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创造的本质是现有知识的重新组合[1],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效果直接影响其知识创造及竞争能力。产业转移作为产业生产系统与知识系统的共同转移,能够引起一系列技术、管理和实践等方面的知识溢出[2],这为承接地获取新知识、实现技术进步提供了契机。因此,研究产业转移引致的知识转移机理及知识转移绩效影响因素,不仅有助于从微观层面理解产业转移中的企业行为,也对承接地选择适宜的招商策略和集群发展战略,促进企业转移中的知识转移,提升承接地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对于产业转移中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从产业转移方及承接方的区域特征,如产业转移来源国与承接方制度环境、吸收能力、研发投入及人力资本强度等方面考察产业转移引发的知识转移绩效[3-5]。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从宏观区域视角转向企业微观视角探索企业性质等特征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如Jindra等[6]研究了跨国投资子公司自主性与主动性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Javorcik等[7]的研究表明,合资企业比独资企业向当地供应商转移了更多知识。尽管以往研究为理解产业转移中知识转移效果的差异提供了重要论据,但仍存在以下不足:①对于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的分析,缺少从转移企业嵌入承接地集群网络的微观行为视角分析,因此不能很好地解释产业转移引起知识转移的机理;②以往从企业角度分析知识转移的研究中,没有考虑到现实情境中不同转移模式可能引起知识转移绩效差异的情况,立足于不同转移模式的企业微观行为层面,分析知识转移绩效的研究更少;③从网络视角进行产业转移中知识转移现象的研究较少。尽管网络视角下企业和个体层面的知识转移研究已取得大量成果,但由于在产业转移背景下需考察转移企业的网络联结方式及承接地集群网络特征,因此一般意义上基于网络视角的知识转移研究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产业转移背景下的知识转移机理。
转移企业为了适应承接地的集群发展,将通过本地化过程逐步嵌入承接地的关系网络,但不同转移企业的网络嵌入方式不同[8],这是因为转移企业在本地化嵌入过程中具有行为差异。本文将转移企业在嵌入承接地集群网络、与承接地集群企业建立关系的行为称为转移企业的本地化嵌入行为。转移企业本地化嵌入行为特征不仅受企业转移模式的影响,还受到承接地网络结构的影响,进而影响转移企业嵌入过程的知识转移绩效。鉴于此,本文基于SCP(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及复杂网络视角,探索企业转移模式及集群网络结构通过影响转移企业本地化嵌入行为,进而影响知识转移的机理,并应用多主体仿真方法构建知识转移动态仿真模型,探讨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
企业转移模式属于一项战略性安排,现有研究基于跨国公司转移行为,多将企业转移模式划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目前企业集群式转移已成为一种趋势。因此,本文对企业转移模式的划分采取三分法,即转移企业主要采取3种实体转移模式——独资、合资及组团转移。考虑到知识转移行为的典型性,本文研究以知识密集型行业为例。一是考虑到知识密集型行业产业配套需求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因素,企业转移中呈现出集体组团转移或独自转移,这拓展了以往转移模式中独资与合资的二分法划分;二是对于知识密集型行业,知识转移绩效对承接地集群发展至关重要,并且高效获取承接地本地知识也是转移企业进行网络嵌入的重要考量因素。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首先,扩展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SCP范式应用,基于其分析企业转移模式与知识转移绩效关系,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产业转移引发知识转移的机理,而且能够清晰揭示企业转移模式及承接地集群网络结构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其次,本文扩展了转移企业微观行为研究。有学者呼吁应该有更多企业市场进入模式的研究以及特定模式下企业演化方式的研究[9]。因此,本文将在此方面进行有意义的探索;最后,本文研究将为集群管理者、区域及产业协调部门提供政策依据,如特定网络情境下应当激励或选择何种企业转移模式?应当引导与发展何种承接地网络环境以促进承接地集群内的知识转移绩效提升?
SCP范式是由哈佛学派基于产业组织理论建立的经典范式,该范式认为企业行为受所在市场结构的影响,而企业行为又决定了其绩效优劣。尽管后人对SCP范式提出了很多质疑,但由于其阐释现实问题的逻辑性和透彻性,以及较强生命力和广大应用空间,因此在原有SCP范式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完善。集群网络是基于行为主体互动而呈现出的一种产业组织形态,因此本文在研究承接地集群网络结构、转移企业本地化嵌入行为与知识转移绩效关系时,借鉴产业组织理论中的SCP范式,以为绩效形成机理提供清晰的解释逻辑。基于此,构建概念模型,见图1所示。
跨国企业发展战略的相关研究表明,企业市场寻求、资源寻求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企业转移模式,即特定转移模式反映了企业的迁入动机——获取承接地市场、自然资源抑或集群知识等,因此转移模式是影响企业本地化嵌入行为的重要因素。此外,组织行为是嵌入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转移企业的本地化嵌入行为还会受到承接地网络环境的影响[10]。在产业集群研究中,集群内有无核心企业是区分集群网络结构的重要因素。根据是否存在核心企业,可将集群网络分为无核网络与有核网络两类[11]。因此,转移企业在其战略目标指引下,根据承接地集群市场、知识等需求差异,以及承接地集群网络特征,会表现出不同的本地化嵌入行为以获取目标资源。这种本地化嵌入行为表现为转移企业嵌入承接地网络的方式。网络是知识转移的载体,转移企业在嵌入承接地集群过程中虽然不会考虑知识溢出效果,但在获取承接地集群资源及知识,以及与承接地企业合作与交流过程中也会伴随知识转移及扩散活动,从而实现承接地知识转移。网络嵌入包括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个维度[12],不同网络嵌入方式会影响知识转移速度及范围,最终影响知识转移绩效。
图1 企业转移模式影响知识转移绩效概念模型
转移企业的本地化嵌入是一个动态演化过程,当转移企业进入新集群时,由于面临陌生的集群市场及制度环境,因此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和转移风险。在陌生环境中,转移企业一般从必要的、低风险基础活动开始嵌入,如与供应商的基本交易等[13]。随着转移企业与集群企业面对面沟通交流的增多,彼此互动及信任增强,形成建立新关系的机会[14]。因此,转移企业的网络嵌入可看作是由商业网络嵌入到技术网络嵌入的演化过程,其中,转移企业与本地企业的技术联系越多,表示其网络嵌入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知识转移,尤其是复杂和隐性的知识。
国际上划分企业市场进入方式多采用独资和合资两种类型[15]。从发展战略视角,企业进入动机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基于现有技术及竞争优势对新市场的寻求,二是为了获取承接地的本地资源及知识[16]。因此,独资和合资模式分别代表市场寻求与资源寻求两种战略导向下的企业选择行为。当企业基于现有技术及竞争优势进入新集群时,往往需要获取新市场、劳动力等基础资源,这些资源一般可通过基本交易关系获得,不需要更高的网络嵌入方式。同时,企业出于对自身技术的保护和对经营、收益权的绝对控制,为了防止隐性知识外溢和核心技术泄密,提高资源控制能力,往往倾向于采取独资模式[17],这常见于大企业、技术领先或有转移经验的企业。因此,采取独资进入方式的企业更关注商业网络建立,除非存在更优惠或更优质的供应商,否则不会轻易更换供应链合作伙伴,这是因为持久的关系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与文化认同,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18]。综上,独资企业的网络嵌入偏向于稳定的商业网络嵌入。
当企业致力于获取承接地本地资源与知识时,则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17],以降低进入的不确定性,这常见于缺少对外投资经验或资源受限的企业。合资是企业快速获取外部知识的一种方式[17]。当企业以合资方式进入新集群时,不仅仅是为促进基本的商业运营,更重要的是获取集群资源及知识。因此,合资企业会选择建立更多技术联系,增加访问及学习集群知识的机会。同时,合资方有助于提供本地集群资源及信息,并充当转入企业与当地集群企业的桥梁,从而降低关系建立成本,这有利于转移企业获得更多技术支持[19]。因此,相对于独资方式,合资企业倾向于建立更广泛的技术关系网络。此外,当企业采用合资方式时,也表明转移企业不介意合资方近距离观察自身技术和管理等知识,反映了其对知识的控制诉求较低。因此,当转移企业以合资模式为载体,与集群中其它企业建立联结以获取和学习新集群资源及知识时,如果联结企业的资源能够满足转移企业需求,则双方会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当资源承诺低于期望值时,转移企业会降低与联结企业的关系强度,甚至解除关系,在集群中寻求新联结对象[20]。通过多样化的网络联结,转移企业能够快速、广泛地获取集群资源及知识。综上,相对于独资,选择合资模式的企业在进入集群后,会逐渐发展与本地企业的联系,并优先与知识水平高的本地企业建立连接,其网络关系相对灵活。
当转出方集群企业中存在较强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时,为了降低转移风险,转移中往往会采取一种新的组团转移方式,即具有相互配套关系的企业抱团转移。在转移初期,由于转移企业对承接地集群企业以及环境制度不熟悉,倾向于保持原集群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一是因为原集群企业间经过长期合作,彼此之间建立了地缘、亲缘等紧密关系,有着良好的信任基础,有利于高质量的信息和知识交换;二是因为原集群企业之间存在共同的文化背景,更容易分享相似的经营经验、发展目标,相互间形成了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准则,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转移风险[21]。如果在转移初期遇到问题,原集群企业熟悉彼此的商业模式和处理方式,能够迅速、明确地解决问题[22];相反,如果是与承接地集群企业建立关系,企业间缺少社团意识,双方协商、监控成本较高,对出现的问题不能及时作出反馈,不利于有效解决问题。但是企业行为是根植于制度环境的,为了降低因外部因素导致的经营风险,以适应承接地集群环境,组团转移企业需要逐渐融入承接地集群网络,这是因为转移企业与本地企业的合作绩效一般高于纯外来企业联盟[23]。因此,对于组团转移模式,转移企业的网络嵌入方式是从维持原集群关系逐步演化为融入承接地集群网络。
通过梳理王广雷等对产业集群的分类及集群网络特征概述[24],从网络结构角度,产业集群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①多个中小企业以一个或多个大企业为中心,形成卫星式核心网络型结构,即有核网络型集群;②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企业间形成紧密联系、地位平等的无核网络型集群。基于此,本文从无核网络和有核网络两个方面分析集群网络结构对转移企业本地化嵌入行为的影响。
在无核网络中,集群企业多表现为中小企业集聚,企业合作意识较低且合作关系较为松散,资本和知识创造能力较弱,个人主义及模仿投机行为较突出,而集群网络对投机行为的制裁能力较弱;在有核网络中,集群围绕核心企业形成了良好的层次结构和功能分工,使得集群企业具备合作规范和共同利益意识,同时,核心企业拥有较多的集群知识,并且居于网络中心位置,能够快速、广泛地获取边缘企业知识。因此,当企业采取独资方式进入无核网络时,由于无核网络中存在投机行为和网络治理能力较弱,因此其往往具有较强的知识保护意愿,并采取较少的外部联系以防止核心知识泄露。而当企业采取独资方式进入有核网络时,因为有核网络拥有较强的合作规范,其知识保护意愿相对较弱,加之转移企业为了在新集群立足并获取竞争优势及集群知识等利益,相对于进入无核网络,其倾向于与外部建立联结,并优先选择与核心企业建立联结。
追求多样化资源的合资企业在进入无核网络时,会优先选择与集群中知识含量大的企业建立联结,并保持相对灵活的网络嵌入,以快速、多样化地获取集群知识。在进入以核心企业为中心的集群时,其倾向于与核心企业建立联系,这是因为核心企业拥有领导力及控制力,能够及时察觉市场变化,与其建立联结可以更为方便地观察其战略变化,从而适应承接地集群发展。此外,核心企业拥有丰富的本地知识储备,与核心企业建立联结可满足转移企业的集群知识需求,并获得网络位置优势。因此,在有核网络中,合资企业优先选择与核心企业建立关系,并且相对于无核网络,其关系嵌入更加稳定。
在有核网络环境中,组团式转移企业更倾向于与核心企业建立联结,以更快地获取集群知识,缩短本地化时间,促进原集群网络融入承接地集群网络。但是,组团式转移中的配套企业可能与承接地集群企业产生竞争,由于亲缘、地缘等关系,易在原集群企业之间形成“小社团”意识,即注重与原集群企业之间的联系,较少与本地企业互动及建立关系。此外,在竞争性环境下,企业更倾向于建立联盟或达成知识分享协议以消除压力[25],但是拥有不同价值体系、文化背景的企业很难达成深度合作,而组团转移企业间更能达成共同行为准则和战略目标,易于结成战略联盟。与无核网络相比,转入企业在有核网络中更注重发展原有的“小社团”关系。综上,在有核网络中,转移企业会优先选择与核心企业建立关系,以缩短本地化时间,同时,原集群企业之间具有明显的“小社团”意识。
网络嵌入是指组织与其合作伙伴建立关系,以及通过关系形成的相应网络结构。网络嵌入包括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在结构嵌入维度,影响知识转移绩效的因素主要包括节点联结数量和网络位置等;在关系嵌入维度,主要包括节点关系强度和稳定性等。转移企业与承接地集群企业联结越紧密,越有助于承接地集群企业接触及学习新知识,利于形成知识转移共识与规范[26],从而提升知识转移速度、提高知识转移准确性及范围。此外,转移企业所处的网络位置会影响知识转移绩效,如当转移企业与核心企业建立联结时,有助于降低知识转移的平均最短路径,促进集群企业有效学习新知识,扩大集群知识转移范围并提升绩效。从关系嵌入视角,关系嵌入强度也会影响知识转移绩效,转移企业与集群企业之间的关系越稳定,说明关系强度越高。强关系意味着企业间存在高频率或持久的信息交流及强烈的情感依附[27],能够促进集群企业知识转移绩效提升,同时,强关系能够帮助建立信任与互惠关系[28],提升转移企业知识分享意愿,促进知识互动及转移,特别是复杂的隐性知识。
当转移企业变换合作伙伴时,一方面说明企业间关系不稳定,网络嵌入强度较低,而弱关系不利于集群知识转移;另一方面,变换合作伙伴增加了转移企业与集群企业的网络联结总量,而丰富且直接的网络联结可促使更多集群企业接触并学习外部知识,提升知识转移绩效。因此,网络联结数量及关系强度将共同影响知识转移绩效,本文将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目前的网络组织知识转移研究大都忽略了微观行为与宏观网络嵌入之间的关系[29],网络节点联结也只区分存在联结和不存在联结两种情况,忽略了网络关系类型及强度属性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此外,在网络演化中简单地将节点区分为完全获取知识和未获取知识两种状态,与现实中的企业转移行为存在差异,这是因为知识转移是一种不完全性转移,存在转移率问题。综上,本文考虑知识转移率概念,引入网络节点关系类型和强度,以研究动态演化的加权网络知识转移过程及绩效。
2.1.1 初始状态
无核网络意味着集群网络中不存在核心企业,所有节点的度近似相等;有核网络意味着集群网络中存在核心企业,是一个绝大部分节点的度相对较低、少量节点的度相对较高的非均匀网络。由于WS小世界网络、无标度网络分别作为均匀网络、非均匀网络中近似现实网络结构的代表,正好契合了无核网络与有核网络的节点分布特征,可代表集群网络中的无核与有核网络,因此选择其分别作为集群初始网络进行模拟。假设集群初始网络有N个节点j(j=1,2,…,n),每个节点的知识水平为二维知识向量Lj=(lj1,lj2)。Lj的每个维度代表一类知识,lj1为与产品生产和创新有关的知识等,lj2为承接地集群的本地知识,如市场、资源信息、网络文化及规范等。
2.1.2 转移企业嵌入规则
转移企业网络嵌入稳定性以新进节点变换联结节点的更新概率q表示。转移企业网络嵌入是从商业网络嵌入到技术网络嵌入的演化过程,模拟时设新进节点的技术联结在建立商业联盟后第t'个时间步进行。在独资模式下的无核网络中,由于企业具有较强的知识保护意识,独资企业主要构建商业网络,因此模拟中新进节点将随机选择集群网络节点建立联结;在有核网络中,企业要兼顾知识保护及集群知识获取,新进节点在随机选择集群网络节点建立商业联结的同时,在第t'个时间步以正比网络节点度的择优概率选择节点建立技术联结。在追求获取外部知识的合资模式下,新进节点在无核网络中以正比节点知识水平lj2的择优概率选择节点、建立联结[30],随着时间推移,为了广泛获取知识,新进节点继而以概率q1更新其联结节点,同样依据正比lj2的择优概率选择新节点;在有核网络中,新进节点以正比网络节点度的择优概率选择节点、建立联结,由于在有核网络中新进节点按此规则是倾向于与核心节点建立联结,此时节点网络嵌入稳定,即联结节点的更新概率非常小,可忽略。对于组团转移模式,转移企业呈现为一个拥有c0个节点的局域网络;在无核网络中,由于转入的局域网络在初期内部联系紧密,新进节点从t''步开始与集群网络建立联结,遵从节点知识水平lj2的优先连接原则,同时考虑到网络联结的动态性,即以概率q2(q2<q1)更新局域网络与集群网络之间的联结;在有核网络中则遵从度优先连接原则选择节点、建立联结,基于嵌入的稳定性,模拟过程中不考虑节点更新。
2.1.3 知识转移规则
本文中的知识转移只考虑转移企业引发的知识溢出,不考虑本地知识的逆向转移。知识转移活动只发生在具有直接网络联结的节点间,并且具备一定知识势差。基于知识特性,企业知识不会被完全转移,因此存在一定的知识转移率。节点的知识增量受到其关系强度及吸收能力的影响,其中,关系强度会影响发送方传递的知识量,而吸收能力决定了知识接受方消化吸收传递知识的效果。因此,当节点j与节点i存在联结时,结合王国红等[31-32]的研究,设定节点j从节点i获取的知识增量为:
Lj(t+1)=βSij(li1(t)-lj1(t))
(1)
其中,li1(t)、lj1(t)分别为节点i、j在t时刻第一维度的知识水平,Lj(t+1)为节点j在t+1时刻的知识增量,Sij为节点间的关系强度,β为节点的知识吸收能力。
节点关系强度受到关系稳定性的影响,此外在有核网络中组团式转移企业形成的“小社团”强度也会影响转移企业与集群企业的关系强度。即新进节点的联结节点变换概率越小,表明节点关系越稳定,关系强度越高;新进企业间的“小社团”强度越小,则转移企业与集群企业的关系强度越高。因此,网络更新概率及组团式转移企业的“小社团”强度对关系强度具有重要影响。模拟中假设网络更新概率、“小社团”强度以及关系强度的取值范围为(0,1)。基于此,结合琚春华等[33-34]的关系强度计算模型,以及本文构建的网络更新概率、“小社团”强度与关系强度变化关系,建立关系强度Sij的计算公式为:
Sij=1/(1+c1qr)×1/(1+c2u)
(2)
其中,c1、c2为系数,qr(r=1,2)为转移企业的网络更新概率,u为组团式转移企业的“小社团”强度。考虑到在转移初期,企业合作及互动程度有限,所以关系强度在一定范围内取值。设c1,c2取值范围为(1, 2),以保障关系强度取值有意义。根据前述理论分析,可见在无核网络中,“小社团”强度u=0;在独资模式和有核网络中,由于不考虑网络联结的更新概率,设qr(r=1,2)=0。在网络模拟时,设定知识转移行为规则为:节点优先选择知识互补性最强的其它节点进行知识转移活动,即集群企业优先与知识势差最大的企业进行交流并学习知识;每个节点在一个周期内只进行一次转移活动[35];当节点间知识势差小于界限值时,知识转移活动停止。
本文采用承接地集群知识水平及知识增长速度两个指标度量知识转移绩效。其中,集群知识水平反映知识转移效果,而集群知识增长速度反映知识转移特征。参照王文平等[32]的研究,在t时刻,集群知识水平为集群节点知识之和,即:
(3)
在t时刻,集群知识增长速度为:
(4)
采用MATLAB仿真平台运行模型,为了尽量避免模型随机性,每种网络环境做100次仿真实验,在形成的每个集群网络中做10次知识转移仿真实验,取实验均值作为最终结果。对于企业知识,转移企业的知识存量lj1大于承接地集群企业,而集群企业的本地知识存量lj2大于转移企业。不同转移模式下转移企业的知识存量也不尽相同,组团式转移是以一个核心企业为纽带,带动相关配套企业的集体转移,因此其知识存量大于独资及合资模式。在网络模拟时,参考王国红等、王文平和张苏荣等[31-32]有关产业集群的仿真研究及案例分析,设定独资及合资模式下转移企业的初始知识水平lj1=10,lj2=1,组团式转移企业的初始知识水平lj1=12,lj2=1;集群网络节点的初始知识水平lj1服从(0, 1)均匀分布,lj2服从(2, 4)均匀分布;设定集群初始网络节点数N=100;参考周钟和陈智高等[36]对动态网络的设置,设定集群网络联结动态性q2=0.1,由于合资企业的网络嵌入相对灵活,网络更新概率大于集群动态网络的变化概率,因此设定概率q1服从(0.2, 1)均匀分布;组团式转移企业的新进节点数c0=4,在组团转移的有核网络中,由于原集群企业具有小社团意识,同时,原小社团网络又会渗入到承接地集群网络,因此可设定转移企业形成的“小社团”强度u服从(0.3, 0.7)均匀分布。
图2和图3分别显示了在无核网络中3种企业转移模式下的集群知识增长速度及知识水平。由图2可知,在组团转移模式下的企业转移初始阶段,集群知识的增长速度为零,说明此时转移企业尚未发生知识转移(见图3),这是因为在无核网络中组团式转移企业在转移初期仍保持与原集群企业的合作关系,尚未与承接地集群企业建立关系。这也导致了组团式转移企业商业网络及技术网络的嵌入时间晚于独资及合资模式,其中,独资及合资模式下企业技术网络嵌入时间记为t1,组团式转移模式下记为t2。由图2及图3可知,0-t1阶段独资及合资模式下集群知识的增长速度基本相同,使得此阶段独资及合资模式下的集群知识水平也基本相同。这是因为网络嵌入初期主要是商业网络嵌入,因此独资及合资模式下的知识转移速度基本相同。在t1周期后,独资及合资模式下的转移企业逐步构建了技术网络,但是合资模式下集群知识的增长速度高于独资模式,这是因为独资企业具有较强知识保护意愿,会通过减少技术联系以防止核心知识泄露,致使集群知识增长速度较低,而合资企业为了获取外部知识,在当地合作者的帮助下,通过建立更多技术关系以增加访问及学习集群知识的机会,与此同时,增加了企业向集群企业转移知识的机会。t2周期后,随着组团式转移企业逐步建立起技术网络,集群知识的增长速度明显大于独资及合资模式,使得集群知识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组团转移模式>合资模式>独资模式。这是因为组团式转移企业的知识存量大于独资及合资模式,使得此模式下集群知识增长速度的波动性明显大于独资及合资模式,特别是组团式转移企业实施技术网络嵌入后,集群知识的增长速度大幅提升。综上,在无核网络中,尽管组团式转移企业在转移初期未发生知识转移,但从长远看,其更能提高集群知识水平,其次分别是合资模式、独资模式。结果表明,转移企业网络嵌入和企业知识势差是引起知识转移的前提,转移企业与集群企业的合作、知识互动关系建立以及转移企业的知识存量都将影响集群知识增长速度和水平。
图2 无核网络特定转移模式下集群知识增长速度
图3 无核网络特定转移模式下集群知识水平
图4和图5分别显示了有核网络中3种转移模式下集群知识的增长速度及知识水平。由图4可知,在企业转移初始阶段,与无核网络相比,组团式转移企业不存在知识转移滞后期,这是因为组团式转移企业更倾向于与核心企业建立联结,从而缩短了本地化时间。由图4可知,从整体来看,集群知识的平均增长速度从低到高依次为独资模式<组团转移模式<合资模式,这是因为独资企业具有一定知识保护意愿,会根据需求选择性地与核心企业建立联结,使得知识转移平均速度较低。在组团转移模式下,尽管转移企业的知识存量最大,但由于原集群企业形成的“小社团”阻碍了转移企业与集群企业的关系建立与知识交流互动,最终影响了知识转移绩效。而合资企业为了尽可能获取外部资源和知识,借助当地合资方的桥梁作用,优先与核心企业建立联结以通过更短路径获取集群知识,从而缩短了知识转移路径,使得集群知识水平能快速达到一个峰值。由图5可知,集群知识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合资模式>组团转移模式>独资模式,即在有核网络中,合资模式更能提高集群知识水平。
图4 有核网络特定转移模式下集群知识增长速度
图5 有核网络特定转移模式下集群知识水平
通过图3与图5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3种转移模式下有核网络的集群知识水平高于无核网络。这是因为知识转移具有一定转移率,集群企业与转移企业的平均最短路径越小,集群企业获取的知识越多。因此,网络中核心企业的存在缩短了转移企业到其它企业的知识转移路径长度,当核心节点通过学习、交流获取新知识时,可以快速地将知识转移至联结企业,从而带动集群网络中其它节点企业知识水平快速提升,使得整个网络的知识增长速度远高于无核网络。无核网络中因为不存在中心节点,每个企业只与有限企业联结,知识转移路径较长,致使集群知识增长速度较慢。因此,核心企业是促进集群知识转移的一个积极要素。
合资企业网络联结节点更新概率越大,表明联结关系越不稳定,即合资企业频繁变换集群中与其建立联结的交往企业。根据前述理论分析,在模拟中设定无核网络中合资模式下的网络更新概率q1服从(0.2, 1)均匀分布。由于社会现象大多呈现正态分布特征,在不同产业集群中合资企业联结节点的更新概率也存在差异,因此在模拟中,可将更新概率按不同均值的正态分布进行设定,以进一步探讨不同集群中合资企业联结节点更新概率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在无核网络中,合资企业网络节点更新概率与合资企业知识需求以及集群企业的资源承诺有关。当集群以IT、软件和半导体等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时,其技术创新意识和知识引进意识较强,知识更新周期短,知识要求高,当承接地集群企业的资源承诺水平较高且能在一定时限满足转移企业需求时,企业更新联结节点的概率较小。因此,对于以IT、软件和半导体等知识承诺要求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可按照承接地集群对转入企业资源承诺的差异,区分节点更新概率:当集群企业的资源承诺度较低时,设定网络更新概率q1服从均值度0.8、标准差为0.1的偏态分布(1),即95.4%的概率位于[0.6, 1]内。当集群企业的资源承诺度较高时,合资企业联结节点的更新概率q1服从均值为0.5、标准差为0.1的正态分布,即95.4%的概率位于[0.3, 0.7]内。对于企业运营与技术应用稳定、工艺成熟的工业生产型产业集群,如国内温州制鞋、绍兴纺织等产业集群,其网络联结节点更新较少,可设定网络联结的重置概率q1服从均值为0.3、标准差0.05的偏态分布(2),即95.4%的概率位于[0.2, 0.4]内。
图6和图7为对应的集群知识增长速度与知识水平。由图7可知,最终的集群知识水平保持为正态分布>偏态分布(2)>偏态分布(1),表明当企业联结节点的更新概率适中时,知识转移绩效最高。这是因为当合资企业适当变换与其进行技术交流及合作的企业时,扩大了转移企业与承接地集群企业的接触范围,增加了集群企业获取新知识的机会,同时,适度的节点更新概率对转移企业与集群企业关系强度的影响较小,因此最终从总体上提高了知识转移绩效。而当合资企业频繁变换合作企业时,尽管使更多的集群企业接触到了新知识,但转移企业与集群企业的关系强度大大降低,最终影响知识转移绩效。
图6 合资模式下不同网络更新概率的知识增长速度
图7 合资模式下不同网络更新概率的集群知识水平
在组团转移模式下,转移企业间的“小社团”强度将影响转移企业与集群企业的关系以及互动程度,进而影响知识转移绩效。因此,可设定“小社团”强度为u,进一步探讨有核网络中组团式转移企业“小社团”强度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当u的取值服从均值为0.5、标准差为0.05的偏态分布(3)时,即95.4%的概率位于[0.4, 0.6]内,表示转移企业的“小社团”强度较小;当u的取值服从均值为0.6、标准差为0.05的偏态分布(4)时,即95.4%的概率位于[0.5, 0.7]内,表示转移企业的“小社团”强度较大。
图8和图9反映了集群知识增长速度及知识水平。由此可知,集群知识增长速度及知识水平基本保持为偏态分布(3)>偏态分布(4),说明转移企业形成的“小社团”对集群知识转移有显著负向影响。当转移企业的“小社团”强度较小时,最终的集群知识水平高于独资模式,但低于合资模式。但当“小社团”强度过大时,集群知识水平低于独资及合资模式。结果表明,尽管组团式转移企业的进入带来了新知识,但为了保持原有的独特竞争优势,或是基于亲缘、地缘等关系形成的“小社团”,会制约其与集群企业建立关系、开展知识交流互动,进而对知识转移绩效产生较大影响。
图8 组团模式下不同“小社团”强度的知识增长速度
图9 组团模式下不同“小社团”强度的集群知识水平
本文基于SCP范式及复杂网络视角,探讨了产业转移中转出方企业转移模式及承接地集群网络结构如何通过影响转移企业的本地化嵌入行为,进而影响知识转移的机理,并通过构建知识转移动态仿真模型,研究了不同转移模式和网络结构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无核网络中合资企业变换交往企业的概率,以及有核网络中组团式转移企业形成的“小社团”强度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得到一些有趣结论。
(1)在承接地不同网络结构下,企业转移模式会显著影响知识转移绩效。从长远发展看,在无核网络中组团式转移更能提升承接地集群知识水平,而在有核网络中合资模式是提升承接地集群知识的有效模式。即在不同集群类型中,企业转移模式会显著影响转移企业对承接地集群的管理与技术等知识溢出。因此,在以小企业为主的集群与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中小企业集群中,集群管理者及地方政府机构应重点引进转出方集群中的关键“连接点”企业,从而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相关配套服务机构抱团迁徙,实现承接地集群的飞跃发展;而在以核心企业为中心的集群中,集群管理者及地方政府应通过举办多种投资洽谈活动及政策引导,吸引转移企业以合资方式转移到承接地集群中。
(2)在无核网络中,合资企业对集群合作企业的适度更新能促进承接地集群知识转移绩效提升。当合资企业过度更新时,会影响企业关系强度,而当合资企业较少更新时会影响节点联结范围,从而限制知识转移绩效。因此,应发挥地方政府对承接地集群的管理和引导作用,培育集群诚信文化,提高集群企业信任度及合作意识,增强集群企业实力,避免企业合作短视行为。同时,也要升级集群知识水平,树立竞争意识,避免集群僵化,形成具有活力的集群文化。
(3)在有核网络中,组团转移模式下转移企业形成的“小社团”强度对承接地集群知识水平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当转移企业的“小社团”强度较小时,其对知识转移的促进作用要强于独资模式,当“小社团”强度较大时,则弱于独资模式。因此,转出方企业如果存在较突出的“小社团”行为,将不利于知识转移。基于此,集群管理者及相关机构应充当中介桥梁,加强转移企业与集群企业的文化交流和认同,同时,避免引进与本集群企业产生竞争的组团式转移企业,实施差异化引资策略,以实现集群企业分工合作、错位发展。
(4)通过对比分析特定模式下无核网络和有核网络中转移企业对承接地集群的知识转移绩效,可以发现,有核网络对提升承接地集群知识水平具有明显优势。即以核心企业为中心的集群比以小企业为主、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中小企业集群更能促进知识转移绩效提升。因此,应注重培养集群核心企业,从根本上破解集群“低小散”的格局,促进集群健康发展。
本文研究结论对理解产业转移活动中的知识转移机理及如何实现更有效的知识转移具有重要启示,但是本文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如在不同网络环境及转移模式下,转移企业技术网络嵌入的时间是否存在先后差异;在无核网络中的合资转移模式下,是否存在影响转移企业联结节点更新概率的其它要素,以及在有核网络中影响组团转移企业“小社团”强度的其它要素,这些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对于不同网络环境及转移模式下知识转移机理的认识。
[1] SHRADER R C. Collabor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foreign markets: the case of young high-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firm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1): 45-60.
[2] FLEMING L. Recombinant uncertainty in technological search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1, 47(1): 117-132.
[3] LIANG F H.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technology spillovers, industry linkages, and firm capabilities [J]. Research Policy, 2017, 46(1): 138-159.
[4] BLALOCK G, GERTLER P J. How firm capabilities affect who benefits from foreign technology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90(2): 192-199.
[5] LIN P,LIU Z,ZHANG Y.Do Chinese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FDI inflow? evidence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spillovers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9, 20(4): 677-691.
[6] JINDRA B, GIROUD A, SCOTTKENNEL J. Subsidiary roles, vertical linkag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transition economies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9, 44(2): 167-179.
[7] JAVORCIK B S.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in search of spillovers through backward linkag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3): 605-627.
[8] ANDERSSON U, FORSGREN M, HOLM U. The strategic impact of external networks: subsidiary performance and competence development in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23(11): 18.
[9] HENNART J F,HL SLANGEN A.Yes,we really do need more entry mode studies! a commentary on shaver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5, 46(1): 114-122.
[10] LUTHANS F, STEWART T I. A general contingency theory of managemen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77, 2(2): 181-195.
[11] 王文平, 谈正达. 有核网络型集群中知识共享深度与知识型企业的创新资源投入关系研究[J]. 管理工程学报, 2008, 22(3):51-56.
[12] GRANOVETTER M. Economic institutions as social construc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J].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35(1): 3-11.
[13] MCEVILY B, MARCUS A. Embedded tie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competitive capabiliti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26(11): 23.
[14] DYER J H, CHU W. The determinants of trust in supplier-automaker relationships in the U.S.,Japan and Kore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0, 31(2): 259-285.
[15] LUO Y. Determinants of entry in an emerging economy: a multilevel approach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 38(3): 443-472.
[16] BELDERBOS R. Entry mod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R&D in foreign affiliate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fir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3): 235-259.
[17] HENNART J, PARK Y. Greenfield vs. acquisition: the strategy of Japanese inves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Management Science, 1993, 39(9): 1054-1070.
[18] TSAI W,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and value creation: the role of intrafirm network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41(4): 464-476.
[19] CHEN T,CHEN H,KU Y.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local linkag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4, 35(4): 320-333.
[20] VAHLNE J, JOHANSON J. The uppsala model on evolution of the multinational business enterprise-from internalization to coordination of networks [J].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2013, 30(3): 189-210.
[21] 黄晓, 胡汉辉, 于斌斌. 产业集群式转移中新集群网络的建构与演化——理论与实证[J]. 科学学研究, 2015, 33(4):539-548.
[22] UZZI B.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 the network effect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4): 674-698.
[23] DEVIGNE D, VANACKER T, MANIGART S, et al. The role of domestic and cross-border venture capital investors in the growth of portfolio companies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3, 40(3): 553-573.
[24] 王广雷, 吴晓伟, 楼文高, 等. 产业集群竞争情报分析及其实证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3, 36(3).
[25] LUO Y.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managerial networking in an emerging market: the case of China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13): 1315-1327.
[26] WALKER G,KOGUT B,SHAN W.Social capital,structural holes and the formation of an industry network [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7, 8(2): 109-125.
[27] MARSDEN P V, CAMPBELL K E. Measuring tie strength [J]. Social Forces, 1984, 63(2): 482-501.
[28] LEVIN D Z, CROSS 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you can trust: the mediating role of trust in effective knowledge transfer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4, 50(11): 1477-1490.
[29] 曹兴, 宋娟. 网络组织知识转移仿真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14(3):142-152.
[30] 史定华. 网络——探索复杂性的新途径[J]. 系统工程学报, 2005, 20(2):115-119.
[31] 王国红, 周建林, 唐丽艳. 小世界特性的创新孵化网络知识转移模型及仿真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4(5):53-63.
[32] 王文平, 张苏荣. 产业集群网络演化中知识转移研究[J]. 管理学报, 2011, 8(9):1372.
[33] 琚春华, 陈彦, 鲍福光. 融入网络结构与社交习惯的不对称用户关系强度计算[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8, 38(8):2135-2146.
[34] 琚春华, 陶婉琼, 许翀寰. 基于活动领域分类与间接关系融合的社会化网络用户关系强度计算模型[J]. 情报学报, 2016, 35(5):539-548.
[35] 曾德明, 禹献云, 陈艳丽. 基于多Agent的创新网络隐性知识转移过程建模与仿真[J]. 管理学报, 2012, 9(12):1832.
[36] 周钟, 陈智高. 产业集群网络中知识转移行为仿真分析—企业知识刚性视角[J]. 管理科学学报, 2015(1):4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