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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2018年12月18日，时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作重要讲话，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并吹响了新时代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号角。在13 000字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先后20次直接提及“创新”，16次直接提及“创造”，涉及理论、实践、制度、文化、科技创新等多个方面，凸显了创新之于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及深刻意义。“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既是对改革开放40年风雨征程和取得伟大成就的庄严致敬，也点明了40年宝贵经验的本质特征，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新时代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念。
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其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是对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判断和定位。
如今，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新的40年征程也已启航，但是伴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快速推进，全球政治经济和创新格局深度调整，国家和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多变、模糊不定。进入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阶段，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和艰巨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扩大开放新阶段，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正在从创新驱动迈向创新引领，从落后追赶迈向追赶和引领并行，亟需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向以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探索总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大国崛起必然伴随着理论和文化的繁荣与复兴，也呼唤理论创新的持续支撑和引领。“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这一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也呼唤着中国创新学派的使命担当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支撑与引领。
因此，系统性和批判性回顾中国特色原创性创新范式演变和发展，不但是呼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创新理论体系、达成创新战略目标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文期刊中关于中国情境下原创性创新范式文献进行批判性回顾，揭示中国原创性创新范式背景、内涵与发展演变情况，探索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原创理论研究上实现赶超的关键特征与趋势，旨在为完善中国特色创新理论体系指明方向，为促进中国创新学派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扎根中国改革发展与企业创新探索实践，针对中国企业创新经历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发现，积极探索中国本土化创新范式，先后提出、发展和应用了自主创新、全面创新、协同创新、整合式创新和有意义的创新等扎根中国创新实践的原创性创新范式(见表1)，不但彰显了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也逐渐构建和推动了中国创新学派的兴起，对国内外创新理论发展和创新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
表1 中国主要原创性创新范式梳理
创新范式(Innovation Paradigm)理论主要贡献者(按论文被引量)首次提出学者及文章信息时间及作者篇名期刊名自主创新Indigenous Inno-vation陈劲、宋河发、张炜、彭纪生等1994年陈劲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学习模式科研管理全面创新Total Innovation许庆瑞、郑刚、陈劲、谢章澍等1998年吴军, 王世斌全面创新:提高顾客满意度的根本途径社会科学辑刊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陈劲、阳银娟、何郁冰、张力等1997年张钢, 陈劲,许庆瑞技术、组织与文化协同创新模式研究科学学研究整合式创新Holistic Innova-tion陈劲、尹西明、梅亮2017年陈劲, 尹西明, 梅亮整合式创新:基于东方智慧的新兴创新范式技术经济有意义的创新MeaningfulInnovation陈劲、曲冠楠2018年陈劲、曲冠楠有意义的创新:引领新时代哲学与人文精神复兴的创新范式技术经济
注：根据相关文献资料整理
1.1.1 自主创新范式产生背景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主要依赖技术引进，受体制、观念和技术水平的影响，当时的企业更重视生产规模、引进零配件国产化、进口设备翻版仿制[1]，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陈劲[2]基于熊猫电子集团的深入调研发现，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自主设计与开发能力提升，提出自主创新(Indigenous Innovation)的学术概念，并探讨了创新追赶过程中学习方式的变迁及其在国家或企业从技术吸收、改进到自主创新过程所发挥的作用。随后，自主创新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将自主创新调整为国家科技战略。
1.1.2 自主创新范式内容与发展
自主创新是指通过自身学习与研发投入，形成自主开发能力，探索技术前沿，突破技术难关[3]，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基础上创造出新知识，并将技术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的过程[4]，是通过原始性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提升，获取自主知识产权，进而提高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创新范式[5]。其中，自主是前提，创新是目的，提高创新能力是核心，获取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是关键。2010年，陈劲等[6]重新定义自主创新，即以全面创新管理为指引，以组合创新为平台，通过二次创新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以集成创新实现技术范式突破，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发明和技术应用，为国家发展创造出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创新过程。
一项创新是否为自主创新，可通过后续创新专利技术价值占其技术总价值的比重测度，或根据技术投入、知识产权和创新收益3个方面综合测度[7]。自主创新实现模式和路径包括：本土领先用户主导创新[8]；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9]；产品线延伸、国产化项目和技术合作等[10]，以及通过技术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和市场-技术协同导向型3种路径实现自主创新[11]。
从宏观与微观角度，自主创新可分为国家和企业自主创新两种模式，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了不同组合模式，如企业内生创新、企业内研发+国内技术合作、企业内研发+技术引进+合作消化吸收等(操龙灿，江英，2006)。自主创新模式分类研究主要包括：拓展主导型模式和开发主导型模式[12]；技术推动模式、需求拉动模式及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双驱动模式[13]；以及以战略平台为核心、以组织资本为核心和以技术能力为核心的模式[14]等。
自主创新路径主要包括：国家自主创新和企业自主创新[11]、拓展主导型模式和开发主导型模式[12]以及技术推动模式、需求拉动模式及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双驱动模式[13]等。自主创新实施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自主创新能力[6]、政府R&D补贴和专用性人力资本价格[15]以及技术学习、管理学习及其二者的交互[16]等。自主创新研究模型主要包括：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模型[12]、动态不对称信息博弈模型[15]以及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侯建等，2016)等。
自主创新对策及建议研究主要包括：科学选择自主创新方向、保护和开发自主创新成果和取得国家政策支持[11]；重视非研发驱动商业模式创新、颠覆性创新、并购创新和设计创新，实现研发驱动和非研发驱动创新协同[6]；根据集群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大企业集群将采取不同的自主创新推进模式[17]，以及顺应全球化潮流，将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结合以占据行业制高点[18]。
1.2.1 全面创新理论产生背景
1997年，郭斌等(1997)提出组合创新概念，认为其是指受组织因素和技术因素制约的系统性协同创新行为。在此基础上，许庆瑞等[19]提出基于核心能力的组合创新范式，指出企业应考虑创新组合效应。1998年，吴军和王世斌[20]从提高顾客满意度出发，提出全面创新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多环节、多要素的综合性创新，是企业全体员工实施的包含产品、管理和组织创新等一系列创新行为的创新活动，但未涉及全面创新理论基础、运行机理等。
进入21世纪，中国企业技术创新面临新挑战，企业决策速度与实际能力间的矛盾更加突出，知识空前广泛分布下国内外创新资源整合能力不足、技术与非技术因素不协同带来的矛盾日渐突出[21]，企业技术创新缺乏与组织、文化、战略等非技术因素的协同，成为制约中国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19]。
1.2.2 全面创新内容与发展
基于国内外创新理论及中国企业经营实践，2001年，许庆瑞等[19]总结了企业经营管理全面创新规律，并强调了全面创新的两层涵义：一是涉及企业各创新要素的全面创新，二是各创新要素间的有机协同，并于2002年将组合创新理论升华为全面创新管理理论(Total Innovation)，提出 “三全一协同”框架体系，即全要素创新、全员创新和全时空创新，旨在实现各创新要素在全员参与和全时空域范围内的全面协同[21]。其中，全要素创新是创新内容，全员创新是创新主体，全时空创新是创新形式[22]。全面创新管理的提出极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对创新制度体系的系统优化，是企业创新管理实践的新范式(许庆瑞等，2004)，是对中国创新管理研究的重大突破，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理论体系[21]。
全面创新观与传统创新观的显著区别是其促使创新要素与时空范围大大扩展(许庆瑞等，2006)，包括沟通、竞争、合作、整合和协同5个阶段[23]。创新过程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战略性，即以企业战略为依据和出发点培育企业核心能力，以持续竞争优势满足企业绩效；②整体性，即要求企业各部门、各要素协调配合；③广泛性，即创新活动渗透到组织全部流程和全体员工；④主导性，即强调创新活动在企业经营中的主导地位。在全面创新过程中，战略性能力和协同管理能力(许庆瑞等，2004)，以及项目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度、高层领导重视程度和组织结构扁平化(水常青等，2004)影响企业全面创新管理绩效。全面创新研究模型主要包括：C3IS五阶段全面协同过程模型(郑刚等，2006)、企业全面质量管理与全面创新管理整合模型[24]以及中小企业文化、技术与管理创新能力三维概念模型(TIM-CTM)[25]等。
许庆瑞等(2018)以海尔集团为例，总结出全面创新管理模式下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路径为：单一技术能力-组合创新能力-全面创新能力。因此，企业可通过组织学习、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购并整合、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管理等途径(毛武兴等，2004)，建立产学研、上下游、国内外有效结合的合作创新网络，实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有效互动[26]。
1.3.1 协同创新理论产生背景
协同创新理论研究是一个持续过程。1997年，张钢等(1997)认为技术、组织与文化协同是企业应解决的关键问题，学者遂对其展开了研究。2000年，彭纪生和吴林海[27]探讨了技术创新模式演进规律，指出技术协同是未来发展趋势。2005-2006年，陈劲、王方瑞以实证和案例相结合方式探究了技术与市场协同创新机制的内在本质。随后的研究有技术、市场与管理创新协同[28]以及知识创新协同模式[29]等。虽然上述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但却为协同创新理论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2年，陈劲等(2012)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多元异质性主体创新目标与利益协调不一致等突出问题，在国家计划推行协同创新背景下率先开展协同创新理论研究，并于国内最先出版《协同创新》专著及相关文章，深入探讨协同创新战略成因、过程、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明确提出协同创新是当今科技创新的新范式，对协同创新内涵特征、理论基础及驱动机理等展开了系统论述[30]。由此协同创新理论初步形成，标志着中国原创性创新理论体系取得新进展。
1.3.2 协同创新理论内容与发展
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是指各个创新要素的高效协同以及创新资源在系统内部的无障碍流动，是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旨在获得“1+1+1>3”的非线性叠加效用的创新组织模式[30]。协同创新主要包括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张军荣等，2013)、多元性、融合性和持续性等特征，并逐渐向跨学科和区域化、国际化和网络化方向发展[31]。从主导力量、合作紧密度、合作方式等角度[32]，协同创新模式被分为契约型、组织型和战略型[33]、强政府推动和弱政府扶持型[34]，以及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和科研机构主导[31]等类型。选择协同创新模式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规模、研发能力和地理距离(何郁冰，2012)，以及组织结构、组织战略和协同支撑条件等(甄晓非，2013)。
协同创新驱动要素是科技、市场和文化的有机协同，即协同创新的实现需要产学研深度合作、机制创新和政策引导，以及适宜协同创新的文化氛围[30]。在实证方面，李擘(2016)提出了基于战略联盟的协同创新绩效评价体系；解学梅等(2014)采用战略联盟、技术专利、研发外包以及要素转移对协同创新模式进行测度，发现其对协同创新效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另外，部分学者进一步发展了“六位一体”全方位协同创新模型[35]、科技型小微企业协同创新模式选择模型[36]以及后发企业技术发展协同演化模型[33]。
协同创新实现路径主要有：搭建政府、高校及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平台、制定有利的政策与保障措施(陈劲等，2012)；形成创新战略联盟和构建协同创新文化氛围[30]；培育产学研三方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以及扶持产学研合作的中介服务机构[31]；采取同主体多区域、同区域多主体和跨区域多主体协同创新[37]等。此外，应注意协同创新过程中存在的知识产权归属权问题和利益分配问题。
1.4.1 整合式创新理论提出背景
经济全球化、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深度推进以及知识经济和人工智能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管理学从工业时代管理模式向知识与全球竞争时代的整合管理模式转型[38]。其中，创新战略成为企业和国家竞争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但是，现有创新范式多立足于局部思维，忽略了战略设计和战略执行在创新过程中的前瞻性引领作用[34]。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领军者，中国在进入扩大开放新阶段后，所处国内外创新环境更加模糊不定、复杂多变，中国和中国企业亟需通过顶层设计与战略创新，引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世界一流创新领军型企业，以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1.4.2 整合式创新内容与发展
2017年，陈劲等[39]在批判性回顾现有东西方主要创新范式的基础上，结合东方哲学智慧与中国传统文化，基于中国航天、高铁产业以及阿里巴巴等新经济企业创新实践，提出整合式创新(Holistic Innovation)范式和创新战略，首创以总体观、系统观为导向的技术创新管理新范式，强调战略视野引领下自主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的有机结合，实现企业和国家技术创新的“组合发展”。
整合式创新是由战略视野驱动的创新范式，是战略创新、协同创新、全面创新和开放创新的综合体，包含“战略、全面、开放和协同4个维度。陈劲等[39]认为，在开放式创新时代背景下，企业通过顶层愿景、使命和战略设计，能够超越一般知识管理，突破传统组织边界，有效整合外部资源供给端、创新政策与制度支持端以及创新成果需求应用端，从而实现科技创新、绩效提升、社会共赢的综合目标。
对国家而言，整合式创新思想蕴含着全局观、整体观及和平观，符合东、西方哲学的核心价值追求，有助于在跨文化的国内外竞争环境中实现工程、技术、科学与人文、艺术以及市场的互搏互融，促进企业与各创新利益相关主体共建创新生态系统。整合式创新的实现需要从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入手，实现科技战略、教育战略、产业战略及人才战略的有机整合，通过战略视野驱动各要素横向整合和纵向提升，为建设科技创新强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不平衡、协调不充分等问题，陈劲和尹西明[40]探索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并梳理了其存在的不足，认为应该应用整合式创新理论加快构建新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并结合多个国有企业改革和创新发展案例，提出加快国企创新发展的六大典型路径，具体包括：战略与制度创新引领重大公关、基于科学的创新转型，高密度研发驱动自主可控、产学研协同融合提升集群协同、互联网+新技术应用加速生态转型，以及开放与整合并进升级全球创新影响力，为新时期推动国企和国资改革、培养世界一流创新型国有企业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针对扩大开放新阶段的国内外创新环境，陈劲和尹西明(2018)认为中国和中国企业需要将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与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有机结合，从自主创新走向基于自主的开放整合，实现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和开放式创新组合发展，加快走出去步伐，积极融入和构建新型区域与全球创新体系。
在企业整合式创新应用方面，陈红花等(2019)将整合式创新和生态位等理论相结合，提出“科技创新生态位”的概念，基于中国企业创新实践案例，构建了科技创新生态位动态竞争关系判断体系，提供了科技创新生态位竞争策略组合，为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构建和强化优势生态位、提升整合竞争能力提供了重要参考。陈劲等[41]从整合式创新理论视角出发，提出吉利控股通过基于跨国并购的整合式创新“逆袭”成为汽车行业创新领军者的管理启示。尹西明和樊旼旼[42]分析了灵伴科技通过基于整合式创新理论学术创业，实现高校人工智能技术商业化并推动人机融合共赢的创业探索，为国家和企业实施“人工智能+”战略、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践启示。
陈劲和曲冠楠[44]将创新关注点从传统 “市场与技术驱动”维度转向兼顾“人文精神与哲学思考引领”意义维度，提出“有意义的创新”范式，强调科技思维、人文思维和哲学思维应统一在创新流程中。有意义的创新旨在将企业从关注短期利益和内部效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聚焦于中长期利益创造与社会整体福利提升，以引领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
有意义的创新过程包含“正向推演”和“逆向反思”两大机制。以创新意义为底层逻辑，在技术发展与市场需求推动和约束下，创新各要素间的互动关系为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双驱动下的产品功能模块与意义模块间的良性互动，不同技术约束下的创新主体均可应用有意义的创新范式指导与管理其创新实践活动。相对于负责任创新基于对技术不确定性与潜在危害的被动防范，有意义的创新范式更多提倡主动选择，体现了创新活动为社会发展及人类进步提供正能量的探索。
实践是理论之源。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觉醒”，通过发展理论和制度创新，释放了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巨大潜力，带来了一系列创新发展的卓越成就。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探索，推动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形成了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代表的新发展理念。反过来，理论创新和发展也增强了中国特色创新发展道路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为继续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具体而言，中国原创性创新理论范式的提出均是扎根中国改革开放探索与实践、深入提炼中国社会和企业创新实践经验、面向企业创新发展挑战而与时俱进的成果，也因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对其它转轨经济具有一般性启发。例如，自主创新聚焦于后发国家和企业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为加强企业自主学习、实现核心技术突破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面创新专注于全员、全要素、全时空创新，为充分调动企业内外部创新主体积极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协同创新理论是在意识到产学研合作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重要价值的基础上，响应国家对加强产学研合作的政策号召，聚焦产学研高效协同，提出应对和解决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多元异质性主体协作效率低、创新产出质量和转化效率不高的问题；整合式创新是扎根中国航天、高铁产业等国之重器以及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实践，面向全球创新和数字经济、知识经济时代形成的创新趋势，进一步强调从企业层面与战略视野引领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有机结合，以及从国家层面建设新型国家创新体系，以实现技术、经济、军事、外交的整合性突破；有意义的创新则进一步强调创新不只是为了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更要为社会和全人类福祉赋予更多积极意义。
时代是思想之母。原创性理论的诞生，都是在时代发展和情境基础上提炼、总结和升华的成果。一方面，中国特色创新范式是中国创新学者充分结合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而提出的理论创新。例如，自主创新思想和理论的提出是在中国企业面临技术引进与自主技术发展困境及挑战背景下提出的，自主创新理论发展和完善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中国加快自主核心技术突破，从引进消化吸收的模仿式创新，向依靠自主创新为主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与方法论指导。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创新范式也是中国学者积极汲取东方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探索与创新。例如，协同创新、全面创新和整合式创新理论虽然针对的发展阶段及侧重点不同，但都汲取了中国哲学中的系统观、整体观和中庸思想，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统一、谋略制胜等思想应用到诸如多主体协同、多要素集聚和战略引领等创新过程中。整合式创新在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东西方创新哲学对话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对扩大开放新阶段中国企业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去、推动建设创新型区域和全球创新体系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而有意义的创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世界大同思想在创新管理领域的外现。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作为典型的后发国家及转型经济体，政府改革政策对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创新实践具有重要影响。考虑到政策对实践传导存在时滞性，笔者在回顾创新理论和文献演变的同时，对原创性创新理论提出或形成前的创新政策进行了检索和分析。结果发现，在中国情境下，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和创新理论呈现“三螺旋”式协同演进特征。例如，自主创新范式产生(1994年)前颁布的代表性科技创新政策包括1988 年“火炬”计划、1988 年《国家重点新产品试产计划》、1990 年《国家重点科技成果推广计划》、1991年《国家重点新技术推广计划》、1991 年《关于深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改革、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决定》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全面创新形成(2003年)前颁布的主要科技创新政策包括1996年《科学技术成果转化法》、1999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协同创新形成(2012年)前的代表性政策有2009年的《国家产业技术政策》、2011年《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通知》等。整合式创新与有意义的创新提出(2017-2018年)前的代表性政策包括2015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2016 年《“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观察创新政策、创新实践和创新理论协同演进不难发现，虽然企业是创新的核心主体，自下而上的探索也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科技创新的主流模式，但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创新探索常常会遭遇旧体制机制的限制，或者同时面临市场调节失灵和监管指导政策缺失的两难处境，需要国家从政策和制度变革方面厘清难题、激励创新并对重点产业和重点方向创新予以引导。例如，中国高铁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与全球竞争力提升就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与企业创新的联动。进一步，中国制度转型探索、企业创新实践经验积累和遭遇的新问题新挑战则有利于创新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40]。然而，旨在促进企业和产业创新的各项政策也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需要因时因地加以调整。例如，中国汽车和集成电路产业政策相对于高铁产业政策而言，在制定实施和调整方面就存在着显著的局限性，中美贸易摩擦又进一步凸显了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技术创新政策体系优化以及知识产权完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而创新理论的提出和完善不但对创新政策优化与完善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企业有效开展创新管理、提高创新能力提供了实践启发。
综合中国主要原创性创新范式提出、发展历程及其演变特征，可以发现两个主要趋势：首先是中国特色创新理论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中国创新学派正在兴起；其次是中国学者理论创新速度和质量也在不断提升，正在与国际创新理论接轨并实现局部赶超。
从早期自主创新为主，到如今全面创新、协同创新、整合式创新和有意义的创新，这一系列创新范式的提出和完善，体现了中国学者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全面、从国内到国外、从战术到战略的思路历程，也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多情境、多维度创新理论体系正在逐步形成。相应地，中国学者立足中国、面向全球的创新理论研究，也正迎面赶上甚至引领国际同行的创新研究，中国创新学派正在逐渐兴起并蓬勃发展[44]。
从时间轴纵观中国创新范式研究发现，中国原创性创新范式的提出时间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自1994年陈劲提出自主创新范式，至2003年许庆瑞等学者总结提炼企业全面创新管理规律，再到2012年正式形成协同创新理论，最新于2017和2018年由陈劲等学者提出整合式创新和有意义的创新范式，中国原创性理论提出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不但快速赶上国际创新学者和理论发展步伐，也在区域发展、科技经济与社会价值融合、新科技革命时代国家整合竞争能力提升以及全球可持续创新理论等方面实现了局部赶超。
中国特色创新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国创新学派理论创新速度和质量的快速提升，根本上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质量转型、中国产业和企业创新变革伟大实践探索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更离不开中国学者长期专注创新理论以及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研究风格。而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中国企业集群式崛起共同构成了理论探索的巨大试验场域，更为中国原创性理论的应用和提升提供了巨大动力，理论创新也必将反过来支撑和引领企业与国家高质量发展。
本研究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原创性创新理论中文文献发现，中国特色创新理论从早期的自主创新，到如今全面创新、协同创新、整合式创新和有意义的创新相继提出、完善和应用，经历了从单一创新范式到多元创新范式并存，从微观走向宏观、从局部到全面、从战术走向战略的演变历程。这既是中国创新研究学者积极践行理论自觉、扎根中国改革探索的伟大实践，又是面向国家和企业创新挑战，结合中国国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创新范式及理论体系的过程，更是中国创新学派逐渐形成、担当时代责任的过程。此外，原创性创新范式的提出与企业创新实践和国家创新政策体系的完善紧密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原创性创新范式发展也存在明显不足。这些创新范式虽然根植于国家和企业创新实践，并对国家和企业创新挑战进行了积极回应，但整体来看，理论创新依然滞后于实践，缺少对改革和创新实践可能遭遇的未来难题的及时研判、预警和超前指导。
当下，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向纵深推进，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大批企业和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亟待解决，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领军企业技术创新正步入“无人区”[45]，亟需理论创新加以引领和指导，以助力国家和企业顺应全球创新格局演变趋势，针对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重点领域、重大技术和重要环节开展超前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创新”，不但强调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也为进一步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推进中国特色创新理论体系优化、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思想指明了方向。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政治和创新格局进入大调整时期，也是中国比较优势转换期，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期[46-47]。扎根中国创新实践、面向全球科技前沿、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面向科技创新强国战略目标，通过理论创新加快完善中国特色创新理论体系，是未来中国超越追赶、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
中国创新学派和创新研究学者需要以新时代科技创新思想为指导，在深入研究创新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以面向“科技创新2035”和“中国2049战略”为着眼点，以推动中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为使命，加快推动中国创新学派崛起和创新理论体系建设[47]。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创新研究学者既要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和企业创新实践，也要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学者对中国创新的研究和批判性思考。这不但能够推动东西方创新理论对话和整合突破，也将加快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从创新驱动迈向创新引领，加速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建设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强国，并最终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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