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由于内部成本优势渐失及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回流,内外双向挤压迫使我国后发企业必须另寻出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加快产业更新换代速度,是我国后发企业当前的主要发展目标。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自主创新战略,此举对于提升后发企业创新意识及实现新常态下后发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后发企业只有积极奉行以创新性、先动性及风险承担性为特征的企业家导向,才可能在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得以持续发展,获得市场竞争优势。首先,在巨变的外部环境下,后发企业应重新思考现有经营策略,把企业家导向机制引入组织内外部运作中。相关理论及实践表明,对于国内后发企业而言,企业家导向对创新绩效存在重要影响,是后发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1]。其次,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仅凭现有内部知识获得发展壮大,对于任何企业都是不可能的,必须对企业内外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其中,外部知识资源对创新活动具有重要作用,吸收与利用外部知识也是创新的关键环节。
国外学者对企业家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了许多探究,但有关我国本土企业的实证研究较少,且存在一些不足:①已有研究更多地探究企业家导向对财务绩效或企业整体绩效的影响,缺少对创新绩效的综合性分析。如和苏超等[2]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企业家导向对企业财务绩效及环境绩效均有积极影响。姚梅芳等[3]分析认为,企业家导向与新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②研究大多从外部环境的宏观层面对企业家导向与后发企业创新关系进行分析。如杨海儒[4]从国外大环境的稳定性方面探讨企业家导向与国际经营绩效的关系。吴晓波等[5]基于机会窗口视角,具体分析了创新战略对后发企业追赶绩效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试图结合后发企业的特殊情境,在知识经济盛行和互联网信息大发展的背景下,基于知识管理视角探讨企业家导向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也可为后发企业通过创新实现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撑。
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6]在1962年首次提出“后发企业”概念,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关注。国外学者认为后发企业是指在市场竞争中面临技术及市场劣势的企业[7]。之后,国内学者根据中国情境,进一步对后发企业概念进行了完善,指出后发企业不仅注重对领先企业的模仿制造,而且逐渐注重学习与创新范式转变,其虽有劣势却以追赶技术先进企业为发展目标[8]。
通过以上分析,结合刘海兵等对后发企业的理解,本研究认为:①后发企业所处的技术和市场双重劣势是历史条件导致的;②后发企业拥有自觉的创新追赶意识,因此主动寻求创新是定义后发企业的主要内容。
Miller[9]认为企业家导向是指企业更倾向于进行产品创新,能够承担一定风险及通过提出前瞻性观念应对竞争对手,并把企业家导向划分为具有创新性、先动性及风险承担性3个维度。
学者们最初认为企业家导向与绩效呈直接线性关系。经研究,许多学者认为企业家导向是企业创新成功的主要因素[10]。但也有相关实证分析证明两者关系较弱,甚至没有影响[11,12]。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提出借助中介或调节变量来丰富双变量模型。之后,学者们发现企业组织结构及资源会对企业家导向与绩效关系产生影响。经尝试将组织结构、资源等作为两者关系的调节变量后,结果发现,在不同调节变量的作用下,企业家导向对不同绩效的影响也不同(郭雯,张宏云,2014)。
有研究表明,后发企业在企业家导向下通常不会规行矩止,反而会对常规的业务运行方式或产品进行改进[13]。企业家导向越强,后发企业越倾向投入创新活动,最终促进创新绩效不断提升。具有创新性的后发企业通常利用各种创新想法改进现有产品或创造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等;具有先动性的企业能够快速搜索并把握市场机会,以开发和探索出新产品及服务;风险承担性企业勇于承担创新性及先动性带来的风险,敢于大胆尝试并利用发展机会,往往能够先于竞争对手搜寻到各种潜在市场机会,并迅速开发出新产品。因此,拥有企业家导向的后发企业会主动将创新想法付诸实施,即善于抓住机会,大胆尝试,从而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获得更多利润。所以,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创新性正向影响后发企业创新绩效;
H1b:先动性正向影响后发企业创新绩效;
H1c:风险承担性正向影响后发企业创新绩效。
Holsapple[14]认为外部知识获取是组织打破界限,探索和利用外部信息的有效方式;Christine[15]指出,组织很难掌握独立运营所需的所有资源,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必须与外部环境进行互动和交流;李纲等[16]将外部知识获取定义为企业或员工从竞争对手、顾客及供应商等企业外部,以及从高校、科研机构及政府等外部组织获取知识的过程。资源依赖理论指出,组织是一个以内外部资源为生产及发展基石的对外开放系统[17]。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越高,受限性就越大。后发企业可以通过扩大知识应用范围,积极应用外部知识,改进自身内部知识结构,确保组织决策有效性,强化自身竞争优势,降低企业受限程度,避免由于依赖而陷入被动地位。本文借鉴李纲等[16]的研究,认为外部知识获取是企业从竞争对手、供应商及其它外部关系中获得知识资源的过程。
企业家导向是一种开放的、有助于从外部环境中汲取知识资源的组织文化[13]。其导向性越强,越需要借助技术及市场知识实现企业创新,因此企业也愿意投入资源获取这些外部信息和知识。
从创新性来看,外部市场信息获取与技术更新是后发企业成功开发及改进产品、工艺的保障。把创新摆在重要位置的企业更倾向于学习投入以提高知识获取能力[13]。从先动性来看,先动意味着密切关注潜在客户需求,提前培育新能力并研发新技术。先动性越强,越需要获取外部知识与信息以培养新能力、形成新技术。从风险承担性来看,由于知识的复杂性,获取外部知识具有很高风险,而风险承担性高的后发企业敢于承担外部知识获取风险,愿意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外部学习。因此,企业家导向有利于后发企业获取外部知识。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创新性正向影响外部知识获取;
H2b:先动性正向影响外部知识获取;
H2c:风险承担性正向影响外部知识获取。
知识是重要的创新资源,获取及应用知识的能力对企业形成竞争优势具有关键作用(吴松强,周娟娟,赵顺龙,2017)。后发企业因自身劣势无法仅依赖内部知识满足所有发展需求。因此,从外部学习和获取所需知识无疑成为后发企业更新与扩展已有知识的关键,并且外部知识获取对于组织科学决策与提高相关绩效非常重要[18]。为了能够开发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及新服务,企业不仅需要利用自身知识,还需要将外部获取的新知识与内部知识进行有效整合。曾德明等[19]研究了技术许可下外部知识获取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李纲等[16]研究了外部知识获取对服务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
知识管理理论认为整合自身知识与外部知识的过程就是企业创新过程(吴松强,周娟娟,赵顺龙,2017)。深入、准确地了解市场需求、机会及竞争对手等,有助于企业开发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提升后发企业产品差异化程度,降低与在位企业产品的相似性及依赖性。同时,丰富多样的知识也有助于现有技术和产品的更新与改进,从而使后发企业创新绩效得到提升。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外部知识获取正向影响后发企业创新绩效。
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及形式,从外部关系或环境中获得信息和知识,都可称为外部知识获取。后发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通常面临技术、市场、顾客等信息不足问题,而外部知识获取能够弥补后发企业存在的资源缺口。首先,后发企业的创新性使组织愿意投入更多资源进行外部知识获取。Yli-Renko等[20]指出,具备创新意愿及行为的组织,更倾向于投入资本以获取更多外部知识,进而促进创新;马鸿佳等[21]研究发现,企业在创新环境下能够获取更多国际外部知识,有利于国际创新绩效提升。其次,及时获取丰富的外部知识是企业具有先动性的基础。先动性要求后发企业不断收集市场和顾客信息,及时洞悉市场环境变化,快速识别可能出现的发展机会。Lee & Sukoco[22]研究发现,相较于低先动性企业,具备高先动性的企业会更主动地探寻各种有用外部信息和知识,以识别环境中潜在的发展机会。最后,后发企业的风险承担性使其勇于不断获取外部知识及信息,进而提升判断与决策能力。一些案例研究指出,具备风险承担性的后发企业比传统企业对知识资源的需求更加强烈[23]。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创新性、先动性及风险承担性可以通过影响公司投入决策而促进外部知识获取,而外部知识获取能够增加后发企业知识存量,从而促进创新想法产生,最终实现后发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因此,外部知识获取在企业家导向转化为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所以,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a:外部知识获取中介了创新性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H4b:外部知识获取中介了先动性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H4c:外部知识获取中介了风险承担性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目前,吸收能力对创新的倍增效应和助推作用已经获得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认可与验证。从知识管理视角看,吸收能力作为知识与创新间的转化枢纽,是企业将获取的外部知识转化为创新产品的关键因素[24]。ZAHRA等[25]指出,高吸收能力企业比低吸收能力企业更能把获取的外部知识转化为创新产出(如新产品或新服务等);倪丽[27]发现,相较于低吸收能力企业,拥有高吸收能力企业的创新绩效更显著受到外部知识创新源的影响;简兆权等[29]发现,基于吸收能力调节下的知识获取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密切相关。
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后发企业通过顾客、市场、竞争者或高校科研院所等获得外部知识。吸收能力高的后发企业能够更好地整合及应用所获取的外部知识,从而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知识管理理论指出,企业获取的知识并不是影响其创新的关键,而在于是否具备对知识进行吸收及应用的能力(吴松强,周娟娟,赵顺龙,2017)。相同环境下的不同后发企业,其创新绩效可能截然不同,主要在于获取的外部知识能否迅速使后发企业受益。因此有效的整合、消化及应用能力才是价值关键[18]。对于吸收能力不足的后发企业而言,即便获取海量的外部知识,也难以使其有效地应用于创新产出。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5:吸收能力调节了外部知识获取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与低吸收能力的后发企业相比,在高吸收能力的后发企业里,外部知识获取对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更显著。
由以上假设可知,企业家导向能够通过外部知识获取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因此,进一步假设,吸收能力能够提升外部知识获取的中介作用。
Cohen & Levinthal[28]认为,吸收能力表现为企业辨别外部知识价值,并对其进行消化、吸收及应用于生产运营的能力。为了实现创新,实施企业家导向的后发企业需要从外部获取知识,以弥补自身知识资源的不足。具备强吸收能力的后发企业,在外部环境中更为主动,相对拥有更多机会获取更有价值的外部知识,并对其进行消化吸收、利用和探索,从而完成对产品或服务的改进和创新,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反之,低吸收能力企业即使拥有企业家导向的所有特征并从外部组织和环境中获取许多外部信息与知识,但是由于对信息及知识吸收能力有限,很难学习到有价值的知识,因此无法推进与实现企业创新。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a:吸收能力调节了外部知识获取在创新性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即吸收能力越强,该中介作用越显著;
H6b:吸收能力调节了外部知识获取在先动性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即吸收能力越强,该中介作用越显著;
H6c:吸收能力调节了外部知识获取在风险承担性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即吸收能力越强,该中介作用越显著。
综上所述,构建研究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理论模型
以上述界定的后发企业概念及特征作为调研对象选取依据,采用问卷调研方式,通过校友、社会网络等,先选取西北地区的7家后发企业进行预调查。根据调查对象提出的疑问及建议,对问卷进行完善。然后对陕西、新疆、河南、北京等地区不同类型的后发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其它)进行正式问卷发放。发放对象为公司CEO或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他们比较了解公司,填写的问卷能较真实地反映企业整体情况。为了增大研究样本量,把问卷发放对象扩大为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总监及其他高层决策者。共发放问卷486份,最终获得251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为51.65%。
为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将问卷变量及问题随机排序,并使用纸质问卷、电子问卷、访谈等多种方式,收集不同环境下的作答问卷,通过匿名填写,以防止由于心理因素造成偏差。
样本中绝大部分后发企业成立时间超过5年(200个,占79.7%),其中,18.3%的后发企业为6~10年,11年以上的后发企业占30.7%,另有51家(占20.3%)后发企业成立时间少于5年。样本数据中,企业规模较为均衡,50人及以下的后发企业占16.33%、51~200人的后发企业占37.45%、201~500人的后发企业占25.50%、501人以上的大规模后发企业占20.72%。
综上可见,样本企业年龄及企业规模分布较分散。因此,本研究样本代表性较好。
本文结合已有成熟量表进行修订后,形成正式量表。其中,企业创新绩效主要参考Chen & Vanhaverbeke[29]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后发企业特殊情境作了适当修改,共分为8个方面。企业家导向主要参考Miller[9]的3维度划分进行测量,总共设计14个题项。其中,创新性和先动性各包含5个题项,风险承担性有4个题项。外部知识获取借鉴Yli-Renko[20]开发的量表,结合实际进行相关调整后,形成6个题项。吸收能力借鉴Jansen[30]开发的量表,共4个题项。研究符合程度主要采用李克特5分法进行测量,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2”表示“有点符合”,“3”表示“不确定”,“4”表示“基本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
控制变量。经研究发现,企业年龄和规模可能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存在影响。所以,将其作为本研究控制变量,并采用企业成立时间及员工总数测量。
使用统计软件AMOS24.0及SPSS22.0进行数据分析。通过Cronbach' α值及CR值对量表信度进行检验。如表1所示,所有构念的α系数及CR值均在0.8以上,说明量表拥有良好信度。此外,VIF值均小于10,表明多重共线性问题在本模型中不显著。
应用载荷系数、CR及AVE检验变量是否拥有较好的聚合效度。表1显示,各变量载荷系数、AVE值及CR值分别大于0.5、0.6及0.8,均满足专家建议的范围值。所以,量表聚合效度较好,即设计的测量题项均能真实地反映变量情况。
比较相关系数值与AVE值的平方根,判断变量是否拥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前者较小,说明具备较好的区分效度)。将表1与表2中的AVE值和相关系数作比较可知,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基本小于各变量AVE值的平方根。所以,研究量表拥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为检验关键变量效度,采用AMOS24.0对关键变量(企业家导向、外部知识获取、企业创新绩效)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x2/df=1.387,CFI=0.969,IFI=0.969,RMSEA=0.039,TLI=0.966,即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都通过了合格标准,拥有较好的拟合度。
表1 变量信度及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测量题项载荷系数Cronbach'αAVECRI10.830I20.837创新性I30.7880.8650.6510.903I40.772I50.805P10.827P20.815先动性P30.7870.8770.6700.910P40.822P50.840R10.778风险承担性R20.8280.8200.6500.881R30.799R40.818N10.774N20.798N30.797后发企业创新绩效N40.8370.9100.6620.939N50.887N60.823N70.798N80.788E10.817E20.827外部知识获取E30.809E40.8160.8960.6600.921E50.767E60.835A10.870吸收能力A20.8520.8800.7350.917A30.860A40.847
采用SPSS22.0对样本进行相关性及回归分析。如表2所示,变量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为后面的回归分析奠定了基础。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对外部知识获取和吸收能力进行中心化处理,构建其交互项。先检验主效应及中介效应,然后检验吸收能力对外部知识获取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最后,采用SPSS插件PROCESS(Model=14)对H6(被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最后,对上述验证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
从回归分析表3可知,M1中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仅有2.4%(AdjR2=0.024)。M2在M1的基础上增加自变量后的解释力提升至64.1%,且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β分别为0.029、0.074、0.056,p值分别小于0.1、0.01、0.01),所以H1a、H1b及H1c均成立。
为检验外部知识获取的中介效应,构建M3、M4、M7和M8。M8表示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对外部知识获取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β分别为0.041、0.036、0.052,p值分别小于0.05、0.1、0.01)。比较M3与M1可知,AdjR2值由0.024变为0.653,模型解释力得到显著提升,说明外部知识获取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β=0.857,p<0.01)。比较M2和M4发现,M4的AdjR2值增加了0.121,模型解释力得到提高。在M4中,外部知识获取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β=0.519,p<0.01),此时自变量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β值分别从0.029、0.074、0.056下降到0.008、0.055、0.029,但创新性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变得不显著(p>0.1),先动性及风险承担性对其影响显著(p值都小于0.01)。由此可以得出,外部知识获取在创新性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先动性、风险承担性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H2a、H2b及H2c得到验证。
为检验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在M3中加入吸收能力、外部知识获取与吸收能力的交互项,形成M5及M6。由表3可知,M3的AdjR2值为0.653,M5及M6的AdjR2值为0.900和0.905,表明模型解释力得到显著增强。M6中的交互项具有显著的回归效应(p<0.01,β=0.003),表明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存在。
表2 变量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N=251)
变量123456781企业规模12企业年龄0.615∗∗13创新性-0.120-0.276∗∗14先动性-0.122-0.240∗∗0.739∗∗15风险承担性-0.071-0.214∗∗0.795∗∗0.795∗∗16外部知识获取-0.091-0.215∗∗0.674∗∗0.669∗∗0.659∗∗17吸收能力-0.037-0.157∗0.739∗∗0.750∗∗0.705∗∗0.804∗∗18后发企业创新绩效0.007-0.136∗0.749∗∗0.770∗∗0.736∗∗0.801∗∗0.745∗∗1均值2.5102.72027.49420.71715.15520.71714.35927.494方差0.9951.22836.57118.44416.19618.4448.81536.571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双侧),下同
表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后发企业创新绩效外部知识获取M1M2M3M4M5M6M7M8企业年龄0.099∗0.095∗0.062∗0.056∗∗0.038∗∗0.035∗∗0.0430.006(1.829)(1.783)(1.926)(2.068)(2.187)(2.086)(0.845)(0.171)企业规模-0.170∗∗∗0.012-0.0130.028-0.007-0.015-0.183∗∗∗-0.030(-2.838)(0.321)(-0.363)(0.895)(-0.340)(-0.793)(-3.255)(-0.700)创新性0.029∗0.0080.041∗∗(1.692)(0.552)(2.123)先动性0.074∗∗∗0.055∗∗∗0.036∗(4.180)(3.811)(1.813)风险承担性0.056∗∗∗0.029∗∗∗0.052∗∗∗(4.571)(2.809)(3.801)外部知识获取0.857∗∗∗0.519∗∗∗0.148∗∗∗0.136∗∗∗(21.246)(11.224)(4.122)(3.867)吸收能力0.848∗∗∗0.895∗∗∗(24.655)(24.875)外部知识获取×吸收能力0.003∗∗∗(3.658)R20.0310.6480.6570.7680.9010.9060.0490.504AdjR20.0240.6410.6530.7620.9000.9050.0410.494F4.032∗∗90.095∗∗∗158.035∗∗∗134.375∗∗∗561.696∗∗∗474.653∗∗∗6.374∗∗∗49.730∗∗∗
注:()中为T值
为了更方便地展示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把吸收能力划分为高吸收能力与低吸收能力(均值分别加减一个标准差)。如图2所示,外部知识获取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线在不同吸收能力下拥有不同斜率,在高吸收能力下具有更大斜率,表明外部知识获取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力更显著。进一步得出,高吸收能力有助于增强外部知识获取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所以H3得到验证。
图2 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
采用拔靴法对被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看出,吸收能力对外部知识获取在创新性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作用显著(指数为0.039,p<0.01,95%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在低吸收能力水平下,95%置信区间为(0.017,0.119),不包含零,在中、高吸收能力水平下,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49,0.148)和(0.077,0.181),都不包含零,证明此时外部知识获取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且高吸收能力下的间接效应大于中吸收能力下的间接效应,它们均大于低吸收能力下的间接效应(0.124>0.095>0.066)。上述分析说明,吸收能力积极调节了外部知识获取在创新性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且吸收能力越强,外部知识获取的中介效应越显著。所以,H4a得到验证。同上分析可以得出,吸收能力还分别显著调节了外部知识获取在先动性、风险承担性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即H4b、H4c也得到验证。
表4 不同吸收能力下外部知识获取的中介效应
自变量调节变量间接效应标准误95%置信区间低吸收能力0.0660.027(0.017,0.119)创新性中吸收能力0.0950.025(0.049,0.148)高吸收能力0.1240.027(0.077,0.181)被调节的中介指数0.0390.011(0.019,0.063)低吸收能力0.0570.022(0.017,0.106)先动性中吸收能力0.0820.022(0.045,0.132)高吸收能力0.1080.024(0.066,0.161)被调节的中介指数0.0350.010(0.017,0.057)低吸收能力0.0240.021(-0.017,0.066)风险承担性中吸收能力0.0490.020(0.012,0.090)高吸收能力0.0730.021(0.036,0.117)被调节的中介指数0.0330.009(0.015,0.052)
注:均值减标准差、均值、均值加标准差为吸收能力的低、中、高值,下同
如果使用不同方法得出相同结论,可以证明此结论具有良好稳定性[31]。所以,进一步对模型关系进行检验,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
参考ZHAO等[32]运用拔靴法对主效应及中介效应的检验,运行结果见表5。自变量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表明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外部知识获取分别在3个自变量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间起到中介作用,即H1a、H1b、H1c、H2a、H2b、H2c均再次得到验证。
表5 企业家导向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
自变量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值标准误95%置信区间间接效应值标准误95%置信区间创新性-0.120∗∗∗0.046(-0.210,-0.030)0.487∗∗∗0.062(0.367,0.611)先动性-0.090∗∗0.043(-0.174,-0.006)0.410∗∗∗0.065(0.285,0.544)风险承担性0.274∗∗∗0.033(0.209,0.340)0.279∗∗∗0.039(0.203,0.359)
运用Process程序检验调节效应,结果见表6。外部知识获取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不同吸收能力下有所不同。吸收能力越强,外部知识获取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越显著,表明吸收能力积极调节了外部知识获取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H3再次得到证实。
表6 不同吸收能力水平下外部知识获取对
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
调节变量影响效应值标准误95%置信区间低吸收能力0.091∗∗0.039(0.015,0.167)中吸收能力0.149∗∗∗0.035(0.080,0.218)高吸收能力0.188∗∗∗0.037(0.115,0.260)
利用层次回归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作进一步检验,构建M9、M10与M11。在M9中加入创新性、外部知识获取、吸收能力、外部知识获取和吸收能力的乘积项,M10与M11将M9中的创新性分别换为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结果见表7。由表7可得,吸收能力正向调节自变量通过外部知识获取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β分别为0.018、0.024、0.022,p值均小于0.01),所以H4a、H4b、H4c均成立。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运用不同检验方法得到了相同结果,表明结论拥有较好稳健性。
表7 回归分析结果2(N=251)
变量后发企业创新绩效M9M10M11企业年龄0.035∗∗0.038∗∗0.033∗∗(2.082)(2.322)(2.000)企业规模-0.003-0.005-0.005(-0.178)(-0.280)(-0.280)创新性0.018∗∗∗(3.374)先动性0.024∗∗∗(4.381)风险承担性0.022∗∗∗(4.311)外部知识获取0.117∗∗∗0.116∗∗∗0.107∗∗∗(3.328)(3.371)(3.076)吸收能力0.837∗∗∗0.811∗∗∗0.832∗∗∗(21.287)(20.427)(22.061)外部知识获取×吸收能力0.003∗∗∗0.003∗∗∗0.003∗∗∗(3.650)(3.399)(3.520)R20.9110.9130.913AdjR20.9080.9110.911F414.206∗∗∗428.111∗∗∗427.036∗∗∗
本研究结合知识管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构建了企业家导向影响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探讨了企业家导向—外部知识获取—后发企业创新绩效间的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1)企业家导向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有积极影响。该结论与现有企业家导向和相关绩效关系的研究大体一致,但在具体细节上仍存在区别。郭雯等[13]的实证研究显示,先动性与风险承担性对企业绩效存在负向影响,说明企业家导向对创新绩效与企业绩效存在不同影响机制。相对于企业绩效,企业家导向在后发企业创新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2)外部知识获取中介了企业家导向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企业家导向不仅直接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有影响,还通过外部知识获取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其中,外部知识获取完全中介了创新性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而其在先动性、风险承担性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3)吸收能力调节了外部知识获取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相较于低吸收能力,拥有较高吸收能力的企业,其外部知识获取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更显著。同时,进一步证实了吸收能力显著调节外部知识获取在企业家导向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即企业家导向—外部知识获取—后发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中存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有3个方面。首先,基于中国后发企业特殊情境,探索了企业家导向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机制,而目前的研究多从全球价值链或国内价值链嵌入等宏观因素角度研究后发企业创新问题,且案例研究居多;其次,从知识管理视角剖析了外部知识获取在企业家导向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机制,丰富了后发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研究,明晰了企业家导向对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作用机理;最后,拓展了影响外部知识获取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边界条件。通过研究吸收能力在企业家导向—外部知识获取—后发企业创新绩效机制中的调节作用,发现后发企业对外部知识的积极利用,有助于实现创新绩效提升。
(1)企业家导向有益于后发企业识别发展机会、获取知识资源、提高创新能力,从而帮助企业建立持续的市场竞争优势。后发企业如果缺乏企业家导向,会呈现出创新进取性、先动性、风险承担性不足,逐渐失去发展活力及生机,从而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所以,后发企业要想获取竞争优势,应充分认识到企业家导向的重要性,积极行动,面对机会要敢于承担风险,积极尝试,并努力营造更宽松的内部创新氛围,投入更多资源进行技术或产品研发,积极鼓励新思想产生,重视技术、产品和服务成果,帮助后发企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发展。
(2)激发管理者对外部知识源的关注。后发企业应积极投入资源建立关系网,运用多种渠道获取有用知识,使企业能够有效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知识资源短缺问题,从而快速应对变化多端的外部环境,提高市场竞争力。譬如,后发企业可与科研院所、高校或中介机构等合作建立实验站,以方便对外部知识源的获取、消化和利用,促进产学研之间的知识整合。积极关注外部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留意市场竞争对手状况,调研收集顾客需求信息,以便于后发企业对外部知识的整合、吸收及应用,进而促进产品或技术改进与创新。
(3)后发企业应重视对外部知识资源的消化与吸收。吸收能力是外部知识获取与后发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桥梁”,也是企业家导向通过外部知识获取影响后发企业创新绩效整个过程的“催化剂”。吸收能力的增强需要后发企业不断丰富知识存量,提高自身学习能力和技术水平。因此,后发企业应强化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合作,鼓励引进和培养杰出人才,提供培训及学习机会,营造组织内部知识共享的轻松氛围,建立学习型组织,同时,完善公司管理制度。通过这些途径,增强后发企业吸收能力,使吸收能力的“桥梁”及“催化剂”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虽然本文为国内外探索性实证研究提供了补充,但仍存在一些不足:①不同省市的样本数据存在区域选择局限性。未来可以尝试将样本数据进一步扩大,进行各地区的比较分析;②由于成本、时间等条件局限,本文仅运用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未来可采集后发企业不同时期的纵向数据,对变量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跟踪研究;③关于中介及调节变量的选取问题,本研究主要从知识管理视角探讨后发企业创新问题。未来的研究中,可选择组织因素中的能力、资源等为中介变量,选择外部环境因素为边界条件,具体研究影响后发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并根据不同内外部环境为后发企业提供相应指导和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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