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6049/kjjbydc.201709008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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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全球创业最不活跃的国家之一，在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2014年的报告中，日本初创活动比例(the rate of early stag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TEA)仅有3.84%，全球排名倒数第二。日本创业率和创业相关活动低下的现象被称为“创业真空”(Entrepreneurship Vacuum)[1]。与之相反，日本企业的创新能力却一直处于全球前列，在2013-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World Competitiveness Report)中，日本创新能力指数排名第三，例如在生命科学方面日本创新能力一直位居前列。日本在研发上的投入超过了大多数OECD国家，占到了其GDP的3%左右。而且日本的创新也一直在发展并在很多方面引领世界潮流[2]。
为什么日本不缺少技术和研发却成为一个低创业率的国家？既有研究给出了各种解释，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对日本创业者、创业企业、创业教育、创业政策进行了考察。例如，侯飞和葛宝山[3]指出，日本创业缺失和慢速增长的原因可能是日本企业的传统文化(终身雇佣制、企业内部工会)以及日本政府的严格管控；马飞等[4]指出，日本文化中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规避态度导致了日本人并不愿意从事创业活动；Hawkins[5]把日本创业率低下的原因归结为3个方面，包括结构因素、政府因素和文化因素(structural，governmental，cultural)。其中，结构因素包括劳动力短缺以及风险投资缺失，政府因素主要是指政府对于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有限，文化因素主要归结于日本人的价值观里并未给予创业很高的社会价值。但是上述关于日本创业的研究都没有从统计数据或者实证分析上给出合理解释，大多只是罗列数字和现状。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日本创业率低的原因，选取创业研究中“新生创业者”(nascent entrepreneur)为切入点，采用全球创业观察GEM2010年的最新数据，基于跨文化分析视角，探讨影响新生创业者和创业意愿的因素，并结合日本社会现状，给出了日本“创业真空”的另一种解释。本文对比中日创业政策，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从历史上看，日本就不是一个充满了创业者和风险投资者的国家。对于日本来说，其优势体现为良好的适应能力以及对现有技术的改良。根据全球创业观察GEM十年来的统计，日本新生创业者(nascent entrepreneur)的比例排在全部样本中的倒数位置。对于日本低创业率现状，有很多学者和文章给出了相应解释。例如侯飞和葛宝山[3]指出，日本新创企业的慢速增长可以归因于许多因素，如日本传统企业文化、终身雇佣制度、公司内部工会、政府严格监管及人们的从众心理、风险厌恶导向等，并对上述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根据以往研究，本文总结日本低创业率的原因如下：
(1)从创业者看，日本人并不具备成为创业者的意愿，这主要体现在：对于日本年轻人来说，毕业后进入一家成熟的大企业工作是其理想出路，从而导致日本大学生创业数量较少。这也和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及国民思想有很大关系。另外，在企业里，员工追求安稳、厌恶风险，从而导致企业缺乏创新精神[6]，造成了内部创业(intrapreneurship)的缺乏。大学生创业和内部创业两个渠道都得不到充分发展，这就造成了日本“创业真空”的现状。
(2)日本风险投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日本虽然是亚洲最早开始风险投资的国家，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却存在问题，比如过度依赖单一融资渠道、银行在投资中过度参与以及退出渠道不畅等[6]。就风险投资来源而言，日本风险投资机构主要是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导致日本风险投资对象和美国有很大区别，日本的风投更加愿意投给相对成熟的企业，因为银行不愿意承担大的风险。有数据表明，1996年日本风险投资机构投给经营10年以上的企业比例高达58%，远远高于美国同期水平[7]。另外，日本风险投资退出渠道不顺畅，主要体现在日本创业企业上市基准较高、难度很大，从而导致在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中很重要的IPO渠道难以实现。据日本共同社中文网的资料显示，2010年上半年日本创业板上市公司只有8个，其中，在东京证券交易所“Mothers”上市的有3个，在被大阪证券交易所收购的“JASDAC”上市的有5个。无论是风险投资者的态度还是日本年轻人对待创业的态度，都体现的是日本创业文化。害怕冒险、追求稳定，使得日本人对创业、创业投资等行为“退避三舍”[4，8]。创业和风险投资本身是一种高风险活动，创业过程、选择和参与创业投资的过程，就是一种冒险过程、一种展现自我才智和勇气的过程，而这其中所包含的元素恰恰和日本人的价值观相背离。
(3)从宏观政策看，日本政府对创业和创业投资给予了大力支持，也积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对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技术扶持、管理指导及服务等。即使有政府的支持，且社会环境也在变得更宽容，但日本年轻人选择创业的仍然不多。在整个社会“不鼓励”个人创业的大背景下，这些创业政策并未推动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长足发展。可能原因是自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以来，日本整体经济环境一直不稳定，造成日本人选择创业的比例依然很低，中小企业发展速度依然缓慢。
通过以上文献和日本创业现状回顾可以看出，日本创业率低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社会、文化、经济等多个方面。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从新生创业者和创业意愿角度切入，考察国家层面的宏观因素对于两者的影响，进而试图给出日本“创业真空”的合理解释。
有关创业企业的研究往往会使用公开的企业数据和记录，这实际上忽略了整个创业过程。创业企业研究可能存在的生存偏差(survival bias)是指在研究初创企业时忽略掉的那些在创业过程中没有成功的案例。另外，由于大量问卷要求创业者回顾其创业过程，因而存在后视偏差(hindsight bias)，后视偏差意味着创业者基于过去的回顾很可能是不准确的。正是由于现有研究的缺陷，研究者才把更多精力放在创业者身上，其中，新生创业者(nascent entrepreneur)成为了新兴的研究领域。Johnson等[9]综述了新生创业者(nascent entrepreneur)的定义，即正在或准备创业，并在过去一年里已经开展了相关准备工作，强调了新创企业必须是独立公司。以往研究主要使用美国创业动态调查(PSED)和全球创业观察(GEM)数据进行相关新生创业者以及创业态度分析。
新生创业者研究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新生创业者，也就是影响新生创业者形成的因素。最初关于新生创业者的研究主要考虑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两个方面的因素[10]。Kim等[11]考虑到了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以及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对于新生创业者的影响。上述研究主要考察变量包括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家庭收入、认识的亲友(社会资本)等。人口统计学的相关变量也一直受到新生创业者研究的重视。首先是性别因素，由于男女在创业活动中的差异，有研究考察了男性比女性更多地成为新生创业者的原因以及性别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的差异化影响[12]。也有研究从职业因素上考察了成为新生创业者的原因，认为新生创业者的形成实际是一种职业选择，而不主要受其它客观条件影响。职业上的考虑包括自我实现、创新需求以及得到认可、独立等方面的需求[13]。最新研究则主要借用微观心理学相关理论，比如预期理论(expectancy theory)以及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等，分析动机以及态度方面的因素[14]。还有研究考虑到了性格等方面的因素[15]。而对于宏观层面影响创业活动和新生创业者的研究较少，有研究指出文化因素以及制度因素对于创业行为有影响[16-17]。本文实证分析部分主要考察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的因素，并从日本人口年龄结构中找到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以往跨国研究是一个补充。
创业意愿(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EI)相关研究和新生创业者的研究基本类似。过去研究主要考察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因素，包括性别、个人动机，以及社会方面的因素(social norm)[18]。与新生创业者不同的是，创业意愿更多的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变量，代表的是一种采取创业行动的倾向，因而在创业研究和创业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19]。对于政策制定者以及教育工作者来说，研究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于制定政策和设计教育项目，从而提高学生的创业意愿进而促进创业和创新行为非常重要。因此，在考察新生创业者时，应把创业意愿作为相关变量纳入实证分析中。
国内关于新生创业者的相关研究刚起步。由南开大学开展的中国创业动态调查(CPSED)揭开了国内关于微观层面创业研究的序幕，已经有研究探讨了新生技术创业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其创业过程[20]。宋正刚[21]基于CPSED的数据对新生创业者进行了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新生创业者放弃创业的行为。有关新生创业者的微观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深化了人们对于创业过程的认识，也在政策上给予国家和政府更多启示。本研究虽然主要探讨日本创业率低的成因，但在政策上对于中国和其它国家也有启示意义。本文采用跨文化研究方法，以新生创业者为主要研究对象，把宏观环境和微观创业者结合起来，试图探讨在过去研究中被忽略掉的国家(地区)层面因素对于新生创业者的影响。
本文数据来自于2014年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对全球范围内创业者以及创业现象调查的最新数据。全球创业观察(GEM)主要关注创业者的态度、感知、早期创业活动、创业者的个人驱动力、成熟企业所有者状况、创业企业的员工活动以及创业企业的终止现象等，是全球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的创业相关研究数据[22-23]。GEM的调查单位都是个人，GEM2014的调查数据样本在各个国家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其中，日本样本数量为1 908，中国样本数量为3 414。本文使用全球样本，剔除各个变量缺失值后得到的个人样本数量为108 619个，包含国家或地区数量为34个。
本文主要考察的因变量为是否是新生创业者(nascent entrepreneur)的0-1变量。之前理论部分已经对有关新生创业者的研究进行了综述，结合以往新生创业者测量方法，本文采用两个判断标准，一个是具有创业意愿，另一个是作出创业相关的行动或准备，两者缺一不可。具体地，参与者需要对以下两个问题的答案都为“是”，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是否自己或者和别人一起试图从事新的生意(start a new business)，包括自雇佣或者向他人出售产品服务等”，第二个问题是“在过去的12个月里，你是否为了你新的生意或想法付出一定的努力(do something to help start the new business)”。除上述变量外，为了更好地考察创业相关情况，本文把创业意愿(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作为另一个被解释变量，这个变量也是0-1变量。
由于本文主要考察日本创业缺失的成因，因而国家层面的变量选取尤为关键。本文选择的国家层面自变量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宏观经济稳定性(macroeconomic stability)，另一个是文化层面不确定性规避程度(uncertainty avoidance)。宏观经济稳定性(macroeconomic stability)指标来自于全球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中2013—2014年的报告。该报告数据被广泛地作为全球经济、法制、规范等指标[24-25]。2013-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所包含的148个国家中，日本总体竞争力排名全球第9。不过日本在宏观经济稳定性指标上得分为3.68，仅排全球第127位。
除经济和制度方面的指标外，在跨文化研究中常用指标是Hofstetde[26]关于文化的4个维度，包括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程度(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以及男性度与女性度(masculine versus feminality)。 根据Hofstede最新的各国文化指标得分数据，在不确定性规避程度(Uncertainty Avoidance)维度上，日本与全球平均指数差别较大(全球平均指数为65，而日本得分是92)。为了和上一个指标量纲保持相对一致，将该数值的1/10作为不确定性规避程度测量指标放入模型中。
目前关于新生创业者(nascent entrepreneur)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人层面，并没有考虑国家层面因素，与以往研究一致。同样地，控制个人层面的人口统计学相关变量，包括性别(男性=0，女性=1)、年龄、教育水平(1=文盲，2=上过初中，3=初中以上，4=高中毕业，5=大学及以上)、职业(是否在读学生，1=学生)以及家庭人数(household size)。
由于模型设计的主要被解释变量——新生创业者(nascent entrepreneur)和创业意愿(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都是0-1变量，因而需要采用logit模型进行分析。另外，由于本研究的主要因变量是国家层面变量，而数据为个人层面，因此需要对估计标准误进行clustering处理，最后汇报结果是以国家作为cluster调整后的稳健标准误。为了使结果更加精确，使用HLM(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的方法进行估计，由于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因而后文使用一般logit模型估计结果。
表1为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分男性和女性两组的描述性统计报告。由表1可以看到，样本平均的新生创业者比例为7.7%，平均具有创业意愿的人占总人数的17.1%。这两个指标在男性和女性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从全球范围来看，男性对于创业参与的热情显著高于女性。因此，对于创业层面政策来说，如何提高女性创业参与度是关键。对于宏观层面的两个指标来说，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均值约为4.73，日本在这一维度的得分是4.2；不确定性规避的均值约为6.99，而日本在这一维度的得分为9.2。由此可见，日本总体情况是：宏观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总样本 N=108 619均值标准差男性 N=52 685均值标准差女性 N=55 934均值标准差新生创业者(0-1)0.077 0.267 0.093 0.291 0.062 0.242 创业意愿(0-1)0.171 0.376 0.187 0.390 0.155 0.362 性别(1=女性)0.515 0.500 - - -- 年龄41.805 14.452 41.415 14.489 42.173 14.408 教育水平(1-5)3.030 1.019 3.057 1.005 3.005 1.031 职业(是否学生)0.101 0.301 0.104 0.306 0.097 0.296 家庭人数规模3.379 1.648 3.334 1.644 3.422 1.650 宏观经济稳定性4.732 0.912 4.725 0.911 4.739 0.913 不确定性规避6.994 2.327 6.965 2.332 7.021 2.323
控制个人层面的人口统计学相关变量后，将国家层面两个主要自变量放入模型中，发现宏观经济稳定性会影响个人是否成为新生创业者(β=0.420，p<0.05)，但影响较小，而不确定性规避于个人成为新生创业者的概率并不显著(见表2)。以往关于新生创业者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并进一步考察了交互作用[17]。继续将两者的交互项放入模型中，两者交互作用也并不显著。一个可能原因是由于样本中人口统计学变量的解释力度过大。但是，在加入个人层面的调节变量年龄后，三次交互作用显著为正(β=0.002，p<0.01)。这说明在宏观经济不稳定和不确定性规避都很大的情况下，必须是在低年龄段的人中才会产生较高比例的新生创业者，而这与日本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也就是说，在老龄化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规避之间的正向交互作用会更显著。正是由于日本社会老龄化[27]，加上宏观经济以及文化特征，导致日本人成为新生创业者的比例较低。这三个创业影响因素在以往文献中均有所涉及。例如贾生华和邬爱其[8]在分析中美日三国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创业特征时指出，日本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高，造成了其创业缺失的现状。但是，目前还没有文献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三者需要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最大程度地影响创业。
在把创业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的logit模型回归结果中(见表3)，也得到了类似结论，即宏观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规避以及年龄之间的三次交互作用显著为正(β=0.003，p<0.05)。也就是说，这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不仅导致当今日本社会新生创业者比例较低，也造成了日本人创业意愿较低。采用这两个因变量也证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2 新生创业者的Logit模型回归结果
DV=新生创业者(0-1)(1)βs.e.(2)βs.e.(3)βs.e.性别(1=女性)-0.444∗∗∗(0.040) -0.457∗∗∗(0.042)-0.458∗∗∗(0.042) 年龄-0.022∗∗∗(0.003)-0.022∗∗∗(0.003) 0.019 (0.020)教育水平(1-5)0.236∗∗∗(0.048) 0.245∗∗∗(0.057) 0.245∗∗∗(0.058) 职业(是否学生)-0.410∗∗(0.182) -0.455∗∗(0.178) -0.449∗(0.178) 家庭人数规模0.103∗∗∗(0.019) 0.085∗∗∗(0.019) 0.085∗∗∗(0.020) 宏观经济稳定性0.420∗ (0.210) -0.364 (0.525) -0.017 (0.432) 不确定性规避0.076 (0.076) -0.515 (0.316) -0.227 (0.272) 宏观经济稳定性∗不确定性规避0.123 (0.077) 0.059 (0.064) 宏观经济稳定性∗年龄-0.009∗(0.004) 不确定性规避∗年龄-0.008∗∗(0.003) 宏观经济稳定性∗不确定性规避∗年龄0.002∗∗ (0.001) LR χ2333.70∗∗∗455.97∗∗∗499.73∗∗∗
表3 创业意愿的Logit模型回归结果
DV=创业意愿(0-1)(1)βs.e.(2)βs.e.(3)βs.e.性别(1=女性)-0.240∗∗∗(0.054)-0.264∗∗∗(0.050) -0.264∗∗∗(0.049) 年龄-0.032∗∗∗(0.003) -0.033∗∗∗(0.002)0.037∗(0.017) 教育水平(1-5)-0.013 (0.038) 0.013 (0.040) 0.016 (0.040) 职业(是否学生)0.002 (0.097) -0.044 (0.087) -0.046 (0.087) 家庭人数规模0.135∗∗∗(0.019) 0.107∗∗∗(0.018) 0.107∗∗∗(0.018) 宏观经济稳定性0.325 (0.260) -0.901 (0.516) -0.282 (0.525) 不确定性规避0.102 (0.100)-0.783∗(0.315)-0.370 (0.313) 宏观经济稳定性∗不确定性规避0.193∗(0.075) 0.093 (0.077) 宏观经济稳定性∗年龄-0.017∗∗∗(0.004) 不确定性规避∗年龄-0.011∗∗∗(0.002) 宏观经济稳定性∗不确定性规避∗年龄0.003∗∗∗(0.001) LR χ2448.62∗∗∗616.22∗∗∗765.69∗∗∗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日本“创业真空”的原因。综合以往相关文献，以新生创业者(nascent entrepreneur)为主要分析视角，使用全球创业观察GEM的微观数据，考察了新生创业者影响因素，并结合日本实际得出，日本的“创业真空”是由于日本老龄化、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以及文化上较高的不确定性规避三者共同决定的，而并不仅仅是单一的因素导致了日本的低创业率。文章的结论对于理解日本创业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从政策上促进创新创业的途径。
本研究有如下理论贡献：首先，以往关于日本“创业真空”的研究都只停留在对于数据或事实的简单罗列上，相关实证研究较少。关于日本创业的研究虽然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5,28]，但是它们都没有从数据上给出日本创业率低下的真正原因。本文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为未来实证研究提供了方向。其次，以“新生创业者”为切入点，把宏观因素纳入到微观模型中进行分析，避免了宏观数据中的很多问题。以往关于新生创业者前因变量的研究大多只单方面地关注个人层面变量或国家层面变量[29]。本研究在控制个人因素后发现，国家层面因素和个人层面因素有交互作用，表明个人或国家/地区单一方面的因素可能并不能决定个体能否成为新生创业者的概率。未来研究可以专注于其它国家层面变量和个人层面人口统计学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新生创业者的影响。
本文在政策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意义。研究表明，日本“创业真空”是由3个方面的原因共同决定的：①日本社会老龄化。全球范围内60岁以上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就是日本。但是，根据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1年的资料(见表4)，中国老龄化趋势预测位列全球前十，可见我国老龄化趋势也比较明显。实际上，老龄化本身对创新创业并没有直接影响，目前针对老年人创业的项目也越来越多。但是日本政府在处理老龄化方面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比如大力发展智能化工业以解决年轻劳动力问题。日本政府曾经把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这一政策直接导致60-6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2006年的71%上升到了2009年的77%[30]。在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下，可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支持老年人就业和再就业；②日本社会“创业真空”形成的原因还有经济和文化上的因素。日本宏观经济不稳定性是造成其低创业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我国来说，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性、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和加快市场化进程，对于促进创新创业至关重要。另外，日本文化形态上的高不确定性规避等因素也导致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创业活动。要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通过政策对创业行为进行一定的引导。2014年下半年，国家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鼓励扶持开设网店等多种创业形态。这项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保障了大学生“试错”的权利，免除了大学生从事创业的后顾之忧，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文化中同样存在的不确定性规避问题，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表4 全球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排名前五的国家(2011年与2050年对比)
20112050日本31日本42意大利27葡萄牙40德国26波黑40芬兰25古巴39瑞典25韩国39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1
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文选取的自变量主要是国家层面的经济和文化因素。实际上，创业影响因素可能还有很多制度上的，包括风险投资机构的态度和特征等，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将其量化并放入模型中。另外，文化变量也不仅仅局限于不确定性规避。其次，本文采用全球数据进行分析，并没有把日本和特定的经济体进行比较，因此不能得到更具有针对性的结论。未来研究可以选取中日或其它国家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本文没有考虑到创业以及创业者的变迁和演化过程。由于全球创业观察的微观数据每年更新，未来可以考虑使用面板数据从国家或个人层面对新生创业者和创业演化过程进行研究。对于新生创业者来说，其中很大一部分没有真正转化为创业者和新创企业的所有者，未来可以从创业者演变角度，采用面板数据对创业这一动态过程进行分析，得到更有价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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