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Knowledge Blockade, Capacity Isolation and Strategic Capture Result in the Formation of Low-end Locking Effect

Hu Dali, Huang Yu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embedded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production system in the form of "OEM" and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at the low-end of the value chain. When Chinese OEMs are upgrading their functions, the contractor will use all means to lock them at the low-end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blockade, capacity isolation and strategic capture on the formation of low-end locking effect and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knowledge blockade leads to lack of technology upgrading capability, which results in low-end locking effect; capacity isolation leads to lack of market upgrading capability, and low-end locking effect is formed further; strategic capture leads to lack of upgrading willingness, which forms low-end locking effect in turn.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f Chinese OEMs to break through the low-end locking effect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enterprise, cluster and government.

Key Words:Knowledge Blockade; Capacity Isolation; Strategic Capture; Low-end Locking;Value Chain

收稿日期：2019-04-12

作者简介：胡大立(1964-)，男，江西吉安人，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企业经营与战略管理；黄虞(1992-)，男，江西上饶人，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经营与战略管理。

DOI：10.6049/kjjbydc.201810026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9)18-0059-09

0 引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迅猛发展，产品生产过程越来越多地被分散在不同工序或区段，形成跨国性或跨区域生产链条和体系。由于不同地区和国家参与产品特定工序或区段的生产性或供应性活动，产品内分工应运而生，以往的“国家制造”转变为“世界制造”。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下参与产品生产或供应，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国际分工下的经济收益。然而利益分配在不同国家之间呈现出不均衡性——控制着全球价值链中设计研发和销售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的发包商分得大部分经济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却被排挤在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等低端环节[1]，获利微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的重要参与者。

Arthur[2]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时首次提出“锁定效应”概念，其反映了一种现象：某国现存的报酬递增和自我增强机制[3]，使得该国技术水平停滞不前，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化进程推进；Grabher[4]研究德国鲁尔工业区生产运营情况时发现，工业区产业环境、企业联系紧密、高速发展和专业化分工的基础设施以及强大的区域制度支持等是企业发展深陷“锁定”的原因[5]。中国代工企业生存环境严峻，如何推动中国代工企业转型升级、摆脱低端锁定现状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

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升级，特别是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时，会受到处于全球价值链两端发包商的强烈阻碍，其将通过一切手段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形成俘获型治理关系。针对低端锁定的原因，Grunsven & Smakman[6]通过对新加坡服装业的研究，将其归为三方面，即能力差距(研发、设计、生产、营销和零售)、沉淀成本(专用性资产沉淀成本)和转换成本(知识、技术与产业配套的获取能力)[7-8]。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准层级模式的全球价值链可为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提供产品升级和流程升级的快速通道，然而一旦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意图进行功能升级或者价值链升级时，发包商会利用各种手段阻碍其升级，从而将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

中国代工企业陷入低端锁定的原因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国内因素，如本土企业以不正当方式加入全球价值链，以及过度注重初级要素专业化的产业发展战略[8]，也有来自中国代工企业市场势力缺乏[9]、企业自身不足(企业制度、创新能力和心智模式)[10]，以及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扭曲等原因[11]；另一类是国外因素，如发包商技术势力以及国际大卖家市场势力[8]、发达国家的国际附加值抑制了出口制造业的R&D活动[12]、发包商封锁了中国代工企业技术创新通路[10]等。

现有文献较多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效应形成的原因，获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本文认为，现有研究成果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各种原因是通过何种途径或机制致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低端锁定状态的，也没有解释各种因素是直接导致低端锁定效应还是需要通过其它因素引致低端锁定效应。因此，探索低端锁定效应形成路径或机制成为帮助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摆脱低端锁定效应的关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低端锁定作为一种长期路径依赖现象，其具体包括技术、市场、定位等多方面锁定。以往研究主要从价值链治理因素考察低端锁定机制，本文将从知识封锁、能力隔离和战略俘获3个维度考察低端锁定，它们与低端锁定效应的形成机理如图1所示。

1.1 知识封锁与低端锁定

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对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具有积极作用。代工企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可以获得更大市场、更多信息和机会[13]，且能快速学习先进技术，即使代工企业参与的是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也存在着“干中学”与“出口中学”机会[14]，通过逆向工程，吸收发包商的技术知识溢出，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发包商为了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也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代工企业提高加工制造环节的技术水平[1]，即发包商主动进行知识转移以帮助代工企业提高国际代工能力，为其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提供机会。转移知识既包括成本控制、产品质量改善、产品开发以及工艺流程等方面知识，也包括企业内部管理、市场需求等方面知识。知识转移方式有培训、技术支持、委派专家驻厂和有偿转移等。当代工企业与发包商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时，代工企业就获得了接近发包商核心技术知识的机会，从而有助于接收到发包商的知识溢出，特别是与产品研发和销售渠道相关的知识溢出，从而给代工企业功能升级提供了通道[15]。

然而，一旦代工企业试图进行功能升级或链条升级，打造自己核心竞争力，创造自主品牌或形成自己的销售渠道时，发包商就会利用各种手段防止知识技术溢出，阻碍代工企业升级进程，导致代工企业丧失技术升级能力，从而将代工企业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吴波[15]认为，知识溢出需要一定关系渠道，一旦代工企业涉及核心要素(产品研发和销售渠道)时，发包商首先会阻断知识溢出渠道，一是对核心员工采取积极的留住措施，防止核心人员流动带来知识溢出；二是对伙伴的合作深度与广度作出严格限制。

现实中，发包商主要通过以下方式阻碍代工企业获得知识溢出：第一，以独资方式实现生产工序/环节跨国界布局[16]，切断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通过合资、合作方式，近距离接触发包企业技术、管理技巧等组织隐性知识[12]；第二，发包商通常将需转移的知识物化在设备中，表现为输出隐性知识、提高知识共享成本、对代工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知识设置壁垒[17]，使得代工企业只能选择引进和使用发包商的先进设备，而放弃学习核心技术，缺乏技术和知识创新环节[10]；第三，发包商主动控制与代工企业的知识距离，让其不容易接触到相关知识，从而限制知识溢出。

综上所述，代工企业在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的过程中会遭受发包商的阻碍和压制。发包商利用知识封锁手段，使代工企业失去技术升级能力、价值链攀升能力，从而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例如一些中外合资汽车企业，除了进行简单的汽车装配外，根本没有掌握任何知识与能力，久而久之形成了倚靠引进技术和知识的依赖心理，有的甚至连汽车零部件更换都需要请教发包商，毫无技术可言。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知识封锁对技术升级能力缺失有正向影响；

H2：技术升级能力缺失对低端锁定有正向影响。

1.2 能力隔离与低端锁定

能力隔离，这里是指企业市场能力的隔离。“隔离”一词最早出现在1986年世界银行亚洲区办公室撰写的《中国：对外贸易与外资》中，原意是指当时的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外贸易长期实行集中统一管制，进出口相关活动和事项都由国家统一领导，只有少数国有外贸企业在指定范围内享有一定贸易权。这反映出在当时的制度背景下，对于大多数无进口权的企业来说，它们不能直接与外国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造成国内和国际市场出口格局不统一、出口效率低、信息匮乏等隔离问题。因此，可以认为，能力隔离是指国内市场因文化、制度、经济等差异与国际市场产生隔离，从而无法及时有效地洞察目标市场消费群体的需求变化、消费特征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发包商利用其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力比较优势，以价值链主导者身份占据并控制着全球价值链中核心技术研发、品牌或销售终端等高端环节[18]。现阶段中国进出口企业主要通过代工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从事加工生产、制造等环节，高度依赖国外经销商等中介下单和以包销为主的间接性出口[7]。国外经销商将发包商交付的样品拿到代工企业所在国下单，然后交由代工企业进行代工生产。因此，代工企业不参与产品开发设计以及渠道开发等环节，更不需要建立销售网络和打造自有品牌，只需按发包商意愿生产产品、保质保量如期交货。由于发包商牢牢控制着市场信息来源以及销售网络，致使中国代工企业与目标市场相隔离。长此以往，代工企业不仅会失去了解与识别目标市场需求变化、消费特征的机会，而且其产品更新换代、自有品牌建立以及国际化也会受到阻碍[19]。

发包商通常会采取一些措施使得代工企业与目标市场相隔离。首先，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代工企业，发包商一般倾向于采取价格隔离手段将代工企业隔离于市场之外。发包商永远奉行“只找最低价格、最好品质产品”的商业理念，往往会利用不同发展中国家或同一发展中国家中不同代工企业的可替代性，引起他们之间的激烈竞争，通过终端倒逼机制(即不断压低采购价格)压榨代工企业利润，使得代工企业忙于微利化加工生产活动，从而无时间、无精力接触市场，进而无法了解市场或消费者需求，最终与目标市场相隔离。其次，对于通过知识溢出和技术学习拥有一定自主创新技术能力的代工企业来说，发包商会采取非价格隔离方式[8]，即通过提高产品质量要求，制定更严格的环保安全标准以及设置更多的进口壁垒，迫使代工企业不断淘汰过时设备、引进发包商的设备。这样既限制了代工企业装备制造的发展空间，也阻碍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进程，致使代工企业始终处于设备投资阶段，而由代工所获微薄利润则以购买发包商先进设备的方式被“回收”，导致代工企业毫无闲余资金调查研究市场，从而无法及时了解消费者需求与特征。由此，发包商将代工企业与目标市场相隔离，使代工企业丧失了市场升级能力。最后，对于试图创建自有品牌和技术创新能力体系的代工企业来说，发包商通过涌入目标市场来占据本土市场的价值链高端环节[17]，并实施专利池保护策略和国际技术标准计划以阻断代工企业借助高端市场的升级途径。另外，发包商利用代工企业对低端市场的依赖性，胁迫其所在国实行对等市场开放政策，从而控制代工企业所在国的高端市场，致使代工企业脱离市场而丧失市场升级能力。

综上所述，发包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代工企业隔离出终端市场，致使代工企业只能从事附加值低、创新能力低的生产制造环节。如此，代工企业将无法接触终端市场消费者，亦无法了解当前的终端市场需求，也就丧失了市场升级能力，陷入低端锁定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能力隔离对市场升级能力缺失有正向影响；

H4：市场升级能力缺失对低端锁定有正向影响。

1.3 战略俘获与低端锁定

20世纪90年代，俘获型网络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应运而生，其描述了发包商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治理关系[20]。发包商将代工企业锁定在全球生产网络低端环节，一旦其试图攀升至价值链高端位置，发包商就会实施战略上的“围追堵截”，使得原本能力不足的代工企业处于战略俘获状态。

Teece[21]基于投机主义假设和关系专用性资产理论，首次提出了专用性依赖概念，它包括具有关系专用性的固定资产、技术秘密、合作经验以及信任关系等，从而使交易对象产生依赖进而影响讨价还价能力[22]。为了提升关系绩效，发包商会主动向代工企业转移大量技术知识以帮助其提升供应能力，然而为了套牢代工企业，处于俘获型模式中的代工企业只能获取发包商转移的具有高度关系专用性的知识[22]，很难获取非关系专用性知识，如此，代工企业的能力被塑造成关系专用，大幅提高了代工企业终止交易的成本。代工企业为了继续进行代工业务、获得短期内较为可观的经济利润，只有对发包商的转移知识进行利用性学习。

Williamson[23]提出了专用性资产投资概念，它是指在某个交易中，如果被使用者用于其它可选择的用途时必须牺牲其生产价值的投资[22]。为了加强与发包商的合作关系并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代工企业通常需要根据发包商要求进行大量的专用性资产投资[24]，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发包商的权力优势——发包商利用资源依赖制造关系专用性依赖、拥有绝对话语权，而代工企业基本上丧失话语权[20]，面临被锁定在低端环节的风险，陷入严重的单向关系依赖[25]。

发包商控制着研发、品牌等价值链高端环节，一旦代工企业试图创立品牌，发包商必定会以撤销定单为由，要挟代工企业，增加其机会成本，从而使代工企业丧失升级意愿，不敢“越雷池”去经营自己的品牌。

综上所述，为了摆脱对发包商的依赖关系，代工企业会试图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但是这些行为会挑战发包商的利益。由于代工企业进行了大量专用性资产投资，发包商利用终止合作关系等威胁手段，增加代工企业转换成本，从而使其丧失升级意愿，将代工企业控制在代工—微利—创新能力缺失的循环路径中[26]。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5：战略俘获对升级意愿缺失有正向影响；

H6：升级意愿缺失对低端锁定有正向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次调查时间为2018年3月—6月，调查对象为江西省南昌市小蓝经济开发区的大部分代工企业，以及广东省和山东省部分代工企业。调查问卷在参考以往成熟问卷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调查采取实地发放问卷和网上发放电子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对南昌市小蓝经济开发区的部分代工企业采取实地发放问卷方式——在得到小蓝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允许和支持下，通过小蓝经开区管委会工作人员，与受访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如总经理)取得联系，开始实地走访代工企业，将问卷发放至高级管理人员手上并由其单独填写，必要时向其提供解释和说明。另外，委托小蓝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将电子问卷发放给其它未实地走访代工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广东省和山东省代工企业均采取电子问卷发放方式，同样发给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填写。此次一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收回问卷156份，回收率为52%，剔除5份填写不完整或不规范问卷，实际有效问卷为151份。调查样本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2.2 变量测量

为保证测量工具信度与效度，各变量定义和测量方法尽量选择国内外成熟量表，然后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在咨询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对量表进行合理修改。

2.2.1 知识封锁

发包商对代工企业进行知识封锁会影响整体代工能力，对知识封锁的测量工具主要参考Lee等[27]的量表，结合周俊[25]的研究作了适当修改，从制造工艺、产品研发、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4个方面进行测量，共包含4个题项，各题项均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

2.2.2 能力隔离

能力隔离的测量工具主要参考Stump&Heide、杨桂菊的量表，从进入市场、渠道建设和消费者信息与特征三方面进行测量，设置了4个题项，各题项均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

2.2.3 战略俘获

发包商主要通过代工企业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以达到战略俘获目的，战略俘获的测量工具主要参考高维和、黄沛和王震国的量表，并结合Rokkan等[28]和Jap等的量表，从代工企业投资数量、针对性和沉默性三方面测量代工企业的专用性资产投资情况，设计了包含5个题项的量表，各题项均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

2.2.4 低端锁定

低端锁定的测量工具主要参考Greenaway等、Celi的量表，并结合陈爱贞等和杨水利[29]的相关研究，进行了适当修改，修改后的量表共有5个题项，各题项均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从长期性和依赖性两方面进行测量。

2.2.5 技术升级能力

根据Ariffin&Figueiredo的量表，结合Figueiredo及胡隆基的研究，从研发、设计和关键技术三方面进行测量，设计出4个题项，各题项均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

2.2.6 市场升级能力

市场升级能力测量主要参考了Hyde等、黄枫等的研究，从消费者需求特征、市场渠道和品牌三方面进行测量，设计出4个题项，各题项均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

2.2.7 升级意愿

升级意愿测量主要参照了Quinn、Das & Teng以及曾贵对于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意愿的研究，从技术、市场以及品牌升级意愿三方面进行测度，共包括3个题项，各题项均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

2.2.8 控制变量

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并结合本文研究实际，选择行业类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其他)、员工人数(100人以下、101～300人、301～500人、500人以上)和企业目前发展状况(创业期、快速提升期、平稳增长期、成熟期、下滑衰退期)3个选项作为控制变量。

3 实证分析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利用SPSS 20.0软件和AMOS 23.0软件对模型适配度、变量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对各变量进行KMO和Bartlett′s检验，结果显示KMO=0.830，Sig=0.000，满足马庆国(2002)等提出的因子分析使用条件，具体结果见表2。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时，重点关注CMIN/DF、IFI、CFI、RMSEA等几个关键指标(Carmines, Mclver 1981)。结果显示，该模型适配度较好，具体结果见表3。

Overall model fit:χ2(368) = 853.512, P<0.001; CMIN/DF=2.338; IFI=0.807; CFI=0.802; RMSEA=0.080

本研究中，各变量组合信度最低为0.732，最高为0.911，一般认为信度在0.7以上就是在接受范围内，所以可以认为该量表具有较好信度。根据Tabachnick & Fidell(2007)对因素负荷的评判标准可知，因素负荷值处于0.55～0.95之间都说明题项较好地反映了变量。研究结果显示，各题项因素负荷均在0.55以上(除个别数据为0.510)，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敛效度。共同度均大于0.410，累计方差解释率达到66.877%，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2 相关性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知识封锁、能力隔离、战略俘获与低端锁定的关系，利用SPSS 20.0软件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表4显示了各变量相关系数、平均值和标准差。

注：** 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分析结果显示，知识封锁与技术升级能力、低端锁定的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能力隔离与市场升级能力、低端锁定的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战略俘获与升级意愿、低端锁定的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3.3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Baron & Kenny(1986)提出的层级回归方法检验中介效应，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注：*p<0.05，**p<0.01，***p<0.001(双侧检验)

从表5可以看出，在控制行业类型、员工人数和发展状态3个因素的情况下，知识封锁对技术升级能力(β=0.463，p<0.001)、能力隔离对市场升级能力(β=0.212，p<0.01)以及战略俘获对升级意愿(β=0.267，p<0.001)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封锁对低端锁定(β=0.145，p<0.05)、能力隔离对低端锁定(β=0.166，p<0.05)以及战略俘获对低端锁定(β=0.245，p<0.01)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技术升级能力在知识封锁与低端锁定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β=0.184，p<0.05)、市场升级能力在能力隔离与低端锁定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β=0.286，p<0.001)，升级意愿在战略俘获与低端锁定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β=0.250，p<0.01)，各假设均得到了支持。

3.4 理论模型检验

利用AMOS 23.0软件对研究模型进行检验，得到各变量间路径系数及相应的SE值、CR值和P值，模型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路径如图2所示。

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研究假设H1、H2、H3、H4、H5和H6的路径系数良好，各p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由此可知，各研究假设均获得支持。

注：**p<0.01，***p<0.001(双侧检验)

基本拟合标准要求测量指标的误差为正值且因素负荷介于0.50～0.95之间，并达到显著性水平。模型路径图显示，各因素负荷值均大于0.5，且p<0.001，表明理论模型符合基本拟合标准。

知识封锁与技术升级能力的路径系数为β1=0.57，p<0.001，说明知识封锁对技术升级能力缺失有直接影响，H1获得支持；技术升级能力与低端锁定的路径系数为β2=0.16，p<0.01，说明技术升级能力缺失对低端锁定有直接影响，H2获得支持；知识封锁与低端锁定的路径系数为β3=0.01，p值不显著，说明知识封锁对低端锁定没有直接影响。

能力隔离与市场升级能力缺失的路径系数为β4=0.17，p<0.01，说明市场隔离对市场升级能力缺失有直接影响，H3获得支持；市场升级能力缺失与低端锁定的路径系数为β5=0.15，p<0.01，说明市场升级能力缺失对低端锁定有直接影响，H4获得支持；市场隔离与低端锁定的路径系数为β6=0.04，p值不显著，说明市场隔离对低端锁定没有直接影响。

战略俘获与升级意愿的路径系数为β7=0.21，p<0.001，说明战略俘获对升级意愿缺失有直接影响，H5获得支持；升级意愿缺失与低端锁定的路径系数为β8=0.53，p<0.001，说明升级意愿缺失对低端锁定有直接影响，H6获得支持；战略俘获与低端锁定的路径系数为β9=0.02，p值不显著，说明战略俘获对低端锁定没有直接影响。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利用来自江西、广东和山东的151份样本数据，实证分析知识封锁、能力隔离、战略俘获与低端锁定之间的关系，并探索了技术升级能力、市场升级能力与升级意愿对上述关系的中介作用，从而对代工企业低端锁定效应形成更深入的认识。研究发现：①知识封锁对技术升级能力的主效应作用显著，且技术升级能力对低端锁定作用显著，表明技术升级能力的中介作用显著，但知识封锁对低端锁定的作用不显著，表示知识封锁不直接导致低端锁定效应，而是需要通过技术升级能力缺失起作用；②能力隔离对市场升级能力产生的主效应显著，且市场升级能力对低端锁定作用显著，表明市场升级能力的中介作用显著，而能力隔离对低端锁定效应作用不显著，表示能力隔离不直接导致低端锁定效应，需通过市场升级能力缺失发挥作用；③战略俘获对升级意愿产生的主效应显著，且升级意愿对低端锁定作用显著，表明升级意愿的中介作用显著，但战略俘获对低端锁定作用不显著，表示战略俘获不直接导致低端锁定效应，而是通过先让代工企业丧失升级意愿，继而使其被低端锁定。

4.2 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对突破低端锁定效应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代工企业在面对发包商实施知识封锁策略时，不仅不应放弃技术研发，还要加大研发投入，激发自主研发活力并保持技术升级能力，防止形成低端锁定效应；面对发包商实施市场隔离策略时，代工企业应积极发掘本土市场、拓展销售渠道，强化与消费者联系，避免陷入低端锁定；面对发包商实施战略俘获策略时，代工企业不能丧失升级意愿，而应强化心智模式，敢于面对挑战并勇于创新，不断追求企业升级与发展，这样才能免于陷入低端锁定困境。根据上述结论，我国应该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突破低端锁定。

(1)企业层面。代工企业要重视积累高级生产要素，如研发设计、品牌渠道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所需的知识和人才等；加大资金投入，培育一批懂技术研发和营销管理的高素质人才，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全面提升自身实力；通过搭建研发设计创新平台、整合科技资源要素、配置高端先进设备，助力中国代工企业快速高效地实现研发技术突破，从而率先进入发包商控制较弱、具有地理优势的本土内需市场，通过整合战略性资源，加快转变需求结构，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和构建自有销售体系，大力培育本土品牌，改善客户服务质量。同时，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利用制度所有权优势实施“走出去”和“走上去”策略，实现获取与利用国际化资源目的，从而摆脱对发包商的严重依赖，突破低端锁定效应。

(2)集群层面。产业集群应支持企业参与构建自己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注重培养区域龙头企业重组价值链分工网络的能力，积极提高国内外资源整合能力，发挥地理区位优势，深入挖掘区域知识、技术、人才等高端资源，加大研发投入并培养一支高精尖技术管理人才队伍，提升区域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和讨价还价能力；积极扩大本土市场内需规模，努力培育本土品牌并建立营销渠道，从而切入到全球价值链高端分工体系。另外，利用产业集群优势，将国内部分技术含量低的业务向经济、技术更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以专注优势产业，夯实价值链攀升基础。

(3)政府层面。首先，政府应从资金上加强对代工企业升级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通过税收优惠和土地政策等减少企业资金流出；另一方面，利用专项资金补贴、政策补助等方式加大企业资金流入。同时，采取优化金融市场信贷政策等措施，为代工企业提供宽松的金融服务空间，降低融资成本，帮助代工企业更快捷地获得融资，鼓励代工企业技术研发。其次，政府应该培育国内市场，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创新国内消费市场需求、合理调整市场需求结构、促进国内消费市场结构更新换代，形成高中低层次的需求空间，着力构建一个服务于企业创新、产业升级的高端市场。同时，注重市场保护与市场开放平衡，在挖掘有限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最后，优先支持国家中心城市、自贸区和经济特区实现价值链攀升，让这些区域的代工企业优先发展并发挥先导作用，辐射带动其它区域代工企业升级。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通过建立知识封锁、能力隔离、战略俘获与低端锁定的关系模型，利用文献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得出了一些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受自身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和时间限制，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

首先，国内外研究成果较少对战略俘获直接进行测量，大部分学者从专用性资产投资角度设计战略俘获测量量表，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不能完全等同；其次，测量量表还需进一步完善，样本数据也需要扩展。文中有关知识封锁、能力隔离、战略俘获和低端锁定的测量量表均是参考国内外广泛使用量表或者成熟的研究成果，然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因研究视角不同而可能导致测量量表适用对象不同的问题，在设计本文测量量表时，也可能存在本文预期想要达到结果的主观倾向性，同时，受资金和地域限制，缺少东北、西部地区等代工企业样本数据。再次，只引入单个中介变量进入理论研究模型，可能存在其它具有同样效用的中介变量，缺少考虑引入某个调节变量来丰富理论模型；最后，只使用了SPSS和Amos两种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其实可以尝试运用更多软件进行实证分析，以使结果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深入：第一，可以尝试自主或者与其他学者合作开发出战略俘获测量量表，以丰富现有研究成果；第二，可以搜索更为丰富的文献，设计出更适合研究对象的测量量表，提升调查问卷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调查问卷的发放对象可以扩大到全国所有地区甚至全世界代工企业，也可以丰富问卷发放形式，以获取更为多样的样本数据，增强实证分析结果的说服力；第三，可以探索引入其它中介变量到理论研究模型中，也可以尝试引入某个调节变量到理论研究模型中，从而丰富理论研究模型。

参考文献:

[1] HUMPHREY J,H SCHMITZ.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J]. Regional Studies, 2002,36(9):1017-1027.

[2] ARTHUR W B.Competing technologies,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J].The Economic Journal,1989,99(394):116-131.

[3] 郝凤霞,张璘.低端锁定对全球价值链中本土产业升级的影响[J].科研管理,2016, 37(S1):131-141.

[4] GRABHER G.The weakness of strong ties: the lock-i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uhr area[R]. London: Routledge,1993.

[5] 杨军,任力军.锁定效应与资源型区域产业投资结构变迁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38(3):119-123.

[6] VAN GRUNSYEN L, SMAKMAN 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early industry pathways in the Asian first-generation NICs: the Singapore garment industr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5,37(4):657-680.

[7] 兰宏,聂鸣.领导型治理模式GVC下的学习障碍及突破路径[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3,34(9): 116-122.

[8] 任保全,刘志彪,任优生.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内生原因及机理——基于企业链条抉择机制的视角[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5):1-23.

[9] 张小蒂,朱勤.论全球价值链中我国企业创新与市场势力构建的良性互动[J].中国工业经济, 2007(5):30-38.

[10] 李美娟.中国企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路径选择[J].现代经济探讨, 2010(1):76-79.

[11] 巩爱凌.市场扭曲与中国外贸出口粗放型发展——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5):137-149.

[12] 刘维林,李兰冰,刘玉海.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4(6):83-95.

[13] 杨君,肖明月.价值链低端生产是否限制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GMM方法[J].国际贸易问题,2015(6):53-62.

[14] 姚洋,张晔.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的动态研究——来自全国及江苏省、广东省的证据[J].中国社会科学,2008(2):67-82.

[15] 吴波,李生校.全球价值链嵌入是否阻碍了发展中国家集群企业的功能升级——基于绍兴纺织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8):60-65.

[16] 林孝文.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利益分配非对称性与领导厂商的纵向控制[J].中国经济问题,2010(6):42-47.

[17] 卢福财,胡平波.全球价值网络下中国企业低端锁定的博弈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8(10):23-32.

[18] 陈静,卢进勇.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成因及对策分析[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48-57.

[19] 王桤伦.民营企业国际代工的“市场隔层”问题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7(1):40-48.

[20] 马海燕,贺伟.俘获型网络中的治理、绩效与升级[J].宏观经济研究,2013(8):8-17.

[21] TEECE, DAVID J. Economics of scope and the scope of the enterprise[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1980,1(3):223-247.

[22] 俞荣建,文凯.揭开GVC治理“黑箱”:结构、模式、机制及其影响——基于12个浙商代工关系的跨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1(8):142-154.

[23] WILLIAMSON O E. 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1,36(2):269-296.

[24] 吴斯丹.本土代工企业与国外品牌客户竞争关系的影响因素——基于权变视角的实证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46-56.

[25] 周俊,薛求知.竞合理论视角下的国际代工关系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8(8):8-17.

[26] 张杰,刘志彪,郑江淮.出口战略、代工行为与本土企业创新——来自江苏地区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8(1):12-19.

[27] PETER K C LEE, ANDY C L YEUNG, T C EDWIN CHENG. Supplier alliances an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 empirical stud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09,120(1): 190-204.

[28] AKSEL I ROKKAN,JAN B HEIDE,KENNETH H WATHNE.Specific investments in marketing relationships: expropriation and bonding effect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2003,40(2): 210-224.

[29] 杨水利,苏贝,易正广.技术资源优势、系统集成能力与“低端锁定”突破的实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24):1-6.

(责任编辑：胡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