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差异性对创业活动的激励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

现有研究表明，创业对促进创新发展、创造就业、确保公平收入分配及整体经济增长具有深远影响[1-3]。这些社会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得益于内生性因素(创业者个人能力、社会网络及掌握资源状况等)，另一方面取决于区域环境因素，不同地域创业资源流动与配置效率同样影响创业活动水平。Koellinger[4]指出，创业活动本质上是创业者与环境要素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全球创业观察报告》(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提出，创业环境框架体系包括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创业项目、创业教育、R&D转移、商业和法律基础设施、进入壁垒、有形基础设施、文化与社会规范。郭晓丹[5]分析与论证了政府财政投入与上述创业环境体系要素对整体创业水平的影响。

创业过程中的知识、技术外溢体现了较强的正外部性。Goedhuys&Sleuwaegen(2010)认为，某些公共产品对于创业活动可能是至关重要的，而财政支出在弥补由正外部性产生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Obaji&Olugu[6]指出，任何国家创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政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为实现经济发展，出台了包括基础设施、金融和财政等不同形式的支持性政策，但是过多的政府行为可能产生抑制创业的负面效应。

一般来说，财政支出可以反映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程度和方向。2016年我国财政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为25.2%，比2007年的14.4%增长了75%。从总体规模来看，更大的财政支出代表政府的经济参与度更高。从理论角度考虑，更广泛的财政支出是强大国家机器存在的物质基础，为保护创业精神的法律和商业基础设施提供了支持，而较低的开支可能不利于良好营商环境的构建，但是当前我国经济体系中这种实证关系还未得有效验证。在当前聚焦“双创”、全面建设创业生态环境的背景下，政府对创业创新的扶持力度值得关注，而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最直接、最高效的手段，有待进一步探寻：财政支出与创业活动关系如何？哪类财政支出对创业活动影响更显著？厘清政府支持创业型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于以往文献主要从微观视角研究政府财政支出与创业行为的关系[7]，本文从宏观视角出发，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论证政府财政支出对地区创业水平的影响。该拓展性研究具有较强实践价值与可操作性；二是地区创业发展应该是一个动态过程，创业水平提升具有自我反馈机制，本文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有助于克服创业研究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既丰富了先前的研究方法，又使创业理论研究更加全面、系统。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考虑到财政支出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财政支出总规模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二是财政支出结构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包括从创业支持角度对财政支出进行分类和基于财政支出类型的创业影响机制分析。

1.1 财政支出总规模与创业

一些研究提出创业活动和政府支出规模相互影响。如reft&Mafikreft(2007)认为经济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低税收)有助于形成创业精神，随着经济自由度下降，创业活动导致政府支出规模扩大，尤其是当企业家在某地形成一定影响力后能够从政府机构获得更多财政支持。关于政府财政支出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结论。虽然各国政府试图采取鼓励企业家精神的政策，但很多研究表明政府政策对创业支持具有无效性。Henrekson[8]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充满活力的创业文化与福利国家文化及其制度负相关，公共支出和税收通过福利楔子、边际税收抑制商业性投资。Aidis&Estrin&Mickiewicz[9]的研究表明，政府支出规模与企业家创业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原因在于广泛的福利支出来源于税收，结果降低了新兴企业家的激励。Baliamounelutz&Garello[10]继续论证了该观点：高于平均水平的纳税对初创企业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Islam(2015)拓展了Aidis等(2010)的理论，假设信贷市场失灵存在并确认了之前的研究结论——政府支出规模与创业活动负相关。总体来看，单纯基于税收增长导致的财政支出规模扩张无益于激励创业精神。但是，Singh等(1999)指出，创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在创业创新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其应致力于采取措施促进创业活动。Wennekers等[11]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建立产权保护、促进教育，为后续初创企业进入奠定基础，而这依赖于财政投入。Lewis & Winkler(2015)的实证分析表明，扩张性的政府支出政策通过促进消费和增加活跃企业数量，有助于创业企业持续经营、提升创业活动质量。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双创”迈向更高层次，在长期中发挥市场自由主体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政府积极创造环境，通过公共机构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更大的财政支出规模可能依赖于创业税负增加，从而挫伤创业者的创业积极性，即当期财政支出总规模与创业活动数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H2：长期来看，更大的财政支出规模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健全的安全网、更丰厚的创新回报、更优质的创业环境，即滞后一期财政支出总规模与创业活动质量之间存在正向促进关系。

1.2 财政支出结构与创业

郭新强、胡永刚[12]指出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就业效应会挤出创业效应，因此本文中的财政支出结构不再讨论生产性支出。根据Islam(2015) 的观点，如果在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宗教和文化、环境和公共秩序安全等方面的财政支出能够弥补信贷市场的缺陷，改善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将会激发更大规模的创业活动。参考宋冬林、姜扬(2017)对财政支出的分类及《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统计数据，本文的财政支出包括：教育支出、科技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基础服务性支出(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等事务)、住房保障支出。

(1)教育支出与创业。Robinson&Sexton[13]很早就证实了教育对创业的积极影响。教育财政支出对增大人们受教育机会及提升社会人力资本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而人力资本提升有助于创业主体发现机会和开发业务。Unger等[14]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创业成功率之间存在较弱的正向关系(估计系数0.098)，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创业个体相比，人力资本水平较高个体的成功率可能高达10倍。Lin(2016)发现，人力资本可以解释企业家进入创业活动6.4%的可能性。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大批高学历、高素质人才在毕业后争先涌向体制内的公共部门，这是因为公共部门相对于私营部门具有明显优势，稳定的工作环境、高水平的福利带来强大的就业示范效应“挤出”了创业活动。但是，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个体对于就业还是创业具有选择优势与资本，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识别市场机会，而且一旦选择创业，创业成功率及创业质量都较高，这可能源于教育的滞后效应。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教育支出当期不利于提升创业活动质量；教育支出滞后一期对创业活动质量提升具有正向效果。

(2)科技支出与创业。财政科技支出在全社会科技创新投入中占据主要地位，从补偿研发风险、奖励研发创新成果等方面为创新主体树立信心、提供激励。财政科技支出是科技创新的有力助推器。Abhyankar[15]指出创新是创业的具体工具，加大科技投入、改善科研环境、提升科技创新激励力度，势必能够吸引更多人才、资源涌入，促进科研人员流动和创业。此外，科技投入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延长产业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科技进步的作用下不断形成新市场。目前，我国科技支出比重较低(2007-2016年始终徘徊在3.5%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模仿创新能力较强，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极大制约了创新创业发展后劲。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b：科技支出当期有利于提升创业活动质量；科技支出滞后一期对创业活动质量提升具有负向影响。

(3)社会保障支出与创业。社会保障水平与创业活动息息相关。Wagener[18]认为养老金制度会影响个人选择成为企业家或受雇员工。一些观点认为福利性的社会保障支出会成为创业障碍。如Steiberger(2005)发现，社会福利制度规模与创业活动负相关。Koellinger & Minniti[19]发现，过高的政府失业救济金支出挤出了新兴创业活动。不可否认，政府的福利性保障支出会增大从事创业活动的机会成本，因此潜在的创业企业家可能会选择享受福利待遇，而不是高风险创业活动。从另一个角度，较高的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支出能够有效冲抵创业失败的风险成本，消除创业者后顾之忧，从而有利于创业活动。鉴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并不高，尤其是涉及创业的保障体系尚不健全，适当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创业机会成本。长期来看，随着社会保障力度不断加大，医疗、养老、生育等各种福利不断健全，创业会成为人们价值追求的选择。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将是影响创业活动质量的积极因素。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c：社会保障支出当期越高，创业机会成本越大，进而抑制创业活动质量；社会保障支出滞后一期对创业活动质量提升具有正向积极效果。

(4)基础服务性支出与创业。交通等基础设施类支出有利于改善运输通信条件，降低创新创业资源流通成本，增强创业者之间联系。Audretsch & Heger & Veith(2014)表示，促进人际联系的某些基础设施更有利于创业活动。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性支出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为创业提供宽松的市场氛围，降低交易成本。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d：基础设施、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性支出当期及滞后期越大，越有利于创业环境改善，进而有利于提升创业活动质量。

(5)住房保障支出与创业。在当前的高房价背景下研究住房保障支出对促进创业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住房保障支出可以缓解年轻人住房压力。Gartner等(2012)发现，新兴企业的大部分融资(57%)来自创业者个人，如果能获得外部融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将更有利于初创企业成功。在外部融资受限的情况下，创业者自有财富将是实施创业的关键物质基础。Li & Wu(2014)发现，在中国城市家庭财产中，房子的资产比例占90%。伴随房价上涨，家庭财富增加有利于降低资金约束、实施更有质量的创业活动。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e：当期及滞后期住房保障支出越大，越有利于降低资金约束，进而有利于提升创业活动质量。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本文认为创业活动是一个动态过程，不仅受当前各种因素影响，而且取决于自身状况。因此，本文通过构建3个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对创业活动的影响。

StartupNit=α+λStartupNi,t-1+βFiscalit+δPatentit+γXit+ui+ηi+εit

StartupQit=α+λStartupQi,t-1+βFiscalit+δPatentit+γXit+ui+ηi+εit

StartupQit=α+λStartupQi,t-1+β1Eduit+β2Techit+β3Secit+β4Servit+β5Housit

+δPatentit+γXit+ui+ηi+εit

其中，i表示第i省份，t表示第t年，StartupNit表示创业活动数量，用来衡量创业者的创业活动状况；StartupQit表示创业活动质量，StartupNi,t-1、StartupQi,t-1分别表示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解释变量Fiscalit、Patentit表示财政支出总规模、专利申请授权量；被解释变量Eduit、Techit、Secit、Servit、Housit分别代表财政教育支出、科技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基础服务性支出、住房保障支出；Xit表示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金融发展(Fin)、产业结构(Struc)、地区开放程度(Open)、基础设施水平(Infra)、市场化水平(Mar)；ui代表个体效应，ηi代表时间效应，εit代表随机干扰项。

本文建立的模型(1)、(2)、(3)中均含有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可能与随机干扰项相关，导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而静态面板数据OLS估计、固定效应的LSDV估计、随机效应的GLS估计都可能产生有偏差且不一致的参数估计量。基于本文大N小T的短面板数据特征，借鉴Arellano&Bond(1991)和Blundell&Bond(1998)的方法，使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进行模型参数估计。广义矩估计方法包括差分GMM、系统GMM，本文使用更有效率的系统GMM方法。另外，虽然静态面板OLS估计与固定效应(FE)估计都是有偏差的，但是二者决定了动态面板数据中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真实估计系数的上下限范围。因此，本文还采用面板混合OLS估计和固定效应(FE)估计，以此对比验证模型估计系数的有效区间。

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2.2.1 被解释变量指标说明

广义的创业活动概念包括实现生产要素新组合的创新型创业(Schumpeter，1934)以及由于失业等原因被迫进行的生存型创业，创业结果主要为成立私营企业和成为个体工商户。大多数文献以总人口中私营企业数及个体工商户数衡量创业活动数量(StartupN)与地区创业水平。本文在研究财政支出总规模与创业活动数量关系时也采用该指标，但是创业活动水平的衡量不应只涵盖创业活动数量，更应该关注创业活动质量。Dorovic &McNaughton(2007)以及朱晓红、刘振等[16]的研究中均关注了创新型创业，指出高质量的创新型创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支出对地区创业活动质量(StartupQ)的影响。由于个体户创业大多属于非自愿、被迫、无奈选择，所以数据中剔除个体户资料，最终选择私营工业企业销售产值(当年价格)占当年GDP比重与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年末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分别赋予0.5的权重求加权平均值，即为创业活动质量(StartupQ)。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Wind数据库。

2.2.2 核心解释变量指标说明

2007年我国财政收支分类科目进行了较大改革，统计数据口径不一致使得改革前后科目无法进行纵向比较，因此本文财政支出指标选取2007-2015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此外，基于数据可获得性，地区财政支出分项的影响采用2010-2015年数据。本文以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总额与GDP比值代表财政支出总规模(Fiscal)，用以衡量地区创业支持力度。由于本文关注财政支出的构成项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因此，根据上文解释，进一步选取教育支出(Edu)、科技支出(Tech)、社会保障支出(Sec)、基础服务性支出(Serv)及住房保障支出(Hous)作为解释变量，用各项具体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衡量支出结构对创业活动的影响。考虑到财政支出对创业影响的滞后性，对财政支出数据进行了相应处理。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Wind数据库。

《国务院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国发[2017]37号)指出，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创新和创业相连一体、共生共存(Wong&Autio(2005)、Praag&Versloot(2007)、蔡庆丰等(2017))，因此本文加入地区创新指标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多数文献研究中的创新指标选择为专利申请受理量和专利申请授权量，由于掌握专利发明的企业和携带专利技术的人员更具备创业的筹码，因此本文认为使用专利申请授权量(Patent)(专利包括国内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3种)更能准确衡量创新活动产出对创业的影响。考虑到专利指标无法充分体现市场经济价值的缺陷，本文以各省市技术市场成交额(Techmar)作为创新能力替代变量，以保证研究的稳健性。研究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Wind数据库。

2.2.3 控制变量说明

选取可能影响创业水平的地区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参考袁红林、蒋含明(2013)以及蔡庆丰等(2017)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金融发展(Fin)、产业结构(Struc)、地区开放程度(Open)、基础设施水平(Infra)、市场化水平(Mar)。其中，选择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这是因为不论是新创企业或是现有企业，企业家的培育都与区域经济繁荣有关(Covin&Slevin(1991)、Wiklund(1999 )、Conceicao &Heitor(2002))。参考多数文献方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取一阶滞后值。研究金融发展水平(Fin)的文献在指标选择上多采用Goldsmith R W(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价值/实物资产价值)。由于我国金融资产数据缺乏，因此采用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各地区GDP之比代替金融相关比率，本文将该指标简化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与GDP之比。产业结构(Struc)使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当年GDP的比重；地区开放程度(Open)用各省市当年进出口总额与地区当年GDP比值，进出口总额按当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年平均价换算为人民币；基础设施水平(Infra)以地区公路里程占土地调查面积的比值衡量；本文以樊纲等(2011)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市场化指数体现市场化水平(Mar)，数据缺失年份以上年指数加上前3年指数增加值的平均数计算得到。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Wind数据库。

所有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和表2。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Arellano&Bond(1991)的建议，采用一阶段估计结果进行变量系数显著性统计，采用两阶段估计结果给出的Sargan统计量进行模型筛选。由于模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因果关系会产生内生性问题，除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为内生解释变量外，本文将财政支出总规模与结构这一主要解释变量设定为内生解释变量，模型估计过程中最多使用被解释变量的两个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财政支出总规模与创业活动数量、财政支出总规模与创业活动质量、财政支出结构与创业活动质量关系的动态估计结果如表3-5所示。首先，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AR(1)的P值均小于0.05，AR(2)的P值均大于0.05，说明随机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因此接受随机干扰项εit无自相关的原假设，这是使用系统GMM的前提；其次，Sargan检验的P值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无法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最后，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L.StartupN、L.StartupQ的系统GMM估计系数值均位于OLS估计与FE估计值之间。总体来看，模型(1)、(2)、(3)设定合理，工具变量选择不存在过度识别，参数估计真实有效。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统计量；AR(1)、AR(2)分别为随机干扰项一阶自相关与二阶自相关检验的P值；Sargan检验为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的P值,下同

从回归结果可知，地区创业活动数量及创业活动质量显著受上年地区创业水平影响，滞后一期系数分别为1.193、1.010、0.873，说明地区创业水平具有自我回馈机制(齐玮娜、张耀辉，2015)。

财政支出规模对创业的影响表现如下：财政支出规模对当期的创业活动数量及创业活动质量均起负向作用，在滞后一期对创业活动数量及创业活动质量均起正向作用。在创业活动数量的影响中，短期负向效果远大于长期正向效果；在创业活动质量的影响中，长期正向效果远大于短期负向效果，假设H1、H2得到验证。财政支出规模对当期创业活动的作用效应表现为负向，这是因为财政支出需要财政收入的支持，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其性质及对创业主体的影响间接决定了财政支出的创业支持效果。依据前文理论分析，来源于高水平税负的财政支出会严重恶化创业进入。同时，更多的政府财政支出影响了市场调节与筛选功能的发挥，不利于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因此对创业活动质量产生阻碍作用。但是，滞后一期的财政支出规模存在正向影响效应，这与财政支出结构的滞后性有关，如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下的创业积极效应通常不会立竿见影，而是需要经过一定时期后才会凸显。

财政支出结构对创业的影响表现如下：教育支出当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创业活动质量有负向影响，滞后一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创业活动质量有正向影响，且正向影响大于负向影响，假设H2a得到验证。当期教育支出增大有利于增加受教育人数、提高教育质量，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就业观念及隐藏其后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导致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创业意愿较低，但长期来看，随着教育水平提升，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更善于发现创新项目、识别商机，从而有利于提高创业活动质量。科技支出当期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创业活动质量有正向影响，滞后一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创业活动质量有负向影响，且负向影响大于正向影响，假设H2b得到验证。这表明短期内的财政科技支出带来了科技进步、科技人员积极创业的激励效果。长期来看，科技支出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不利于创业活动质量提升，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原始技术创新远低于技术创新引进规模，由技术引进形成的路径依赖带来技术创新投入的浪费，导致创新型创业基础不牢，缺乏增长后劲。社会保障支出当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创业活动质量有负向影响，滞后一期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创业活动质量有正向影响，负向影响大于正向影响，假设H2c得到验证。这说明目前我国基本社会保障水平还较低，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导致人们趋向于福利待遇好的工作，自主创业机会成本增加。但是长期来看，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有利于消除创业者后顾之忧，激发追求自身价值实现的企业家精神。基础服务性支出对创业活动质量的影响与预期不符，假设H2d没有得到验证，即基础服务性支出滞后效应不显著，支出当期对创业活动质量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这是因为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性支出的增加更多服务于现存市场，使得营商环境更加便利，创业门槛降低，导致创业活动质量参差不齐。住房保障支出当期及滞后期对创业活动质量的影响均不显著，假设H2e没有得到验证。从各地区住房保障支出数据可以看出，住房保障支出比例与经济发达程度、创业发展水平并不匹配，如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等地住房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较小，而这些地区恰恰房价高，因此更需要财政支持。

此外，创新对创业的影响表现如下：创新对创业活动数量没有显著影响，对创业活动质量起正向促进作用，正如Abhyankar(2014)指出的“创新是创业的具体工具”，再次验证了创新与创业水平紧密相连的理论。因此，运用财政支出手段鼓励创新也是间接支持创业的手段。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07-2015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除西藏外)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地区财政支出和创业活动的关系。研究发现：①财政支出规模对当期创业活动数量及创业活动质量均起到负向作用，在滞后一期对创业活动数量及创业活动质量均起到正向作用；②教育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对当期的创业活动质量有负向影响，滞后一期对创业活动质量有正向影响。科技支出对当期的创业活动质量有正向影响，滞后一期对创业活动质量有负向影响。基础服务性支出对创业活动质量的影响与预期不符，基础服务性支出滞后效应不显著。住房保障支出当期及滞后期对创业活动质量的影响均不显著；③创新对创业活动数量没有显著影响，对创业活动质量起正向促进作用。

4.2 政策建议

研究表明，政府财政支出在构建创新创业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发挥基础性保障作用。在政府财政治理中，要在保持“底线思维”和“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试错机制”，既要重视培育“草根创业”和“民间创新”，又要创造机制集聚高端人才，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为塑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态环境奠定坚实基础。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税收增长型的财政支出规模扩大不利于创业活动开展。因此，要发挥财政支出对创业的滞后正向作用，应该合理调整财政支出增长来源，如在结构性减税政策背景下，为保证财政支出职能的发挥，减少或取消某些私人创业补贴，保证重点方向投入的持续性。

(2)以税制改革为契机，转变政府理财理念，深化“以人为本”的财税思想，由投资性财政转向民生型财政，继续增加财政教育和社保等民生支出，以民生型财政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优化营商环境，以“人气”聚集“财气”，从而为财政科技支出提供长久财力保障。

(3)在继续加大财政科技投入的同时，关注创新投入绩效，防止技术资金投入对创业的负面影响，避免资源浪费。高质量的创业活动一定要以创新为基础，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往往具有创新和创业双重属性，应当是财政科技政策扶持的重点对象。

4.3 不足与展望

本文突出有利于创新的支出科目，为政府制定创新创业政策、提供良好的创业公共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中国式分权下的财政支出是地方政府博弈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在创新驱动战略背景下，地区间激励创业行为的财政支出策略互动成为必然。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地方政府在创业支出方面的策略互动行为；二是受制于数据限制，本文仅探讨政府总体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并未涉及地方政府专门针对创业活动的财政支出类型，而这最能精准体现财政支出的创业激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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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差异性对创业活动的激励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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