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内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案例研究与效度检验

十余年前，永康运动休闲车集群内企业之间抄袭成风、仿制盛行，对整个产业集群及集群内每个企业的发展都极为不利。为防止抄袭与仿制，促进和鼓励集群企业创新，在当地行业协会的组织和帮助下开展了由130余家本地集群企业共同参与的集体维权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时至今日，其仍然是集群企业集体行动成功的典范。又如，以紧固件作为传统优势产业的海盐，由于企业数量众多，相互之间竞争激烈，许多集群企业不断以压价方式争取订单，在集群内形成了一种不良的恶性竞争氛围，集群企业苦不堪言。随后引发了由100多家紧固件企业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通过缔结《内部行业行为准则》，以“自我约束+行业监督”的形式开展了集体抵制低价竞争行动，成为国内紧固件行业成功联合行动的典型。

事实上，由于集群企业具有地理邻近性和产业相似性等特点，经常会出现一些共性需求或面临一些共性难题。而解决共性需求和共性问题往往需要众多集群企业共同参与和集体行动才行。有学者将这类集体行动称为集群企业内生性集体行动[1]，它是集群企业应对共同问题、解决共性需求、实现共性目标的重要方式，对集群企业乃至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都会产生深远影响。然而，遗憾的是，很多有关共性技术研发、集群品牌塑造及集群环境治理等的内生性集体行动，由于各种原因，集群企业参与意愿低而最终无法有效形成。由此引起各方深思：为什么有些产业集群内生性集体行动能够有效形成，而有些却胎死腹中？有哪些因素对集群企业采取或参与内生性集体行动产生关键性影响？

带着上述问题回顾现有文献，发现已有部分研究作过尝试。譬如，易明和杨树旺[2]关于产业集群治理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其明确指出集群企业集体行动有内生性行动和外生性行动之分，但没有分别对其各自影响因素展开探讨，而是从共性角度提出了一组普适性影响因素。而事实上，郑小勇[3]曾就集群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进行过具体探索，提出并检验了外生事件属性、反抗意识水平、外部资源支持力度、集体认同程度及组织水平等5个要素，但也未涉及内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由上可得两点认识：①目前对于内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的系统性探索仍然是缺失的，本文开篇所提疑问在理论上仍未得到有效回答；②外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与统称的集体行动影响因素有显著差异。不同细分类型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也都有所差异，因此，对内生性集体行动特有影响因素的探讨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鉴于此，本文拟从集群企业内生性集体行动的概念界定与辨析入手，在多重主流理论视角和内生性集体行动特点相结合的基础上开展部分探索性案例研究，识别出内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组合，最后，通过实证研究对影响因素组合效度进行检验。

1 内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理论预设

1.1 利益集团理论及启示

利益集团理论认为，共同利益是驱使相关主体采取或参与集体行动的驱动因素。而集群企业之间具有天然的共同利益，产业集群由具有产业相似性及地理邻近性的一群企业所组成[8]，使得这些集群企业比较容易在产业领域或者在地理区域上形成某些共同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集群企业天然拥有集体行动的利益基础。从集群层次看，本文认为有两个属性可能影响共同利益，进而影响内生性集体行动。首先是集群类型。在趋向于垂直型的链式集群内，集群企业之间存在较为完善而明显的供应链网络关系[9]，而趋向于水平型的非链式集群内这种特征就不明显。集群企业间在供应链上的合作关系会促进相互联系程度更加紧密，更容易形成共同利益，因此，更容易形成集体行动，而趋向于水平型的集群则不然。所以，集群类型会影响集群企业参与内生性集体行动的积极性。其次是集群规模。奥尔森[10]、奥斯特罗姆[11]及波蒂特[12]等的大量研究表明，群体规模与集体行动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因此，从理论上讲，集群规模对集群企业的集体行动也应该有很大关联性。集群规模越大，越难以形成共同利益，同时，在规模较大的集群中，个体企业对待共同利益的态度也会变得更为淡漠，从而影响其参与内生性集体行动的积极性。

1.2 理性选择理论及启示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要更好地促成个体参与集体行动，需要辅之以两种手段，即强制性执行和选择性激励，这两种手段的实施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和协调者。这就意味着，集体行动的有效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者与(或)协调者的治理水平。而具体到产业集群内生性集体行动，这个组织者或协调者一般都由集群内行业协会担任。已有研究表明行业协会具有互惠规范和激励监督机制[13]、互动沟通和激励惩罚机制[14]等，能够成为选择性激励的有效实施主体。并且，通过地方政府赋权或嵌入到地方治理结构[15]，行业协会也会具有隐性的强制执行力。因此，行业协会的存在及其外部治理活动也是集群企业参与内生性集体行动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

1.3 意识形态理论及启示

意识形态理论强调从个体意识发展和认知状态的角度去理解其采取或参与集体行动的行为。在外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研究中，学者结合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及外生性行动的特征，提出将“反抗意识”作为观察因素[3]。但内生性集体行动不像外生性集体行动那样具有反应型或抗争型行动的特点，所以，企业的“反抗意识”显然不宜再作为解释因素。由概念辨析可知，内生性集体行动具有温和性和持续性特征，需要集群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及持续性参与。鉴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从集群企业意识或认知层面引入“长期导向”这个构念作为观察因素。因为“长期导向”本身的意思是指组织对未来表现出积极态度，追求长远利益和目标，并愿意为长期目标进行持续投入[16]。从内涵上看，具有长期导向的集群企业似乎更有可能参与内生性集体行动。

1.4 社会资本理论及启示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通过关系网络为个体行动提供支持[17]，它比较强调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18]。以往大量研究表明，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对集体行动都有促进作用[19]，有利于一致性集体行动的形成。具体到产业集群内生性集体行动，可以发现行动目标往往更像是集群内部的“家务事”。所以，那些本地化的关系网络对个体企业采取一致性集体行动的作用相对更为突出。为更好地刻画这种本地化关系网络，本文认为有必要引入“本地嵌入”或“地方嵌入”概念，用以描述个体企业与本地其它集群企业、社会组织、政府机构及相关单位的联系紧密程度。那些本地嵌入越明显的集群企业，受当地产业环境的影响越显著。因此，它们也相对更有动力和积极性参与到解决集群公共事务的行动中来。鉴于此，集群企业的“本地嵌入性”或“地方嵌入性”也是研究内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需要考虑和观察的要点之一。

1.5 政治机会理论及启示

内生性集体行动目标往往服务于集群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如集群品牌保护、集群环境治理、集群企业共性技术研发等。行动目标除具有明显的公益性特点外，还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密切联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地方政府理应对相关行动比较重视。在这种情形下，地方政府的态度和动向就会对集群企业的行动意愿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讲更是如此。响应政府号召，参与公益性行动已然上升到企业战略高度。因为它有利于改善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建立和维护政治连带[20]。由上可知，来自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鼓励越明确，力度越大，那么企业参与行动的积极性也会越高，反之亦然。鉴于此，政府支持或政策激励也是研究内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不能不考虑的对象。

以上结合内生性集体行动特点和主流理论视角所衍生出的6个考察因素，再加上内生性集体行动的直接诱发因素——内生性需求，共同组成了案例研究的指引性框架。

2 内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的部分探索性案例研究

2.1 案例研究设计

从案例研究类型的设计上看，本研究采用的是部分探索性双案例方法。案例研究类型较为常见的划分是基于案例数量和案例目的所做的分类。首先，从案例数量角度来看，有单案例、双案例和多案例之分。本文采用双案例，因为相对于单案例而言，双案例具有多案例属性，能为理论构建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21]。同时，相比于多案例，双案例的可操作性更强。其次，从案例研究目的角度，有描述性、解释性和探索性3种类型[22-24]。其中，探索性案例按照探索程度又可细分为完全探索性和部分探索性两个子类。部分探索性案例研究往往有一定的理论预设作为实施过程中的指引性参考框架，而完全探索性案例全部有赖于自下而上的“涌现”，研究过程处于全开放状态。实际上，除非研究人员在该领域拥有极高理论造诣，否则完全探索性案例不仅耗时很长，而且难以驾驭。正因如此，很多探索性案例实际上都属于部分探索性案例研究的范畴。就本文而言，为避免案例研究过程中思路完全发散导致的盲目性，提高案例探索过程的驾驭性，拟采用部分探索方式，在开展案例探索之前进行理论预设作为案例研究实施的参照基。综上，本文采用部分探索性双案例研究方法。

从案例研究方法的设计上看，本文采用双案例多单元的跨案例嵌套式设计。跨案例体现在选取的两个案例上，即海盐紧固件集群企业集体抵制低价格恶性竞争案和永康电动车集群企业维权公约集体行动案等，跨两个案例进行分析。嵌套式研究是指同一案例中拥有多个分析单元[25]。本文在双案例的基础上，对每个案例的处理都采用多个分析单元设计。在海盐紧固件集群企业抵制低价案中，设计包含紧固件行业协会和紧固件集群企业两个分析单元；在永康电动车集群企业维权公约集体行动案中，也设计了电动车协会和电动车集群企业两个分析单元。两个案例中的多个分析单元遵循复制逻辑，在性质上如同系列实验，可更大程度上保障结论的合理性和稳健性。

2.2 案例研究对象选择

现有案例研究对象选择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案例的典型性或代表性原则[26]，二是研究的便利性原则[27]。参照以上原则，选择海盐紧固件集群抵制低价竞争的集体行动和永康电动车集群企业维权公约集体行动两个案例，作为集群企业内生性集体行动案例研究对象。

(1)从概念吻合度和业内影响力两个方面来看，上述两个案例符合典型性或代表性原则。首先，从概念吻合度上看，两个案例与内生性集体行动的特征完全符合，具体表现如下；①诱因内部性条件成立。海盐案的诱因是集群企业通过降低售价的方式争取订单，在集群内形成一种不良竞争氛围，集体行动由此引发。永康案的诱因则是为了防止集群企业抄袭或仿制他人畅销产品，塑造良好创新氛围，两者的诱发因素均源自集群内部；②目标增效性条件成立。海盐案的增效性体现在通过集体行动一定程度上抑制低价竞争的态势而达到增效目的，永康案则是通过防止抄袭与仿制，促进和鼓励集群企业创新而达到增效目的；③手段温和性条件成立。海盐案中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手段是通过缔结《内部行业行为准则》的方式，以“自我约束+行业监督”的形式进行集体抵制低价竞争活动。永康案中集群企业则通过集体缔结《维权公约》的方式开展集体维权行动。总的来说，两者的手段相对于外生性集体行动来说是比较温和的。鉴于以上3个条件成立，本文认为所用案例与所要研究的集群企业内生性集体行动具有较高的吻合度。其次，上述两个案例在业内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就海盐案而言，海盐是我国最大的紧固件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而参与此次集体行动的本地集群企业有100家之多，涉及面广，在业内广为人知，影响深远。就永康案而言，永康五金产品总量居全国之首，电动车、滑板车是永康的重要产业之一，参与此次集体行动的本地集群企业有130余家，在永康甚至周边地区都形成了强大反响。

(2)从研究便利性的角度来讲，上述两个案例均具有较高的可接触性或可获得性。首先，本案涉及的两个地方，海盐和永康均在浙江省内，地理距离不远，有利于反复调研。并且，由于地域上比较邻近，可以更好地接触目标企业，更容易获得企业和机构的支持与帮助，从而获得研究所需信息和资料。其次，有一定的公开渠道可以获取二手资料。海盐案受到《嘉兴日报》和《浙江在线》等媒体的关注，有相关报道提供了二手信息；永康案受到《金华晚报》和《中国商报》等媒体的关注，提供了一定的二手资料，从而增强了资料可获得性。

2.3 案例数据分析方法

(1)多级编码策略。首先，关于资料来源的编码策略。将两个案例中所有二手资料来源编码为D11和D21，将一手资料中行业协会数据来源编码为D12和D22，将一手资料中集群企业数据来源编码为D13和D23。确定资料来源之后，对案例材料进行归纳整理，可以看到具体的数据来源结构。其次，关于资料内容的编码策略。分成两个编码小组，每个小组由两名编码人员组成，两个编码小组对资料内容进行背对背编码，而小组内成员则要充分交流和沟通。小组编码完成之后，对两组编码结果进行比对。对于编码有差异的地方，两组成员分别陈述各自原理，再由具备质性研究经验及相关理论知识的专家学者进行辨析并表达意见，在达成一致意见后，按讨论结果进行编码修正。

(2)多级编码过程。现有案例研究中对于文本分析的主流编码过程主要有3种：①完全开放式编码过程，主要用于对完全未知理论的探索性案例研究；②完全封闭式编码过程，即预先设定变量，再严格按照设定变量进行编码[28]；③半封闭式(或半开放式)编码过程，即按照预设变量进行编码，但也不拒绝基于案例材料的新变量涌现。

这种编码技术适用于部分探索性案例，过程如下：①对获取的所有案例数据进行一级编码，得到影响集群企业采取或参与内生性集体行动的基础条目库，共计172个条目数据；②在一级编码的基础上，利用Nvivo8中的自由节点和树节点编码功能完成二级编码，共计17个；③根据理论预设的考察方向，即集群类型、集群规模、长期导向、本地嵌入、政策激励、协会治理和内生需求等因素进行尝试性匹配，将二级编码结果分配到相应变量中去。鉴于理论预设只能作为参考框架，因此，若出现无二级编码匹配的预设考察因素则将其舍去；若出现无法分配到预设考察因素中去的二级编码，则需要通过“小组会诊”的形式，抽象出孤立二级编码的共性特征并结合相关理论，生成全新的三级编码结果。

2.4 案例研究结果呈现

为了使编码能够充分而真实地呈现出数据涌现的结果，本文对编码小组成员进行了相应培训和充分的沟通，使编码人员了解本项研究的编码过程和编码策略，并且对研究所涉及的若干关键性构念及其要义有较为透彻的认知和理解。在此基础上，由两个小组分别独立开展编码工作。为检验两个小组编码结果的一致性程度，本研究在构念层次上测算了Kappa系数，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经验性判断标准，当Kappa系数大于0.7时，可认为检验对象的一致性程度较为理想；而当Kappa系数小于0.4时，则认为检验对象的一致性程度不够理想；当Kappa系数大于0.4而小于0.7时，一般认为一致性程度仍然处于可接受范围。本文首先对整体编码一致性程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Kappa系数为0.865(p<0.001)，渐进标准误差0.030，表明编码结果整体一致性程度比较理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检验各个构念或影响因素层次上的编码一致性程度，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呈现的检验结果来看，内生需求(K=0.785，p<0.001)、本地嵌入(K=0.907，p<0.001)、政策激励(K=0.763，p<0.001)、集群规模(k=0.720，p<0.05)、协会治理(k=0.839，p<0.001)和同行反应(K=0.769，p<0.05)等6个理论预设构念或影响因素的Kappa系数值大于0.7且近似值均达到统计显著水平，表明两个小组对以上6个构念或影响因素的编码结果取得较为理想的一致性。而长期导向(K=0.691，p<0.001)和集群类型(K=0.674，p<0.01)两个因素的Kappa系数虽然低于0.7，但与0.7非常接近且显著性程度依然较高，表明其一致性程度仍然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在编码过程中，不同小组的编码人员不止一次发现若干信息无法按原先预设因素进行编码。将这一部分信息单独整理出来并进行分析，结果涌现出了全新的因素。首先，对单独整理出来的信息进行仔细研究，注意到在永康电动休闲车企业集体维权案例中，有些集群企业参与集体行动的原因之一是看到了那些有创新产品并通过维权活动成功捍卫自身利益的成功例子而受到启发，于是有了参与集体行动的念头。那些成功的先例对后续企业的加入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因此，将这类信息编码为“示范效应”。其次，还有信息显示部分集群企业参与集体行动的原因之一是受身边同行朋友的影响，同行朋友把他们“拉进去”或者他们看到某些同行朋友加入后觉得自己也应该加入。这种情形类似于从众心态的作用，因此，将这一类信息编码为“羊群效应”。最后，由上述所涌现的“示范效应”和“羊群效应”可得一个共性特点，这种影响效应的产生都源自于当地同行企业对“集体行动”的反应性行为，即部分先行集群企业的反应会影响其它集群企业的加入或参与。这就意味着，在“示范效应”和“羊群效应”背后存在着一个更为高级的隐性信息。根据隐性信息的上述特征，本文将其抽取为三级编码“同行反应”。对这个“涌现”信息形成初步分析思路之后，再邀请新的编码人员对这些信息重新进行编码，以观察编码有效性。结果表明，“同行反应”的Kappa系数为0.769(p<0.05)，编码人员对涌现信息的编码具有较为理想的一致性，证明以上分析思路具有合理性。

虽然，涌现信息主要源于永康电动休闲车集体维权案例，但也并非孤例。事实上，早在研究集群企业外生性集体行动的过程中，笔者就曾经去海宁经编集群开展过实地调研。在对MSD公司的采访中，当谈及企业是否积极参与当地五水共治时，工作人员表示“会看看其它企业的情况而定。如果其它企业积极参与，则会参与”，这实际上就体现了“同行反应”的影响作用。根据前文对内生性集体行动的理解，地方性五水共治集体行动也属于内生性集体行动的范畴，可见这个采访同样获得了“同行反应”作为内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的证据。所以，案例涌现出的新因素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应予以采纳。

由表1呈现的数据可知，总体上来讲，两个小组编码结果的一致性程度比较高。这说明前期两个小组背对背独立编码的工作比较理想，为后期编码比对和差异性调和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减少了工作量并节约了时间。遵照编码策略中述及的方法，研究人员、编码人员和第三方专家对具有异议的条目及其编码进行了阐述、辩护和修订。最后，研究人员得到了关于内生性集体行动关键性影响因素的最终编码结果，如表2所示。

注：案例一指的是永康运动休闲车集体维权公约案，案例二指的是海盐紧固件集体抵制低价恶性竞争案

2.5 案例研究结果讨论

基于案例涌现结果，对“同行反应”再作如下进一步讨论，即哪些“同行”的反应性行为会对其它集群企业参与行动的意愿产生较大影响？通过深入分析案例中调研企业所述及的“同行参照对象”，发现具备以下3个条件的“参照对象”所产生的影响力更显著。①参照对象是本地集群企业。内生性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不都是本地集群企业吗？为什么还要强调本地的概念？诚然，内生性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可能全部都是本地集群企业，但也不排除非本地企业的加入。譬如，永康运动休闲车集体维权案例中，就有武义和台州等非本地企业参与。相对而言，本地集群企业的“本地身份”对同属于本地的其它集群企业来说更具有参照价值；②参照对象的企业规模相当。那些大型集群企业往往是集群内龙头企业，人们普遍认为龙头企业理应积极作为和勇于担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型龙头企业所起的带头示范作用反而会减弱。相反，那些规模相当的集群企业的反应却能产生很好的触动作用。因此，对于一项需要集群企业广泛参与的内生性集体行动来讲，组建不同规模层次的“参照对象”所产生的示范或带动效应会更大，参与行动的集群企业也会更多；③参照对象生产经营类似的产品和服务。即“参照对象”对那些生产或经营着同样或类似产品及服务的其它集群企业所起到的示范和带动效应最为明显。

3 内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效度检验

3.1 问卷设计与测量指标

本部分主要目标在于通过实证方式检验各影响因素的建构效度和效标效度。为此，在案例研究基础上，本文进行问卷和测量设计。问卷主体包括基础信息和核心信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信息，包括集群企业年龄、规模和性质等。其中，集群企业年龄指标主要参考李新春等(2015)的做法，将企业年龄划分成5年及以下、6～10年、11～15年、16～20年及20年以上5个阶段性指标来测量。集群企业规模指标主要参考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划分成大型、中型、小型和微型等4个类型指标来测量。集群企业性质指标，主要分为国有、民营、混合、外资和合资等5种主要所有制类型。第二部分为核心信息，包含被解释变量，即内生性集体行动，还包括内生需求、长期导向、本地嵌入、政策激励、同行反应、协会治理、集群规模和集群类型等解释变量。其中，关于内生性集体行动指标，相关研究一般以集体行动意愿考量农户、农民工及居民等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状况[29-32]，所以，本文也用集群企业参与内生性集体行动的意愿表示。其它各解释因素的指标设计均以案例研究所识别的二级编码为依据。其中，内生需求涵盖了行动利益需求的相关性感知和迫切性感知两项指标；长期导向涵盖了长期发展目标、长期竞争力、长期绩效和利益等3项指标；本地嵌入涵盖了与本地企业和机构的网络关系以及与本地产业发展要素的紧密联系两项指标；政策激励涵盖了精神性激励和物质性激励两项指标；同行反应涵盖了跟随其它企业而为的羊群效应和看到其它企业成功而为的示范效应两项指标；集群规模涵盖了个体对经营规模相似企业数量的感知和个体对产品服务相似企业数量的感知两项指标；集群类型涵盖了对集群企业在产业链上分工程度的感知和对集群企业在产业链上合作程度的感知两项指标；协会治理涵盖了行业协会服务协调能力和权威性两项指标。

3.2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调研的集群主要包括浙江瑞安光伏集群、江苏宿迁新能源集群、四川绵阳汽车集群、广东花都汽车集群、浙江永康电动休闲车集群、浙江绍兴轻纺集群、江苏常熟纺织集群、广东东莞服装集群等。通过委托调研、培训场地和会议现场发放、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累计发放问卷720份，回收326份，问卷回收率为45.27%。其中，回收问卷中有效问卷数量为287份，有效率88.04%。无效问卷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部分基本信息，核心问卷部分存在漏填或多选问题等。整体上看，有效问卷的比率仍然比较理想。一方面原因是通过前期的试访使问卷可读性和可理解性有了很大改善；另一方面原因是问卷题项体量很小，问卷主体只有一个页面，这样能有效避开受访人作答疲劳和厌烦情绪，从而使得有效问卷比率相对较高。

3.3 测量信度与建构效度

首先，测量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ɑ系数和组合信度(CR)两个指标衡量，一般而言，当以上两项指标的系数值大于等于0.7时，认为所指向的变量测量具有良好信度。测算结果显示，所涉及变量的Cronbachɑ系数最低值为0.924，显著大于0.7，表明变量指标的内部一致性强。同时，所涉变量的CR最小值为0.888 7，显著大于0.7，表明各变量的组合信度比较可靠。综合以上两个信度指标测量值，可推定相关变量的测量信度有基本保障。

其次，变量建构效度检验，主要包括聚合效度(CV)和区分效度(DV)检验。聚合效度检验通常用指标在所测因子上的因子载荷值反映，当因子载荷值大于0.7时，认为测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为此，分4步开展检验：①因子分析适用性检验。采用KMO样本测度法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法。一般来说，当KMO值大于0.7且Bartlett球形检验的sig值小于0.05时，指标体系比较适合作因子分析。计算结果显示样本KMO值为0.741，大于0.7；巴特利球体检验的γ2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0.001。显然，样本适用于因子分析；②选择因子分析过程。本文选择主成分法，因子提取数量依据案例研究结果设定为8个，采用“方差最大法”旋转，最大收敛迭代次数为25，Score项选择回归法；③解读因子分析结果。从表3各项测量指标聚合结果来看，因子F1代表长期导向，F2代表协会治理，F3代表集群类型，F4代表政策激励，F5代表同行反应，F6代表本地嵌入，F7代表集群规模，F8代表内生需求，因子分析结果明确了因子与测量指标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且，上述8个因子对原始变量底层指标的累计解释能力达到95.996%，表明因子集合对底层指标的总体反映效果良好，能够代表底层指标所承载的信息，可以使用因子得分替代变量测量值进行变量层次上的定量分析；④判定聚合效度。从因子载荷看，各因子最小载荷分别为0.893、0.902、0.896、0.904、0.900、0.941、0.979和0.961，均达到了0.7以上的标准要求。显然，各因子聚合效度较为理想。

在区分效度方面，一般通过比较变量的平均变异萃取量(AVE)与变量间相关系数的平方值进行判断。为此，需要先对研究所涉及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计算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和AVE值，才能进行比较和判断。通过表4各变量相关系数的平方值可以发现，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339，而AVE最小值为0.799 6，明显大于最大相关系数值的平方数，区分效度十分显著。以上分析数据证明，各变量所对应的影响因素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注：**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4 效标效度检验

为更好地反映各影响因素与效标的关联程度和对效标的解释力度，采用逐步回归方法更合适。依次建立10个模型，进入模型的各因素秩序分别为政策激励、协会治理、内生需求、本地嵌入、同行反应、长期导向、集群类型、集群规模、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具体分析过程，按回归分析的有效性检验和基于回归结果的效标效度判定两步进行。

首先，分别运用F检验、DW检验及方差膨胀因子等方法对回归分析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相关检验数据如表5所示。①从F检验值及其显著性水平来看，模型1-模型6均在p<0.001水平上显著，模型7在p<0.01水平上显著，而模型8-模型10在p<0.05水平上显著，说明各过程模型所对应的回归方程整体上具有统计显著性；②序列自相关检验。一般用DW检验来判断序列的一阶自相关程度，DW=2表明不存在自相关现象，当DW接近于2时，认为自相关系数接近于0。本研究最终模型输出的DW检验值为1.993，非常接近于2，说明无自相关性问题；③共线性诊断。以方差膨胀因子(VIF)作为判断指标，一般在0

其次，基于回归结果的效标效度判定。对各因素进行逐步回归，除部分控制变量外，政策激励等8个因素均被纳入回归模型。其中，政策激励、协会治理、内生需求、同行反应、本地嵌入和长期导向等6个因素显著水平均为p<0.001，集群类型显著性水平为p<0.01，集群规模、企业性质(外资)和企业规模3个因素显著性水平为p<0.05。上述回归方程经F检验，非常显著(p<0.001)，能够解释因变量(内生性集体行动)总体变异的48.8%。这表明本文所识别的影响因素集合对内生性集体行动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和良好的预测效度。于是，得到标准回归方程如下：

=0.348

F4+0.314

F2+0.31

F8+0.223

F6+0.233

F5+0.194

F1-0.143

F3-0.091

F7+0.106

dum_f+0.102 width=6,height=6,dpi=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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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文综合运用部分探索性案例研究、半开放性编码技术、因子分析和逐步回归等多种方法，探讨集群企业内生性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并对影响因素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有以下两点基本认识。①多重理论视角下产业集群内生性集体行动的形成与发展受内生需求、长期导向、本地嵌入、政策激励、同行反应、协会治理、集群规模和集群类型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经因子抽取、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等方法检验，上述影响因素及其相应指标体系具有可靠的建构效度和效标效度，对集群企业参与内生性集体行动的意愿具有显著解释力；②上述8个因素对内生性集体行动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是不同的。其中，内生需求、长期导向、本地嵌入、政策激励、同行反应和协会治理等6个因素属于内生性集体行动的正面激发因素，即集群企业的内生需求、长期导向和本地嵌入越明显，其它同行的反应越积极，相关政策的激励越到位，行业协会的治理越完善，则集群企业采取或参与内生性集体行动的意愿就越强烈。而集群规模和集群类型两个因素属于内生性集体行动的负面消极因素，即集群企业群体规模越大，集群类型越趋近于水平型，则集群企业采取或参与内生性集体行动的意愿越低，也就越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

4.2 理论意义

本文对集体行动领域具有3方面理论意义。

(1)弥补了集群内生性集体行动影响因素研究的缺失。根据其诱因的不同，集群企业的集体行动可分为外生性行动和内生性行动两种[1]。其中，郑小勇[3]曾对外生性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作过探讨，而内生性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仍缺乏探索，本研究刚好弥补了上述不足，从而使两类不同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形成完整集合。

(2)对理解和认识先发型集体行动影响因素具有启示性作用。本文所指的内生性集体行动与Tilly[33]文中先发型集体行动有颇多相似之处。虽然两者在研究层次和行为主体上有很大差异，但从行动的性质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都不属于外力作用下的应激反应。因此，本文所探索的内生性集体行动因素组合框架对于理解先发型集体行动的动因具有启示作用。

(3)探索了内生需求、本地嵌入、政策激励和同行反应等因素的内涵与测量，且具有较理想的测量信度，为将来除产业集群之外其它群体的内生性集体行动定量研究奠定了变量基础。

4.3 实践意义

本文对于促进集群企业共同参与内生性集体行动实践具有3个方面的启示。①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政策激励和政策导向作用。本研究表明，政策激励能提升集群企业行动意愿。因此，地方政府应针对知识产权保护或区域品牌保护等集群发展的特定需要，制订和出台积极政策，更好地引导企业共同参与并形成集体行动合力，群策群力地创造良好的产业集群发展环境；②行业协会要积极发挥集群治理作用。行业协会的基本功能定位包括服务、协调、自律和代表等多个方面。本研究已揭示，协会治理对集群企业的行动意愿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在集群企业内生性集体行动中，行业协会应围绕上述功能定位，并结合各类不同内生性集体行动的特点开展因地制宜和因事而异的治理性活动，从而有效促成集群企业集体行动；③集群内领导企业或重点企业要做好带头示范作用。很多集群企业在参与内生性行动之前往往持观望态度，此时，“同行反应”成为这些企业行动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因此，作为集群内领导企业或重点企业，要率先积极响应并付诸行动，为其它集群企业作出表率，更好地带动其它集群企业参与进来。这也是内生性集体行动有效形成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

4.4 研究展望

结合本文不足，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推进。①关于中介变量和中介机制的探讨。本研究探明了集群企业内生性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但没有涉及各因素究竟如何影响集体行动，也未深入挖掘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因此，未来可就影响因素的中介机制进行探讨。比如，可能存在的中介变量有哪些，是存在统一的中介机制还是多重中介机制等；②关于内生性集体行动的细分类型，及细分类型集体行动所特有的情境化影响因素研究。在集体行动有关文献中，部分研究专门针对某个细分类型集体行动而展开。譬如，Marshall等[34]关于入侵物种控制集体行动的研究。这部分研究往往以具体事件对集体行动进行命名，并探讨其具体影响因素或治理等问题。因此，关于内生性集体行动，未来研究需要对其细分类型进行识别，并针对细分类型所特有的属性，开展更为情境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具体而言，根据内生需求的具体内容不同，集群企业内生性集体行动又可以派生出很多个细分类型。譬如，旨在解决共性技术难题的集群企业共性技术研发行动、旨在打造区域品牌的集体商标维护行动和旨在促进产品创新的集群知识产权保护行动等。未来研究可聚焦于这些更加细分的内生性集体行动，探索其特有的情境化影响因素。这些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深化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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