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6049/kjjbydc.201904002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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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实施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火炬计划)促进了产业规模、产量和R&D投入等数量方面的急剧扩张，但与发达国家相差甚大，远未发挥出高新技术的巨大潜力和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力。
目前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成功率普遍较低，难以根据市场环境或技术环境的动态演变及时作出科学决策，同时面临融资困难、资源短缺等障碍。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处于种子期的新生高新技术企业尤其需要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与科学帮扶。
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已经掌握新产品构想、设计或样品，但产品尚未投入市场的高新技术企业[4]。种子阶段是企业产生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重要阶段，其对政策环境尤为敏感。政府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对引导和帮助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提升产出效益极为重要。因此，对于种子期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其技术、市场、财务、管理等方面能力都可能成为影响政府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理清政府支持政策-企业关键要素-产出效益的作用机理，不仅有助于拓展技术管理与产业政策理论研究，而且能够为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产业发展政策提供建议。
本研究以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识别其产出效益，并根据种子期企业所面临的风险特点，提出政府支持政策影响高新技术企业产出效益的重要变量，在构建政府支持政策与高新技术产出效益作用机制模型的基础上，揭示企业关键要素的中介作用及其原因，为政府更好地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理论及实证支持。
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认为，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过程可分为发展、成长、成熟、衰退4个阶段。处于生命周期初级阶段种子期的高新技术企业，其研发技术和产品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需要持续投入但收益不明显[5]。因此，处于种子期的高新技术企业投入具有高风险和收益不确定特点，同时，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容易陷入融资困境[6]。
高天辉[7]认为，影响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的关键因素包括技术、财务、管理和市场。其中，技术方面主要表现为新技术研究价值不确定、市场变化快，使得新产品推广价值存在争议，唯有快速实现技术产品化、产品市场化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在财务方面，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数据一般不理想，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在管理方面，此阶段企业规模较小，主要关注核心技术人员的人事问题；在市场方面，主要关注竞争对手、供需情况等分析预测，以使产品市场化。张淑英等[8]认为，高新技术企业需要持续不断地开发新技术，以获得市场竞争力，这就需要大量的开发投入，但其财务状况使企业无法承担如此大的筹资成本，阻碍了企业顺利融资；而市场因素之所以能够影响企业融资，体现在它能通过为资金供求双方提供高效率的交易环境，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融资顺利进行。具体的交易环境是指经济发展程度、制度政策环境、中介机构功能等。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面临两大问题，即融资中介不足以及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另外，市场变化也会影响企业融资效果，其变化越快，不确定性也越高，将导致企业融资难度上升[9]。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作为社会组织，受自身资源和能力约束，不可能拥有发展的全部资源要素和能力，必然要与外部社会环境进行资源交换，因此形成一定依赖关系[10-11]。政府是企业外部环境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在资源配置中具有积极作用，各种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都对政府有依赖度[12-13]。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尚处于产品或技术的创新阶段，不确定性大，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更高，更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与培育，以改善自身生存环境。
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对经济社会进步具有巨大推力，但是高新技术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尤其是种子期需要大量人力、财力等投入。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支持政策，在信息和科技资源提供上扮演重要角色[14]。其中，财政直接投入是最直接也最常见的政府支持方式，主要包括政府直接拨款和贷款贴息等方式。财政直接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研发资金，对科技直接产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均有显著影响，但通常是低效率的，表现出严重的滞后性、相对偏好性和冗余等[15]。税收优惠是指除财政补贴外直接影响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包括税收递延、税收抵免、税前扣除等，主要通过促进投资者加大高新技术产业投入、引导和加速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与成果转化、鼓励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培养和投入等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16]。Loksin[17]研究发现，研发税收优惠会使员工工资出现显著的价格效应。根据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开展政府支持下的创新研发项目，在产品市场化后的3年内可获得免税或减税，税率减免幅度取决于研发项目与国家发展方向的关联程度[18]。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制定采购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如制定产品采购保护法、与企业签订集中采购合同、对创新思维进行购买等[19]。IBM、德克萨斯仪器和惠普就是美国政府采购政策的受益者，它们在政府采购的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20]。我国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大量探索。孙磊超[21]从推动企业技术创新、降低高新技术产品市场进入风险、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促进传统企业改造升级4个方面阐述了政策采购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影响。融资问题可以说是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金融支持政策对种子期企业打破资金约束具有重要意义，如设立专项扶持基金向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鼓励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投资、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各种支持政策等[22]。非财政支持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科研成果更迅速、优质地转化为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促进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产学研平台发展，产生“温床”效应，主要措施有建立科技园区、引导产业聚集、官办孵化器、培养人才、营造创业环境等[23]。政府的作用是为企业创新提供有针对性、优质的业务支持并建立公共平台、机构，以帮助企业及时获得最新创新信息，维持良好的创业环境[16]。其次，有研究显示，由于融资渠道有限，科技型中小企业通常缺乏技术和管理技能，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政府应为企业提供技术和管理培训，促进企业发展[16]。
综上所述，政府支持政策对于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产出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政府支持政策各维度对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产出效益有正向影响。
政府支持政策主要集中于财政、税收以及制度方面，不同的支持政策会对企业产生不同影响，可将其概括为企业要素，具体包括技术要素、市场要素、管理要素和财务要素。如技术要素包含研发技术水平、研发效率、研发符合程度等维度；市场要素包括需求预测、供给预测、竞争产品技术水平等维度；管理要素包括核心技术人员工作态度、交流频率、领导决策能力等维度；财务要素包括成本估算、研发费用、研发资金持续投入力度等维度[7]。
21世纪初，美国、欧盟、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相继颁布了与高新技术产出效益相关的评价指标或考评体系，不同阶段对应不同侧重点。其中，早期着重关注战略评价，中后期则重点关注运营情况[24-25]。我国针对高新技术产出效益评价的研究起步较晚，国内研究大致可分为财政投入产出绩效和科技投入产出绩效两个角度[26-27]。就中国而言，政府财税支持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还存在争议[28]。
有研究表明，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30]，但也存在政府追求创新远期收益与企业注重短期收益的矛盾，导致政府支持效应并不显著[31]。朱秀梅、费宇鹏[13]对初创企业外部资源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研究，证实了网络关系在新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曹兴等[32]从企业成长内涵出发，对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因素及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在种子期阶段，企业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大，拥有核心技术与核心产品是其成长的关键；洪勇[33]进行了高新技术孵化网络运行机理的案例研究，分析了政府在高新技术孵化过程中的作用与运行模式；于晶等[34]从企业利益共同体协调机制和政府引导机制两个角度，总结了大连高新园区的不同创新模式与过程。
综上所述，政府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关键要素具有直接影响，进而影响企业产出效益。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政府支持政策各维度对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关键要素具有促进作用；
H3：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关键要素是影响政府支持政策与企业产出效益关系的中介变量。
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构建如图1所示的政府支持政策—企业关键要素—高新技术企业种子期产出效益理论模型。可以看到，在政府支持政策方面(X)抽象出财政直接投入、税收优惠、政府采购、金融支持政策和非财政投入5个维度，在企业关键要素方面(Y)抽象出技术、市场、管理和财务4个维度，在高新技术企业种子期产出效益方面(Z)抽象出科技直接产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管理效益4个维度。在该理论模型中，政府支持政策(X)为外衍潜在变量，企业关键要素(Y)和高新技术企业种子期产出效益(Z)为内衍潜在变量。其中，企业关键要素不仅受到政府支持政策的影响，同时对产出效益产生影响，因此企业关键要素为本模型中介变量。X、Y和Z之间的回归关系可用3个方程式表示。
Y=aX+e1
M=bX+e2
Z=cX+dY+e3
图1 政府支持政策影响高新技术企业种子期产出效益理论模型
研究样本选自辽宁省大连市的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基于2012年9月高天辉对大连市高新技术企业的问卷调研，扩大样本来源，进行了大样本数据采集，共计回收141份有效问卷，样本涉及行业主要有信息技术服务业(60%)、制造业(25%)、科学技术教育服务业(10%)与其它行业(5%)。其中，企业规模以中小型为主，少于50人占55%，51-200人占30%，200人以上占15%。
问卷设计通过初始量表、访谈修正基本量表、问卷预试来确定与构建政府支持策略、关键影响要素以及高新技术产出效益量表。首先，根据文献回顾和国内外经验总结，建立了政府支持策略、关键影响要素、高新技术产出效益3个维度的初始量表；然后，对大连市政府人员和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深入访谈，一方面就初始量表征询访谈对象意见，以检验量表结构有效性，另一方面，针对政府支持策略实施情况、企业产出效益测量方式等问题进行咨询，对初始量表作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最后通过预调研对问卷进行调整与优化。
根据文献梳理和实地调研总结，对政府支持政策、企业关键要素、高新技术产出效益各维度潜变量及观测变量进行界定与测量，如表1所示。各潜变量测量既有来自问卷调研的自评价，也有客观数据的支持，相对于单独使用主观量表的测量，更具客观性与科学性。
表1 研究变量界定与测量
潜在变量观测变量 代号财政直接投入财政资金对研发项目的直接支持、财政补贴、财政贴息或低息贷款X1、X2、X3税收优惠减免所得税、降低投资税及研发费用抵税、取消或降低附加税的政策X4、X5、X6政府采购政府优先采购、签订集中采购合同、政府或国营公司采购来源X7、X8、X9金融支持政策贷款担保、风险投资公司、养老基金等其它资金进入X10、X11、X12非财政支持产业聚集政策、设立科技园、中小企业孵化器、对科技成果进行奖励X13、X14、X15、X16技术要素研发技术水平、研发效率、研发符合程度Y1、Y2、Y3市场要素需求预测、供求预测、竞争产品技术水平Y4、Y5、Y6管理要素核心技术人员态度、交流频率、研发计划、领导决策能力Y7、Y8、Y9、Y10财务要素成本估算、研发费用、研发资金持续投入力度Y11、Y12、Y13科技直接产出科技论文及专著数、专利申请数量、获奖情况达到预期Z1、Z2、Z3经济效益技术合同成交额、项目年产值、劳动生产率Z4、Z5、Z6社会效益产生后续社会收益、新增从业人数Z7、Z8管理效益企业领导力提升、企业管理模式改进Z9、Z10
运用SPSS22.0软件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采用项目总体相关系数(CITC)检验观测变量与其所在维度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X13的CITC值为0.284，根据CITC值大于0.3和删除某观测变量可以使总体Cronbach Alpha系数显著提高(从0.698上升到0.742)两条准则，删除观测变量X13。同理，删除X16、Z5、Z6、Z9、Z10等5个变量，最终保留33个观测变量。结合Cronbach Alpha系数法，检验量表内部一致性。如表2所示，量表信度和整体Alpha系数均大于0.70，可见量表信度较好。
表2 变量信度与效度测度结果
研究变量Alpha量表Alpha政府直接投入0.811税收优惠0.766政府采购0.7980.780金融支持政策0.774非财政支持0.801技术要素0.749市场要素0.7180.857管理要素0.763财务要素0.714科技直接产出0.7060.809社会效益0.783
对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后，为了简化变量关系，采用SPSS22.0对政府支持政策与产出效益、企业关键要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如表3所示。
可以看出，在政府支持政策的5个维度中，除政府采购外，其它4个维度对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产出效益均有显著作用，假设H1得到部分验证。政府采购对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产出效益作用不显著，主要是因为种子期企业尚处于研发过程中，政府采购不可能发挥太大作用。就政府支持政策对企业关键要素的影响而言，财政直接投入与除市场要素外的其它企业关键要素均显著相关，税收优惠与关键要素的4个维度均显著相关，金融支持政策与技术要素和财务要素显著相关，非财政支持与市场要素显著相关，即假设H2得到部分验证，但与已有研究结论相悖，即非财政支持与市场要素负相关，其主要原因是依托大学建立起来的科技园或孵化器易对种子期企业形成过度保护，使企业缺乏市场敏感度。此外，金融支持政策与财务要素负相关，主要是因为种子期企业规章制度不健全，使其难以获得财政支持，因此对财务要素形成反作用。
基于此，对假设H3的检验提出修正的中介效应模型，如图2所示，进一步对假设H3进行细化，如表4所示。
表3 政策支持政策对高新技术产出效益及关键要素的回归分析结果及系数
模型科技直接产出社会效益技术要素市场要素管理要素财务要素财政直接投入0.437(0.000)0.987(0.000)0.487(0.000)0.171(0.051)0.757(0.000)0.329(0.000)税收优惠0.262(0.316)0.845(0.011)1.668(0.000)1.628(0.000)0.561(0.003)0.670(0.002)政府采购0.088(0.591)-0.239(0.156)-1.058(0.000)0.058(0.661)-0.068(0.386)0.044(0.722)金融支持政策0.410(0.006)0.239(0.156)0.508(0.003)0.117(0.349)-0.137(0.166)-0.399(0.002)非财政支持0.148(0.032)0.102(0.254)0.028(0.686)-0.125(0.022)0.070(0.225)-0.088(0.093)
图2 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
表4 模型假设修正结果
假设序号 假设 H3a、H3b、H3c技术要素、管理要素、财务要素是财政直接投入与科技直接产出的中介变量H3d、H3e、H3f技术要素、管理要素、财务要素是财政直接投入与社会效益的中介变量H3g、H3h、H3i、H3j技术要素、管理要素、财务要素、市场要素是税收优惠与社会效益的中介变量H3k、H3l技术要素、财务要素是金融支持政策与科技直接产出的中介变量H3m市场要素是非财政支持与科技直接产出的中介变量
分别以财政直接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支持、非财政支持作为外在变量，以科技直接产出、社会效益作为内在变量，以技术要素、管理要素、市场要素、财务要素作为中介变量，利用AMOS22.0绘制结构方程模型图并检验计算估计值，得到各中介变量的作用路径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在基于市场要素中介效应的非财政支持对科技直接产出的影响模型中，由于模型无法收敛，因此中介效应停止并拒绝零假设。当模型中的a显著而b、d不显著时，需通过Sobel检验作进一步判断。具体方法为：将bootstrap方法得出的标准化估计值b、Sb、d、Sd代入Sobel检验公式，如计算得出的
小于临界值0.90，则说明中介效应不显著。
表3揭示了政府支持政策对高新技术产出效益及关键要素的影响，证明H1与H2成立。表5揭示了以企业关键要素为中介变量的政府支持政策与企业产出效益的关系，证明H3成立。具体来说，建立政府支持政策-企业关键要素-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产出效益理论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得出没有显著关系后，对企业关键要素各维度的中介作用逐一进行检验。其中，技术要素、管理要素、财务要素是财政直接投入与科技直接产出关系的中介变量；管理要素、财务要素在财政直接投入与社会效益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税收优惠分别通过技术要素、市场要素、管理要素、财务要素作用于社会效益。可以发现，政府支持政策的5个维度中仅有财政直接投入和税收优惠两个维度通过企业关键要素对产出效益产生显著作用，这说明对于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来说，财政直接投入和税收优惠是企业最容易接纳与发挥作用的政策。
在企业关键要素中，除市场要素外的其它要素均是财政直接投入作用于产出效益的中介变量，这也是由种子期特征所决定的。种子期企业还处于研发过程中，具有极大不确定性，难以准确预测未来市场供需情况。政府政策在该阶段难以有效发挥市场引导作用，企业虽然可以看到市场前景，但由于尚没有进行产品销售，因此不会过多依赖市场要素。相比之下，技术要素、管理要素和财务要素更容易把握。此外，企业在种子期也易受到财政直接投入的影响，如通过获得863、火炬计划等政府支持项目，提高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完善财务制度和管理体系。税收优惠可以通过4个企业关键要素作用于社会效益，如通过财务要素实现对社会效益的促进作用，并且比财政直接投入的作用范围更广，效率更高；产出效益中仅有科技直接产出和社会效益两个维度被保留，这是因为在数据信度和效度处理阶段，经济效益和管理效益两个维度均被剔除，它们需要时间积累，难以在种子期显现出来。
表5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假设序号路径Sobel检验显著性假设结果H3a财政直接投入→科技直接产出财政直接投入→技术要素技术要素→科技直接产出0.0040.0050.001部分中介H3b财政直接投入→科技直接产出财政直接投入→管理要素管理要素→科技直接产出0.0000.0010.000部分中介H3c财政直接投入→科技直接产出财政直接投入→财务要素财务要素→科技直接产出0.0120.0160.002部分中介H3d财政直接投入→社会效益财政直接投入→技术要素技术要素→社会效益0.0810.0000.0130.936无中介效应H3e财政直接投入→社会效益财政直接投入→管理要素管理要素→社会效益0.0000.0010.001部分中介H3f财政直接投入→社会效益财政直接投入→财务要素财务要素→社会效益0.0000.0010.036部分中介H3g税收优惠→社会效益税收优惠→技术要素技术要素→社会效益0.9450.0000.04760.093完全中介H3h税收优惠→社会效益税收优惠→管理要素管理要素→社会效益0.0000.0200.002部分中介H3i税收优惠→社会效益税收优惠→财务要素财务要素→社会效益0.0000.0000.047部分中介H3j税收优惠→社会效益税收优惠→市场要素市场要素→社会效益0.0000.0000.103部分中介H3k金融支持→科技直接产出金融支持→技术要素技术要素→科技直接产出0.0660.8920.000无中介效应H3l金融支持→科技直接产出金融支持→财务要素财务要素→科技直接产出0.0760.0310.002无中介效应H3m非财政支持→科技直接产出非财政支持→市场要素市场要素→科技直接产出--
现有研究从融资角度，对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的资金支持与政策需求进行了分析，强调外部环境对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资源需求与获取方式的影响[5,27]，而忽视了企业内部各种资源要素组合在种子期的作用。本研究在界定政府支持政策、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关键要素及产出效益的基础上，构建了政府支持政策对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产出效益的影响模型，探索了企业关键要素的不同维度在政府支持政策与企业产出效益之间的中介效应，为研究种子期企业外部资源与内部产出关系搭建了桥梁，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些条件下政府支持政策对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失效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更为有效的问题，可为政府更好地扶持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理论指导。研究在界定与梳理政府支持政策与企业关键变量的不同维度时，不仅通过问卷识别了这些因素，同时基于客观数据给予了验证，保障了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种子期企业处于起步阶段，其组织结构、规章制度等尚不明晰，在这个阶段获得政府支持政策十分重要。目前，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要获得财政直接投入存在诸多限制，许多企业由于种子期特点而不具备申请财政直接投入的条件。因此，可以根据不同阶段企业特点建立有针对性的价值评估体系，适当放宽财政直接投入许可条件，让有潜力的种子期企业有更多机会享受政府直接投入带来的益处。
近年来，高新技术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在高新技术企业入驻园区的同时，政府应设立园区服务和监管机构，对企业予以引导和监督。对于种子期企业来说，园区服务和监管机构一方面要引导其实现各项资源的最优配置，帮助其快速成长；另一方面还要进行适当监管，密切关注企业对财政直接投入资金的使用情况，避免支持政策被滥用，引导企业合理使用资金。当财政直接投入不足以满足企业起步阶段的需求时，政府应适当发挥引导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有潜力的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如政府可以与社会风投公司共同设立股份制基金，发挥财政直接投入的杠杆和引导作用，鼓励资金流向有资金需求且发展潜力大的种子期企业。
本文研究局限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样本主要来自大连市高新技术企业，未作行业分类，后续研究可以通过界定高新技术企业范围与分类，作进一步实证分析；其次，研究只关注了政府支持政策对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而对创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暂时未给予关注，后续可以针对其它时期的高新技术企业支持政策进行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并不局限于种子期，未来可以分析创立期、成长期及成熟期政府支持政策对企业产出效益的影响，深入探讨不同支持政策在不同阶段的影响差异，以构建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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