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Technologic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r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s? a Perspective of the Growth Potential of Acquirer

Yang Qing1，2, Zhou Shaoni1

(1.SEM of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China;2.SEM of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chooses th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vents of listed companies affiliated to high-tech industries in A-share market of China from 2009—2017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order to examine whether Technology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can br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s to acquisition companie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rowth potential level of acquisition compan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merger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s, and further distinguish different types of technology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from two dimensions to test the differen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The paper found that technology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can significantly bring about the output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higher the growth potential level of acquisition companies,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of technology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The paper also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echnology entry M&A, technology consolidation M&A can bring more significa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s to acquisition companies, whil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omestic technology M&A and cross-border technology M&A.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s;Growth Potential

收稿日期：2019-07-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GL074)；教育部规划项目(16YJA630079)

作者简介：杨青(1980-)，女，江西南昌人，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并购与企业创新、公司治理与企业财务行为；周绍妮(1972-)，女，山东烟台人，博士，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企业并购、财务理论。

DOI：10.6049/kjjbydc.Q20190846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9)24-0100-09

0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及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企业拥有的技术与知识资产成为其参与国内外竞争最关键的资源，技术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力提升的源动力。然而，企业以自身研发活动提升竞争力的方式不能快速且完全满足其发展需求，会更倾向于从外部快速获取知识与技术。Chesbrough[1]指出，技术并购是开放式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技术并购作为一种外部技术创新方式，近年来受到企业密切关注。在最近兼并重组的热潮中，上市公司在并购目标选择方面十分注重基于增强技术创新能力的并购，以弥补技术缺陷，进而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科研开发能力。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2017年企业并购报告《技术并购引领全球潮流》显示，2016年以技术并购为目的的交易额达到7 000亿美元，占全球并购总额的近30%。BCG调查还显示，过去3年技术并购交易数量翻了一番。从中国海外并购看，2016年中国掀起了海外收购热潮，交易值接近2 000亿美元，比2015年公布的交易值增加了一倍多。此外，中国在海外技术并购中也占有一席之地：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目标近20%是技术公司。可见，近年来全球技术并购(以技术为目的的并购)有明显上升趋势，且主要集中于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技术并购发展十分迅猛。那么我国技术并购究竟有没有给收购公司带来实实在在的技术创新效应和持续技术创新能力？具备什么特征的公司进行技术并购更有利于促进其正向技术创新效应?不同类型的技术并购所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是否存在差异?这是值得我国学者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

就现有研究文献看，我国技术并购研究起步较晚。我国学者刘开勇[2]较早地系统研究技术并购，在其著作中对技术并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定义与研究。其后若干年，国内技术并购相关研究成果甚少,且主要集中在技术并购财务绩效方面[3-4],直至国家“十二五”规划出台(2011年后)，才真正出现技术并购与技术创新绩效研究文献[5-10]。国外学者Williamson早在1975年就提出技术并购概念，随后其它国外学者围绕技术并购开展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一方面，形成了诸多技术并购概念界定[11-13]；另一方面，对技术并购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也较为深入[14-19]。

目前，虽然我国技术并购与技术创新绩效方面的理论研究持续升温，但相比并购实践发展及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并购理论研究仍存在较大差距，还处在技术并购理论研究初级阶段。国内文献对技术创新绩效大多从创新产出角度加以界定,如采用专利申请数量、专利拥有数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等R&D产出指标,但具体代理变量也不完全相同。如温成玉、刘志新(2011)以发明专利数作为R&D产出指标衡量技术并购创新绩效；胡雪峰、吴晓明(2015)则从R&D产出和强度两个方面衡量创新绩效；李宇等(2016)以企业并购后专利产出增加值，即以当年专利产出数与前4年内发生的首次技术并购前一年的专利产出之差衡量创新绩效；屈晶(2019)以并购发生当年、并购后一年与并购后两年获得专利总数的对数作为创新绩效代理变量等。可见，现有文献未从创新产出和创新促进两个维度对技术创新绩效进行全面衡量，大多从技术知识基础和企业吸收能力视角研究技术并购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从收购公司成长潜力视角研究技术并购与技术创新效应的文献鲜见，且未对技术并购类型进行维度划分以检验其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差异。

鉴于此，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如何界定和衡量技术创新效应；技术并购能否给收购公司带来技术创新效应；收购公司成长潜力水平能否对技术并购与技术创新效应的关系产生显著调节作用；不同类型技术并购(技术进入型和技术巩固型、国内技术并购和跨境技术并购)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贡献在于：①不同于以往研究文献，本文将技术创新效应区分为两个维度：技术创新产出效应和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从而更加全面地检验技术并购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②基于收购公司成长潜力视角，研究其对技术并购与技术创新效应关系的调节作用，拓展现有研究内涵；③将技术并购进一步从两个维度进行区分：技术巩固型并购和技术进入型并购、国内技术并购与跨境技术并购，以检验不同类型技术并购对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差异，丰富技术并购与技术创新绩效相关研究。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我国早期技术并购绩效研究文献大多从财务绩效视角看待技术并购绩效，如胥朝阳和王宛秋(2009)选取净资产收益率衡量技术并购绩效；胥朝阳和李倩(2011)选取主营业务利润率衡量技术并购绩效；孙忠娟、谢伟(2012)以净利润和经营收入的相对规模衡量技术并购绩效；何健生、陈海声(2013)采用TOBIN Q衡量技术并购绩效。但上述衡量方法不够直接，基于财务绩效视角的技术并购绩效衡量方法链条过长，且企业财务绩效影响因素较多、较复杂，难以判定企业财务绩效就是技术并购的直接影响结果。基于此，国内部分文献转而采用技术创新绩效衡量技术并购绩效，且大多从创新产出角度对技术创新绩效进行界定,如采用专利申请数量、专利拥有数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等R&D产出指标。现有研究表明，技术并购对收购公司的技术创新绩效会产生显著积极影响，主要从技术知识基础、企业吸收能力、并购规模效应与技术协同效应、技术相关性和技术差距等4个角度展开。

从技术知识基础角度看，Ahuja&Katila (2001)研究72家化学企业在11 年内的并购行为发现，并购双方的技术知识基础对并购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其中，并购方技术知识的绝对规模与企业并购后的创新绩效关系为显著正相关；Puranam等(2003)研究技术型创业企业设立公司的收购即技术嫁接收购发现，技术并购对于企业持续创新能力提升具有积极作用；Sevilir&Tian( 2012)研究发现，并购对公司未来专利产出水平、单个专利引用次数及企业后续创新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发现，相对于主并公司，目标公司的技术知识存量越多，越能提升并购后的创新绩效；温成玉(2011)、刘洪江(2015)、张峥和聂思(2016)从并购技术知识绝对规模角度研究发现，技术并购对并购公司的创新绩效影响为正，并认为通过技术并购主并方可以获取目标公司的专利权，进而提升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

从企业吸收能力角度看，Prabhu等(2005)、Desyllasa & Hughesb(2010)发现，企业吸收能力对并购的创新效应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于成永和施建军[20]研究认为，在企业进行内部研发的同时，由于其吸收能力很强，越倾向于技术并购，就越有利于提升创新产出；Phillips & Zhdanov( 2013)研究认为，企业通过并购吸收技术创新成果，可以增强自身科技储备力量，从而有效提升创新绩效；胡雪峰、吴晓明(2015)研究发现，企业技术寻求型并购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显著正向关系，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对企业并购的创新效应有正向调节作用；刘辉等[21]研究发现，收购公司知识吸收能力越强，并购的创新效应越显著。

从并购产生的规模效应和技术协同效应角度看，Cassiman等(2005)认为，并购后的资源整合也会带来技术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陈通和王辉[22]研究认为，企业并购协同效应形成依赖于并购获取的外部知识资本。

从技术相关性和技术差距角度看，Makri等( 2010)研究认为，当并购双方技术相似度较低而技术互补性较强时，并购会带来创新质量提高；李宇等(2016)从并购双方技术差距角度发现，技术并购对主并企业并购后的创新绩效起正向促进作用；屈晶(2019)从战略匹配与技术差距角度研究企业技术并购与创新绩效的内在关系，发现无论是互补性技术并购还是替代性技术并购均能对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技术差距正向调节替代性技术并购与创新绩效的关系。

还有研究从其它角度，如目标公司选择、战略匹配、并购公司主体特征、并购议价水平等检验技术并购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结论也都支持技术并购对收购公司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观点。Higgins & Rodriguez[23]研究发现，选择具有战略联盟关系的公司作为目标公司可以提升并购创新绩效；许岱璇、陈德智(2016)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发现，技术战略对研发投入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并能够通过研发投入间接影响创新绩效；王宛秋、马红君(2016)从并购成熟度、财务资源和公司治理角度检验并购主体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主并企业并购成熟度和财务资源对并购后的创新绩效有显著促进效应；任曙明等[24]从并购可能性和议价能力两个维度探讨并购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发现并购可能性越大、并购议价能力的行业平均水平越高，企业研发水平越高。

基于以上研究文献，本文认为，技术并购能够给收购公司带来显著技术创新效应。一方面，技术并购能够使收购公司快速获取目标公司新产品或新技术，夯实自身技术知识基础，表现为直接技术创新产出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并购吸收最新技术创新成果，进一步增加自身研发投入，推动收购公司创新能力提升，表现为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考虑到技术并购当年收购公司技术创新产出效应显著增强可能会弱化该公司当年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即收购公司当期技术创新产出效应有可能替代当期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从而导致技术并购不一定能够显著带来当期技术创新促进效应。由于技术创新效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故技术并购不仅会影响当期技术并购创新效应，也会显著影响滞后一期技术并购创新效应。因此，根据以上理论和逻辑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技术并购会显著带来当期与滞后期技术创新产出效应；

H1b：技术并购会显著带来滞后期技术创新促进效应。

分析上述文献可以得出，企业吸收能力显著影响收购公司技术并购的创新效应。企业成长潜力(成长性)和企业吸收能力存在密切关联。Ahuja & Katila (2001)研究认为，并购企业成长性与其吸收并购技术成果的能力存在显著关系，成长性越好的企业，其吸收能力越强；孙忠娟和谢伟(2011)认为，在企业并购及并购资源整合过程中，成长性好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吸收能力，能更容易地转化和重新利用被收购企业的技术等资源；胡雪峰、吴晓明(2015)认为，成长性较好的企业能够在并购时识别出与自身创新战略目标相匹配的并购对象，且在并购后能够有效吸收并购对象的知识与技术，从而提升其并购后的创新效应。

也有文献研究表明，企业创新效率和创新能力会影响收购公司的并购决策，从而影响其技术创新效应。Entez-arkheir&Moshiri[25]研究发现，企业创新能力可以显著提高技术并购参与概率；韩宝山(2017)认为，创新效率较高的企业会并购创新效率较低的企业，以提升创新资源利用效率，从而获得更多创新产出；Bena & Li[26]以美国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发现主并公司的创新能力越强，其创新效率越高，其拥有的专利产出就越多。

基于以上研究文献，本文认为，成长潜力较大的公司大多处于黄金生命周期阶段，之所以被市场和投资者看好，是因为其知识吸收能力、创新效率和创新能力均明显高于其它企业。具备高成长潜力的收购公司，由于自身拥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较高的创新效率及技术并购对象甄别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从而使技术并购后的技术创新产出效应和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显著增强。因此，根据以上理论和逻辑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收购公司成长潜力水平越高，技术并购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越显著。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9—2017年中国A股高科技产业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借鉴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和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及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再比照中国证监会2012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行业划分，具体选择I、C25、C26、C27、C35、C36、C37、C38、C39、C40 、N77、M等4个大类12个小类作为全部样本。剔除ST公司和其它数据资料不全的公司，最终获取当期观测并购总样本1 370个，其中技术并购样本589个。从样本分布看，技术并购主要集中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C39、C38、C35)、生物医药产业(C27)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I)领域，见表1。

并购样本数据来自CSMAR“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研究数据库”。技术并购数据主要根据CSMAR数据库的交易概述并结合公司并购公告、收购公司年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综合判断得到；专利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补充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技术并购公司其它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2.2 模型设置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以下基本模型：

IEi,t+n=α0+α1 TMA+α2GP+α3TMA×GP+α4Size+α5LEV+α6State+α7Firshare+α8 Toptenshare+α9RDt+n-1+∑Year+εit

(1)

其中，IEi,t+n中n等于0和1代表当期、滞后一期的技术创新效应。根据研究假设，预期模型中TMA的系数α1应显著为正，模型中交互项的回归系数α3应显著为负。

2.3 变量定义

2.3.1 被解释变量

本文中的技术创新效应是指技术并购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果，不同于早期技术并购的财务绩效，其反映的是技术并购的间接影响效果，由于传导路径和影响因素较多，可能会影响结论的可靠性，本文注重研究技术并购的直接经济效果，属于技术创新绩效范畴。本文借鉴胡雪峰、吴晓明(2015)对技术并购创新绩效的两维度衡量思维，将技术创新效应(IE)划分为技术创新产出效应(IOE)和技术创新促进效应(IPE)两个维度。之所以划分为上述两个维度，是因为收购公司技术并购的目的不仅仅是在并购当年获取直接创新产出，更希望通过技术并购这种外部获取技术方式，促进并购后公司自主研发能力提升，以获取长期、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前者表现为直接技术创新产出效应，后者则表现为间接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技术创新产出效应(IOE)主要反映技术并购为技术并购公司带来的直接创新产出经济效应，借鉴He & Tian[27]、杨鸣京等[28]的做法，采用技术并购后收购公司的专利申请数衡量；技术创新促进效应(IPE)主要反映技术并购后对收购公司自主研发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借鉴韩忠雪等(2014)、李昊洋和程小可[29]的做法，采用技术并购后研发投入强度衡量。考虑到技术并购的创新效应可能存在一定滞后性，本文采用当期和滞后一期的专利申请数与研发投入强度衡量。

2.3.2 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Ahuja & Katila (2001)、温成玉(2011)的做法，用以下两个标准判断某一并购事件是否属于技术并购：①从收购公司的并购公告搜索该公司并购动机，只要并购目的中涵盖获取技术、专利、新产品、技术人才等知识资产就认定为该并购事件为技术并购；②所并购的目标公司在前5年内拥有专利技术则可认定该并购事件为技术并购。上述判断标准达到任何一个即可认定为技术并购。若发生技术并购，则TMA=1，否则为0。为区分不同类型技术并购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差异，本文将技术并购进一步划分为技术巩固型和技术进入型(TMAtype)、国内技术并购与跨境技术并购(TMAarea)。

2.3.3 调节变量

收购公司成长潜力水平GP，采用帐市比，即帐面价值/市场价值衡量。GP越低，说明收购公司成长潜力水平越高。

2.3.4 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本文选择公司规模Size、公司杠杆水平Lev、股权性质Stat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hare、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Toptenshare、收购公司并购前一年或当年研发投入强度RDt+n-1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详见表2。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3为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3可见，IOE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9.07，IPE最小值是0.1，最大值是51.13，说明样本公司的技术创新效应存在较大差异。TMA的均值为0.438，说明技术样本占全部并购样本的比例只有4成。从TMAtype和TMAarea的均值看，技术并购多为技术巩固型国内技术并购。从GP最小值、最大值和均值看，收购公司的成长潜力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且大部分收购公司的成长潜力水平较高。

3.2 回归结果及分析

3.2.1 技术并购与技术创新效应

技术并购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4中回归(1)、(2)结果显示，技术并购显著带来当期和滞后一期的技术创新产出效应IOEt 与IOEt+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H1a。回归(3)中，技术并购带来当期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IPEt但不显著，说明当期技术创新产出效应替代了当期技术促进效应。在回归(4)中，技术并购显著带来滞后一期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IPEt+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H1b。

3.2.2 收购公司成长潜力水平对技术并购与技术创新效应关系的调节作用

收购公司成长潜力水平对技术并购与技术创新效应关系的调节作用见表5。表5中回归(1)、(2)、(3)结果显示，收购公司成长潜力水平与技术并购的交互项系数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因为GP的值越大，代表收购公司的成长潜力水平越低。因此，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收购公司成长潜力水平越高，其技术并购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就越显著。可见，收购公司成长潜力水平对技术并购与技术创新效应的关系起显著调节作用。回归(1)、(2)显示，收购公司成长潜力水平对技术并购与当期和滞后一期的技术创新产出效应关系起显著调节作用，对当期技术创新产出效应IOEt的调节作用在5%的水平上显著，对滞后一期技术创新产出效应IOEt+1的调节作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回归(3)显示，收购公司成长潜力水平对技术并购与滞后一期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关系起显著调节作用，对滞后一期技术创新促进效应IPEt+1的调节作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5回归结果表明，收购公司成长潜力水平越高，技术并购带来的技术创新产出效应和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就越显著，支持H2。

3.3 进一步检验：基于两维度的技术并购类型回归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不同类型技术并购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差异，本文对技术并购从两个维度加以区分：一是技术巩固型并购VS技术进入型并购(TMAtype)，如果技术并购是技术进入型，则TMAtype=1,否则为0；二是国内技术并购VS跨境技术并购(TMAarea)，如果技术并购是国内技术并购，则TMAarea=1，否则为0。

不同类型技术并购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差异回归结果见表6和表7。表6中回归(1)、(2)、(3)结果显示：相对技术进入型并购，技术巩固型并购更能给收购公司带来显著技术创新效应，无论是当期或滞后一期的技术创新产出效应，还是滞后一期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表7中回归(1)、(2)、(3)结果显示：国内技术并购与跨境技术并购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只发现在滞后一期的技术创新产出效应中，相比跨境技术并购，国内技术并购所带来的技术产出效应更显著。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下同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提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以创新效率IE指标作为技术创新效应的另一个替代变量作稳健性检验。创新效率IE采用专利申请数+1的对数/研发投入的对数进行衡量。为了与前文研究一致，稳健性检验也采用当期创新效率(当期专利申请数/上期研发投入)和滞后一期的创新效率(滞后一期专利申请数/当期研发投入)分别进行回归，稳健回归结果见表8。由回归结果发现，技术并购能够显著提升当期与滞后一期的创新效率IEt 和IEt+1，且收购公司成长潜力水平对技术并购与当期和滞后一期的技术创新效率关系起显著调节作用，与前文H1和H2的结论一致，说明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稳健性。

4 结语

4.1 结论

在国家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技术并购作为一种重要外部技术创新方式发展迅猛，且主要集中于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为了更好地提升高科技产业核心竞争力并促进其长足发展，研究高科技公司技术并购带来的创新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

技术并购能够给收购公司带来技术创新效应吗？什么类型的公司进行技术并购更有利于促进正向技术创新效应发挥？不同类型的技术并购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是否存在差异?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选择2009-2017年我国A股高科技产业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收购公司成长潜力视角，系统考察我国高科技产业上市公司技术并购能否给收购公司带来技术创新效应，以及收购公司成长潜力水平对技术并购与技术创新效应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从两维度(技术进入型和技术巩固型、国内技术并购和跨境技术并购)区分不同类型技术并购，以检验其技术创新效应差异。结果发现：①技术并购能够显著带来技术创新产出效应和技术创新促进效应；②收购公司成长潜力水平越高，技术并购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越显著；③相对技术进入型并购，技术巩固型并购更能给收购公司带来显著的技术创新效应，而国内技术并购与跨境技术并购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4.2 启示

(1)高科技产业上市公司需要合理权衡采用自主技术创新或外部技术创新方式。对于部分内部研发周期长的项目，可以选择技术并购的外部技术创新方式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Grastand等(1992)指出，技术并购作为技术获取手段仅次于内部 R&D，是重要的外部技术创新方式；温成玉(2011)认为，技术并购作为一种外部技术创新方式，更易于跨越技术轨道获取目标企业不同技术层面的技术。因此，对于高科技产业公司而言，技术并购是一种十分重要、可行的外部技术创新方式，不仅能够让收购公司快速获取新技术、新产品等创新资源，还能促进收购公司自身创新能力提升。因此，高科技上市公司应审时度势，抓住一切外来机会提升创新能力，对于公司产品研发项目，合理权衡内部自主技术创新与外部技术创新，适时作出技术并购决策，不断提升自身创新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公司长远发展和进步。

(2)高成长潜力的收购公司更应该选择技术并购的外部技术创新方式。本研究发现，收购公司成长潜力水平越高，技术并购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就越显著，说明高成长潜力的公司一般都具备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和较高的创新效率。高成长潜力的收购公司一旦作出技术并购决策以获取目标公司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由于自身较强的吸收能力和较高的创新效率，能够迅速付诸行动并快速学习和吸收所获取的核心技术，并在较短时间内将外部技术转化成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从而在技术并购后不断实现新技术突破。因此，本文认为，具备高成长潜力的收购公司应采用技术并购这一外部技术创新方式，通过技术并购快速获取新技术和新产品，并充分利用自身高效的创新资源和团队加速后续新技术、新产品自主研发与创新，从而使自身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获得螺旋式提升。

(3)高科技产业上市公司应该选择技术巩固型并购。相对技术进入型并购，技术巩固型并购由于与目标公司技术战略匹配，技术差距较小，技术关联度较高，故其收购目标公司后的技术创新风险较低，能够更好地实现收购公司与目标公司的技术协同，因而能够给收购公司带来显著技术创新效应。因此，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说，在技术并购之前应慎重选择技术并购目标，这是决定技术并购能否带来显著技术创新效应的关键。收购公司应尽量选择与自身处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关系紧密的企业作为技术并购对象，并认真调研各拟并购对象，分析判断其与自身技术战略是否匹配，技术关联度如何，能否为自身现有技术提供有效补充，从而更好地实现技术协同，最终为自身带来正向持续的技术创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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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