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建1，史 敏1，彭清辉2，3，毛珊瑛1
(1.湖南农业大学 商学院；2.湖南农业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3.湖南省水资源研究和利用合作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13)
摘 要：科技成果转化新政颁布并未从根本上改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状。鉴于此，首先，梳理、归纳出科技成果转化关键节点，整合成果转化影响因素，并收集企业、高校和科研者对这些因素的认知数据；然后，分析核心利益相关者认知偏差，得出政策失灵的直接原因是政策不协同导致政策难以具体落实，间接原因是成果与市场对接不力、中试环节缺乏、激励失调；最后，针对我国现行高校科研管理体制，提出政策优化建议。
关键词：成果转化；利益相关者；认知偏差；科技政策
DOI：10.6049/kjjbydc.2018110596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9)13-0112-06
Luo Jian1, Shi Min1, Peng Qinghui2，3，Mao Shanying1
(1. Business School,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2.College of Resources & Environment,Hunan Agricultural,Changsha 410128, China;3. Hunan Cooperation Center of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Changsha 410013，China)
Abstract：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new polic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policy mainfuntion occurr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key nod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universities, comb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universities, condu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core stakeholder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universities, and obtains the cognitive data of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ers on these factor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gnitive bias of the core stakeholder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irect cause of policy mainfuntion is that the policy is not coordinated,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implement. The indirect causes are the imbalance of incentives, the weak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chievements and the market, and the lack of the pilot scale experiment platform. Finally, based on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universities, we put forward targeted policy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Key Words: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Stakeholders;Cognitive Bias；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收稿日期：2019-03-06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6YFC0403005)
作者简介：罗建(1977-)，男，湖南长沙人，博士，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竞争情报；史敏(1977-)，女，湖南长沙人，博士，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系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竞争情报；彭清辉(1980-)，男，湖南湘潭人，湖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省水资源研究和利用合作中心副主任、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技术转移；毛珊瑛(1995-)，女，湖南平江人，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
2015年，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8号)，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5年修订)》，这些政策为解决制约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国有资产处置权、科研人员激励及在职科研人员创业等关键问题提供了依据。此后，2016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1 407亿元，同比增长16.0%；2017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为13 424.22亿元，同比增长17.68%。但交易主体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高校输出技术成交额为355.83亿元，小幅下降1.16%[1]。新政出台并未实质性地改善高校成果转化困局，一方面与政策的时滞性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成果转化政策依然未能解决一些根源性问题。因此，本文基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核心利益相关者认知差异，分析现有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于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的对策研究较多，这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从研究对象看，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宏观科技成果转化[2-8]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9-13]，其次为行业科技成果转化[14-15]和区域科技成果转化[16-17]，少有微观视角下以高校和企业为共同研究对象，探讨校企成果转化问题[3]；从研究方法看，文献调研方法、文献调研与案例分析法相结合[1,13,18]、文献调研与实地调研相结合[5]、文献调研与问卷调研相结合[19-20]等方法使用较多，少量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方法；从研究视角看，既有研究多是基于政策[6]、过程[14]、RVC框架[21]展开，鲜有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切入，仅有陶娜等[22]在探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时，提及高校、企业和技术中介机构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3个主要利益主体。从目前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主流模式看，企业、科研者和高校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其对科技成果转化影响因素认知出现偏差会提高核心利益相关者合作难度，使科技成果转化受阻。因此，研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差异，能从微观角度揭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不力的原因，从而为优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提供参考。
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对企业有效需求识别不够[16]、企业需求向高校研发体系导入制度不健全[8]、高校研发选题与市场需求存在偏差[11,22，23]、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24-27]、成果中试环节缺失[28,29]、高校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源动力不足[29, 30]、政策协同与落实不到位[4, 31]、中介服务体系不完善[30,32]等。相应地，提出改革现有创新计划[4, 8, 16,26]、提高高校科研与市场需求匹配度[11, 22,26,30]、改革高校评价体系[23,31]、强化科研人员激励[11,27,29,30,32]、开展三权改革[4]及所有权改革[21,24]、加强中试环节[21,29]、完善政策[4,31,32]、加大经费投入[26,29]、优化科技服务体系[4, 8, 11]、完善成果转化评价[26]等建议。以上研究基本覆盖了科技成果转化全过程，为识别核心利益相关者认知差异奠定了基础。
本研究对象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利益相关者，因此主要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科技成果转化利益相关者两个方面进行综述。
利益相关者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利益相关者概念及利益相关者类别[33]。对于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学术界较为认可 “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34]和“在企业中投入了一些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财务资本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并由此而承担了某些形式的风险，或者说他们因企业活动而承受风险”[35]两种定义。关于利益相关者类别，Freeman[34]从所有权、经济依赖性和社会利益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所有权利益相关者、经济依赖性利益相关者、社会利益相关者；Mitchell等[36]依据合法性、权利性及紧迫性将企业利益相关者分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潜在型利益相关者3种类型。杨仲基等[37]根据 Clarkson (1994) 的定义，从要素投入与风险承担两个维度，将科技成果转化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指出核心利益相关者是成果转化过程中投入必要要素并承担一定风险的利益主体，包括成果供给主体和成果需求主体。在成果转化研究中，只有很少学者关注到利益相关者。Shen[38]在研究台湾技术转化问题时，将大学科研人员、大学技术转化办公室和企业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但大学科研人员、大学技术转化办公室和企业在动机、行为和文化环境方面存在很大差异[39]，必须平衡三者利益才能实现成果成功转化。
在一个组织乃至整个社会中，认知差异往往是组织冲突的重要成因[40]。群体共情对群际关系具有促进作用，有助于减少群际冲突，促进群际亲社会行为[41]。基于群体认知差异，分析组织冲突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已广泛应用于各领域，如农地保障[42]、农业技术使用[43]等。潘朝晖等[44]研究了企业和科管人才对科技人才流动因素认知差异，并对企业和地方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田兴国等(2017)探讨了不同特征的高校科技工作者对科技资源状况满意度评价差异，提出建立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高校科技资源配置机制、建立学科特色与高校科技资源配置大局相协调配置模式、建立节约与共享相一致的高校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建立创新评价与人才激励相配套的高校科技资源配置改革途径等建议；毛劲歌等[45]认为，政策执行主客体认知差异是导致政策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对群体认知差异进行对比分析，深度剖析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的原因具有一定可行性。
综上所述，学者们已对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各类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微观层面，已关注到科技成果转化利益相关者心理和行为的差异性。研究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偏差有助于把握核心利益相关者的成果转化态度及偏好，而平衡核心利益相关者收益是科技成果成功转化的保障。本文以科技成果转化流程为脉络，通过研究各利益相关者对成果转化关键节点影响因素的认知差异，解释政策失灵的原因并提出政策优化建议。
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参与主体主要包括科研者、科研者所在机构、企业、政府相关机构以及成果转化中介机构。由于我国科技服务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成果转化活动并没有中介机构参与。此外，政府部门并不直接参与成果转化活动，而是通过制定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加以引导。借鉴杨仲基[37]、Shen[38]等的研究，本研究将核心利益相关者划分为研究者、研究者所在机构、企业，探讨成果转化新政在高校失灵的原因。
由于本研究受国家重点研发课题“重金属废水治污技术成果转化机制与应用模式”资助，因此样本企业、高校及科研人员主要选自《节水治污水生态修复先进适用技术指导目录》，并由湖南省科技厅向省内高校科研人员进行调研。高校科研者和企业这两类调研对象比较明确，而高校调研主要是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管理部门，因为只有科技成果转化管理部门才掌握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整体情况。调查发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部门形式多样，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少数高校组建了技术转化办公室，而参加“高等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计划”的39所大学大部分以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机构，还有很多高校由科技处承担科技成果转化管理职责。鉴于此，高校认知调研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展开：一是针对《节水治污水生态修复先进适用技术指导目录》中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管理部门；二是针对参加第二届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研修班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人员。调研采用纸质问卷与电子问卷两种方式展开，共回收问卷408份，其中纸质问卷回收60份，有效问卷53份；电子问卷回收348份，有效问卷348份。有效问卷中，高校科技管理人员56份，高校科研人员317份，企业28份。由于企业科研部门对外部调研比较谨慎，因而调研数据较少。本文主要关注群体对事物认知的差异性，从数据统计结果看，所选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
从整体上看，高校和高校科研者作为一个整体，与企业进行科技成果转化谈判。高校和高校科研者是内部管理与激励主体，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则是外部激励因素。根据核心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关键节点，如图1所示。
图1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关键节点
从图1可以看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节点1是政策执行、关键节点2是供给与需求拟合、关键节点3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关键节点4是高校对科研人员的引导、关键节点5是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结合既有文献及笔者早期研究，将可能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纳入5个关键节点，如表1所示。
表1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影响因素汇总
为了使调研数据更加集中，在调研阶段采取限项多选的方法收集数据。样本在每个关键节点最多只能选择3个影响因素。由于三类核心利益相关者调研样本数量有差异，为了保证对比结果的有效性，采取群体整人数占比计算法，进行统一量纲处理。同时，为了突出关键节点中的重要影响因素，选取每个节点中核心利益相关者认知占比之和最大的3个重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目前科技政策主要针对的是技术提供方，因此对于科技政策执行阻碍因素数据仅在高校及科研者样本中收集。同时，由于高校对科研者的引导情况只有高校内部人员才了解，该项数据也在高校及科研者样本中收集。对于重要影响因素，根据核心利益相关者认知最大值与最小值的绝对值作为绝对最大偏差值。结果显示：
(1)高校及科研者认为，在政策执行关键节点中，各部门政策不协同、政策落实缺乏具体指导、单位内部未制定具体政策是重要阻碍因素，其中三类核心利益相关者对各部门政策不协同的认知偏差最大。高校是管理者和政策具体执行者，各部门政策不协同会影响政策落实效果，体现为政策执行不力，因此高校对这一因素尤为看重。
表2 核心利益相关者重要影响因素认知统计表
(2)企业、高校及科研者认为，在高校成果与市场需求拟合关键节点中，研发选题与市场需求存在偏差、企业对高校成果技术成熟度存在偏差、高校缺乏面向市场需求的中试条件是重要影响因素。企业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高校研发项目选题与市场需求存在偏差，而高校及科研者则认为高校缺乏中试条件影响更大。从认知偏差可以看出，企业重视市场反应，而高校和科研者关注成果与市场对接。
(3)企业、高校及科研者认为，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影响因素中，科研机构技术积累、科研团队技术水平、成果与市场需求对接能力是重要影响因素。企业认为科研团队技术水平是最重要的因素，高校则认为成果与市场需求对接能力影响最大。
(4)高校及科研人员认为，在高校科研人员激励关键节点中，将科技成果转化指标纳入职称评审、将科技成果转化指标纳入岗位考核、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力度是重要影响因素。高校更倾向于约束性激励模式，而科研者认为正激励更加有效。
(5)企业、高校及科研者认为，在企业影响科技成果转化关键节点中，企业能否把市场需求转化为技术需求、与学研机构是否有恰当的利益分配方式、企业是否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是重要因素。其中，市场需求转化为技术需求的重要性得到三者普遍认可。同时，高校作为科技成果权利的所有者，也很重视企业是否能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
整体上看，企业和高校的重要影响因素认知更加集中，科研者认知比较分散。这是因为，企业和高校的问卷填写者是站在法人角度看待成果转化，且经手的转化案例较多；科研者则更多是基于个人或团队角度，且经历的成果转化案例相对较少，认知形成于自身经历。
从核心利益相关者认知偏差影响因素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失灵原因可以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进行分析。
(1)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失灵的直接原因是现有政策协同与落地不足。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大多来自于科技管理部门，但目前我国有能力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高校多属于事业单位，其科技成果属于国有资产，受到财务部门、审计部门甚至纪委的监管。而纪委和审计部门并未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给予解读，使部分高校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畏手畏脚——缺乏具体政策指导，导致制定转化方案时怕触碰红线。调查数据显示，91%的高校认为各部门政策不协同是阻碍政策执行的重要原因。高校基于规避风险的决策理性，使其在执行成果转化政策时难以对政策进行细化落地。而科研者是政策的享用者，不会过多研究政策，更看重政策执行，因而认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缺乏具体指导。科研者感受到政策缺乏具体指导的根源其实还是因现有政策不协同导致落地不足造成的。
(2)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失灵的间接原因是现有政策并未解决一直困扰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根源性问题，主要包括：①科研成果和市场需求对接不力。无论是科研选题不符合市场需求，还是市场需求能否转化为技术需求成熟度不高，都表现为研究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②中试平台缺乏。目前大多数高校和企业都不具备中试条件，高校希望获得企业强大的中试资金支持，企业希望高校科研成果足够成熟、可直接与市场需求对接。企业和高校双方都关注到这个问题，但无力改变现状；③激励政策失调。从高校与科研者的认知偏差来看，高校倾向采取约束性负激励，如把科技成果转化作为任职条件或职称参评条件，而科研者更希望通过奖励实现正向激励。在把科技成果转化作为任职条件方面，双方认知偏差达到30%。
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科技成果转化是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必由之路。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关键时期，亟需制定科学合理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以支持产业发展。通过分析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核心利益相关者对成果转化影响因素认知偏差，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针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冲突，建议多部门联动，共同破解难题。例如，对于科技成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问题，建议教育、科技、纪检和审计等部门共同出台实施细则，对核心问题进行详细规定，使高校有据可依，避免出现一边鼓励一边审查的现象。对于鼓励科研人员离岗、在岗转化科技成果问题，建议财政、人社、教育和科技等部门共同出台实施细则，明确具体实施方式，为科研者提供合理的途径接触企业和市场、提升应用科研成果的可转化水平。
建议借鉴国外公立高校成果转化精细化管理经验，完善我国高校成果转化管理体系，推动成果落地。以美国公立高校托莱多大学为例，其将专利转化标准程序分解为：科学研究、发明预披露、发明披露、评估、专利保护、市场化、许可、许可管理、产品开发及商业化10个环节，且对各环节参与方作出明确规定(常旭华，2017)。目前，我国有能力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高校管理体系相似。因此，我国可以在科技成果转化做得较好的高校设置试点，参考国外公立高校的经验，探索建立符合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的标准化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在体系相对成熟后，通过教育系统、科技系统进行全面推广，并给予长期的政策保障。
核心利益相关者一致认为，企业对市场的认知比高校和科研人员更深刻，能否把市场需求转化为技术需求是重要影响因素。企业接触市场的是营销人员，进行产品创新和技术研发的是技术人员，两者良好沟通是市场需求转化为技术需求的基础。科研能力强的企业如华为等，在研发过程中必定会发现市场需求转化为技术需求的关键，并形成有效的管理方法。但对于大多数研发能力不强的企业，企业经营者少有机会锻炼需求转化思维并形成合理的技术需求识别方法。因此对于企业而言，更重要的是提高对技术需求挖掘、描述和寻找技术成果的能力。从思维和方法上，相关部门可通过培训提升企业需求识别能力；从途径上，可对现有成果登记系统进行深度开发，形成面向企业的端口，让企业通过该系统寻找、甄选符合企业需求的技术成果并发布技术需求信息。当然，如果仅依靠线上平台，没有线下沟通，企业需求也很难得到匹配，或因为时机把握不当，错过需求变化。加之，产业技术需求与科研体系学科分布于两个不同体系中，要使这二者相互契合并非易事。根据国外经验，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是帮助企业与高校快速合作的有效途径。
研究结果显示，科技成果转化流程中试环节缺失是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不力的重要原因。大部分高校缺乏平台和资金进行概念验证，大多数企业又不愿或不能承担中试风险，导致科技成果成熟度无法达到企业需求成为横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德国通过政府扶持建立科技中介机构，如STEINBEIS、FRAUNHOTER等科研所、产业园，完成科技成果的中试环节；美国联邦或州政府投入资源帮助公立大学建立各种研究所实现概念验证；新加坡于2008年在全球率先实施概念验证计划(袁永，胡海鹏，廖晓东，等，2018)。在我国，大多数具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高校由公共投资建设，为了减少知识产权转移环节，可在高校内部设立技术转化部门，并通过整合各级资源实现概念验证平台建设，这是现阶段比较可行的补充中试环节的途径。2018年10月，北京海淀推出我国首个“概念验证支持计划”[46]，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关注到这个问题，并开始进行探索。
高校科研工作可以简单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对于不同的研究类型应该采取不同激励方式。从研究结果看，将成果转化列入科研者职称评定或任职考核的约束性负激励仅是高校单方面偏好，而科研者认为实施提高奖励水平的正激励更为重要。在这个关键节点上，高校与科研者表现出显著的认知偏差。科研者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只有针对科研者偏好靶向施策，才能调动科研者创新积极性。但在当前科研成果产权及科研者参与企业研发身份不明的尴尬局面下，高校奖励能更好地保证科研者收益，激发其科技成果转化动力。
高校科研产出与市场需求错配，其原因在于高校科研选题并非根据市场需求拟定。因此，建议各部门在制作基础研究之外的研发项目申报指南时，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亟需解决的共性技术问题拟题，将真实的产业需求反馈给高校科研系统，提高企业需求与高校应用科研活动的匹配程度。
综上所述，本文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5个关键节点入手，梳理成果转化影响因素。通过分析企业、高校和科研者对这些影响因素认知偏差发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失灵的直接原因是现有政策不协同导致政策执行受阻，间接原因是激励政策失调、科研产出与市场需求对接不力和中试平台缺乏。结合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及科技成果转化现状，提出政策优化策略。研究通过对比核心利益相关者认知偏差，从微观层面分析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失灵的原因，研究结果对加深科技成果转化认知有一定意义。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管制与市场规律并存，而通过分析核心利益相关者认知偏差，揭示某领域政策失灵原因，有利于找到问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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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思睿)