支持综合效率显现及提升；四川省处于综合效率值下降通道，说明区域内企业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处于同步萎缩和偏离合理边际区域的状态。相对来说，支撑上海市整体产业发展的企业强而不大，浙江省整体产业的支撑企业大而不强，四川省整体产业发展的支撑企业能力则处于弱势地位，结论比较符合现实情况。湖南省和贵州省综合效率值处于0.8以上的高位震荡状态。其中，湖南省整体综合效率排长江流域内第一，说明产业转移效率在考察期内优化效果较好，贵州省数据表现则说明原有以资源开发为主要发展模式的城市，其产业结构转型进程较为理想，新的支柱产业或企业已成为这两个省份产业发展的主要引领力量；湖北省作为以电子产品深加工和配套生产为主的工业省份，综合效率值在0.8以下剧烈波动，2012年处于较低水平，说明湖北省电子工业企业及其配套产业发展受到外来资本和企业的影响较大，还未很好地形成内生性产业力量，而江西省综合效率值整体表现恰好与湖北省相反。从区域地缘优势分析，湖北与江西接壤，地理特征和资源禀赋相近，使得地方政府政策竞争产生了非常显著的产业转移差异效果。因此，相邻省份协调与互动、实施错位式发展是有效提升综合效率的重要思路。

综上可知，由于长江流域省(市)经济发展基础各异，在不同时间段极有可能存在产业转移效率值变化的门槛效应，而这种门槛效应使得对具有异质性禀赋省(市)间的区域产业转移效率进行考量，成为可分析的操作方法选择。因此，应用门槛回归模型验证长江流域省(市)产业转移效率值变化存在门槛值的推测，对把握资源投入时机和转移层次安排大有裨益。即从区域发展整体看，门槛效应值是长江流域内相关省份产业转移效率变化的一个参考值，而各省应基于该参考数值，结合自身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程，判断已有产业转移可能带来的真实影响,并考察本省产业转移效率水平，进而为政策差异化落地提供充分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4 产业转移效率门槛回归模型构建

4.1 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方法

汉森[27]提出的改进门槛回归模型，其内生性的划分避免了主观划分机制或门槛偏误，可用于研究不同机制下的经济活动，拓展了门槛回归模型的应用范围。多门槛模型对于单门槛模型，是在确定第一个门槛值后的扩展模型。

汉森认为，根据相应的门槛值，可将样本划分为两个区域，不同区域内解释变量的阈值范围对应的系数不同。若设定一个指示函数I，当qit≤r时，I=0，否则I=1，将公式合并为单一方程：Yi=α1+X×θ+λ×qit。

在回归方程估计时，门槛值不再是外在给定的，而是通过门槛效应模型的识别得到。当得到门槛值的估计值后，为了验证以门槛值划分的两组样本的模型估计参数是否显著不同，需要进行显著性检验：原假设为H0:λ1=λ2，备择假设为H1:λ1≠λ2。其中，s0为在原假设下的残差平方和，由于会在无门限效应下导致检验统计量不再服从χ2分布，Hansen(1999)通过自举法获得渐近分布，进而获得相应的临界值，有效解决了该问题。

4.2 模型设定及指标选择

已有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模型涉及变量较为主观，考虑到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客观事实，将CES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度因变量，产业转移效率值用上述计算的综合效率值衡量，为了能够相对精确地测量区域产业转移对所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选取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水平、政府支出以及实际利用外商投资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基础模型如下：

cesit=f(invit,eduit,govit,fdinit)==β1invit+β2eduit+β3govit+β4(fdinit*eOE)

对等号两边取对数可得：

lncesit=β1lninvit+β2lneduit+β3lngovit+β4(OEit+lnfdinit)+εit

其中，i表示长江流域内的上海市、江苏省等11个省(市)，t表示在2004-2016年样本期内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i=1,2,...,11,t=2004,2007,...2016)。解释变量OE表示产业转移效率，此项为核心解释变量。将上式扩展后，得到包含门槛变量的回归模型如下：

lncesit=β1lninvit+β2lneduit+β3lngovit+β4(OEit+lnfdinit)I(OEit≤λ1)+β5(OEit+lnfdinit)I(λ1≤OEit≤λ2)+…+βn-1(OEit+lnfdinit)I(λn-2≤OEit≤λn-1)+βn(TEit+lnfdiit)I(λn-1≤TEit≤λn)+βn+1(TEit+lnfdiit)I(λn≤TEit≤λn+1)+εit

4.3 实证结果分析

在使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之前，应首先检验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本文同样采用稳健的估计方法，运用Stata 14.0统计软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列示的F值和P值可以看出，以产业转移效率为门槛变量，单一门槛在5%的水平下显著，双重门槛在10%的水平下显著，但三重门槛P值仅为0.138 6，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将模型设定为双门槛回归模型，门槛回归系数和t值[28]如表4所示。

注：***表示1%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 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由表5可知，大部分控制变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均为正数，表明其对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与研究假设一致；单一门槛值为0.348 3，双重门槛值为0.873 6，表明产业转移承接效率对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特征，产业转移效率对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作用在初期最为显著。当低于门槛值0.348 3时，产业转移投入带来的产业转移效率对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243 6；当门槛值处于0.348 3～0.873 6时，产业转移投入带来的产业转移效率对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影响系数低至0.197 3；当门槛值高于0.873 6时，产业转移投入带来的产业转移效率对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186 4。上述结果充分说明产业转移效率对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进程的促进作用至少存在两个拐点，并且对其的促进效果快速弱化。

5 结语

5.1 研究结论

产业转移效率分为产业转出地效应和产业转入地效应两个部分，多数研究聚焦于产业转入地效应，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和目标。采用改进的DEA(C2WY)模型，测算2004-2016年长江流域各省(市)产业转移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同时，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对产业转移效率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程进行门槛值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从整体看，2004-2016年长江流域产业转移进程显著。具体而言，中东部省市产业转移综合效率变化不太显著，规模效应变化明显；中西部省市产业转移综合效率变化显著，规模效应变化不太明显。该结果产生的原因在于，中东部地区历来是长江流域内工业重心，扮演着产业转入地以及改变与优化当地原有产业结构的角色，同时中西部地区资源要素禀赋多集中于农业和手工业等流动性不强的产业。因此，从产业接入地考察产业转移，应深刻把握承接地要素水平、发展规模和发展潜能，而区域互补式产业转移的效率空间应比替代性产业转移的效率空间更宽广。研究如何实现“前店后厂”式的产业转移模式，对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从产业转移效率与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存在两个门槛值的结论可以看出，随着门槛值增长，产业转移效率对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显著促进作用逐渐减弱。从前述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市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在考察期内的变化可以看出，虽然各主要省市经济发展规模、发展潜能和要素匹配能力不同，但效率值并未与区域内各省市经济阶段性表现呈现出显著差异，说明产业转移效率与转入地产业结构触发了天花板效应，同时也给产业转移效果衡量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比如，贵州省产业转移效率相对较高，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较低。近10年来，贵州省大数据和光电产业快速发展，综合效率提升效果逐渐显现；浙江省综合效率相对不高，契合产业转出同时接续产业效率不足的经济发展现状。“浙商精神”带来的全球资源调配，有力支撑了资本运营下的浙江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但也面临着一系列“金融脱媒”下的风险问题。如何对产业与资本进行调控，成为省域经济进一步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

(3)不同省(市)的产业转移效率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门槛值不同，这对各地政府产业政策制定和后继主导产业安排提出了新要求。比如，贵州省原有传统产业已经萎缩，新的产业动能对当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时产业政策应将重点放在促进传统产业快速转型，抑或是抛弃传统产业，倾全发展高科技服务业。解答这类问题既需要结合本省区域产业转移效率的绝对值，还要从周边省份产业转移的相对值考虑；湖北省产业转移效率总体水平低下，对外招商、合理引入外来产业应是政策重点，一方面有助于促进本地相关产业竞争性成长，另一方面有利于做大已有产业规模。但受制于新产业动能不足，原有产业存量发展似乎是必然选择，但这是否会陷入新的路径依赖？对于此类两难问题和单一选择，应综合考虑产业转移效率与经济发展协同带来的效率增速，才能得到更好的答案。一般来说，不同省(市)应在产业转移的“量”和“质”上做到有针对性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既要考虑本省实际，也要考虑区域发展一体化进程，才能作出顺应时代发展的选择。

5.2 不足与展望

未来研究可借鉴次约束方法和熵权改进法对异质性单元主体进行整合性分析，从地理经济视角完善产业转移效率的整体分析能力。这种整体性既体现在区域整体、省域整体层面，又集中表现为行业和经济活动行政主体的交叉关联上。因此，基于经济政策的能动性赋能视角，结合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探讨产业转移时机，应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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