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制造业正处于从产品主导经营模式向服务主导经营模式转变的过程中[1-4]。制造业服务化种类有3种:基础服务化、中间服务化和高级服务化。服务化的重点是让制造业通过传递高级服务,如客户支持协议、风险和收益共享协议等,建立服务主导策略[5],这有助于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提高效率、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获取稳定收入和较高的盈利能力[6-10 ]。然而,制造业服务化策略并不意味着成功,国外不少已实施高级服务化策略的知名制造企业,如西门子、施乐、杜尔、英特尔等相继遭遇服务化困境(servitization paradox),甚至服务化失败(servitization failure)。制造业服务化困境已成为新兴研究热点,但国内学界还缺乏对制造业服务化困境的系统梳理。本文在对制造业服务化困境的内涵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对制造业服务化困境的现象识别、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等内容进行评述,以期为国内在此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对于正在进行服务化的制造业,在纯产品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虽然许多企业已经发起了服务化,但是,很难从服务业务中获得潜在经济收益,这也是现实中的常见现象[1]。Gebauer等[11]最早提出了“制造企业服务困境”(service paradox i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概念,将其界定为由于成本上升、缺乏相应回报,服务收入增长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现象。这一现象使制造企业无法实现产品向服务的转型,导致离开过渡线,进入“服务化困境”。Neely[12]将获得更高收入的服务型企业其利润比单纯制造企业更低的现象称为服务化困境。
在服务化过渡过程中,制造业最初通过为现有产品提供服务而经历短期收益;一段时间后,增加投资会使回报下降。这是企业经历服务化困境时,遇到的阶段性盈利障碍。如果企业克服这些困难,利润将最终回升。一旦企业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提高能力,实施服务化投资将最终转变为规模经济,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13]。因此,初步实施服务化的制造企业不应对获得的初始回报过于乐观;相反,它们应该保持审慎,通过自身能力和潜力克服服务化困境。如果企业对自身能力没有足够的信心,那么,对服务化的努力应该暂停,直到获得足够的力量,因为服务化路径是不断加强企业能力的过程[12]。
国外学者对制造业服务化困境现象的普遍性以及产生根源进行了广泛研究,国内学者则主要通过检验制造业服务化战略与企业财务绩效间关系,对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困境进行识别,未对服务化困境的影响因素、应对策略等进行深入研究。
1.2.1 服务化失败
Valtakoski[14]提出服务化失败的概念,将其界定为企业不能成功地开发有利可图的服务业务来补充现有产品业务。服务化与财务绩效之间非线性关系的证据表明,服务化失败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可能的[7,11,13,15-16]。Benedettini等[17]通过评估74家破产制造商和199家非破产竞争对手的资料,得出提供更多服务不会持续增加企业生存机会的结论。
1.2.2 去服务化
Kowalkowski等[18]提出去服务化(deservitization)的概念,认为这是制造企业服务化失败后出现的一种常见情况,并将其界定为一家企业从以服务为导向、向以产品为主导的商业模式转变过程,即公司减少服务在其业务中的作用,或者完全放弃服务业务。20世纪80年代的计算机行业,由于技术不确定性下降,技术扩散增加,标准开始建立,促使企业出现去服务化趋势。随着产品和服务的互补与替代,标准化的低成本产品最终取代定制服务和其它服务,许多企业选择通过出售、清算或剥离来减少服务[19]。
现实中,很多知名制造企业也经历了服务化失败和去服务化。2002年英特尔出售其软件产品和服务业务部门,2010年西门子将旗下亏损严重的计算机服务部门出售给法国IT服务商源讯[20]。德国汽车行业油漆整理系统制造商杜尔推出按需付费服务,然而,由于很难预测设备使用量而难以准确计算每次使用费用,最终将其服务部门出售给福伊特工业服务公司[18]。2009年蒂森克虏伯工业服务公司由于没有完全达到财务预期,公司将其卖掉以终止其服务业务[21]。2016年施乐公司分离其服务业务,将公司拆分为文件技术公司和业务流程外包公司两家独立上市公司,后者专注于为客户提供差异化解决方案,改善工作流程[18]。
总之,服务化失败与去服务化是制造企业无法克服服务化困境后可能出现的结果,制造企业服务化失败、去服务化的出现与服务化困境密不可分。现有服务化失败与去服务化研究案例的选取以欧美机械制造业为主,且这些企业多采用以整体解决方案为主的高级服务化策略。
Gebauer等[11]调查发现,11.1%的制造企业通过服务产生了40%以上的收入,但超过35%的公司通过服务得到的收入不到10%,且这部分服务收入低于大多数制造企业的预期,此即“制造企业服务化困境”。随后,Bain&Co[22]调查显示,只有21%的公司在服务战略上真正取得成功。
起源于德国和瑞士机械设备制造业的这种“服务化困境”现象引发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许多学者对制造企业服务化与财务绩效间关系进行了检验。然而,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差异较大,有显著正相关、显著负相关、先降后升的“U型”、向升后降的倒“U型”和上升-下降-再上升的“马鞍型”关系。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①正相关关系。Li Jinghua[23]对浙江省12个行业的134家上市制造企业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制造企业服务化和业务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且服务化战略更适合大型企业,一旦服务化超过某一阈值,服务化在提高业务绩效方面的效果就变得更加突出。陈丽娴等[24]对我国2003-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发现,制造企业通过服务化转型显著提高了绩效,但存在所有制差异和时间滞后效应;②负相关关系。Neely[12]以25个国家1万多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服务化程度(提供服务的数量)对净利润产生负面影响,小公司可以获得比大公司更高的服务效益。Visnjic等[25]研究了390家制造企业样本,支持Neely[12]的研究结论,认为服务范围对利润率有负面影响,但服务深度对盈利能力有积极影响,而且将知识密集型服务与产品创新相结合可能促进长期盈利能力提高。Lianxing等[26]基于2013年中国沪A股上市制造企业数据,发现服务化决策与市场表现正相关,服务水平与财务绩效负相关。王丹等[27]对上海制造业中上市公司服务化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与企业盈利能力呈负相关关系,与企业运营能力呈正相关关系;③“U型”关系。Fang等[15]通过研究1990-2005年美国477家上市公司数据,证明了服务化困境的存在,发现只有20%~30%的公司其服务转型战略对企业价值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服务化战略与企业市场价值间是U型关系。肖挺等[28]以我国部分行业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验证了服务化企业并未在绩效上赢得相对于非服务化企业的优势,反而在涉足服务领域后短期内更容易陷入“服务化-利润陷阱”,需在几年后才会呈现服务化与企业利润率及销售收入的正相关性;④倒“U型”关系。Chen[29]对比研究了中美制造企业,认为中国制造商的服务化和业务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美国制造商服务化与业务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⑤马鞍型关系。Kastalli等[13]和李靖华等[30]则从服务化进程角度,分别研究了2001-2007年大型跨国设备制造商阿特拉斯·科普柯44家子公司和中国5个制造行业518家上市公司。他们指出服务销售和总体盈利能力之间存在马鞍型关系,第一阶段,当服务规模较小时,服务化程度与较高的利润率完全保持一致;第二阶段,由于制造企业面临向服务机构投资的需要,中等规模的服务活动将伴随利润率的下降;第三阶段,由于制造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使得服务再次转向与利润率之间呈正向关系。因此,服务化困境发生在第二阶段。李博雅[31]利用我国1 287家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与绩效之间呈U型关系,中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企业则呈马鞍型关系。
现有国内文献多将“servitization paradox”译成“服务化悖论”,本文认为服务化困境的提法更为合适。因为悖论指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且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服务化悖论的提法暗含服务化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且从实证研究结果看,大多数学者并不否认服务化会对制造业长期价值提升产生积极影响,虽然对财务绩效影响的结论并不一致,但大多指出在服务化进程中制造企业会出现财务绩效阶段性下降的情况,即存在制造业服务化困境。本文认为造成研究结论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是选取样本制造企业时,企业所处行业、规模、服务化发展阶段以及数据选取时间和空间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文献中选取的服务化战略测度指标和企业绩效测度指标均呈现多元化倾向,这也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制造业从产品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过程中,呈现出基础服务化、中间服务化和高级服务化3种类型。所以,考察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应将3种类型分开单独进行考察,但目前针对制造业服务化不同类型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
学者们对制造业服务化困境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实证检验上,而是进一步挖掘造成服务化困境的原因。
Gebauer等[11]认为管理者过分强调明显而有形特征的认知过程,限制了扩展服务业务的管理动机,管理者更愿意将资源投入有形产品中,而不是投入到扩展服务业务中。管理者可能不相信扩展服务业务的经济潜力,难以准确估计服务质量[8]。管理者往往倾向于将产品投入资源风险转化为服务投资不确定性[32]。管理人员不仅要面对转变投资和销售观念的挑战,还要面对管理与合作伙伴关系的长期风险,以及掌握服务、支持合同的成本和盈利能力受到影响的挑战[14]。因此,风险厌恶者将资源从服务中转移出来,重新分配给产品业务。
Mathieu[8]提出实施服务化战略过程中会出现两种主要成本:竞争成本和政治成本。制造企业提供服务时,面临来自服务提供商、经销商和客户的竞争。制造企业要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就会带来竞争成本。此外,企业内一些管理人员可能受到实施服务动机策略的威胁,会因潜在权力的丧失而害怕,加强对服务化的政治抵制,引起内部冲突,从而产生政治成本。
Gebauer等[11]指出管理者的风险规避意识使他们更愿意将资源投向风险较小的有形产品,而非充满不确定性的服务。因为扩大服务业务存在两种风险:一是内部风险,即提供高度定制和需要高强度客户关系的服务超出企业传统业务的范围和核心竞争力,企业认为投资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风险较大;二是外部风险,即客户因担心信息流失,而不愿意与供应商分享其业务流程的相关信息。Benedettini等[16]指出服务化业务的存在增加了企业内部破产风险,特别是环境风险和内部风险。因为服务多样化可能会增加企业内部组织和控制成本,一些服务业务的扩展涉及全新的运营资源,而成功的服务部署需要组织设计要素安排的结构性变化。裴小兵等[33]选用WBS-RBS法,识别装备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的风险,根据风险是否由企业控制分为内生风险和外生风险,其中,外生风险包括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内生风险包括战略风险、组织风险、技术风险。
基于知识管理视角,Neely[12]认为企业要面对了解客户从服务中获取的价值以开发设计和提供服务的挑战。Valtakoski[14]从客户角度分析发现,如果解决方案不能满足客户需求,以及解决方案提供商无法理解客户知识对解决方案价值的重要性,或过于依赖客户,则会导致服务化困境或失败。从解决方案提供商角度来看,制造企业自身知识和整合资源能力的不足也会引起服务化困境或失败。在解决方案实施期间,制造企业可能因不了解知识转移对客户环境的重要性,以及忽略知识适应客户的需要而出现失败。此外,由于战略原因,客户也可能拒绝采用制造企业提供的解决方案。
由于服务文化和服务组织背景的特殊性,服务管理原则与传统制造管理原则并不一致,实施服务化使制造企业面对新的文化和组织环境。所以,制造企业必须作好人员和组织抗拒变革的准备[6]。Mont(2002)认为缺乏对整体解决方案的市场需求是实施服务化战略的一个重大障碍。企业缺乏对周期成本的了解,或部分行业服务解决方案缺乏竞争力,都会造成服务报价过高。另一方面,复杂链中各主体间利益冲突可能阻止公司考虑提供更多服务。此外,服务化实施的障碍还包括:高层管理人员的注意力缺乏、组织设计和信息技术不足、组织文化障碍和服务管理能力不足[34-36]。因此,为了应对制造业服务化困境的挑战,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
服务化实施的障碍较多,因此,简单地在现有产品基础上提供服务并非明智做法,通常需要彻底和全面地进行组织变革[37]。在组织层面,Cook等[38]认为企业要接受服务化,不仅需要能接受服务化概念、对面临的市场状况和立法等外部环境的要求作出反应,而且要适应其内部选择环境,即企业获得、吸收和应用服务化的能力、战略方向、组织架构和产品组合。服务化需要企业最大化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这导致产出构成发生根本变化。这种经营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使企业面临诸多挑战,需要重大的组织和文化转型。同时,需要建立新的人力资源部门,以促进客户响应服务的开发,并需投资大量管理资源和财务资源。如果组织出现对服务化的抵制,需激励员工个人采取策略来克服阻力。员工个人确信服务化的重要性往往是克服组织抵制的关键,而且员工推动服务化战略实施和抵制组织阻力有4种策略[39]。
Gebauer等[11]提出企业应以市场为导向,明确界定服务发展进程,将客户的价值主张聚焦在服务上,启动关系营销,定义明确的服务策略,建立单独的服务机构,创建服务文化。Neely[12]提出,为了使制造企业成功服务化,首先,制造企业必须转变营销及客户心态;其次,管理好合作伙伴关系和长期风险,了解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的成本和利润影响;最后,了解客户价值,提高开发设计和提供服务的能力,发展服务文化,并将其嵌入服务组织。Reinartz等[40]则提出企业要想提供有效服务,必须遵循4个步骤,即让企业经理和客户意识到服务的价值、实现后台工业化以监控流程成本和利用新技术实现流程创新、创建服务销售团队以高性价比的方式销售和提供服务、专注于客户服务流程。
新服务的发展可能导致全新的产品服务解决方案,在用户驱动创新的情况下,与客户及设备的进一步互动可能成为开发新产品的良好起点。由技术人员报告或通过分布式信息技术(如传感器和RFID标签)收集服务产品信息,发现设计缺陷,并设计需要较少服务的产品[25]。同时,为服务创新打造强大的商业模式元素,即战略、结构、服务创新的资源和能力、服务供给、收入模式、服务类型、开发过程、销售过程、交付过程、客户关系、价值网络和服务文化,实现服务创新[41]。
随着对定制和运营效率的要求逐渐提高,以及数字化技术在制造企业中更加广泛的应用,服务化日益复杂,这些新的要求阻碍制造企业成功提供高级服务。最近研究表明,制造业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方法克服困难[42-44]。平台方法基于产品的模块化和活动的合作分配,解释了不同行为者如何在组织内使用平台创造价值[45]。模块化服务平台包括4个维度:服务、流程、组织和客户界面。企业利用数字化作为服务化推动因素的3种潜在途径:工业服务化、业务服务化和价值服务化[46],可以帮助制造企业为产品增加服务供给[47]。Voss等(2009)开发了一种服务模块化功能,确定了可以促进竞争力的3个领域:一是拥有独特的服务模块或元素,在短期内不容易被竞争对手复制;二是通过跨多个服务模块进行复制以利用这些功能的能力;三是拥有一定程度的模块化,支持定制和快速的新产品开发。Tuunanen&Cassab[48]检验了服务流程模块化对客户试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模块化增加了产品感知效用和服务扩展的可能性。模块化重用与变化的影响取决于基本服务的任务复杂性。此外,专业客户喜欢重复使用熟悉的服务流程的组合产品。而且,数字化平台方法在促进高级服务定制和效率方面可能特别有益[49]。
Eloranta&Turunen[50]揭示了服务驱动型制造企业借助平台方法利用网络服务复杂性获益的5种不同方式。同时,按优先次序确定了驱动平台方法的3种不同逻辑:①创建各主体间连接,提供进一步合作的机会;②共享专有资源,使服务供给的各个参与者受益;③整合系统,形成有效的服务提供系统。Cenamor等[45]解释了平台方法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克服服务化困境,即信息模块必须在平台架构中发挥核心作用,使产品和服务模块的组合显著增加。前端单元只需向客户提供产品和配置新的创新产品,无需大量工作就可以向后端单元报告有价值的信息。后端单元可以优化流程和资源部署,并确定新的产品组合。现有研究视角多从企业组织层面、服务创新、平台方法等方面分析应对措施,对其应用效果的评估性分析较少,而且很少提到政府层面的应对策略。
避免陷入制造业服务化困境是关系到制造业能否获取竞争优势和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随着智能制造时代制造业的服务化浪潮,获取竞争优势和实现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引导制造业做大做强的重要驱动力。因此,研究制造业服务化困境对于促进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对制造业服务化困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上,对服务化困境的综述研究较少,缺乏对制造业服务化困境的系统阐述。本文主要基于国外文献对制造业服务化困境进行梳理和述评,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制造业服务化困境作为一个新兴热点,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证方面进行拓展和完善。本文认为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制造业服务化困境作为国际新兴热点问题,目前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企业实践,许多方面还亟待深化。首先,制造业服务化困境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其次,制造业服务化困境在测度上尚未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未来研究应深入剖析制造业服务化困境的内涵,完善识别和测量方法,侧重从服务化分类角度探索制造业服务化困境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同时,加强企业异质性因素对制造业服务化困境影响的研究。再次,需要从动态变化角度探索制造业服务化困境的跨行业、跨服务化阶段、跨组织多样性等问题,将不同领域的不同困境类型加以区分提炼,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困境的作用机制,特别是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困境对管理能力、企业组织及企业战略的作用机制。最后,基于制造业服务化困境的形成与作用机制,提炼应对措施,对措施效果进行对比和评价研究。
当前国外学者对制造业服务化困境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结合自身企业文化背景、社会实践,因此,相关成果不能直接用于中国企业实践。国内研究侧重于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对提高企业效益的好处,忽视了服务化也有可能面临困境甚至失败。这种分析存在片面性,有可能误导制造企业在缺乏思想准备和预案的情况下实施服务化战略,对可能的挫折缺乏思想准备和战略、战术准备。探索基于中国企业文化背景、管理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的制造业服务化困境,对于中国制造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制造业防范服务化困境,必须考虑组织制度、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服务化阶段、行业特点等因素的制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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