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京文1,2，池绍杰1,2
(1.北京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2.北京现代制造业发展研究基地，北京 100124)
摘 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检验京津冀城市群不同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关系，厘清大城市是否有利于小城市经济增长，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以京津冀128个县级小城市为例，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大城市地理距离、行政边界、产业结构等因素，估计不同等级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核心城市抑制了周边小城市经济增长，存在集聚阴影和“环京津贫困带”；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经济增长负面溢出效应；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辐射和带动功能明显不足，区内城市间发展差距大。最后，从破除行政区经济束缚、强化中心城市辐射溢出效应、科学界定各级城市功能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京津冀城市群；空间作用；环京津贫困带；集聚阴影
收稿日期：2019-04-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CGL003)；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JDJGD004)
作者简介：李京文(1932- )，男，广西陆川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学；池绍杰(1993- )男，北京人，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量经济学。
DOI：10.6049/kjjbydc.201902035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9)14-0031-07
Li Jingwen1,2，Chi Shaojie1,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 Research Base of Beijing Modern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BTH) region as a national strategy,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growth between large cities and small cities in this region and to clarify whether large cities are really conduciv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small cities in order to shake off poverty. Taking 128 small cities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s examples,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cities from both same and different hierarchies by adding geographical distance,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to classic economic growth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core cities restrai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surrounding small cities which supports that the "agglomeration shadow" proposed by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phenomenon "poverty belt around Beijing and Tianjin". Negative spillovers of economic growth exist among small cities, compared with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where core cities benefit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ir adjacent cities, the radiating function and the trickle-down effect of core cities within the BTH region are obviously weak, and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large and small cities is greater. Finally,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put forward on how to make use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large, medium-sized, and small c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breaking market segmentation caused by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strengthening the radiation spillover effect of central cities, and scientifically orientation of urban functions at all levels.
Key Words: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Spatial Interaction; Poverty Belt around Beijing and Tianjin; Agglomeration Shadow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发展模式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为此，《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指出了各级城市协调发展方向，即“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但是在实践中发现，一方面，邻近东南沿海主要中心城市的小城市发展势头良好，全国百强县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另一方面，在北京和天津两个大城市周边仍然分布着一定数量的贫困县。大城市是有利于还是有损于小城市经济增长？在京津冀地区，是集聚阴影效应，还是溢出效应占主导地位？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京津冀城市群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为以下方面：①现状与成因探讨。马玉芳等[1]在分析京津冀地区20个贫困县的人均收入后指出，上述地区城镇居民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北京的41.81%和30.39%；何仁伟等[2]的研究也显示，环京津贫困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京津远郊区差距显著；刘浩等[3]引入“单位开发活动GDP”概念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研究结果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不断加剧，京津富化扩散和河北贫化制约的规模与强度同步增长；王冀平[4]认为“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符合缪尔达尔提出的发展中心对周边地区的回波效应先于并大于扩散效应的论点；殷阿娜、邓思远[5]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观点，环京津贫困带生态—贫困耦合关系目前呈现出逆EKC曲线的倒退式特殊发展模式特征；②脱贫对策思考。大部分脱贫对策以扶持补偿为主。毛汉英[6]认为机制创新势在必行，要正确处理好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两大目标；张亚明等[7]则提出了环京津贫困带精准扶贫的自然、经济和社会调控策略；张祖群[8]提出通过扶贫旅游改善贫困现状[8]；刘浩等[3]提出消除城乡隔离效应和弱化各自为政行政制约的解决对策。
根据结论，分为以下几类：①大城市对小城市的发展以正向溢出作用为主。如孙斌栋等[9]对长三角城市群的计量检验、梅志雄等[10]对珠三角城市群的研究都显示，邻近大城市对小城市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②大城市对小城市产生负向抑制作用。张学波等[11]对京津冀县域经济发展中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表明，总体上京津冀地区的县域溢出效应以负向溢出为主。Au 等[12]发现导致中国城市收入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大城市对小城市劳均收入的抑制作用。此外，关于中原城市群、江苏省、武汉地区的部分研究[13-16]显示，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抑制作用和极化效应；③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发展的正负溢出效应并存。如Zhao 等[17]发现，全国范围内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出先辐射—后极化—再辐射的非线性关系。柯善咨等[18]的研究表明，2000-2007 年我国中西部10省中的地级市对县级市经济增长具有明显扩散和回流效应；④行政界限会削弱城市间的空间作用。Hering 等[19]研究发现，商品、劳动力等要素在跨省城际间流动对收入的促进作用弱于其在省内城际间流动。王成龙等[20]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发现行政边界在城市用地扩张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城市群内两个城市间的行政级别跨度越大，边界效应越显著。
为了回答在城市群尺度范围内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问题，本文采用描述分析和计量分析相结合的形式研究京津冀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为厘清城市空间相互作用提供来自城市群尺度的案例支撑，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决策依据。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三大经济区域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其中，京津冀与长三角在省级行政区域上类似，均包括3个省级单位，具有较强可比性。因此，本文以京津冀和长三角为例，进行比较分析。
表1 2017年北京、天津与上海主要经济指标比较
资料来源：各城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在经济发展方面，北京2017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是2 8014.9亿元，上海是30 133.7亿元，北京与上海差距不大，均达到25 000亿元以上。按常住人口计算，北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2.91万元、天津为11.94万元，上海为12.46万元，三大城市几乎没有差距。在财政收入方面，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例，北京为5 430.8亿元，上海为6 406.1亿元，上海略高于北京。然而，京津冀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与长三角的最大区别是拥有“双核”城市，即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尽管北京、天津单独与上海比较，均不如上海，但是京津两市加在一起，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财政实力，均强于上海。
在卫星城市方面，为了便于比较，选取河北省(包括省会城市在内)的8个地级市，同时，分别选取了江苏和浙江省内各4个城市，进行对比分析。
在2017年卫星城市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中，京津冀城市群中最高的是唐山，为7 106.1亿元，长三角最高的是苏州，为1.73万亿元，是唐山的2.43倍。在选取的长三角8个城市中，有5个城市地区生产总值高于唐山。长三角经济实力最弱的绍兴，仅低于京津冀的唐山和石家庄，高于京津冀其余6个城市。
在卫星城市财政收入方面，京津冀城市群中最高的是石家庄，为460.9亿元，长三角最高的是苏州，为1 908.1亿元，是石家庄的4.14倍。在选取的长三角8个城市中，有7个城市高于石家庄。长三角财政实力中最弱的绍兴也仅低于京津冀的石家庄，高于京津冀其余7个城市。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京津冀与长三角的差距不在核心城市实力上，而在卫星城市上。
表2 2017年京津冀与长三角卫星城经济实力比较
资料来源：各城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5年8月，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概念，原因在于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省的32个贫困县、3 798个贫困村、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2012年3月《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报告(2012)》再次指出，经过6年发展，“环京津贫困带”不仅未能缩小与北京周边郊县的贫富差距，反而更加落后。这反映出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不协调及溢出效应发挥不足，其中最突出的是“环京津贫困带”问题。
图1和图2呈现了两大城市群的显著差异，京津冀城市群绝大多数小城市的GDP小于500亿元，北京、天津区GDP明显高于周边小城市，而长三角城市群绝大多数小城市GDP高于500亿元，上海、南京和杭州市GDP与周边小城市并未出现显著差距。在财政收入方面，两大城市群差距显著，京津冀城市群财政收入高于50亿元的城市共计18个，而在长三角城市群，财政收入高于50亿元的城市共计76个。无论是GDP还是财政收入方面，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北京、天津与周边小城市都呈现出断崖式落差，符合集聚阴影假设，而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大城市与小城市落差比较平缓，呈现出收敛迹象。因此，京津冀县域经济与长三角县域经济实力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最终体现为“环京津贫困带”。不改变“环京津贫困带”县域经济面貌，京津冀与长三角发展差距就难以缩小。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京津冀与长三角经济发展差距的源头不是核心大城市，而是卫星城市和县级城市。京津冀要想赶超长三角，关键在于发展卫星城市和消除“环京津贫困带”。京津冀城市群内大城市和周边小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落差，这与集聚阴影假设是一致的，这种差距可能归因于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即越靠近大城市，小城市的经济增长越易受其抑制，因此本文将对此推断进行计量实证检验。
图1 2016年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GDP比较
资料来源：2017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图2 2016年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财政收入比较
资料来源：2017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为检验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计量分析模型采取小城市到大城市的最近地理距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在京津冀城市群里的城市，依据行政等级，由低到高分为四类：县和县级市、一般地级市、省会城市(石家庄)、直辖市(北京和天津)。县和县级市定义为小城市，县级以上城市定义为大城市。
本文在Barro提出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21]基础上加入地理距离解释变量，以检验大城市对于小城市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GDP rate = α + β1dis + β2gdp2005 + β3lab + β4den + β5urb + β6inv + β7fdi + β8gov + β9edu + β10ame + ε
式中：GDP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依据各小城市2006-2016年人均GDP(剔除第一产业)计算得出。地理距离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并依据小城市到不同等级城市的距离进行划分，以捕捉不同规模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异质性，检验不同等级城市对小城市的影响。其它控制变量包括2006年人均GDP、常住人口密度、劳动力数量占总人口比例、城市化率、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支出(剔除科教文卫等公共支出)占GDP比率、常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每万人医院卫生床位数。
研究样本为京津冀两市一省的128个县及县级市，行政区划统一按照2016年边界进行相应调整，使用的经济数据来自2007-2017年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相应省市统计年鉴，距离数据由每个城市的经纬度坐标计算得出，数据来自国家基础地理系统。
3.2.1 回归结果
表4中，模型1是不区分城市等级时估计的京津冀小城市到最近地级及以上城市距离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著为负，说明整体上京津冀城市群内大城市对小城市存在正向溢出作用，与实际现象并不相符，因此区分并估算不同城市等级的距离十分必要。将最近省会城市或直辖市距离从模型1中分离出来，如模型2所示。与整体检验结果不同，其中，到省会城市或直辖市的距离结果显著为正，说明石家庄、天津和北京三大城市对域内其它小城市的综合作用表现为抑制作用，即距离大城市越近，小城市的经济增速越慢。进一步将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分开估计，如模型3所示。结果表明，到省会城市距离显著为正，到直辖市距离不显著，反映出石家庄对其它小城市经济增长存在虹吸效应，而北京与天津两个大城市整体没有显示出对小城市的抑制作用。模型4的结果表明，到省会城市石家庄、直辖市北京和天津的距离对京津冀小城市经济增长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北京、天津和石家庄这三大城市对小城市的虹吸效应较为显著。
从结果中还可以发现，在所有模型中，到最近小城市的距离结果显著为正，说明邻近小城市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并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到一般地级市距离的结果均不显著，说明在京津冀城市群范围内，一般地级市对小城市的经济影响不显著。除距离外，表4还衡量了其它变量，其中，人均GDP的对数值在多数模型中结果不显著，表明初期经济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速影响不显著，小城市的经济发展并未呈现出收敛态势；政府支出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公共事业上的投入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进一步解释了受教育年限和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劳动力数量、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城市化水平则均未表现出显著影响。
表4 人均GDP增长率模型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3.2.2 稳健性检验
鉴于回归结果可能会因为空间自相关而产生偏差，在对表1的被解释变量进行Moran's I莫兰指数检验后，发现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因此采用空间误差模型(SEM)进行稳健性检验。相比表4，表5中解释变量系数大小或方向未产生太大变化，空间计量分析结果基本不变，说明在考虑城市间空间相关性后，小城市与大城市距离对其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相对稳定的。如表5中的模型5所示，其与模型4检验结果变化不大。
一些文献指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困境和“环京津贫困带”产生是生态环境抑制、行政边界束缚和产业结构不协调的结果[5,7,22]。为了甄别导致京津冀小城市经济增长困境是上述原因还是距离，在模型5基础上分别增加衡量生态环境、行政边界、产业结构影响的变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占行政面积比例、小城市与最近大城市是否同属一个行政范围的虚拟变量，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和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率。结果如表5的模型6-模型10所示，所加竞争性变量均不显著，加入后其余变量结果也未发生明显变化，排除了竞争性假设的影响，说明已有结论是稳健的。
表5 人均GDP增长率模型空间计量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1)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分化严重，区域内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与周边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落差，符合集聚阴影和虹吸现象。反观长江三角城市群，上海与周边城市经济水平差距并不明显，经济增长趋于收敛，表明大城市对小城市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因此，应在借鉴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实现京津冀城市群协调发展。
(2)京津冀域内小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存在负向溢出效应。可能的解释是，小城市间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相似度较高，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往往通过行政或其它方式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排他性支持，这往往导致区域内小城市产业同构化、资源配置效率低等现象，并激发不正当竞争，从而阻碍城市间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因此，需要在更高层级上统筹规划，出台经济发展规划，促进小城市实现城际空间溢出效应的释放。
(3)从长期经济增长看，与长三角城市群不同，京津冀城市群小城市并未因邻近大城市而获得较快增长，极化效应在核心城市特别是北京的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验证了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环京津贫困带”和新经济地理中的“集聚阴影”理论。
4.2.1 重构核心城市行政区划，分离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
对京津冀核心城市北京重新进行规划，出发点是将其承担的首都功能与北京城市功能在物理空间上进行分离。将原北京四环以内划为首都特别行政区(类似美国华盛顿特区)，行政上作为一个省级单位，规划建立首都财政，属于中央预算管理，该特别行政区只是一个中央办公政务区，尽可能不发展经济职能。四环以外原北京市区域，属于新规划的北京市，市政府所在地为通州，使北京变成一个与上海、天津、重庆等类似的直辖市经济型特大城市。这样，中央只负责首都特别行政区发展和规划，使其成为真正的首都。由于中央不再过多干预，新北京市的规划和经济发展可以完全按照特大型经济城市运行，并作为北方的经济中心，与中部的上海、南部的深圳等特大城市竞争。
4.2.2 实施多中心空间战略，变“集聚阴影”为经济增长“阳光地带”
解决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只有充分发挥区域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才能最终形成职能分工合理、经济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以人才为主的政策是主流，通过吸引人才向发达地区流动来提高普遍收入，然而，该政策会加剧收入分化，扩大地区经济差距。因此，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采取以地为主的多中心战略不失为一个有效方法。雄安新区的战略决策恰逢其时，雄安新区的建设将有助于带动区域增长，改善环京津贫困带状况，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平衡发展，促进河北经济社会更和谐、更快速、更宜居地发展。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北京的发展矛盾和压力才会减少。
4.2.3 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需要科学定位各级城市功能
借鉴长三角，尤其是浙江特色城镇、珠三角专业化城镇以及西欧大城市的专业化分工经验，京津冀的中小城市应依托既有产业禀赋和基础，梳理产业链条、价值链条、创新链条，明确分工，形成相互依托、相互补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经济地理空间，实现各级城市协同发展，从而避免本文所发现的简单模仿、重复建设、城市群内各级城市间内耗甚至恶性竞争局面的出现。单个城市不宜追求“大而全”的产业链条，而应按照产业生态圈理念，立足自身特色和优势，找到自己在产业链条中的合适位置。未来京津冀发展的着力点只有立足于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才能缩小与京津区域经济差距，最终消除“环首都贫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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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