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Import and Innovative R&D between China and Major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Jiang Chao， Lan Yisheng

(School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4,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oretical derivation and empirical test,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level of countries′ R&D in the region is asymmetric,and countries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level of R&D.The trade policy of expanding imports is a positive incentive for national R&D,however,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a reliable guarantee mechanism.Both imported intermediate and final products are to the importing countries in the field of R&D,but imported final products can narrow the gap of R&D intensity between two countrie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R&D.Import can have an impact on R&D in the mechanism of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adjustment,technology spillover,and quality improvement.Among them,technology spillover is the main way.

Key Words:the Belt and Road; Import Trade;Innovation R&D;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al Adjustment Effect;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Quality Improvement Effect

收稿日期：2019-05-14

基金项目：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CXJJ-2018-345)

作者简介：姜超(1995-)，女，黑龙江铁力人，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兰宜生(1957-)，男，山西太原人，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DOI：10.6049/kjjbydc.Q20190817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9)24-0027-10

0 引言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整体贸易增长速度，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特征。“一带一路”沿线共有126个国家和地区，分属6大区域，包括非洲及拉美地区、东欧地区、南亚地区、西亚地区、中亚地区、亚洲大洋洲地区。随着传统型贸易模式向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模式转变，参与国际生产、分工、贸易的国家充分挖掘本国在不同产品、不同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提供差异化产品。产品的差异化特征主要体现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前者对应不同的质量水平，并以此划分出不同层次；后者在相同质量水平上对应不同技术水平、要素密集度(劳动密集型、自然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在较低的生产分工层次上，投入要素具有通用性，生产中投入何种要素主要考虑价格因素；在较高的生产分工层次上，投入要素具有明显的专用性和异质性，专业化技术和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1]。

根据已有文献研究成果，本文试图验证进口贸易对创新研发产生影响的3条中间机制，并提出假设：进口贸易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质量提升效应对创新研发产生影响。①国内企业可以吸收进口产品的技术溢出，弥补生产技术空白点，为生产蓝图、创意转化到生产环节提供正向激励和技术支持，进而提高创新研发水平;②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之间不完全替代，进口产品可以补充国内对不同要素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促使国家由劳动密集型、自然资源密集型逐渐转变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2];③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在价格、获取便利程度相近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进口中间品满足国内生产环节对高质量投入品的需求，通过进口最终品满足国内流通环节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3]。

贸易伙伴国之间存在创新研发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创新研发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前者可视为创新领导国，后者可视为创新追随国。进口贸易可以促使两国之间创新研发强度差距缩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国创新研发强度上升以另一国下降为代价，而是区域内国家创新研发水平整体上升，推进“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建设。

1 文献综述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存在较强的合作意愿，但区域内国家在经济实力、科技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情况下，国家与平均属性相近的伙伴国开展贸易往来时，贸易产品促使国家创新研发水平上升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创新共同体建设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了一个开放、普惠、包容、均衡的新型合作框架，促使区域内部共享基础设施，但仍依靠政府主导，具有较强的行政化特征[4]。为充实“一带一路”建设内容，国家之间通过贸易将区域内优质资源转移到重要领域、核心环节，进一步放大要素、技术在研发与生产环节的价值，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5]。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分工模式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依靠自身创新研发体系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转移非核心技术环节，并不断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优质、刚需技术。

进口贸易与创新研发文献中，存在进口促进创新、创新促进进口两种观点。一方面，进口促进创新研发的观点可以理解成“进口中学”，即国家通过进口产品，吸收技术溢出、增加国内产品种类、提高国内产品质量，进而促进国内创新研发领域发展。知识创新具有非竞争性，创新领导国在产品设计、生产流程、生产工艺等方面的创新成果被追随国模仿，当创新领导国和创新追随国之间不存在直接技术转让等途径时，追随国可以通过进口领导国的中间产品实现模仿创新[6]。另一方面，创新研发促进进口的观点可以理解成“自选择”，即国家创新研发达到一定水平，而且贸易已经发展到成长、成熟期，进口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其负面影响不大于正面影响，而且仅依靠国内资源条件，创新研发领域发展有可能出现瓶颈，国家会选择扩大进口，融合国际市场创新要素，提高创新研发水平。

相关文献将贸易产品分解为原有贸易产品数量的增加和新产品种类的增加，即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7]。Hummels & Klenow[8]发现贸易增长中扩展边际的贡献较大，尤其是发达国家；Felbermayr & Kohler[9]认为贸易增长主要由集约边际带来，扩展边际的贡献较小。在生产环节，国家需要投入资本、劳动、知识等生产要素；在研发环节，国家需要投入大量创新要素，跨越技术门槛。根据二元边际理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补充了国内生产的产品数量、种类，尤其是稀缺产品，进而对进口国创新研发产生影响。此外，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相当于提高了国家技术转移，促进国家对技术的吸收和模仿[10]。中间品贸易可以促使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专利制度等方式保护自主研发与创新成果，但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投入品有可能形成进口依赖，从而抑制企业创新[11]。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开展进口贸易是充实项目建设内容的有效方式，进口贸易可以通过扩充国内投入品数量、增加投入品种类、技术溢出、质量提升、要素投入结构调整等方式影响进口国创新研发水平[12]。

2 理论模型

开展贸易往来的国家之间存在创新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创新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前者记为创新领导国，后者记为创新追随国。随着创新领导国和创新追随国中创新研发强度差距逐渐缩小，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创新研发水平上升。本文选取的“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为经济体量、创新研发水平相近的国家。借鉴Acemoglu等[13]的基本方法，论证创新领导国和创新追随国之间缩小创新研发差距的具体路径。

构建一个经济模型：①包含内生技术变化的标准经济模型，该模型中J个国家之间开展贸易；②国家内部，创新个体受到激励开展创新活动，但该过程也存在道德风险。考虑世界范围内存在J个国家构成的共同体，j=1,2,3…16。国家j在t年总的生产函数为：

(1)

其中，Lj为劳动投入，Nj(t)为j国t年可以获得的中间品数量，也可以视作j国在t年的技术认知水平所能达到的最大产量水平。假定国家之间的技术扩散是缓慢、内生的，xj(v,t)是j国在t年使用的中间品总量，利润最大化的价格水平为pj(v,t)。当垄断厂商以边际成本ψ生产中间投入品，不存在一般性损失时，将其标准化得到ψ=1-β。假定每生产一单位中间投入品，创新个体付出的努力为ej,i(t)∈{0,1}。当投入努力为ej,i(t)=1时，单位时间成本为γ>0；当投入努力为ej,i(t)=0时，没有时间成本。与此同时，研发活动存在成功或者失败的可能性，当ej,i(t)=1时，成功概率为q1，失败概率为1-q1；当ej,i(t)=0时，成功概率为q0，失败概率为1-q0，且q0<q1。创新个体i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Cj,i(t),ej,i(t))=

(2)

其中，θ≥0代表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假定Lj=1，失败的创新个体没有任何新的观点和构想，成功的创新个体可以生产ηN(t)φNj(t)1-φ单位中间投入品，N(t)代表世界技术前沿水平，且η>0,φ>0，φ>0代表整体向前沿靠近的程度。给定创新成功概率，创新个体选择投入努力的函数为：国家技术前沿水平表示为：

(3)

N(t)=G(N1(t),N2(t)…NJ(t))

(4)

其中,G函数是线性齐次的，参考两种形式：

G(N1(t)…NJ(t))=max{N1(t)…NJ(t)}

(5)

(6)

其中，σ<0，指示性指标Jσ/(σ-1)确保函数具有凸性。随着σ→0，式(6)趋近于式(5)。创新个体付出努力的程度可以决定国家获取的收益以及创新成功的相对回报。分别代表创新成功、创新失败的收益水平，创新个体收入水平为：创新成功和创新失败的收益比例为：该公式可用于描述两种贸易政策：①扩大开放的进口贸易政策，进口品对国内研发具有示范效应和补充效应，这对国内创新个体具有正向激励，最终使得创新成功的收益更多，即r(t)>1；②国家采取中性进口贸易政策，即维持或者缩减进口，减少进口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国内企业很难吸收来自国际市场的技术、质量等信息，国家通过限制进口的方式保护国内部分行业发展，而这部分行业已经处于成长、成熟期，这对创新个体产生负向激励，使得创新成功和失败的收益相近，即r(t)=1。政策制定者试图实现效用水平最大化，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7)

其中，ρ为折现率，国家j中创新个体i在t年的效用为考虑Epstein-Zin偏好，将社会总福利水平定义为：

(8)

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一般表达式为：

(9)

其中，θ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λ代表社会计划者对组间不平等的厌恶程度，λ≠1。定义开放进口贸易政策和中性进口贸易政策的回报结构：使得t时刻的努力程度为e=1。这要求t时刻具备激励兼容性约束，换言之，付出努力(e=1)相对于不付出努力(e=0)的效用值较大，则存在：

(10)

其中，Rs(t)代表创新成功的收益、Ru(t)代表创新失败的收益，q1是投入高强度努力获取成功的概率，q0是投入低强度努力获取成功的概率，高强度投入努力时闲暇的总量为(1-γ)。当e=1时，q=q1，那么消费者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E[U(Cj,i(t),ej,i(t))]=

(11)

假定创新成功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消费量为：

Cj,i(t)1-θ=q1Rs(t)1-θ+(1-q1)Ru(t)1-θ

(12)

消费者期望效用函数变形为：

(13)

当e=0时，q=q0，期望效用函数表示为：

E[U(Cj,i(t),ej,i(t))]=

(14)

同样，创新失败的收入用于消费，消费量表示为：

Cj,i(t)1-θ=[q0Rs(t)1-θ+(1-q0)Ru(t)1-θ]

(15)

期望效用函数变形为：

E[U0(Cj,i(t),0)]=

(16)

创新个体成功时的效用为U1，失败时的效用为U2，对比U1和U2得到：

U1(Cj,i(t),1)=

(17)

U2(Cj,i(t),0)=

(18)

U1>U2

(19)

对于投入高强度努力的创新个体来说，在闲暇和创新失败之间，选择享受闲暇的效用水平较高。

(20)

创新个体在面临创新成功和失败的过程中，可以选择高强度投入努力和低强度投入努力，相比之下，高强度投入努力的效用水平更高：

(21)

将式(21)与r(t)≡Rs(t)/Ru(t)联立，得到：

(22)

其中，创新成功与失败的收益之比与投入努力的强度有关，如果需要创新个体投入高强度的努力，则需要提供一定的激励。创新成功或者失败时，均可以获得一定收益。

(23)

当θ<1时，当θ>1时，意味着创新成功的回报大于创新失败的回报，在创新收益的驱动下，创新个体将投入高强度的努力。创新领导国和创新追随国内部生产环节的生产函数为：国内生产者的总收益、总成本、总利润水平分别为：

TRj(v,t)=xj(v,t)pj(v,t)

(24)

TCj(v,t)=φj(v,t)xj(v,t)

(25)

πj(v,t)=TRj(v,t)-TCj(v,t)=xj(v,t)[pj(v,t)-φj(v,t)]

(26)

对生产者利润函数求xj(v,t)的一阶偏导数，可以得到：

(27)

将式(27)变形得到pj(v,t)的表达式：消费者的需求弹性为国产品的价格水平受到成本和需求弹性的影响，成本代表厂商生产过程中的经济约束，需求弹性代表厂商将产品由生产环节流转到流通环节的市场约束，经过公式变换可以得到本文考虑pj(v,t)=1的情况，φ=1-β，xj(v,t)=1，此时j国生产环节的总成本为TCj(v,t)=φxj(v,t)，国家生产产品的总成本为Xj(t)=φNj(t)=(1-β)Nj(t)，j国生产环节的产出水平为国家净产出额为总产出水平与总成本水平之间的差额，表示为NYj(t)=Yj(t)-Xj(t)，将Yj(t)、Xj(t)带入，可得：

该情况下企业家将投入高强度的努力，若仍按照创新成功概率为q1计算，联立方程组：

(28)

创新成功、失败的收益水平分别表示为：

(29)

创新个体的一般收入水平为R(t)=BNj(t)，存在开放进口贸易政策和中性进口贸易政策时，分别记为上标o、c。两种激励政策带来的社会福利为：

(30)

(31)

结合式(30)和(31)，社会福利可以表示为：

(32)

(33)

可以发现，关键变量ωo、ωc均取决于风险厌恶系数θ。排除一般损失，在扩大开放的进口贸易政策和中性进口贸易政策之间，社会计划者根据总体福利变化情况，试图提高创新个体投入力度，则实施开放进口贸易政策是有效的激励措施，但这对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带来较大风险；若试图为国内行业发展提供完善的保障机制，降低风险，促使萌芽期行业发展，则实施中性的进口贸易政策是有效的激励措施。考虑均衡的回报结构，j国的效用水平为uj(t)∈[0,1]，当uj(t)=0时，j国会选择中性的进口贸易政策；当uj(t)=1时，j国会选择扩大开放的进口贸易政策。j国t时刻的平均效用为：ω(uj(t))=ωc[1-uj(t)]+ωouj(t)，技术增长率为且g(uj(t))=gc[1-uj(t)]+gouj(t)，gc=qoη,go=q1η,go>gc。

“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内部,领导国l具备Nl(0)=max{N1(0)…NJ(0)}的特征，国家j相对技术水平为nj(t)=Nj(t)/N(t)，假设区域内国家共同构成一个整体，相对于中性进口贸易政策，国家会更偏好扩大开放的进口贸易政策。由于ωc<ωo，中性进口贸易政策具有分散风险的作用，但国家会选择扩大开放的进口贸易政策。创新领导国在任意时刻均存在Nl(t)=max{N1(t),…,Nj(t)}，国家会选择扩大开放的进口贸易政策，促进国内创新研发水平持续上升；创新追随国会选择中性进口贸易政策，维持或者缩减进口，降低国内创新研发活动的风险。

基于以上推导可以发现：①“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建设中，国家之间创新研发水平是非对称的，创新领导国对区域整体创新研发作出了贡献；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开展贸易，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存在政策差异，扩大开放的进口贸易政策对国内创新研发活动具有正向激励，可以促使创新个体提高研发强度。中性进口贸易政策为国内开展创新研发活动排除来自国际市场的干扰，但低强度的创新研发投入使得创新成功和失败的收益相近。创新个体在低强度创新和享受闲暇之间，选择享受闲暇，最终成为创新追随国；③创新领导国偏好扩大开放的进口贸易政策，促进创新，追随国偏好中性进口贸易政策，保护国内尚处于萌芽期的产业。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完善国家内部、区域内部的创新风险分散和保障机制，缩小国家之间创新研发投入差距，促使区域创新研发整体水平上升。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实证模型，研究进口贸易是否对创新研发产生影响，以何种途径对创新研发产生影响。

其中，innovationi,j,t代表i国与j国t年的创新差距，包括创新投入差距和创新产出差距，创新投入以研发强度衡量，即国家R&D经费占GDP的比重；创新产出以国家专利申请总量衡量。代表i国从j国t年进口中间品的数额，代表i国从j国t年进口最终品的数额。Xi,j,t代表i国与j国的相关变量，包括教育发展差异、经济发展差异、高技术发展差异、贸易发展差异、研发规模差异。其中，经济发展差异用两国人均GDP之差表示，记为economic_gapi,j,t；贸易发展差异用两国进口贸易额之差表示，记为import_gapi,j,t；教育发展差异用两国教育支出之差表示，记为education_expenditure_gapi,j,t；高技术发展差异用两国高技术产业出口额之差表示，记为high_tech_export_gapi,j,t；研发规模差异用两国研发人员数量之差表示，记为research_rd_gapi,j,t。λi、λj、λt分别代表i国、j国、时间的固定效应，εi,j,t代表误差项。

考虑进口贸易中存在技术溢出的情况，techspilloveri,j,t代表i国从j国t年进口产生的技术溢出，inter_techspilloveri,j,t代表进口中间品的技术溢出效应，final_techspilloveri,j,t代表进口最终品的技术溢出效应。

考虑进口贸易中存在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intensityi,j,t代表两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异，inter_intensityi,j,t代表进口中间品的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final_intensityi,j,t代表进口最终品的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

考虑进口产品质量变化，qualityi,j,t代表i国从j国进口的质量提升效应，inter_qualityi,j,t代表进口中间品的质量提升效应，final_qualityi,j,t代表进口最终品的质量提升效应，公式表示为：

3.2 数据来源

本文进口贸易数据来源于WIOD、EPS、UNCOMTRADE数据库，其中，2012、2013、2014年进口中间品数据来源于WIOD数据库，根据投入产出表，每个贸易国均有56个行业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将行业层级的数据加总，得到国家进口中间品数额；2012、2013、2014年进口最终品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库。2012、2013、2014年中国和15个“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进口贸易中缺失的一部分数据，以及2015、2016、2017年进口中间品、进口最终品数据来源于UNCOMTRADE数据库。2012—2014年创新投入数据，即国家R&D强度，来源于WDI数据库；2012—2017年创新产出数据，即国家专利申请总量来源于WDI数据库，由国家居民和非居民专利申请量加总得到。本文相关变量，即经济发展差异、高技术发展差异、贸易发展差异、研发规模差异、教育发展差异，涉及到的具体指标包括人均GDP、高技术产业出口额、进口总额、研发人员数量、国家教育经费支出，这些指标数据均来源于WDI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12—2014年。本文使用的中间机制，包括技术溢出效应、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质量提升效应，计算技术溢出效应时需要国家之间双边进口额、国家进口总额、进口来源国研发资本存量，2012—2014年国家双边进口贸易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库，国家进口总额、资本存量来源于WDI数据库。计算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时需要2012—2014年国家劳动力数量、工资、资本投入、高技术行业产值占比等数据，均来源于WDI数据库，缺失的一部分工资数据，通过与EPS数据库国家劳动数据比照进行补充。计算质量提升效应时需要2012—2014年国家进口额、进口价格等数据，均来源于EPS数据库。

3.3 指标测算

(1)技术溢出效应。本文主要参考Lichtenberg & Potterie[14]关于技术溢出的衡量方法，测算国家双边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

其中，i、j、t分别代表进口国、进口来源国、年份。importijt代表i国t年从j国进口的数额，importit代表i国t年的总进口额，Sjt代表j国t年的研发资本。

(2)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本文主要参考Ma Tang & Zhang[15]和钱学锋等[16]关于要素密集度的测算方法，将要素密度基础模型θ=rk/(rk+wl)进行拓展，其中，θ代表要素密度，k、l分别代表生产投入的资本规模和劳动规模，r、w分别代表资本、劳动要素的价格。两国要素禀赋结构差异的表达式为：

intensityijt=

其中，R_mhtechit/Rit、R_mhtechjt/Rjt分别为i、j国家中高技术行业t年产值占比。

(3)质量提升效应。本文应用Khandelwal[17]和叶迪等[18]关于质量的测度方法，将进口质量用相同价格、相同市场条件下国家进口表现来衡量，即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进口国对产品的需求量越大，产品质量越高。假设进口国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λ、q分别表示国家贸易产品的质量和数量，σ表示产品间替代弹性，对应的价格指数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所对应的需求量为：其中，E为消费者购买支出，国家i在t年从j国的进口数量可以表示为：两边取自然对数并加入进口国-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消费者需求层面变化带来的影响，得到：In(qijt)+σIn(pijt)=φit+(σ-1)In(λijt)。φit为国家-时间层面的固定效应，用于表示Eit/Pit的特征。公式左边的变量对φit作回归，回归得到的残差项为(σ-1)In(λijt)的估计值。λijt是消费者主观上对质量的判断，本文将In(λijt)分解为两部分：

其中，是消费环节进口品的差异化特征对消费者判断产品质量产生的影响，是生产环节的技术条件等决定的产品质量水平，得到：

等式右边两项可以用进口国-进口来源国-年份的固定效应取代，可以通过回归方程的残差项估计得到：In(qijt)+σIn(pijt)=φit+εijt。i国从j国进口引致的质量提升效应可以表示为：

关于产品替代弹性σ，本文使用Broda & Weinstein(2006)提供的数据。

3.4 结果讨论

表1反映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进口贸易对创新研发的影响。对比第(1)至(3)列，进口中间品、进口最终品都缩小了国家之间创新产出差距；进口最终品缩小了国家之间创新投入差距，进口中间品扩大国家之间创新投入差距。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进口贸易可以缩小国家之间创新产出差距，但中间品、最终品对创新投入差距的影响方向相反。

对比第(4)至(7)列，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分别添加进口国、进口来源国、时间固定效应。第(4)列，当控制进口国固定效应时，进口最终品和中间品对两国之间的创新研发差距均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产品进入进口国市场时，国内市场受到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需求层面发生变化，推动国家转变发展战略，比如更加注重创新研发活动等。排除进口国需求层面相关因素时，进口产品对创新研发的影响将消失。第(5)列，当控制进口来源国固定效应时，进口最终品的系数由0.136变为0.190，进口中间品的系数由0.18变为0.206。这说明进口来源国固定效应包含进口产品供给层面相关因素，比如产品贸易成本。一般情况下，贸易成本越大，最终品和中间品进口额越大，但贸易成本对两国创新研发差距没有直接影响，所以，控制进口来源国供给层面相关因素的影响，使得进口最终品进一步缩小两国之间创新研发差距，进口中间品进一步扩大两国之间创新研发差距。第(6)列，当控制时间固定效应时，排除各年度政策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发现进口最终品和中间品的系数相对于基准回归几乎没有变化，说明进口最终品和中间品对两国创新研发差距的影响不受此干扰。第(7)列，在控制进口来源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添加时间固定效应，排除产品供给层面各年度之间政策等因素的变化。对比第(7)列和第(5)列，进口最终品和中间品的系数几乎没有变化。这进一步说明，产品供给层面各年度之间政策等因素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或者企业在不同年份开展贸易时，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对两国创新研发差距的影响不受该因素干扰。

注：括号内t统计量，*、**、***分别表示0.05、0.01、0.001的显著水平，下同

表2反映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对创新研发的影响。贸易产品包含国内生产环节的技术信息，进口品可以通过示范效应将技术信息传递给进口国企业，从而补充进口国生产环节仍处于空白的技术信息，或者增加进口国相对于进口来源国处于劣势的技术信息，这是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第(1)列，添加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与进口最终品的交叉项、技术溢出效应与进口中间品的交叉项，发现进口最终品扩大了两国创新研发强度差距，进口中间品缩小了两国创新研发强度差距，这与表1的实证结果相反。与此同时，进口中间品技术溢出效应扩大了创新研发强度差距，进口最终品技术溢出效应缩小了创新研发强度差距。这说明技术溢出效应是进口产品对创新研发强度差距产生影响的重要途径，在基准回归中进口中间品扩大了创新研发强度差距，其实是进口中间品技术溢出效应扩大了创新研发强度差距；进口最终品缩小了创新研发强度差距，其实是进口最终品技术溢出效应缩小了创新研发强度差距。

第(2)列，考虑技术溢出效应作为进口贸易对创新研发产生影响的中间机制，并控制进口国固定效应，发现技术溢出效应与进口中间品交叉项、技术溢出效应与进口最终品交叉项的系数略有下降，进口中间品、进口最终品的系数略有上升。这说明进口国固定效应包含国内需求层面的相关因素，这里的需求包含企业对要素、技术的需求，以及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排除需求层面相关因素的变化，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作用减弱。第(3)列，考虑技术溢出效应作为进口贸易对创新研发产生影响的中间机制，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发现进口中间品对创新研发的影响消失。这说明各年度之间存在政策等因素的变化，除进口中间品技术溢出效应外，进口中间品通过其它途径对创新研发产生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期。

第(4)列，控制进口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发现变量的影响方向、程度与列(2)基本一致，说明进口产品、相关变量以及中间机制对创新研发的影响不受时间因素干扰。对比(3)列和(4)列，发现仅控制时间固定效应时，进口中间品对创新研发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控制进口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时，进口中间品对创新研发差距仍具有正向影响。这说明除变量滞后期影响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一部分国家可能存在进口中间品激励政策，比如进口补贴等。

表3报告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对创新研发的影响。第(1)列，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扩大了国家之间创新研发强度差距。这说明两国之间要素投入结构差异较大，劳动密集型、自然资源密集型国家难以借鉴国际生产经验，很有可能继续维持原有的要素投入比例，采取低价竞争方式获取收益；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国家可以进一步提高技术、知识等要素投入比例，依靠产品差异化特征获取国际竞争优势，从而使得国家之间创新研发强度差距进一步扩大。考虑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时，进口最终品和进口中间品的影响方向不变，这说明进口产品对创新研发产生影响的中间机制不只包含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第(2)列，进口中间品的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扩大了两国创新研发强度差距，进口最终品的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缩小了两国创新研发强度差距，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影响消失。这说明进口贸易可以通过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对创新研发产生影响。

第(3)列，考虑进口贸易相关变量，发现进口中间品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进口最终品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影响方向不变、系数变小。这说明进口贸易相关变量和中间机制不同，可以分别对创新研发强度差距产生影响。对比列(3)和列(4)、列(3)和列(5)，控制进口国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时，进口中间品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进口最终品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系数变小；控制进口来源国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时，进口中间品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进口最终品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系数变小，幅度相对较小。这说明进口国需求层面和进口来源国供给层面相关因素都可以影响中间机制发挥作用，需求层面相关因素的影响较大。

第(6)列，控制进口国固定效应、进口来源国固定效应，发现进口中间品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进口最终品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系数变小，进口最终品的影响由负转正，进口中间品的影响消失。这说明排除进口国需求层面和进口来源国供给层面相关因素的影响，进口中间品、最终品仅通过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对创新研发产生影响。第(7)列，在第(6)列的基础上添加时间固定效应，消除各年政策变化的影响，发现进口产品、相关变量、中间机制对创新研发差距的影响方向相同、程度基本不变。

表4报告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贸易质量提升效应对创新研发的影响。第(1)列，考虑进口品质量提升效应，发现进口最终品和进口中间品对创新研发强度差距的影响方向与基准回归一致，质量提升效应扩大了创新研发强度差距。第(2)列，考虑进口中间品质量提升效应、进口最终品质量提升效应，发现进口最终品、质量提升效应、进口中间品质量提升效应、进口最终品质量提升效应的影响消失。这说明质量提升效应可以对创新研发强度差距产生影响，但不是进口贸易对创新研发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

第(3)列，添加进口品相关变量，发现进口产品、相关变量、质量提升效应对创新研发强度差距的影响方向相同，其中质量提升效应的系数变小。这说明质量提升效应作为进口产品对创新研发产生影响的中间机制，与进口产品相关变量不同，它们可以分别对创新研发强度差距产生影响，但考虑相关变量时，质量提升效应发挥的作用稍有下降。分别对比列(3)和列(4)、列(3)和列(5)，考虑进口中间品质量提升效应时，质量提升效应的系数增加；考虑进口最终品的质量提升效应时，质量提升效应的系数也增加，且幅度较大。这说明进口贸易中存在质量提升效应，但一国进口另一国高质量产品的原因是多样的，比如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合作共建项目等，所以，分析进口中间品、进口最终品对两国之间创新研发强度差距的影响时，质量提升效应并不是较为合适的中间机制。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1)中国及“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创新研发水平是非对称的，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对提高区域整体创新研发水平作出了贡献，扩大进口的贸易政策是国家创新研发的正向激励，但需要提供完善的风险保障机制；进口中间品、最终品提高了进口国创新研发强度，进口最终品缩小了两国之间创新研发差距，这有利于提高区域内创新研发整体水平。

(2)进口中间品技术溢出效应扩大了两国之间创新研发差距,进口最终品技术溢出效应缩小了两国创新研发差距；而且技术溢出效应作为中间机制发挥作用时，进口中间品、进口最终品的影响方向与基准回归相反，所以,技术溢出效应是进口贸易对创新研发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

(3)要素投入结构差异扩大了两国创新研发强度差距，进口中间品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扩大了两国创新研发强度差距，进口最终品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缩小了两国创新研发强度差距。要素禀赋结构调整效应是进口贸易对创新研发产生影响的途径之一。

(4)质量提升效应扩大了两国创新研发强度差距，进口中间品、最终品的质量提升效应没有显著影响。质量提升效应可以对创新研发产生影响，但它不是进口贸易对创新研发产生影响的合理途径。

4.2 政策启示

(1)重新认识进口对于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主动降低进口关税，扩大进口规模，通过主动开放市场，促进一带一路合作，并推动国内创新研发。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更加关注产品包含的技术、质量、要素投入结构等信息，融合国内和国际市场创新资源，提高国家创新研发水平，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2)以进口贸易充实“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建设，提供与高技术含量进口产品相配套的基础设施，主动吸收技术溢出。依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的科技创新园区、产业协同发展平台，掌握区域内创新研发前沿水平与发展动态，提高国家内部吸收技术溢出的能力，并与存在技术互补关系的国家开展更深层次贸易合作。

(3)“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建设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相结合。在对外开放新阶段，国家创新的关键应当由单一科技创新转向整合式创新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更加关注核心技术、高强度研发投入、高水平创新人才，构筑跨国、跨区域协同优势，实现区域内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结合“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建设，推动双边、多边技术合作，促使国家科技创新由追随到引领，由简单开放到整合资源，由吸收引进到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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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万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