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ategic Flexibility,Green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A Model of Interac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 Under Dynamic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un Liwen，Ren Xiangwei，Li Yif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Abstract：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subject of the current era, after all, it has to be achieved through realiz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terprise and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nterprise. In view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fluence facto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 paper tries to build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strategic flexibility, green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under the embedded dynamic environment regulation firstly, collects 173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affecting factors about transform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through hierarchical regress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green innov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but with the increase strength of the strategic flexible, the contribution degree of it is decreasing;the interacting effect of the two strategies can obviously forwar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nterprise, and green innovation plays different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reforming management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green innovation are the important countermeasures to restrain the decline of the high-level strategic flexibility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nterprise,and the green innova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strategic flexibility effects;The dynamic environment regulation has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in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f the strategic flexibility and green innova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nterprise, it indicates that under the dynamic environment,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policies will have inhibiting effects on the decision-making and innovation of the enterprise.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it concludes enterpris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endogenous path, and focuses on the polic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 realize the win-win an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Key Words:Strategic Flexibility; Green Innovati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Dynamic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OI：10.6049/kjjbydc.201905039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9)22-0082-10

收稿日期：2019-08-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GL009)；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HB18YJ021)；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ZD201717)

作者简介：孙丽文(1964-)，女，天津人，博士，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新与区域产业发展；任相伟(1993-)，男，山东淄博人，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与产业绿色转型；李翼凡(1996-)，女，湖南益阳人，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与产业绿色转型。

0 引言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的鲜明特征，意味着高质量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变量[1]。在此背景下，摒弃工业经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特征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选择低碳绿色转型成为主题。高质量虽然是顺应宏观层面经济发展要求而提出的，但归根结底需要企业高质量发展予以实现[2]。

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处于融合阶段，企业面临的环境动态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加大。企业只有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和管理模式，才能找准发展方向，顺利实现绿色转型，大幅提升绩效。首先，战略柔性反映了企业应对外界环境变化、克服战略惯性，利用内外部资源和社会网络关系对资源重新整合与应用的动态能力[3]。因此，战略柔性有助于企业适应环境变化、实现转型发展。其次，选取科学的变革动力，其核心在于绿色创新[4]。再者，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初期阶段，政府往往以法规政策对企业行为进行约束，但由于规制力度随宏观环境变化且呈现出阶段性差异，因此对企业行为和绩效会产生不同影响，换而言之，动态环境规制是不可忽视的外部调节变量。

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有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挖掘。经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与总结，发现已有研究存在以下特点：一是现有研究多数以资源基础理论为导向，注重最大化发挥资源效应[5]，通过资源调配去应对环境变化，强调战略柔性被动地适应组织环境变化[6]，而忽略了战略柔性的主动性特征，缺乏动态能力理论导向的嵌入[7]，导致战略柔性的含义无法充分体现。二是对于影响企业绩效因素的挖掘不够深入。一方面针对要素间联动影响的研究较少，多数文献集中在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8]、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研究[9]，以及环境动态性下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10]等，将上述重要影响因素进行整合的研究比较匮乏，特别是将战略柔性的重要管理理念与绿色创新关键保障措施割裂的研究不能较好地剖析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而不能完整细致地刻画企业发展路径；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经济处于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环境具有快速变化和难以预测的重要特征，企业转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与此同时，企业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失调现象。因此，综合考虑，环境规制的调控也是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目前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定性分析上[11]，对于环境规制特别是动态环境下的定量研究比较匮乏。因此，不能较好地剖析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演化机理，最终难以为宏观政策制定提供科学、有价值的借鉴。

综上，现在研究鲜有将企业战略柔性、绿色创新等内部影响因素和动态环境规制外部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纳入同一框架，并作为企业典型的动态能力整合到绩效探究中。鉴于上述不足，本文将基于动态能力、战略管理、创新经济学、资源基础等理论，尝试探究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和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加入动态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考察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验证战略柔性与绿色创新交互效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最后，检验外界变量动态环境规制的介入是否影响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过程。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

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期，企业面临的内外环境动态变化强度和复杂度与日剧增，企业一方面需要应对外部宏观环境变化，另一方面需要对内调整组织结构，增强自身适应力，使自身绩效得以可持续增长。因此，战略柔性成为企业决策的重要选择。现有文献多表明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起正向促进作用[3,12]。其作用机制在于：战略柔性提高了企业对环境的敏感度及反应度，激发了创新细胞，重塑了组织架构，整合了资源。因此，战略柔性可以根据环境变化，不断指导企业调整变革方向，缓解内外部环境冲击，进而提升企业绩效。

然而，也有研究显示战略柔性会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Das & Elango[13]发现，较高战略柔性在实施过程中会给企业带来增量费用、战略混乱等问题，并且抑制企业绩效增长；Nadkarni & Narayanan[14]发现，在慢节奏行业企业，战略柔性虽然能使企业获得前沿信息、抢占先机，进而提升企业绩效，但伴随其强度加大，绩效提升效果减弱。虽然很多研究肯定战略柔性对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但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适当水平的战略柔性有利于企业及时获取前沿经济信息、调整组织框架、整合资源、扩大资源利用范围。针对战略柔性水平过高的情况，首先，鉴于我国企业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初期，面临的外部环境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较大，调整发展战略的频率相对较高，因此需要较高的战略柔性以契合环境变化；其次，结合上述研究，较高的战略柔性虽然对企业绩效增长起到抑制作用，但尚未直接对其产生显著负向效应；最后，基于主流研究观点和结论，综合考虑，推定战略柔性仍对企业绩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强度增加，其贡献度有所下降，因此需要谨防深陷“柔性陷阱”，避免其导致企业绿色转型失败，对绩效造成损失。基于此，提出假设H1。

H1：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提升作用，但是高水平战略柔性的贡献度和效果会有所减弱，并且伴随强度提升，其贡献度越来越小。

1.2 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

创新驱动下的高质量发展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绿色创新也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绿色创新不同于传统创新，它将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融合，更加强调生态性，是企业进行绿色转型、提升绩效的关键选择[15]。目前绿色创新大多集中于绿色产品、绿色过程、绿色管理三方面。绿色产品创新可以充分挖掘资源利用盲区，激励企业开拓新发展渠道，最终提升企业绩效；绿色过程创新可以降低企业营运成本，缓解企业因污染物排放而面临的规制压力，对于转型初期企业的绩效增长利大于弊；绿色管理创新可以帮助企业获取信息，捕捉发展机遇，并且通过管理过程把控，对绿色产品和绿色过程创新起到催化作用。

绿色创新是一个长期动态演变的过程，需要企业不断寻求新资源、识别新机会，同时，对内不断优化管理和运营结构，提升产品质量，满足市场需求和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在这些关键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使企业区别于竞争对手，最终获得消费者青睐，进而获取更大市场份额，提升企业绩效。鉴于此，提出假设H2。

H2：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呈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1.3 战略柔性、绿色创新的交互效应与企业绩效

上述研究仅独立考虑了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于战略柔性和绿色创新的交互效应尚未提及。王建明[16]认为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会受到其它自变量的影响，自变量之间是非独立平行的，存在不同程度的交互效应。许多研究证明了战略柔性对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Farnese等[17]通过研究得出，战略柔性水平越高，企业创新力度越大，创新类型也越多，战略柔性对创新起到了不亚于企业知识储备的重要作用。陈力田等[18]通过研究得出，战略柔性对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并且在嵌入趋利和伦理混合动因后，提升效果明显增强。曹洪军、陈泽文[19]通过探究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重要因素，得出绿色创新战略受到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影响，创新能力越强，其反作用于绿色创新战略的力度越大，对其调整越有利。上述研究都反映和说明了战略柔性与绿色创新之间并非彼此独立的。此外，综合假设H2，即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可以厘清交互效应中三者的关系和演化机制：企业在应对外界环境变化而进行战略调整和革新的过程中，要达到提升绩效的目标，必须有载体的支撑，即管理实践和规范，绿色创新是承接并使战略柔性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手段。同时，Sanchez等[20]认为，具有战略柔性的企业更能通过激发创新意识并形成创新产品和服务，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基于此，绿色创新在战略柔性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效应。

综合上述分析，鉴于战略柔性与绿色创新之间存在正向促进与反作用的非独立交互关系，进一步结合两者演化机理和路径分析，提出假设H3。

H3：战略柔性与绿色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交互效应，并且绿色创新发挥中介效应，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1.4 动态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

除企业内部影响因素外，在动态复杂的环境下，作为微观个体的企业，其转型也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随着环境变化会引发一些人为、非人为、可控或不可控问题，一方面需要企业自身予以判断和应对，另一方面需要相关法规政策的调控。现有研究往往将环境动态性变量和环境规制变量的调节作用分开检验[21-22]，参考马富萍[23]的相关研究，本文尝试将两者融合，检验动态环境规制变量对企业内部行为和绩效关系的影响，以更加全面地检验外部变量的效应。

1.4.1 动态环境规制在战略柔性和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作为一个开放式系统，其发展依赖于外部环境的权变因素。政府基于宏观经济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需求，会通过颁布法规政策调控经济发展，作为宏观经济重要组成的微观企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环境规制政策和措施可以帮助企业避免受到外界环境的强冲击，同时也限制了企业的部分行为，甚至影响企业的某些决策和行为，导致企业在调整发展战略时需要抽出有限资源来应对规制措施，加之外界环境的变化，因此，双重压力下对小规模企业或转型期企业不利，会额外加重企业战略决策负担，抵消外部环境规制带来的边际效益。此外，参考王永贵等[24]的相关研究，综合当前经济演变态势，动态环境规制弱化了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的显著促进效应。

综上，环境动态性对企业战略柔性的刺激，会提升战略柔性强度及环境规制措施的抑制效应，最终稀释战略柔性对绩效的正向促进效应。据此，提出假设H4a。

H4a：动态环境规制负向调节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1.4.2 动态环境规制在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

参考目前环境不确定性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通过梳理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意愿，企业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持竞争优势，需要不断进行创新活动，以适应环境变化。此外，环境不确定性也意味着企业可以从外界源源不断获取信息，这将有益于企业绩效提升。但是，有关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作用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正向和负向调节方面，有的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强制性措施，使企业成本开支增加，因此对绿色创新投入有挤出效应[25]，最终使企业绩效蒙受损失。也有不少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正向促进绿色创新，提升企业创新活动频次，使创新效应抵消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效应[26]。综合环境动态性和环境规制两方面考虑，提出假设H4b。

H4b1：动态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H4b2：动态环境规制负向调节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基于假设H1-H4构建本文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来源与数据获取

本次调研主要通过问卷星、电子邮件、现场填写方式发放问卷。首先，通过经济管理学院的MBA和EMBA同学、校友会及课题组相关负责人，在获得同意的基础上，与就职者或者合作企业取得联系。其次，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说明此次调研目的、对象、方法、用途，并且承诺所有信息只用作学术研究并严格保密。获得企业相关负责人同意后，将整理好的调查问卷等通过多种渠道发送给企业相关负责人。对MBA和EMBA学院的同学，利用课间休息等进行问卷填写。调研范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区。

为了降低同源误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对研究效度的影响，与预调研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充分沟通后，对问卷采取了区隔式设计，即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分别由企业不同职位的负责人填写，实现多源数据收集，并且对无法实现多源数据回收的企业问卷，对所有题项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获取第一个主成分(未旋转)，其主成分载荷量的百分比为10.517%，低于40%，说明控制同源误差对本研究很重要。本次量表测度采用李克特五点评分法，“1”-“5”分别对应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在近3个月中，共发放200份问卷，回收200份，剔除答题不完整、明显错误的无效问卷27份，最终获取173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6.5%。通过初步统计分析，采集的样本情景比较齐全，具有针对性，整体分布较科学合理，因此具有代表性。

2.2 变量设计

本研究所用测量条目绝大部分来源于国外成熟且使用频率较高的权威量表，为保证量表适应中国本土情景需要，采用“翻译-回译”的方式进行语义厘正，为获得更好的内容效度，又通过与部分MBA学员、企业工作人员交流，填写60份调查问卷，然后由课题组专家进行审阅和调整，对问卷进行最终修正，并且通过因子分析，对部分题项进行删减，形成更科学准确的量表。相关变量构成如下：

(1)战略柔性。本文采用Karri[27]基于Evans[28]开发的量表，也是相关实证研究广泛认可的量表，其包含前瞻柔性和响应柔性两个维度。前瞻柔性是指企业自身根据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预测，主动采取变革行动，促进自身发展；响应柔性是指企业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能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以平稳发展的能力[28]。结合Grewal & Tansuhaj[29]的研究，对8个题项的表述进行略微调整，使其更符合当下环境。

(2)绿色创新。本文采用Chang等[30]、Delmas & Toffel[31]开发的量表，该量表包括绿色产品创新、绿色过程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3个维度。绿色产品创新是指以市场为导向，通过产品改进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实现高附加值；绿色过程创新是指通过开发、实施与生产有关的方法，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绿色管理创新是指通过优化管理制度和重塑组织结构，满足并指导产品创新与过程创新。该量表共有7个测量题项，涵盖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

(3)动态环境规制。本文以Sirmon[32]、Dacin等[33]的环境动态性量表为基础，结合陈桓等[34]的环境规制量表，最终融合成动态环境规制量表。动态环境规制反映了在动态环境下政府和企业间的互动行为和关系，该量表由单一维度的4个题项组成。

(4)企业绩效。本文以Wagner[35]、Brockman[36]和Benito[37]的量表为基础，最终形成企业绩效量表，该量表由环境绩效、财务绩效和发展绩效3个维度的7个题项组成。其中，环境绩效是指企业资源使用效率和废弃物排放情况；财务绩效是指企业财务报表主导下的收益情况；发展绩效是指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改善程度以及突破传统发展范畴的能力。该量表可以更加全面地衡量企业绩效水平。

(5)控制变量。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较多，除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外，本文借鉴已有研究[38]，将企业性质、企业寿命和企业规模作为三大主要控制变量。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本文将其划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其它企业四大类，分别编码为1-4；对于企业寿命，累定为从成立年份至调查统计当年共经历的年限数，作为一个连续变量，分别划分为少于2年、2～5年，5～10年、大于10年，按上述等级赋值1-4；对于企业规模，根据正式在职员工数量，也作为一个连续变量，划分为4个等级，即小于100、100～500、500～1 000、大于1 000，按上述等级分别赋值1-4。

2.3 变量汇总及说明

基于本文理论假设、变量设计，将各变量汇总，如表2所示。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3.1.1 信度检验

首先对4个主要研究变量进行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检验数据信度，得到整体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65，各个分量，即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动态环境规制和企业绩效的Cronbach′s α值依次为0.725、0.725、0.726、0.735，均大于0.7，此外，组合信度(CR)值依次为0.85、0.837、0.788、0.769，均大于0.6，可以看出各变量测量具有较高信度。

3.1.2 效度检验

首先，本研究测量题项均来自经过其他学者论证的问卷，并结合当前实际情况，经过课题组专家审阅和初步分析，剔除部分不适合题项，形成最终调查问卷，因此问卷具有较高内容效度。其次，调查问卷的KMO检验值高达0.818，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为1 271.392，且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本研究变量设计科学合理，适合作因子分析，并且各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单位矩阵和相关系数矩阵间差异显著。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在0.501～0.813之间，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677%，表明各变量所包含的题项信息能较好地解释相关构念，因此问卷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为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对各变量平均方差抽取值(AVE)进行检验，各变量AVE的平方根数值均大于该变量与其它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值，表明各变量具有较好区分效度，因此问卷具有较高区分度。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对角线加粗数值为各个变量AVE值的平方根，不考虑其它影响因素，运用偏相关分析

3.2 假设检验

3.2.1 描述性统计及Spearman相关性分析

由于Spearman相关性分析对原始变量的分布没有要求，适用范围广，结果更具说服力，因此本文采用此方法，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注：***表示相关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相关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

通过表4看出，首先，企业规模和寿命显著正向影响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存续时间越久，企业发展就越成熟，也就有足够资源、经验去调整企业战略和进行创新，因此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促进效果。其次，企业性质与企业规模、企业寿命、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企业绩效成显著负相关，与动态环境规制存在非显著负向关系，说明在中国情境下企业产权类型不明朗，成立时间往往较短、规模较小、实力较弱，对战略调整、绿色创新以及企业绩效提升的作用有限，因此，政府给予了较多扶持和规制。再者，动态环境规制、适度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分别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综上，为部分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实证，为获得更稳健的实证证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3.2.2 全样本模型回归分析

在回归分析前，对理论模型涉及的相关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和诊断。研究发现，所有变量的VIF值都小于10，其中，VIFmax=1.876，表明可排除各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作回归分析。

首先，进行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检验，即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分别与企业绩效的直接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括号里面为t值，表中回归系数均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通过表5可以看出，模型1仅对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企业规模越大，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越显著(p<0.01)，企业资源禀赋的丰裕程度为企业内部调整和外部应变奠定了基础。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战略柔性解释变量，回归结果显示适度的战略柔性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p<0.01)，这源于企业能够应对自身和环境变化，依势发展。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过度战略柔性解释量，结果显示对企业绩效依旧有显著正向影响(p<0.01)，但是回归系数(β值)明显变小，说明过度的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的贡献度明显降低。为获得更为详实的检验结果，进一步分别对SF3-SF10进行检验，回归结果仍呈显著正向影响(p<0.01)，但是贡献度发生了较大变化。综上，研究结果如表6和图2所示。

通过表6和图2可以看出，较高水平的战略柔性虽未对企业绩效增长造成负向影响，但是对企业绩效增长的贡献度明显降低，在SF5时，回归系数β值为0，表明对企业绩效增长的贡献为0，在战略柔性水平持续提升时，其对企业绩效增长的贡献度依旧接近于0。总体而言，在现代经济环境下，打破战略惯性，变静为动，在探索中寻找发展机会是较好选择，即使具有较高战略柔性，企业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而不会放任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增长产生负向作用，但需要注意成本收益比。因此，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提升作用，但是伴随强度不断提升，其对企业绩效增长的贡献度越来越小，即假设H1通过验证。

模型4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解释变量绿色创新，结果显示，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效果(p<0.01)，体现了绿色创新能够引入新思想，推陈出新，优化管理和生产过程，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假设H2通过验证。在模型5中，在动态环境规制变量对企业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下(p<0.01)，适度的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有显著负向效应(p<0.1)，过度的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减弱(p<0.05)，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依旧呈正向显著影响。内在的演化机理在于，动态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行为会影响企业管理与决策，战略柔性的部分促进作用被稀释，为探究企业动态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及内部战略柔性与绿色创新的交互效应提供了初步检验，为进一步厘清三者关系，再对战略柔性与绿色创新的交互效应、动态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

在回归检验前，为避免交互项与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相关变量进行去中心化处理，最终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通过表7可以看出，模型6和模型7的结果显示，适度的战略柔性和高水平的战略柔性与绿色创新具有交互效应，且对企业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p<0.01)。此外，运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方法佐证各要素间的交互效应。从主体间的效应检验结果看，F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F=4.564，p=0.061)，表明自变量间的交互效应存在。进一步对两者关系进行检验，得到绿色创新在适度的战略柔性和企业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高水平战略柔性与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具体结果如表8所示。企业战略柔性的本质是一种管理观念变革，要想变革得到落实，需要采取一些措施，绿色创新正是革新的管理思想与理念落地扎根的重要手段，即战略柔性刺激与倒逼绿色创新，绿色创新通过调整战略柔性强度以保障较好效果，两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因此，假设H3通过验证。模型8-模型10检验了动态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本文采用阶层回归(HMR)分析三步骤检验方法，并利用变量的交互项进行验证。首先，检验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其次，检验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最后，检验解释变量、调节变量、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交互项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如果前两步实证结果均为显著，第三步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也显著，那么动态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成立。为简明报告实证结果，鉴于前两步实证结果均为正向显著，表7仅报告了第三步结果。通过结果可以看到，动态环境规制在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说明当前的一些规制政策措施对企业转型发展造成了冲击和抑制作用，假设H4b1未通过检验，假设H4b2通过检验。

3.3 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考虑到企业样本涉及不同类型产业，样本异质性是否会引起整体结论出现较大变化？此外，绿色创新与传统创新行为有所区别，不同行业差异较大，也可能引起整体结论不稳定，进而影响本文结论的参考价值。这些都是影响稳健性检验结果的重要因素，基于此，剔除类型不明的企业，首先按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划分企业样本，然后对主研变量再次进行检验，最后与全样本研究结果进行比对，判定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对具体分层回归结果，限于篇幅，简要进行总结。

注：***表示相关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相关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相关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括号里面为t值，表中回归系数均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通过稳健性检验得出，在三大行业内，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及两者的交互效应均对企业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绿色创新在战略柔性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与全样本的检验结果保持一致。与此同时，动态环境规制仅在归属于农业和服务业类型企业调节效应的显著性上有所改变。结合样本综合考虑，分层检验结果与全样本有少许差异但并不影响全文主要结论，因此，本文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稳健性。

4 研究结论及讨论

4.1 研究结论

(1)在当前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动态环境下，企业战略柔性对绩效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随着战略调整强度加大，其对企业绩效的贡献度越来越小。整体来说，企业不能怯于变，调整战略寻求新的增长点远比依赖传统发展路径更能适应经济演变趋势。企业应树立变通思维，善于兼顾前瞻性和响应性柔性，通过合理调整战略柔性水平，对当前绩效产生更佳促进效果。

(2)绿色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首先，在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绿色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注重创新有助于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其次，绿色创新是将管理理念落地并转化为生产力的催化剂，促使企业持续捕捉机会、整合内外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最终大幅提升企业绩效。

(3)战略柔性和绿色创新的交互效应能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并且绿色创新在战略柔性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作为企业内部的两种重要行为，交互效应表明二者是有机整体，战略柔性指导乃至倒逼绿色创新，绿色创新能够有效稀释部分高水平战略柔性的负面效应，是避免战略柔性过高导致对企业绩效贡献度下降的有效措施之一。战略柔性需有创新行为作为保障，而绿色创新发挥了纽带作用。

(4)动态环境规制分别在战略柔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政府规制政策更多地对企业决策和创新等行为起到抑制作用，束缚企业发展空间，导致企业发展精力分散。不可否认，环境规制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转型初期阶段，更多的是给企业增加额外压力。

4.2 管理启示

鉴于研究分析结论，从企业内部自我调整和外界动态环境规制嵌入的整体视角，获得如下启示：

(1)在当前动态经济环境下，要通过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企业绩效，必须加强内生路径建设。首先，基于战略柔性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企业需要破除过度依赖传统发展路径造成的惯性弊端，并且紧跟时代发展前沿，更新发展思维，重塑组织框架，走出“战略传承”的思想禁锢区。其次，加大“碎片化”资源整合力度，合理储备柔性资源，为构建前瞻性和响应性战略柔性的混合机制奠定基础，并能科学运用战略柔性，避免过高水平战略柔性带来的边际效益减少问题。再者，加大绿色创新力度。一是使绿色创新契合调整后的战略，使战略柔性发挥实际效果，实现由思想到实践的转变；二是通过绿色创新缓冲高水平战略柔性的冲击，通过创新行为影响战略柔性强度和内在作用机理；三是通过绿色创新捕获更多外界资源，特别是在缓和外部环境规制方面，通过高价值的绿色创新，获取政府等相关利益者认可，以获得更大扶持力度和较宽松的规制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动态环境规制对企业内部运转的负向作用强度。最后，注重战略柔性和绿色创新的融合，使企业管理思想和实践两个轮子并行，协同提升企业绩效。

(2)政府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主体，在经济转型期协调、均衡各方利益，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是其重要职责。特别是当前经济发展环境日益复杂多变，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企业等微观群体不可避免地带来影响。但是，政企双方应该本着协作共赢的思想，一方面，政府需加大对企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和尽力创造良好经济环境，深化简政放权，加大政策引导，减轻对企业的束缚，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企业自主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企业需要注重加强外部关系处理，在挖掘、整合内外部资源的同时，遵守相关规制政策，积极与各方沟通、协调，使生产、经营满足社会公众利益需求，以此获取最大发展空间。最后，针对不同行业企业，环境规制的着力点要有所差异，对于制造业企业，还是侧重于强化规制力度，倒逼企业采取绿色生产行为；对于服务业和农业企业，以加大扶持力度和引导发展为主。总之，应降低动态环境规制对企业发展的负面效应，双方合力形成企业绩效显著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共赢局面，实现协同转型发展目标。

4.3 研究不足及展望

本文创造性地对企业内外部因素对绩效的联动影响进行了整体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及可拓展之处：首先，战略柔性、绿色创新、企业绩效存在多维度，各变量维度间存在多种关系，限于篇幅，未展开详述。后续研究可对变量维度间关系进行细化研究，进一步补充解释本文研究结果及形成机制，以更好地解释理论模型内在影响机理；其次，可采取质性研究方法对理论模型的合理性再次验证，使其更加科学，以便学术界借鉴、推广和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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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