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ustrial Attribute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National Value Chain Division in China

Guo Lijuan1, Wu Zhenmi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2. Institute of Region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610072,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inter-regional input-output table and the upstreamness model,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national value chain (NVC) division status, embedding position and value-added capability index to examine the NVC's spatial form between 1997 and 2007. And then a panel data model i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industrial and regional heterogeneity of national value chains. Research shows that China has not yet formed a strict "east-central-west" value chain gradient spatial pattern. Industrial attributes determine the embedding position and division status;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the industry state-owned property, the more the value-adding is created. The industry K/L enhances the embedding position but worsens the value chain division status, the industry scal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NVC division status. Regional FDI leads to the low-embedding position and weakens value-adding capability. Regional innovation investment increases direct value-adding and regional marketization level improves embedding position, but both of them have no enormous impact on value chain upgrading. Optimizing the market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al costs and designing differentiated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paths is the key to national value chains construction.

Key Words:National Value Chain (NVC); Division Status; Inter-Regional Input-Output Model; Industrial Attribute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收稿日期：2019-05-2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790021)；四川省软科学研究项目(17ZR0151)；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SC18TJ022)；2018年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项目(18QN03)；中国国家留学基金项目(201807005056)

作者简介：郭丽娟(1983-)，女，河北易县人，博士，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与产业经济；吴振明(1984-)，男，湖北荆门人，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产业经济。

DOI：10.6049/kjjbydc.201904002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9)18-0051-08

0 引言

国内价值链的研究源于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后进国家产业升级的突破与反思。主流研究认为，嵌入全球价值链为落后国家提供了更多升级机会，最具代表性的是Gereffi[1]、Humphrey & Schmitz[2]提出的“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这一沿价值链自动递进式升级框架。但是，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在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会导致产业升级的波动性和升级锁定[3]。国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升级和新兴经济体国际品牌扩张的研究都表明，基于国内市场的国内价值链能够实现本土企业或网络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4-6]。作为后发转型大国，我国亟需充分发挥大国区域异质性、产业梯度性和规模经济优势，重构基于国内市场、由本土企业掌握价值链核心环节、密切联系东中西部的国内价值链。国内学者从多个方面论证了国内价值链构建的重要意义，如制造业竞争优势重塑、区域协调、都市圈产业恶性冲突与治理、大国优势发挥等[7-9]。大量产业经济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我国产业区域间雁阵模式已经形成，我国具备开展国内价值链分工的现实基础[10]。

科学构建国内价值链的前提是客观分析区域产业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系统量化了不同区域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价值链分工合作的技术经济关联，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价值链分析工具，近年影响较大的是Antràs等[11]和Fally[12]提出的上游度概念和测度方法，其将一个产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定量描述为该产业距离最终需求的加权平均距离，产业上游度越大，越处于价值链上游位置。借鉴上游度思路，基于国家或区域之间的投入产出模型，王岚[13]分析了我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黎峰[14]构建了国内价值链定量分析工具，潘文卿[15]考察了国内价值链的关联特征，周华[16]和费文博[17]测算了中国省份或区域在价值链上的物理位置。然而，国内价值链构建是涉及多个区域与产业的系统工程，价值链分工伴随产业属性与区域特性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已有价值链分工相关研究成果具有争议，原因之一也是质疑其未考虑区域和产业差异[18]。在全球价值链研究领域，产业产权结构、技术属性、区域人力资本、制度环境等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关系得到了重点关注[19]，而产业和区域因素如何影响国内价值链分工尚未充分论证。基于此，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将产业、区域特征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深入区域与产业系统内部，考察我国国内价值链分工的空间形态，检验产业、区域特征因素影响国内价值链分工的规律和机理，争取对构建合理的国内价值链分工格局、探求不同区域产业价值链升级路径提供理论支持。

1 特征事实：区域产业国内价值链分工形态考察

1.1 区域产业国内价值链分工指数构建

构建4个指数，系统刻画区域产业国内价值链分工形态。

(1)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NVCik)。

(1)

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综合体现了特定区域产业参与国内价值链分工的价值获取能力，由产业自身直接价值增值和参加中间产品生产的间接价值增值两部分构成。构建思路如下：参考Antràs[11]、Fally[12]的上游度思路，借鉴王岚等[13]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构建方法，将产业直接价值增值系数(vaik)作为该产业与下一生产阶段的“经济距离”，修正产业上游度相邻两个生产阶段距离为1的假定。式(1)中，设一国有M个区域，每个区域有N个产业部门，Yik和Yjl分别为i区域k产业、j区域l产业的总产出，dik,jl为j区域l产业对i区域k产业的中间直接消耗系数，vaik为i区域k产业的直接价值增值系数。NVCik值越大，i区域k产业价值获取能力越强，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越高。式(1)可转化成矩阵形式为NVC=[I-D]-1[va]，其中，I是MN×MN阶单位矩阵，是MN×MN阶矩阵D的元素，[va]是MN×1的直接价值增值系数向量。

(2)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指数(NVCPik)。

(2)

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指数衡量的是特定区域某产业在国内价值链中的“物理”位置，用该产业参与中间产品生产实现的间接价值增值度量。NVCPik值越大，参与价值链分工实现的间接价值增值越多，说明该产业投入到其它产业的中间品比重越高，与最终需求端间隔的生产阶段越多，越处于价值链相对上游位置。

(3)国内价值链增值能力指数(NVCik0)。

(3)

其中，NVCik0为i区域k产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与k产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区域均值之比，旨在消除各产业固有属性的差异性，使不同区域各产业价值增值能力具有可比性。NVCik0>1，表明i区域k产业价值增值能力高于该产业区域平均水平；其值越大，说明与i区域其它产业相比，k产业在价值链分工中的竞争优势越明显。

(4)区域整体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NVCi)。

(4)

区域整体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反映特定区域所有产业部门体现在区域层面的国内价值链地位水平。其值等于以i区域k产业产出占比为权重，对各区域各产业部门相对价值增值能力指数的加权求和。NVCi取值越大，表明i区域整体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越高。其中，N为产业部门数量，Yik为i区域k产业总产出，Yi为i区域所有工业部门总产出之和。

1.2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信息中心编制的1997、2002和200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8区域17部门)。根据李跟强、潘文卿[20]对国内价值链内部分工的研究发现，1997-2007年我国区域间增加值联系不断加强，各区域逐渐由内向型垂直专业化转向外向型垂直专业化生产。因此，有必要基于1997—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关联，进一步研究区域产业国内价值链分工的空间形态和影响机理。由于价值链分工与深化主要体现在产业链条长、配套环节多、投入产出关联密切的工业部门，因此，本文剔除农林牧渔业、建筑业、货物运输及仓储业、其它服务业，重点选取13个工业部门作为国内价值链分工的研究对象，分别为采选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服装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其他制造业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3 区域产业国内价值链分工形态

(1)区域产业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计算3个年度8区域13个产业部门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NVCik)，其均值为0.555 03，最大值为1997年京津地区的采选业(1.499)，最小值为2002年东北地区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142)。从3个年度指数分布规律看，价值链分工地位位居前列的是采选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其它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这些产业均为资源采集、原料加工等资源密集型产业，中间需求率高，位于价值链上游位置。价值链分工地位位列后四位的产业为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电气机械及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该类产业具有明显的接近最终消费者的属性，中间投入率较高，位于价值链相对下游环节。分工地位处于中间水平的是加工制造类产业，如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机械工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可见，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与产业属性密切相关，产业特性决定了嵌入价值链的“物理”位置，进而影响其在国内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2)区域产业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考察3个年度8区域13个产业部门共计312个观测值的区域产业国内价值链增值能力指数(NVCik0)和嵌入位置指数(NVCPik)。增值能力指数最大值、最小值、均值分别为1.413 4、0.355 9、1，嵌入位置指数最大值、最小值、均值分别为0.890 8、0.039 2和0.251 1。以二者均值1、0.251 1为分界线划分4个象限，在312个观测值中，有157个样本增值能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1个样本嵌入位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占比48%和42%；位于第Ⅰ、Ⅱ、Ⅲ、Ⅳ象限的样本个数分别为87、70、111、44个，占全样本比重分别为28%、22%、36%和14%(见图1)。总体看，增值能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产业普遍分布在东北、中部、北部沿海、西南和西北地区，增值能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产业突出集中在南部沿海和京津地区。在每个区域3个年度共计39个观测值中，中部地区有31个、东北地区有23个产业增值能力高于全国平均值，京津地区有32个、南部沿海有25个产业增值能力低于全国平均值。从嵌入位置看，位于价值链下游的产业集中分布在京津、南部沿海、西北和西南地区，4个区域嵌入价值链下游的产业部门观测值数分别为21、24、27、23个。

在4个象限中，重点提取3年中出现在此象限次数大于等于2次的产业，并标记为该区域某产业的价值链特征；对于3个年份离散分布的产业，认为由于其波动较大，暂时不具备明显固定的价值链属性。依此方法，依据区域产业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将区域产业国内价值链属性划分为4种类型(见表1)。

类型Ⅰ：嵌入位置高，增值能力强。该类产业主要体现在采矿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等资源能源密集型产业部门，区域分布以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为主。13个产业部门中，中部地区有7个产业部门、东北地区有5个产业部门位于第一象限，中部地区除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外，还包括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等。可见，嵌入位置高、增值能力强的产业主要体现为原材料属性，源于内陆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

类型Ⅱ：嵌入位置低，增值能力强。此类产业集中体现在接近最终需求端的下游制造业部门，从具体区域看，中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嵌入位置低但增值能力强，说明内陆地区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国内价值链分工中具有比较优势。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的纺织服装业、南部沿海的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明显体现为较低的嵌入位置和较强的增值能力，说明沿海地区高增值能力主要源于价值链低端嵌入，源于经济高度外向性以及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优势导致的成本节约。

类型Ⅲ：嵌入位置低，增值能力弱。与类型Ⅱ相比，此类产业包括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机械工业，尤其机械工业在5个区域均呈现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双低”特征。从区域分布看，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9个产业部门)和东部沿海地区(8个产业部门)。与类型Ⅱ对应，同样处于价值链下游的产业，在不同区域却体现为不同的价值增值能力，如京津、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表现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部门低增值能力特征，尤其体现在电气机械及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一定程度说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增值能力需要增强。

类型Ⅳ：嵌入位置高，增值能力弱。该类产业与第Ⅰ类产业存在重叠，均为高端嵌入价值链上游产业，但不同区域产业增值能力迥异，尤其体现为两类区域：一是东北、京津、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采矿业增值能力普遍较强，但金属冶炼及制品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值能力弱；与之相反，北部沿海、中部和西南地区采矿业增值能力弱，但金属冶炼及制品业增值能力强。沿海、内陆地区处于价值链上游的产业其增值能力却相反，这可能与产业所在区域环境密切相关。

注：产业部门代码列示如下：采选业(c2)、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c3)、纺织服装业(c4)、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c5)、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c6)、化学工业(c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8)、金属冶炼及制品业(c9)、机械工业(c10)、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c11)、电气机械及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c12)、其他制造业(c13)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c14)

(3)8个区域整体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特征。计算8个区域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NVCi)，结果如图2所示，东北、中部、北部沿海价值链分工地位相对较高，南部沿海、西北和西南地区价值链分工地位缓慢上升。中部地区在国内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快速上升，3个年度分别为1.528、1.703和1.920，成为2007年价值链分工地位最高的区域。京津地区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呈连续快速下降趋势，从1997年第2位(1.752)下降到2007年的第8位(1.075)。总体上，我国尚未形成严格的东中西梯次分布的价值链空间格局，区域产业价值链分工处于快速调整中，国内价值链重构背景下区域竞争将愈发激烈。

2 实证设计

我国国内价值链分工具有区域与产业异质性，同一产业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增值表现，同一区域的不同产业处于不同价值链环节，本文将检验产业、区域特征因素对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和分工地位的影响。

2.1 基本假定与变量说明

(1)产业特征。

产业价值链属性(MN)。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的产业中间需求率表征产业价值链属性，中间需求率越高，意味着产业作为中间品投入到其它地区产品生产的比例越高，参与的中间生产环节越多，与价值链最终需求端的物理距离越远，越处于价值链上游。但是，较高的中间需求率意味着价值增值主要通过参与其它产品中间生产而实现，可能与产业自身直接价值增值负相关。预期产业价值链属性与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正相关，与产业自身直接价值增值负相关，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这取决于其对间接增值和直接增值影响力大小。区域产业中间需求率等于各区域各产业中间需求总和占该区域该产业总产出之比，根据1997、2002和200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

产业所有制结构(OS)。大量研究表明我国上游产业存在国有垄断特征，王永进、刘灿雷(2016)研究发现相对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处于价值链最上游位置，国有企业垄断上游产业阻碍了整体技术进步、恶化了资源配置效率。有理由预期产业所有制结构与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正相关，但与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回归系数符号不确定，有待我国区域产业层面的经验验证。产业所有制结构用区域产业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该区域该产业工业总产值比重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各省(区)统计年鉴。

产业要素禀赋结构(K/L)。处于价值链上游的产业多具有高资本密集度性质，人均劳动力可支配资本量多进而形成资本深化，可表现为企业购进先进设备，客观上会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因此，预期产业要素禀赋结构与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正相关关系。产业要素禀赋结构用区域产业资本劳动比表示，其值等于特定区域某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除以该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1997年指标为全部职工年平均人数)，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各产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用“以1990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定基指数”进行调整，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产业平均规模(SCALE)。较大的产业规模伴生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产业生产成本，但产业平均规模较大，意味着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不利于产业增加值获取，因此，认为产业平均规模与国内价值链分工形态紧密相关，但产业平均规模与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分工地位的相关关系仍待检验。本文用某区域特定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除以该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进行度量，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用“以1985年为基期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定基指数”对工业总产值进行调整，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2)区域特征。

区域创新投入强度(INNVO)。价值链高端增值来源于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增加区域创新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改善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根本动力。预期区域创新投入强度与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负相关，与产业自身增值能力和价值链分工地位正相关，即区域创新投入强度越高，越倾向于价值链下游环节，产业自身直接价值增值能力越强，价值链分工地位越高。基于数据可得性，考虑到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区域创新投入强度用某区域当年及上年度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占该区域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各省(区)统计年鉴。

区域市场化水平(MAR)。优良的市场环境和高效整合的一体化市场有利于降低企业构建国内价值链的制度成本，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作，较高的市场化水平有助于区域产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预期区域市场化水平与价值链嵌入位置和价值链分工地位呈正相关关系。本文以各省区国内生产总值为权重，对各省区市场化指数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区域市场化指数，省区市场化指数来源于樊纲著《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其将各省区1997-2007年各指标得分统一处理为以2001年为基期、口径基本一致的得分数据，使不同纵向年份具有可比性。

区域人力资本结构(HR)。在一国范围内，资本与劳动力可流动性强，不同区域价值链环节的资本回报率与工资水平会逐渐趋同，价值链各环节增值差异主要体现为人力资本构成差异。区域高技术劳动力比重越高，对知识技术的学习吸收能力越强，价值增值能力越强，价值链分工地位也越高。预期区域人力资本结构与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负相关，与价值链分工地位正相关。本文用区域高技术劳动力与低技术劳动力人数之比表征区域人力资本结构，高技术劳动力指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力，低技术劳动力指受过高中及以下教育的劳动力，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区域经济外向度(FDI)。高经济外向度对区域经济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对外开放产生的技术外溢能够促进后发地区技术进步，有助于价值链地位攀升和价值增值；另一方面，较高的经济外向度意味着较强的外资依赖，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产生的路径依赖会导致企业丧失升级能力和构建国内价值链的动力。因此，认为区域经济外向度对区域产业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和分工地位具有显著影响，但作用方向仍需经验验证。本文用区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区域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表征区域经济外向度，数据来自各省(区)统计年鉴。

2.2 模型构建与样本描述

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产业与区域特征对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和分工地位的影响。

NVCPikt=C+β1MNikt+β2K/Likt+β3SCALEikt+β4OSikt+β5INNVOit+β6MARit+β7HRit+β8FDIit+ε

(5)

NVCikt=C+β1MNikt+β2K/Likt+β3SCALEikt+β4OSikt+β5INNVOit+β6MARit+β7HRit+β8FDIit+ε

(6)

模型(5)、(6)中，因变量为NVCP和NVC，分别代表区域产业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指数和分工地位指数；模型中解释变量MN、K/L、SCALE、OS为反映产业特征的变量，INNOV、MAR、HR、FDI为反映区域特征的变量，具体解释变量定义见表2；C为截距项，β1—β8为解释变量的对应系数，表示产业、区域特征因素对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分工地位的影响程度，ε为随机误差项。下标i表示区域，k表示产业部门，t表示样本年份。按照《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区域、产业分类标准，将我国31个省区数据横向加总为8个区域层面数据；将各类统计年鉴产业分类按照《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产业分类标准进行对应加总，形成13个产业层面数据。面板数据集的样本期间为1997、2002、2007年，截面单元为8个区域、13个产业部门，共计104个区域产业样本，3个年度共计312个观测值，符合短面板数据特征。

3 计量结果

3.1 回归分析：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分工地位与区域、产业属性

面板数据容易产生异方差，可能导致OLS估计失效，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首先进行异方差检验，发现表3中模型(1)—(6)均存在组间异方差，故用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校正，利用F检验、Hausman检验判定混合面板模型、固定个体效应模型及随机个体效应模型在本文实证方程中的适用性，确定选取固定个体效应回归模型。由于模型仅有3个时间节点且时间跨度较大，故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考虑时间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模型(1)—(3)强烈拒绝“无时间效应”的原假设，模型(4)—(6)时间效应不显著，因此，对模型(1)—(3)采用个体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本文先对产业特征、区域特征变量分别回归，然后，同时引入产业特征和区域特征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注：①***、**、*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数值为相应t统计量；③回归估计所用软件为stata14.0；④Hausman Test原假设为Difference in coefficients not systematic

产业特性对国内价值链分工的影响：①以中间需求率表征的产业价值链属性(MN)与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NVCP)、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NVC)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产业中间需求率越高，越处于价值链上游，价值链分工地位也越高，验证了产业特性对价值链分工的决定作用；②产业要素禀赋结构(K/L)与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在5%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与分工地位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高资本劳动比产业倾向于价值链上游，较高的资本劳动比带来的资本深化增加了产业参与中间环节生产的间接增值，却未显著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③同时考虑区域与产业特征因素时，产业平均规模(SCALE)对价值链嵌入位置和分工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单独考察产业特征因素，检验结果显示产业平均规模与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产业平均规模增加1个单位，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下降0.461；④所有方程中产业所有制结构(OS)系数均为正值，方程(1)和(4)单独考察产业特征变量时，OS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验证了王永进、刘灿雷(2016)的结论，即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比重高的产业倾向于价值链上游位置。不同之处在于，本文发现国有产权占比越大其价值链分工地位越高、整体价值增值能力也越强，上游国有企业并没有恶化国内价值链资源配置效率，相反，国有企业对引导我国本土企业国内价值链升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联合考察产业与区域特征变量时，方程(3)中OS系数仍显著为正，方程(6)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产业国有产权比重对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影响强于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区域特性对国内价值链分工的影响：①同时考察区域与产业特征变量时，区域创新投入强度(INNOV)与价值链分工关系不显著。单独考察区域特征因素时，方程(2)和(5)中INNOV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区域创新投入增加1个单位，区域产业向国内价值链下游知识密集环节移动0.040 2个单位，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下降0.031 6个单位。区域创新投入与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关系与预期不符，说明我国区域创新投入还未对改善价值链分工地位形成推动作用；②区域人力资本结构(HR)与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分工地位显著负相关，说明在高技术劳动力集中的区域，其产业发展倾向于价值链下游环节，但区域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抑制了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与预期相反；③区域市场化水平(MAR)与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正相关、与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负相关，但均不显著，说明区域市场化对国内价值链分工还未显示出明显的促进作用；④以外商直接投资表征的区域经济外向度(FDI)与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分工地位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FDI多流入我国低端加工制造环节，FDI使本土产业陷入价值链“低端陷阱”，并导致增值能力弱化。

3.2 进一步检验：直接价值增值系数与区域、产业属性的内在关联

前文分析发现一些与预期相反的回归结果，如INNOV、HR、MAR均与NVC负相关。由于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体现为整体价值获取能力，等于间接增值能力(体现为价值链嵌入位置)与直接增值能力之和。因此，上述变量在影响国内价值链分工地位、嵌入位置时，也深刻影响着产业自身直接增值，对产业直接增值能力的考察有助于了解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化的内部原因。表4为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区域、产业特征变量与直接价值增值系数(VA)的回归结果，方程(7)单独考察产业特征因素时，4个产业特征变量系数估计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产业特性与直接价值增值能力显著相关，尤其是产业国有产权比重(OS)越高越有助于产业获取直接价值增值。考察区域特征变量，方程(8)和(9)中，区域创新投入强度(INNVO)系数显著为正、区域市场化水平(MAR)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区域创新投入是产业自身价值增值的主要来源，区域市场化水平弱化产业自身价值增值能力；区域人力资本结构(HR)系数为正、区域经济外向度(FDI)系数为负，二者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区域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产业直接价值增值的积极效果尚未显现，FDI的介入总体上削弱了产业自身价值增值能力。

注：①***、**、*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数值为相应t统计量；③回归估计所用软件为stata14.0；④Hausman Test原假设为Difference in coefficients not systematic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产业与区域层面考察国内价值链分工的空间形态和影响机理，主要结论如下：①沿海地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呈现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双低”特征，轻工业高价值增值源于低端嵌入的成本节约。东北和中部地区资源类产业位于上游且增值能力强，西部地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引领国内价值链的比较优势。总体上，我国尚未形成严格的东中西梯次分布的价值链空间格局；②产业特征中，产业价值链属性与国内价值链嵌入位置、价值链分工地位显著正相关，产业平均规模与嵌入位置、分工地位关系不显著。较高的资本劳动比提升嵌入位置、弱化直接价值增值，最终限制分工地位攀升。产业国有产权比重越高越处于价值链上游，并有助于产业自身增值和分工地位提升；③区域特征中，区域创新投入强化产业直接价值增值、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价值链嵌入位置，但二者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均不显著。区域FDI导致价值链低端锁定和增值能力弱化，而区域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反而不利于价值链分工地位改善。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对构建合理的国内价值链分工格局以及区域产业协调升级提出如下建议：

(1)充分考虑国内价值链分工的区域与产业异质性特征，因地制宜推进区域产业价值链升级。东部地区未来应着重于价值链高端升级和优势重塑，优化利用外资的层次和方向，将引进外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环节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高端环节转移，重点提升技术密集型产业国内价值链治理能力。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重点延长资源能源类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鉴于西部地区在电气机械及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部门已经形成一定的比较优势，可依托主导企业，面向重点城市群，优先构建优势产业的国内价值链。

(2)优化国内价值链构建的市场环境、降低制度成本。深化市场化改革，发展产业集群、专业化市场等价值链支撑服务体系，打破制约国内价值链构建的产业垄断和区际贸易壁垒，促进区域产业之间的价值链延展。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价值链治理能力两个方面进行制度设计，支持具有核心技术、自主品牌和销售网络的大型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进行战略重组和国内价值链网络构建，争取建立由本土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重点强化创新、人力资本对区域产业国内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引领作用。

(3)基于国内价值链分工现实，从“产业、区域、企业”维度系统设计国内价值链实现路径。产业层面，培育基于价值链特定环节的区域功能性产业集群，创新以价值链重构为导向的区际产业转移对接模式，构建联动东西、优势产业对接的重点产业价值链。区域层面，以经济一体化区域、重点城市群为空间载体，通过重要节点城市价值链分工协作，实现区内价值链对接和城际价值链空间拓展。企业层面，提升发达地区优势企业跨区域产业组织布局和价值链治理能力，强化欠发达地区领先企业功能升级和特定价值链环节嵌入能力，实现本土企业价值链环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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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万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