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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5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美国宣布将华为公司纳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受美国禁令影响，Wi-Fi等标准联盟曾一度撤销华为的会员资格，试图全方位遏制华为的标准竞争力。华为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是技术标准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技术标准联盟已经成为新的全球技术战场。近年来，我国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及协会等组织集中力量联合研发核心技术，并通过参与或组建标准联盟的方式，构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力争打破发达国家标准垄断格局。但正如学者指出的，中国技术标准联盟大多数还处于发展阶段，联盟创新效率及活力存在局限[1]，稳定性差和失败率高等问题困扰着联盟发展[2]。因此，分析和探讨技术标准联盟形成与演化机理十分重要。目前，技术标准联盟研究聚焦于技术标准联盟的概念、分类、参加动因、成员选择、联盟治理和绩效评价等方面，尚未建立系统理论有效支持技术标准联盟发展和运行。相应地，技术标准联盟出现的问题，也难以从根源上找出原因和解决方案。
技术标准的研制、推广和扩散本质上是知识创新的过程[3]。但是，单一组织难以获得技术标准化所需的全部知识资源，也无法有效掌控各种知识流动与转化。因此，依托技术标准联盟合力打造一个完整的知识生态系统是标准获胜的关键。在技术标准联盟中，各联盟主体不仅需要关注自身的标准化行为，还需要与联盟中其他主体通过知识交互进行标准磋商，使联盟从知识无序状态演化出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有序化结构。可以说，技术标准联盟是以知识流为链接纽带而形成的知识生态系统。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参与者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那么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与其它知识生态系统相比有何新颖特质？遵循何种演化规律？根植于中国本土实践情境，如何准确把握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演化机理，寻求技术标准联盟持续健康发展路径？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不仅有利于丰富生态学研究内容，也可延展传统战略联盟理论的研究进路。
加入技术标准联盟是企业参与标准竞争的必然选择。1995年，Axelrod等[4]首次明确提出标准联盟的概念，即以拥有较强研发能力和关键知识产权的产业领导企业为核心，多家企业共同致力于技术标准制定、推广和产业化而形成的联盟组织[5]。企业参与标准联盟的动机主要包括降低市场不确定性、解决技术问题、获取知识、影响监管及进入市场等[6]。随着研究深入，学者们发现技术标准联盟具有规模更大、结构半开放、存在双重竞争和“花车效应”等特征[7]。根据技术标准设定不同阶段的企业行为模式，曾德明等[8]将标准联盟分为折衷妥协式、多企业协作式和混合式三类。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涌现出如Bluetooth、GSM等一大批成功的标准联盟，其形成条件、运行模式、竞争战略等受到学界高度关注[9]。
然而，技术标准联盟作为一种相对新颖的组织形态，受关系复杂、多决策中心和利益冲突等因素影响，容易陷入不欢而散或逐渐解体的境地。因此，学者们开始关注技术标准联盟的稳定发展问题。例如，张琰飞等[10]构建了基于谈判的技术标准联盟成员利益协调模型；Wang[11]探讨了技术标准联盟不同阶段动态资源匹配模型；李庆满等[12]分析了技术标准联盟成员选择、联盟治理构架和性质；章文等[13]运用博弈多智能体模型模拟技术标准联盟演化轨迹，挖掘其治理要点；李冬梅等[14]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探讨了技术发起者网络中心性和网络关系强度对标准联盟的影响路径。综上可知，学者们就技术标准联盟的稳态发展已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均是从宏观或中观单一层面出发，尚未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协同演化分析框架，用以解释技术标准联盟的演化规律。技术标准联盟具有典型的复杂系统特征[13]，是联盟主体间以及联盟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多层次共同演化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寻找新的理论，全面、系统地考察技术标准联盟演化规律。
知识生态学是一门利用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知识及知识系统活动规律的衍生学科。自George[15]于1991年提出知识生态系统的概念以来，其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借用和移植到社会学、管理学、情报学等领域，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和启示。与自然生态系统类似，知识生态系统强调的不是要素，而是诸多要素的有机结合。蔺楠等[16]将知识生态系统定义为知识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与知识生态环境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功能系统。知识生态学具有良好的发展和应用空间，形成了创新系统、组织知识管理及竞争战略等不同的研究进路。其中，创新系统研究进路主要关注创新过程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知识传递与互动[17]；组织生态知识管理研究进路的代表学者陈灯能[18]基于种群生态学，推演出知识生态DICE模型，从知识分布、互动、竞争和演化角度研究组织知识生态演化，将知识生态理论的研究对象从生物个体延伸到组织、产业层面；竞争战略研究进路将知识生态理论与竞争战略理论相结合,把技术战略概念化为知识搜索、知识产生和知识演化过程[19]。可见，不同的研究进路都强调了知识与环境互动过程中的知识演替和进化，因而相关理论适用于所有与环境相关的研究领域,是一个极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标准化与知识发展深度融合，技术标准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形成过程即标准导向下知识生态化演进过程[3]。技术标准联盟是技术标准化嵌入的主要知识生态环境，联盟成员通过交流、共享和创造知识资源，共同推进技术标准制定、推广和扩散，合力构建共存共生的复杂系统。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知识生态视角下技术标准联盟的演化机理研究仍属空白，知识过程对技术标准联盟优势提升的基础作用有待挖掘。鉴于此，本文从知识生态视角出发，结合技术标准联盟特殊情境，深入剖析知识生态系统的内在演化机理，并对闪联产业联盟成长轨迹与知识演化过程进行纵向分析，以期为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稳态运行与联盟标准竞争力提升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类比自然生态系统，本文将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定义为技术标准联盟中的知识主体之间、知识主体与知识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知识流动、知识循环而形成的动态开放系统，系统标准研制、实施和扩散是知识主体与知识环境内外部协同交互的结果。技术标准联盟只有遵循生物学规律开展知识活动，才能实现联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借用系统隐喻方法，本文对技术标准联盟蕴含的生态隐喻进行梳理并总结如表1所示。在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中，知识活动的基本主体单元是企业、政府和行业协会等，发挥相似或相同功能的主体联结为联盟知识种群，各种群通过价值链组成联盟知识群落，并与外部环境共同形成一个动态的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
表1 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的生物学隐喻
生物学隐喻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物种标准化企业、政府、行业协会、标准化组织、用户等知识个体种群标准提供者种群、标准产业化种群、用户种群、利益相关者种群等知识种群群落标准化种群构成的联盟知识群落生态系统技术标准联盟与外部知识环境
(1)知识。知识作为最有价值的资产，为技术标准联盟生态系统发展提供内核动力。随着技术体系复杂化，形成标准所需的知识以子集的方式为行业内多个企业或组织拥有，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高，知识成果主要以专利的形式存在。除此之外，还包括技术诀窍、行业惯例、市场信息、技术知识及管理知识等。在技术标准联盟发展的不同阶段，知识状态体现为知识开放性和同质性的不同组合，进而推动标准联盟由低级向高级逐步演化。
(2)知识主体。与生态系统相似，技术标准联盟内也存在各种不同形态与性质的组织，它们承载着标准化相关知识，以竞合方式关联，共同影响着标准的潜在演化方向。知识主体中最基本的单元是知识个体，如标准化企业、政府、行业协会、标准化组织及用户等，通过知识流动联结为知识生态链。拥有相似知识的知识个体汇集在一起，便形成了知识种群，而各种知识种群沿着产业链聚集与分布，进而形成知识群落。
(3)知识环境。联盟标准的形成根植于特定的知识情境，即标准产生和应用的具体背景与环境，对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的演化方向起着控制和调节作用，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技术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将技术标准推至战略高度，技术标准蕴含了各方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已有的产业经济格局与技术发展水平是联盟标准形成的基础条件。政策法规、相关惯例和文化氛围等方面的开放度与包容度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知识主体进行标准化的积极性及联盟行为。
图1 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层级结构模型
联盟标准化是一个知识、知识主体与知识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协同进化的过程。本文基于上述分析，构建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层级结构模型，系统、直观地展示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及要素间的作用关系，如图1所示。首先，知识、知识主体与知识环境是该结构的基本构成要素，三者交互作用、共同构成协同演化的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其次，每个知识主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知识流为联结纽带，通过知识生态链与其它知识主体交互作用，从而形成“知识个体→知识种群→知识群落”的关联路径。最后，知识主体之间能量、信息和物质流动受到知识生态系统内宏观环境制约，知识主体从知识环境中汲取营养和资源的同时，也影响和改造着知识环境中的资源配置状态。
基于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内涵可知，除具有与自然生态系统类似的协同演化性、全局整体性、自组织性等一般特征外，还具有标准导向性、层级开放性和价值流转性等独特性质。
(1)标准导向性。传统的知识联盟生态系统一般是以知识互补、合作创新、成本和风险共担、进入市场以及相互学习等为协同演进的内在动力，并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而不断变化。但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从诞生之初就具有明确的标准导向，各知识主体围绕某一特定标准组建联盟，基于联盟平台，通过合作研发或专利技术共享等知识交互活动推动标准化进程。
(2)层次开放性。所有生态系统本质上都具有开放性，但是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是一个分层开放的系统，即在核心成员层面上，联盟是封闭的，只有少数掌握关键专利和核心技术的企业才能够进入[20]。强大的知识产权为核心层企业带来了谈判优势和较高的联盟地位，使其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其它核心企业的技术知识。为了鼓励更多厂商投入资源并采用该标准，联盟对于那些不拥有知识产权的潜在普通成员和用户来说又是付费开放的。这种分层开放的联盟结构使整个系统富有生机与活力，保障了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和向上发展。
(3)价值流转性。在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中，知识沿着知识生态链跨越组织边界循环流转，经过“技术-专利-标准-产品”等知识形态转换，最终将知识价值转化为标准竞争力。通过知识流转，联盟标准化各个环节创造的价值得以传递，进而实现知识主体之间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分、知识共享，最终联结为秩序稳定的技术标准联盟。
在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中，各主体既要分析外部知识生态环境，也要审视自身在知识生态环境中的特定位置，即知识生态位，才能顺利开展标准化活动。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位是指以知识创新为核心能力而形成的联盟组织，通过知识获取、共享、集成和应用等活动实现技术标准制定、实施、推广和扩散，联盟中的知识个体、种群和群落分别在各自赖以生存、发展和竞合的环境中获得相应的功能地位。本质上说，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位发展演化能够反映出标准联盟生存发展状态与水平。一方面，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位具有一定的结构体系，是特定功能的有机综合；另一方面，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位与技术标准同步发展，与技术标准联盟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演进相对应，联盟知识生态位也表现出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位是横向维度演化和纵向维度演化的有机结合体，忽视任何一个方向的研究路径都会影响整个研究体系的理论构架。因此，本文根据联盟主体功能及生命周期特征，对知识生态位结构进行维度划分。
(1)横向生态位。按照功能角色定位，本文从技术标准联盟内知识个体、知识种群两个层面对知识生态位进行横向划分。首先，知识个体生态位。不同的知识个体承担的角色和职能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包括知识生产者、知识传递者、知识分解者和知识消费者。知识生产者决定了标准知识供给情况，联盟主导企业、配套技术提供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主体将知识创新成果转化为专利技术，提供技术标准制定所需的知识资源，一般而言，一套完整的技术标准需要多个知识模块组成。知识传递者是技术标准联盟中负责管理和传递知识的组织或工作组，通过契约制度将知识生产者与知识消费者汇集到一起，承担知识资源平衡及分配工作。知识消费者是联盟中搜索和利用知识、知识衍生品及服务的个人或组织，包括消费者和标准产品生产商。知识分解者是联盟中筛选、整理知识，剔除无用知识的组织，通常也可由联盟管理工作组织承担。此外，某些利益相关者如政府、正式标准组织、科研机构等也可充当知识分解和整理者角色；其次，知识种群生态位。根据功能定位，知识个体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技术标准提供者、标准产业化者、技术标准用户和技术标准联盟利益相关者四类知识种群[21]，各自占据特定的生态位，既反映了该种群与其所处群落中其它种群之间的联系, 也体现出与其所处群落环境的互动关系。
(2)纵向生态位。同一知识主体生态位在不同发展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与水平，因此技术标准联盟发展演化也是联盟主体知识生态位由低到高逐级攀升的过程。将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位发展过程置于生命周期理论视域内加以审视，可以发现其遵循组建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转化)期的演化过程[22]。在标准联盟组建期，成员仅限于联盟发起者等核心层企业，尚未形成完备的产业链，联盟知识生态位缺乏较为完善的功能机制。在标准联盟发展期，标准核心技术确定，主导企业占据知识生态位绝对优势，联盟标准开发和产品化使得联盟成员扩展至生产商、供应商，产业链基本形成，联盟知识生态位进一步扩大。标准联盟成熟期是利益分配的关键阶段，各企业开始获得市场回报，更多企业加入联盟，企业知识生态位出现重叠，进而引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标准联盟衰退阶段，联盟成员从用户、扩展层、紧密层、核心层不断流失，联盟标准地位下降，联盟利益缩小，并伴随着生态位萎缩，拓展新的知识生态位势在必行。
本文基于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结构分析及系统演化特征，分析技术标准联盟生命周期各阶段知识流转与标准价值创造规律，并构建基于知识生态位的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演化机理模型，对技术标准联盟知识个体和知识种群两个层面知识生态系统运行模式的“黑箱”进行解构。
3.1.1 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链
在标准导向和联盟成员知识需求驱动下，技术标准联盟知识主体之间通过知识流转形成链式依存关系，进而推动整个系统运行(见图2)。联盟主导企业、科研院所等知识生产者与其它主体相比，因其技术优势而处于较高的知识生态位，生态位知识势差的存在使得技术标准知识从高势能的知识主体流向低势能的知识主体，经由标准联盟管理组织、正式标准组织、政府等知识传递者和分解者的汇总、加工和编撰，形成技术标准文本提供给生产商等知识消费者进一步开发标准产品，最终通过标准商品化将标准知识扩散至终端知识消费者——用户，在扩大用户安装基础的同时，不断获取用户知识反馈，酝酿新一轮标准知识创新。由此可见，知识生态链是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的神经脉络，是联盟标准形成与扩散的主要渠道。同时，知识生态链通过知识流动促进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
标准联盟知识主体之间主要通过竞争与合作关系，促进知识生态链的知识流动与价值创造。由于标准的排他性与巨大收益，各知识主体都争相将自身的技术和发展路径融入联盟标准，这就使得他们在获取、创造、传递、分解和消费知识时都存在竞争关系。同时，复杂标准的技术供给需要获取知识生产者的专利权许可及其他主体的广泛认可，因此需要各知识主体相互合作，协同实现整体效应。
图2 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链
3.1.2 基于生态位的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链动态演化
知识生态链作为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在个体层面的重要运行机制，链条上各主体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态位重叠，这会影响联盟成员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进而推动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由低效、无序状态向高效、有序状态演化。借鉴王斌等[23]的研究结论，本文将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位重叠度分为知识同质性和知识互通性两个维度。知识同质性是联盟各成员在知识存量水平、知识吸收和架构能力与知识分布结构方面的相似性，知识互通性是联盟各成员之间在知识分享、互补、转移与扩散方面的效率与效果。知识同质性和知识互通性两个维度相互作用，在联盟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形成不同的组合水平，共同影响联盟成员生态位演化。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基于生态位的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链动态演化模型，如图3所示。
图3 基于生态位的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链动态演化模型
(1)联盟组建期——生态位相离。此阶段，联盟成员数量较少，仅限于联盟发起者，每个企业都有其独特的核心技术能力，知识同质性较低，成员之间存在技术距离和知识势差。由于联盟成立时间较短，成员之间关系松散、缺乏信任，同时考虑到可能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拥有知识产权的各成员对信息披露持谨慎态度，彼此间的知识互通性较低。因此，该阶段知识主体之间的生态位相分离，仅存在少许合作，知识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知识功能缺位。
(2)联盟发展期——生态位点重叠。在该阶段，标准联盟迅速发展，标准相关企业和组织开始加入，标准技术确立，围绕标准产品的开发，各种配套产品和附属专利技术不断涌现。组建期溢出的分散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低势能知识状态成员的知识吸收能力。围绕核心技术，众多拥有知识产权的联盟成员开始构建“专利池”，随着合作频次提高和技术方向明朗化，核心成员间知识的同质性提高。潜在标准构成技术之间的激烈竞争和“技术专利化”策略的实施，使得核心层内部、核心层与紧密层成员间仅以显性知识和正式交流方式进行合作，难以保障技术真正共享，知识互通性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该阶段知识功能日趋完善，在知识生态位扩大的同时，知识主体之间出现点重叠，体现为内部技术竞争。
(3)联盟成熟期——生态位高度重叠。完成标准技术体系与标准产业链构建后，联盟发展进入冲刺阶段，其标准技术和标准产品被市场接受是联盟标准成功的重要标志。在联盟成熟期，标准技术趋于完善，大量持观望态度的厂商陆续加入联盟，并基于共同的联盟标准开发新产品。同时，由于技术标准的路径依赖特征，各联盟成员深度嵌入当前技术轨道，因此主体间知识同质性较高。新加入的成员作为联盟的扩展层，虽未参与标准技术制定与研发，但是能够通过标准专利授权许可方式掌握标准技术，进而通过市场竞争扩散标准知识。此时，知识主体间知识互通性不断增强。在知识同质性和知识互通性“双高”的共同作用下，联盟内知识主体间生态位重叠度不断提高，生态位高度重叠意味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4)联盟衰退(转化)期——生态位相连重叠。随着市场竞争趋于饱和，标准联盟可能因为企业退出而进入衰退期，知识生态位系统遭到破坏。另外一种可能是联盟在各种有利因素促进下进入转化期，即淘汰旧的技术标准，重构知识体系，进行标准创新。在该阶段，联盟网络变得更加开放，不断吸纳、融合新技术思想和新成员，不断突破已有标准的桎梏。因此，在低知识同质性和高知识互通性状态下，联盟知识生态位体系得以新陈代谢，生态位呈现相连重叠，只有通过适度的竞争与合作才能保障联盟生态位平稳跃迁。
标准竞争不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标准生态的竞争。知识个体要想发挥作用，必须归附于某个有利于自身知识发挥效用的群体[24]。因此，有必要研讨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种群层面的知识运行机制。陈灯能[25]提出组织知识生态内的知识种群遵循DICE运行模式，体现为分布、互动、竞争、演化4种生态关系，构成一个动态的知识生态体系。基于此，本文构建了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的DICE模型，分析联盟成员形成的知识种群间及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提出知识分布、知识互动、知识竞争、知识演化的知识组织模式，如图4所示。4种生态关系紧密勾连，形成一个闭环知识生态循环系统。其中，标准化相关知识的分布态势影响着联盟成员间的互动关系，又由于联盟资源有限性，互动中必然产生竞争行为，而长期竞争的结果即为知识演化，并再次形成新的知识种群分布态势，如此循环往复，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实现向更高层次跃迁。
图4 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DICE模式
(1)知识分布(Distribution)：标准联盟内存在着技术标准提供者、标准产业化者、技术标准用户和技术标准盟利益相关者四类知识种群，分别具备标准价值链必需的各种知识能力，并在联盟内形成一个稳定的分布态势，构成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研究的基础。其中，知识强度反映了各种群知识能力水平，如研发、生产、营销推广等能力；知识多样性代表标准联盟知识多样化程度，直接影响着整个联盟绩效。
(2)知识互动(Interaction)：知识种群分布仅反映了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在某一时刻静态的状况，其各阶段的动态变化还需要通过知识互动关系加以呈现。各知识种群受其生态位及外部生态环境的影响，彼此之间通过知识交换和知识共享进行知识互动。例如，技术标准提供者种群所研制的标准技术，通过标准产业化者种群进行产品生产与商品化，两个种群具有极强的资源互补和关联共生性，因此两者构成了相互制衡又互利共生的关系。在此过程中，知识资源广泛地渗透在各互动环节，知识流是联系各知识种群的纽带。
(3)知识竞争(Competition)：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环境提供给各知识种群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为了争取更有利的知识生态位，各种群间会产生竞争。标准联盟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知识竞争表现为不同形式。例如，在标准联盟发展期，为了推出本联盟标准与其它联盟标准相抗争，各知识种群间会采取合作式竞争模式，聚集各种知识资源实现联盟整体利益。而进入联盟成熟期，部分种群间不仅在各自优势领域展开合作，还逐渐开始突破种群边界，在联盟内展开激烈的冲突式竞争，分割市场“大蛋糕”，争夺资源以维护自身利益。
(4)知识演化(Evolution)：随着市场和技术环境剧烈变动，技术标准的更新不可阻挡，只有不断提升知识能力，促成知识演化，才能持续保持联盟竞争优势。知识演化就是调适出最适合当前标准竞争环境的知识种群，形成一个新的知识分布结构。这种演化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知识突变和知识互换。知识突变是指知识种群内部不断进行技术变革，推动标准创新和升级。而知识互换则是通过与外部知识族群交流合作，如购买新的专利技术、引进高端人才、兼并收购等，利用外力驱动知识演化，提升联盟标准竞争力。
为进一步阐释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演化机理，本文根植于中国本土实践，选取闪联(Intelligent Grouping and Resource Sharing)产业联盟进行实例验证。2019年5月，闪联最新的一项国际标准通过ISO成员国投票正式发布，此举标志着中国在物联网标准领域又一次取得突破性进展，至此，闪联已有14项标准成为ISO标准，为中国在世界标准领域取得了更多话语权。闪联作为我国产业化水平最高、成果最多的技术标准联盟，其联盟标准研制、实施和扩散的过程实质上是联盟内部知识主体间以及知识主体与外部环境间生态化运作的过程，标准联盟的整体竞争力依赖于其知识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与运行。目前，还未出现关于以闪联为例的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研究。闪联17年来的联盟标准化发展历程，与上文所探讨的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演化进程基本吻合。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典型标准联盟分析其成功经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推广应用价值。
闪联产业联盟自2003年7月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制 定、实施和产业化我国自主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技术标准，目前拥有海内外会员260家，围绕闪联标准构建了完善的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闪联集结了企业、政府、高校、研究所、行业协会五类组织，其中由芯片制造商、设备供应商、网络运营商、软件开发商、产品制造商等企业组成的强大产业阵营，已全面覆盖3C互联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各联盟成员作为知识个体，承载着技术知识、产品知识、管理知识、组织文化、市场资讯及政策文件等各种标准化相关知识，分别在联盟中占据一定的知识生态位。首先，以联想、TCL、康佳、海信、长城等5个发起者为首的14个核心成员单位，不仅承担联盟标准的实质性研发工作，同时也兼具终端生产职能。因此，这些核心层大型生产企业既是知识生产者，又是知识消费者。面对标准技术研发挑战，中科院计算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在技术研发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的组织也加入联盟，为闪联标准技术完善提供支持，这些科研院所与高校也占据着知识生产者的生态高地。第二，闪联的前端研发和终端生产分别由两个组织负责——闪联信息产业协会和闪联信息工程中心，这两个中介组织汇集各方信息，为研发企业、终端企业、技术配套企业提供知识交流和分享平台，承担着知识传递者的角色。第三，采用联盟标准的大、中、小型生产企业、技术配套企业是标准技术的消费者，而最终用户是标准产品的消费者，他们均是联盟生态的知识消费者。最后，政府、行业协会、正式标准组织等机构在产业链各环节支持、监督、宣传联盟标准，从而使标准知识在社会层面得到分解，承担了知识分解者的角色。
从知识种群层面看，闪联联盟内部包括标准研发种群、标准产业化种群、标准用户种群和利益相关者种群四大类知识种群。标准研发种群是指对闪联标准共性技术、核心技术研制作出技术贡献的所有组织，以核心层企业为主；标准产业化种群是指主体产品制造商、互补品制造商和网络服务商等产业化环节的参与者；标准用户种群是指标准产品的消费者，他们直接决定标准的成败；利益相关者种群包括政府、行业协会及中介机构等为闪联标准研发和产业化提供政策、技术、人才等相关平台支持的组织。种群间存在“两栖”或“多栖”成员。闪联标准发展要求标准制定、标准产业化推广、市场化扩张相互衔接，因此各知识种群之间紧密联系，以保证闪联知识生态系统顺利交互演化，促进其向系统协同和共生转变。
基于本文构建的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架构，以闪联产业联盟生命周期演化的4个阶段为研究主线，按照时间序列对闪联产业联盟知识生态系统内知识个体和种群两个层面的知识活动与标准化实践进行归纳分析，揭示闪联发展各阶段知识生态系统运行机理，为我国标准联盟生态治理和知识创新路径选择提供借鉴。
4.3.1 联盟组建期(2001-2003年)
2001年，联想、TCL、康佳、海信和长城等5家企业开始酝酿制定闪联技术标准。2002年11月，信息产业部召开智能互联标准研讨会，就“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的必要性和科学性进行研讨。2003年7月，在信息产业部支持下，联想、TCL、康佳、海信、长城5家企业牵头成立了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标准工作组，中文简称“闪联”。联盟成立后，近半年时间内就有18家终端厂商申请加入，联盟企业数达30家，但长虹等重量级企业仍未加入。同时，闪联和很多国外标准组织建立了紧密联系，频繁开展交流与实质合作。
在该阶段，闪联标准联盟知识生态初步形成，成员数量少，多为3C各领域产业链中下游的终端厂商，联盟知识结构差异性较大。同时，出于对核心知识的保护，联盟知识开放度较低。因此，该阶段联盟内知识生态链较短，生态位存在空缺，制约着闪联标准产业化、市场化。从知识分布看，以标准研发种群为主，主要围绕技术框架和知识产权管理等方面进行知识互动，确定了闪联标准0.5版本。
4.3.2 联盟发展期(2004-2005年)
2004年之后，长虹、华为、中兴、中国电信、中芯等知名企业和清华、北大、中科院计算所等高校陆续加入闪联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队伍，有效促进了闪联标准技术功能集成化，为技术标准研制奠定产业基础。2005年5月，闪联信息产业协会成立，占据研发类成员群体的关键节点，并发挥着沟通、协调作用。基于上述努力，2005年6月，闪联标准1.0版被信息产业部推荐为行业标准。
在该阶段，闪联标准联盟知识生态逐步完善，产业链初步整合，技术标准文本确立。在统一的技术框架下，成员间知识同质性增强，但知识共享仅限于标准研发者内部。联盟内知识生态链已延伸至知识传递者，为了将自身技术纳入标准，核心成员等知识生产者之间因竞争而产生生态位点重叠。标准研发种群、产业化种群和利益相关者种群间具备不同的知识能力，因此必须基于各自的知识优势进行合作才能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实现共生。
4.3.3 联盟成熟期(2006-2015年)
事实上，标准是产业利益链条上多方制衡的结果，为了使闪联从松散联盟走向利益一体化，2005年12月，闪联信息技术工程中心有限公司揭牌成立，致力于闪联标准的产业化和市场推广。开放是闪联标准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2008年3月，闪联中间件平台开始运作，小型生产企业和技术配套企业可以借助该平台获得核心技术授权。闪联联盟企业循着“概念产品-体验店-量产”的市场推广路径，经过十余年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运作，已经成功推出闪联电视、电脑、笔记本、投影机、打印机、手机、DMA等多款闪联产品，厂商覆盖国内计算机产业50%、家电产业80%和手机产业50%的市场份额。2010年2月，IGRS标准被ISO正式公布为全球3C协同领域的第一个国际标准。截至2015年，闪联国际标准已有8项，已立项并正在制定中的国家标准达18项。
在该阶段，闪联标准联盟知识生态趋于完善，技术互联互通极大地提高了联盟成员间的知识同质性，信息技术工程中心和中间件平台的组建则促进闪联联盟内外知识开放，加速了知识技术化、商业化。完善的产业链意味着知识生态链功能集成化，以闪联标准为纽带，各种知识通过标准技术和产品得以广泛扩散。随着联盟阵营不断扩大，产业化种群内竞争加剧。例如，同是从事家电生产的长虹、海信、美的等企业，为提高家电市场占有率展开各种竞争，此时种群内部知识生态位高度重叠，为了争取更有利的知识生态位，各联盟成员展开激烈的知识竞争。
4.3.4 联盟转化期(2016年至今)
当前，闪联在政策环境和技术应用方面具备较强的发展优势，但其国际化征程步履维艰。首先，来自其它标准联盟的挑战愈加强劲，国内与e家佳各自建设，未能形成标准竞争合力；国外DLNA和UPnP等联盟势力强大、动作频繁。尽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迫切要求电子信息高科技领域各联盟标准融合，但是各标准信息终端彼此割裂，各种力量阻碍着互联互通。其次，闪联内部产业链核心力构建不足。联盟产业链长，各环节大都各自宣传、产品独立，造成市场推广如火如荼，但接受度低。闪联已进入“不进则退”的关键变革期。面对严峻的技术和市场环境，闪联成员基于新一代闪联技术——闪联IGRS2.0，在努力壮大自身应用版图的同时，加大合作力度，汇聚力量探索共赢模式。在2016年CES展会上，闪联展示和推介了大批智能家居新产品。2017年，闪联投入2.0远程访问技术研究，致力于形成智慧城市互联技术标准体系。2018年，闪联将标准研制范畴扩展至能源互联网、能源物联网领域。同年，联想跨界联合百余家企业共同成立开放合作平台——联想SloT合作社，致力于打通联盟内设备硬件合作、内容服务合作、渠道销售合作。
在该阶段，闪联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环境变迁导致联盟知识生态位体系遭到破坏。联盟主体间的合作间隙使得知识生态链功能退化，链上知识流转效率低下，极大地影响了联盟生态的稳定性。严峻的知识环境和不利的知识分布状态迫使联盟成员加强知识互动，通过合作竞争补齐知识生态链。经过近年来的努力，联盟标准化领域得以延伸，不断从外部环境中汲取新知识，成员间合作度有所提高，在低知识同质性和高知识互通性的知识状态下，联盟知识生态位呈现相连重叠。从知识种群层面看，正是联盟产业化种群的知识变革与知识互换推动了知识演化，促进了标准知识体系重构和新的生态位体系形成，并将随着联盟新的生命周期继续演化。
综上，闪联产业联盟的发展历程生动地展现和阐释了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的演化机理。在微观层面，闪联联盟成员间沿着知识生态链进行“技术-专利-标准-产品”的知识流动与转化，链路不断打破、重组、优化是知识生态位自我调整的过程，这种机理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知识种群间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在联盟生命周期中与成员个体形成相互反馈，并呈现出DICE的知识组织模式，在正反馈机制作用下失去原有的稳定性后再次趋向稳定，从而使闪联联盟知识生态系统变得更加高效，更加适应环境，最终推动联盟标准竞争能力不断提升。
通过对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演化机理进行系统分析，并结合闪联产业联盟知识生态发展案例探讨，获得以下结论：
(1)技术标准联盟是以知识流为链接纽带而形成的知识生态系统，除具有知识生态系统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标准导向性、层级开放性和价值流转性等独特性质。
(2)联盟主体知识生态位及其重叠、分离的动态行为是影响标准联盟知识生态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横向维度演化和纵向维度演化的有机结合体。
(3)标准联盟内知识个体间沿着知识生态链进行知识交互，形成多种知识生态位。联盟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分别对应知识同质性和知识开放性的不同组合水平，相应地，联盟生态位表现为相离、点重叠、高度重叠和相连重叠4种状态，在4种状态演化过程中，标准联盟生态位得以向更高水平跃迁。
(4)联盟内的知识种群与其存在的知识环境相结合，在联盟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不断重复DICE循环，最终实现整个联盟标准知识更多积累和标准价值更快增值。
根据以上结论，尤其是标准联盟知识流转的生态学特征，本文认为，为了促进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稳态运行与联盟标准竞争力提升，以核心层为主导的联盟工作组需要组织构建满足产业链知识需求的完备知识生态链，各联盟成员动态调整自身知识生态位，各种群依托中介加强互动交流，共同营造良好的知识生态环境。
(1)知识生态链的有序和优化是技术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发展的有效途径。联盟标准成功与否最终依赖于产业链整合情况。依托产业链，各标准化主体以知识生态链的形式连接起来，知识生态链是否健全，是否与产业链中的知识需求相匹配、相契合，是标准生态能否良好运行的关键。为此，标准联盟需要以标准为导向，在联盟不同阶段选择能够满足其知识需求的合作伙伴，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明确各成员的功能定位、权利及义务，保证联盟知识生态链的有效运转。
(2)基于标准联盟知识生态位重叠度选择适合企业自身和整个联盟的生态策略。随着标准联盟生命周期阶段演变，联盟知识生态位重叠度由分离走向重叠，由重叠再次转向分离，如此循环，使得标准联盟在稳定与不稳定交替变化中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状态。因此，联盟成员需要明确标准联盟生态系统发展阶段及其在知识生态链中的位置，做好每一阶段的生态位选择与调整工作，尤其是生态位重叠状态下的生态位选择。通过有效的策略调整成员间知识生态位的宽度和重叠度，促进成员间竞争与合作，保持标准联盟知识生态系统稳定与发展。
(3)加强种间交流，依托中介建立积极活跃的知识生态环境。技术标准联盟的各个知识种群具有不同的专业分工和核心知识，因而彼此间存在一定的知识距离，或者不具备完全高效的强连接关系，并不能实现知识的合理分布、良性互动、有序竞争和协同演化。倘若任由知识种群自我发展，必然导致一些对标准联盟有重要价值的知识种群消失，也就无法构建功能完善、高效顺畅的标准生态。因此，需要搭建知识种群层面的内外部交流中介桥梁，通过中介机构发挥协同功能，并引导其向预期的协同模式进化，形成良性的知识交互氛围，进而促进整个知识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例如，闪联信息产业协会、闪联信息技术工程中心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均为联盟内外部知识种群接轨营造了有利的知识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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